2019年上映的電視連續劇《偉大的轉折》首次以藝術形式再現了戴鋼盔的紅軍形象。當筆者在熒屏上看到戴鋼盔的紅軍時，第一感覺即為編導人員作過考證，使得長征中一支特殊的紅軍隊伍——干部團以更貼近史實的形象走近今天的黨史軍史愛好者。紅軍干部團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合成“團”，而是由多所軍校整編而來承擔軍官培訓、警戒護衛、應急作戰等多項任務的特殊單位。
源于軍校，幾經調整
關于干部團的編制沿革，各種資料說法不盡相同。筆者查閱《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沿革和各級領導成員名錄》（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1月版），并結合其它相關資料梳理如下：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后，紅軍被迫于1934年10月踏上戰略轉移征程。出發前，為適應行軍、作戰的需要，中革軍委決定將1933年10月17日由中國工農紅軍學校分編出的紅軍大學、第1步兵學校（彭楊步兵學校）、第2步兵學校（公略步兵學校）和特科學校合并整編為干部團，團長陳賡、政委宋任窮。長征開始后，該團序列為軍委第1野戰縱隊第4梯隊，下轄步兵第1營、步兵第2營、政治營、特科營和上級干部隊。紅一、四方面軍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會師后，干部團與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合并組建新紅軍大學，干部團縮編為紅軍大學特科團，團長韋國清、政委宋任窮，下轄騎兵科、工兵科、炮兵科和機關槍科，陳賡調任紅1軍（7月由紅1軍團改稱）工作。
◆1935年10月，長征結束后陳賡留影。
9月張國燾公開搞分裂，特科團與分裂行徑作斗爭，隨黨中央、毛澤東北上，與原紅1軍團教導營合編為隨營學校，校長陳奇涵、政委宋任窮，編入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第3縱隊。10月，中共中央率紅軍陜甘支隊抵達陜甘蘇區的保安縣吳起鎮，勝利結束二萬五千里長征。至此，干部團結束特殊歷史時期的“流動軍校”使命。其后的11月，以隨營學校為基礎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學校（1936年改稱西北紅軍大學），校長周昆、政委宋任窮。
干部團成員由受訓軍官和專業性較強的兵種學兵組成，其軍事素養遠高于一般紅軍部隊，長征中繼續承擔人員培訓及向一線部隊輸送指揮員的任務。它始終堅持邊走邊學，充分利用戰斗間隙采取集體教學、個別輔導、分組討論等方式研習戰術戰法，總結戰斗經驗。此外，干部團還擔負黨中央和軍委的警戒護衛任務，故而有“御林軍”之稱。作為紅軍“人才庫”，干部團的寶貴價值不言而喻，因此上級對其使用格外慎重，僅在危急時刻、關鍵節點投入這支被寄予厚望的奇兵。
裝備精良，特征顯著
成立之初總兵力約1480人的干部團，因其特殊地位在裝備方面尤其受到優待。除優先配備MP18沖鋒槍等自動武器外，還配發鋼盔，如此裝備水平即便在當時的國民黨軍中亦屬上乘。干部團是目前所能確認紅軍中唯一配發鋼盔的隊伍，鋼盔為其最顯著特征，如此“亮瞎眼”的形象給對陣的國民黨軍造成巨大心理震懾。毫無疑義，鋼盔來源為長征前繳獲。影視作品中采用德式鋼盔，但經查閱史料未發現明確記載及歷史照片，所以無法確定鋼盔型號。經對相關史料綜合分析，筆者認為有2個觀點站得住腳。
一是英式鋼盔的可能性比德式大。有資料顯示，英式“淺碟”鋼盔進入中國比德式鋼盔早，在紅軍長征開始前，國民黨不同派系軍隊已有批量裝備，而同時期國民黨軍裝備德盔鮮見記載，因此紅軍在反“圍剿”等作戰中繳獲英式鋼盔的可能性更大。此外，紅軍配備英式鋼盔有實物為證。廣東省樂昌市博物館收藏有一頂英式鋼盔，其來源為1934年11月上旬紅軍長征隊伍經過樂昌白石鎮三界墟村，在老鄉家借宿休整，臨行時紅軍官兵拿不出錢財報答老鄉，遂留下這頂繳獲的英式鋼盔作為紀念。鋼盔于1986年被當地黨史辦同志征集，1995年被評定為國家三級文物。雖然無法確認贈予老鄉鋼盔的紅軍官兵屬于干部團，但是至少說明長征之初紅軍擁有英式鋼盔。
◆廣東省樂昌市博物館收藏的紅軍英式鋼盔。
二是德式鋼盔的可能性無法排除但肯定不是M35鋼盔。藝術家采用德式鋼盔有優化視覺效果方面的考慮，但不能認定為錯誤，因為無法完全排除可能性。國民政府與德國的軍事合作始于1927年“四一二”政變后，蔣介石于是年11月正式會見了曾當過德國名將魯登道夫高級助手的馬克斯·鮑爾上校。蔣介石欣賞鮑爾的才華，為掩人耳目，授予其“經濟事務顧問”的頭銜。鮑爾接受委任并回國挑選了46名退役軍官，組成一個精干的援華軍事顧問團（后在歷任團長的努力下陣容擴充至120人）。在鮑爾的居中聯絡下，哈布羅（亦稱合步樓）、西門子、克虜伯、法本等德國著名軍火公司紛紛與國民政府簽訂軍火貿易合同。因此，從中德開始軍事合作到中央紅軍踏上長征路之前，不排除包括鋼盔在內的德制軍械進入國民黨軍隊并用于對蘇區作戰，同樣亦無法排除德式鋼盔被紅軍繳獲。但紅軍能繳獲到的鋼盔絕不可能是二戰中大名鼎鼎的M35鋼盔，因為M35鋼盔于1935年7月定型，而同年10月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完成長征，所以即便紅軍在長征前繳獲德式鋼盔，也只可能是與M35外觀類似的M16、M17、M18等早期型號。
英勇果敢，戰例經典
根據史料梳理，長征期間干部團參加的主要行動共有5次，其中戰斗行動3次，保障行動2次，均發生于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之前。此處按時間順序簡述如下：
1935年1月架設烏江浮橋。2日拂曉，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和軍委作戰局局長張云逸率領工兵營，干部團團長陳賡和特科營營長韋國清率領工兵連，2支隊伍同時到達紅1軍團2師4團所在的江界河渡口。4團發起大規模強渡的同時，軍委工兵營和干部團工兵連也開始架設浮橋。這在烏江歷史上堪稱開天辟地，因為此前從未成功架設過任何橋梁。軍委縱隊即將過江，浮橋必須牢固可靠。在劉伯承和張云逸指揮下，整整36個小時之后，100余個巨大的門橋準確地連接在一起，兩條巨繩穿過所有門橋橫跨江面，整個浮橋在江水的沖擊下彎成弧形，如同一條巨大的蜈蚣在翻卷的烏江水霧中搖來擺去。浮橋架設完畢后，劉伯承在江邊走了幾個來回，他說：“好！紅軍里面有神仙！”軍委縱隊于3日在江界河渡口跨過烏江。至此，黔軍烏江防線全線崩潰。
◆電視連續劇《偉大的轉折》劇照。
1935年1月參加土城戰斗。中革軍委于27日決定集中優勢兵力，在土城附近的楓樹壩、青杠坡一帶與川軍決戰，為中央紅軍北渡長江開辟道路。土城古稱滋州，是位于赤水河中游的一座小城，曾為川鹽進入貴州的集散地。土城扼守黔北交通要沖，如果北出貴州進入四川，此為必經之地。紅3軍團和紅5軍團于28日凌晨分兵對青杠坡川軍陣地發起攻擊，戰斗極為艱苦，紅軍未能壓制住川軍，反被川軍突破陣地。川軍迅速向土城攻擊，瞬間打到中革軍委指揮部前沿。危急時刻，朱德和劉伯承親赴前沿指揮。毛澤東問：“附近有部隊嗎？”身邊的陳賡回答：“有，有我們干部團。”毛澤東說：“上去，跟著總司令把敵人壓下去。”陳賡大喊：“干部團集合！”挺槍沖鋒的干部團官兵迎著敵人猛烈火力奮勇向前，吶喊聲和堅定的腳步不曾有瞬間猶豫和停頓。川軍驚訝于面前出現一群頭戴鋼盔的紅軍，而且打起沖鋒不要命，之前國民黨軍還從未近距離接觸過戴鋼盔作戰的紅軍隊伍。干部團韋國清營長指揮特科營把僅有的幾發炮彈轟向了川軍指揮所。相持到下午14時，增援的紅1軍團2師趕到戰場，與干部團協同發起沖擊，這次打到了川軍指揮所前沿。毛澤東一直用望遠鏡觀察戰場態勢，雖然事后他說干部團學員是紅軍寶貴財富，以后千萬不能再這么用，但當看到川軍兇猛進攻終于被壓下去，還是興奮地說：“這個陳賡，可以當軍長！”
1935年2月參加遵義戰役。26日晨8時，黔軍向婁山關關口發起反擊，擔任主攻的紅3軍團12團將敵壓了下去。上午10時，黔軍發動更大規模進攻，12團3營官兵吶喊著沖出掩體，英勇無畏地向黔軍潮水般推過去，黔軍沖鋒隊形霎時混亂起來，然后就順著公路向深谷退卻。此時，作為預備隊的干部團在上級干部隊隊長蕭勁光率領下沖到關口南面，在連續占領幾個山包后，協同3營把黔軍壓在了山谷中。12團與黔軍血戰至下午16時，隨著各路迂回部隊到達指定位置，彭德懷下達總攻命令。12團、13團和干部團從正面向被壓在黑神廟谷地的黔軍發動進攻，迂回的10團、11團也同時發起攻擊，潰散的黔軍向遵義方向逃竄。紅軍于28日凌晨再次占領遵義后，隨即在遵義城南構筑工事，迎戰國民黨中央軍吳奇偉部。在遵義西南的老鴉山戰斗中，紅3軍團各部損失慘重，陣地一度被中央軍攻占，形勢嚴重到朱德、彭德懷親臨一線指揮。千鈞一發之際，中革軍委命令：干部團上！此為土城戰斗之后，干部團再次出現于最危急時刻。干部團由北向南正面進攻，紅3軍團11團從左側助攻。此次進攻，紅軍所有機槍一齊開火，官兵不顧一切奮勇向前。此時，迂回的紅1軍團已打到吳奇偉指揮部所在地忠莊鋪，而向另一側迂回的紅軍也已突破黔軍陣地向縱深發展——王家烈在紅軍的再次打擊下跑得無影無蹤，致使中央紅軍對吳奇偉部的合圍趨勢已形成。最后時刻，吳奇偉的信心動搖。隨著槍聲離忠莊鋪越來越近，吳奇偉突然命令第93師掩護，指揮部立刻向南轉移。幾乎在一瞬間，在前面與紅軍血拼的第59師潮水般潰敗，其后便是紅軍大規模追擊。
1935年3月重架烏江浮橋。3月底，中央紅軍第四次渡過赤水河后南渡烏江，負責斷后的干部團一直守衛著浮橋等待紅5軍團過江，當他們得知紅5軍團已從另一處渡口過江之后立即把浮橋拆了并追趕主力，這一追就是20余公里。追上之后一報告，一向敦厚的朱德勃然大怒：“豈有此理！羅炳輝的9軍團還沒過江，誰讓你們擅自把橋拆了？回去把橋給我架起來！”陳賡立刻意識到犯了大錯，帶著隊伍往回跑，20多公里跑完天已黑，誰也沒提出吃飯休息，所有人立即砍竹架橋，直到天快亮才把浮橋架好。但是，干部團最終未能等到紅9軍團。因為在完成佯裝主力的任務之后，該軍團不斷遭敵糾纏以致無法向指定渡口靠近，最后只能奉命暫留貴州打游擊，再尋與主力會合的機會。
1935年5月搶占皎平渡。4月底，在滇軍主力火速回援昆明之時，中央紅軍分3路縱隊突然北返，著手對金沙江渡口實施奇襲。在已確定的3個渡口中，皎平渡口被寄予最大希望，為確保搶渡成功，中革軍委在該方向投入最精銳部隊：干部團。5月2日，根據預定作戰計劃，搶占渡口的先頭部隊——干部團3營（政治營）和二梯隊——2個步兵營、特科營和上級干部隊同時從祿勸縣城以北出發，其中先頭部隊由劉伯承和宋任窮率領，二梯隊由陳賡指揮。經強行軍，先頭部隊的先遣連于3日凌晨抵達渡口，先控制了川軍留在南岸的2艘渡船，其后在當地百姓幫助下又找到3艘。先遣連部分兵力在連長率領下迅速登船并順利在北岸登陸，先端掉川軍保安隊的一個據點，然后繼續向北推進并在一處山頂建立阻擊陣地。此時川軍的增援部隊趕到，先遣連沒費多大功夫將這股川軍擊退。阻擊戰結束后不久，陳賡率領的二梯隊跟上來了，合兵一處的干部團直奔通安。在接近通安的時候，川軍劉元瑭部的阻擊愈發激烈，直至雙方肉搏。英勇奮戰的干部團官兵最后沖到了指揮戰斗的劉元瑭附近，劉元瑭被逼下達撤退命令，率殘部向會理縣城逃去。至此，金沙江皎平渡口兩岸均已被紅軍控制。抵達江邊的劉伯承查看水情，發現無法架橋，此時下屬報告又找到2艘船。喜出望外的劉伯承給軍委發去電報，匯報已有船7艘，一晝夜可渡萬人。發完電報，心生感慨的劉伯承對身邊人說：“干部團的同志一天走近兩百里的路程，是黑夜，又是難走的山路，還有敵人。一個人怎么能一天走這么遠的路？他們走到了，而且還打了勝仗。靠什么？靠覺悟，靠黨。沒有這些，根本做不到。”3日晚，毛澤東趕到皎平渡口，并從那里渡過金沙江。
以上為干部團參加的主要行動，但并非5次之外再無行動。部分行動持續時間短，規模較小，其過程不作簡述，例如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即將抵達吳起鎮之前擊退襲擾的東北軍騎兵。
理念先進，治軍典范
在黨領導下走過近百年風雨歷程的人民解放軍，之所以能由弱到強，從勝利走向勝利，與保持先進理念、重視發揮人才作用密不可分。干部團作為長征時期承擔多種任務的特殊隊伍，其成長和使用反映出我黨我軍先進的人才觀和治軍理念。一是培養人才不斷線。即便即將踏上無根據地可依托、長期流動作戰的艱險之旅，仍不忘整編一個承擔人才培養職能的特殊單位。堅實的人才后盾是確保在殘酷戰爭中生存、壯大的重要條件，我黨我軍能屢次在看似萬劫不復的絕境中化險為夷，與具備這個意識不無關系。二是優待人才下本錢。過去流傳的“我軍一度認為戴鋼盔是貪生怕死的表現”傳言，筆者始終認為有待商榷。我軍是智勇之師，不逞蠻勇，表面上的不重視單兵防護實為條件所限，并非真的輕視。對干部團這樣的“人才庫”，上級優先配給鋼盔、沖鋒槍等先進裝備，體現出對人才誠摯愛護和重點培養的殷切之情。這支隊伍能以“戴鋼盔的紅軍”形象在軍史上熠熠生輝，完全是黨優待人才、愛護人才的結果。三是好鋼用在刀刃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領導對干部團關愛有加，不忍其付出犧牲，但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能選用干部團殺出危局。以巧渡金沙江為例，3個渡口中僅有干部團搶占的皎平渡具備了大規模渡江條件，原定從其他2個渡口渡江的部隊絕大多數被迫向皎平渡轉移。如果干部團行動失敗，中央紅軍要面臨全軍覆沒的巨大風險。當年之所以未發生“如果”，除友鄰部隊的策應之外，應該說干部團高于一般部隊的軍事素質是重要因素。歷史在緊要關頭的走向往往與參與者的素質息息相關，或許這便是“人才難得”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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