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周恩來傳》(解放軍出版社出版)，我以為書中有句話頗為感人，周恩來對身邊工作人員說：“將來有一天我寫自己的回憶錄，我要專門寫一寫我犯過的錯誤。”話雖然非常簡單，但卻表明了一個革命家對自身錯誤的態度，展示的是他寬廣的情懷。
有位哲人說過：“除了未出生的嬰兒和死去的人之外，人生在世，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只要你在社會上存在，就不可能不犯錯誤，關鍵在于你怎么對待錯誤。大凡經歷過戰爭風雨的人，大都有“過五關”的輝煌，可也都有“走麥城”的教訓。這“過五關”的輝煌時，被人提起，那敗走麥城的教訓卻極易被人遺忘。或許正因為如此，周恩來一聽到有人贊揚或歌頌自己時，總有那么一句話：“我是一個曾經犯過錯誤的人。”周恩來這樣說，不僅無損于他作為一代領袖人物的光輝，反而更使人感受到他的磊落和坦蕩，從而也更加贏得人們對他的崇敬。周恩來的風范，在一些老一輩革命家身上也同樣得到體現。近讀老將軍楊得志寫的回憶錄《難忘一槍》，尤其使我難忘。這是老將軍專門寫自己“走麥城”的歷史的回憶錄。
眾所周知，楊得志對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立下了汗馬功勞，具有輝煌的經歷。井岡山反“圍剿”時，他是英雄連長，強渡大渡河時他是紅軍先遣團團長，抗美援朝時他是赫赫有名的志愿軍司令員……他摘取歷史的每一段，都能夠閃射出燦爛的光輝，都可以憑其波瀾壯闊的經歷而讓人肅然起敬。然而，將軍單單沒寫這些，卻寫了自己1931年因那“難忘一槍”所受的處分上。那是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楊得志任特務連連長。一次，為了督促幾個不服從命令的民工趕上隊伍，一著急，發了脾氣，持槍威嚇，走火傷了一個民工。組織上決定給他留黨察看一個月和行政記過處分。后來又考慮到楊得志同志的一貫表現和錯誤發生后的態度，又下達文件，決定按期撤銷處分。組織原諒了他，但楊得志自己卻沒有原諒自己。他不僅常常對人提及自己的這次錯誤，而且把它寫成回憶錄，讓世人都知道自己的歷史檔案里有這么一頁。正如他自己在回憶錄中寫的：“有的同志對我說，處分早已取消，不必在檔案里填寫了。可我想，處分是可以撤銷的，但教訓卻不能夠忘記。所以，后來每次填登記表，我都寫上這個被撤銷了的處分決定，牢記這難忘的一槍。”我以為，這話語雖然簡單，卻十分清晰地表明了一個老革命家對待歷史的唯物主義態度，表明了一個老戰士對黨和人民的赤子之心。
楊得志將軍對待自身錯誤的態度還說明，寫“過五關”的經驗是留給后人的財富，寫“走麥城”的教訓同樣也是財富，它起碼可以起到讓人引為鑒戒、警示后人的作用。然而，話雖然這么說，真正要做起來，卻未必那么容易。因工作關系，筆者讀過不少老同志的回憶錄，也接觸過不少寫回憶錄的人。其作品大多是能夠實事求是的，但確也有一些作品，不能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正視歷史。有的寫“過五關”濃墨重彩，頗見功力;寫“走麥城”卻閃爍其辭，一筆帶過。有的貪功諉過，正確的都留在自己名下，錯誤的一概諉于他人。也有的干脆對自己“走麥城”的歷史避而不談。這種做法，恐怕很難談得上什么唯物主義。我看一是對歷史對后人不負責任，因為這樣做的結果，留給后人的必定是部不真實的歷史。搞史學研究的如果以這不真實的歷史作為事實來引證，豈不弄得歷史真假難辨?這些同志只記得歷史上“我”的“輝煌”;卻忘記了“我”對歷史應負的責任和使命。二是這種做法實際對自己也是不負責任的。對自己文過飾非，諱疾忌醫，看似聰明，實則愚蠢。犯了錯誤，自己不說，別人會說，自己不記，歷史會記。你在回憶錄中盡管把自己打扮得輝煌燦爛，可后來的歷史學家們卻考證出你那不愿見人的被掩飾的一頁，露出那麒麟下的馬腳來，豈不損害了你形象的光輝?
依我看，怎么寫自己的歷史，還是一句老話：不虛美，不掩丑，求真務實，對歷史負責。許多老同志恐怕十分清楚，作為經歷過戰爭風雨的人，自己的歷史并不完全屬于自己，從某種程度上，它是革命史的一部分，戰爭史的一部分。對個人負責，也是對歷史負責。對于老同志來說，九死一生的考驗都經過了，寫回憶錄時觸及點個人的錯誤，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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