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作為出路：新中國初期動員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的問題史

　　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常利兵老師《勞動作為出路：新中國初期動員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的問題史》一文。1957年4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關于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的長篇社論（即“四八”社論），為廣大中小學畢業生指出到農村參加生產勞動的出路。以此為起點，前后延伸，層層深入，可鉤連出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畢業生就業的一段復雜而富有張力的問題史，也貼近展現出新中國曾嘗試縮小“腦體差別”的曲折過程。針對當時中小學畢業生抵觸農業生產勞動的現實情況，中央社論批駁、教育負面言論，倡導正確的勞動觀；趙樹理從個人實踐經驗出發，強調“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雙向互動的必要性；舒新城、劉子久等教育家則重視學生從小接受的勞動教育對培育真正社會主義勞動者不可忽視的作用。動員畢業生從事農業生產，牽涉個人選擇與國家需要之間、普遍教育與社會主義制度之間的張力和平衡，要進一步解決這個問題，就不能只停留在意識形態環境的整塑上，而更應該在制度安排、勞動者待遇上尋找出路。

　　1957年4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關于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的長篇社論文章，因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討論，也被稱為著名的“四八社論”。其中指出，1957年僅有小部分初中和高小畢業生能升學外，絕大多數將不能升學，主要出路是到農村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并且“這種情況將是長期現象，而不是暫時現象”。為此，社論中對社會上流行的下鄉種地“丟人”、“沒出息”、“下賤”、“不光榮”、“沒前途”，甚至“只重視腦力勞動，看不起體力勞動者”等言論觀念作了批評。并反復強調，勞動是神圣光榮的事業，每個畢業生要富有理想，要“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克服眼前困難，服從國家長遠利益的安排。也正是在突出參加農業勞動是符合社會主義價值的光榮事業的歷史話語推動中，為廣大中小學畢業生規定著出路。

　　那么，為何在1957年這個歷史節點國家會對中小學畢業生的出路問題作出如此鄭重的指示和強調？其依托的歷史事實和動因是什么？或者說，在1956年社會主義制度剛建立后的第一年，一切都在高揚社會主義之優越性的歷史關口，怎么會突然把中小學畢業生的升學和就業問題作為特別值得關注的大事件來加以制度性的安排處理？這一做法針對著哪些社會狀況，而中共對當時社會狀態的如此把握和解決之道又具有什么樣的問題史需要我們去盡量地貼近和展現出來？本文將緊扣歷史脈絡，就這些問題展開分析和討論，希冀為解決當前中小學教育存在的一些結構性難題提供有效的歷史之思。

　　一、“四八社論”的可見與不可見

　　對“四八社論”進行解讀時，就不能只是停留在產生它的那一歷史節點，而應該前后延伸開來，從里向外，層層打開問題的結構性制約，才可能對1957年動員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的歷史生成過程有充分的掌握，更有助于理解和剖析新中國普通教育和社會主義制度之間存在的矛盾和張力現象。

　　1957年2月18日，劉少奇率調查組沿著京廣鐵路南下，對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廣州等地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調查訪問，先后與當地領導干部、工人學生代表及民主人士多次座談，有關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是討論的重點之一。3月13日到達武漢當天晚上，劉少奇和隨行調查組開始討論《關于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一文的初稿。3月22日，劉少奇在同長沙市中學生代表座談會上指出：由于各種條件限制，中小學畢業生不可能都升學，將有很大一部分要轉入生產，所以應屆畢業生及其教師、家長，都應當做好升學和不能升學兩種心理準備。對于不能升學的中小學畢業生，今后主要方向是從事農業生產；一切下鄉的青年學生，應當努力成為中國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農民，這個前途是光明的、偉大的。3月31日，劉少奇和調查組到達廣州后，繼續修改、審定《關于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一文，并致信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請他將此文報送中央審定后再發表。信中寫道：“各地學生和教員以及家長，為了升學問題，情緒都十分緊張。在沒有聽到認真的解釋以前，不少學生準備在不能升學時鬧起來，在聽到這種解釋以后，不少的人也覺得下鄉種地是有前途的，不丟人的。因此，現在十分需要有這樣一篇文章。”“現在有不少學校的學生對學校當局進行的所謂勞動教育，大有反感。原因是這種所謂勞動教育是枯燥無味的教條，不能解決學生思想中所存在的實際問題，同時又勉強學生重復地去聽報告，開討論會，妨害學生準備升學考試。此點，請告教育部和青年團的同志注意。”[1]可見，“四八社論”主要是依據劉少奇南下調查中的相關座談講話內容整理、修改，并經中央審定后發表。

　　在劉少奇寫給楊尚昆的信中，強調此社論的目的是要提供一種“認真的解釋”，用來緩解或平息家長、學生和教員因不能升學而可能出現的緊張局面。也就是說因為缺乏這樣帶有政策指示性的正確輿論導向，才導致各地不斷出現“罷課”“鬧事”等問題；而且已有的“所謂勞動教育”又讓不少學生覺得“大有反感”、“枯燥無味”。這是進一步剖析“四八社論”時首先要注意的。在南下調查中與學生代表的座談，凸顯的是劉少奇調查了解中小學畢業生對參加農業生產問題有何認識和反映的經驗事實，而社論文章則是在面對現實問題時所作出的針對性回應。因此在討論1957年動員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的實踐問題時，“四八社論”所涵蓋的歷史內容和它的現實指向性就應該得到足夠的關注。

　　概言之，社論中含有三方面內容：首先是對中小學畢業生大部分不升學問題作了解釋說明，指出新中國教育事業發展到1957年，已發生根本性變化。這個變化就是由原來的“高中畢業生幾乎全部升學，初中畢業生大部分升學、小部分不升學的情況”開始轉入“高中畢業生大部分升學、小部分不升學，初中和高小畢業生小部分升學、大部分不升學的情況”。前一種情況主要是由于中等教育趕不上高等教育發展需要，高中畢業生數量增長未能適應高等學校招生需要的情況下產生的一種“臨時性的”“特殊現象”，而后一種情況則表明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后，“我國的教育事業開始轉入比較正常的狀態”，“在今后一個很長的時間內，總的趨勢將是有更多的小學和中學畢業生不能升學，必須參加生產”，并且“這種情況將是長期現象，而不是暫時現象”。進而社論強調，應屆畢業生及其教師，特別是家長，對于其出路問題就應有升學和不能升學兩種打算。能順利升學，固然很好，如不能升學，也不要看作是多么“不得了”、“不能見人”的事情，而要看作是一件普通的事情。由此，安排不能升學的畢業生的出路問題就成了國家和社會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于是“如何安排”和“安排他們做什么？”便成為關鍵性問題，盡管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的國家對全國所有的人都實行‘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但要落到實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組織自學小組、補習班，或進民辦學校，為繼續升學作準備，這是一種安排，可仍會面臨升學不成或就業的問題。并且以此種方式來解決中小學畢業生的出路問題，只能解決極少數人。所以，社論認為農村才是最能容納人的地方，農業又是容納人數最多的領域，“從事農業是今后安排中小學畢業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們今后就業的主要途徑”。

　　其次，如何將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作為就業出路落實到具體行動中，也是社論著力討論的問題。只是強調參加農業生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還不足以解決怎么辦的問題，而關鍵則在于對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勞動教育，這些在1957年之前沒有得到足夠重視，以致對下鄉種地產生抵觸、消極的負面影響。如：認為下鄉種地是“丟人”“沒出息”“下賤”“不光榮”的觀點極為普遍。甚至不少青年只是口頭上承認勞動光榮，一從事實際的種地勞作時，又覺得是“丟人”、“農民生活苦”，沒有出路。社論指出，這不是“勞動人民的觀點”，也不是“無產階級的觀點”和“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封建士大夫的觀點”、“資產階級的觀點”。正是受到這些觀點影響，許多青年學生在思想上對參加農業生產認識不清，思想混亂：“他們口頭上重視勞動，實際上卻只重視腦力勞動，而不重視體力勞動；口頭上說看得起勞動者，實際上卻只看得起腦力勞動者，而看不起體力勞動者。他們抽象地背誦勞動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文明、勞動創造人類和人類歷史的論點，實際上卻不承認或不了解人類的體力勞動是腦力勞動的基礎，不承認或不了解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活動的東西。他們認為腦力勞動比體力勞動‘高一等’，腦力勞動者‘應當’站在體力勞動者之上。所以，他們想作腦力勞動者，不愿作體力勞動者。如果這個目的達不到，他們將就著去作大工業的工人，不愿作學徒，不愿作手工業工人，不愿作理發工人、縫衣工人、廚師，尤其不愿作農民。”[2]很顯然，這樣的勞動觀點是將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對立起來的結果。根本原因在于兩種勞動之間的社會性差別不僅沒有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而消除，反而將會長時期存在，而且差別本身所關聯的現實利益訴求要比只是在抽象意義上強調消滅腦體勞動間的對立更為人所關注。所以，社論又指出，要改變上述錯誤的觀點和想法，不僅需要青年學生自己去改正、宣傳正確的思想認識，而且學校黨政領導、教師、青年工作者、學生家長，也要積極主動對不正確的思想觀點進行教育、批評，不能任由其到處傳播、泛濫。尤其要結合馬克思主義的勞動觀點，聯系實際地去解決“種地丟人不丟人，有出息沒出息”這個根本性問題，否則，“如果還是像過去那樣抽象地背誦原理原則，而不聯系實際”，即便是“已經重視勞動教育”，也肯定還是不能解決什么問題的。但社論本身對于人們究竟該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勞動觀點去聯系實際地解決下鄉種地是“沒出息”、“丟人”的思想問題，并沒有給出明確的方案。

　　另外，“四八社論”還批駁了認為下鄉種地“沒有前途”的說法，并主要從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和未來發展遠景作了說明，以彰顯從事農業生產是有光明前途的。作為工業發展的基礎，“農業對于工業化事業有多方面的極其重大的影響，農業的發展不僅直接地影響著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輕工業發展的速度，而且也影響著重工業發展的速度”，所以必須“大大地發展農業生產”。更重要的是，1956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已在“全國人民面前展示了農業發展的第一個偉大的遠景，它已經成為全國農民極大的鼓舞力量”，而“現在二十歲的青年，是完全有可能看到我國的農村變成真正富裕、真正幸福的農村的”。還有農業合作化發展的自身需求也說明參加農業生產勞動是有前途的，因為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廣大農村迫切需要有文化的新型農民，更有利于農業技術的改進。正如社論所言，“除開大批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以外，如果從今年開始，每年有近百萬以至一百多萬的中學畢業生下鄉，五年以內有四百萬至五百萬中學畢業生去參加農業生產，并且以后一年比一年有更多的中學畢業生下鄉，同農民群眾在生產勞動中親密地結合起來，那么，可以肯定，農業合作社的經營管理工作和農業的技術變革就將得到一個極大的推動力量，就將促進我國農村實現另一個根本改革——技術改革，促進我國農業生產空前地向前大發展。”但農業生產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那么從事農業生產理應是一條富有前途的出路，只是從國家話語角度作出的表達，對很多學生而言，讀書學習和升學就是為了將來可以成為專家或干部，而不是重新回到農村，從事農業勞動。這就在國家利益需求與個人出路之間產生了張力和矛盾。如何真正有效地解決這一矛盾，在社論中也沒有給出更具可操作性的辦法，而是一味地強調，“農村既然有偉大的前途，為什么說下鄉學生沒有前途呢？在新社會里面，每件有益于人民的事業都有前途，每個忠于人民利益的人也有前途。中國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農民，這就是下鄉種地的學生的前途，這個前途是光明的、偉大的……”。后文中我們還會看到，對于這樣給定的宏大前途，在落實到社會層面時卻又出現了“國家前途光明正大，而個人前途則黯淡無光”的不一致言論。

　　在“四八社論”中，還以“聰明人”和“傻子”相對比的方式，對那些認為下鄉種地是“吃了虧”的想法批評地指出，一些人過分熱衷于個人名利，追逐著錢多、待遇好的工作，而不愿去干工資少、待遇較薄或者較為困難的事情，即便這些事情對國家和人民是十分需要的，也不樂意去做。這些“只顧個人利益、不顧人民利益”和“只問個人前途、不問國家前途”，“在分配工作的時候，首先想到的不是祖國的需要，而是個人的前途”，“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甚至是爭名奪利、唯利是圖”的所謂“聰明人”，實際上在其靈魂深處就是“貪便宜，怕吃虧”。相反，那些“有吃苦耐勞的精神”，并“有意識地把較為艱苦和困難的工作擔當起來”的所謂“傻子”們，才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的不怕自己吃虧的人”、“高尚的、有道德的、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能夠站得住腳，能夠得到人民信任的人”。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因“我們的理想是美麗的，我們的前途又是艱難的”，所以“祖國建設的各方面需要更多的這類‘傻子’，需要更加發揮這樣的‘傻勁’”，他們靠“吃苦在前，享福在后”的美德贏得“黨和人民群眾的信任”，也必定在“最后將得到他所應得的待遇”，而“前一種人在最后是要吃大虧的”。

　　從以上內容的釋讀和討論中，可以看出，社論解決問題的方式主要是對社會上出現的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的負面言論進行批駁、教育，以提供一種官方話語下正確的輿論導向和思想認識。劉少奇對這一問題的把握直接來自于他在南下調查中了解到的面對升學和就業壓力而出現的緊張情緒、“罷課”、“鬧事”、“請愿”等經驗事實，且屬于非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這些問題實際上對于剛剛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的良好愿景和樂觀態度提出了挑戰和質疑。這一點在劉少奇于4月27日所作的《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講話中也有體現。他說：“人民內部之間的矛盾激化起來就可能鬧事。我研究了一些地方的鬧事，幾乎全部是為了經濟性質的切身問題。政治性質的罷工、罷課、游行、示威，很少發生，也不容易發生。但是人民群眾內部有不少的政治思想問題。如果我們能夠及時地加強政治思想教育，解決這些問題，是不會發生鬧事的。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很有必要改善方法。”[3]劉少奇關于中小學生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的指示性解釋就充分體現了他對于如何通過加強政治思想教育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做法，在筆者看來，這可稱之為“四八社論”的可見之處；不過，這種過于把問題總結為思想問題，從而過于從通過政治思想教育改變觀念的實踐路徑去回應問題，會忽略對問題背后制度性因素的正面關注和討論，但顯然社論的這一不可見性對我們深入把握社論和社論所面對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四八社論”既有其應對現實問題的政策性考慮，也可觸發對國家體制因素展開一些思考。對其進行解讀時，就不能只是停留在產生它的那一歷史節點，而應該前后延伸開來，從里向外，層層打開問題的結構性制約，才可能對1957年動員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的歷史生成過程有充分的掌握，更有助于理解和剖析新中國普通教育和社會主義制度之間存在的矛盾和張力現象。

　　二、“出路”雜談：趙樹理的問題討論及其時代意涵

　　農業生產本身主要是通過體力勞動的實踐形式得以完成，這就造成在勞動的時間、空間、手段、強度、效率、收益、性質、觀念等方面與腦力勞動均有不同，于是進行思想教育和勞動教育被視為解決出路問題的關鍵，以至于消滅“三大差別”也由此變得可能。

　　“四八社論”發表后，很快就以《人民日報》為主要媒介進行了大量的相關報道和討論，社會影響廣泛。對社論的政策性話語作出回應的各種言論中，既有宏觀的認識和表達，也有以具體事例來凸顯其重要性和有效性的文字。這就為我們從國家之外更廣泛的視野來反觀這一事關中小學畢業生未來出路和前途的理解與釋讀提供了可能。接下來，本文以趙樹理的相關言論為分析對象，深入探討“四八社論”作為一項制度安排與社會事實之間的多重關系是如何借助具體的人和事被把握的。也就是說，社論作為一個政策話語的指示性文本，一經發表便會產生一系列的社會反應和變化，正是在這綜合性政策理解和各階層民眾因應中，當時的人們試圖討論和解決所面臨的難題。另外，歷史中人處理過去時代社會問題的思考和方式，或許對于當下的我們尋求更為有效的問題思考路徑也是一種借鑒。

　　1957年5月，《中國青年》開始倡議組織青年學習“四八社論”，并強調這是“幾年來報刊上向青年進行關于參加勞動生產的宣傳中最有說服力的文章，一經刊出，就受到社會上普遍的重視”。所以，“不論與升學就業有直接關系或間接關系的青年，不論是受教育者和教育者，不論是青年和非青年，都應好好學習這篇文章。學習的目的不只是解決一部分中學和高小畢業生的升學就業問題，而是要改變人們的人生觀，改變社會風氣。要一改長期以來輕視勞動、輕視勞動人民的剝削階級思想，教育青年一代有高尚的理想，肯吃苦、肯吃虧，堅決聽黨的話，作時代的先鋒。”[4]同時刊發的另一篇文章是由作家趙樹理撰寫的《“出路”雜談》[5]。趙樹理結合自身的成長經歷，試圖通過他對“出路”選擇的理解，以為青年學生提供認識參考。

　　趙樹理首先講述了自己上學時的“出路”問題。在鄰居和父親看來，“在家種地沒出路”，“念書人腿長，說上去就上去了”，要“向上爬”，等等。就讀師范學校后，接受到一些革命道理，趙樹理認識到父親要他“出”，是要他從勞苦大眾中走出來；要他“上”，是要他向造苦造難的壓迫者方面發展。在他看來，這樣的“出路”是傳統的錯誤的出路，它是“維護原有的階級社會制度，自己在那制度的支配下或者躺下來受壓迫，或者爬上去壓迫人”。反之，正確的“出路”則是要“摧毀那種不合理的制度，然后建立一種人人平等的無階級的社會制度”。這后一條出路正是中共革命推翻舊的階級制度后所選擇的社會主義之路，在此“路”中，舊制度遺留下來的不良影響也將被改造掉，所以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實際上“已經不存在‘出路’的問題了”。[6]

　　雖然趙樹理有上述清晰的認識，但是他認為對舊思想的社會主義改造并非易事，“要算很難改造的一種對象”。因此那種錯誤的“出路”思想在過渡時期還有一定影響，時常會有“念了一陣書做了個什么？”、“萬般皆上品，唯有種地低”等言論。那么，怎樣才能消滅由城鄉差別、腦體差別、工農差別所造成的選擇“出路”的矛盾性呢？他認為首先要認識到新中國是個大國家，進入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各方面極不平衡，生活方面“千差萬別”，只有在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逐步使農業生產科學化、機械化，才是消滅農村與城市差別的基本辦法。由此，“不安心農業生產而跑到外邊去找空子鉆，不但對消滅差別沒有幫助，恰恰成為消滅差別的消極因素。愿我們頭腦清醒的青年同志們不要甘心當這種消極因素”。[7]最后趙樹理強調說，新中國的農業合作化還只是開始，在組織領導、經營管理等方面還有不完善的地方，這正需要有文化有體力的青年學生作為新生力量在“熱烈參加體力勞動的過程中多用一用腦子來熟悉它、研究它，和老人們一道把它改造得健全起來”。這就是“知識青年同志們的神圣任務”，“現在的社會出路和個人出路是統一的”。[8]

　　趙樹理對青年學生的出路問題的關注和討論，在他給女兒趙廣建的一封信件中也有充分體現。這封寫于1957年9月的家信《愿你決心做一個勞動者》在11月11日《山西日報》公開發表。趙樹理在信中寫道，女兒趙廣建畢業一年中，先后換了三個工作崗位，最后在山西永濟參加農業生產才“總算接近了勞動人民”；而之前她是持有各種“看不起勞動人民”的擇業表現的。如，不愿回原籍參加農業社，不愿在北京當售票員、售貨員、理發員等。趙樹理認為女兒之所以會有這些行為表現，是因為她身上存在著“兩個小包袱”，一個是認為自己是高中生，另一個是認為自己是干部子弟，于是認為讀了書或當了干部就可以做到高人一等；要是參加農業生產和服務業的話，就成了干粗活的俗人，是沒有出息的表現。趙樹理指出，這些想法顯然是與社會主義極不相容的舊觀點、舊思想。于是，在信中趙樹理又以鼓勵的語氣讓女兒在感情上向勞動人民再靠近一些，途徑就是“在一個社里落戶，當一個有文化的青年社員”。并叮囑說：“只有真正參加了生產，憑工分過日子，才能深刻體會到我們的社會主義生產建設現在是個什么階段，在現有的基礎上如何前進，才能深刻體會到生產中任何問題都與自己有直接關系——即與廣大群眾有直接關系。只要你在生產中真有所建樹，你是會感到生產本身就有快樂的。”[9]

　　1957年12月，趙樹理在《中國青年》再次發表辯論性的文章《“才”與“用”》，針對社會上一些青年知識分子不愿意參加工農業勞動的問題進行了批評式教育。他首先指出，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不論一般的知識分子還是專門的知識人才，都是由勞動人民花錢培養出來的，而“現在的青年知識分子，更是由國家直接從勞動人民手里拿過錢來培養成的”，而且“人民花錢培養人才，為的是叫給自己辦事”。為此，就需要先考查一下知識青年，讓他們到人民隊伍中“過一過日子”，看能否和勞動人民成為一家人，或者經過一段時間是否可以成為一家人。這也是他在文中對“知識分子要經過勞動鍛煉”的自我理解，在這一意義上，趙樹理認為“只有勞動才能創造出價值”，而不能走舊時代“知識分子特殊化”的老路。

　　基于從抽象概念（人民）與實踐經驗（勞動）關聯中對青年知識分子狀態的樸素理解，趙樹理又以《中國青年》1957年第21期發表的讀者黃玉麟給編輯部的一封信為對象，逐條加以批評和說明。針對黃玉麟信中所說的參加農業生產對于青年學生而言是“大才小用”、“用非其才”的說法，趙樹理指出，青年學生學得的知識自有其用得著的地方，要想在農業生產勞動中做出一定成績來，需要進一步學習的東西還很多，如生產技術、組織經營能力、吃苦耐勞習慣、實干精神、平等觀點等，都要在生產實踐中不斷學習。而黃玉麟作為一個在機關工作的中學畢業生，卻對中共號召知識分子到農村參加農業勞動產生猶豫、疑惑甚至有抵觸情緒，認為沒必要再接受勞動鍛煉，否則就是“屈才”。趙樹理則以一個合作社生產隊長應該做的一些事情為例進行說服教育。即：決定種植、估工估產、調配人材、調配畜力、調配農具、安排耕作順序、檢查耕作質量、檢查牲畜喂養情況、會議匯報、解決隊內外糾紛、收藏、分配、審核隊內開支、評定和審查各種定額、評定獎懲、帶頭勞動，等等。這些事絕大部分與每個隊員都有關系，因此隊員懂什么，隊長也得懂什么。要學會和精通這些生產知識，必須經過長期的勞動實踐。[10]所以，趙樹理認為黃玉麟的看法歸根到底還是一種輕視勞動、輕視體力勞動的立場。如果不把所學到的知識運用到農村去，并從農業勞動中學習新知識，那就稱不上是一個知識分子，只能算是“半知識分子”。因為在農村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不斷改進或創造，而農民苦于沒有相關知識不能做到，所以才需要青年知識分子到農村，參加農業勞動，做新中國第一代有文化的農民。如，農民想要簡化生產管理手續和賬目，缺乏精確計算的知識；要改良土壤，沒有分析土壤的知識；要加大肥源，沒有分析肥料的知識；要防治病蟲害，沒有昆蟲學和微生物的知識；因為不懂機械原理，好多小型農具和運輸工具得不到改良；沒有病時不會防病，有點小病也不會自己治療等，所有這一切急待要作的事，對于一個中小學畢業生也未必能勝任得了，反而需要向農業科技工作者或有經驗的農民學習。

　　很顯然，趙樹理在“四八社論”發表后所圍繞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的討論，體現了他在青年知識分子選擇“出路”上的思考和把握，尤其是1957年中共提出知識分子、干部到農村參加體力勞動的號召時，他在這些方面的話語表達和期許更加突出。1960年7月，趙樹理在《三復集》一書后記中指出，書中內容重復最多的是有關青年知識分子（中學生為多）對“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的差別問題”的看法，以及基于那些看法所產生的學習創作的動機。而“一個共產主義者要把消滅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的差別作為任務，而受過舊思想感染的青年知識分子則是想利用這種差別找一點個人便宜。我們的社會需要大量的包括作家在內的腦力勞動者，但是不應該允許把利用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的差別來找個人便宜作為目的。當我每次接觸到抱有這樣目的的來訪者或來信，我就得重復讀一遍我的意見”。[11]在現實生活中，因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在物質文化生活上的差別還沒有根本消失，由此導致的“那種思想”也就不能完全消失，“所以我有時候仍然會接到和以前一樣的來信和作一些重復的回答”。當面對中小學畢業生來信表示他們對參加農業生產或勞動鍛煉感到困惑不解時，趙樹理的一遍遍答復，或說服教育，或批評辯駁，也正好顯露出他對“出路”問題的理解把握及其時代性意涵。事實上，中小學畢業生的出路問題并不會因一些宏大的理想話語就能輕易得到解決，但在趙樹理看來，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這一情況的改變不僅是可預期的，而且已經開始發生著變化。他認為：“以后會逐漸由于生產上的四化、生產技術的革新和革命、勞動人民物質生活的提高、文化的普及、稿費制度的改革、城鄉人民經濟生活的集體化等關系，使腦力勞動者（包括作家在內）和體力勞動者在勞動強度上和物質、文化生活上的差別縮小到無足輕重的程度。到那時候，就很少再會有人耽擱著學業或應付著職業找機會去利用上述那種差別了。到那時候，我不但不會再重復去說這一種內容的話，而且已經說了的也會完全消失其作用。”[12]可見，趙樹理對解決這一根本性議題的思考不僅作了實踐經驗層面上的積極回應和期許，更試圖從制度安排上尋找“出路”。

　　1960年《中國青年》第15期發表了高小畢業生楊一明寫給他哥哥的一封信及六位農村基層干部對信中一些錯誤思想所寫的批評文章。楊一明信中寫道，高小畢業后就是想“升學、升學、再升學”，以期將來當一個“偉大的工程師、科學家、文學家、天文學家、原子學家”等。后來因未能升學而參加了農業生產，于是覺得自己的“理想、志愿也就付諸流水，像五光十色的肥皂泡一樣破滅了、消失了”。尤其是許多同學升了學或到城市、廠礦、機關參加工作后，他更是以為“他們真太幸福、太有前途了”，而自己“論知識還未入門，論勞動既不能犁耙，又不能擔背”，于是既沒有“決心”“毅力”進行自學，也“沒有心腸去搞勞動生產”，覺得“整天在農村，白天盯著太陽，晚上陪著月亮，手拿鋤頭、鐮刀，成天和地球打交道，天天照常，真是太倒霉、太沒出息了”。六位農村基層干部則結合生動事例，一方面對楊一明進行說服教育，指出在農村“和地球打交道是大有出息的事，農業正在走向現代化，很需要知識青年，而且只要自覺地建立革命人生觀，腳踏實地搞好業務，就可以為人民作出貢獻”；另方面又認為他的思想“歸根到底還是資產階級思想在作怪，看不起體力勞動，看不起勞動人民”。[13]針對楊一明信中所表露出的“出路”問題，趙樹理也很快表達了他的一貫主張和看法。[14]他認為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城市與鄉村、工人和農民在物質生活上的“三大差別”將長期存在，知識青年應該積極主動把逐步消滅這些差別作為自己的任務，而楊一明“卻想從這些差別中為個人尋找名利，并把它當作了理想和志愿”。趙樹理認為楊一明想靠“升學”將來當的那些“家”和“師”也是社會需要的，但“這些‘家’和‘師’都正在熱烈響應黨的號召，下鄉下廠參加勞動，改造思想，鍛煉自己，逐漸完成著知識分子的勞動化，而廣大勞動人民，也正在積極參加到業余學校或訓練班學習文化，逐漸完成著勞動人民知識化”，而楊卻認為到農村參加農業勞動是“太倒霉”、“太沒出息”的事。在趙樹理看來，關鍵還是楊一明不能正確看待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問題。就宣傳話語而言，“不論在城市、工礦工作也好，在農村工作也好，既然都是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也都是有很大的前途的，同樣也都是最大的幸福”，但在落實到個體層面時，面臨的問題則是如何有效地把國家話語轉化到具體實踐之中。

　　為了批駁楊一明認為成天和地球打交道是“沒出息”、想到工廠、機關就業的看法，趙樹理指出，“到了工廠，白天對著黑煙，晚上對著紅火，手拿扳子鉗子，成天和鋼鐵打交道；到了礦井里，白天不見太陽，晚上不見月亮，手拿鉆頭鐵鎬，成天和石頭打交道；到了機關里，白天對著窗戶，晚上對著電燈，手拿鉛筆鋼筆，成天和紙片打交道，比起參加農業生產來，更大的幸運，更大的出息究竟都在哪里？除了說明是想從‘差別’中找一點個人便宜外，又能怎么解釋呢？”[15]他認為即使到廠礦、機關參加勞動，也不見得就比農業勞動輕松、自在，而腦體勞動重要之處在于分工不同，都需要辛勤勞動的付出。所以，“從事任何一種職業，都要經常和自己的工作對象打交道，每天作同一性質的工作，看起來好像重復，甚至難免有點機械，其實，事業就在行動中向前發展。有革命責任感的人，在業務中發揮著自己的創造性，所感到的是活動的愉快和成功的慰藉；有剝削階級思想的人，以為享受是自己的事，而勞動應該是別人的事”。楊一明信中對自己理想出路的考慮，被視為是一種“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在作怪，從而借“三大差別”以圖“個人名利”，這也正是趙樹理一再強調的中小學畢業生為何會選擇錯誤“出路”的關鍵原因。而正確出路則在于，放棄“從三種差別尋找個人名利的怪夢”，“踏踏實實在參加農業生產中，把自己鍛煉成一個又紅又專而為人民所需要的真正的專家”，只有如此，才是最終為消滅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性存在作出貢獻。

　　在上述的“出路”雜談中，可以看出趙樹理既有對“四八社論”精神的自我理解和把握，也努力在通過具體案例為中小學畢業生選擇正確出路提供切實的說服教育和參照。從他對自身經歷的“出路”反思，到給女兒寫信指明正確的“出路”，以及對黃玉麟、楊一明的批評式的教育等，始終凸顯著其深切關懷的時代性意涵即如何在國家需要與個人利益之間做到有效的統一和平衡，把兩者間的張力和緊張感縮小至彼此可以接受的界限之內。“四八社論”實際上也是針對這個具有普遍性和結構性的難題。但是在如何解決這一難題的做法上，只是突出加強中小學畢業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或者僅從應然的層面強調勞動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似乎還不足以把兩者在經驗層面的現實利益差別徹底地消解。這也是前文中指出社論在其可見之處又有難以調解的不可見之處。在這一點上，趙樹理的認知和理解也顯得足夠清晰，他試圖要做的就是從具體現實層面找到對青年知識分子而言更具有可行性的解決路徑。所以，趙樹理的言論中注重對“三大差別”的現實性存在給中小學畢業生選擇出路方面造成的消極負面影響進行批評、教育，由此他特別強調參加農業生產勞動作為青年人未來出路和前途的價值與意義。而農業生產本身主要是通過體力勞動的實踐形式得以完成，這就造成在勞動的時間、空間、手段、強度、效率、收益、性質、觀念等方面與腦力勞動均有不同，于是進行思想教育和勞動教育被視為解決出路問題的關鍵，以至于消滅“三大差別”也由此變得可能。進而，便可理解為什么趙樹理把握農業勞動的時代意涵會顯得特別突出，并認為“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才是逐步“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之正路”的理由所在了。

　　三、參加農業勞動：是出路還是沒出息？

　　在國家話語與個體訴求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矛盾和張力，而國家是如何去化解這一矛盾的，民眾又有怎樣的回應和理解，對這些問題加以討論有助于揭示出勞動的復雜歷史面向。

　　“四八社論”在動員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勞動的敘述中特別突出“勞動”一詞的政治經濟學意義。如，勞動是最光榮的事業，體力勞動比腦力勞動更偉大、更重要，國家最需要的就是從事農業勞動的體力勞動者，參加勞動尤其是農業勞動才能打破“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封建剝削階級意識”的傳統觀點，“做新中國第一代有文化的農民”，等等。為動員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不斷被賦予意識形態化的崇高意涵。不過，一方面國家賦予勞動強烈的政治感，另方面則不斷有學生和家長覺得參加農業勞動是“沒出息”、沒前途，甚至是“走投無路”，而讀書學習為的是從事腦力勞動，將來當干部、專家，才是光明的“出路”。可見在國家話語與個體訴求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矛盾和張力，而國家是如何去化解這一矛盾的，民眾又有怎樣的回應和理解，對這些問題加以討論有助于揭示出勞動的復雜歷史面向。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解釋體系里，勞動被看作是人類最終獲得解放的神圣性事業。[16]那么，從勞動神圣的政治釋讀回落到廣大中小學畢業生的出路選擇上，其間仍有諸多歷史環節需要解析，不能僅僅停留在“政策——回應”的線性脈絡里鋪陳敘述。接下來本文就勞動教育的問題指向展開討論。

　　“四八社論”發表后，著名教育家舒新城很快撰寫了《同家長談子女的勞動教育》一文，提出他對勞動教育作為中小學畢業生出路選擇問題的看法和理解。舒新城指出，很多家長希望孩子畢業后能夠繼續升學，一旦不能實現這樣的期待時，便會產生“思想搞不通”、“埋怨政府”、“發牢騷”等消極情緒問題，結果不但不能夠從國家所處的經濟文化落后的歷史狀況去理解畢業出路的困境，而且還會把參加農業勞動看作是“苦役”、“下賤”的事情。因此，他認為這些問題的產生與家長們沒有積極主動對孩子進行勞動教育、養成勞動習慣有關。舒新城還結合兒童教育學規律，強調為什么要進行勞動教育的問題。其一，是兒童自身的生理要求給勞動教育提供了基礎。兒童都愛好活動和做游戲，正是通過各種游戲，他們會模仿周圍生活中所觀察到的成人的勞動活動，并在勞動中可以做到“發育身心”、“鍛煉生活能力”、“提高道德品質”、“改變個人性格”等，以及“勞動的開始便帶有集體的性質”，“勞動的結果便是在勞動的過程中改變了自己”。否則，“不把青年一代的教學跟生產勞動結合起來，未來社會的理想是不可能想像的”。其二，對中小學生進行勞動教育也是社會的需要。要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實現農業機械化與社會主義工業化，只有進行艱苦的勞動，而且農、工、商、副等業都需要大量中小學畢業生，通過把他們學習到的基礎知識推廣應用到各種生產勞動中去，就可逐步提高社會主義勞動尤其是農業勞動的生產技術和文化水平。[17]

　　舒新城最后指出，對子女進行勞動教育，家長首先要在勞動中以身作則、言傳身教的去影響子女。根據兒童教育學原理，“孩子幼年的生活習慣，主要從摹仿父母及老輩而來，學齡以后，父母的言行也經常直接間接影響著他們。因而要子女熱愛勞動，遵守勞動紀律，要他們不輕視體力勞動，家長首先要這樣做”。而且父母要能與工人農民共同生活，有共同語言，“思想見面，感情相同”，熱愛工作，不怕困難，堅守崗位，無形中會影響子女“逐步養成勞動的習慣”和“優良的道德品質”。其次，家長還要教育孩子養成勞動習慣。盡管他認為兒童天性好動和模仿游戲的生理要求是進行勞動教育的必要前提，但這樣的勞動形式還不是現實中的具體體力勞動，對于勞動的熱愛和習慣是需要父母和教師有意識去培養的。如，“在農村即應把學校教育與農村生產結合起來，使學生在學習農業學科的同時由有生產經驗的農民領導他們參加農業生產。在城市的中小學生也應結合著學習自然常識和動植物在教學實驗園地上進行勞動”。還可以“通過燒飯、種菜、打掃房屋、飼養家禽、修理門窗、縫補衣服等家務勞動，從小培養孩子的勞動習慣”。[18]

　　可見，舒新城對勞動教育作為中小學畢業生出路選擇的解釋說明，主要是從“兒童的生理要求”和“社會的客觀需要”兩方面強調了家長有責任對子女進行長期的勞動教育，以待畢業時“可以愉快地走上升學、就業、自學的任何一條道路”。這是他作為教育家在回應“四八社論”時的關注點所在。他把勞動概念的理解放置在兒童教育學的邏輯脈絡里，但如何將勞動教育從說理的層面轉化為每個中小學畢業生能夠身心接納的具體實踐，如何去處理“三大差別”在經驗層面上的種種規定性給說理教育造成的張力和限度，則缺乏展開和討論。

　　1957年11月，時任勞動部副部長劉子久對青年學生的勞動教育問題也作了詳細的闡發，以彰顯其對于國家社會主義建設和青年學生出路的重要性。[19]劉子久對“勞動教育”的解析對于理解中小學畢業生的出路在于參加勞動尤其是農業勞動的國家話語構造至關重要。首先，在何謂勞動教育的問題上，他認為有三種類型：第一，是為了使受教育者懂得勞動的意義和作用，使其自覺地進行勞動，并曉得勞動是光榮的，不勞而食是可恥的。并將這看作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對人民，特別是對青年進行‘德育’的主要的內容和目的”，由此把“愛好勞動”和“不愛好勞動”作為“判定一個人品德好壞的主要標志”。所以，“勞動模范、勞動英雄、先進生產者、先進工作者都成為一種無上光榮的稱號”就不只是一種榮譽，更具有實質的針對性。可見，作者對勞動教育的“德育”解釋試圖在強調青年知識分子首先要在觀念上樹立一種勞動最光榮的認知感，這種從價值觀和道德觀層面的理解和把握也是對《共同綱領》中“熱愛勞動”作為新中國國民公德標準之一的再次凸顯。而且放置在國民公德普遍意義規定下的話語表達，事實上涵蓋著權利和義務在內的對青年學生的很高的期望。第二，通過勞動教育可以學會如何進行勞動的知識和技術，充分發揮青年人的勞動創造性，且“能夠勞動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又安全”。這也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對人民，特別是對青年”進行“智育”的主要內容和目的，并將其看作是“判定一個人的能力強弱、知識高低、經驗豐富與否的主要標志”。與“德育”相比而言，“智育”想解決的問題是青年知識分子要積極主動學習有關生產勞動的知識技能，如此才有進一步發揮勞動創造性的可能，否則就很難把勞動本身的實踐過程轉為一種創造性的社會過程。這一點突出強調的是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的勞動能力獲得問題，但是，如何具體獲得生產知識和技能，除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外，更在于從勞動實踐過程中接觸和習得勞動知識。第三，勞動教育還可以讓青年學生鍛煉身體，增強體質，從而“能夠持久地頑強地進行勞動，而不會心有余（很愿意勞動）而力不足（身體不能支持）的煩悶和痛苦”。這即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對青年進行“體育”的主要內容和目的。把參加勞動作為青年鍛煉身體的方式進行強調，試圖以此在勞動與身體之間建構一種實踐關系，但締結兩者的歷史關聯卻并不簡單。因為參加勞動是一個人與自然的關系改造過程，而鍛煉身體則是人內在的自身改造過程，只是指出前者可以達致后者的目的，可在具體現實層面又必須兼顧多重因素。比如，怎樣才能讓中小學生在心理和觀念上接受和認可參加勞動不僅是增產物質生產，還有助于身體的鍛煉，而且還能夠轉化到具體的實踐行動中去？這就涉及到劉子久文中對勞動教育的原因討論。

　　對于為什么要開展勞動教育的問題，劉子久指出，青年學生的勞動教育首先是狹義上的勞動教育，即“那種直接參加工業和農業生產的體力勞動的勞動教育”。之所以特別強調青年學生需要直接參加體力勞動，就在于這種勞動方式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發展和壯大的基礎，如果沒有這種勞動實踐，那人類就不能獲得生產和發展所必需的物質資料。其次，要打破傳統時期遺留下來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那種輕視體力勞動的“剝削階級思想”認識，就必須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加強直接參加體力勞動的教育。這樣才能懂得所謂“勞動光榮”的勞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勞動，而主要是指對國計民生具有決定性作用的體力勞動。第三，由于新中國經濟發展落后，使得在相當長的時期直接參加工農業生產的體力勞動“對于人們來說還是一種謀生的手段，還不能成為人們生活的第一需要”。因此，要做到“自覺自愿地去從事這種繁重的勞動生產率又不十分高的體力勞動”，就需要“耐心地、反復地去進行思想政治工作，使廣大的青年學生了解，要想把目前這種繁重的勞動生產率不高的體力勞動變成為輕松愉快的勞動生產率很高的勞動，需要經過一個長期的艱苦的奮斗過程”。而要實現“勞動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則必須建立在“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制度之后”和“人類的文化、科學、技術有了高度發展的結果”之上。[20]顯然，劉子久不僅強調參加體力勞動作為勞動教育的長期性，而且將其作為一種崇高的遠大理想對青年學生提出了要求。由此也可看出，此番有關勞動的論述意在通過與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國家訴求相關聯，從而對青年學生參加體力勞動形成一種制度性的規定。

　　劉子久還對怎樣進行勞動教育的問題作了特別的強調和解釋。他認為新中國科學技術落后和人口眾多這兩個特點決定了繁重的體力勞動在各種生產勞動中占很大比重。因此，勞動教育的目的就是“叫他們自覺自愿地去從事那些還相當繁重的、勞動條件還不夠好的、技術比較簡單的、勞動生產率也不很高的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體力勞動”，并在“這種體力勞動的基礎上逐步地減輕它的繁重程度，改善它的勞動條件，進行技術改造，提高勞動生產率”。進而，把從事這樣的體力勞動定性為“不但是判定人們的好壞的標志，而且是改變壞人成為好人的一種最有效的手段”。[21]所以積極參加工農業勞動的任務就是要試圖改變新中國因歷史條件制約所造成的不發達狀態，以及達至對人的身心狀態的改變。為此，要使勞動教育達到良好的預期效果，青年學生就必須“能夠自覺自愿地走上光榮的工業、農業生產的崗位，從事體力勞動，并且堅持下去”，能夠勇敢克服進行體力勞動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種困難。同時以文字、口頭、戲劇、電影等形式對勞動實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進行反復強調和宣傳，以為青年學生指明努力方向和奮斗目標。但是“知道這種正確的奮斗方向和奮斗目標，和貫徹執行這種正確的奮斗方向并且達到這種奮斗目標，還遠不是一回事情”；“要由前者到達或者變成后者，還需要經過一段相當艱苦而有復雜的斗爭路程，還會遇到許多各種各樣的困難”，而青年學生能不能克服可能遇到的困難，直接決定了是否能在參加體力勞動中達到被種種規定性所期許的歷史狀態。

　　此外，劉子久還對勞動中可能會遇到的困難及如何克服做了具象化的說明。在他看來，首先遇到的困難“就看他們自己有沒有吃苦耐勞的勞動決心，能不能養成一種吃苦耐勞的勞動習慣？”而吃苦耐勞的表現就是“要受得起風吹、日曬和雨淋，要能夠過慣油垢、煙塵、噪音、高溫、臭氣、地下等生活，更要不怕累得渾身酸痛，不怕手上磨起血泡。渾身酸痛，手上起血泡，是一個初次參加體力勞動的人的一種暫時的必然的現象，經過一個短時期之后，這種現象就會改變、消失，就會苦過甘來，就會把我們自己的身體鍛煉得很堅強，就會逐漸養成一種吃苦耐勞的好習慣，就會從實踐過程中學得許多在書本上絕對不能學到的生產知識、技術和經驗，就會親眼看到自己的勞動成果——工業或者農業的產品。正因為這樣，勞動才成為人人稱道的光榮事情”。[22]其次，“要看這些青年學生自己有沒有同各種舊思想和習慣勢力作斗爭并一定戰勝它們，取得勝利的信心和勇氣”。鼓勵青年知識分子參加體力勞動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出現的一種新事物，其目的就是“使我們的工人和農民都成為有文化、有知識的新的工人和新的農民”。相反，那些輕視體力勞動，尤其是輕視知識分子參加體力勞動的舊思想、舊習慣勢力，常常會自覺不自覺地成為新生事物發展的阻礙。如此一來，青年學生參加體力勞動就不只是一個具體生產實踐過程的展示，而是要改變和打破原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觀念主導下輕視體力勞動的看法，從而塑造出一種勞動最光榮的新觀念。

　　通過劉子久對勞動教育問題討論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中共是如何將參加農業勞動作為中小學畢業生出路問題合理化和正當化的。不論是參加勞動，還是進行勞動教育，關鍵還是勞動這一概念在歷史時期被不斷賦予的歷史價值和意義。劉子久的討論實際上呈現了當時從國家意識形態層面如何讓青年學生把安心農業勞動變得切實可行起來，進而在社會輿論和歷史實踐兩方面轉變、消解各種“輕視體力勞動”、農業勞動“沒出息”等言論，最終把“勞動最光榮”、“勞動創造一切”提升至不可置疑的神圣地位。在這樣的政策性話語表達與歷史實踐構造中，參加農業勞動無疑是一種前途光明的正確出路，但是仍沒有真正解決從個體層面產生的“國家前途光明正大”、“個體出路黯淡無光”的焦慮和苦惱。這其中的諸多歷史細節尚值得進一步發掘、討論，否則就很難理解，一方面是國家政策話語的宣傳和灌輸，另方面卻有社會個體的順勢回應或逆勢怨言。在這表象背后到底有怎樣的歷史結構在支配著當時青年學生的出路選擇？

　　筆者認為，首先是國家層面的政策規定性直接針對著每個國民應盡的公德義務，熱愛勞動作為一種公德準則也就有了普遍性意義。它強調的是國民對國家意志的忠誠和服從。相比之下，盡管在個體之上始終有國家公德的制約，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個體身處世俗的社會中，其意志和利益訴求的實踐邏輯顯然不能簡單地等同于國家層面的邏輯，而是既有一般性公德義務的體現，也有個體化權利的彰顯。而且，兩者間的緊張感因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腦體差別的“三大差別”更容易成為中小學畢業生是否選擇參加體力勞動尤其是農業勞動時的一種內在性影響力。前文中所分析的“四八社論”就是要以國家層面的一套政治性規范來平衡和協調與個體之間出現的矛盾現象。還有一點就是在國家意志和國民個體之間存在的歷史可能性和構造性問題，也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和討論。而這恰恰是我們理解為什么在出路選擇上看似問題重重卻又“柳暗花明”的關鍵。這一“中間地帶”往往是借助于家庭、學校、教師、黨團組織、模范典型、輿論媒介等體現出來的，從而造就了一種包括國家公德、個體利益在內的具有共同價值傾向的總體性組織化狀態。不過，黨和國家對于此狀態的存在卻沒有給予充分有效的培育和營造，反而過多地以政治化的手段將其遮蔽掉了。

　　四、其來有自：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小學生教育的政治經濟學因應及問題

　　中共致力于中小學教育發展背后有著一套政治經濟學的實踐邏輯，1957年“四八社論”及因應的時代問題實際上是其在社會主義制度構造下的再一次體現。

　　事實上，建國后中共在發展中小學教育事業上就始終存在升學與就業的出路問題，不只是在遇到經濟緊縮時才會凸顯起來。[23]戰爭時期提出的“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的口號仍是1949年后中共治理和建設農村的重要指向，而且致力于農村文化教育和提高農民文化程度是農村社會改造的重中之重。廣泛開展的掃盲運動即是培育新一代農民及其社會主義覺悟的重要舉措。需注意的是，盡管農村中小學教育與教育農民的內在訴求有著緊密的關聯，但其中的種種張力和矛盾所造成的緊張感，卻使得須以“動員”的方式來推進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由前文可知，中共致力于中小學教育發展背后有著一套政治經濟學的實踐邏輯，1957年“四八社論”及因應的時代問題實際上是其在社會主義制度構造下的再一次體現。下面通過論述建國初中小學教育發展的階段性特征，以進一步豐富對出路問題的認識和理解。

　　1949年12月，教育部長馬敘倫在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指出，新中國的教育建設所處環境有三：舊教育的存在，老解放區中共新教育的歷史經驗，以及蘇聯教育建設的經驗。而舊教育是“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統治下”，是舊政治舊經濟在文化上的反映，對其改造便成為新教育建設的重要任務。[24]副部長錢俊瑞也強調，中國的新教育，正和中國的新政治、新經濟一樣，開始于二十多年前的老解放區，經過八年抗日戰爭與三年解放戰爭，在民眾教育、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教育、農村小學教育等方面已有重要的發展經驗。“這種新教育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教育，其方法是理論與實際一致，其目的是為人民服務，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為當前的革命斗爭與建設服務”。[25]隨后錢俊瑞又在《當前教育建設的方針》一文中指出，為工農服務，為生產建設服務，不僅是實行新民主主義教育的中心方針，也是區分舊教育與新教育的根本準則；應在“各種和各級教育工作中樹立尊重勞動和熱愛勞動的正確觀點和習慣，肅清那種賤視勞動和勞動者的錯誤觀點與習慣”。[26]

　　建國初新教育伊始，中共即注重教育與勞動的歷史關聯。因為“人類世界以至人類本身乃是從勞動中創造的。勞動乃是人類社會賴以生產和發展的基礎，勞動者乃是文明的創造者。勞動應該成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事情，勞動者應該成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人們”。“我們必須給勞動者、特別是那些在勞動事業中有重大發明和創造的勞動英雄們和發明家們以應得的光榮，而給那些無所事事，不勞而食的社會寄生蟲以應得的賤視。這就是我們的新道德的標準之一”。[27]所以，中共對新中國教育的制度安排就是在改造舊教育和發展新教育的實踐邏輯中展開的。它一方面從思想上“鼓舞人民大眾去從事勞動創造的高度熱情和積極性，揭露剝削階級不勞而食、無所事事的卑賤和可恥”；另一方面在行動上要求“組織一切原來不從事勞動生產的人們，逐步地參加勞動生產，發展生產，并在勞動中得到改造自己的機會”。[28]為此，建國初的教育任務既關注全面改造和發展小學教育，以培養兒童愛勞動的思想與習慣，也重視發展中等技術教育，培養大批生產建設人才。[29]

　　在1951年度的教育任務中，除時事政治教育外，更強調了各級技術教育和技術人才的訓練、培養。如，開展抗美援朝愛國主義教育，號召青年學生自覺參加國防建設，但重點在高級小學附設技術訓練班，將全國高小初中畢業生培養成為國家建設服務的初、中級技術人員等。[30]因全國初級中學畢業生數量較少，很難保證各類中等和高等學校招生計劃的實現，于是提出以省市為單位進行統一招生工作的要求。即“向所屬初中畢業生進行升學思想教育，運用報告、會議、報刊雜志和廣播演講等方式，反復向學生說明國家各種建設事業的重要性，按照國家建設需要來升學是新中國青年愛國的具體表現……而且前途也是光明的”。[31]隨著新中國各項建設事業的日漸展開，對大量建設人才的培養和需求已反映到新教育建設上來。加強對學生的升學思想指導，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到國家最需要的崗位上去，才是最光榮的。[32]為了確保高等學校足夠的學生來源，及時供應各種建設事業所必需的中級干部人才，教育部決定把發展中等教育作為今后幾年教育建設的關鍵，讓更多的小學畢業生有升學深造的機會。次年，中小學教育招生規模即有了快速發展。突出升學教育以滿足國家干部人才培養的需要，是這一時期新中國教育實踐的一個重要特點。

　　在新中國“學校為工農兵開門”的方針指導下，建國前三年的教育事業發展迅速。到1953年，為了適應以社會主義工業化為導向的大規模國家計劃經濟建設，教育建設方針則調整為“整頓鞏固、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隨后便要求各地大力整頓學校中存在的混亂現象，以改進小學教育工作。[33]1953年7月，又開始強調因國家實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使得中等學校限額招生，小學畢業生將有絕大部分不能升入中等學校，一般應以參加或準備參加勞動生產為主，升學的僅有極小部分。[34]8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文章，即是對這一問題的政治經濟學解釋。其中指出：“新中國的人民，由于物質生活的逐步改善和政治覺悟的不斷提高，在文化教育方面的需要也日益增長，入學人數逐年激增。但仍有大量學齡兒童不能入學，大量小學畢業生不能升學，而今年的小學畢業生升學問題更為嚴重，必須適當地加以解決。我們目前所以不能更大規模地舉辦文教事業，首先是因為要把主要人力、物力和財力用在經濟建設事業上。以工業建設為重點的我國經濟建設事業的發展和鞏固，不但是增強與鞏固國防、確保和平、不斷提高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保證，也是更大規模地發展人民文教事業的先決條件。”[35]

　　11月，張奚若在第二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指出建國后教育事業發展中有兩種不平衡現象：第一種是教育事業與國家建設需要及國民經濟發展之間的不平衡。一方面高級中學、高等師范教育等趕不上國家建設的需要，另一方面，農村小學和農民業余教育則發展太快。第二種是教育事業內部存在著各級學校供求關系的不平衡。教師量少質差與學校發展規模、要求不平衡，教材、校舍、設備與需要之間不平衡。如何有效地解決這兩個不平衡問題是今后普通教育的中心要求。他還指出建國三年來教育事業的主要缺點和錯誤是“脫離實際和盲目冒進的傾向”。如在“小學教育與師范短訓班等方面，一面要大力培育建設人才，一面又要進行普及教育，表現有些急躁情緒，導致下面工作發生盲目冒進的偏向”，“因為有這種錯誤存在，也就造成了今天工作的被動和混亂”。于是此次會議上作出了“整頓和改進小學教育的問題”的決定。[36]而政務院在《關于整頓和改進小學教育的指示》中也一再強調，小學教育是整個教育建設的基礎，其任務是教育新后代。“今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小學學生畢業后，主要是參加勞動生產，升學的還只能是一部分。在學校平時教育中不應片面強調學生畢業后如何升學，而應強調畢業后如何從事勞動生產，培養學生熱愛勞動的思想感情和勞動習慣，克服目前有些學生輕視體力勞動的傾向。從現在起，即應在人民群眾和小學生中進行此項宣傳教育工作”。[37]《人民日報》也撰文指出，小學教育盲目的快速發展造成工礦區和城市的小學發展速度緩慢的極不合理現象，是不符合工業化要求的；作為生產發展先進地區的教育應發展快一些，今后須把小學教育的發展重點放在工礦區和城市，特別是大城市，以適應工業建設發展的要求。但“由于舊社會的影響和片面強調升學忽視勞動生產的偏向，以致有些小學生產生錯誤的認為只有升學光榮、有前途，回家勞動就覺得丟臉、悲觀失望。所以必須加強勞動生產的教育，使小學生認識勞動的崇高意義，懂得在新社會里勞動和勞動人民是最光榮的，無論哪種生產勞動都有光明前途。應該教育小學生畢業后走上生產戰線發揮高度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祖國建設作出極大的貢獻”。[38]實際上，1953年底這一加強工礦區和城市小學教育的快速發展以適應城市工業化需求的解決辦法，為1957年數量劇增的城市中小學畢業生面臨升學和就業雙重壓力的困境埋下了伏筆。

　　1954年4月8日，政務院又作出關于改進和發展中學教育的指示，指出新中國成立后中學教育雖有巨大恢復和發展，但仍存在“高級中學還不能供應高等學校以足夠的合格的學生”、“學生的政治覺悟和文化水平都不夠高”、“教學計劃和教材還不夠切合實際”等問題。原因則在于中學教育的政治思想領導薄弱，嚴重“忽視了勞動教育，對于舊社會流行的輕視體力勞動和工農勞動人民的剝削階級思想，沒有進行系統的深刻的批判，這是一個原則性的錯誤”。所以在貫徹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中要加強勞動教育，“要培養學生的社會主義勞動觀點，將勞動看作是光榮的事業，對勞動具有自覺的積極的態度。在學校教育中，應適當組織學生作一些力所能及的有教育意義的體力勞動”。[39]為了營造勞動教育的社會輿論，5月29日，中共發布了關于高小和初中畢業生從事勞動生產的宣傳提綱。首先對社會上流行的“中小學畢業生都應當升學，不能升學而去從事工農業生產勞動就是失學，就悲觀失望，甚至抱怨人民政府”的錯誤看法作了批判。并指出那些認為做工、種地是“太臟”“太累”“太丟人”，搞農業最“沒出息”“沒前途”等言論是“極不健康的錯誤的思想”表現，其實質是一種“輕視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把體力勞動作為下賤的事業”的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觀點。因此提綱中強調新中國的教育任務是“教育人民要具有社會主義的勞動態度，把勞動看成光榮的事業和有勞動能力的人的天職”。而且在新中國“教育和勞動生產是絕對不可分離的”，“愛勞動”是國民公德的重要組成部分，“積極地從事勞動是一種美德，必須教育青年一代養成這種美德”。[40] 8月8日，董純才也指出，中小學教育是普通教育也是國民義務教育，根據過渡時期國家建設要求，國民受完義務教育，就應當去從事生產勞動，只有少數人升學深造。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者必須是“個性全面發展的新人，具有社會主義的政治方向、辯證唯物論的世界觀、共產主義的道德、一定的科學文化教養和健康的體質”。要培養全面發展的新人，就必須施行全面發展的教育，“特別要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勞動教育和自覺紀律教育”等。至于如何加強勞動教育，董純才認為：第一、要培養學生社會主義的勞動觀點，熱愛勞動，把勞動看作是光榮的事業；第二、要培養學生社會主義的勞動態度，自覺地遵守勞動紀律；第三、要培養學生的勞動習慣；第四、要使學生獲得工農業生產的基本知識和技能。[41]

　　就在中共不斷強化勞動教育的社會輿論，為中小學畢業生能夠參加勞動生產創造有利環境時，1955年夏，不少地方的小學教育出現了“減生”現象。據調查統計，從1953年起特別是1954年秋后，河北、山西、江蘇、黑龍江等省內的農村小學，不斷發生學生退學、學校減生的嚴重現象。河北省1954年公立小學因舊生流動而減少三十萬人以上；山西省長治、雁北專區等地1954年秋季開學時，小學生退學16650名，占1953年學生總數的8.4%；湖南省1954年較1953年減少學生195147名，占1953年學生總數的9.96%。[42]顯然，小學大量減生與之前整頓小學教育工作有關。如，有些地方整頓工作有偏差，只從節約經費、控制數字、縮減編制出發，盲目合班并校、擠超齡生，認為減少學生可以減輕包袱。再加上“部分群眾不了解教育和工農業生產的重要關系”，也“沒有很好地向群眾說明勞動生產需要一定的文化科學知識”，結果產生了“早晚要從事勞動生產”“遲生產不如早生產”的錯誤做法。還有“部分群眾又希望多得工資分，叫子女參加農業生產或者在家看門、做飯、帶弟妹。因此，任意讓子女曠廢課業，或主動要求子女退學”。[43]可見，“減生”退學現象也是各地在貫徹整頓中小學教育工作時的一種負面結果。而1955年夏農業合作化改造的高潮對小學教育的整頓工作影響更大。

　　有意思的是，1955年8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再次強調動員中小學畢業生從事生產勞動的問題。其中寫道：今年全國將有五十七萬初中畢業生和二百三十六萬高小畢業生不可能升學，還有往年沒升學或沒找到職業的學生，都要求解決就業或學習問題。于是社會上又出現了為中小學畢業生的升學和就業問題著急的緊張心理、錯誤認識和不滿情緒。“有些人抱怨政府辦學校辦少了，解決不了他們的子女升學問題；有些青年學生仍看不起體力勞動，希望升學，不愿做工，更不愿種地；有些家長對子女也沒有給以正確的教育，反而以錯誤的態度來刺激他們”。社論認為這些問題的產生主要是由于忽視和放松了宣傳教育工作，所以必須向青年學生說明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一個繁榮、幸福的社會主義的新農村就會展現在眼前，投身到這樣偉大的運動中去，前途是無限光明遠大”的道理。[44]是年底，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帶動了文化教育事業的過快發展，也為解決中小學畢業生從事生產勞動的問題提供了有利的社會輿論和歷史情境。1956年初，為適應合作化運動的新形勢，教育部制訂了“全面規劃，加強領導”和“又快、又多、又好、又省”的教育方針。[45]在全力動員組織中小學畢業生投入到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時，卻出現了在校學生離校、退學、流動等問題。這主要是受到合作化運動高潮的影響，農村中需要大批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知識青年擔任合作社的會計及其他技術工作，從而導致不少鄉社干部和學生家長紛紛動員在校學生回鄉參加合作社工作。也有相當多的學生回家參加農業勞動是為了多賺工分，并不是因為家里缺乏勞動力。[46]出于對“在校學生流動”問題可能會影響整個教育計劃順利推行的考慮，《人民日報》呼吁“不要讓中小學生中途輟學”。[47]前文提及“減生”現象，和此時的退學、離校、休學等“流動”問題如出一轍，都是1955年秋農業合作化高潮猛進給中小學教育事業造成的持續沖擊和影響。社論中指出，建國后強調對中小學畢業生進行勞動教育，以樹立勞動光榮的正確觀點，“卻沒有注意宣傳勞動者及其子弟必須掌握文化、掌握科學知識的道理”，結果由強調勞動最光榮的一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既然勞動是光榮的，既然孩子從學校畢了業仍然要參加勞動，那就干脆現在參加勞動好了，何必爭取畢業和升學？”很顯然，這一現象如果繼續發展下去，將會打亂國家培養人才計劃，造成學校教育工作的混亂和人力物力的浪費，進而給高等學校的學生來源造成更大困難。于是如何有效地防止中小學生退學休學成為各地教育部門和學校急需解決的嚴重問題。[48]

　　因此，1956年6月國務院在關于解決中小學生輟學問題的通知中，首先通報了輟學現象嚴重的地區。如河北、遼寧、江蘇、湖南、福建等地的調查報告顯示，不少地方發生大批輟學現象，中學生輟學人數在10%上下，有的學校輟學人數占在校學生總數的50%以上；小學在校學生輟學情況也很嚴重。而絕大多數是農村學生。[49]為了凸顯輟學問題的負面影響，通知中對各級學生招生、升學問題作了要求：在今后幾年內，不只是高級中學畢業生不能滿足高等學校招生的需要，就是初級中學畢業生也不能滿足高級中學、師范和中等專業學校招生的需要。如果不加以糾正中小學生輟學現象，必然會阻礙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發展，影響建設人才的培養，給國家經濟發展造成很大困難。[50]可見，針對學生輟學的問題，該通知強調各級學生招生中存在完全的升學可能，如此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國家培養人才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這無疑會直接帶動中小學教育的快速發展，似乎已不存在之前一再強調的只有小部分畢業生能夠升學，而絕大部分則需參加工農業生產勞動的問題。對此，張奚若也明確指出：“從初中畢業生方面看，前兩年出現過一種假象，好像是初中畢業生有些過剩，實際上是由于有些初中畢業生和部分家長存在著輕視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的錯誤思想，不愿意參加生產勞動，單純要求升學。因此，1954和1955年夏秋之際，在初中畢業生不能全部升學的情況下，一度出現過緊張狀況。從今年起，各方面都已經感覺到初中畢業生不夠了。即使全部升學也不能完全滿足高級中學和中等專業學校招生的需要。1957年初中畢業生也只能勉強滿足高級中等學校招生的需要，對工農業生產部門的需要仍然不能滿足。這是我們今后需要大力解決的一個嚴重問題。”[51]綜合來看，由對中小學生輟學造成的“減生”“流動”問題的關注，轉到突出強調學生生源緊張將會影響到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順利發展，妨礙國家建設人才培養的實現，進而可能給國家經濟建設造成困難。這樣的問題理解和把握并沒有真正突破之前中小學畢業生在升學與參加勞動之間的張力限制，反而只是從表象上對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催生出的文化教育高潮的一次機械性回應。而存在已久的升學與就業的矛盾問題也并未得到切實有效的解決。1957年春夏之際，“四八社論”對這一問題的再次強調，即是明證。

　　總之，中小學畢業生面臨升學與否的難題并沒有因政策規定性而變得容易起來。1955年底至1956年夏，中小學教育過快發展所牽連的諸多問題也未能得到徹底解決，反而把問題帶入了1957年之中。這一年有關教育問題的關注焦點又聚焦在動員中小學畢業生參加生產勞動尤其是農業勞動的問題上來。1957年1月教育部指出，過去幾年對高小和初中畢業生的勞動教育積累了一些經驗，但是“由于去年絕大多數高小和初中畢業生都可以升學，有些地區就忽視了這一工作。學校領導和教師應當了解，勞動教育是共產主義道德教育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內容，不可忽視。對于應屆畢業的學生進行勞動教育更應抓緊進行”。[52] 隨后教育部又特別指出：1957年暑期全國中小學畢業生600多萬人，除少部分升學外，不能升學的達448萬多人，不能升學的人數，比過去任何一年都多。盡管教育部要求各部門根據往年的經驗，在當地黨委和人民政府的統一領導下，組織各方面的力量，運用報紙、雜志、廣播等形式進行廣泛深入的社會宣傳工作。[53]但在6月臨近升學考試前后，在某些地區仍有學生對參加農業生產和服務性行業嚴重抵觸，還有學生消極悲觀甚至發生了畢業生自殺事件，也有一些學生表示考不上學校就要鬧事等。[54]

　　縱觀建國初中小學教育發展的歷史脈絡，其階段性特征體現為：1949—1952年間在“教育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下，新教育的建設和舊教育的改造并肩進行，中小學教育事業得到恢復和發展。1953年，因過渡時期總路線開啟大規模的有計劃經濟建設，反映到教育事業中即提出了“整頓鞏固、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的政策方針。由此在1954年，一方面展開了對中小學教育的整頓和改進工作，另一方面則產生了在校學生退學、休學、離校的“流動”“減生”問題。1955年夏，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為文化教育事業提供了強勁的推動力，但單純地對參加勞動生產的強調宣傳，導致全國各地不斷有中小學生輟學現象的出現。1956年在解決輟學問題的同時，又加強了對招生升學的發展和宣傳，也由此導致1957年在中小學畢業生出路問題上陷入更加被動的局面。

　　五、結語

　　要通過加強勞動教育為青年學生的出路問題提供有效的解決途徑，就不能只是停留在政治性的輿論聲勢上，更應該在勞動分工及其現實境遇上尋找出路。

　　綜上所述，文章以“四八社論”為切入點，通過對1957年動員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的問題討論，試圖呈現建國初中共致力于中小學普通教育和適應國家治理需求的歷史實踐過程。其典型表現是將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勞動視為“做新中國第一代有文化的農民”的重要議題，于是如何對勞動尤其是體力勞動作出時代性回應就成為理解這一問題史的關鍵。

　　可以說，新中國時期的中小學教育實踐始終處于國家利益至上的制度安排考量中，而個體利益在面對這一規定性時，也并非處于完全被動狀態，有關“出路”的各種言論中多有體現。普通教育的目標是接受基本知識教育，以進入更高一級教育，這是教育自身的發展模式，當把其放置在新中國的歷史進程中，便會與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實踐關聯起來，并受到后者的規制和影響。這就使得中小學畢業生的前途和出路問題不單是一個受教育過程，也是富有時代氣息的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成長過程。而且此過程又有一以貫之的實踐邏輯和話語表達，即中共反復強調勞動教育對于中小學畢業生出路選擇的重要性。不過在強調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歷史展開中，對青年學生的升學與就業之間的緊張關系的處理卻在政策規定、輿論宣傳、具體實踐等方面呈現了復雜多變的圖景。

　　那么，又該如何理解中共試圖在勞動實踐與普通教育之間構建種種歷史關聯，繼而為中小學畢業生選擇出路以可能性呢？這當然有必要對勞動的崇高感和光榮感賦予時代性的政治意涵，但國家意識形態話語并不能簡單地直達現實中的工農業勞動實踐，而后者則與“三大差別”所連帶出的利益差別和訴求直接相關。這些都使得要通過加強勞動教育為青年學生的出路問題提供有效的解決途徑，就不能只是停留在政治性的輿論聲勢上，更應該在勞動分工及其現實境遇上尋找出路。如果不能真正把勞動二字所關聯的實踐展開及其復雜性處理妥當，那么要想徹底解決中小學生升學與就業的出路選擇問題，仍將任重道遠。

　　注釋：

　　*本文為2017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集體化時期山西農村社會改造的歷史實踐及影響研究”（項目編號：17BZS118）的階段性成果。

　　本文寫作主要得益于“北京·當代中國史讀書會”上進行的多次討論和交流，特此致謝。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389-394頁。

　　[2]關于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人民日報》1957年4月8日，第1版。

　　[3]《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4年，第237-238頁。

　　[4]組織各個崗位上的青年學習人民日報“關于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的社論，《中國青年》1957年第9期。

　　[5]趙樹理：《“出路”雜談》，《中國青年》1957年第9期。

　　[6]趙樹理：《“出路”雜談》，《中國青年》1957年第9期。

　　[7]趙樹理：《“出路”雜談》，《中國青年》1957年第9期。

　　[8]趙樹理：《“出路”雜談》，《中國青年》1957年第9期。

　　[9]趙樹理：《愿你決心做一個勞動者》，《山西日報》1957年11月11日。

　　[10]趙樹理：《“才”與“用”》，《中國青年》1957年第24期。

　　[11]趙樹理：《三復集》后記，載《趙樹理全集（1957—1961）》第五卷，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年，第380-381頁。

　　[12]趙樹理：《三復集》后記，載《趙樹理全集（1957—1961）》第五卷，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年，第380-381頁。

　　[13]楊一明：《寫給哥哥的一封信》，《中國青年》1960年第15期。

　　[14]趙樹理：《不應該從“差別”中尋找個人名利——與楊一明同志談理想和志愿》，《中國青年》1960年第16期。

　　[15]趙樹理：《不應該從“差別”中尋找個人名利——與楊一明同志談理想和志愿》，《中國青年》1960年第16期。

　　[16]在《人的境況》一書中，阿倫特對“勞動”、“工作”、“行動”等問題的哲學討論，尤其是對馬克思的“勞動”、“剩余價值論”概念的現象學解析，對于我們認識現代社會中勞動為何會被給予崇高地位，從而在構造“積極生活與人的境況”的歷史演進中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等問題的思考，很有啟發意義。詳見【美】漢娜·阿倫特著，王寅麗譯：《人的境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17]舒新城：《同家長談對子女的勞動教育》，《人民日報》1957年4月23日，第7版。

　　[18]舒新城：《同家長談對子女的勞動教育》，《人民日報》1957年4月23日，第7版。

　　[19]詳見劉子久：《勞動教育與勞動實踐》，《人民日報》1957年11月26日，第7版。

　　[20]劉子久：《勞動教育與勞動實踐》，《人民日報》1957年11月26日，第7版。

　　[21]劉子久：《勞動教育與勞動實踐》，《人民日報》1957年11月26日，第7版。

　　[22]劉子久：《勞動教育與勞動實踐》，《人民日報》1957年11月26日，第7版。

　　[23]定宜莊認為在國家經濟發展勢頭良好的時候，學校教育升學和就業就呈順勢的局面，反之，就會出現中小學畢業生面臨不能升學的窘境，難以找到就業崗位。結果不得已的做法是動員學生上山下鄉參加農業勞動。詳見定宜莊著《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24]馬敘倫部長在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開幕詞（1949年12月23日），《教育文獻法令匯編（1949-1952）》，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編，1958年，第5-6頁。

　　[25]錢俊瑞副部長在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總結報告要點（1949年12月30日），《教育文獻法令匯編（1949-1952）》，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編，1958年，第8頁。

　　[26]錢俊瑞：《當前教育建設的方針》，《教育文獻法令匯編（1949-1952）》，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編，1958年，第303頁。

　　[27]劉少奇：《在慶祝五一勞動節大會上的演說》（1950年4月29日），《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92-110頁。

　　[28]錢俊瑞：《當前教育建設的方針》，《教育文獻法令匯編（1949-1952）》，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編，1958年，第314頁。

　　[29]錢俊瑞：《當前教育建設的方針》，《教育文獻法令匯編（1949-1952）》，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編，1958年，第317頁。

　　[30]關于1950年全國教育工作總結和1951年全國教育工作的方針和任務的報告（1951年5月18日），《教育文獻法令匯編（1949-1952）》，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編，1958年，第18-19頁。

　　[31]關于全國高級中學、技術學校、師范學校統一招生的指示（1952年7月5日），《教育文獻法令匯編（1949-1952）》，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編，1958年，第44頁。

　　[32]關于實現1952年培養國家建設干部計劃的指示（1952年7月6日），《教育文獻法令匯編（1949-1952）》，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編，1958年，第45頁。

　　[33]習仲勛：《1953年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針和任務》（1953年1月24日），《教育文獻法令匯編195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編，1955年。

　　[34]教育部、高等教育部關于1953年全國中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指示（1953年7月10日），《教育文獻法令匯編195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編，1955年，第136頁。

　　[35]《實事求是地解決小學畢業生升學問題》，《人民日報》1953年8月27日，第1版。

　　[36]張奚若：《關于第二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報告》（1953年11月26），《教育文獻法令匯編195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編，1955年，第18頁。

　　[37]政務院關于整頓和改進小學教育的指示（1953年11月26日），《教育文獻法令匯編195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編，1955年，第48頁。

　　[38]《切實整頓和改進小學教育》，1953年12月14日《人民日報》第3版。

　　[39]政務院關于改進和發展中學教育的指示（1954年4月8日），《教育文獻法令匯編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編，1955年，第27頁。

　　[40]《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高小和初中畢業生從事勞動生產宣傳提綱》，《人民日報》1954年5月29日，第1版。

　　[41]董純才：《為培養社會主義社會全面發展的成員而努力》，《人民日報》1954年8月8日，第3版。

　　[42]《關于鞏固小學學額防止減生現象繼續發展的通知》（1955年7月9日），《教育文獻法令匯編1955》，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編，1956年，第12頁。

　　[43]《關于鞏固小學學額防止減生現象繼續發展的通知》（1955年7月9日），《教育文獻法令匯編1955》，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編，1956年，第12-13頁。

　　[44]《必須做好動員組織中小學畢業生從事生產勞動的工作》，《人民日報》1955年8月11日，第1版。

　　[45]《關于1956年普通教育和師范教育的工作計劃》（1956年5月16日），《教育文獻法令匯編1956》，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編，1957年，第3頁。

　　[46]《關于動員組織中小學畢業生投入農業合作化運動并防止中學在校學生流動問題的通知》（1956年1月10日），《教育文獻法令匯編1956》，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編，1957年，第17頁。

　　[47]《不要讓中小學生中途輟學》，《人民日報》1956年3月26日，第1版。

　　[48]《不要讓中小學生中途輟學》，《人民日報》1956年3月26日，第1版。

　　[49]國務院關于克服當前中小學生輟學現象的通知（1956年6月28日），《教育文獻法令匯編1956》，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編，1957年，第18頁。

　　[50]國務院關于克服當前中小學生輟學現象的通知（1956年6月28日），《教育文獻法令匯編1956》，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編，1957年，第19頁。

　　[51]張奚若：目前國民教育方面的情況和問題（1956年6月20日），《教育文獻法令匯編1956》，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編，1957年，第378頁。

　　[52]關于加強中學思想政治教育的幾個問題的通知（1957年1月10日），《教育文獻法令匯編195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編，1959年，第1頁。

　　[53]關于指導中小學畢業生正確對待升學和就業問題的通知（1957年2月28日），《教育文獻法令匯編195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編，1959年，第219頁。

　　[54]關于當前中小學畢業生工作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的通知（1957年6月5日），《教育文獻法令匯編195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編，1959年，第2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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