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近年來，“社會再生產”理論及相關方法資源逐漸在世界范圍內影響到性別研究相關的各個學科。不同學科尤其是社會科學相關領域開始從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面探討“社會再生產問題”，并認為解決社會再生產問題是促進未來人類社會發展的關鍵之一。目前，這一“再興”的理論逐漸為國內學界關注，成為全球化語境下分析中國社會性別結構變遷和未來發展的重要視角。但是，對于中國情境下使用這一理論進行研究的具體方法和局限，以及基于中國經驗拓展和重構該理論的可能，討論得還不夠透徹。《婦女研究論叢》編輯部聯合中國社會學會婦女／性別社會學專業委員會共同策劃“生育、照料和社會再生產”學術工作坊，特邀5位專家學者基于中國情境的社會再生產的歷史和經驗研究，與該理論進行對話，探討“社會再生產”理論在國內興起的動因、中西生產-再生產體制的歷史變遷及其動力，以及在中國情境下拓展該理論、處理社會再生產問題的可能路徑，進而推動中國性別平等事業發展。茲編發如下，以饗讀者。
——《婦女研究論叢》編輯部
作者簡介
宋少鵬，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黨建學院教授。
研究方向:近現代中國社會思潮、共和國婦女史、中共婦女工作史。
正文
一、社會再生產危機:為何討論?如何認知?
這幾年《婦女研究論叢》編輯部組織工作坊有一個特點,就是回應社會熱點問題,那么,我一直在想編輯部為什么要組織這次“再生產”的圓桌討論?可能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回應當下女性在再生產領域面臨的困境:密集母職;三孩政策下職業女性工作—家庭兼顧問題;生育率下降但女性不生、少生的問題;少子化時代的養老問題;等等。若把視野從女性擴展到全社會,我們能感受到這種危機感幾乎是全社會的、彌散性的。這幾年,一些人口學概念如總和生育率、人口替代率等成為熱點名詞,表征著社會整體氣氛對于社會再生產的擔憂。前些年老一代的催婚催生、對于家庭延續的深層渴望,這兩年不婚少生現象取代房價成為人們日常聊天的談資,某種意義上都是社會再生產危機在個體與家庭層面的一種反映。但這種反映經常被理解成老一代與年輕一代的文化沖突,而非社會的結構性危機。從文化觀念出發的對應之策,容易把矛頭對準承擔著生育功能的女性——怨其不生,把怨氣推向倡導女性獨立自主的女性主義思潮。這部分助生了對于獨立女性與女性主義的污名化,也遮蔽了對于產生再生產危機的社會結構性原因的分析。
正因為再生產與女性的密切關聯,再生產領域一直都是婦女/性別研究的傳統領域。相比于文化視域下的“女性問題”研究,政治經濟學視域下的研究受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理論影響,強調女性家庭內的再生產勞動與生產體系以及社會(自身的)再生產——社會秩序與社會體系自身的再生產——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以性別化分工的理論框架揭示出再生產勞動的女性化,同時賦予女性在再生產領域的活動以“勞動”的性質,從而使女性在私域/家庭內的勞動不再是“愛”的名義下的無價值勞動,而是維持家庭外的生產勞動與社會體系再生產必不可少的社會領域,從而使私域的勞動具有了公共性價值。近些年勞動社會學的研究進展,使得家務勞動、情感勞動、照料勞動、親密勞動等在“勞動”的視野下被看見。性別研究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推進,分性別的統計數據使女性在再生產領域投入的時間/貢獻得以量化。經驗研究、過程性研究使職業女性“雙肩挑”的困境以學理的方式客觀地被言說,如女性的時間貧困、雙重負擔、晉升時的“母職懲罰”等都有了非常豐富的經驗研究作支撐,并揭示出主要由女性承擔的再生產勞動的無酬與低酬狀態。
學術生產、公共討論、社會運動使原本遮蔽于私域的個人經驗具有了普遍性和結構性的意義。一方面,這些活動促進了在文化和意識層面對于女性在再生產方面貢獻的承認;另一方面,對于再生產勞動的公共性和結構性意義的承認,也推動了國家在社會福利政策方面的改善。同時,最初具有政治動能的知識生產,伴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地使認知定型化甚至“常識化”了。對于再生產問題的成因與對策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識與思維定式,以及一個共享的分析框架:性別化的勞動分工。解決問題的方案似乎也有了既成的答案:一是尋求通過國家福利政策改善婦女的處境;二是通過文化運動——解構與建構的雙向運動——解構厭女文化、建構性別寬容與性別平等的意識形態。可稱之為“承認+再分配”的方案。所謂“承認”,就是在既有社會結構下承認婦女在再生產勞動方面的貢獻,本質上是一種文化政治,尋求文化層面的變革。“再分配”是指在承認的基礎上,國家通過社會福利政策、通過社會資源的再分配對婦女在再生產方面的貢獻或者對因再生產勞動而(在職場)間接受到的傷害與損失進行補償,當然各國具體的社會政策與福利政策是多樣態的。“再分配”實質就是在經濟與物質層面的改善。回顧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知識生產,我們對于再生產問題的思考似乎并沒有走出20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中家務勞動有酬化運動所開拓的思考方向。
“承認+再分配”的研究思路也深刻影響了中國學界對于再生產——當下與歷史的——研究(包括對于集體化時期再生產領域的研究)。對于集體化時期的再生產研究,或明或隱地帶有歷史比較視野,有著從歷史中尋找答案的隱秘沖動。對當下中國社會再生產領域因市場化帶來的個人困境、家庭負擔與社會問題的關切,推動著對于集體化時期再生產領域的歷史考察,后者或多或少扮演著對國家借古喻今式的政策倡導功能。在對集體化時期的歷史想象中,國家/單位承擔著再生產的道義責任。在單位制下,單位很大程度上承擔了單位成員的住房、醫療、教育等方面的再生產責任。在農業合作社,也曾探索過托幼、食堂、縫紉組、醫療等再生產領域的實踐。所以,對集體化時期再生產領域的歷史研究,實則與社會學研究共享著基本分析框架(性別化分工)與對策思路(承認+再分配),二者在基本認知與思考方向上是相通的。換言之,歷史研究有可能并沒有真正的歷史化,這種研究路徑很可能是去歷史化、理論先行的。所謂的“去歷史化”包括兩層意義:第一,對于西方第二波女性運動下的再生產/家務勞動有酬化研究缺少歷史化的認知,包括對于西方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中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理論誕生的西方社會經驗的歷史缺乏足夠了解,而把它抽象化為具有普適性的指導理論;第二,對于集體化時期的再生產研究,同樣缺少對于這段歷史在地的具體化(縱向長歷史+橫向各類關系內)的整體理解,容易去歷史化地把研究視線聚焦到某一具體的研究對象,比如就托幼談托幼、追求量化數據的呈現、隱晦地呈現出線性史觀下的歷史目的論,這也造成了集體化時期再生產研究中一個無法言說的理論困境。據我個人的淺見,這種理論困境的實質是認知困境,是陷入理論迷思后的自我設限。擺脫理論困境,不是用更“前沿”的理論來替換“舊理論”,而是在認知上需要進行調整,擺脫理論先行,尊重在地歷史,尊重歷史中生活的人,進行重新的歷史化。重新歷史化,需要在中國長歷史的脈絡中理解集體化時期的那段歷史,具體地理解集體化時期的國家、單位、家庭、個體的行動邏輯。在新的制度環境、悠久的文化傳統、復雜甚至沖突的倫理處境、個人/家庭的資源狀況等具體條件下,設“身”處“地”地理解歷史主體的行動選擇及其歷史化的主體性。
簡言之,從認知的角度,要擺脫歷史目的論,不是從現在看過去,而是要從過去看現在。歷史是從過去一步一步走來的,應進入歷史脈絡,貼近歷史主體的真實處境,回到歷史主體的真實生活,從他們的視角出發,重建從生活出發的知識。努力從“去歷史”的歷史研究中拯救歷史、重建歷史化。當然,這并不是說不要理論,學術表達不可能離開概念與理論,而是說不要理論先行,應扎根經驗實踐,從真實生活中尋找有效的表意概念。這一概念既可能只是歷史性概念,只有具體時空下的解釋力,也可能具有超越具體歷史的理論解釋力,二者并不沖突。但是,清晰地意識到經驗研究(實然)與理論研究(應然)的界線仍是必要的。比如,在再生產領域的研究中,“生產—再生產”的分析框架是我們熟悉的支配性分析框架,可以說,通用于經驗研究與批判理論,貫穿于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因為理論先行,可能對研究對象所處的不同歷史時空下具體情境的差異缺少足夠敏感。當差異在超歷史的女性主義理論視角下統一起來,性別壓迫就容易變成抽空了具體生活內容的超歷史超時空的理論指責,這反而鈍化了理論銳度及其說服力。
二、生產—再生產體制的多樣態:內在于歷史的歷史化
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創造性地發展了“再生產”的理論概念[1](P59),把馬克思對剩余價值與勞動異化的分析邏輯運用到家庭領域,發展出“家務勞動”的概念,強調從事家務勞動的婦女的“生產者”角色,論證家務勞動的“生產性”的特質。即,家務勞動對于恢復勞動者(丈夫)的勞動力與培養未來勞動力(孩子)的貢獻,論證女性從事的再生產勞動對于資本主義積累以及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的重要性,從而讓女性在家庭領域的再生產勞動得以被看見,家務勞動的無酬性也讓女性勞動被剝削的性質得以呈現,生產領域與再生產領域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體,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勞動理論以及對于資本主義的批判。至于剝削女性再生產勞動的是父權還是資本主義,壓迫的根源是一元(資本主義父權制)還是二元(資本主義制度+父權制),是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與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兩個流派的理論分歧所在。筆者不想進入這場理論討論。但是,充分意識到第二波女性運動社會思潮中對父權制批判與對資本主義的批判[1](P59),不僅在理論上密切關聯,而且具有相同的歷史經驗背景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一種理論既是對理論產生的那個時代的經驗反映,問題意識也是受自己的理論關切主導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理論的經驗來源,是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福特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生產—再生產體制,經驗層面的西方中心的特點非常明顯,特別是再生產領域的家庭主婦化的經驗,是父權制批判的經驗基礎。就理論關切而言,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批判對象是資本主義生產體制,所以,“生產—再生產”的分析框架有明顯的“生產中心”的理論特征,除了回應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生活經驗外,還因為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的關注對象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
從歷史化視角出發,就存在以下幾個需要追問的問題。“男主外,女主內”的生產—再生產體制是不是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本質存在,是否是唯一的標準樣態?應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批判理論及其分析框架,能否平移挪用于集體化時期的生產—再生產體制的分析?是否存在理論上的有效性與有限性?哪些方面的分析是有效的?哪些方面的分析是無效的?在理論范式有效性的基礎上,能否發展出多個分析框架?
(一)西方資本主義生產—再生產體制的歷史類型
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認為西方資本主義歷史最起碼可以分為三種生產—再生產的歷史類型[2]:第一種是19世紀的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第二種是20世紀的國家管理資本主義;第三種是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全球化金融化的資本主義。家庭主婦化是國家管理資本主義時代的歷史產物。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代利用婦女兒童的廉價勞動力,把婦女兒童吸納進工廠礦場,但同時把再生產留給生產者個人,從而制造了窮人/工人階級的社會再生產危機,就像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描述的工人階級的生存狀況。這一狀況也讓資產階級對于“家庭的毀滅”和無產階級婦女的“去性別化”產生了道德恐慌。國家管理的福利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應對前一歷史階段再生產危機的解決方案。這一方案的誕生是有特定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條件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冷戰背景下國家管理資本主義的出現、福特主義下的家庭工資制、女權/民權/工運等社會運動對于國家社會福利政策的推進,等等。南希·弗雷澤還特別指出,正是由于核心—邊緣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構性存在,才能使資本主義核心地區對社會再生產的保護成為可能。“男主外,女主內”的現代核心家庭、強化性別差異的意義系統,一定程度上是資本主義社會在處理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的再生產危機中創造出的一種新體制。福利資本主義緩解了自由競爭時期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危機后,新的再生產危機又在內部逐漸形成。滯漲、制造業利潤率下降等危機,引發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轉型,與20世紀60年代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成長起來的解放政治一起,合力推動國家管理的福利資本主義滑向了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核心地區的本土制造業向第三世界國家的轉移,后工業社會來臨,勞工運動式微,國家福利減撤,工人工資相對降低,傳統再生產領域的商品化——以前由婦女無償勞動提供的使用價值不得不在市場上購買——使個人/家庭的消費信貸持續擴大。金融資本主義下個人與家庭在債務制約下,雙薪家庭逐漸成為社會主流。彈性工作、零工經濟、低工資不穩定的非正規經濟吸納了大量的底層婦女勞動力。新自由主義不僅使再生產領域商品化、資本化,不同層級的中心—邊緣的結構性存在,婦女內部階級分化的加劇,進一步形成了民族國家內部的照料鏈條和全球層級的照料鏈條。在金融資本主義時代,個人/家庭依照自己的資源對于生產—再生產進行組合以應對挑戰,這個過程是動態的,并不存在持續的單一模式。對于整體社會而言,不同類型的生產—再生產體制是同時存在的。
南希·弗雷澤歷史化的研究能幫助我們去除認知上的一種固念,“男主外,女主內”的生產—再生產體制不是資本主義生產—再生產體制的唯一的本質化標配。家庭主婦主導再生產領域、產業工人主導生產領域的狀況,只是福特資本主義時代家庭工資制下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
(二)集體化時期的生產—再生產體制
中國社會的生產—再生產的組織方式發生過巨大的歷史變化。伴隨中國的工業化,新中國生產企業的再生產體制經歷了從“去家庭化”“單位化”到“私人化/再家庭化”的鮮明的歷史階段。董一格的研究呈現了新中國成立之后集體化時期工業企業的生產與再生產關系的變遷,即使是在同一歷史時期,生產—再生產的關系也不是均質化本質化的存在。肖索未對新時期以來中國社會再生產體制歷史變遷的研究揭示了轉型過程的復雜性以及前后兩個歷史階段的接續與斷裂,特別是銜接兩個歷史階段的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社會化時期”,具有承上啟下的特征,是蘊含著各種歷史可能性的階段。蘇熠慧與李潔的研究展示了市場化時期的再生產實踐。
先不討論長歷史中中國社會生產—再生產體制的歷史變遷,本文暫時聚焦集體化時期的再生產問題。回到上文提出的問題,探討在將誕生于對資本主義社會批判的再生產理論運用到社會主義社會的語境時,哪些方面是適用的,哪些方面是不適用的。從現代社會的角度來看,早期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都追求工業化,都建立了大生產體制。以生產為中心的視角、服務于生產的再生產方面的安排,都是為了解決勞動者的勞動力恢復與未來勞動力生產的問題。再生產對于維持生產以及社會生產體制自身的再生產也是成立的。也就是說,如果討論再生產與生產的關系,“生產—再生產”的分析框架是成立的。在此理論框架指引下,對于集體化時期再生產的研究也往往聚焦于承認和再分配兩個方面。從承認政治的角度來看,在集體化時期,國家承認工人家屬的家務勞動是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模范家屬被表彰,工人家屬也被承認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3]。從再分配角度來看,工人再生產方面的部分需要是由生產單位制度化提供,比如食堂、澡堂、托幼、醫院、文化娛樂等。工人家屬也被組織起來在工人社區提供家務互助[4],但家庭內部的家務勞動很大程度上仍是無酬的,生產—再生產的性別化分工的情形仍然是顯性存在。就此而言,通過呈現女性在再生產領域的勞動貢獻,論證婦女(包括家庭婦女)對于社會主義工業積累/社會主義建設的貢獻,生產—再生產的分析框架是有效的。
但是,依據“生產—再生產”的分析框架,從“以生產為中心”的視角來考察社會主義生產體制與資本主義生產體制,呈現的是服務生產的同質性,以及解決程度的歷史階段的差異性,識別不出二者的差異。回顧自己的研究,我曾經依據生產—再生產的理論邏輯,把生產與再生產的組織方式的不同理解成資本主義生產體制與社會主義生產體制的本質區別,一度認為資本主義是把生產與再生產進行二元分離的社會體制,社會主義是把生產—再生產統一處理的社會體制。當富士康宿舍體制被揭露出來之后,我意識到這種本質化的認識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歷史經驗上是簡化的。南希·弗雷澤內在于西方社會歷史脈絡雄辯地證明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再生產體制是依據歷史條件不斷發生變化的,并不存在一種由本質規定的歷史類型。
這幾年,我不斷地對自己的認知進行反思和調整,不斷提醒自己不可帶著先驗理論框架進入歷史,盡量避免讓先入為主的預設框定自己的認知,以免造成對于歷史經驗的簡單化甚至浪漫化的理解。但是,認識論原則上提“歷史化”容易,實操則很困難。在準備這次圓桌討論的過程中,有一天我領悟到,還是因為不自知的理論先行遮蔽了一個最淺顯的歷史事實:新中國創建集體化的生活—生產體制是為了建設一個新社會,這是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批判理論的指向根本不同之處。如果說批判理論的本質特征是解構,那么,集體化時期的時代特征是建構。我對集體化時期的家庭勞動的國家話語[3]與家屬工作[4]進行研究時,雖心存揭示中西差異的努力,如家庭勞動與家務勞動的區別以及在承認政治的層面上揭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差異,但坦白地說,當時的問題意識與思考路徑都是受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理論的指引,或聚焦于再生產勞動女性化的特征,或聚焦于婦女的再生產勞動對于生產體系的功能以及對于社會積累的作用,并未超出生產—再生產的理論范式,而是深受其引導。前面已分析過這一分析框架的有效性部分,這里并不是要全然否定過去研究的有效性,而是希望通過調整認知,發現這一理論范式遮蔽的部分,打開新的研究視域,找到新的思考方向。
董一格在報告中提到了集體化時期單位體制里非常重要的一句話:“一手抓生產,一手抓生活。”我們都知道,當年生產單位中有工會,還有一名副廠長要抓生活的。當年的研究中,我被話語層面顯而易見的生產中心的話語吸引(也符合理論預設),持“以生產中心”的視角,把“生活”只是理解成服務于“生產”的再生產,未能深刻理解“生活—生產”與“生產—再生產”之間的微妙區別。機緣巧合,在這些年的研究中接觸到延安時期,逐漸認知到“群眾生活”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概念,以及“從群眾生活出發”與中國共產黨政治路線、群眾工作/群眾路線、婦女解放運動之間的關系。此處值得強調的是,“從群眾生活出發”的提法遠遠早于集體化時期,是在中共革命的歷程中逐漸形成的,蘇區、邊區的政策中都有所言及與體現。到了延安時期,伴隨群眾路線的理論化、制度化,“群眾生活”已經是一個政治概念。當然,與“群眾生活”相通的“民生”的觀念一直存在于中國的政治傳統中。至今,國家要對群眾生活負責的觀念依然深入民心。所以此處要強調的是,“生活”/“群眾生活”在中共革命實踐與革命理念中是一個獨立的政治概念,需要我們進行更深入的理論探討與經驗研究。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集體化時期“抓生活”的概念遠遠不是生產—再生產結構中為生產服務的“再生產”的概念所能涵蓋的。如果說,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下,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批判理論的關注重心在于“生產”之外,一個現實原因是在既存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體系”的革命性重構的不可能性,所以建設的對象是政治層面的“再分配”與文化層面的“承認”。但對于新中國而言,中國革命是關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總體性社會革命,“生產”與“生活”同時是社會主義新社會的建設對象,也是通向社會主義社會的橋梁與過程。所以,當我們的問題意識從“經濟”轉向“社會”時,我們要問的問題就變成:集體化時期的“生產”與“生活”對于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社會意味著什么?生活于其中的具體的人是如何通過生產、生活等具體的生活實踐感知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把問題從“經濟”轉向“社會”,一是能拆解“生產”與“再生產”的功能主義/功利主義的思考方向,把再生產的意義與價值從勞動價值論束縛住的意義中拯救出來。在“生產—再生產”的分析框架中,再生產的意義與價值是通過其對于“生產”的作用而獲得的,對再生產勞動的承認與再分配都是基于此。在此理論邏輯下,與生產無關的再生產,在社會中往往是低價值甚至是無意義的,在國家的福利政策中也是低價值甚或不被看見的。以生產為中心的集體化時期,事實上也存在著生產勞動與再生產勞動的等級,以及不同形式再生產勞動的等級,這些都是根據與“生產”的關系來確定的。拆解之后,我們的視線從生產中心解放出來,就可以更多地看到集體化時期日常生活中非生產性部分或者說溢出為生產性服務的那部分對于個人生命與社區生活的意義與價值。即使通過服務于生產而聯結起來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情感,除了服務于生產的功能性部分,還有功利價值之外的溢出部分同樣值得我們去細致地理解、體會與整理。二是理解了那些溢出部分,就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老工人及工人家庭的生活世界與意義世界,以及單位制解體之后的復雜情感,同時有助于我們打撈、整理和轉化集體化時期“組織生活”的經驗,以及對于當下社區建設/社會建設的意義。比如,我們經常能聽到的故事——工人家屬區拆遷、老工人們住進商品樓后,仍懷念當年的老街坊;網絡里熱烈討論并引發強烈情感共鳴的工廠大院里的籃球場、照明燈、大禮堂、露天電影、桔汁汽水、筒子樓里的蹭飯互助等。當我們的研究視線從“生產”轉向“生活”時,再回到歷史場景重構當年工人新村/工人家屬區的生活史,研究的意義就不只是懷舊,而是被重新激活的歷史經驗。
剛才通過反思自己的研究,我逐漸認識到,因為理論先行,集體化時期再生產研究中“建設新社會”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歷史事實可能被遮蔽了;其間,還有一個反思是,逐漸認識到“家庭”可能也是被遮蔽的另一個顯在的歷史事實。在“生產—再生產”的分析框架下,盡管研究焦點關注婦女家庭內的無酬勞動,但隱含的研究對象是“個體婦女”(比如,我自己研究中的“家屬”)。前文分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理論的經驗基礎是核心家庭中的“家庭主婦”。當我們挪移這一分析框架時,無意識地把核心家庭與“家庭主婦”的想象平移過來了。此外,家庭有意無意地被理念性地理解成一個空間,而且是阻隔婦女走向公共生活的壓迫性空間。研究沒有真正地進入真實的家庭生活,一個由各種關系構成、以相互責任與情感為內容的倫理實體。盡管新中國的單位制可以說創生了新中國第一代核心家庭,單位也制度化地承擔了工人部分的再生產,但在物質匱乏的歷史條件、高積累低消費的發展戰略下,工人的再生產很大部分仍然是在家庭內部完成的,只是這個“家庭內部”往往會超出核心家庭與性別化分工的范疇,甚至超出工人社區,在更大的社會關系中聯結起來。集體化時期的再生產問題,并非家庭空間與生產空間、男性職工與家庭主婦之間的拉扯,甚至也不只是在“家庭空間”與“生產空間”之間加入一個“家屬區”,而是跨越城—鄉的擴展式大家庭關系。當把研究視線從制度安排轉向工人的日常生活時,我們就能看到工人在安排再生產活動方面的復雜性。比如,同一個工廠中,雙職工家庭與單職工家庭(工人+家屬)接受的托幼服務是不同的。即使在同一個家庭中,每個子女的照料方式也可能是不同的,多子女家庭并不一定能負擔所有子女的入托。各個家庭會根據家庭資源安排子女的養育方式,子女中有入托的(全托或日托)、有寄養到祖輩家庭的、有寄托給鄰居的、有農村親戚(往往是年長女性或是家庭中未上班的年輕女孩)來幫忙帶孩子做家務的,等等。每個家庭都是根據各自的資源進行生產—再生產的整合,養育方式并非均質化存在。這里所說的“家庭”并非社會學分類概念上的核心家庭,也不是法律意義上的制度家庭,而是中國人倫理認知上的擴展式“家庭”概念。在以往的研究中,以生產為中心的視野,其關注焦點多在“兩種生命”的生產上,所以,對于托幼(未來勞動力的生產)更為關注,但對于退出勞動力市場之外的養老相對關注較少。但在我們的研究中,養老與托幼在很多家庭中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當年在中國社會收入相對較高的雙職工家庭為什么不能負擔所有子女的托幼費用?除多子女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贍養負擔和幫扶責任。作為新中國第一代核心家庭,其再生產方面的支出還包括對遙遠家鄉(往往是農村地區)的家人的各種支持,而不僅是贍養老人。這就是中國人倫理觀念中的“家庭”。這些反思促使筆者從認識論角度提出從“生活”出發再思集體化時期的再生產實踐。從生活出發,從婦女與家庭的多維視角出發,更容易理解與解釋婦女對于國家政策的積極配合混雜消極應對的復雜性,而非簡單地擁抱與抵抗的問題。
綜上所述,如果說,第一個“遮蔽”是沒有把握住“新”,即集體化時期“何為新”、走向哪里這一問題;那么,第二個“遮蔽”實則是沒有把握住“舊”,即集體化時期是從哪里走過來的。所以,需要把“家庭”重新帶入集體化時期的再生產研究中,超越“個人—國家”簡化的理論框架,回歸在地歷史,建立“個人—家庭—單位/社區—國家”復雜統合體,來研究集體化時期的再生產。確切地說,是集體化時期的“生活”。
三、找回“生活”: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的當代運用與啟示
誕生于19世紀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以生產為中心的唯物主義分析具有時代的針對性。面對20世紀五六十年代福特工業資本主義時代婦女的基本處境,女性主義從馬克思主義思想中汲取理論資源,發展出“再生產理論”,同樣具有時代的針對性。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時代人們的基本處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處于一個折疊的世界中,工業社會與后工業社會同步存在。工業社會中的生產與再生產的關系仍然有效,我們不能否定再生產對于生產的功能性價值與資本積累的作用。同時,再生產領域一方面繼續保持著家庭私域中的無酬性,另一方面再生產領域的商品化、產業化甚至資本化在金融資本主義時代已迅速推進。再生產領域已經不是服務于生產、處于輔助功能的依附性的第二部屬,而是資本高度感興趣的獨立的“生產性”領域,現在已經出現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資本對于再生產/生活領域的侵入。比如,再生產領域的服務行業。按照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應該用“生產”來指代再生產領域的服務性行業。按照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觀點,家務勞動是因為服務于生產勞動,因而才具有生產性。但在當今時代,再生產領域已然不再是服務于生產領域才具有價值的社會領域,而是一個資本青睞的投資領域和獨立的經濟領域,如家政、教育、醫養等行業。這里使用“生產性”是指這個領域的勞動投入是可以增殖與產生剩余價值的,那么,馬克思對生產領域的批判也適用于產業化資本化的再生產領域。追求照料勞動產業化的過程,是不斷提高勞動的職業化和標準化,但同時疏離了照料者與被照料者之間的關系,普遍存在勞動異化的問題。又如,居家辦公/經商。這幾年數字經濟的發展、電子辦公技術的加持,特別是疫情時期推波助瀾的居家辦公,出現了新的生產與生活重合的形式。如果說工業化時代是把生產—生活空間重合的小農家戶經濟的形態打碎,創制出生產與生活空間的物理性分離,讓“生活/再生產”服務“生產”。那么,在互聯網信息技術的加持下的居家辦公/經商(比如,生活類直播直接販賣“生活”,甚至情感與情緒也成為有價值可交易之物),不僅是對生產和生活的物理空間與社會心理空間的多重界線的有意識混淆,而且是“生產”直接侵入“生活”,生活“生產化”。這既是一種新的剝削形式,也是剝削加深的表現。再生產領域不僅僅已經是一個獨立的經濟領域,照護危機也不只是照護資源匱乏的危機,更是對“照護”這一人類關系自身的侵蝕與破壞。
南希·弗雷澤面對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照護危機,認為再生產危機應該被理解成資本主義總體性危機的一個維度,是資本主義與社會再生產之間矛盾激化的表現。所以,照護危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內嵌在社會秩序中,有深刻的結構性根源:社會再生產是資本持續積累的必要條件,而資本無限積累的傾向會破壞它賴以生存的社會再生產過程的穩定性,從而產生再生產危機[2]。傳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大多從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內部矛盾來討論資本主義危機,南希·弗雷澤把社會再生產危機視為資本主義總體危機的一部分,既是對經典馬克思主義非常重要的理論補充,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理論的重要發展。這一理論洞見也提示我們,再生產領域可以是資本主義的突圍之處。
當然,市場化不等于資本化。在集體化時期,再生產領域也存在著勞動與金錢的各種交換。人與人必要的時間、金錢的交換并不一定會銷蝕人與人的關系,但無約束的資本會銷蝕人與人的關系,最終會破壞社會——因為資本的本能是追逐利潤。那么,在資本全方位滲入再生產領域的現實境況下,我們還能有其他可選擇的生活方式嗎?如何找回我們的生活、重建我們的生活?集體化時期“組織生活”的經驗還能給我們提供什么樣的滋養與教訓?
實事求是地講,在市場化條件下,普通勞動者對于生產過程的參與感與控制感日益薄弱,生產所能提供的意義感也越發稀薄。生命的意義感越發需要在生產之外尋找與建立。伴隨近三四十年的住房商品化進程,生產與生活區域的分離是既成的事實。生活社區承擔的基本是再生產領域的功能。社會日益原子化的同時,家庭不僅仍舊承載著再生產的部分功能,也日益回歸為個人寄托情感與意義的單位。社區是承載個人與家庭的物理與社會的空間。所以,重構再生產領域,社區理應成為重建社會的基點。
后集體化時代,我們實則在重新回歸“做生活”的邏輯。“做生活”是我家鄉的土話。在我的家鄉,“生產”對應的日常用語是“做生活”。這個詞很清晰地傳達出“生產”在普通人生活中的位置與功能:生產是為生活服務的。“做生活”的說法直接顛覆了“生產中心”的現代工業社會的意識形態。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論述中,對于資本主義勞動異化的批評中實則也蘊涵著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異化的批判。當資本主義的生產圍繞利潤時,人類的生產不再是為直接生活服務的生產,反之“生活”淪為為資本謀利的生產服務的再生產,這正是資本主義社會異化的開始。為此,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批判之矛直接指向工業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經濟體系。或許是因為我們的關注過于聚焦理論的內核,無意識地忽略了理論外圍的鋪墊。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清晰地闡明人們為了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人類的第一個歷史活動是生產物質生活本身。“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人們從幾千年前直到今天單是為了維持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從事的歷史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5](P158)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中指出:“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一定歷史時代和一定地區內的人們生活于其下的社會制度,受著兩種生產的制約:一方面受勞動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另一方面受家庭的發展階段的制約。”[6](P13)
以上兩段馬恩經典論述,是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在論述再生產問題時常引用的經典論述,也是其重要的理論資源。我們也常用“兩種生產”理論來概述馬恩的再生產理論。重溫經典段落,我們可能會發現,當關注聚焦于“生產”時似乎忽略了馬恩論述生產的前提:生產首先是為了能夠生活,生產的是維持生活必需的生活資料。聚焦生產有其合理性,因為批判之矛指向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若從解構走向建構,在思考建構的時候,能否從馬恩經典論述中找回“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能夠生活。在理論構想中,重新把生產回嵌生活,理論視線從生產中心回到生活中心,那么,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或許可以用“生活的生產”重新構想生活與生產的關系,站在再生產領域已被資本全面侵入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時代,除了思考把批判之矛指向再生產領域之外,還可思考以非資本主義的方式重建再生產領域的可能性。
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在西方生活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承認”與“再分配”的兩條建設之路。中國社會守望互助的悠久歷史和集體化時期組織生活的經驗能否為當下的我們提供另一條可能的建設之路:找回生活,重建社區?在當今的互聯網技術條件下,社區可以是地域型社區,即物理空間上可見的各類生活社區,也可以是網絡上的各種社群,基于某種共同的關注把人聯結起來的松散的關系型社區。如果說,現代社會的“生產”曾經提供了個體獨立自主的現代假象,那么,再生產領域所展現的人的基本處境是人的脆弱性與相互依存的必要性(每個人都會面臨生老病死)。但從再生產領域出發的社會理解只能是互助合作的社會,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還有沒有能力構想以“生活”為中心組織基于社區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生活方式?從生活的視角出發,集體化時期工人社區有效組織生活的方式,既有自上而下的組織化的安排,也有自下而上工人及家屬們自發形成的鄰里間的守望互助。比如,經濟互助,既有工會組織的制度化的互助儲蓄金,也有工人自發的“打會”的金錢互助;家務照護,既有工人社區運動式組織化的家務互助,也有日常生活里無時無處不在的鄰里互助[4]。至今中國社會既擁有全覆蓋的基層社區治理體系,又有依托線上線下各種組織平臺發展出的民間互助組織。從廣場舞到基于社區的抱團養娃[7]、抱團養老、疫情期間由“團長”們主動發起的團購及樓群里的鄰里互助,還有基于網絡的各種互助社群——微信里的日常購物群、媽媽們的各種教育互助群、小紅書里聚散自由的各類生活互助群、跨越城鄉直接聯結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有機聯盟,雖然小但充滿活力與希望。這些充滿創造力的各種聯結與互助的形式,有更強的自愿性、互助性,提供著一種資本與國家之外組織生活的可能性。因歷史傳統,再生產領域至今仍然是婦女占主導的生活領域,所以在再生產領域結群互助的主體(領導者與參與者)絕大多數是女性,女性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基層社區或許應思考如何從集體化時期的社區群眾工作中汲取營養,從群眾生活出發,團結民間力量,圍繞共同關注的養育照料,通過深嵌在日常生活中的協作互助,打造共養共育共建共享的情感空間和生活空間,這既會完成“兩種生命”的生產與社會自身的再生產,滋養個人安頓家庭,也將打造一個公共空間,在個人/家庭與國家之間真正撐出一個“社會”,一個團結互助、相互依存的社會。
參考文獻和注釋略
本文來自《婦女研究論叢》2024年第4期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