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上篇文章聊了《人民軍隊的武器進化史》，這篇再來聊聊解放軍進藏的事，從一個小的角度看看教員的地緣戰(zhàn)略、解放軍的戰(zhàn)術布置、以及新中國收復國際勢力干涉地區(qū)的節(jié)奏。
山西東南部的長治、晉城地區(qū)，因為地勢高昂，古人便以“地極高，與天為黨”的寓意，命名為“上黨”。
在亂世爭霸的時候，哪方勢力得到上黨，便能通過“太行八陘”中的滏口陘、白陘、太行陘，威脅河北、山東、河南的安全。除此之外，山西汾河流域的臨汾、太原也在上黨的兵鋒之下。
居一隅而俯瞰晉冀魯豫，就是上黨的地理優(yōu)勢。
戰(zhàn)國時期，秦、趙爆發(fā)的長平之戰(zhàn)，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爭奪上黨，爭奪定鼎中原的戰(zhàn)略主動權。
而在整個亞洲東部的范圍內(nèi)，青藏高原也有類似的地理優(yōu)勢。
僅從地勢高低來看，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周圍的四川平均海拔2598米、甘肅河西走廊的平均海拔1500米、新疆的平均海拔不足1000米，恒河平原的平均海拔最低，僅有10米。
可以說，青藏高原就是亞洲東部的上黨，哪個國家擁有青藏高原，就擁有了亞洲東部的戰(zhàn)略主動權。
早在唐朝初期，吐蕃的松贊干布就不斷侵擾四川、甘肅等地，并迎娶唐朝的文成公主和尼泊爾的尺尊公主，利用青藏高原的地理優(yōu)勢為吐蕃爭取利益。
百余年后，吐蕃趁唐朝爆發(fā)安史之亂的機會，逐漸吞并了大片唐朝國土，把東至陜西鳳翔、西至新疆蔥嶺、北至內(nèi)蒙古額濟納、南至喜馬拉雅山的土地都納入治下。
這是吐蕃的極盛時期，也是青藏高原對中國威脅最大的歷史階段。
到了明朝成立以后，朱元璋鑒于吐蕃侵唐的教訓，以及明朝經(jīng)略西北的需求，做了兩手準備。
其一是命使者深入青藏高原，招撫元朝冊封的帝師、法王等實力派。
在明朝的招撫下，公元1373年2月，烏斯藏攝帝師喃加巴藏卜抵達應天（南京），被朱元璋冊封為熾盛佛寶國師，他舉薦的60人，朱元璋也分別授予官職。
隨后，朱元璋設立朵甘指揮使司、烏斯藏指揮使司、兩個宣慰使司、一個元帥府、四個招討使司、十三個萬戶府、四個千戶所，用來封賞喃加巴藏卜等實力派。
朵甘指揮使司的轄地，大致是青海、四川西部。
烏斯藏指揮使司，即西藏。
朱元璋設立這兩個指揮使司，其實就是以“眾建諸侯少其力”的手段，拆分青藏高原，用陜西和四川制朵甘、用朵甘制烏斯藏。
其二是武力征討。
公元1377年，朵甘和烏斯藏的一些部落酋長不安分，經(jīng)常搶劫朝貢明朝的使者，于是朱元璋命征西將軍鄧愈、副將沐英統(tǒng)兵西征，一路追至昆侖山，斬殺并俘虜萬余人，繳獲牛羊馬十余萬頭，號稱“西略川藏，耀兵昆侖。”
次年，沐英繼任征西將軍，統(tǒng)帥副將王弼和藍玉再次西征，“拓地數(shù)千里，俘男女二萬，雜畜二十余萬。”
經(jīng)過這一番文攻武略，朱元璋基本把青藏高原納入治下。
清朝初期，康熙、雍正、乾隆把這一治藏策略發(fā)揮到極致。
公元1720年，為了削弱準噶爾汗國的實力，康熙皇帝命定西將軍噶爾弼、副將岳鐘琪統(tǒng)兵進入拉薩，清朝開始實控西藏。
公元1723年，年羹堯和岳鐘琪平定青海叛亂，次年，雍正皇帝設立青海辦事大臣。公元1728年，雍正皇帝設立西藏辦事大臣，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共同處理西藏事務。
青海和西藏，正式成為清朝的實際領土。
公元1751年，乾隆皇帝設立噶廈制度，以“三俗一僧”等四位噶倫，負責西藏的日常行政事務，但每件政務都需呈送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經(jīng)批準后才能施行。
公元1785年，乾隆皇帝創(chuàng)立“金瓶掣簽”制度，規(guī)定活佛轉世必須朝廷批準，未經(jīng)批準不能擅自轉世。
乾隆皇帝的兩項制度，給清朝用政、教兩種方式治理西藏，鋪平道路。
從歷史的層面來看，中國王朝很早就認識到西藏的重要性，付出巨大的代價，把西藏帶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經(jīng)過長達四百年的探索，明清兩朝也摸索出一套治理西藏的可行辦法。
所以，西藏是中國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領土，西藏是中國國防不可缺失的一環(huán)，這兩點是毫無疑問的。
2
中國需要西藏，其實對于印度來說，印度也需要西藏。
僅僅是平均海拔4000米和10米的數(shù)字對比，就能證明，西藏就是印度的天險門戶。
如果不能控制西藏，恒河平原就沒有安全可言，印度就像失去燕云十六州的北宋一樣，時刻提心吊膽。
而一旦奪取西藏，印度便能和遼國威脅北宋一樣，隨時威脅中國內(nèi)地的安全，確立印度對中國的戰(zhàn)略主動權。
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殖民印度以后，便開始征服緬甸、馬六甲海峽、伊朗、阿富汗等地，建立起橫跨東南亞、波斯灣的英屬印度。
鞏固了印度的基本盤，英國又向西藏滲透，并于1904年入侵拉薩。清朝為了不得罪英國，被迫簽訂了《中英續(xù)訂藏印條約》，承諾不允許其他國家進入西藏，英國為照顧清朝的面子，則承諾不正式侵占西藏。
雖然兩國罷兵言和，但清朝沒有能力驅逐英軍，這份條約，事實上承認了西藏是英國的勢力范圍。
英國殖民者進入西藏，又引起西藏內(nèi)部勢力的分化。
1923年，九世班禪和十三世達賴喇嘛爆發(fā)沖突，九世班禪感覺人身安全沒有保證，便離開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經(jīng)甘肅逃往內(nèi)蒙古，隨后到了北京，和民國大總統(tǒng)曹錕會面，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認。
此后，九世班禪游歷了山東、南京、上海、杭州、甘肅等地，并接受南京國民政府授予的“西陲宣化使”職務，1937年12月在青海玉樹圓寂。
長達15年的流亡生涯，以及和達賴喇嘛的矛盾，決定了班禪親近中國中央政府的立場。
相較而言，常年留守拉薩的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和英國殖民者的感情更深，在西藏的世俗利益更重。無論是保護世俗利益，還是決定西藏的走向，他們都更愿意追隨英國殖民者。
以上的國際大氣候和西藏小氣候，引發(fā)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些歷史大事件。
1949年7月，解放軍第一野戰(zhàn)軍經(jīng)過“扶郿戰(zhàn)役”，基本解放陜西，兵鋒直指蘭州。
聽到這個消息，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擔心解放軍進藏，便驅逐了南京國民政府的駐藏代表，開始謀求所謂的“西藏DL”，并向印度討要武器裝備，武裝訓練了一部分藏軍。
而十世班禪聽聞解放軍西進，立即派人到西寧打探消息，得知我黨有“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數(shù)民族風俗”的政策以后，十世班禪親自到西寧，和青海省政府副主席廖漢生見面，表示愿意接受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藏。
10月1日，教員登上北京天安門城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繼續(xù)在錯誤的道路上狂奔，他們分別向英國、美國、新中國發(fā)電，表達了堅決維護獨立的態(tài)度，要對解放軍進藏部隊做出毫無保留的抵抗。
這種態(tài)度，其實就是出賣祖國的利益，以帶領西藏倒向英美為條件，換取英美向新中國施壓，進而維護他們統(tǒng)治西藏的政治權利、盤剝農(nóng)奴的經(jīng)濟利益。
十世班禪則緊跟時事，給教員和朱老總發(fā)去賀電。
新中國剛剛成立，事務非常繁重，但教員和朱老總仍然抽出時間，斟字酌句的給十世班禪復電。十世班禪非常高興，認為這是教員和朱老總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承認了他的合法地位。
經(jīng)此一事，十世班禪感覺自己做對了，更堅定的站在新中國一邊。
事情走到這一步，新中國要解放西藏，就不像明清一樣簡單了。
一方面，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以英美為靠山，新中國要解放西藏，就必須尋求蘇聯(lián)的支持。
于是在1950年1月，教員訪蘇期間和斯大林提議，把蘇聯(lián)援助的空軍團交給劉伯承，用來解放西藏。斯大林同意了教員解放西藏的意見，但空軍團是否調(diào)到西南，還需要再商議。
西藏的海拔高，藏軍的實力弱，能否用到空軍還不一定，所以教員沒有在空軍團的問題上糾纏。在他看來，斯大林支持新中國解放西藏，新中國在外交層面不是孤立無援，足夠了。
另一方面，既然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投靠英美，那么他們能走到哪一步，英美是否直接出兵，都是未知數(shù)。一旦他們宣布“西藏DL”，并得到以英美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的承認，再想解放西藏就麻煩了。
新中國必須速戰(zhàn)速決，在他們造成“獨立”的事實以前，派解放軍進駐西藏，造成解放西藏的既定事實，才能在這場博弈中占據(jù)上風。
總而言之，解放西藏不僅是新中國的內(nèi)部矛盾、鞏固國防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更是美蘇爭霸的一部分、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博弈的一部分、百年來中國反抗殖民壓迫的一部分。
3
盡管解放西藏的核心要求是“快”，但教員并沒有一味求快，而是極力創(chuàng)造各種有利條件，保持自己的節(jié)奏感，穩(wěn)中求快。
自從斯大林表態(tài)支持新中國解放西藏，1950年1月2日，教員就在莫斯科發(fā)出指示——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戰(zhàn)軍（西南軍區(qū)）為主、西北局和第一野戰(zhàn)軍（西北軍區(qū)）為輔，準備進軍西藏。
根據(jù)教員的命令，半月后，西南局決定以駐四川的第18軍、駐云南的第14軍42師126團執(zhí)行進藏任務，并成立中國共產(chǎn)黨西藏工作委員會，第18軍軍長張國華為書記、政委譚冠三為副書記。
這是在軍事上積極備戰(zhàn)。
1950年5月，教員又給西南局做出指示：“只要西藏方面準許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我們方面則可承認西藏的政治制度，連同達賴的地位在內(nèi)，以及現(xiàn)有的武裝力量、風俗習慣概不變更，并一律加以保護。”
次月，西南局擬定了針對西藏的十條政策，包括西藏人民團結起來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庭、實行區(qū)域自治、宗教信仰自由、政治制度不變、西藏人民提出要求時再進行社會改革等等。
這是在政治上爭取和平解決。
不疾不徐、先禮后兵是教員的一貫風格。
原本“和平解決”是代價最小的一種方式，但西南局派出代表赴拉薩談判的時候，西藏的噶廈政府殺害了前去聯(lián)絡的工作人員，阻斷了“和平解決”這條路，然后把三分之二的藏軍調(diào)到昌都，共計8000人。
曲靖是云南的門戶，漢中是四川的門戶，潼關是陜西的門戶，同樣的道理，昌都就是西藏的門戶要地。
噶廈政府把藏軍主力調(diào)往昌都，顯然是不接受和平談判，要武力對抗新中國。
既然如此，教員便放棄和平談判，命令進藏部隊專心備戰(zhàn)，以武力解決問題。
西藏的自然條件惡劣，社會環(huán)境復雜，備戰(zhàn)要解決的問題非常多。在這個過程中，教員沒有一句催促，而且要什么給什么，盡最大的努力滿足進藏部隊的精神、物資需求。
說起來大家可能不信，進藏部隊的第一個困難，其實是恐懼心理。
第18軍源自抗戰(zhàn)時期的晉冀魯豫根據(jù)地，參加過千里躍進大別山、淮海戰(zhàn)役、渡江戰(zhàn)役、衡寶戰(zhàn)役、成都戰(zhàn)役，全軍共2.96萬人。
但就是這么一支轉戰(zhàn)千里無敵手的部隊，解放成都以后，普遍滋生了享樂思想，不愿意再過苦日子，現(xiàn)在聽聞要進藏，很多官兵都有抵觸情緒。而且對于內(nèi)地來說，西藏一直籠罩著神秘色彩，部隊官兵不知從哪聽到一些神神叨叨的謠言，內(nèi)心有些恐懼，害怕進藏。
部隊出現(xiàn)這樣的情緒，是不可能進藏的，于是張國華和譚冠三做了三件事——
1、教員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務必使同志們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張國華和譚冠三就用“兩個務必”教育全軍官兵，要求他們服從中央的指示。
2、評選渡江以來的模范功臣，借此激發(fā)全軍官兵的英雄主義氣概，鼓勵他們再立新功。
3、在誓師大會上，張國華背著年僅三歲的女兒上臺，表態(tài)要帶著女兒一起進藏，生則同生，死則同死。譚冠三則說：“這次出征，如果我為國捐軀了，請同志們一定把我埋在西藏。”
聽完張國華和譚冠三的話，全軍感動不已。
正是通過這三件事，第18軍官兵才消除畏難情緒，決心進藏，為新中國再立新功。
進藏部隊的第二個困難，是對西藏很陌生，不知進藏工作從何處著手。
針對這個問題，張國華和譚冠三成立了政策研究室，號召全軍官兵學藏文和藏語，并邀請熟悉西藏的人士舉行座談，得到任何有用的內(nèi)容，都要總結成文，向全軍官兵宣傳。
為了更全面的了解西藏，他們還成立先遣支隊，奔赴甘孜、巴塘等地，調(diào)研西藏的政治、經(jīng)濟、地理等情況，調(diào)研結果同樣要總結成文，向全軍官兵做宣傳。
就這樣，不到半年時間，第18軍官兵就對西藏有了基本的了解。
在這樣的基礎上，張國華和譚冠三又帶領官兵進行了雪地戰(zhàn)斗、森林戰(zhàn)斗、騾馬保護、高原疾病防治等訓練，為進藏做了充分的技術準備。
進藏部隊的第三個困難，是交通不便。
那時進藏的起點是雅安，但因為國民政府的不作為，導致雅安到甘孜沒有公路、甘孜到昌都沒有公路、昌都到拉薩更沒有公路。
沒有公路就不能運送物資，戰(zhàn)役無法展開，即便第18軍強行進藏，也會因為缺乏物資而無法常駐。
修公路，成了進藏的當務之急。
教員為此專門做出指示：“為了幫助兄弟民族，不怕困難，努力修路”，第18軍官兵為完成教員的指示，提出“讓高山低頭，叫河水讓路”的口號，用4個月的時間，修通了雅安到甘孜縣的公路，全長600公里。
有了公路，中央軍委專門調(diào)撥的數(shù)百輛汽車，就能把西南各地籌集的萬噸物資，從雅安運送到甘孜縣，使第18軍官兵和后勤物資更靠近前線。
解決了這三個困難，第18軍進藏便暢通無阻，只等一聲令下。
4
昌都是西藏的門戶要地，第18軍進藏，首先要解放昌都。
西南軍區(qū)（第二野戰(zhàn)軍改編）的劉、鄧、賀等同志認為，戰(zhàn)役一旦開始，藏軍就會發(fā)現(xiàn)解放軍的實力強大無法抵抗，他們會以小部分兵力控制要點，再分小部分兵力游擊騷擾，主力部隊則經(jīng)兩條路線后撤，保存實力——
其一是向西，經(jīng)恩達縣、類烏齊縣退至拉薩。
其二是向南，經(jīng)八宿縣退至拉薩，或者經(jīng)八宿縣繼續(xù)向南，退至中緬邊界的察隅縣。
根據(jù)這樣的判斷，他們指示張國華和譚冠三，解放昌都的時候，不能正面猛攻，重點是各部隊迂回前進，切斷藏軍的退路，再分割包圍聚而殲之。
張國華和譚冠三根據(jù)西南軍區(qū)的指示，決定把解放昌都的部隊分成北集團和南集團，并做了具體的戰(zhàn)役部署——
第52師154團和2個連組成北集團右路軍，自鄧柯縣渡金沙江，和西北軍區(qū)的騎兵支隊會師以后，直插類烏齊縣和恩達縣，切斷藏軍西部的退路。
第52師機關和第156團、155團、軍屬炮兵營組成北集團中路軍，自鄧柯縣渡金沙江，直搗昌都。
第54師炮兵連和軍屬偵察營、工兵營組成北集團左路軍，自德格縣渡金沙江，經(jīng)江達縣直奔昌都，配合中路軍作戰(zhàn)，同時以一部分兵力迂回到昌都以南，切斷藏軍南部的退路。
第53師157團、炮兵連、工兵連組成南集團右路軍，自巴塘縣渡金沙江，直出八宿縣，切斷藏軍向南撤退的道路。
第14軍42師126團組成南集團左路軍，自云南貢山縣沿著怒江北上，到達瀾滄江畔的德欽縣以后，繼續(xù)向西北佯動，威懾察隅縣。
你看看，從戰(zhàn)略判斷到戰(zhàn)役部署，主攻、佯攻、迂回、穿插、圍堵，方方面面都考慮到了。
1950年10月6日，昌都戰(zhàn)役正式開始，五路大軍按計劃分別突進。
北集團右路軍自鄧柯縣渡金沙江，先向西北行軍，到青海玉樹和西北軍區(qū)的騎兵支隊會師，然后調(diào)頭南下，以每人負重40公斤的強度，每天強行軍60公里，終于在18日搶占恩達縣、類烏齊縣，完成任務。
這么高強度的行軍，代價就是北集團右路軍掉隊三分之一，600人的騎兵支隊，跑死500匹戰(zhàn)馬，只有100名有馬騎兵和100名棄馬步行的騎兵抵達戰(zhàn)場。
北集團左路軍和北集團中路軍，付出差不多的代價，也在19日黃昏抵達昌都。
南集團左路軍于12日抵達德欽縣，等待命令，南集團右路軍是15日抵達八宿縣的，即北集團的三路大軍尚未開戰(zhàn)，藏軍向南撤退的路就被封死了。
至此，五路大軍把紙面上的戰(zhàn)役部署，變成現(xiàn)實。
10月20日晨，經(jīng)過一夜的激烈戰(zhàn)斗，昌都的藏軍兵敗如山倒，想逃，卻發(fā)現(xiàn)所有的退路都被封住，有種插翅難飛的無力感。
走投無路之下，昌都總管阿沛·阿旺晉美命令剩余的兩千余藏軍，放下武器，向解放軍投降。
截止到24日，解放軍累計擊斃藏軍5700余人，繳獲山炮3門、重機槍9挺、輕機槍48挺、步槍3000支，基本摧毀藏軍的主力部隊，奪取昌都，打開西藏的門戶。
將近10個月的準備，只為這18天的綻放，李世民擊敗劉武周的“柏壁之戰(zhàn)”，也不過如此了。
而在“昌都戰(zhàn)役”結束以后，進藏部隊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修路。
他們用幾個月的時間，修建了甘孜到昌都的公路，并動員了藏族同胞的2.5萬頭牦牛，把甘孜的5000噸物資運到昌都。
明朝的傅友德、沐英、藍玉攻克曲靖，云南就成了囊中之物，現(xiàn)在解放軍解放了昌都，西藏的噶廈政府也沒有了回天之力。于是在1951年春，他們開始響應新中國“和平解放西藏”的號召，派出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代表團，到北京談判。
5月23日，雙方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xié)議》，西藏和平解放。
事實證明，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妥協(xié)求團結則團結亡。如果沒有“昌都戰(zhàn)役”殲滅藏軍主力，和平解放西藏，不可能這么順利的。
雖說西藏和平解放了，但事情仍然沒有結束。
那時“抗美援朝”已經(jīng)開始，為了防止英美國家挑唆反動分子掀起叛亂，教員決定，派5支部隊進駐西藏，控制關鍵要地——
第18軍大部留守昌都，并維護公路，保證甘孜到昌都的交通順暢。
第18軍52師154團、155團經(jīng)丁青、邊壩、沙丁、太昭進駐拉薩。
第14軍42師126團，進駐察隅縣。
西北軍區(qū)再出一支騎兵支隊，自新疆于田縣出發(fā)，進駐阿里地區(qū)。
青海獨立支隊自都蘭縣香日德鎮(zhèn)出發(fā)，經(jīng)通天河、唐古拉山、拉薩，進駐日喀則。
這五支部隊，既控制了西藏的門戶昌都，又占據(jù)了西藏的大城拉薩和日喀則，同時還堵住西藏的西北、東南要害，可謂是以極少的兵力控制著極大的領土。
教員的地緣政治素養(yǎng)，簡直令人嘆為觀止。
而第18軍的部隊抵達拉薩以后，立即開始勘探地形，準備修建昌都到拉薩的公路，確保內(nèi)地的物資可以直接運到拉薩。后來經(jīng)過數(shù)十年的整修、開拓，昌都和拉薩之間，最終形成這樣一條公路大環(huán)線——
5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第18軍改組為西藏軍區(qū)，張國華出任司令員、譚冠三出任政委，阿沛·阿旺晉美以藏族代表的身份，出任第一副司令。
他們的名字，都深深的寫在西藏的歷史上。
但根據(jù)和平解放的協(xié)議，西藏的社會制度不做變動，西藏大部分地方的行政事務，仍然是噶廈政府負責。中央人民政府只是成立了直接領導的昌都地區(qū)人民解放委員會，做為對噶廈政府的制衡，恢復了十世班禪的地位，做為對達賴喇嘛的制衡。
直到1959年3月17日，達賴喇嘛叛逃到印度，才打破這種平衡。
因為他先違反了和平解放的協(xié)議，于是在3月28日，周總理簽署國務院令，宣布解散噶廈政府，以西藏自治區(qū)籌備委員會行使政府職權。這就繼軍事上解放西藏之后，又在政治上解放了西藏。
緊接著，西藏開始了土改運動，并廢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nóng)奴制，在社會層面解放了西藏。
從此以后，敲骨吸髓的奴隸主沒有了、人皮唐卡沒有了，那骷髏筑成的八百里獅駝嶺，終于化為佛光漫天的靈山勝境。
到了這個時候，西藏才真正獲得解放。
算算時間，將近十年了。
1960年，作曲家馬倬到西藏采風，聽到青年歌唱家常留柱演唱的《山南古酒歌》，非常感興趣，便把這首歌的詞、曲都做了修改，成了一首全新的歌曲。
四年后，北京舉行全國文藝匯演，按照規(guī)定，業(yè)余歌手才能參加，常留柱偏偏是一位專業(yè)歌手。于是西藏選了一位業(yè)余歌手進京參演，大獲成功。
那位業(yè)余歌手的名字，叫做雍西，她的女兒名叫韓紅。
而她演唱的歌曲，就是馬倬用《山南古酒歌》改編的《北京的金山上》——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陽
多么溫暖 多么慈祥
把我們農(nóng)奴的心兒照亮
我們邁步走在
社會主義幸福的大道上。
人心至此，西藏這個亞洲東部的“上黨”，新中國是徹底占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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