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郭國祥，武漢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來源：《毛澤東研究》2024年第2期
摘要：
黨的形象關系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蘇區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嘗試強內功、做外功、提形象，塑造了一個堅守理想、堅定信念，發展生產、活躍經濟，加強民主、保障民權，情系百姓、執政為民，艱苦奮斗、求真務實，清正廉潔、堅定反腐的政黨形象。蘇區時期黨的政黨形象建設實踐對新時代加強黨的政黨形象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示：堅定理想信念，加強理論武裝，增強形象建設主色；密切黨群關系，堅持人民至上，繪就形象建設底色；堅持求真務實，重視調查研究，鍛造形象建設本色；堅持艱苦奮斗，始終奮發有為，打造形象建設亮色；保持清正廉潔，樹牢廉潔底線，展現形象建設特色。
關鍵詞：
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政黨形象；黨的建設
蘇區，即采用“蘇維埃政權”組織形式的地區，也就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仿照蘇聯的基本政治制度，在根據地進行局部執政的地區。蘇區時期，即中國共產黨建立并發展“蘇維埃政權”的時期。蘇區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政黨形象建設進行了深入思考和艱辛探索，留下了極為豐富的理論和實踐成果。傳承歷史經驗，掌握歷史主動，認真總結蘇區時期黨的形象建設的基本經驗，對接續良好政黨形象、彰顯新時代黨的精神風貌、走好新的趕考之路具有深刻的現實意蘊。
/一、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嚴峻考驗
第一，中國共產黨黨內悲觀情緒蔓延。在“左”傾教條主義思想錯誤指導下，革命接連受挫，紅軍處于內憂外患的境地。戰爭使根據地的物質生活條件急劇惡化，再加上敵人的嚴密封鎖和不斷“圍剿”，根據地軍民生活極為困難。最嚴重的時候，隆冬時節紅軍戰士寒不可衣、食不果腹。在這種惡劣的斗爭環境下，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部隊內一些人情緒悲觀，革命信念動搖，對革命前途喪失信心，甚至發出“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更嚴重的是，“在那個時候，不但紅軍和地方黨內有一種悲觀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時也不免為那種表面上的情況所迷惑，而發生了悲觀的論調”。
第二，蘇區經濟發展舉步維艱。為了消滅中央蘇區，國民黨在發動大規模軍事“圍剿”的同時，加緊經濟封鎖，企圖使中央蘇區軍民“不能存一粒米、一撮鹽、一勺水的補給”,給蘇區經濟恢復與發展造成極大阻礙。1931年底，臨時中央把一些“左”的政策推行到中央蘇區來，更是讓經濟雪上加霜。到1933年春夏，中央根據地經濟嚴重惡化：工商業凋零，食鹽、布匹、藥品等日用品極度缺乏、價格昂貴，部分地方因缺糧發生饑荒，嚴重地影響了群眾和紅軍的生活。如何沖破國民黨反動派的經濟封鎖，鞏固紅色革命政權，成了黨必須克服的現實難題。
第三，理論脫離實際現象嚴重。在中央蘇區時期，雖然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已經認識到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重要意義，但這還沒有成為全黨的共識。當時絕大多數黨員缺乏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思想自覺，輕視實踐經驗，教條式看待馬克思主義，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在教條主義者看來，只有從莫斯科回來的人才有理論，只有共產國際的決議及指示和蘇聯的經驗才具有權威性，而“土生土長”的實踐經驗則被斥為“狹隘經驗論”，堅持從實際出發被視為“狹隘經驗主義”。這種教條主義思想將馬克思主義視作“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將蘇聯的經驗看作萬能的鑰匙，認為只要將馬克思主義中的詞句背熟，把蘇聯的經驗套用到中國，困擾中國的所有問題就會迎刃而解。這種背離實事求是原則、缺乏嚴謹科學態度的思想和做法阻礙了黨的工作的正常開展，影響了黨的團結統一。
第四，反腐敗斗爭形勢嚴峻。在激烈的階級斗爭中，各級蘇維埃機關中混進了一些思想品質不好、動機不純的投機分子。他們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以權謀私、貪污腐化、鋪張浪費、搞官僚主義，嚴重損害了黨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形象。在當時四面受敵、極端困難的惡劣環境中，如果不及時懲治這些腐敗分子，防患于未然，黨勢必會因自身腐敗而喪失民心、喪失戰斗力，最終導致新生蘇維埃政權的瓦解。因此，如何在武裝割據的殘酷斗爭環境中防止腐敗對黨的肌體的侵蝕，保持黨和蘇維埃政權的本色成為當時亟待回答和解決的歷史課題。
/二、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政黨形象建設的探索
黨的形象是黨的重要軟實力，關系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開始了在根據地局部執政的嘗試。這一時期黨的執政形象建設過程，是與黨內“左”傾錯誤思想作堅決斗爭和對紅軍內部非無產階級思想進行不斷改造的過程，是對黨和蘇維埃政權的性質宗旨、初心使命、奮斗目標生動詮釋和努力踐行的過程，是黨的民眾認同度和執政基礎不斷擴大和鞏固的過程。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嚴密封鎖和軍事“圍剿”，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嘗試強內功、做外功、提形象，塑造了一個堅守理想、堅定信念，發展生產、活躍經濟，加強民主、保障民權，情系百姓、執政為民，艱苦奮斗、求真務實，清正廉潔、堅定反腐的政黨形象。
（一）堅守理想、堅定信念的政黨形象
崇高的理想、堅定的信念，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和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共產主義的信念，是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屢受挫折仍頑強向前的力量源泉。堅定的理想信念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須經過長期的培養和鍛造。蘇區時期，國民黨反動派的封鎖和圍剿、黨內錯誤思想的侵蝕、生活物資的極度匱乏，時刻考驗著共產黨人對理想信念的堅守。為了激發廣大紅軍將士的斗爭意志，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提出“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新道路，肯定了中國革命的光明前途，指出那是“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是“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毛澤東以卓爾不群的戰略視野和高瞻遠矚的全局觀，指明了中國革命前進的方向，堅定了工農紅軍革命必勝的信念。恩格斯曾指出：“一個真正想達到這個目的并且具有達到這個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頑強精神的政黨，—這樣的政黨將是不可戰勝的。”行動上的堅定源于理論上的清醒。這種如磐的信仰，正是洞悉真理后的從容篤定。在“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影響時期，很多共產黨人遭受不公正對待，如毛澤東被剝奪軍事指揮權，鄧小平等遭遇反“鄧、毛、謝、古”事件，但他們從未動搖對馬克思主義真理的矢志追求、對黨的赤膽忠心和對理想信念的堅定篤行。在白色恐怖嚴重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國民黨反動派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叫囂“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人要換種”,對中央蘇區要“掘地三尺”，對紅色政權要“斬草除根”。面對血雨腥風，中國共產黨人沒有被嚇倒，他們勇敢斗爭，以堅定的理想信念譜寫了壯麗的人生之歌。“死到陰間不反水，保護共產黨萬萬年”的江善忠，“生是為中國，死是為中國”的劉伯堅，“信者不懼”、甘做共產主義鋪路石的古柏，“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的方志敏，“留下一點星火，定能燃遍萬里江山”的陳毅……無數中國共產黨人用理想信念之光點燃了革命的燎原星火，詮釋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凌云壯志，樹立起一座座堅定革命意志的精神豐碑，塑造了堅守理想、堅定信念的政黨形象。
（二）發展生產、活躍經濟的政黨形象
中央蘇區工業基礎薄弱，小農經濟占統治地位，同時受到國民黨的嚴密封鎖，蘇區經濟發展異常困難。“如果不進行經濟建設，革命戰爭的物質條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長期的戰爭中就會感覺疲憊。”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率領蘇區人民發展農業生產、發展私人工商業、發展商品貿易、構建獨立的金融體系，塑造了發展生產、活躍經濟的政黨形象。發展農業生產。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發展直接影響蘇維埃的執政根基。毛澤東深刻認識到“在目前的條件之下，農業生產是我們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為發展農業生產，黨中央號召蘇區農民開墾荒田荒地，并采取了新開墾的土地免收3年土地稅的政策，大大調動了老百姓墾荒的積極性。據統計，中央蘇區在1933年開墾荒田7900擔，1934年的幾個月內又開墾荒田7300擔。為解決蘇區勞動力和耕牛不足的困難，各根據地進一步開展以勞動互助社和犁牛合作社為基本形式的互助合作運動。黨和蘇維埃政府實行生產互助，組織耕田隊，幫助無耕牛的紅軍家屬及無能力購買耕牛的貧苦農民耕地、種田；鼓勵婦女沖破舊習慣束縛，動員她們參加農業生產，組織有經驗的老農幫助她們學犁耙、插秧。此外，為了促進農業豐收，蘇維埃政府推廣先進的農業科學技術，在瑞金聯合開辦中央農業學校，專門培養農業技術人才；建立農事試驗場，設立農產品展覽所，為恢復和發展蘇區農業生產創造了良好條件。發展私人工商業。根據當時的經濟狀況和發展階段，蘇區在發展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基礎上，大力發展私人工商業。“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圍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獎勵。”堅持發展國營經濟、合作經濟和私人經濟同時并進，保護中小商人的利益，取消苛捐雜稅，根據實際營業額的多少征收稅費，對于營業額較低的商人實行免稅政策，為商業發展鋪平道路。中國共產黨的私人工商業政策拓展了蘇區的經濟形式，增加了蘇區人民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蘇區財政不足的難題，也緩解了社會矛盾、鞏固了革命根據地。發展商品貿易。為破解國民黨對蘇區的經濟封鎖和交通管制，蘇維埃政府于1933年2月成立對外貿易局，聯通了蘇區與白區的商品交易渠道。“僅半年內就以1萬余元貨幣和2000余擔谷子為資本，完成了32萬元的商品流通額。中央蘇區的對外貿易中，大宗出口的是糧食、鎢砂，每年大約有300萬擔谷子出口，300萬擔鎢石出口。大宗進口的是食鹽、布匹，每年買進價值900萬元的食鹽和價值600萬元的布匹。”蘇區時期的商品貿易促進了工農業的生產和商品的流通，保障了蘇區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維持了蘇維埃政權的正常運轉。構建獨立的金融體系。蘇維埃國家銀行成立之前，根據地流通的貨幣十分混亂：既有江西工農銀行的銅元券，也有閩西工農銀行的銀元券，還有光洋和國民黨的紙票，甚至有清朝時期的銅板。為了穩定金融秩序和促進經濟發展，經過積極籌備，中國共產黨創辦了工農民主政權的第一家國家銀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國家銀行成立后，統一了紙幣的發行。蘇維埃國家銀行除發行貨幣支持財政供給戰爭需要外，還在各地建立信用合作社，實行低利貸款，扶助農工商業的發展；在一些縣設立支行或代辦處，在一些大集鎮設立兌換點。這些機構加上各地的信用合作社，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蘇維埃金融體系，為蘇區經濟發展和籌措革命戰爭經費提供了極大便利。
（三）加強民主、保障民權的政黨形象
民主政治既是民族復興的重要標志，也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手段。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工農民主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拉開了“創造中國新社會的序幕”。中央蘇區加強民主、保障民權，推動政權建設、民主選舉和民主管理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被譽為“當時中國最民主、最進步的地區”，與國民黨統治區相比，完全是“一個自由光明的新天地”。完善民主制度。為維護蘇維埃政權這一“中國革命唯一適用的政權形式”，《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蘇維埃組織法》明文規定：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最高政權機關，即最高權力機關。1933年12月出臺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地方蘇維埃暫行組織法（草案）》為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提供了具體的行動綱領，各地蘇維埃根據這一文件進行改組，加強了基層代表會議制度建設，推動了基層民主政權建設的發展。健全民主選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在蘇維埃政權領域內，“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和他們的家屬……在十六歲以上皆享有蘇維埃選舉權和被選舉權”。1931年11月至1934年初，中央蘇區先后舉行了3次民主選舉；1933年下半年，參加選舉大會的選民平均都在80%以上，有的地區達90%以上。在選舉前的一到兩個月，選舉委員會還會開展宣傳發動工作，讓每位選民了解民主選舉的內容與意義，激發其參與選舉的熱情；嚴格規范公民的選舉權，在廣泛征求意見的基礎上真正選舉出眾望所歸的代表，充分保障了廣大工農群眾的切身利益。規范民主管理。作為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其重要任務是組織“所有工農兵及一切勞苦民眾選派代表掌握政權的管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地方蘇維埃暫行組織法（草案）》規定：省、縣、區、市各級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之下，設立勞動、土地、軍事、財政、國民經濟、糧食、教育、內務、裁判等執掌各機關事務工作的專門機構，并且要根據實際情況廣泛吸收人民群眾參與到管理決策工作中來。蘇維埃政府在紅軍中團、營、連都有民主產生的“士兵委員會”，在可能的范圍內賦予其應有的權能，以充分調動士兵的積極性，發揚民主。普遍設立由戰士代表組成的“經濟委員會”，按時公開賬目明細，努力做到經濟透明公開和民主管理規范。
（四）情系百姓、執政為民的政黨形象
情系百姓、執政為民，是中國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的根本追求。毛澤東強調黨員干部要“關心群眾的痛癢”，“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蘇區時期，黨塑造了情系百姓、執政為民的政黨形象。分配農民土地。廢除封建性質的地主土地所有制，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是民主革命的題中之義，也是中國共產黨關注民眾利益和改善民生的基本立足點。1931年11月，全蘇一大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中國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規定“被沒收來的土地，經過蘇維埃由貧農與中農實行分配”,明確了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黨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和推行了正確的土地革命的階級路線和土地分配方法。土地革命使農民獲得了寶貴的土地所有權，極大激發了他們生產的熱情和革命的積極性，極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為蘇區經濟發展、革命戰爭勝利提供了重要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保障，也使得蘇維埃政府獲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支持。發展教育事業。受封建思想和陳舊觀念的影響，蘇區很多青少年和婦女無緣接受良好的教育。據統計，中央蘇區所轄的21個縣250萬人當中，文盲約占總人數的80%。對此，毛澤東指出：“蘇維埃必須實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動統治階級所加在工農群眾精神上的桎梏，而創造新的工農的蘇維埃文化”。為了加強蘇區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眾的政治文化水平，中華蘇維埃政府成立了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逐漸形成了比較完善的文化教育行政組織系統，從而保證了蘇區文化教育事業的順利開展。蘇區內各鄉村興辦了列寧小學，對所有兒童實行免費義務教育；教育內容既有科學文化知識和基本勞動技能，又有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共產主義道德。蘇區各地依據實際情況，開展了多種形式的掃盲識字運動，如辦夜校、業余補習班、識字班、俱樂部等方式，極大地提高了人民群眾的知識水平。蘇區還廣泛開展群眾性的文化教育活動：組織各種研究小組，舉辦討論會、報告會；組織歌舞團、戲劇隊開展游藝活動等。這些豐富多彩的文化教育活動極大地提升了蘇區民眾的知識水平和政治覺悟。保障人民健康。黨領導的農村革命根據地位于遠離城市的農村或山區，衛生環境惡劣，病蟲害孳生，各種疾病流行。蘇區政府將“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作為執政的價值追求和工作導向，認真調研蘇區各地衛生健康情況，因地制宜開展醫療保障工作。中央內務部在各縣區內務部的衛生科下設診療所，為蘇區群眾免費看病；通過上衛生常識課、辦衛生墻報、演衛生話劇和創辦《健康報》等形式，加強衛生防疫知識的宣傳教育；成立各級衛生防疫運動組織，號召各地蘇維埃“領導全體群眾，一齊起來，向著污穢和疾病，向著對于污穢和疾病的頑固守舊迷信邋遢的思想習慣做頑強的堅決的斗爭”;建立完善醫療保障制度，創辦平民醫院，設立藥業合作社，制定社會福利政策，充分保障人民群眾健康，切實為人民謀幸福。加強社會保障。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會保障是民生安全之本。在艱苦卓絕的戰爭環境中，蘇區常常面臨物資匱乏、經費不足的困難，但黨仍不遺余力地加強社會保障工作，想盡一切辦法關懷弱勢群體，救助困難群體。中華蘇維埃政府“勞動部設置了勞動保護局、失業工人介紹局；內務部設置了社會保障管理局、優待紅軍家屬局等社會保障機關；紅軍部隊有后勤部、供給部、兵站、保健局、醫院、休養所等社會保障機構；群團組織有工會、革命互濟會等社會保障團體”。為解決革命軍人的后顧之憂，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1931年11月通過了《中國工農紅軍優待條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于1932年2月通過了《紅軍撫恤條例》，對軍人及其家屬出臺了一系列的優待、撫恤和安置政策。蘇維埃政府有力有效的社會保障工作，贏得了廣大民眾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蘇維埃政權建設也生機勃勃。
（五）艱苦奮斗、求真務實的政黨形象
艱苦奮斗、求真務實，是中國共產黨人特有的精神風貌和政治品格，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執政優勢。正如當時民謠所說：“蘇區干部好作風，自帶干糧去辦公。日著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訪貧民。”蘇區時期，黨員干部的執政作風得到了民眾的極高評價，塑造了艱苦奮斗、求真務實的政黨形象。公而忘私、勤儉節約的生活作風。蘇區時期，從中央政府主席到鄉蘇維埃工作人員，均沒有薪酬。為倡導勤儉節約，1932年3月，中央機關開始帶頭每天吃兩餐飯，盡量多吃雜糧，毛澤東帶頭執行“三錢鹽，兩錢油”的最低生活標準。辦公條件捉襟見肘，“臨時中央政府的十個工作部門，全部集中在瑞金葉坪的一個大祠堂辦公，每個部只有一間十幾平米的小房間”。領導干部、紅軍指戰員和普通工作人員、士兵伙夫一樣，起居飲食相同，過著“有鹽同咸，無鹽同淡”的生活，生動詮釋了蘇區干部公而忘私、勤儉節約的優良作風。篤學上進、爭創一流的良好學風。中央蘇區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克服種種困難，創辦了培養各級各類干部人才的干部學校。例如培養黨的干部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培養蘇維埃政府干部的蘇維埃大學，培養農業建設干部的中央農業學校，培養文藝戲劇干部的高爾基戲劇學校等。為了提高全黨的理論水平，在印刷出版條件十分艱苦、財政收入來源十分緊張的情況下，中央蘇區各級黨組織仍編印了大量黨員培訓資料，向所有黨員全面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切實提高黨員的思想覺悟。中共中央黨校、蘇維埃大學等各類學校還開設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讓廣大黨員干部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同時還通過考試、競賽等方式檢驗學習效果，極大地調動了廣大黨員干部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切實提高了黨內政治理論水平。反對“本本主義”、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作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黨內和紅軍中的一些同志受“左”的思想影響，不重視調查研究，照搬馬克思主義的“本本”和共產國際的決議，不能緊密聯系中國實際和群眾實踐，影響了黨的形象。毛澤東堅持實事求是，倡導重視調查研究，并善于開展調查研究。毛澤東走村入戶，訪問紅軍家屬和貧苦農民，了解他們的經濟生活情況，在進行大量調查之后寫出了《尋烏調查》、《反對本本主義》（原題為《調查工作》）、《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這些光輝著作，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調查就是解決問題”等著名論斷。為了有效推進蘇區建設，克服來自黨內的“左”傾和右傾錯誤，毛澤東在蘇區先后開展了10余次調查研究。他跋山涉水、深入群眾，在農村田間地頭與老百姓悉心交談，傾聽老百姓意見。毛澤東在人民群眾面前甘當“小學生”的崇高品質，為全黨樹立了榜樣。在毛澤東的倡導和影響下，蘇區干部興起了一股調查研究的熱潮，形成了反對“本本主義”、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作風。
（六）清正廉潔、堅定反腐的政黨形象
清正廉潔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堅定反腐、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新生的蘇維埃政權誕生于激烈的階級斗爭環境，難免會受到舊社會舊觀念的影響，加之各方面體制尚未成熟，仍然存在一些短板，所以貪污腐化、以權謀私等現象在蘇維埃政府內部時有發生，對黨的光輝形象造成了不良影響，破壞了黨同群眾的親密聯系，危害了中華蘇維埃政權的穩固。為實現革命目標，黨把打擊貪污腐敗作為一項重要工作，開展了以反貪污為重點的反腐倡廉運動，探索構建了一整套較為完備的制度構架和反腐敗體系，形成了依法治腐、依規執政、貪腐重罰的廉政建設新風尚。中華蘇維埃政府成為“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真正廉潔的政府”。制定法令條例，加強反腐立法。1931年5月，中央組織局頒布了《中央巡視條例》。1931年11月，中央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將嚴肅黨的紀律、反對官僚腐化作為黨建工作的中心任務提出。1932年12月，中央工農檢察人民委員部頒布《關于檢查蘇維埃政府機關和地方武裝中的階級異己分子及貪污腐化動搖消極分子問題》的第2號訓令，強調“要來一個大的檢舉運動”，肅清黨內政治風氣。1933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第26號訓令，對黨員干部的貪污情節作出不同的量刑規定。黨堅定地同腐敗問題作斗爭，不斷完善黨內法規體系，為懲治腐敗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建立監督制度，實施全員反腐。中央蘇區構建了黨內監督、行政監察、群眾監督“三位一體”的監察制度體系。各級蘇維埃政府內部設立了工農檢察部，對貪腐、違規違紀等行為進行檢舉揭發，對各項規章制度的執行情況開展監督；設置突擊隊、輕騎隊、工農通訊員和群眾法庭等監督方式，將蘇維埃的干部置于群眾的監督之下，預防腐敗行為的出現；重視媒體的作用，強化輿論監督，利用《斗爭》《紅星》《紅色中華》等報刊對懲腐反腐工作的開展情況進行監督和報道，宣揚正面人物的先進事跡，推出典型模范。黨運用這種公開透明、公平公正的方式開展民主監督，保障了廣大工農群眾的利益，擴大了黨的聲望與影響力。查處大案要案，嚴懲腐敗分子。反腐敗工作關乎百姓切身利益，關乎社會公平正義，關乎黨和政府形象。毛澤東深諳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因為腐敗而人亡政息的道理，深刻懂得清正廉潔的政府對于中國革命勝利的意義，指出：“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民心！”在蘇維埃政權初創時期，黨就把反腐倡廉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面對漠視人民群眾利益、以權謀私的貪官謝步升，黨毫不容忍、決不姑息，對其判處死刑，打響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反腐敗第一槍。此后，黨中央加大了反腐敗的力度，陸續查處了中央政府總務廳二蘇大會基建工程處主任左祥云、中央總務廳管理處處長徐毅、中央總務廳廳長趙寶成、瑞金縣蘇維埃政府財政部會計科科長唐仁達等腐敗分子，清除了黨的“毒瘤”，凈化了黨和政府的“肌體”，密切了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維護了黨的形象。
/三、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政黨形象建設的現實啟示
知所從來，方明將往。中國共產黨是善于以史為鑒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形象建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從這段探索的歷史中，我們可以洞察到中國共產黨形象建設的成功之道。我們要深刻總結和汲取其中蘊藏的經驗與智慧，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中接續奮斗，加強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建設，推動黨和國家事業行穩致遠。
（一）堅定理想信念，加強理論武裝，增強形象建設主色
理想信念是一個人的精神支柱，也是一個組織、一個團體、一個政黨的精神支撐。中國共產黨雖歷經各種挫折和磨難，但始終團結一心、風雨不動、堅如磐石，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勇往直前，靠的就是理想信念的凝聚力和感召力。革命戰爭年代，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高舉理想信念的火炬，始終抱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堅定信念，堅信中國革命必然勝利，共產主義理想一定會實現，因而無論戰爭多么殘酷，革命需要作出多大犧牲，始終都前仆后繼、義無反顧，譜寫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詩，樹起了一座座巍峨聳立的精神豐碑。這段光輝的歷史昭示我們：堅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應對挑戰、戰勝困難、奪取勝利的力量源泉。
“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中國共產黨是靠共同的革命理想凝聚起來的政治組織。擁有堅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國共產黨始終保持先進性的法寶。邁入新時代，我們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將會遇到許多困難和嚴峻挑戰。這就需要繼續發揚革命傳統，始終堅定理想信念，不斷加強理論學習和黨性修養，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自覺抵御各種誘惑和腐蝕，保持共產黨人的浩然正氣和蓬勃朝氣。為此，必須用科學理論武裝頭腦，不斷培植自己的精神家園。要堅定信仰馬克思主義這個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為解放全人類而奮斗的科學真理，不斷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學習，特別是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刻理解蘊藏其中的道理、學理、哲理，掌握貫穿其中的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讓真理武裝頭腦、指引理想、堅定信仰，保持對遠大理想和奮斗目標的清醒認知和執著追求。要大力發揚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在理論學習中提升分析能力、洞察能力，培養辯證思維、戰略思維，增強撥開迷霧、認清方向、統觀大勢、打開新路的本領。要堅持問題導向，注重學用結合，把虔誠執著、至信深厚的理想信念轉化為堅韌持久、踏實忘我的實干篤行，把思想學習成果運用到解決自身問題、破解發展難題上，以備戰姿態、趕考心態、戰斗狀態將黨的創新理論和工作方法運用到推動事業發展、化解風險挑戰、做實為民服務上。努力做到學以致用、用以促學、學用相長，在新征程中賡續中國共產黨堅定理想信念的偉大光輝形象。
（二）密切黨群關系，堅持人民至上，繪就形象建設底色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民心向背決定著黨和國家的命運。古今中外歷史反復揭示一條共同的規律：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沙洲壩召開。1月27日，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題為《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重要講話。毛澤東指出：“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假如我們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在毛澤東的大力倡導下，蘇維埃政權機關中的各級領導干部和工作人員真心為群眾著想，用心為群眾謀利益，積極解決群眾生活的基本困難。沙洲壩的“紅井”，就是毛澤東親自帶領蘇區干部群眾為解決當地百姓的“吃水難”問題而挖建的。正是由于黨和蘇維埃政府把關心工農群眾的切身利益放在工作的第一位，扎根基層、心系群眾，同群眾同甘共苦，真心實意為人民群眾謀利益，才贏得了蘇區人民的真心擁護和支持，在人民心目中樹立了良好的政黨形象。
進一步做好新時代黨的形象建設，就要密切黨群關系，始終堅持為民造福，真心實意為人民謀利益。一方面，要高度重視和維護人民群眾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利益，始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各項工作、各個環節中都要細心研究群眾的利益，時刻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頭，關心群眾疾苦，體察群眾情緒，思群眾之所慮，急群眾之所難，謀群眾之所求。另一方面，要深入群眾，竭力為群眾辦實事、謀實效。要以“一枝一葉總關情”的精神，盡心盡力、盡職盡責地為群眾辦實事，扎扎實實地解決好影響群眾生產生活的各種緊迫問題；要嘔心瀝血為群眾排憂解難，敢于啃硬骨頭，不斷增進人民福祉；要摒棄擺花架子、走過場的形式主義，不圖虛名、不務虛功，大膽創新工作思路，創特色、求實效，真正做出讓群眾滿意、高興的成績。
（三）堅持求真務實，重視調查研究，鍛造形象建設本色
求真務實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以貫之的科學精神，也是黨的優良傳統和共產黨人應該具備的政治品格。不從實際出發，不善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就會走很多彎路，就會遭受挫折，影響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蘇區時期，毛澤東十分重視從實際出發領導蘇區革命和斗爭，他指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為了有效推進蘇區政權建設、經濟建設和土地改革等工作，克服來自黨內的“左”傾和右傾錯誤，毛澤東懷著一顆求真務實之心，深入群眾，進行了大量的實地調查研究，寫下了不少影響深遠的經典文獻，為根據地各項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扎實的理論和實踐依據。
要求真務實，就必須學會調查研究。調查研究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傳家寶”，也是促進黨的形象建設的重要途徑與方法。只有經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我們才能制定出適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決策，才能在接下來的奮斗中再次創造一個又一個新的輝煌。其一，調查研究要堅持問題導向，制定明確目標。在進行調查研究時，要注重聚焦當下黨中央的重大決策部署、地區發展的實際、改革中的困難與短板、關乎群眾利益的熱點問題，結合實際情況制訂詳細的計劃和方案，以保證整個過程有條不紊地進行。其二，調查研究要腳踏實地。調查研究不能蜻蜓點水、走馬觀花，要真正做到深入實際，要真正了解民之所愿、民之所盼，要真正知悉實際中的難點與痛點。在調查研究中，要警惕不實事求是，走形式主義、報喜不報憂的“偽調查研究”，要真正俯下身子，不搞形式，不走過場，腳踏實地到群眾中獲取一手資料和最新素材，深入了解民情、掌握實情。其三，調查研究要注重調查與研究相統一。調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決問題。調查結束后要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比較和研究討論，把零散的調查情況進行整理匯總，把粗淺的認識深刻化，揭示問題的本質，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辦法。逐步新征程，要繼續發揮求真務實的品格，多做調查研究，解決實際問題，繼續書寫中國共產黨形象建設的光輝篇章。
（四）堅持艱苦奮斗，始終奮發有為，打造形象建設亮色
不懈奮斗是馬克思主義實踐邏輯的必然要求，更是一個國家謀進步、圖發展的必要條件。豐碩的成果只有通過偉大奮斗來獲得；偉大奮斗必然是長期不懈，甚至是艱苦卓絕的。蘇區時期，由于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鎮壓，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之外難以進行公開活動；同時，國民黨反動派不斷發動軍事“圍剿”，使根據地也經常處在危難之中。當時，環境十分險惡，生活條件十分艱苦，根據地缺乏武器、醫藥、糧食、經費，甚至沒有最起碼的生活必需品，隨時有被捕和犧牲生命的危險。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黨和根據地軍民團結一心，開展了一系列艱苦卓絕的生產自救和反經濟封鎖斗爭，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困難，展現出一幅艱苦奮斗的壯闊圖景。中國的革命斗爭事業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靠的不是強大的物質條件，而是中國共產黨人艱苦奮斗的精神和堅持不懈的努力。
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它需要全體中國人以昂揚的姿態、飽滿的熱情投入其中，只有人人腳踏實地、努力奮斗，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從全球化的視角來看，要在當前激烈競爭的時代勝出，獲得后發優勢，趕超西方發達國家，艱苦奮斗是我們不可或缺的精神動力與品質意志。習近平指出：“唯有始終保持銳意進取、敢為人先、迎難而上的奮斗姿態，積極擔當作為、敢于善于斗爭，才能勝利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歷史偉業。”站在新的歷史方位上，與民族復興的光明前景相伴的是沉甸甸的責任使命和歷史任務。為推動時代前行，以更平衡、更充分的發展來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必須完成轉變發展方式、完善治理體系、改善生態環境等各項重要任務。而在這一過程中，又必將面臨多重風險挑戰。越是曲折和艱辛，越要持之以恒。面對前進路上的坎坷，弘揚和傳承共產黨人淡泊名利、克勤克儉的優良作風，樹牢節約光榮、浪費可恥的思想觀念，自覺反對享樂主義、個人主義等不良作風，自覺抵制各類金錢至上、唯利是圖、揮霍浪費的思想和行為。在任何風險和誘惑面前穩得住心神，做到一塵不染、一身正氣，要發揚斗爭精神，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始終保持永不懈怠、全力以赴、追求卓越的昂揚銳氣以及戰勝艱難險阻的勇氣，積極應對新挑戰、抵御新風險、克服新阻力、解決新矛盾，以強大的精神力量保證“復興號”巨輪在新階段新征程中劈波斬浪、行穩致遠。
（五）保持清正廉潔，樹牢廉潔底線，展現形象建設特色
在革命斗爭年代，物質非常匱乏，生活條件異常艱苦，但黨員干部率先垂范、廉潔奉公。“纏金討米”的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劉啟耀，執掌財政大權卻一塵不染、廉潔奉公的毛澤民，不拿公家一分一毫的川陜省蘇維埃政府財政委員會主席鄭義齋……無數黨員干部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形成了一心為公、艱苦樸素、清正廉潔的“蘇區干部好作風”，贏得了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愛戴。為建設廉潔政府，自1932年到1934年，中央蘇區開展了一場持續兩年多的反貪污腐敗、反揮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廉政運動，各級政府堅持“在蘇維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則，不論職務高低，對腐敗分子一律嚴懲，絕不姑息。1936年，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表示：“中國人民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不允許在它的行列中有官吏的舞弊”，對于犯罪的共產主義者要“比非共產主義者更重地處罰著”。也正是在這種強有力的反腐敗斗爭中，蘇區政府贏得了“史上最廉潔政府”的贊譽。
能不能在物質資源極大豐富的條件下，維護好新時代黨的形象，繼續保持廉潔奉公的本色，“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做到踏踏實實干事、真真切切為民、清清白白做人，是中國共產黨必須回答的時代課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一以貫之、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構建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體推進的體制機制，取得了反腐敗斗爭的壓倒性勝利。但同時也要看到，一些領域消極腐敗現象仍然易發多發；腐敗行為更加復雜化、隱蔽化、智能化，揭露和查處難度加大；少數黨員干部理想信念動搖、宗旨意識淡薄，嚴重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和鋪張浪費問題仍然存在。這些情況表明，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任務依然艱巨。2024年4月，為深入學習貫徹修訂后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黨中央同意在全黨開展黨紀學習教育。要求通過學習，“做到學紀、知紀、明紀、守紀，搞清楚黨的紀律規矩是什么，弄明白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把遵規守紀刻印在心，內化為言行準則”。新征程上，要大力開展廉潔政治教育和紀律教育，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使黨和國家各級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自覺做到遵紀守法、廉潔奉公，艱苦奮斗、不謀私利；要加強廉政文化建設，在全黨全社會形成以廉為榮、以貪為恥的良好社會風尚；要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大力發展黨內民主，加快推進人民民主，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要堅持依法治國、依法行政，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不斷完善反腐倡廉建設的法律法規，切實提高制度的執行力，使黨永遠成為清正廉潔、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
【湘潭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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