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大文工團在邊區演出高爾基名著《母親》

“現在延安文藝界，有很多問題，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見，有的文章像是從日本飛機上撒下來的，有的文章應該登在國民黨《良心話》上……”

　　1941年和1942年，是抗戰時期極其艱苦的兩年。日軍瘋狂地進攻敵后抗日根據地，實行殘忍的“三光”政策；國民黨加緊反共，制造了幾次反共高潮；胡宗南的幾十萬軍隊包圍著邊區，待機發動進攻，并進行嚴密的經濟封鎖。延安當時物資稀缺，困難重重，卻集中了來修養或學習的上萬干部及成百的文學家、藝術家。

　　這些文藝工作者來到延安后，滿腔熱情地要用所熟悉的文藝專長為根據地人民做點事。其中一部分人能深入基層，和群眾打成一片，寫出了一些新鮮活潑、深受廣大群眾喜愛的作品；一些人寫的仍是過去的東西，演的是大城市里演的戲，和群眾的要求結合不起來；還有一部分人用資產階級思想看待文藝工作，散布了許多不正確的思想。

　　文藝工作不深入，發展不平衡，有些地方的文藝工作遠遠落后于實際的需要，文藝工作者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等不好傾向也比較普遍。典型的是1940、1941年前后，各抗日根據地的文工團隊演了很多大戲，如《母親》、《巡按》、《婚事》、《蛻變》、《日出》、《雷雨》、《北京人》等。

　　演大戲在當時遇到兩個問題：一是戲的內容群眾不能接受，對文工團隊有意見；一是敵后的物質條件十分困難，舞臺、服裝、照明等設備均不能滿足演出的需要。所以，盡管演這些戲在當時也有一定的教育作用，但是由于工農兵文化水平的限制和斗爭生活的緊張，演大戲和群眾的要求確實有很大的距離。

　　當時嚴酷的軍事、政治斗爭和農村環境，給文藝工作提出了許多新問題，產生了許多需要迅速加以解決的新矛盾，歸根到底就是文藝是為什么人服務以及怎樣為這些人服務的問題。這一問題在大多數文藝工作者的思想上沒有得到解決。

　　1942年3月13日，《解放日報》“文藝欄”發表了王實味的雜文《野百合花》，毛澤東看后大為生氣，拍桌子質問：“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并打電話批評報社。3月15日《谷雨》雜志一卷四期上又發表了王實味的《政治家藝術家》；3月19日《解放日報》“文藝欄”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

　　同時期各報刊還發表了一些被讀者議論紛紛、褒貶不一的雜文。有人主張對抗戰與革命應“暴露黑暗”，認為寫光明就是公式主義（所謂歌功頌德）；有人提出了“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即采取魯迅對敵人的方式用雜文來諷刺革命）的口號。代表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藝刊物甚至黨報上盛極一時，影響與阻礙了當時正在進行的整風運動的深入宣傳與到位落實”。

　　3月31日，毛澤東《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批評應該是嚴正地、尖銳的，但又應該是誠懇的、坦白的、與人為善的。”當時的到會者都知道，這是毛澤東不點名地批評王實味，也是表態了。這表明他已經在思考如何對文藝界出現的不良偏向進行正確引導的問題了。

　　皖南事變后，艾青、歐陽山、草明、羅烽、白朗、張仃、嚴辰等陸續從重慶來到延安。1941年8月11日傍晚，毛澤東從楊家嶺的前溝繞到后溝，沿著山坡小路爬上蕭軍等人所住的后溝半山腰，拜訪了蕭軍及艾青、羅烽、舒群等幾位從國民黨統治區投奔延安的知名作家以及住在附近的“文抗”的同志們。后來應邀，他們又去毛澤東的住處，談了很多問題。此后不久，蕭軍就向毛澤東提出，共產黨應制定文藝政策。

　　1942年初，邊區的文藝刊物甚至黨報上發表了許多與抗日戰爭主旋律不相適應的小資產階級觀點的作品。4月份，中央決定召開文藝座談會，由毛澤東、凱豐與博古負責。

　　1942年4月初，毛澤東又收到歐陽山建議黨制定文藝政策的信。毛澤東贊賞歐陽山提出的意見很好，并說中央準備召開一個文藝座談會，打算談談文藝家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與工作對象問題。4月9日與17日毛澤東又寫信給歐陽山和草明，請他們就“我們所談關于文藝方針諸問題，擬請幫我搜集反面的意見”。同樣的信，艾青、蕭軍、舒群、羅烽都曾收到。

　　4月間，毛澤東也修書一封給艾青，邀請商談一些問題。見面后，毛澤東說：“現在延安文藝界有很多問題、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見，有的文章像是從日本飛機上撒下來的，有的文章應該登在國民黨《良心話》上……你看怎么辦？”艾青說：“開個會，你出來講話。”毛澤東擔心自己講話沒人聽，艾青說至少他自己是愿聽的。

　　4月中旬，毛澤東又邀請魯迅藝術文學院的作家與戲劇家何其芳、周立波、曹葆華、嚴文井與姚時曉等人交換意見，毛澤東也約請劉白羽（時任文藝界抗敵協會支部書記）談話三次。劉白羽問作家寫作犯了錯誤怎么辦？毛澤東說犯了錯誤就改，在哪里犯的就在哪里改。

　　毛澤東親自調查研究，掌握了第一手資料，為座談會的順利召開作了最充分的準備，這又一次顯示了他認真執行中央關于調查研究工作指示的偉人風范。

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

　　從1942年5月2日起，在毛澤東、凱豐的召集主持下，黨內外的文藝家開了三次座談會。開會的引言和結論都是毛澤東作的，合在一起發表后統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座談會召開前，毛澤東讓周揚和舒群草擬一份參加者名單，由中央辦公廳用粉紅色油光紙印刷的請柬發出邀請：“為著交換對于目前文藝運動各方面的意見起見，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時半在楊家嶺辦公廳樓下會議室內召開座談會，敬希屆時出席為盼。”

　　因為博古每天要審閱報紙的稿件與簽發大樣，不能每次到會，故辭掉了“召集人”，但大多數會議他都參加。5月23日作結論那天，他還親自通知報社采訪科長黃鋼等人去聽。

　　5月2日召開第一次座談會，到會的有文學、戲劇、音樂、美術、電影等方面的工作者100多人。

　　當毛澤東和任弼時、洛甫、凱豐等進入會場時，立刻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毛澤東含笑同與會者一一握手，并詢問他們的姓名和工作單位。參加座談會的還有朱德、陳云、賀龍、康生、王稼祥、博古等。凱豐主持會議，毛澤東首先講“引言”，說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接著講立場、態度、工作對象、轉變思想感情和學習社會五個問題，然后請大家討論。

　　他邊聽邊用鉛筆作筆記。在丁玲的鼓動下，蕭軍第一個發言，表達了自己將來要當中國第一和世界第一作家的宏愿。隨后，其他文藝工作者也發了言。

　　5月16日舉行第二次座談會，整天討論，主要是文藝工作者發表意見，毛澤東、朱德、林伯渠等到會并認真聽取大家意見。歐陽山根據前方部隊與敵后群眾對文藝工作的需要，呼吁文藝家到前方到群眾中去。柯仲平以小歌舞劇《小放牛》為例，提出了文藝作品的提高創新問題。也有作家在會上講，不歌功頌德，“愛是文藝永恒的主體”等。

　　毛澤東靠著一張白木小方桌坐在人群里，不停地做著筆記，藍布衣袖破了一塊的右肘，迅速地在桌面上拂動著。聽到詩人蕭三引用了一位蘇聯詩人的警句，形容作家坐在房子里挖空心思地寫不出作品時的窘態“把手指頭都絞出了水來”，毛澤東爽朗地哈哈大笑。

　　5月23日召開第三次會議，繼續討論。大家爭先恐后，搶著發言，毛澤東始終認真聽取，并作記錄。朱總司令在會上也講了話，他主要批評了劃不清“人家的”和“我們自己的”的界限的錯誤觀念。朱老總的講話簡短有力，切合實際，很受歡迎。朱老總講話后，吳印咸為與會者攝影留念。

　　晚飯后毛澤東講“總結”，延安各機關學校的負責人都來了。因聽者增加，會場由室內改到室外廣場，照明換用煤氣燈。毛澤東說朱總司令的講話是會議的總結，他的意見和朱總司令的差不多。接著他很謙虛地說，他對文藝是門外漢，向同志們學習了很多。前兩次是他出題目讓大家做文章，這次是大家出題目要他做文章，這篇文章的題目就叫做《結論》。

　　他指出，很多文藝工作者來到了根據地，還沒有充分認識根據地的重要性，不知道根據地內外兩種地區其實代表了兩個歷史時代。

　　他分析了根據地讀者群眾與過去不同的根本變化，不僅從根本思想上解決了當時延安文藝工作者中間存在的基本矛盾，而且從全國出發，分析了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歷史，根據新的歷史環境提出了新的文藝方向，即工農兵方向，解決了一系列文藝為工農兵和如何為法的根本性理論問題，開創了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新時代。

　　毛澤東指示的文藝方向成了革命的文藝工作者的行動指南，面向工農兵，普及為主，政治第一，與群眾結合，向群眾學習，使陜北的文藝運動出現了嶄新的局面。

到農村去，到工廠去，把筆頭與鋤頭、鐵錘結合起來

　　這次座談會，報紙上沒有正式發表消息，只是在1942年5月14日《解放日報》發表列寧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時，用編者名義寫了幾句按語：“最近由毛澤東、凱豐兩同志主持所舉行的‘文藝座談會’，是一件大事，尤其對于關心當前文藝運動諸問題的讀者。本版決定將與此會有關諸材料，及各作家的意見，擇要續刊于此，以供參考與討論。”

　　座談會上毛澤東的引言和結論，當時報刊也沒有發表，只是在各個區域（包括敵后）的領導機關和文藝團體中進行了關于會議精神的傳達。結合座談會精神，各區域都進行了文藝整風。文藝工作者經過整風學習，逐步樹立了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紛紛要求下鄉、下場、下部隊，深入實際工作，改造自己，進行創作。

　　為了適應這種要求，給文藝工作者深入實際進行鍛煉以正確的指導，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委與中組部聯合召開了為期一天的黨的文藝工作者會議，與會50多人，會上凱豐和陳云分別作了報告。凱豐在講話中指出并回答了“為什么下鄉，怎樣下鄉”的問題，陳云則批評了黨的文藝工作者所存在的特殊和自大兩個主要缺點，他希望文藝工作者要虛心地向群眾、向生活學習，虛心地接受批評并經常進行自我批評。

　　他們講話的核心內容都是詳細說明了作家到群眾中去的重大意義和幾個在認識上需要徹底轉變的根本觀念。劉少奇也講了話，強調知識分子除了有書本知識，還要有實際知識，并勉勵大家在實際斗爭中長期學習。這次會議對于實踐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中所提出的工農兵文藝方向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會后，為了深入貫徹工農兵的文藝方向，在紀念魯迅逝世7周年時，1943年10月19日延安《解放日報》在顯著位置發表了《講話》全文。

　　中央總學委（當時領導全黨整風的總學習委員會——引者著）于次日發出通知：“《解放日報》10月19日發表的《毛澤東同志在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建設理論建設的事業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是毛澤東同志用通俗語言所寫成的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教科書。此文件決不是單純的文藝理論問題，而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的具體化，是每個共產黨員對待任何事物應具有的階級立場，與解決任何問題應具有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思想典型示范。”對《講話》作了客觀、合理的價值評判，并要求在干部和黨員中進行深刻的學習和研究，在學生群眾和文化界知識界中進行廣泛的宣傳。

　　10月17日，中宣部也發布了《關于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不但對《講話》給予了高度評價，還特別指出，這個文獻的精神不僅僅適用于黨的文藝工作和文化工作部門，也完全適用于黨的一切工作部門。

　　整風以及對《講話》的廣泛宣傳和學習，使各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工作面貌為之一新。

　　1943年春節，全邊區開展了“擁軍優抗”和“擁政愛民”的運動。在延安開展的《講話》宣傳活動中，新的文藝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秧歌舞。秧歌隊的演出成了文藝工作者同廣大人民群眾聯系的最方便形式。每當秧歌隊一出現，就會聚集成千上萬的觀眾，許多觀眾尾隨秧歌隊之后，看了一遍又一遍而不覺厭倦。新秧歌舞很快就成為大眾性的娛樂方式，延安到處都充滿了這種歌聲，與之相隨，文學、音樂、美術、喜劇、舞蹈等都呈現出嶄新的面貌。

　　2月6日，延安文藝界200余人舉行了歡迎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趙占魁的座談會。會上文化界一致表示要到農村去，到工廠去，向他們學習，把筆頭與鋤頭、鐵錘結合起來。3月10日中央文委和中央組織部召開會議后，文藝界提出了“到農村、到工廠、到部隊中去，成為群眾的一分子”的口號。延安音樂界、戲劇界根據中央號召，也紛紛下鄉下廠，向群眾學習，為群眾演出，使戲劇進一步為戰爭、生產、教育服務。畫家也背著畫板到農村去塑造農民的形象。

　　3月10日的會議精神和毛澤東的講話傳達到敵后各抗日根據地，各地區的黨委、文藝團體都進行了認真的講座研究，訂出了日后的工作辦法。

　　晉察冀邊區5月6日至10日由邊區文聯召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對過去的工作進行了總結，對成績予以肯定，對缺點進行了反思。

　　在山東抗日根據地和華中地區，也分別召開座談會，討論了《講話》和中宣部的決定。

　　在國統區，盡管由于社會環境的差異，《講話》的宣傳廣度和深度都受到限制，但是在各方人士的努力下，《講話》還是得到了大力的宣傳。

　　此后，在上海、香港等地的進步文藝工作者，沖破國民黨反動當局的各種壓制，也曾以各種形式發表過《講話》的部分內容，或出版單行本。

　　盡管《講話》在國統區的學習和宣傳還是處于一種自發的無組織狀態，對《講話》的研究和實踐也不能與解放區相比，但《講話》還是獲得了日漸深入的傳播，加上解放區文藝運動的范例，國統區的文藝運動漸漸有了向前行進的正確方向。

　　《講話》發表后，很快也在國外引起了巨大反響，先后有30多個國家用數十種文字翻譯出版，其中絕大部分出版的是全譯本，有的同時還出版了多種譯本，也有不少國外報刊介紹了講話的內容或選擇了其中的某些部分。盡管他們所持的觀點并不相同，其思想傾向也并不完全一致，但絕大多數都給予了高度評價，公認它是馬列主義文藝理論中的重要文獻。

　　國外最早翻譯出版《講話》的國家是朝鮮。其次是在日本、法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波蘭，以及東歐其他國家，如捷克斯洛伐克等。此外，翻譯出版過《講話》的還有蘇聯、越南、瑞典、芬蘭、印尼、古巴等國家。

　　1950年，美國國際出版社出版了《講話》的英文單行本；英國《現代季刊》第4卷第1期差不多同期也曾刊載《講話》的譯本。意大利《再生》和《新生活》也發表了《講話》譯本，不久即出版了單行本并連續發行三版。同年，《講話》在印度出版，除了英文全譯本，還有孟加拉文、印地文、馬拉提文、泰米爾文、泰魯固文、馬來雅冷文等多種單行本，有的版本還多次印刷。

　　此后，隨著各種文字的毛澤東著作的相繼被翻譯出版，《講話》在國外和由我國外文出版社用各種文字翻譯出版的數量就更多，影響也更大。國外學者，尤其文藝工作者對《講話》的研究興趣仍是情有獨鐘，長久不衰。典型的如：美國威立州立大學梅·所羅門教授于1973年編輯的《馬克思主義與藝術》一書，曾以《文學與革命》為題，摘錄了《講話》中有關文藝批評的部分，并作了深刻分析，給予高度評價。1980年，澳大利亞學者龐尼·麥克杜格兒親自參考了80余種中外各種《講話》的版本，用英文重新翻譯了這部著作，并為本書寫了43頁的長篇導言。

延安文藝座談會確實“把革命根據地的文藝運動和全中國的文藝運動推進到一個光輝的新階段”

　　通過各種形式的宣傳，《講話》的精神得到了很好的貫徹，文藝工作領域的面貌為之大變，社會收效顯著。對此，1943年4月25日的《解放日報》以社論的形式總結了文藝工作中取得的喜人成就：一、文藝與政治密切結合。文藝工作者開始把抗戰、生產、教育等問題作為創作的主題。二、文藝工作者走向了基層。文藝工作者開始下鄉，深入群眾，其作品的內容也力求反映群眾的生活和要求，形式也力求為群眾所接受，并虛心向群眾學習。三、打破了普及與提高對立的觀點，找到了二者發展的正確途徑。

　　“到農村、到工廠、到部隊中去，成為群眾的一分子”在當時是最有感召力的口號，而且，好多文藝工作者都將其付諸于實際行動。例如，詩人蕭三、艾青，劇作家塞克到南泥灣了解部隊情況并進行勞動，作家陳荒煤到延安縣參加工作，劉白羽和丁玲、陳學昭到部隊及農村工作，高原、柳青已到隴東等地工作。

　　延安文化溝口上還建立了“街頭藝術”臺，節假日，那里張貼著街頭畫報、街頭詩、街頭小說、攝影新聞等，此外還有街頭教歌、街頭音樂、街頭詩朗誦等活動。各文工團深入部隊、鄉村演出，如1943年，魯藝的秧歌隊曾轟動延安一時，群眾大為贊賞。

　　這次座談會解決了1927年以前沒有提出而1927年以后提出但卻未來得及解決的一系列問題，主要是“為什么人，怎樣為法”的問題，以及文藝工作者的階級立場問題，如普及與提高的問題；作家的生活體驗問題；文學和政治的關系問題；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問題；文藝批評的標準問題；各種錯誤思想的產生根源和克服方法等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將文藝工作者的文藝思想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在中國文藝運動史上引起了劃時代的變化。這之后，正如毛澤東在《講話》中所預料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確實“把革命根據地的文藝運動和全中國的文藝運動推進到一個光輝的新階段”。

　　(來源《黨史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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