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農業并舉”、“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是毛主席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創性貢獻。這也是毛主席吸取了蘇聯過度剝奪農民、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徹底消滅一切剝削”的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教訓而探索出的重要成果。毛主席批評蘇聯剝奪農民、對農業重視不夠充分，是有充分的事實依據的。
毛主席批評蘇聯說：“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采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毛澤東文集》：《論十大關系》)這個結論，雷打不動，不動如山！
精蘇洋奴分子為了詆毀毛主席，要給蘇聯在農業方面犯的嚴重錯誤翻案，他們拿出點那時候蘇聯提出要“重視農業和輕工業”的話，但是他們就是不敢拿出蘇聯再怎么說自己“重視”農業也不得不承認他們確實收取剝奪農民的超額稅的話！
精蘇洋奴分子們鬧得笑話還太多了。例如，毛主席說斯大林沒做自我批評的是指王明路線等事件（對于王明路線，他確實不作自我批評，甚至在二戰后蔣經國訪蘇時他和蔣經國談話的時候還表達了他對毛主席不去大城市的不滿），說斯大林做自我批評的，是阻礙解放戰爭等事件（這件事上他確實向劉少奇做了自我批評），但是精蘇洋奴分子不顧主席針對的事件，就污蔑主席“自相矛盾”；還比如，毛主席說斯大林時期近三十年沒實行的集體所有制的是土地的所有制，并沒有說農業企業不是集體所有，但是精蘇洋奴分子偏偏拿農業企業集體所有為例來否定主席說的蘇聯土地不歸集體所有；再比如，毛主席批評的是斯大林1938—1952年的錯誤，他們卻拿斯大林1937年3月的話來否定毛主席對斯大林的批評。我嚴重懷疑，這些精蘇洋奴分子，就是反共反華基金會所資助的、以抬高別人詆毀毛主席為己任的反華分子！
“超額稅”、“義務交售制”的證據，是蘇方自己的資料提供的。
斯大林自己就說：“農民不僅向國家繳納一般的稅，即直接和間接稅，而且他們在購買工業品時還要因為價格較高而多付一些錢，這是第一;而在出賣農產品時多少要少付一些錢，這是第二。這是為了發展為全國(包括農民在內)服務的工業向農民征收的一種額外稅。這是一種類似'貢稅’的東西，是一種類似超額稅的東西;為了保持并加快工業發展的現有速度，保證工業滿足全國的需要……我們不得不暫時征這種稅。”（《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39—140頁。）請注意：不能搞無償或者半無償的剝削，這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底線。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就沒有搞剝削農民，更徹底的消滅了剝削、更徹底的貫徹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原則。
1933年1月19日，聯共(布)中央和蘇聯人民委員會頒布《關于集體農莊與個體農戶向國家義務交售谷物的決議》，2月27日又發布實施細則。內容規定：“第一、廢除谷物預購合同制，為集體農莊及個體農戶規定具有納稅效力的按國家規定價格向國家交售谷物的固定義務……應分期按一定的百分比完成義務交售……如果集體農莊不按期交，就要課以罰款，并令提前履行全年的義務交。個體農戶若不按期交售，則要追究刑事責任。”(《蘇聯糧食法令匯編》)這也是蘇聯搞義務交售制的鐵證。
想詆毀毛主席、給蘇聯在農民問題上嚴重錯誤翻案的精蘇分子們，我告訴你們，這不是我拿槍對著你們偶像的腦門子逼著他說的！不管你拿出什么資料來說蘇聯當時有多重視農業，你也無法回避當時蘇聯實行了后來中國沒有實行的超額稅、義務交售制。精蘇洋奴分子就是故意掩蓋事實、移花接木的小丑！
精蘇分子，你們拿一萬個蘇聯“重視農業”的“證據”來詆毀毛主席，你們掩蓋得了蘇聯實行農業超額稅、實行農產品義務交售制嗎？！！
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講了優先發展重工業同時，也沒有注意在文中緊密聯系前文、說明工農業并舉。斯大林批判價值規律決定一切的時候反問：“假如這是正確的，那就不能理解，為什么在我國，沒有用全力優先發展最能贏利的輕工業，而去發展往往贏利較少、有時簡直不能贏利的重工業。”“放棄生產資料生產的首要地位，又是什么意思呢？這就是消滅我國國民經濟不斷增長的可能性，因為不把生產資料的生產放在首要地位，就不能使國民經 濟不斷增長。”（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可見，斯大林在說優先發展生產資料，指的是優先發展重工業。他在這里是缺乏對發展農業的論述的。
所以，毛主席指出：“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是一切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共同規律。資本主義社會如果不是生產資料優先增長，它的社會生產也不能不斷增長。斯大林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優先發展重工業。斯大林的缺點是過分強調了重工業的優先增長結果在計劃中把農業忽略了。前幾年東歐各國也有這個問題。我們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農業同時并舉。我們實行的幾個同時并舉，以工農業同時并舉為最重要。”（《毛澤東文集》：《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選)》）毛主席這樣說有充分的依據！
農產品義務交售制是他們自己搞的、“超額稅”是他們自己承認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講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時候也沒強調發展農業同樣是發展生產資料（工業需要的資金）。這些都不是我拿著槍逼著蘇聯人寫的、逼著蘇聯人說的！
不搞義務交售制、不搞超額稅、實行工農業并舉，這無疑是毛主席對科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創性貢獻。
毛主席提出這一觀點，因為他最徹底的堅持了辯證法。
正是因為蘇聯存在農業超額稅以及農產品義務交售制，所以毛主席講：“他們片面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而市場上的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我們對于農業、輕工業是比較注重的。我們一直抓了農業，發展了農業，相當地保證了發展工業所需要的糧食和原料。我們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較豐富，物價和貨幣是穩定的。”（《毛澤東文集》：《論十大關系》）
這就是毛主席所堅持的辯證法的“統籌兼顧”。
毛主席堅持多發展農業和輕工業，這樣更有利于迅速積累工業化的資金。所以，毛主席講：“這里就發生一個問題，你對發展重工業究竟是真想還是假想，想得厲害一點,還是差一點?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點，那就打擊農業、輕工業，對它們少投點資。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厲害，那你就要注重農業、輕工業，使糧食和輕工業原料更多些，積累更多些，投到重工業方面的資金將來也會更多些。”（《毛澤東文集》：《論十大關系》）
這就是毛主席所堅持的辯證法的“對立統一”“相反相成”。可見，主席看的最長遠，而且最懂辯證法——如果充分發展農業、提前準備好了重工業的資金，更有利于充分發展重工業。
毛主席提出這一觀點，因為他最徹底的堅持科學社會主義消滅剝削的原則。
毛主席領導的中國革命最鮮明的特點，就是空前徹底的消滅了剝削。毛主席教導我們：“無產階級不能剝奪勞動者，不能剝奪農民……，只能剝奪剝奪者，這是一條基本原則。”（《毛澤東文集》：《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作為最徹底的堅持消滅剝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主席在領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貫徹了最徹底的消滅剝削的原則。所以，毛主席很自豪地說：“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的那種政策，而是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我們的農業稅歷來比較輕。工農業品的交換，我們是采取縮小剪刀差，等價交換或者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我們統購農產品是按照正常的價格，農民并不吃虧，而且收購的價格還逐步有所增長。”（《毛澤東文集》：《論十大關系》）
這就完全符合“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符合“有勞有酬”，這就不存在“一個集團無償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
工農業并舉和過度重視重工業，到底哪個有利于重工業發展？我們拿數據說話！
1935年—1945年，我黨在長期的艱辛探索中，終于正式確立了毛主席的領導核心地位。從1950年毛主席全面執政、統一了祖國大陸絕大部分地區，到1976年毛主席去世，這26年，中國發電量從46億度增長到2021億度，增長了43倍，鋼鐵從120萬噸左右增長到2717萬噸，增長了22倍。
蘇聯在1926年打倒季諾維也夫，在1928年打倒托洛茨基。1928年，蘇共全面結束列寧時代新經濟政策國策、正式確立新的領導核心，到1953年蘇修頭子赫魯曉夫上臺，這25年，蘇聯發電量從41億度增長到1216億度，增長29倍；鋼產量從370萬噸增長到3567萬噸，增長9.6倍，比西方國家要快的多，但是都沒有中國快。
而且，中國面臨的困難條件還遠遠大于蘇聯。我們脫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封建殘余和殖民買辦殘余更濃厚、工業基礎更薄弱、現代化起點更低、工人階級基礎更薄弱、農民小生產者規模最大，特別是1959年蘇聯撤資之后，長達近二十年，我們遭受著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全面封鎖包圍，這些都是遠遠比1929—1945年的蘇聯困難的。
蘇聯自己提供的資料都說：“1931年蘇聯的購買總額占世界機器設備出口總額的1/3 左右,1932 年上升到1/2 左右。1926-1931年,蘇聯的進口額約增加了5倍,其中,重工業設備進口額增加了 11倍,而在進口額中，90%左右是機器設備的進口。”（[蘇]K.彼得羅相《蘇維埃工業化方法》1952年版第 77 頁。）1929以來西方資本主義迄今為止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和1941以來的蘇德大戰，使蘇聯有了超大規模購買西方設備的戰略時機（為了緩和國內經濟危機以及打贏希特勒，西方愿意和蘇聯做大規模貿易交換）。而我們即使是在“四三方案”的時候也沒有那樣大規模引進外資的機遇，困難比他們大的多。
面對如此之多的困難，我們還比他們發展的迅速，離不開毛主席的正確社會主義建設路線，離不開毛主席的“工農業并舉”發展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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