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修正主義者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抹殺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
階級專政的區別。他們所主張的，在實際上并不是社會主義路線，而是資
本主義路線。在現在的情況下，修正主義是比教條主義更有害的東西。我
們現在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開展對于修正主義的批判。”
話說1957年3月12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參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摘要如下：
“這次會議開得很好。會議中間提出了很多問題，使我們知道了很多事情。我現在就同志們所討論的問題講幾點意見。
我們現在是處在一個社會大變動的時期。中國社會很久以來就處在大變動中間了。抗日戰爭時期是大變動，解放戰爭時期也是大變動。但是就性質說來，現在的變動比過去的變動深刻得多。我們正在建設社會主義。有幾億人口進入社會主義的改造運動。全國各個階級的相互關系都在起變化。農業和手工業方面的小資產階級和工商業資產階級，都發生了變化。社會經濟制度變化了，個體經濟變為集體經濟，資本主義私有制正在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這樣的大變動當然要反映到人們的思想上來。存在決定意識。在不同的階級、階層、社會集團的人們中間，對于這個社會制度的大變動，有各種不同的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熱烈地擁護這個大變動，因為現實生活證明，社會主義是中國的唯一的出路。推翻舊的社會制度，建立新的社會制度，即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一場偉大的斗爭，是社會制度和人的相互關系的一場大變動。應該說，情況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新的社會制度還剛剛建立，還需要有一個鞏固的時間。不能認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來就完全鞏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鞏固。要使它最后鞏固起來，必須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堅持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還必須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進行經常的、艱苦的社會主義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教育。除了這些以外，還要有各種國際條件的配合。在我國，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斗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斗爭，還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但是，我們大家都應該看到，這個社會主義的新制度是一定會鞏固起來的。我們一定會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我要講的第一點。
第二點：關于我國知識分子的情況。中國究竟有多少知識分子，沒有精確的統計。有人估計，各類知識分子，包括高級知識分子和普通知識分子在內，大約有500萬左右。這500萬左右的知識分子中，絕大多數人都是愛國的，愛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愿意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服務。有少數知識分子對于社會主義制度是不那么歡迎、不那么高興的。他們對社會主義還有懷疑，但是在帝國主義面前，他們還是愛國的。對于我們的國家抱著敵對情緒的知識分子，是極少數。這種人不喜歡我們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他們留戀舊社會。一遇機會，他們就會興風作浪，想要推翻共產黨，恢復舊中國。這是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條路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中間，頑固地要走后一條路線的人。這后一條路線，在實際上是不能實現的，所以他們實際上是準備投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這種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學技術界、宗教界里都有，這是一些極端反動的人。”“有一些人雖然不公開表示不贊成馬克思主義，但是實際上不贊成。這種人在很長的時間內都會有的，我們應該允許他們不贊成。”“如果在今后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在我們的知識分子中間能夠有比較多的人接受馬克思主義，能夠有比較多的人通過工作和生活的實踐，通過階級斗爭的實踐、生產的實踐、科學的實踐，懂得比較多的馬克思主義，這樣就好了。這是我們的希望。
第三點：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我們的國家是一個文化不發達的國家。500萬左右的知識分子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來說，是太少了。沒有知識分子，我們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們要好好地團結他們。在社會主義社會里，主要的社會成員是3部分人，就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他們的工作是為人民服務的，也就是為工人農民服務的。知識分子，就大多數來說，可以為舊中國服務，也可以為新中國服務，可以為資產階級服務，也可以為無產階級服務。在為舊中國服務的時候，知識分子中的左翼是反抗的，中間派是搖擺的，只有右翼是堅定的。現在轉到為新社會服務，就反過來了。左翼是堅定的，中間派是搖擺的（這種搖擺和過去不同，是在新社會里的搖擺），右翼是反抗的。知識分子又是教育者。我們的報紙每天都在教育人民。我們的文學藝術家，我們的科學技術人員，我們的教授、教員，都在教人民，教學生。因為他們是教育者，是當先生的，他們就有一個先受教育的任務。在這個社會制度大變動的時期，尤其要先受教育。過去幾年，他們受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教育，有些人并且很用功，比以前大有進步。但是就多數人來說，用無產階級世界觀完全代替資產階級世界觀，那就還相差很遠。有些人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自以為有學問了，但是并沒有讀進去，并沒有在頭腦里生根，不會應用，階級感情還是舊的。還有一些人很驕傲，讀了幾句書，自以為了不起，尾巴望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風浪，他們的立場，比起工人和大多數勞動農民來，就顯得大不相同。前者動搖，后者堅定，前者暖昧，后者明朗。因此，如果認為教人者不需要再受教育了，不需要再學習了，如果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只是要改造別人，改造地主、資本家，改造個體生產者，不要改造知識分子，那就錯誤了。知識分子也要改造，不僅那些基本立場還沒有轉過來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應該學習，都應該改造。我說所有的人，我們這些人也在內。情況是在不斷地變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適應新的情況，就得學習。即使是對于馬克思主義已經了解得比較多的人，無產階級立場比較堅定的人，也還是要再學習，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問題。知識分子如果不把自己頭腦里的不恰當的東西去掉，就不能擔負起教育別人的任務。我們當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學，一面當先生，一面當學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學生。許多東西單從書本上學是不成的，要向生產者學習，向工人學習，向貧農下中農學習，在學校則要向學生學習，向自己教育的對象學習。據我看，在我們的知識分子中間，多數人是愿意學習的。我們的任務是，在他們自愿學習的基礎上，好心地幫助他們學習，通過適當的方式來幫助他們學習，而不要用強制的方法勉強他們學習。
第四點：知識分子同工農群眾結合的問題。知識分子既然要為工農群眾服務，那就首先必須懂得工人農民，熟悉他們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們提倡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如果一輩子都不同工人農民見面，這就很不好。我們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文學家、藝術家、教員和科學研究人員，都應該盡可能地利用各種機會去接近工人農民。有些人可以到工廠農村去看一看，轉一轉，這叫‘走馬看花’，總比不走不看好。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廠農村里住幾個月，在那里作調查，交朋友，這叫‘下馬看花’。還有些人可以長期住下去，比如兩年、三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就在那里生活，叫作‘安家落戶’。”“讓知識分子直接接觸工人農民，過去在延安時期曾經這樣做過。那時候，延安的許多知識分子思想很亂，有各種怪議論。我們開了一次會，勸大家到群眾里面去。后來許多人去了，得到很好的效果。知識分子從書本上得來的知識在沒有同實踐結合的時候，他們的知識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知識分子接受前人的經驗，主要是靠讀書。書當然不可不讀，但是光讀書，還不能解決問題。一定要研究當前的情況，研究實際的經驗和材料，要和工人農民交朋友。”“我們現在的大多數的知識分子，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農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于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這些人，如果不把過去的一套去掉，換一個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就和工人農民的觀點不同，立場不同，感情不同，就會同工人農民格格不入，工人農民也不會把心里的話向他們講。知識分子如果同工農群眾結合，和他們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們從書本上學來的馬克思主義變成自己的東西。學習馬克思主義，不但要從書本上學，主要地還要通過階級斗爭、工作實踐和接近工農群眾，才能真正學到。如果我們的知識分子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又在同工農群眾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實踐中有所了解，那么，我們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語言，不僅有愛國主義方面的共同語言、社會主義制度方面的共同語言，而且還可以有共產主義世界觀方面的共同語言。如果這樣，大家的工作就一定會做得好得多。
第五點：關于整風。整風就是整頓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共產黨內的整風，在抗日時期進行過一次，以后在解放戰爭時期進行過一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又進行過一次。現在共產黨中央作出決定，準備黨內在今年開始整風。”“這一次整風，主要是要批評幾種錯誤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一個是主觀主義，一個是官僚主義，還有一個是宗派主義。”“我們的黨是一個偉大的黨，光榮的黨，正確的黨。這是必須肯定的。但是我們還有缺點，這個事實也要肯定。不應該肯定我們的一切，只應該肯定正確的東西；同時，也不應該否定我們的一切，只應該否定錯誤的東西。”“一個共產黨，一個國民黨，這兩個黨比較起來，誰怕批評呢？國民黨害怕批評。它禁止批評，結果并沒有能夠挽救它的失敗。共產黨是不怕批評的，因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真理是在我們方面，工農基本群眾是在我們方面。我們過去說過，整風運動是一個‘普遍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運動’。整風就是全黨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學習馬克思主義。”“我們國家要有很多誠心為人民服務、誠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立志改革的人。我們共產黨員都應該是這樣的人。”“我們的政權的建立還不過短短幾年，人們可以看到，不論在經濟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學方面，都已經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為了達到建設新中國的目的，對于什么困難我們共產黨人也是無所畏懼的。但是僅僅依靠我們還不夠。我們還需要有一批黨外的志士仁人，他們能夠按照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方向，同我們一起來為改革和建設我們的社會而無所畏懼地奮斗。要使幾億人口的中國人生活得好，要把我們這個經濟落后、文化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富裕的、強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國家，這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我們所以要整風，現在要整風，將來還要整風，要不斷地把我們身上的錯誤東西整掉，就是為了使我們能夠更好地擔負起這項任務，更好地同黨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我們希望一切同我們共同奮斗的人能夠勇敢地負起責任，克服困難，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議論譏笑，也不要怕向我們共產黨人提批評建議。‘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們在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斗爭的時候，必須有這種大無畏的精神。”
“第六點：片面性問題。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絕對化，就是形而上學地看問題。對于我們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這樣看問題的人，現在在共產黨里面還是不少，黨外也有很多。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壞的，只能贊揚，不能批評。說我們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這不合乎事實。不是一切都好，還有缺點和錯誤。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壞，這也不合乎事實。要加以分析。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認為事情都做得不好，社會主義建設這樣一個偉大事業，幾億人口所進行的這個偉大斗爭，似乎沒有什么好處可說，一團糟。許多具有這種看法的人，雖然和那些對社會主義制度心懷敵意的人還不相同，但是這種看法是很錯誤的，很有害的，它只會使人喪失信心。不論是用肯定一切的觀點或者否定一切的觀點來看我們的工作，都是錯誤的。對于這些片面地看問題的人，應該進行批評，當然要以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態度去批評，要幫助他們。”
“魯迅后期的雜文最深刻有力，并沒有片面性，就是因為這時候他學會了辯證法。列寧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說是雜文，也有諷刺，寫得也很尖銳，但是那里面就沒有片面性。魯迅的雜文絕大部分是對敵人的，列寧的雜文既有對敵人的，也有對同志的。魯迅式的雜文可不可以用來對付人民內部的錯誤和缺點呢？我看也可以。當然要分清敵我，不能站在敵對的立場用對待敵人的態度來對待同志。必須是滿腔熱情地用保護人民事業和提高人民覺悟的態度來說話，而不能用嘲笑和攻擊的態度來說話。”
“在我們的社會里，革命的戰斗的批評和反批評，是揭露矛盾，解決矛盾，發展科學、藝術，做好各項工作的好方法。
第七點：‘放’還是‘收’？這是個方針問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一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同志們在討論中間是不贊成收的，我看這個意見很對。黨中央的意見就是不能收，只能放。
領導我們的國家可以采用兩種不同的辦法，或者說兩種不同的方針，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于說話，敢于批評，敢于爭論；不怕錯誤的議論，不怕有毒素的東西；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對于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許人家說不同的意見，不許人家發表錯誤的意見，發表了就‘一棍子打死’。這不是解決矛盾的辦法，而是擴大矛盾的辦法。”
“百花齊放是一種發展藝術的方法，百家爭鳴是一種發展科學的方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不但是使科學和藝術發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廣之，也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人們歷來不是講真善美嗎？真善美的反面是假惡丑。沒有假惡丑就沒有真善美。真理是同謬誤對立的。在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統一體總要分解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體條件下，內容不同，形式不同罷了。任何時候，總會有錯誤的東西存在，總會有丑惡的現象存在。任何時候，好同壞，善同惡，美同丑這樣的對立，總會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這樣。它們之間的關系都是對立的統一，對立的斗爭。有比較才能鑒別。有鑒別，有斗爭，才能發展。真理是在同謬誤作斗爭中間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在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作斗爭中發展起來，而且只有在斗爭中才能發展起來。
我們主張放的方針，現在還是放得不夠，不是放得過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評，也不要怕毒草。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真理，不怕批評，它是批評不倒的。共產黨、人民政府也是這樣，也不怕批評，也批評不倒。錯誤的東西總會有的，并不可怕。最近一個時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臺了。有些同志看到這個情況，心里很著急。我說，有一點也可以，過幾十年，現在舞臺上這樣的牛鬼蛇神都沒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我們要提倡正確的東西，反對錯誤的東西，但是不要害怕人們接觸錯誤的東西。單靠行政命令的辦法，禁止人接觸不正常的現象，禁止人接觸丑惡的現象，禁止人接觸錯誤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這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當然我并不提倡發展牛鬼蛇神，我是說‘有一點也可以’。某些錯誤東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著害怕的，這可以使人們更好地學會同它作斗爭。大風大浪也不可怕。人類社會就是從大風大浪中發展起來的。
在我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還會長期存在。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我們已經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勝利，但是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方面，我們還沒有完全取得勝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斗爭。不了解這種情況，放棄思想斗爭，那就是錯誤的。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但是，這種批判，應該是充分說理的，有分析的，有說服力的，而不應該是粗暴的，官僚主義的，或者是形而上學的、教條主義的。
長時間以來，人們對于教條主義作過很多批判。這是應該的。但是，人們往往忽略了對于修正主義的批判。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都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一定要向前發展，要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不能停滯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沒有生命了。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是不能違背的，違背了就要犯錯誤。用形而上學的觀點來看待馬克思主義，把它看成僵死的東西，這是教條主義。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這就是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者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抹殺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區別。他們所主張的，在實際上并不是社會主義路線，而是資本主義路線。在現在的情況下，修正主義是比教條主義更有害的東西。我們現在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開展對于修正主義的批判。”
正如前面《戚本禹回憶錄》中提到的，曾經多次聆聽毛澤東講話的著名作家和翻譯家傅雷在一封家書中寫道：“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于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停頓），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滬上文藝界半年來有些苦悶，地方領導抓得緊，仿佛一批評機關缺點，便會煽動群眾；報紙上越來越強調‘肯定’，老談一套‘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等等（這話并不錯，可是老掛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這股味兒，所以從1月18日至27日就在全國省市委書記大會上提到百家爭鳴問題，2月底的最高國務會議更明確的提出，這次3月12日對我們的講話，更為具體，可見他的思考也在逐漸往深處發展。他再三說人民內部矛盾如何處理對黨也是一個新問題，需要與黨外人士共同研究；黨內黨外合在一起談，有好處；今后三五年內，每年要舉行一次。他又囑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黨外人士共同商量黨內的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當然國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會貫通了的人。”
3月13日，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閉幕。
這天晚上8時許，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自然科學界和社會科學界的部分知名人士座談。參加的人員有：郭沫若、童第周、錢三強、談家楨、潘梓年、向達、費孝通、沈志遠、翦伯贊、張勁夫、于光遠。另有彭真、康生、陸定一、陳伯達、張際春、胡喬木、周揚、錢俊瑞、楊秀峰、黃松齡在座。毛澤東問北京大學副校長兼歷史系主任翦伯贊：
“在高等院校做領導，有什么問題和意見？”
翦伯贊反映說：
“現在是重理輕文。”
毛澤東說：
“從我們的歷史和現狀來看，重理有道理，但輕文就不對了。”
著名遺傳學家談家楨到會比較晚，一走進接見廳，他就看見毛澤東正滿面春風地同早已來到的人們交談著，于是就懷著崇敬的心情，走到毛澤東面前問好。陸定一起身介紹說：
“這位是談家楨先生。”
“哦，”毛澤東站起來，微笑著握住談家楨的手，不住地搖著說：“你就是遺傳學家談家楨先生啊！”
說罷，請大家坐下，他問談家楨：
“談先生對貫徹雙百方針，和對遺傳學研究工作有什么意見？”
談家楨說：
“在1956年青島遺傳學工作座談會上，大家都認為，主席提出的雙百方針，挽救了中國的遺傳學，使遺傳學和遺傳學工作者獲得了新生。”
原來，談家楨是世界生物遺傳學和基因工程的基因學說創始人摩爾根的入室弟子。他提出的“異色瓢蟲斑嵌鑲顯性遺傳理論”，受到國際遺傳學界高度重視，被認為是對摩爾根遺傳學說的一大貢獻，成為中國在世界上最負盛名的遺傳學家。可是就在談家楨即將歸國的1948年，剛剛結束的蘇聯農科院大會，宣布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基因理論是“反動唯心主義”的遺傳學說。新中國建立后，蘇聯以“米丘林生物學”倡導者自居的李森科的理論在中國大行其道。1950年，蘇聯遺傳所副所長努日金教授來華講學，指名道姓要與在1948年底歸國的談家楨討論，要談家楨“從反動的遺傳學圈子里跳出來”。國內也有人寫文章，對摩爾根遺傳學進行公開批判，談家楨感到了沉重的壓力。蘇共二十大召開之后，李森科的理論才開始遭到科學界的反對和清算。1956年8月，毛澤東促成了由中宣部和中科院及高教部共同主持召開的青島遺傳學座談會。此前，毛澤東在一份有關反映東歐共產黨內對遺傳學問題看法的報告上，批示道：“此件值得注意。請中宣部討論一下這個問題。討論時，邀請科學院及其有關負責同志參加。陸定一同志回來，請將此件給他一閱。”這一天，毛澤東還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就這樣，有116位專家教授參加的青島遺傳學座談會，一開就是15天，談家楨心情特別舒暢，以至舉杯痛飲，酩酊大醉。所以，這一次，談家楨見到毛澤東，就說是雙百方針挽救了中國的遺傳學。
毛澤東鼓勵談家楨說：
“談先生，你們青島會議開得好嘛！過去我們學習蘇聯，有些地方很不對頭，現在讓大家搞嘛！你一定要把遺傳學研究工作搞起來，要堅持真理，可不要怕。”
他還問：
“把遺傳學研究搞上去，有什么困難嗎？”
“沒有。”
談家楨顯然很有信心。毛澤東高興地說：
“那好。希望你繼續努力，在遺傳學研究工作中做出新成績。”
坐在旁邊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建議說：
“為了盡快把中國遺傳學研究搞上去，我們是不是把談先生調來北京，主持中科院遺傳所的籌備工作？”
此時的談家楨是復旦大學生物系的主任。毛澤東尚未表態，在座的高教部部長楊秀峰立即表示反對，他說：
“你們把高校的名教授都挖走了，我們的大學還怎么辦？”
眾人見郭沫若和楊秀峰這兩個耳背的人爭了起來，便戲言他們是“二龍搶珠”。毛澤東見雙方爭執不下，也笑著向他們擺擺手，風趣地說：
“我看還是這樣，從現在開始劃一條‘三八線’，到此為止，以后科學院不得再從高校中挖人。”
不久，談家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復旦大學重新開設了遺傳學課。
3月15日，毛澤東起草了一個《中共中央關于民主辦社幾個事項的通知》，他寫道：
為著繼續鞏固農業合作社制度，爭取今年農業的大豐收，中央認為堅持民主辦社的方針是很重要的。就現在的情況來看，應該注意以下3個主要事項。
第一，農業合作社要按時公開財政收支。其中包括產品的分配、在銀行的存款、國家的預購款、國家的貸款和它的用途、生產資料和用具的購置、干部的補貼、社員的預支、國家救濟款的處理，等等。所有這一切財政收支，都同全體社員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因此，都必須按時公布（有的隨時公布，有的定期公布），讓全體社員知道，由群眾參預評議，而不能由少數干部獨攬支配的大權，以便避免各種營私舞弊的行為，保證社干部的廉潔，消除社員對于財政問題的疑慮。必須知道，凡是沒有這樣做的合作社，社員們對于財政問題是存在著很大疑慮的。
第二，社和隊決定問題要同群眾商量。例如關于生產的布置。農業技術的改進，耕作制度的改變，新種子的采用，合作社的基本建設，經營管理，等等問題，都應該由干部和群眾共同討論，既要照顧國家的計劃和政策，又要因地制宜，按照當地的土地條件、季節條件以及其他經濟條件，反復研究幾次，穩步前進。凡是當地已經行之有效的辦法，必須采取積極的態度，繼續加以支持和推廣。但凡是還沒有經過實地典型試驗的，則應該采取很慎重的態度，充分注意老農的意見。老農雖然有些保守的缺點，但他們有很多的經驗，如果有些辦法是多數老農不同意的，不要草率從事。各農業合作社可以考慮組織一個技術顧問委員會，吸收有經驗的老農參加，各生產隊也可以考慮請本隊中一個有經驗的老農當顧問，以便充分利用老農的有益的合理的經驗，特別是關于精耕細作、細打細收的經驗。
第三，干部要參加生產。農業合作社的社長、副社長以及其他干部都應該利用一切可能的時間做到這點。大社的事情多些，但干部們爭取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的時間參加生產，也還是可能的。最近有些地方的合作社在作了多少程度不等的整頓之后，干部紛紛下地參加生產，在社員群眾中引起了很好的影響，大大地刺激了社員們的生產積極性。這個經驗有普遍性的意義，很值得各地注意。這種作法使社干部的生活不必完全由社補貼，可以只由社補貼那些因公誤工的部分，因而能夠減少社員的負擔，同時也使干部們能夠聯系生產的實踐，了解生產中的具體問題，對于領導社和隊的生產有很大好處。為此，縣、區、鄉各級黨委在領導方法上也應該相應地有所改進，例如減少一些不必要的會議，不要時常調集社干部到縣區開會，有問題時，由縣區干部分頭下去傳達和解決，以便減少或避免社干部在時間上和經濟上的浪費。
中央認為實現上述3項措施，將會大大地改善各農業合作社干部同群眾的關系，加強干部同群眾的團結，促進今年農業生產的高潮。希望省、市、縣、區、鄉各級黨委根據各地合作社的具體情況，加以適當處理，并使這些措施長期堅持下去，成為習慣。
（此件發到鄉支部。）
1957年3月15日
3月16日凌晨，毛澤東為中央起草《關于傳達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指示》，他寫道：
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解放軍總政治部、中直黨委、國家機關黨委：
中央在1957年3月6日至13日召開了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這次會議吸收了黨外科學、教育、文學、藝術、新聞、出版等文化人士約160人參加（占全體參加人數的五分之一）。會議首先聽取了毛澤東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擴大會議上所作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報告錄音。在會議期間，毛澤東同志分別和宣傳、教育、文藝、新聞出版、高等學校、科學等方面的幾十位黨內外代表人物舉行了6次座談，并親自向大會作了講話。
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勝利，使我國的社會性質和社會面貌發生大變動。幾萬萬人口進入社會主義這件事實，必然會在人們的思想意識中引起反映。現在，大規模的群眾行動的階級斗爭已經結束，人民內部的矛盾開始表露出來。我國有大約500萬知識分子，他們在教育、文藝、科學、技術、新聞、出版等事業中和黨、政、軍的機關中工作，他們是人民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是教育人民的人，離開了他們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他們可以分為3個部分：極少數是反對社會主義的，他們之所以反對社會主義，是因為他們受剝削階級的影響甚深；有少數人（大約10%左右），包括黨內黨外，是不但很積極地贊成社會主義制度，而且掌握了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是先進人物；最大部分的人，即80%以上，是愿意接受社會主義的制度，但是他們的世界觀還不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在上述的80%以上的這部分的知識分子中，有的是唯心主義者，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的；有的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抱著懷疑態度的；有很多是略為知道些馬克思主義，也想學習馬克思主義，但是他們只愿意在自愿的基礎上，在別人善意的幫助之下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對于用粗暴態度強制學習則抱有反感。知識分子的這種情況，將會長期存在。各種不同的知識分子，表露自己不同的觀點，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的時候，黨中央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這個政策的目的，是用說服的方法，用自由辯論的方法，而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向知識分子進行長期的、耐心的、細致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促進我國的科學文藝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迅速地繁榮起來。黨認識到，必須把在敵我問題上和是非問題上兩種不同的矛盾加以嚴格的區別。人民內部的矛盾，特別是思想上的問題，只能根據“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斗爭，以便在新的基礎上達到團結”的原則。我們必須采取正確的方法，幫助知識分子學習馬克思主義，和接近工農群眾。我們要做到在一個長時期（比如說15年）內，使全國的知識分子，從學習和實踐中，從同工農群眾的接觸中，有更多的人（比如說三分之一）能夠領會和掌握馬克思主義。
現在，黨與知識分子的關系中，存在著一些不正常的狀態。這種不正常狀態的原因，是黨內存在著兩種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就是教條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教條主義用粗暴的而不是說服的辦法，用斥責而不是說理的辦法，用強迫而不是自愿的辦法，來對待知識分子，對待思想問題，對待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有教條主義思想的同志，他們對于我們過去的工作肯定一切，只看到成績，沒有看到缺點，驕傲自滿，害怕批評，懶于說理，對于不同的意見，要求采取簡單的壓服的辦法。很多的同志實際上不贊成或不完全贊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策。右傾機會主義則對于我們過去的工作否定一切，只看到缺點，沒有看到成績，因而喪失信心，把偉大的革命和建設事業描寫為漆黑一團。右傾機會主義者實際上做了資產階級的應聲蟲。必須在黨內黨外，反對這兩種錯誤思想，反對這兩種片面性，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策。
這次宣傳工作會議的一個重要經驗，是黨員和黨外人士一起開會，這不但對于密切黨員與非黨員的團結有好處，對于了解情況，聽取意見，討論和研究問題，貫徹黨的方針、政策，也是很有好處的。
中央認為這次會議對今后的思想工作有極重要的意義，各地必須組織深入的傳達和討論。各省（市）應該同樣召開宣傳工作會議，并且像中央召開的這次宣傳工作會議一樣，吸收黨外的教育、文藝、科學、技術、新聞、出版界人士參加，開會時間一周左右即可。此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各方提出的問題有一百數十條之多，這些問題，都由到會的人帶回各地，以便繼續討論。你們的宣傳工作會議，除了繼續討論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中提出的問題以外，還應繼續收集和討論新提出來的宣傳工作中的問題。并且應當充分發揚民主，特別要讓黨外人士講出內心的話。中央認為，各省（市）委的第一書記必須親自領導思想工作，并指導會議的進行。這種黨內黨外一起參加的宣傳工作會議，今后每年在中央和省市均應舉行一次或兩次。各省（市）應該盡量吸收地縣（市）委書記聽取關于毛澤東同志講話的傳達報告。
中央 1957年3月16日
此時已是凌晨4時，毛澤東又寫了一個批示，他寫道：
“即送周、陳、彭真、定一閱，尚昆用電報發去，另印發如前示。”
3月17日上午10時，毛澤東乘專列離開北京南下，此行的目的是向一些地方黨員干部宣講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以及雙百方針。
中午時分，專列到了天津，毛澤東在專列上召見天津市委負責人黃火青、吳硯農、萬曉塘、李耕濤、李華生。他說，他計劃在天津接見黨員干部并講話。黃火青等趕緊回去四處找人，通知會議，安排會場。
毛澤東在專列上為加強學校思想政治工作問題給周恩來等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恩來、陳云、彭真、定一同志：
大學、中學都要求加強思想、政治領導和改進思想、政治教育，要削減課程，要恢復中學方面的政治課，取消憲法課，要編新的思想、政治課本，要下決心從黨政兩系統抽調幾批得力而又適宜于學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學校工作，要賦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領導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務。以上各點，請中央討論一次，并作出決定。我已到天津。
毛澤東 1957年3月17日
下午，毛澤東在天津干部俱樂部游泳池游泳。
是日晚，毛澤東在市委幾位書記黃火青、吳硯農、萬曉塘、李耕濤陪同下，在天津人民禮堂與近千余名干部見了面，并發表了講話，他一開始就說：
“講‘雙百’方針吧！這是全黨關心的問題。黨內有贊成的，有不舒服的，有懷疑的。”
接著，毛澤東說：
“過去幾十年，從有我們這個黨以來，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我們黨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階級斗爭上。現在有些人說，共產黨搞科學不行，大學里頭教書不行，醫院里頭當醫生不行，工廠里頭當工程師、當技術人員不行。我說這個話講得對，講得合乎事實，就是我們沒有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醫生、大學教授。這是我們不行的方面。但是他們這個話也是不全面的，講對了一半，還有一半是不對的。就具體的業務、具體的技術來說，我們是不能領導；就整個科學的前進這方面，我們能夠領導，就是以政治去領導，以國家計劃去領導。我們只有一個出路，就是向他們學習。有10年到15年，就可以學到。不僅在政治上領導他們，而且在業務上、在技術上領導他們。
現在，階級斗爭這件工作基本上結束。所謂基本上結束，就不是完全結束。大規模的群眾性的階級斗爭基本上結束，黨的‘八大’說了。我們全黨要來搞建設，要學科學，要學會在大學里頭當教授，在科學研究機關里頭做實驗、研究科學。要學會當工程師，當技術人員，當醫生。要率領整個社會跟自然界作斗爭。要把中國的面貌加以改變。為了改變中國的政治面貌，我們花了幾十年時間。要大體改變經濟面貌，也要有幾十年時間。我們過去不會搞階級斗爭，經過許多失敗，經過許多變化，我們學會了，善于搞階級斗爭了。現在我們搞建設也要幾十年，是不是可以比我們在學習階級斗爭時所付出的代價少一點？如果我們不重復從前的錯誤，那么我們在建設的時候就可以付出比較少的代價，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那樣的事情。
因為階級斗爭基本結束而顯露出來的各種東西，各種不滿意，許多錯誤的議論，我們應該采取什么方針？我們應該采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討論中、在辯論中去解決。只有這個方法，別的方法都不妥。而現在黨內有一種情緒，就是繼續過去那種簡單的方法，你不聽話，就‘軍法從事’。那是對付敵人的，那個方法不行了。凡是科學方面的問題，思想方面的問題，精神方面的問題，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有兩個方法，一個叫壓服，一個叫說服。是采取壓服的方法，還是采取說服的方法？現在我們有一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要壓一下的想法。壓是壓不服人的，只會使我們處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壓服的方法，我們就沒有理，就站不住腳，我們就輸了。我們要學會說理，學會寫說理的文章，學會作說理的報告。曾經有個同志跟我講：‘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慣。老子就是一沖。’我說你一沖呀，不能解決問題，要加以分析，要研究，寫出有說服力的文章才行。至于各種錯誤的意見在報紙上、刊物上發表，開座談會評論，會不會把我們的天下搞亂，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說完全不會。因為他們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務，他們中的大多數愿意跟我們合作，只有極少數人是敵視我們的。”
毛澤東又從擴大《參考消息》發行范圍問題，講到了黨內黨外都應該受鍛煉，見世面。他還強調說：
“不要把自己關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來，把耳朵封起來，那很危險。馬克思主義是同它的敵對力量作斗爭中創造出來的，發展起來的。現在還要發展。比如我們中國辦事情，如果我們不發展馬克思主義，那么事情就辦不好。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原則到中國來實行的時候，就要帶有中國的色彩，就要按照具體情況解決問題。如采取壓服的方法，不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那就會使我們的民族不活潑，簡單化，不講道理，使我們的黨不去研究說理，不去學會說理。馬克思主義要跟非馬克思主義作斗爭才能發展起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所以需要，就是這個道理。”
這天晚上，毛澤東離開了天津，繼續南行，六下濟南。
3月18日清晨，毛澤東到了濟南。他不住賓館，而是與山東省委書記、濟南軍區第一政委舒同住進了臨鐵路線的一幢房子里。毛澤東說：
“我在北京不愉快。”
他們在一起除了談工作，就是談詩詞，談書法。關于乾隆的書法，毛澤東說：
“他的字有筋無骨，到處寫，我不怎么喜歡。”
他說舒同的字有風度，有出處，好看。他們有時還談中醫。毛澤東說：
“我看中醫少說也有兩千多年的歷史，西醫有多少年？就算100年吧，那1900多年老百姓怎么過的？還不是靠中醫中藥，應該說中醫中藥是有功的。中醫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對中醫中藥要用現代科學知識去整理、研究、提高。取長補短。要發展中國的新醫學派。陰陽五行為什么不能拿現代術語表達？一代人搞不清兩代人行不行？10代人行不行？
他還說：
“魯迅的父親病了，請中醫看，可是藥引子難找，像經霜3年的甘蔗；要吃破鼓皮丸，用打破的鼓皮制成的；還要蟋蟀一雙，要原配。”
說罷，他自己先笑了，點著一支煙，吸了一口，接著說：
“后來他父親病死了，魯迅對中醫很有看法，不信中醫。他的這個觀點不大對。他找的是庸醫，不要受這個影響。中西醫要很好地結合。”
是日晚7時50分，毛澤東來到山東省政府大禮堂，對省級機關處級以上黨員干部講話。他說：
“去年下半年以來，我們黨里頭，社會上，人們的思想有一些亂，比如批評共產黨的人多了，黨外人士敢于講話了，敢于講我們黨的缺點了。有人說共產黨能不能領導科學？對社會主義有沒有優越性也發生懷疑了。有一些人講沒有優越性，合作社辦得不好。有一些知識分子講，美國比中國好，比蘇聯好。去年這一年，特別是下半年，人民內部鬧事也發生了不少。報紙上，小品文、諷刺文章多起來了，批評缺點、冷風熱嘲多起來了。在這種情況下，有些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就跟著資產階級走，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況看得比較壞。另外一些共產黨員就不服氣，說：‘都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兩條鬧出來的’。所以，我們黨里頭有兩種人。一種人，外面講什么，他們也跟著講；另一種人就想收，誰不聽話的時候就想壓一下子。這是現在的情況。”
對于產生這種狀況的原因，毛澤東分析說：
“外國的事情對我們有影響，比如蘇共二十大把斯大林批評了，后頭發生波蘭、匈牙利的事件，國際上有反蘇反共的風潮。還有我們工作中的錯誤，無論是肅反、土改、合作化、社會主義改造的工作中間，都有主觀主義的錯誤，有官僚主義的錯誤，也有宗派主義的錯誤。這些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亂。有外國的影響，但主要還是我們國內的原因。我們現在處在這么一個時代，就是大規模的階級斗爭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第8次代表大會作了結論的，這個結論是合乎情況的。我們過去反對蔣介石，解放戰爭，是大規模的階級斗爭；土改，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是大規模的階級斗爭；社會主義改造，也是階級斗爭。這么一場大斗爭到去年上半年基本上結束了，人民內部的問題就顯出來了。基本的原因是這個原因。人民內部的問題多起來了，就暴露出來許多思想問題，就有一些亂了。過去是不是有思想問題呢？過去有的，實際上我們剛進城那幾年更亂一些。但是，那些不同的意見，那些意見分歧，被大規模的階級斗爭所掩蓋了。”
關于“大規模的階級斗爭基本上結束”這一結論，毛澤東解釋說：
“所謂基本上結束，就是說還有階級斗爭，特別是表現在意識形態這一方面。只說基本結束，不說全部結束。這一點要講清楚，不要誤會。這個尾巴要吊很長時間。特別是意識形態這一方面的階級斗爭，就是無產階級思想跟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我們是把它當作內部矛盾來處理的。階級斗爭基本結束，我們的任務轉到什么地方？轉到搞建設，率領整個社會，率領6億人民，同自然界作斗爭，把中國興盛起來，變成一個工業國。”
關于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的斗爭誰勝誰負的問題，毛澤東說：
“按照八次大會所說的，基本上分了勝負的，就是資本主義失敗了，社會主義勝利了。是不是最后勝利了呢？那還沒有。最后勝利還要有一個時期，大概要3個五年計劃。至于兩種思想的斗爭，資產階級思想同無產階級思想，馬克思主義同非馬克思主義的斗爭，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那就要更長一點了。我今天講的總題目叫作思想問題，這是有理由的。盡管社會制度起了變化，但是那個思想還相當頑固地保存著。特別是在世界觀這方面。是資產階級世界觀，還是無產階級世界觀；是唯心論，還是唯物論；是形而上學的唯物論或者是形而上學的唯心論，還是辯證唯物論。這樣兩種思想方面的斗爭，時間還要更長一些。”
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毛澤東說：
“在我們這個國家，知識分子是相當值錢的，我們一天也離不開他們。所以，我們要爭取他們，在世界觀這個問題上，要使他們變成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大約需要經過3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到那個時候，馬克思主義就可以取得決定性勝利。”
毛澤東最后講到了整風問題，他說：
“我們要爭取知識分子，要爭取黨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作風整頓一下。今年準備，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下點毛毛雨，吹點微微風，把我們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這些東西吹掉。我們是從保護同志出發，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適當的批評，達到新的團結。”
“因為革命勝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熱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少了，過去跟敵人打仗時的那種拼命精神少了，而鬧地位、鬧名譽、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高低，爭名奪利，這些東西多起來了。聽說去年評級的時候，就有些人鬧得不像樣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長著兩只眼睛嗎？兩只眼睛里有水，叫眼淚。評級評得跟他不對頭的時候，就雙淚長流。在打蔣介石的時候，抗美援朝的時候，土地改革的時候，鎮壓反革命的時候，他一滴眼淚也不出，搞社會主義他一滴眼淚也不出，一觸動到他個人的利益，就雙淚長流。聽說還有3天不吃飯的事情。我說，3天不吃飯，沒有什么要緊，一個星期不吃飯就有點危險了。總而言之，爭名譽，爭地位，比較薪水，比較吃穿，比較享受，這么一種思想出來了。為了個人的利益而絕食，而流淚，這也算是一種人民內部的矛盾。有一出戲，叫《林沖夜奔》，唱詞里說：‘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我們現在有些同志，他們也是男兒（也許還有女兒），他們是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評級時。這個風也要整一下吧。”
毛澤東在他講話結束1個小時以后，于晚12點改乘空軍專機飛到了“其山嵯峨，其土穎多”的古城徐州，專列也到徐州機場。
欲知毛澤東在徐州的重要活動，請看下一章。
東方翁曰：毛澤東到了濟南，一見到老部下、馬背書法家舒同就說：“我在北京不愉快。”他為什么會這么說呢？細心的讀者可能從前面的敘述中已經覺察到了黨內的某種不協調。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11次擴大會議上發表演說的時候，黨內一些重要領導人中途退場，便是一個明顯的征兆。他此次南下，既是宣傳，也是調查研究，結果又發現了令他更不愉快的事情。您如不信，請繼續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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