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皖南事變，究竟孰是孰非？孰對孰錯？
大量史料足以證明：毛澤東，是；項英，非！毛澤東，對；項英，錯！
《毛澤東年譜》所公開的毛主席親自起草的電報都擺在那里，誰也別想給項英去翻這個案！
《毛澤東年譜》所公開的檔案，例如主席的電報、文稿以及當時的各種文件，都是真實史料。雖然可能會因為有的資料不引用全文、有的資料沒有引用導致有些事件展現的不全，但是引用出來的也是真實而非虛構的資料。例如，主席說“一生做了兩件大事”沒有最原始出處，年譜注釋中就公開承認找不到最原始的檔案資料、只有葉劍英的個人回憶而已。
本文就要引用大量史料，來呈現皖南事變前后最真實的毛澤東！
一、聽身經百戰的，還是聽不知兵的？
早在土地革命時期，毫無軍事指揮經驗、還沒有任何作戰素養的項英，一來到蘇區看，就反對已經身經百戰的成熟的職業軍事家毛澤東的正確軍事意見。“毛澤東提出留在中央蘇區打,誘敵深人,依靠根據地軍民團結破敵,不同意‘分兵退敵’的戰略。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敵,反而會給紅軍帶來更大的困難,這只是消極防御。毛澤東的意見只得到朱德等少數人的支持。為此,毛澤東提議擴大范圍討論這個緊迫的戰略問題。”（《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367頁）為了擺脫項英的干預，二反“圍剿”期間，“為便于領導紅一方面軍作戰和戰區地方工作,組成中共紅軍第一方面軍臨時總前委,以毛澤東為書記,朱德、林彪、彭德懷、黃公略、譚震林周以栗為委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372頁）
毛主席和他的戰友們及時制止了項英的干預。在毛澤東親自指揮下，我們取得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
但是，不懂軍事的項英偏偏非要和戰斗經驗最豐富的毛澤東作對。周恩來到蘇區、傳達打贛州的命令，毛澤東表示反對。但是包括項英在內的多數中央核心層領導同志都持反對意見。正是當時紅軍領導們不聽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導致當時贛州之戰紅軍大敗。
但是后來，黨內其他多數同志看到了毛主席親自指揮下我軍取得的一個又一個的勝利而充分認可主席的軍事才能和軍事路線的時候，項英卻還是堅持他錯誤的軍事路線，緊跟著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導致新四軍損失慘重，他自己也喪命于皖南事變。他的結局和劉安恭極其相似！
二、皖南事變前毛主席的高瞻遠矚
早在1940年1月29日，毛主席和當時的軍委副主席王稼祥就致電項英和葉挺：“ 你們主要出路在江北，雖已失去良機，但仍非力爭江北不可。”“須秘密準備多數渡口，為緊急時用。”（《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這是中央提醒新四軍向江北發展革命力量的鐵證。
3月29日，毛主席和王稼祥也致電朱德、彭德懷、劉少奇，項英：在華中軍事磨擦日益尖銳的情況下，蔣匪軍“有可能利用其優勢兵力向新四軍軍部地區進攻，因此軍部及皖南部隊應預先有所準備，以免遭襲擊，萬不得已時可向蘇南陳支隊(蘇南陳支隊，指陳毅任司令員的新四軍第1支隊。)靠攏，再向蘇北轉移”（《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這也是中央提醒他們注意提防蔣匪軍襲擊、在萬不得已情況下轉移到蘇北的鐵證！
4 月3日，毛主席致電項英，詢問：“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在遭國民黨軍襲擊時是否有沖出包圍、避免重大損失的辦法，其辦法是以向南打游擊為有利，還是以向東會合陳毅部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絕對不可能，黨內干部是否已有應付可能遭到襲擊的精神上的充分準備等。”（《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看看，主席反反復復提醒他們預防被敵人偷襲、做好準備，并積極的問他們準備情況！中央檔案館還有主席這封電報的手稿呢！
4月20日，中共中央致電項英、劉少奇，指出:“蔣介石、顧祝同的陰謀是想把新四軍江北、江南部隊全部陷死在蘇南敵后狹小區域，隔斷八路軍與新四軍之聯系，以求在適當時機消滅新四軍。皖北、皖東、淮南、蘇北是我軍在全國的最重要的戰略地區之一，是擊敗蔣介石把八路軍、新四軍全部困在敵后，消滅新四軍之陰謀的重要斗爭地區。因此,在與顧祝同的談判中，絕對不能答允四、五支隊和葉、張兩團南調”（《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中央軍委、毛主席為了揭露蔣介石的陰謀、為了讓新四軍提防蔣介石，真的苦口婆心！
4月2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項英、陳毅并告劉少奇，張云逸，指出:“皖南軍部以速移蘇南為宜。”“武裝斗爭中的自衛原則，并不是要限制自己發展，而是要放手發展，在放手發展中，如遇頑固派阻礙及進攻，則我站在自衛立場上堅決打擊之。在團結抗戰時期，我軍不應向友黨后方行動，而應向戰爭區域與敵人后方行動。在戰爭區域，特別是在敵人后方，我應放手發展武裝，建立政權，建立根據地，在有理有利有節條件下，堅決打擊阻礙我發展的反共頑固派。”（《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席說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友方內部也有頑固派，我軍要站在自衛立場堅決打擊頑固派、要迅速在敵后發展自己的力量。事實證明了主席的預判——轉入敵后的部隊，無一不發展壯大；堅持右傾機會主義、不肯深入敵后、不顧主席提醒的項英所部，損失慘重！
5月4日，針對項英嚴重的右傾錯誤，毛主席親自寫了《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主席指出：“這種發展的方針，中央曾多次給你們指出來了。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的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范圍，不要別人委任，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地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在這種根據地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權，向一切敵人占領區域發展。例如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評、限制和壓迫，西起南京，東至海邊，南至杭州，北至徐州，盡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過去已經失去了時機，若再失去今年的時機，將來就會更困難了……斗爭是克服投降危險、爭取時局好轉、鞏固國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我黨我軍內部，只有堅持對頑固派的斗爭，才能振奮精神，發揚勇氣，團結干部，擴大力量，鞏固軍隊和鞏固黨。在對中間派的關系上，只有堅持對頑固派的斗爭，才能爭取動搖的中間派，支持同情的中間派，否則都是不可能的。在應付可能的全國性的突然事變的問題上，也只有采取斗爭的方針，才能使全黨全軍在精神上有所準備，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則，就將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錯誤。”（《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
看看，主席提醒的多早！打到敵后去、發展自己的力量、別受蔣匪軍限制、要做好最危險準備、應付反共頑固派！如果真想坑他，何必這時候就頻頻提醒他呢？！
10月12日，毛主席就關于新四軍行動方針，和朱德、王稼祥致電葉挺、項英，劉少奇，陳毅、黃克誠。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指出：“因為蔣介石站在反日立場上，我們不能在南方國民黨統治區進行任何游擊戰爭……軍部應乘此時速速渡江，以皖東為根據地，絕對不要再遲延。皖南戰斗部隊，亦應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堅持游擊戰爭。”“皖東決不可失，如失皖東，則蔣介石必沿運河、淮河構筑封鎖線，斷我向西之前途。”（《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由于項英的猶豫，10月中旬，新四軍軍部已經失去了北上的最佳時機。
三、項英主動放棄了毛主席和歷史挽救他的最后一次機會，并讓太多新四軍戰士由于他的錯誤路線而犧牲于蔣匪軍的屠刀之下
11月1日，主席和朱德、王稼祥致電劉少奇，葉挺、項英，張云逸，陳毅、黃克誠，彭雪楓，李先念：“(甲)蔣介石已通知我們限在十一月二十日以前，將在華中與山東的新四軍、八路軍一律開至華北。近據確點，蔣已令湯恩伯率九個師、李品仙率三個師立開豫、皖，準備期滿后向你們進攻，皖南、鄂中兩方面亦必有進攻布置。”（《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1月3日，主席和朱德、王稼祥致電葉挺、項英：“采何應欽白崇禧'皓電’，中央決定用朱、彭、葉、項名義答復，采取緩和態度，以期延緩反共戰爭爆發時間。對皖南方面，決定讓步，答應北移。你們有何意見，盼立復。”（《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11月9日，主席以朱德、彭德懷、葉劍英、項英名義復電何應欽、白崇禧：“對于江南正規部隊，德等正擬苦心說服，勸其顧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懇中央寬以限期，以求解釋深入，不致激生他故”（《毛澤東傳》第24章：《皖南事變前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0日，主席就葉挺和顧祝同談判的問題致電葉挺、項英，要求：“希夷談判時，應以此項大局為第一位問題，其余都是第二位問題。”（《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談判期間，顧祝同以他的政治人格“擔保新四軍安全”。這里也能看出蔣匪軍的匪首們有多么的虛偽和不要臉。
12月8日，何應欽、白崇禧復電朱彭葉項，強令八路軍、新四軍“將黃河以南之部隊，悉數調赴河北”（《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2月9日，蔣介石下達手令：“凡在長江以南之新四軍，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開到長江以北地區，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作戰。”（《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1940年11月——12月，新四軍軍部向北轉移又有了一次戰略時機。這是歷史挽救項英及其領導的新四軍軍部的最后一次機會。我們看看這一期間大家都在做什么。
11月15日，毛主席致電周恩來，項英，董必武，劉少奇，彭德懷，陳毅、黃克誠，張云逸，彭雪楓，李先念。主席指出：新四軍“皖南部隊既要認真作北移之準備，以為彼方緩和進攻時我們所給之交換條件，又要要求彼方保證華中各軍停止行動，以為我方撤退皖南部隊時彼方給我之交換條件”（《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主席是積極催促他們向北轉移的。
面對形勢日益緊張，軍委對他們的要求也越來越嚴厲。主席在盡可能的提醒他們趕緊向安全地區轉移、盡可能地向相對靠北地區轉移。11月24日，毛主席和朱德、王稼祥致電葉挺、項英，命令他們本日“立即開始分批移動，否則一有戰斗發生，非戰斗人員及資材勢必被打散。”（《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12月14日，主席致電葉挺、項英：“移動時間蔣限十二月底移完，我們正交涉展限一個月，但你們仍須于本月內盡可能移畢。”（《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這時距離十二月底還有半個多月的充足時間。12月18日，毛主席和朱德、王稼祥致電葉挺、項英:“希夷及一部人員北上，望速作部署。”（《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日，毛主席和朱德、王稼祥致電葉挺、項英:“希夷渡江以速為好，不應征蔣同意。如蔣反對，便不好過江了。江邊須有周密布置，速與胡服（胡服，也就是劉少奇。——引者注。）、云逸聯系在對岸作準備。”(《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看看，軍委盡力而為了！電報為證，中央檔案館還有主席手稿呢！
但是，項英的錯誤決定又葬送了新四軍軍部北上的最后時機。所以，1940年12月26日，主席在他四十七歲生日那天非常氣憤的致電項英·：“你們在困難面前屢次來電請示方針，但中央還在一年以前即將方針給了你們，即向北發展，向敵后發展，你們卻始終借故不執行……全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有你們這樣遲疑猶豫無辦法無決心的。在移動中如遇國民黨向你們攻擊，你們要有自衛的準備與決心，這個方針也早已指示你們了。”(《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想而知，當時主席發了和二十七年后他聽到老干部對延安整風的評價之后一樣罕見的雷霆之怒。
1941年1月4日，皖南事變爆發。由于項英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不聽中央軍委和毛主席多次正確指示，很多新四軍戰士也犧牲在了蔣匪軍屠刀之下。項英的結局，和當年不聽毛主席正確軍事意見而戰死沙場的劉安恭何其相似？！項英違抗中央正確軍事路線，給革命帶來了嚴重損失！
1941年1月15日，毛主席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皖南新四軍的失敗，從我們自己方面來說，首先是由于新四軍的領導項英、袁國平等沒有反磨擦的思想準備，其次便是指揮上的錯誤。新四軍本來可以北上。但項英動搖，如不是項英動搖，是可以不失敗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1年，四十八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主席所說的這個結論，完全正確！這件事，一絲一毫不怪主席、不怪中央軍委。主席已經下了命令，你項英非要不執行，你怪得上主席嗎？
這和1958年到1960年一線領導同志和一些省級干部們不執行主席的正確指示、自己搞一平二調，但是主席從來不同意“一平二調”、堅決反對“一平二調”是一個道理；這和防修反修時期有些人違反“十六條”，但是“十六條”從來不同意他們那樣做，也是一個道理。一些人不理解交通規則、違反交通規則，不等于交通規則有“縱容違規者違規”的“錯誤”！這是很基本的邏輯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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