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周一平，揚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孔維達，揚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
《湖南科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3期
摘要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時時提醒干部們不能做脫離群眾的事，時時告誡他們脫離群眾就會被打倒。他執著地與黨和政府中脫離群眾的不正之風進行斗爭，積極查找、分析干群、黨群關系滑坡的原因，并努力進行制度建設。他主張整風、整黨要定期化；建立了信訪制度、干部參加勞動制度等；抓法律、法規建設，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主持制定了《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
關鍵詞
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改善干群、黨群關系
引言
干群關系(官民關系)、黨群關系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基本關系之一，是新中國成立后人民內部的基本關系之一。干群矛盾、黨群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的集中體現，能不能處理好，是對執政黨和政府有沒有執政能力及執政前途的一種檢驗。如果處理不好，執政黨和政府就難以得到群眾的擁護，就容易出現合法性危機、執政危機，容易“覆舟”。這是恒定的歷史邏輯、政治邏輯。
處理好干群關系，解決好干群矛盾，最基礎的是要關心、滿足人民群眾各方面的利益、需求，需要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發展，并處理好其中的各種關系。群眾路線貫穿黨和國家治理過程，是獨具中國特色的民主治理模式，群眾路線的黨群關系話語建構了民主治理的嶄新話語體系，在黨員干部與人民群眾之間建構了治理共同體，通過黨群合作和共治優化黨群、干群關系意義重大。關于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的思想的研究已有一些,關于毛澤東群眾觀的研究著作也有一些,但專題論述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干群、黨群思想的著作還沒有。專題論述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干群、黨群思想的論文有幾篇，這些論文都論述了毛澤東干群、黨群關系思想、實踐的某些方面,但仍需要進一步系統分析。
本文擬從工作路線視角探討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完善干群、黨群關系的多方面探索和貢獻，為新時代進一步完善干群、黨群關系，全面實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提供某些經驗借鑒，也有助于進一步研究習近平對毛澤東干群、黨群關系思想理論的繼承與發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時時提醒脫離群眾的危害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他深深懂得人民群眾是打江山、守江山的決定性力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決心跳出歷史上政權興亡的“周期率”,跳出守江山難的怪圈，交出人民滿意的“進京趕考”答卷，對處理好干群、黨群關系的政治憂患意識更強烈了，政治警覺性更高了。
(一)時時提醒不要脫離群眾
1950年2月27日，毛澤東訪問蘇聯回國到達哈爾濱。晚上中共松江省委負責人請求毛澤東題詞，毛澤東題了“不要沾染官僚主義作風”。這個題詞，不只是對地方干部說的，實際上是對全國的干部說的。官僚主義，脫離群眾、脫離實際，不當公仆當老爺，容易引起甚至激化干群矛盾、黨群矛盾，是不正之風，是執政及其能力有問題的表現，是人民群眾痛恨的，是搞好干群、黨群關系的大敵。新中國一成立，毛澤東就提出了要警惕、反對官僚主義，給干部們敲警鐘，體現了毛澤東對干群、黨群關系有強烈的政治憂患意識、高度的政治警覺性。
1950年2月28日中午，毛澤東到達長春，見大街小巷沒有行人，立即追問這是為什么，當弄清是搞了戒嚴，就嚴肅批評了當地負責人：“搞戒嚴，不讓老百姓出來，這樣太脫離群眾了。”責令負責人立即解除了戒嚴。中央領導人來了搞戒嚴，地方領導認為理所當然、不是個問題，但毛澤東意識到這是嚴重脫離群眾，是破壞干群、黨群關系，要求立即糾正。把某些干部習以為常的舉動，似乎是常規性的工作，作為嚴重脫離群眾的政治問題進行批評教育，及時發現問題，及時糾正錯誤。
1951年，毛澤東看到一份報告中披露了某些干部動員群眾給中央寫致敬信、發祝賀電等，便對中共中央的指示稿進行了修改，加寫道：“某些黨政機關動員群眾寫致敬信發祝賀電，以及機關團體和群眾給中央送錦旗送禮品的事情，不但是一種浪費，而且是一種政治錯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工農群眾在政治上、經濟上翻身作主人，人民群眾對中國共產黨感恩戴德，自發地給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機關等寫感謝信、送錦旗，是正常的。但以后出現干部動員群眾做這類事，甚至攀比著做，就不正常了，就成了政治上的形式主義、政治上的浮夸風，這也是背離密切聯系群眾優良作風的命令主義的一種，是要引起群眾反感、厭惡的，是要破壞干群、黨群關系的，是要敗壞中國共產黨的聲譽、事業的。某些干部樂此不疲，自以為是應該做、值得做的，是政治正確的，毛澤東狠狠批評這是一種政治錯誤。實際上，毛澤東就是提醒干部們，做脫離群眾的事，不是一般的錯誤，而是政治錯誤。足見毛澤東高度的政治警覺、政治直覺。同時也可以看到，毛澤東痛恨某些干部不為人民群眾、不為黨和政府干實事、正經事。
(二)時時告誡脫離群眾就會被打倒
在搞人民公社運動的過程中，出現了披著平均主義外衣的新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無償調撥集體資產的“平調”問題，引起了農民的不滿，極大損害了農民對黨和政府的信任。“我們平調了農民二百億元，我們不退賠，就要被打倒……人民公社不徹底退賠，就會成為人民的敵人……剝奪農民還能搞什么社會主義?”毛澤東強調，剝奪農民，農民就對黨和政府不滿意，黨和政府就會成為人民的敵人，就要被打倒，更談不上搞共產黨的社會主義事業了。那時候，農民人口占全國人口總量的百分之八十，從生產活動來說農民是大多數，大多數人沒有生產積極性，經濟自然難以發展，社會主義自然難以建設；從政治活動來說農民是大多數，他們不擁護共產黨，共產黨執政就會失去合法性，共產黨政權就會有被打倒的危機。毛澤東說不能做農民不滿意的事，實際上就是說不能做人民群眾不滿意的事，做了人民群眾不滿意的事，必須馬上改正，否則離人民群眾越來越遠，就會成為人民群眾的敵人，被打倒。毛澤東不斷告誡：“凡是不適合群眾要求的事都不辦。”“我們一定要依靠勞動者中的多數，只有這樣，這個黨才可以鞏固，這個政權才有保障。”“黨群關系好比魚水關系。如果黨群關系搞不好，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鞏固。”毛澤東反復強調一定要依靠人民群眾，一定要搞好黨群、干群關系，否則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就沒有保障，就無法鞏固，共產黨的社會主義事業就無法發展，共產黨的理想愿景就難以實現。通俗地說，脫離群眾，就難以守江山、固江山，還會丟掉江山。毛澤東從鞏固中國共產黨政權、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高度，諄諄告誡黨和政府的干部們，絕不能脫離人民群眾，絕不能成為人民群眾的敵人。
毛澤東的提醒、告誡，是他強烈的政治憂患意識、高度的政治警覺性的體現，是共產黨的使命意識、歷史責任意識的體現，是共產黨的為民執政意識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意識的體現，也是毛澤東建設為人民謀幸福、為人民服務的黨和政府，確保社會主義江山永不變色的初心、意志的體現。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有了政治憂患意識、政治警覺性，才會有防患于未然的政治上的思考、準備和努力。
二、積極查找、分析干群、黨群關系出現問題的原因
對于已出現的問題，查找、分析原因是徹底解決問題的第一步，解決科學問題是這樣，解決政治問題、社會問題也是這樣。通俗地說，只有清楚癥狀，找到病因，醫生才能對癥下藥，藥到病除。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養成了對出現的問題及時查找、分析原因的習慣，特別是干群、黨群關系出現問題時，毛澤東總是著重在黨和政府方面找原因。例如，1941年6月3日，陜甘寧邊區一位農民的一頭驢被雷電擊死，這個農民逢人便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保衛部門要追查這個農民，毛澤東加以阻止，說要想想我們做了什么錯事引起了群眾的反感。毛澤東調查發現，原因是公糧征多了，1941年征20萬擔，人們因負擔太重而不滿。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定減征，1942年的公糧由原定的19萬擔降為16萬擔，同時開展大生產運動，減輕群眾的負擔，受到了群眾的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毛澤東對干群、黨群關系中的不正之風，一如既往地及時總結教訓，積極查找各方面的原因，努力思考對策。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和政府里面產生的脫離群眾的不正之風的原因，毛澤東有多方面的思考和分析。
第一，毛澤東指出，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等，“就其社會根源來說，這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反人民的作風，國民黨的作風)的殘余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的問題”,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這道出了共產黨及其政府內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等產生的社會原因。中國經歷了數千年的封建社會，封建社會中的官僚作風、官場作風、衙門作風，融進了封建文化、封建傳統、封建習慣，這些意識形態類的因素有一定的獨立性，在封建社會被推翻以后，仍頑固地存在并有著影響。毛澤東說：“在北京做官，官氣比較重，下去的時候要很注意，不要學‘巡按出朝，地動山搖’那一套。”毛澤東說的“官氣比較重”,就是指封建官僚作風比較重。毛澤東說的“不要學‘巡按出朝，地動山搖’那一套”,就是強調不要學封建官僚作風，不要把封建官僚作風帶到各地。“出現這些壞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舊社會壞習慣的殘余，要有長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在社會主義的中國，與“舊社會壞習慣的殘余”、與封建主義的斗爭仍是長期、艱巨的任務。
第二，毛澤東指出了黨和政府干群關系中不正之風產生的理論上的原因，即在某種程度上是受了“干部決定一切”論的影響。毛澤東1958年3月19日在成都會議上說：“技術決定一切，政治思想不要了?干部決定一切，群眾不要了?”“技術決定一切”“干部決定一切”都是斯大林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看到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等滋長，他強調：“我們不提‘技術決定一切’、‘干部決定一切’,因為這兩個口號不很全面，它容易片面。”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決定性力量。“干部決定一切”,片面夸大干部的作用，忽視、貶低人民群眾的作用，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片面性，會導致實踐的片面性。理論上片面夸大干部的作用，實踐中就會重視干部，忽視群眾，就會使干部脫離群眾得到理論上的支持(借口),就會把干群、黨群關系搞僵、搞壞。為了適時端正理論指導，在否定斯大林的“干部決定一切”理論的同時，毛澤東提出：“我們現在非常需要看列寧的著作，他講民主集中制，講黨同群眾的關系，講得非常好。”列寧對于黨群關系等確實有很多經典的論述，如：“大多數人的意志永遠是必須執行的，違背這種意志就等于叛變革命。”“對于一個人數不多的共產黨來說，對于領導一個大國的社會主義過渡的工人階級先鋒隊來說，最大最嚴重的危險之一，就是脫離群眾。”毛澤東希望干部們多看列寧的書，實際上就是要求干部們學好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全面、正確認識干部和群眾的關系，處理好干群、黨群關系。
第三，毛澤東指出了“人是會變化的，革命者也會發生變化。沒有群眾的監督和揭露，他們可能進行貪污、盜竊、做投機生意、脫離群眾”。“人是會變化的，革命者也會發生變化”道出了社會和人的發展辯證法、發展規律，有哲學的意味。社會在不斷發展變化，人在不斷發展變化，問題是在變好還是在變壞。一個人如果沒有自律的定力，加上外界的負面影響，反向變化即變壞是很容易的。共產黨人進城后，住得好了，吃得好了，穿得好了，工作舒服了，官做大了，高高在上了，一部分不能自律的“革命者”是很容易因為生活、工作的改變，習慣、作風也隨之改變，以致蛻化變質、變壞。毛澤東曾憂心忡忡地指出：“我們從來就講上下一致，官兵一致，軍民一致，擁政愛民，擁軍優屬，但進城以后變了。”人是會變的，是可能變壞的，怎么辦?必須設法領人、引人、促人、逼人向好的方向變。
第四，毛澤東說的“沒有群眾的監督和揭露”有的“革命者”就會變壞。這道出了一個社會政治的定律——缺乏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權力不受監督，就會被濫用，權力被濫用，必然導致腐敗。陳正人在一封信中說：“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后，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以至發展到為所欲為……這就是在奪取政權之后一個十分嚴重的危險。”毛澤東看了信后批注：“我也同意這種意見。”為什么一部分干部會發展到為所欲為?顯然與干部沒有受到群眾的有效監督、制約相關。為什么干部沒有受到群眾的有效監督、制約?應該與群眾還沒有一定的有效的監督權、制約權相關。當時干部的產生、升降還不完全是由人民群眾決定的，大部分是由領導、上級決定的。群眾對某些干部有意見，不滿意，但群眾對這些干部沒有罷免權，只能向上級反映，一旦群眾的反映被擱置(石沉大海),群眾的監督也就名存實亡。于是，一些干部的為所欲為會日益發展，脫離群眾會日趨嚴重，與群眾的對立會日益尖銳，干群矛盾、黨群矛盾就會激化。
“沒有群眾的監督和揭露”有的“革命者”就會變壞，毛澤東不僅重視群眾的監督，而且重視群眾的揭露。監督和揭露相輔相成，沒有揭露，問題難以被發現、被重視、被解決，也就沒有監督，監督離不開揭露，揭露有助于監督，是監督的重要手段。要讓“革命者”不變壞，就要讓群眾能夠進行有效的監督和揭露，就要讓群眾有監督和揭露的權力，并要有效維護群眾的這種權力。
第五，毛澤東指出，組織上還缺乏對干部的審查。毛澤東起草的《關于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中說：“這是對各級干部特別是對縣、區、鄉三級干部沒有審查，或者審查工作做得不好的問題。”這里說的干部審查，是黨和政府內部的審查。干部審查有很多內容，其中之一是鑒別干部是不是稱職，能不能勝任。犯官僚主義、命令主義、違法亂紀錯誤的干部，就是不稱職者，就應撤職，以保證干部隊伍的革命性、公仆性，從而保證黨和政府能得到人民群眾的信任、擁護。干部不審查，或審查不到位，走過場，不稱職者就不會被清除，就無法保證干部隊伍的革命性、公仆性，無法保證黨政機關的革命性、公仆性，也就無法保證黨和政府能得到人民群眾的信任、擁護。
審查也是一種監督，“沒有審查，或者審查工作做得不好”,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內部沒有監督或監督做得不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內存在沒有監督或監督做得不好的問題。1953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出臺《關于審查干部的決定》,要求“在兩三年內對全國干部進行一次細致的審查”,“清除混入黨政機關內的一切反革命分子、階級異己分子、蛻化墮落分子，以保持干部隊伍的純潔”。
第六，毛澤東指出，整黨整風還沒有很好開展。毛澤東起草的《關于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中說：“這是對縣、區、鄉三級尚未開展整黨工作，尚未在整黨中開展反命令主義和清除違法亂紀分子的斗爭的問題。”這里說的整黨，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整頓，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紀律，整頓干部、黨員。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經驗已證明，整黨、整風，是整治、清除黨內不正之風的有力手段，有助于保持黨的先進性。如不適時整黨，不及時與黨內的壞作風、壞現象進行斗爭，黨的組織及干部、黨員就有可能蛻化、變質。
毛澤東從政治、社會、工作等角度對干群、黨群關系中滋長不正之風的原因進行了深入的、一針見血的分析，為提供整治對策建立了理論基礎。
三、努力進行改善干群、黨群關系的制度建設
干群、黨群關系出現了問題怎么辦？毛澤東一手進行應急處理，嚴厲懲處人民群眾痛恨的壞官，一手進行改善干群、黨群關系的制度建設。通俗地說，治標、治本一起抓，兩手都硬，從而領人、引人、促人、逼人向好的方向變。
對敗壞黨的優良作風、敗壞黨的事業、敗壞黨和政府的形象、人民群眾痛恨的壞官，毛澤東主張嚴懲。毛澤東指示對典型的官僚主義案例，“應在報紙上廣為揭發。其違法情形嚴重者必須給以法律的制裁”,“其最嚴重而有民憤者，應予槍決”。毛澤東說的“在報紙上廣為揭發”,就是給人民群眾公開監督和揭露的權力，就是鼓勵報紙幫助人民群眾進行監督和揭露，鼓勵報紙為人民群眾發聲，代人民群眾進行監督和揭露。1953年2月2日，《內部參考》刊載了《安東縣干部中一件嚴重違法亂紀案長期未處理》。2月4日，毛澤東看到該文，迅即批示胡喬木：“此件應在《人民日報》發表，請酌辦。”2月6日，《人民日報》報道了這起嚴重違法亂紀案件，推動了問題的解決。對違法干部(官員)進行法律懲處，一方面是法制建設應有之義，另一方面也是改善干群、黨群關系和回應民意的需要，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就要依法嚴懲。1952年3月，毛澤東看到羅瑞卿關于長沙市公安局違法亂紀行為的報告，起草了《關于在“三反”中檢查和解決公安、司法機關違法亂紀行為的指示》,明確指出長沙市公安局長王丕敏“應予槍決，公開宣布罪狀，并賠償受害者的損失”,并強調，長沙市委市政府和湖南省公安廳對于長沙市公安局嚴重的違法亂紀行為也負有責任，應查清責任輕重，給以適當處分，各地如發生此類事，當地黨委政府和上級公安司法機關亦應受到適當的處分，“以為放縱不法行為及以官僚主義態度對待工作者的鑒戒”。發現問題，第一時間進行處理，有助于及時解決問題，可以防止錯誤發展、擴大，中止其危害，使更多的人引以為戒。如果不及時處理，就會使錯誤發展、擴大，危害增大，正所謂“姑息養奸”后患無窮，加劇人民群眾的不滿。應急處理，“治標”,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可以領人、引人、促人、逼人向好的方向變的。當然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必須治本。
改善干群、黨群關系的治本之策就是制度建設。在社會主義中國與封建主義及其思想、作風、習慣進行斗爭，是長期的艱巨的任務，不是處理一時一地之事就可以根治的，需要著眼于全社會，著眼于社會風氣，著眼于基層和上層，著眼于眼前和長遠，需要進行制度建設，正如毛澤東說的“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義”。毛澤東努力進行改善干群、黨群關系的制度建設，主要做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整風、整黨制度化
毛澤東已覺察到，沒有開展整黨、整風是不正之風、違法亂紀滋長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多次強調：“官僚主義這種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壞作風，一年不用掃帚掃一次，就會春風吹又生了。”“如果我們不整風，哪個縣都要出修正主義。”而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義，就要把整黨、整風制度化。
從1950年開始毛澤東就抓整黨、整風，并努力把它常態化、制度化。1950年3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就提出地方黨政要“一年一大整，半年一小整”。1951年2月1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要點》,其中有：“(八)整風。一年一次，冬季進行……”到1960年，毛澤東再次重申：“年年要整風。”
毛澤東努力把社會主義時期的整黨、整風制度化，并把反對干群、黨群關系中的不正之風、違法亂紀等作為重要內容，這是延安整風運動的一個發展，是整風運動的與時俱進。
(二)建立信訪制度、信訪機構
關注、處理人民來信，是對黨和政府進行監督、檢查的好方法。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很重視人民群眾的信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正是在毛澤東的重視、倡導、督促下，信訪制度、機構逐步建立和完善起來。
1950年4月19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說：“有許多人寫信給我們，不管他是什么人，是很有好處的。黨中央與中央政府應該有專門機關，來處理這類事情。”1951年5月16日，毛澤東為轉發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關于一至三月處理群眾來信工作情況的報告起草了發至縣委、縣人民政府黨組一級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門黨組的批語。批語說：“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群眾聯系的一種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如果人民來信很多，本人處理困難，應設立適當人數的專門機關或專門的人，處理這些信件。”很快，1951年6月7日，政務院頒布了《關于處理人民來信和接見人民工作的決定》(《人民日報》1951年6月8日第1版發表),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央政府第一份關于信訪工作的文件。在這個決定發布后，各地的信訪機構、信訪制度相繼建立。
1957年5月28日至31日召開的全國第一次信訪工作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各級黨委機關處理人民來信、接待群眾來訪工作暫行辦法》。1963年10月5日，國務院秘書廳制定了《國家機關處理人民來信和接待人民來訪工作條例(草稿)》。社會主義時期的信訪工作逐步走上了制度化、法制化的軌道。
毛澤東尊重、維護人民群眾的信訪權，實際上就是尊重、維護人民群眾的批評權、揭露權、監督權，尊重、維護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毛澤東希望：“把我們中國變成這樣一個活潑的國家，使人民敢于批評，敢于說話，有意見敢于說，不要使人不敢說。不論什么都可以說，使我們這些在臺上的同志有錯誤、缺點逼著改，不解決不行。”毛澤東就是要發動人民群眾來監督黨和政府及其干部，幫助黨和政府及其干部改正錯誤、缺點，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改善干群、黨群關系。
(三)建立干部參加勞動制度
1957年4月27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整風和黨政主要干部參加勞動的指示》,指示說：“提倡縣區鄉三級黨政主要干部，凡能勞動的，每年抽一部分時間下田參加生產，從事一小部分體力勞動?？h以上黨政軍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勞動的，也要這樣做，每年以一部分時間，分別下田、下工場、下礦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場所和工人農民一道從事可能勝任的一小部分體力勞動(哪怕是很少一點)。這樣一來，黨和群眾就打成一片了，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老爺作風，就可以大為減少，面目一新。”毛澤東認為，“人們在勞動中的關系，是平等的關系，是打成一片的關系”,干部參加勞動可以“把資產階級思想作風那一套化掉”；干部不參加勞動，“不能和農民打成一片，老百姓就不信任你，不和你講真話”；干部不參加勞動，“就不懂得群眾了，和群眾隔離了”,“過了若干年以后，這些人就變成修正主義”；“不搞干部參加勞動，整黨整不好的”。毛澤東說的“人們在勞動中的關系，是平等的關系”,這是經驗之談。干部參加了勞動，搞特殊化就會少，在勞動中干部會與勞動者穿戴一樣，而不會穿戴特殊，不會穿戴名牌；在勞動中，大家肩并肩、腳碰腳，聲相應，心相通，可以無話不說，可以相互了解，可以相互信任。在毛澤東看來，干部參加勞動，不僅是融洽干群關系、黨群關系的問題，更是反“修”防“修”的問題。參加勞動，就是參加生產斗爭，這與參加階級斗爭同樣重要，可以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是共產黨人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
毛澤東修改審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1957年4月27日)還強調要“建立黨和國家的領導工作人員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相結合的根本制度”。這里不僅提出了干部參加勞動的制度化問題，而且把干部參加勞動看作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相結合的問題，這就又提升了干部參加勞動的意義。向共產主義社會發展，就需要消滅三大差別，其中之一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干部參加勞動，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相結合，正是向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差別的有效手段。1960年3月，毛澤東總結的“鞍鋼憲法”,既強調干部參加勞動，又強調工人參加管理，這就更全面地解決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相結合的問題，也更有助于逐步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
毛澤東把建立干部參加勞動制度看得很重，他在一個指示中說，應使干部參加勞動“逐步地形成為一種永久的制度”。
毛澤東不僅在思想上理論上大力倡導干部參加勞動，而且自己身體力行。影響最大的就是1958年5月，毛澤東及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領導人并中央機關干部到十三陵水庫工地參加義務勞動。在毛澤東的帶頭踐行和大力推動下，干部參加勞動在各地、各部門逐步得到落實。
1958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了《關于干部參加體力勞動的決定》(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這就使干部參加勞動制度完全建立起來了，很好地改善了干群、黨群關系。
(四)抓法律、法規建設
法律、法規，對人的行為有約束作用、指導作用、教育作用，而且其發揮的作用是剛性的、持久的。毛澤東很重視抓法律、法規建設。
1952年，毛澤東主持制定了《懲治貪污條例》。條例規定“對國家和社會事業及人民安全有嚴重危害者”“貪贓枉法者”“敲詐勒索者”等等，“得從重或加重處刑”,“凡對檢舉人施行打擊、報復者，應依其情節輕重，予以刑事處分或行政處分”。條例的發布，推動了“三反”運動在法制的軌道上深入發展，為改善干群、黨群關系發揮了重要作用。
1954年，毛澤東主持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法第十七條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必須依靠人民群眾，經常保持同群眾的密切聯系，傾聽群眾的意見，接受群眾的監督。”第十八條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從憲法和法律，努力為人民服務。”這些條文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確立了黨和政府中干部們的基本行為規范，使所有地方、所有時間、所有干部及其行為有了最根本的指導和約束。干群、黨群關系的改善有了根本大法的指導和支持。
1958年，毛澤東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其中第二十四條規定：“一定要把整風堅持到底。全黨要鼓起干勁，打掉官風，實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盡可能地糾正一切工作上、作風上、制度上的缺點和錯誤。”第二十六條規定：“以真正平等的態度對待干部和群眾。必須使人感到人們互相間的關系確實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給他的……人們的工作有所不同，職務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決不許可擺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風。對于下級所提出的不同意見，要能夠耐心聽完，并且加以考慮。”第二十七條規定：“各級黨委，特別是堅決站在中央正確路線方面的負責同志，要隨時準備挨罵。人們罵得對的，我們應當接受和改正。”這些都對改善、完善干群、黨群關系提出了具體工作要求、規范?！豆ぷ鞣椒畻l(草案)》還強調：“工作檢查，黨委有責。”“一年至少檢查四次。中央和省一級，每季要檢查一次；下面各級按情形辦理。”檢查在任何工作流程中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的一環，在改善干群、黨群關系中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的一環。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好辦法，不等于問題就解決了，必須及時進行檢查，看看好辦法是付諸實施了還是被“束之高閣”了；如果已付諸實施，還要看看是不是打了折扣，變了樣；還可以看看是不是出現了新問題，是不是需要提出新辦法。有沒有檢查，檢查的水平如何，實際上是對管理能力、執政能力的一種檢驗。毛澤東重視檢查，就是為了各項工作能取得實效，使改善干群、黨群關系的好辦法能收到實效。毛澤東提出的工作規范是切中實際的，是切實可行的。
1961年，毛澤東主持制定了《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三大紀律：一、一切從實際出發。二、正確執行黨的政策。三、實行民主集中制。八項注意：一、同勞動同食堂。二、待人和氣。三、辦事公道。四、買賣公平。五、如實反映情況。六、提高政治水平。七、工作要同群眾商量。八、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如果說軍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主題是搞好軍民關系，那么《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主題顯然是搞好干群、黨群關系。這是在憲法的基礎上做了一些更具體的規定，也可視為實施細則，進一步對黨政干部的行為作出了指導和約束。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