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彈藥專家龔家宏的故事（一）

　　編者按：

　　在開創新中國的歷史進程中，延安這片黃色土地，見證了大量兵工人制造槍炮彈藥時的可歌可泣故事。其中，包括紅色彈藥專家龔家宏的故事。

　　在延安奮斗的六年間，龔家宏為軍工事業做出了三大貢獻：

　　一是研制、設計到試驗，創建出延安邊區第一條復裝子彈生產線；

　　二是自主建造反焰爐（精煉銅的爐子），獲得成功；

　　三是國民黨進攻延安，隨軍參加延安保衛戰，與敵人迂回制造槍彈，支援解放軍。

　　應紅船編輯部邀請，龔家宏的女兒龔黎明、龔清清通過陜甘寧邊區軍工史料、龔家宏回憶錄和家人保存的歷史遺物、照片，還原了龔家宏在軍事工業領域戰斗拼搏的人生。

　　我們上小學的時候，聽父親講過他兒時上學的故事。父親在中學期間成績極好，1934年同時考上了上海工學院和蘇州工業、學校。當時，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被江蘇省公立蘇州工業學校錄取（學校免食宿費，選在此讀書）。

　　父親喜歡數理化，上學期間數學成績特別好，考試總是全校第一名，他的名字經常寫在學校門口的光榮榜上。同學們喜歡他，尊敬他，稱他為“小阿基米德”。

　　扎實的學業功底，為他以后所從事的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龔家宏學生時代的照片

　　01 放棄優渥條件 投身抗戰后方

　　1937年，我父親畢業后被分配到上海鴻章紡織染廠（簡稱鴻章廠）工作。

　　在鴻章廠，父親負責機械動力部設計和管理工作。零部件測量、測繪、畫圖及機械設備（車、銑、刨、磨等機床）的維修。萬能銑床的齒輪加工親自計算，有時廠里急需零部件，缺少工人時，還要身體力行，操作機床。此外，他對廠里許多分外的工作也出了不少力，如對廠里的三臺鍋爐房的附件上、下水泵的串聯進行了改造。廠里要做一批吊架，為此設計了單臂吊架圖紙，上報計算圖紙，工廠總經理非常滿意并批準生產。年底考核，由于工作業績突出，幾次加薪，待遇頗豐。

　　好景不長，“八 • 一三”上海淞滬會戰打響。日本進攻上海，很快租界失守，四行倉庫八百壯士誓死抵抗的事跡和日軍飛機狂轟濫炸的暴行，極大刺痛了我父親。

　　父親所在的鴻章廠位于公共租界蘇州河北岸。他從工廠陽臺上親眼目睹了日本人在華橫行霸道的暴行，殺戮市民、放火燒房子、打燃燒彈，可謂無惡不作。有的市民為了逃命，跳進蘇州河往公共租界游。他心中充滿不平之氣，暗下決心，不做亡國奴，并參加到全民抗日斗爭的烽火中去。

　　父親在思考“如何才能打日本鬼子”這個問題時，得到的答案是“唯有造槍造炮”！

　　于是，父親決定放棄鴻章廠的優渥待遇，投身漢陽第三兵工廠。

　　從上海到武漢的漢陽兵工廠前夕，父親與同學華仲孚商量，召集同屆（37屆）同學到蘇州母校開會，商量集體進兵工廠，制造槍炮打日本鬼子事宜。當時的蘇州，日本強盜已經開始轟炸，市民終日惶惶，市面已很蕭條。到了母校后，竟沒有一個同學響應我父親的倡議。他與華仲孚來到老校長鄧邦迪家說明來意，卻遭到校長當面訓斥，讓他們回家，不要有非分之想。

　　所幸，父親收到了漢陽兵工廠張連科廠長的來信，通知他們到漢陽第三兵工廠工作。告別鴻章廠時，廠方極力挽留。充滿熱血的父親去意已決，頭也不回地奔向大后方。歷盡周折后，父親于12月28日來到了漢陽第三兵工廠。

　　漢陽兵工廠是張之洞主政湖北期間大辦洋務的產物，設備全部從德國進口，所生產的槍炮（漢陽造）均是當時較先進的軍事裝備，成為晚清規模最大、世界排名第二，設備最先進的軍工企業，也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兵工廠。

　　當時兵工廠生產50kg、100kg蘇式飛機航空炸彈，由蘇聯專家做技術指導。我父親是技術員，負責炸彈裝藥（TNT）部分、成彈粉刷、全彈裝配成品出廠工作。此工作危險性大，具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的危險。

　　1938年3月的一天，兵工廠的裝配車間發生了一起生產事故，炸死兩人，炸傷數人。出事故時，我父親在辦公室工作，幸免于難。事故發生后，他第一時間沖到現場搶救傷員，因勞累過度和現場的煙霧彌漫導致肺部感染，大口吐血，后被送到武漢衛生療養院治療。

　　武漢衛生療養院是美國雅蘇教創辦的，醫療設備是美式的，院長是美國人，大夫是美國留學生，醫療條件非常好，各種設施一應俱全。

　　武漢衛生療養院在武昌東湖地區，有湖水，有農場，有樹林，空氣和環境都很好。

　　當時，因遠離家鄉多年，加之兵荒馬亂，家里無力支付醫療費。所幸，父親的同學華仲孚從經濟上給了他很大幫助。

　　在醫院養病期間，一位名叫李新（原名李淑靜）的護士負責對父親的護理。李新是思想進步人士，與社會名流陳波兒、李蘇妹等人關系很好。

　　李新在回憶錄《人生足跡》書中介紹了武漢衛生療養院：“米勒幫助張學良戒掉了吸鴉片的嗜好，張學良很感激，給了米勒一大筆錢，米勒用這筆錢在武昌東湖建了一座很大的醫院，就是這座武漢衛生療養院。”

　　“國民政府遷往重慶，但黨政要員如蔣介石、李宗仁、馮玉祥、張群……等，仍暫時滯留武漢。這些人除了蔣介石(他當然有特殊的保衛)以外，有病沒病，全都住在療養院里，當然都住高級病房。我是二年級學生，除了上課，就是護理他們。國際公約有規定:戰爭中不能轟炸醫院，該療養院屋頂上放一個巨大的紅十字標志，這里就成了安全的所在，所以要員們紛紛‘住院'了。1938年上半年日軍對武漢的轟炸是有規律的，每天上午10時來轟炸，于是蔣介石每天10時之前準時來到療養院，他不探望病人，也不是自己治療，他就是避難來的。我心里頗覺奇怪——日本轟炸武漢的時間，蔣介石為什么把握得那么準？其他要員攜妻帶眷，在每天都有不少人倒在血泊中之際，他們卻在這里安下了安樂窩……”

　　同年七八月份，我父親出院時，李新護士要去了他的通信地址。當時李新是個愛國人士，是我父親參加革命的證明人。

　　隨著戰線的逼近，漢陽第三兵工廠西遷到了重慶大渡口。

　　我父親隨遷到重慶兵工署第三十兵工廠工作。此廠一部分在重慶南岸彈子石，一部分在大佛寺，一部分在江北茅溪。該廠生產手榴彈、擲彈筒及擲彈筒彈，父親在江北做技術員，負責生產擲彈筒及彈的工作。生產車間在江北地區，叫茅溪。一條小溪進去，約二三里地，路邊種的都是竹子樹，以防日本飛機轟炸工房，幾個平方一個工房，有三個工房，辦公室和住房建在小山坡上，四周都是竹林，很隱蔽。

　　我父親曾回憶道：大約是秋天的一天，我到重慶市里辦事，坐在黃包車上，車還在前進，忽聽有人叫“龔家宏”，我回頭一看是一位小姐領著一群小孩子，我立刻下車，原來是李新同志，寒暄了一陣。知道這些孩子是歌樂山保育院難民兒童。老朋友相見彼此又介紹了自己的工作情況，大家對局勢都有相同看法，擁護共產黨，都愿為民族解放貢獻力量。

　　02 冒死送軍用圖紙 為抗日做出貢獻

　　抗戰時期，兵荒馬亂，民眾在水深火熱的環境中顛沛流離。

　　我父親回憶道：“1940年8月，何穆大夫（延安中央醫院院長）要招一批護士同去延安，姚冷子（何穆夫人。何穆夫婦在延安時期的照片，至今保留在我的家中）、李新、張英等四五個女同志都要去延安做醫務護士工作。李新同志去延安中央醫院之前，把我介紹給十八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主任錢之光同志，作為今后工作的聯系人。去八路軍辦事處之前，照了照片。”

　　李新經周恩來副主席介紹，于1940年奔赴延安，是一位杰出女性。

　　李新在回憶錄《人生足跡》中記錄了自己奔赴延安前夕的情景：“見到親人周恩來，小轎車在市內一個山坡上的一幢灰樓前停下，我們下車。這時，坐在后座上的那位同志（何穆）向我們介紹從前座下來的那一位，他說：‘這位是周恩來副主席。’我們被驚呆了!這就是在重慶家喻戶曉的、鼎鼎大名的周恩來？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副主席？是他親自把我們接來的？只見他穿著黑皮面的大衣，親切地微笑著向我們伸過手來，說‘歡迎你們！’我們二人傻乎乎地望著他，不知道說什么好，只是被一種幸福的暖流包圍著！我們到了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而汽車后座上的那位同志，就是后來在延安擔任中央醫院院長的何穆。到紅巖村的第二天，鄧穎超大姐同我談話。她親切和藹的面容、款款細語，給了我無限的溫暖。她拉住我的手說：‘歡迎你去延安！可是你知道嗎？延安是很苦的，住窯洞，吃小米……’。我說不怕苦，早就想去延安，一直沒有機會，你們讓我實現了愿望，我高興極了，我做好了一切準備！”

　　李新同志回憶道：“鄧大姐對人真是體貼入微，她對我這20多歲的大姑娘，沒忘了人之常情。她說：‘你有同事和朋友嗎？延安需要各方面的專業人才。’她講的委婉，但我領會到了。我也很想我的男朋友也能同我一起去延安。但我們沒有明確戀愛關系，我不能以這種理由提出，只想給大姐介紹我的一位朋友。于是把三十兵工廠的龔家宏領來見了周恩來和鄧穎超。因為種種原因，龔家宏此次未能成行。但他同八路軍辦事處建立了經常的聯系，為辦事處提供過許多軍工資料。他于1941年下半年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最后一批撤離人員到了延安，分配在茶坊兵工廠。從此，一直從事各種炮彈的生產設計，為新中國做了重要貢獻。”

　　我父親在回憶往事時也講到，李新同志把三十兵工廠的龔家宏領來見了周恩來和鄧穎超，他們平易近人，為人誠懇。見面的當天，辦事處同志留他吃飯，飯菜沒有大魚大肉，吃的米飯饅頭，青菜豆腐，只有一點肉。

　　我父親回憶道：“當天晚上留住在辦事處。第二天很早把我送出紅巖嘴。因十八集團軍辦事處（編者注：根據國共雙方合作抗日協議，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將以八路軍的名義在國民黨統治區主要城市設立辦事機構，即八路軍辦事處。八路軍改稱第十八集團軍后，八路軍辦事處也改為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四周都是國民黨特務監視，要抓人的，是禁區。”

　　1940年8月以后，父親再去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就要十分注意人身安全了。1940年、1941年兩年間，他去過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多次，按照辦事處的指示，想方設法，避開工廠稽查隊的視線，將軍用圖紙從工廠一次次地拿出來。在去辦事處的路上，到處是國民黨特務監視，父親不顧自身安危，多次將軍用圖紙和情報資料送到十八集團軍辦事處。

　　父親冒著生命危險送到十八集團軍辦事處的資料中，有兩套手榴彈圖紙，一套是鞏式手榴彈圖紙，一套是魯式東山生產的手榴彈圖紙；還有一套擲彈筒和擲彈筒彈的圖紙。

　　在送圖紙的同時，父親還會根據辦事處的要求，住在辦事處，把兵工署在重慶各兵工廠的情況寫成報告，內容包括第十兵工廠、五十兵工廠、第二十兵工廠、第三十兵工廠……等兵工廠生產的產品，工廠的規模、人員、設備、設施等。

▲憲兵樓舊址，憲兵樓是八路軍重慶辦事處遷入紅巖后，由國民黨憲兵第三團在此設立的一個執勤據點，名為保護辦事處的安全，實則是對進出辦事處的人員進行暗中監視和跟蹤。龔家宏為抗日做貢獻，冒著生命危險為共產黨八路軍送武器圖紙（照片來自重慶《紅巖革命紀念館》）

　　父親深知，他所提供的圖紙和情報資料都是共產黨八路軍所急需的，有了圖紙，就可以制造武器打擊日本侵略者。

　　我父親提供情報、送圖紙，同樣是為抗日做貢獻，為民族解放做貢獻。

　　03 千里赴延安 繼續造武器

　　1941年，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爆發。

　　我父親回憶道——

　　同年八九月間，一天中午，我正在廠里辦公室午休，忽然來了一個陌生人找我，送來一封信，是十八集團軍八路軍辦事處送來的，內容是，兩個星期內把一切工作辭掉，到辦事處集合，再送到延安去。當時，我思想沒有準備，時間緊急，工廠里如何說法？我不干了，到哪里去，不能說！問題是用什么辦法脫離工廠。為了不引起懷疑，需找一個恰當理由。經過打聽，知道貴陽高級中專需要老師，可以到校任教，并有同學代為介紹。便以此為理由，請三十兵工廠的一位要員相幫，最后工廠同意去貴陽高職學校。

　　辭掉了工作，心情興奮又緊張，帶上隨身衣物，準備動身去八路軍辦事處紅巖嘴。此事不敢告訴任何人，只告知了三位老同學。華仲孚、楊民干和陳惠爵把我送到紅巖嘴。住在紅巖嘴做著去延安的準備。為應付國民黨的查問，辦事處同志為我編造了一個假身份，將名字改為王小元，工人，江蘇常州人，有一哥叫王大元，在八路軍 115 師 868 團任團長。對這套假履歷，每天都要背誦多遍，做到對答如流。十天左右，來了三輛大卡車，先擺放行李，然后行李上面坐人，每車二十人。此次去延安的人員均為八路軍家屬，有吳玉章的侄女、劉寧一的妻子（李淑英）兒女和周建南等同志。隨同的是穿國民黨少校軍服的龍飛虎同志，周恩來的警衛。人比較老練，一路上由他指揮，與國民黨檢查人員交涉由他負責。行動前交代注意事項，一張幣不準帶，書籍、文件等不準帶。沿途各個關卡都要盤查核實身份，有時要下車點名，每天要經過多次盤查，大家按事先準備的說辭對答如流。車經成都、西安等地，在汽車上坐了七八天順利到了陜北交界地。

　　到達延安根據地，見到寶塔山的一刻，我父親同無數投奔延安的青年一樣，心情萬分激動，旅途疲勞一掃而光，新生活開始了。

　　第二天下午三四點即到延安市，看到一片荒土，建筑都是一片瓦礫，住房都是窯洞。

　　到了延安，一心想參加抗日的愿望實現了。我父親為了抗日，起初從上海到武漢、重慶大后方國民黨兵工廠造軍火，現在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因為可以親手制造武器打日本鬼子，為死難同胞和烈士報仇，他的心情格外激動。

　　我父親回憶道：“我住在總后勤部，領導決定我在軍工局工作。軍工局開會歡迎了我和周建南同志。”

　　04 復裝子彈生產線 成功落地于茶坊

　　我父親到了軍工局后，被分配到離延安百余里的茶坊兵工廠，任兵工廠工程師，負責設計機器圖紙。這里條件十分艱苦，一個山洞做廠房，還有幾個窯洞和小房子，是一個制造機器的小工廠。有車、銑、刨、鉗等十幾臺設備。這些設備是沈鴻同志從上海搬遷到延安來的。

　　當時，毛遠耀是兵工廠廠長，沈鴻是總工程師，有百余個職工。我父親的任務是設計生產子彈頭的自動機器，設計生產子彈殼的沖床。這期間，他完成了車子彈自動機的設計工作，改造了臥式沖床的設計圖紙和組裝。

　　父親從待遇優渥的鴻章廠到國民黨的兵工署，再到革命根據地陜甘寧邊區，生活和生產條件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邊區生活條件非常艱苦，住的是窯洞，一切都要從頭做起，但父親的心情卻越來越好。在這里軍民一致，全民抗戰，到處是戰歌，抗日烽火在熊熊燃燒。我父親以全新的姿態投入到工作中，誓死跟定共產黨造出武器，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

　　1943年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的時期。陜甘寧邊區聯防司令部命令溫家溝工廠要生產槍彈，我父親就被調到了溫家溝兵工廠。在軍工局李強局長的領導下，溫家溝兵工廠由原農具廠改為第一兵工廠，廠長徐馳同志、副廠長湯欽訓同志、支部書記干戈同志，都在積極籌備子彈的生產工作。為此，工廠專門設立了子彈股，由孫云龍同志任股長、龔家宏任工程師，配備了一些技術骨干，其中有歸國華僑李震同志、機工班長文德山同志、鉗工班長白維家同志、經過長征的老工人劉清和同志，以及從前方調到溫家溝的50余名有朝氣的青年人，全股約100多名同志，成為第一兵工廠中最大的一個股。

　　據我父親回憶：“延安邊區各方面條件都非常艱苦，沒有條件，艱苦奮斗，克服重重困難，為了制造出復裝子彈和全新子彈，都是經過不斷摸索，與同志們一起反復試驗而成功的。我獨立和與他人主要完成五項工作，設計、研制、創建出延安邊區第一條復裝子彈生產線。在漫長的艱苦歲月里，發生了許多令人難忘的故事。最讓人記憶猶新的是，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陳云同志，親自抓復裝子彈的生產試驗中出現的問題，分析原因，找到了解決問題的辦法和改進的過程。”（摘自革命根據地軍工史料叢書《陜甘寧邊區》157頁。）

　　復裝子彈顧名思義，是在戰場上收集使用過的彈殼，進行修復，重新制作底火，火藥裝入彈殼最后加上彈頭，制造為一枚新子彈。復裝子彈是抗日戰爭時期的產物，延安兵工廠生產復裝子彈生產線的成功，極大地緩解了八路軍彈藥緊缺的局面，為打擊日本侵略者做出了巨大貢獻。

　　包括我父親在內的軍工人，在延安解決了五大難題——

　　第一，解決了生產設備不足的難題。當時，子彈股的生產條件一窮二白，三部沖床還是舊的，通用設備和專用設備極其匱乏。為了解決通用設備不足的問題，大家群策群力，發揮各自專業優勢，親自動手，完成了各種噸位的沖床、輾片機、手搬螺旋壓力機等的設計制造。大家克服困難，終于做到從無到有。裝藥機、裝彈機、緊口機、滾光機、燒口機等都趕制出來。在此期間，還改進了切口機。這些機器設備都是安裝在木樁子上或木桌子上。邊區缺乏灰生鐵，所有機器的腿都卸下來做其它的機器，新做的機器也都不做鐵腿，節約原料。制造工裝、工具等材料，是由前方戰士冒著生命危險弄回來的道軌鋼，大家叫它萬能鋼。工裝、工具都是由我父親設計，本廠制造的。

　　第二，克服技術資料不足的問題。當時的子彈生產技術資料，僅有閻錫山兵工廠出的一本石印子彈模沖示意圖，我父親拿來作為參考，子彈圖是測繪“七九”槍彈實樣，我父親設計摸索出一套具有邊區特點的生產復裝子彈生產工藝，完成了子彈彈殼、彈頭、底火復裝的工藝流程。全廠職工加強技術試驗，經過試驗→失敗→再試驗→再失敗→最后取得成功。修復彈殼需13道工序、制造彈需18道工序、復裝需8道工序。按照各道工序，經過兩個月努力，第一批復裝子彈試制成功。

　　第三，解決了回收材料質量不統一的問題。復裝子彈需要回收舊子彈殼，舊子彈殼需加工整理后重復使用，彈頭的原料為銅元（銅錢），銅元是從民間收購的大清銅元。小時候，聽父親講過，使用銅元造子彈殼，當時銅元不值錢，收購來很多，堆滿了好幾個窯洞。

　　銅元因年代不同含銅量不一樣。銅元在生產過程要經過輾片、沖盂、引伸等多道工序，這些不一樣材質的銅元需要統一退火后加工。退火爐很關鍵，退火爐搞成什么樣子，需要一個能保持在600℃～650℃溫度之間的退火爐，怎樣保持溫度？那時沒有高溫表，全靠一雙眼睛看準溫度。退火時，氣體、雜質不允許侵入銅質中。

　　我父親與大家研究，設計時采用一種叫隔層退火的辦法，在爐子中央放一個大鐵匣子，鐵匣子的進料門處開有一個小孔，可以觀察爐內退火溫度的顏色。火焰從四周通過，不直接觸及產品，開爐時火焰從前下方爐底向后，繼而從后兩側向前，然后于前側向上方通向后方煙道，再進入煙囪，在煙道外處裝有閥門，用以調節控制溫度。通過實踐，采用這種隔層退火方法效果很好，溫度又均勻，又節約燃料。

　　第四，解決了子彈精度不高、擊穿力不強的問題。我父親回憶道：復裝子彈生產出來了，部隊反應不佳。經靶場試驗，大多打不上靶，少數打上靶的也都是橫彈。問題包括，有的彈頭破裂，有的只剩下鉛芯，有的掉底火。大家分析認為，是因為材料問題，導致彈頭強度不夠。國民黨的兵工廠用的是鎳鋼皮，而第一兵工廠用的是銅元的銅，厚度卻同樣為0.4毫米。正當分析問題查找原因的時候，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陳云同志知道復裝子彈試驗情況之后，十分關心，聽取了匯報。陳云同志聽完匯報后，對復裝子彈研制成功的成績給與充分肯定，也對問題進行了分析：“子彈有兩個毛病，一是腦袋有神經病，搖頭翻跟斗，打不上靶；二是屁股有毛病，漏煙放屁，要噴火傷人。我看打不上靶的原因出在照抄別人的制造方法上，沒有根據我們不同的條件而有所改造，人家用的材料是鎳鋼皮，我們的材料是銅元銅，強度差，問題就出在這里。你們回廠快研究改進試驗，解決它，盡快生產，支援前方……”按照陳云同志指示精神，我父親以邊區的條件為基礎，既參照老的工藝方法，又有所創新，將彈頭殼厚度加厚到0.8毫米；彈頭部由圓形改成尖圓形；彈頭尾部改為船形；整個彈頭呈流線型。底火漏煙問題，在彈殼底部擴一刀，使底窩直徑底火臺高低保持一致，與此同時修改了底火帽尺寸，使之相匹配；加強檢驗工作。通過一系列改進，又經打靶試驗，結果子彈飛行很穩定，彈彈著靶。把改進后的復裝子彈送聯防軍司令部做射擊試驗，結果良好，隨后就進入了大批量生產。大量生產工人就不夠了，于是，四十多名家屬加入了生產隊伍，經過短期訓練，就進入了生產線，他們工作細致認真，成為一支娘子軍。當年七八月份生產出了第一批復裝子彈，月產量達到13.5萬發，積極地支援了前線。（摘自《軍事工業 根據地兵器》621頁。）

　　第五，自主成功建造出反焰爐（精煉銅的爐子）。隨著復裝子彈的大量生產，作為彈頭原料銅元的供應，一天比一天緊張，舊彈殼的來源也不充足。邊區的銅元已不能滿足供應，于是從民間收集大量的粗銅、雜銅補充進來。粗銅、雜銅雜質多，必須進行精煉才能使用。于是，精煉粗銅、雜銅成了當務之急。一開始，電解提煉已經試驗成功，但當時邊區缺乏電力，無法滿足生產需要。經研究，只有建造反焰爐才是出路。

　　1944年夏，第一兵工廠準備建造反焰爐。當時，在邊區要建造反焰爐可是大工程，也是從零開始。

　　一大家沒有冶煉知識和經驗；二沒有技術資料，手頭只有一本冶煉工業小叢書；三沒有建造反焰爐的設備。經過討論決定，照著小叢書里的樣子，提出建造一個每爐精煉 1000 公斤銅的反焰爐，反焰爐的煙囪高度不能低于25米～30米，靠煙囪的高度才能產生風壓，只有這樣，使爐內產生高溫燃燒氣化，除去雜銅的雜質。困難嚇不倒軍工人，沒有資料自己研究，他們以邊區條件為基礎，因地制宜建造反焰爐。大家在工廠的西側找到一個比較陡的斜山坡，根據高度計算斜度，求出斜山坡要挖四十多米長的斜溝，并在斜坡的頂端筑起三米高的直煙囪。斜溝的四周要用石頭砌起來，上面蓋以石板，再用石灰、草秸和黃泥混勻勾縫，使煙道不漏煙。工程土方量大，石料、石灰都要自己解決，實施這樣大的工程，在邊區堪稱一個創舉。我父親加班加點，日夜奮戰將圖紙設計出來了。有了圖紙，三四十個青年同志，生龍活虎，扛上鐵錘、背上鐵釬，上山打石塊、鑿石方、開石板、抬石頭、挖山溝、拿瓦刀砌煙囪，一時間，滿山是叮當聲、打夯聲、號子聲、唱歌聲，組成一個動人心弦的交響音樂大合唱。

　　軍工人不怕苦和累，只用了一個半月，爬山煙囪就巍然挺立。建造反焰爐另一個問題就是爐體的設計與建造。這也同樣困難，以耐火磚為例，它既要能承受1200℃以上的高溫，又要能承受銅液的壓力，不破不裂。爐底則用坩子土、焦炭粉混合打成爐底，就像打化鐵爐的內膛一樣。延安邊區勞動模范趙占魁在這方面有豐富的經驗，找來老英雄來幫忙，爐子建好了。經化驗分析，精銅的純度可達99.9% 。反焰爐的成功也是從總結經驗教訓，反復摸索不斷試驗而取得的。

　　邊區自從有了精銅，復裝子彈的原料再也不用發愁了。復裝子彈生產線的成功創立，具有重大的意義，年產達到162萬發的能力。這條生產線的建立，彈藥的供給，從根本上改變了只能依靠戰場繳獲的被動局面，同時為下一步獨立自主生產全新子彈創造了技術條件和物質條件。

　　在兵工方面，龔家宏同志設計了造子彈沖床及決心試驗反焰爐和王元一同志（建國后國家科委發明局局長）團結全體職工，改進了兵工廠的管理，使生產效能提高，超過任務。（摘自革命根據地軍工史料叢書《陜甘寧邊區》第65頁，略有刪改。）

　　龔家宏從到達延安后，白手起家，艱苦奮斗，開始研制創建復裝子彈生產線。到1944年，延安兵工廠生產的復裝子彈和全新子彈，完全能滿足前線步槍、機槍的使用。支援前線，滿足了戰場的需要。

　　第一兵工廠制造全新子彈是從1944年開始的。全新子彈的裝配與復裝子彈相同，對產品質量很重視，檢驗很嚴格，因此所做子彈全部符合要求，只是生產數量不多，雖然做了一萬余發，但卻開創了邊區制造全新子彈的歷史。（摘自革命根據地軍工史料叢書《陜甘寧邊區》162頁和163頁）

　　在溫家溝兵工廠艱苦環境里，日日夜夜奮戰制造子彈，最后終于迎來了八 • 一五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日本鬼子投降了。

　　05 隨軍保衛延安 參加軍事行動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蔣介石為搶奪抗日的勝利成果，調動軍隊準備發動內戰。黨中央為了保衛人民的抗日勝利果實，調動軍隊干部進入新解放區支援前方。

　　陜甘寧邊區延安干部大部分也分批“下山”，到東北支援新解放區。溫家溝第一兵工廠很大部分同志也分批“下山”。陜甘寧邊區各級機關重新調整了組織，基本上由本地區干部接替。

　　溫家溝兵工廠有八十多名工人和干部，同時又招收了一些當地青年培養學徒，人員又補充到三百余人，為了保衛邊區，保衛人民抗日的勝利果實，職工們喊著“咱們多流一把汗，前方少流一滴血”的口號，熱情高漲地投入到轟轟烈烈的生產熱潮中。生產地雷、手榴彈、子彈，修理步槍、機槍、沖鋒槍，日夜兩班生產，把武器彈藥不斷送往前方。

　　1946年6月，蔣介石反動派依靠美帝國主子支持，撕毀了“停戰協議”和“政協決議”，出動二百萬兵力，全面進攻解放區，發動了內戰。

　　蔣胡匪軍要進攻陜甘寧邊區延安。西北的胡宗南重點進攻延安。

　　毛主席在陜北領導全國人民拉開了解放戰爭的序幕。敵強我弱情況下，隨著黨中央讓出延安，黨中央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根據戰爭需要，進行了的部署。邊區兵工廠撤離原來的廠址，進行大轉移，搬遷、堅壁、隱蔽機器設備，生產不能停息，做好準備參加戰斗。

　　1946年底，第一兵工廠，復裝子彈生產數量240918發、子彈頭84851個、底火165057個；修理各種槍1526支，裝配五零擲彈筒60門。（摘自革命根據地軍工史料叢書《陜甘寧邊區》第239頁。）

　　1947年1月，內戰迫在眉睫，第一兵工廠遵照上級的命令搬遷到瓦窯堡，改稱瓦市兵工廠。延安兵工創建的子彈生產線，強大的生產力，可觀的子彈數量，受到了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領導高度重視，下了軍令狀，把陜甘寧邊區工業局瓦窯堡市兵工廠子彈股分離出來，遷至安定縣(子長縣)桃園獨立建子彈廠，命名為工藝第四廠（工藝實習四廠），任命我父親龔家宏為廠長（延安邊區復裝子彈生產線的研制者、設計者、生產者）。

　　據我父親回憶：溫家溝第一兵工廠奉命轉移，搬遷到子長縣，為了戰爭需要把兵工廠一分為二，一部分同志搬遷到子長縣十里鋪，生產地雷、手榴彈和刺刀，修理槍械及改裝迫擊炮、平射裝置等，定名為工藝第三廠（工藝實習三廠）廠長王元一，付廠長羅志；一部分同志搬遷到子長縣桃園，專門生產槍彈，定名為工藝第四廠（工藝實習四廠）廠長龔家宏，書記郝躍庭，工會主席是劉澤洲，會計、統計連同出納是陸洗志，生產股長是白維家，副股長是張本忠，動力股長是張興仁，總務股長是高于達，生產工人大多數是新同志。

　　1947年2月，陜甘寧邊區政府發布命令，任命賈拓夫為工業局局長，吳生秀、李頡伯、劉子謨為副局長，相應調整了兵工布局。加強在緊急狀況下對軍工生產的領導。

　　搬遷工作開始，機器設備，物資等完全由本廠職工負責。過大河溝能用大車運輸，過小河溝和山溝路窄，只能靠牲口馱和人抬。一些大的機器，十幾個人抬，甚至幾十人抬，有時老鄉們也幫助抬。由于機器過于沉重，有的人肩膀都腫起來，甚至抬出血泡。

　　當時，一部分同志負責運輸，另一部分同志到桃園籌備工房。

　　陜北都是窯洞，窯洞需要整理修改才能做生產工房。大家把幾個石窯洞洞口修成大通道，把五個石窯洞連通起來，作為機器工房。

　　此外，陜北沒有電力，動力都是用汽車頭改為煤氣發動機。原有的動力煤氣發動機搬遷到十里鋪去了，新做的煤氣發生裝置，用汽油筒改裝，這是個關鍵工作，任務十分緊迫，張興仁同志率領動力股的同志們和一些鉗工同志，日夜苦戰，終獲成功。

　　改造窯洞的任務，同樣也十分緊迫，一切都得自己動手，艱苦奮斗克服困難。在同志們努力下，不到兩個月時間搬遷任務完成。順利地開動機器，進入正常生產。

　　1947年3月開初，延安山區寒風刺骨。冰天雪地之中，國民黨軍由全面進攻轉入重點進攻，把主要矛頭指向陜甘寧邊區。

　　1947年3月13日，延安被重兵包圍。國民黨飛機對延安狂轟濫炸，一天就投下59噸炸藥，延安一片火海。面對胡宗南25萬大軍壓境，僅有2萬余人的西北人民解放軍英勇對戰……

　　南線，胡宗南的十四五萬軍隊，沿咸榆公路及其以東地區，向延安進攻。西線，馬鴻逵、馬步芳，正向我隴東分區三邊分區進攻。北線榆林的敵人準備向我綏德、米脂縣一帶進攻。就是說，敵人從四面八方鋪天蓋地的撲來了！

　　危難關頭，戰場上急需要子彈消耗，糧草先行。雖然前面擺著更大的考驗，但兵工戰士沒有被嚇倒。大家摩拳擦掌，立志支援解放軍打勝仗。

　　1947年3月19日，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員王維舟同志和方仲如同志，從延安來到十里鋪和桃園，指揮各機關工廠的轉移工作。按照命令，工廠要在7天內撤出十里鋪和桃園地區，所有機器、設備、物資，能搬走的都搬走，笨重的堅壁起來。他們指示兵工官兵：“我們陜甘寧邊區部隊只有敵人的十分之一，敵眾我寡，要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兵工廠完全能組織起來保護自己。同時，要能抓緊時機繼續生產、修槍、造子彈支援前線。”

　　大家立刻行動起來，又投入到堅壁和轉移的緊張工作中。

　　06 與敵人巧周旋 制造子彈不停

　　邊區政府和聯防軍司令部為了便于隨軍生產與修械，將軍工系統列為軍事編制，成立第四縱隊獨立二支隊，下設十一大隊、十三大隊和子橫游擊大隊。十一大隊設五個中隊，其中一中隊和二中隊由工藝實習三廠和工藝實習四廠組成；十三大隊設五個中隊和三個地方工作隊，其中二中隊和三中隊分別由工藝實習廠和紫芳溝化學廠組成，于3月19日撤出茶坊。在轉移中二中隊還生產了手榴彈，三中隊為部隊修理槍械，其它中隊擔任警戒和護送轉移物資任務。

　　桃園子彈廠（工藝實習四廠），改編為十一大隊二中隊，我父親任中隊長。他在回憶錄寫道：我們是兵工廠，是游擊隊又是部隊。中隊下設四個隊，戰斗隊、生產隊、生活隊和家屬隊。戰斗隊分三個班，每班 12 人發一挺輕機槍，每人發一支步槍。生產隊、生活隊和家屬隊，各發十支步槍，組成一個戰斗班。同志們日以繼夜地奮戰了六天，把笨重的機器設備和不同的物資堅壁起來，生活物資，特別是子彈半成品，成套地包裝好，裝子彈的機器，工具等也準備好全部運走。所使用幾十頭牲口，預先向老鄉征用好，一切準備就緒。第七天傍晚，出發行軍，首先是戰斗隊，接著是騾馬牲口馱的全部生產、生活物資，由生活隊負責押運，最后是家屬隊，戰斗隊一個班壓尾。每人背著自己的行裝，還有每人分有可吃一周的干糧袋。就這樣一百幾十人的隊伍，浩浩蕩蕩出發了。第二天早晨，到達子長縣以北百余里的窯塢村，駐下隊伍，作為立足點。

　　陜北的老百姓覺悟是很高的，擁護共產黨，把子弟兵當做親人。窯塢村是個不大的山村，許多老鄉把自己住的窯洞讓給部隊住，自己住冷窯洞或者到鄰村去住。老鄉們原來住的窯洞里的東西都不拿走，讓部隊同志用，想辦法給大家找吃的，還向部隊報送敵人的行動消息。

　　到了窯塢村，父親帶領二中隊的同志們繼續堅持生產，把裝子彈的機器、設備安裝起來，就地把子彈半成品裝配成彈。聽到敵人接近的消息時，立即就堅壁起來，行軍轉移，敵人走了，立刻又回來再生產。父親和同志們主要輾轉在子長、子洲、靖邊之間的山溝里，如麒麟溝、石灣、高鎮、小河等各村之間周旋。

　　蟠龍大捷后，不少同志去撿拾戰利品，去的同志都能穿上一套洋布軍裝。二中隊戰斗隊三個班，還參加了奔襲橫山駐敵，牽制敵人，支援解放軍第四團的解放響水和波羅堡的戰斗。十三大隊一次與敵500人遭遇，大隊長李頡伯率領一中隊配合地方部隊一舉將敵人擊潰，而自己無一傷亡。

　　不被敵人吃掉，首先要了解敵人情況和動向，一是經常與第二大隊部取得聯系，大隊部同志也經常下來通報敵情，傳達勝利消息，有時還有油印戰報；二是放哨偵察敵情，放哨放到十里、二十里地之外。這樣，保證了安全和生產，把子彈半成品二十萬多套裝成子彈，送往前線。

　　父親回憶：他們中隊有20多名婦女和兒童，一直隨軍行動，陜甘寧邊區，本來糧食不富裕，這樣的大部隊拉來拉去，吃就十分困難，經常要派人分幾路出去找吃的。后來每天只能吃兩頓雜糧稀粥，有時候吃一種窩窩頭叫“到口酥”，是糠磨成粉做成的。同志們團結得像個大家庭，同甘苦共患難。

　　在保衛延安的戰斗中，面對十倍于我軍的敵軍，英雄將士們運用毛主席的戰略戰術，集中兵力打殲滅戰。兵工戰士與解放軍同呼吸共命運，克服重重困難，在山溝里與敵人周旋，晝夜生產子彈。勝利一個接著一個，羊馬河和青化砭各殲滅一個旅，接著蟠龍大捷、清澗大捷。我西北野戰軍在青化砭、羊馬河、蟠龍三戰三捷，殲敵萬余，給國民黨以巨大震驚，實現了黨中央堅守陜北的戰略意圖。

　　1947年3月至1947年8月，解放軍戰士沖鋒陷陣，英勇殺敵。父親回憶道，戰爭中我們隨軍生產制造子彈支援前線，與人民解放軍同心協力、風雨同舟，打敗了胡宗南匪軍一次次的進攻。

　　1947年8月14日至15日，一中隊和二中隊奉命隨獨立二支隊全部撤離延安，從磧口鎮渡過黃河到臨縣林家坪，上級命令與晉綏軍區工業部合并。工藝實習三廠和工藝實習四廠到此完成了歷史任務。

　　07 下山赴東北 開辟新戰場

　　1948年3月，父親由晉綏軍工部去東北哈爾濱，同行的有李頡伯同志（解放后曾任全國總工會書記等職務）、李淑英同志（劉寧一同志愛人）、趙占魁同志（解放后在陜西省總工會任職）。

　　我父親內定調東北工作時，因出席全國職工代表大會，隨同李頡伯、趙占魁從晉綏軍工部轉道西柏坡中央所在地。在此，受到劉少奇等中央領導的接見。在去往東北的途中，因沿途的鐵路（山海關一線）被國民黨占領，組織上決定繞道從山東石島坐船到大連……繞道去東北。大連當時被蘇軍占領，屬友軍勢力范圍，后經鮮朝平壤市再到圖門，牡丹江。歷時三個月，父親一行于1948年6月，最終到達位于哈爾濱的東北軍工部北滿分部。

　　龔家宏的簡歷

▲龔家宏1915.12～1996.10.23

　　龔家宏，江蘇省江陰縣人。1940年參加革命。1945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延安軍工局茶坊兵工廠、溫家溝兵工廠歷任工程師、技師，延安軍工局工藝第四廠（工藝實習四廠桃園子彈廠）廠長。1948年東北兵工局歷任科長、處長。建國后北京兵工總局、二機部二局、三機部二局、一機部五局歷任技術處副處長、處長，1963年任第五機械工業部第五局副局長（正局級），五機部科技委常委，高級工程師，顧問等職。1983年年底離休。

　　【本文根據龔家宏生前回憶錄手稿，由龔家宏之女龔黎明、龔清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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