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舉行。圖為六中全會主席團成員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澤東、王稼祥、朱德、項英、陳紹禹(王明);后排左起：陳云、秦邦憲(博古)、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
毛澤東曾評價武則天說：武則天有容人之量，識人之智，還有用人之術，是個治國之才。實際上，毛澤東在知人善任方面，比武則天不遑多讓。他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偉大勝利，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作出可貴探索，領導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奠定了基礎，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知人善任。
容人之量
毛澤東在讀《資治通鑒》時，讀到三國時期這樣一個故事：劉備入蜀后，他和諸葛亮都重用法正，因為法正真心輔佐來蜀建立的劉備政權，又是一個有才干，敢于直言的人。但他有個毛病，就是計較個人恩怨，意氣用事，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有人見劉備對諸葛亮言聽計從，就找諸葛亮說：你應該奏報劉備，壓一壓法正的威風。但諸葛亮沒接受這個建議，反而勸這些人，法正忠心輔佐劉備，不能因小過而束縛其大才。毛澤東讀到此處，寫下八個字的批注：“觀人觀大節，略小故。”毛澤東本人就是“觀人觀大節，略小故”的典范。
力主張聞天擔任黨內“負總責的人”
張聞天(洛甫)、王稼祥同屬留蘇學生，同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成員。在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進入中央蘇區后，他們都在黨內擔任過重要領導職務，執行過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犯過重大錯誤。但是，毛澤東以博大胸襟，過人的容人之量，團結他們，爭取他們轉變了立場。
在遵義會議上，張聞天、王稼祥和毛澤東一起批判了以博古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領導者，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統治，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之后，很多高級領導干部，特別是軍隊領導干部主張由毛澤東擔任黨內“負總責的人”(實際上是臨時中央政治局書記)。但毛澤東考慮到要團結和爭取更多的同志，特別是爭取一些沒有轉過彎子的人，以及將來還要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主張由張聞天擔任黨內“負總責的人”。在遵義會議之后，紅軍到達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中央決定，由張聞天擔任黨內“負總責的人”。博古將裝有幾枚印章和部分中央重要文件的挑子轉給了張聞天。此后，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負責指揮軍事，實際負責指揮軍事和黨內重大事務的是毛澤東。
毛澤東在長征路上和張聞天、王稼祥緊密合作，同張國燾分裂主義路線進行了堅決斗爭，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奪取了長征勝利。長征到達陜北后，毛澤東仍然堅持請張聞天擔任黨內“負總責的人”，王稼祥繼續在黨和紅軍中擔任重要領導職務。毛澤東與張聞天、王稼祥的密切合作，堪稱團結犯過錯誤同志的典范。
幫助王稼祥“競選”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按照共產國際的意見，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核心地位。但是，毛澤東仍然堅持團結過去整過自己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成員。他堅持讓張聞天以及從蘇聯回國后又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的王明進中央書記處擔任書記。
延安整風，進一步清算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此過程中，張聞天、王稼祥也受到黨內很多同志的嚴肅批評。但毛澤東客觀地為他們講公道話，解釋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歷史背景和客觀因素，擺出他們在結束“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中起的重要作用，講他們為黨和紅軍作出的貢獻。對于王明、博古，毛澤東也講他們在反對國民黨反動派方面，在抗日救國方面，與我們是一致的，也為革命事業做了不少工作。毛澤東還說：他們的錯誤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犯的，特別是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像一片汪洋大海，而中國還沒有什么小資產階級政黨，他們之中革命的人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然也把他們的思想情緒帶了進來，這是不足為怪的。現在經過整風，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經把是非搞清楚了，就不應當太著重個人的責任。
黨的七大選舉中央領導機構時，毛澤東仍然力主將張聞天、博古、王稼祥、王明都選進中央領導機構，并且在選舉前做了許多黨代表的工作。選舉時，張聞天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博古被選為中央委員。但是，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對王明仍然有意見。毛澤東對于王明能不能當選為中央委員很不放心，選舉前向代表們做了不少說服工作。選舉中央委員投票后開始唱票，會議代表們可以自由活動，但毛澤東一直坐在會場上聽唱票，直到唱票唱到王明的選票過了半數，才放心地離開會場。博古、王明在七大上當選中央委員，毛澤東高興地說：“這就好了。”
但是，在選舉中央委員時，代表中很多人仍然對王稼祥有意見。在選舉中，王稼祥得票沒過半數而落選中央委員。這出乎毛澤東的意料。在選舉候補中央委員前，毛澤東專門做了大量的工作，力薦王稼祥。為了幫助代表團成員了解王稼祥，在中共七大第二十次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題為《關于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的講話。
毛澤東在這次講話中，講了許多“大家不知道的，是中央內部的事”。他結合黨的歷史說，王稼祥“雖然犯過路線錯誤，也有缺點，但他是有功的”。接著，毛澤東列舉了他的功勞，講了三條道理，實事求是評價王稼祥。他說：第一，六屆四中全會以后，中央派了一個三人代表團到中央蘇區，王稼祥是代表團成員之一。“在當時，我們感到如果沒有代表團特別是任弼時、王稼祥同志贊助我們，反對‘削蘿卜’的主張就不會那么順利”，“沒有代表團，特別是王稼祥同志贊助我們，我和總司令，那是相當困難的”。第二，“大家學習黨史、學習路線，知道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兩個重要關鍵的會議，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共產國際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從蘇聯帶回來的，由王稼祥同志傳達的。”第三，“此后，王稼祥同志就一直在中央工作，雖然他在工作中也有缺點，但是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如1939年鞏固黨的決定;1941年增強黨性的決定;1942年，黨的領導一元化決定，都是他起草的”。最后，毛澤東非常肯定而又懇切地指出：王稼祥“是能夠執行大會路線的，而且從過去看，在四中全會后第三次‘左’傾路線正在高漲時，在遵義會議時，在六中全會時，也都可以證明這一點”。
由于毛澤東高度評價王稼祥的歷史功績，恰如其分地宣傳王稼祥，加深了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對王稼祥的了解。大會進行候補中央委員的投票時，王稼祥以名列第二的高票當選。楊尚昆在回憶此事時形象地說，毛澤東主席這是在幫助王稼祥“競選”。王稼祥的當選，對于團結來自不同地方、不同部門的同志，有過意見分歧甚至沖突的同志，犯過錯誤的同志，都有很好的示范作用。毛澤東后來說，如果他們選不上，大家心中都會不安的，一人向隅，滿座為之不歡。中共七大之后，毛澤東仍然委任王明、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等人負責重要工作。他們也在毛澤東和黨中央領導下，為中國革命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了很多工作。
王明、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等人都是過去犯過錯誤，甚至犯過很嚴重的錯誤，并且都整過毛澤東。毛澤東在他們面前吃過苦頭，但他不計前嫌，仍然以博大胸襟團結他們，與他們一道為革命事業而奮斗，足見毛澤東有過人的容人之量。
識人之智
唐太宗說過：“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毛澤東在讀《舊唐書·李百藥傳》時，很贊賞李百藥評價唐太宗的話。在李百藥評價唐太宗的話中，就有上述所說的內容。毛澤東還說過，領導者的責任，是兩件事，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把善于使用干部作為領導干部的基本功之一。毛澤東就是用人各取所長的典范。能做到這一點，在于他有識人之智。他常說，要“善于識別干部”。
1950年6月29日，毛澤東與胡喬木(右)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會議上
巧用“林羅”組合
毛澤東識別干部，具有獨特的眼光。他曾引用白居易的“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詩句來說明這樣一個道理：要從一個干部的整個工作經歷中識別干部，不能因為干部在一個時期、幾件事情上做得不好，就給干部下否定性的結論。他說：“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這是識別干部的主要方法。”毛澤東識人，是為了用人。因此，毛澤東特別重視識人之長，用人之長。
羅榮桓在江西蘇區時，擔任過紅4軍第2縱隊的黨代表。毛澤東經過對羅榮桓的考察了解，認識到羅榮桓是善于做政治工作的干部，同時軍事上也很強。他說，“榮桓同志是個老實人，而又有很強的原則性，能顧全大局，一向對己嚴，待人寬，做政治工作就需要這樣的干部”。
1930年，林彪被任命為紅4軍軍長，但是選擇誰來擔任紅4軍的政委，是個大難題，主要是林彪只考慮打仗的事，基本不過問政治工作、后勤工作。林彪也很少說話，與人難以相處，很少與政治干部、后勤干部交流，常常和負責政治工作的同志搞不好關系。毛澤東經過思考，決定讓羅榮桓去紅4軍擔任政委。羅榮桓上任后，不僅政治工作做得好，還把后勤工作也承擔下來，做得有聲有色，在打仗問題上，也能給林彪出好主意。二人合作得很好，一貫挑剔的林彪對羅榮桓也很佩服，羅榮桓說的話他是聽的。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共兩黨爭奪東北，中共中央派出大批干部去東北工作。毛澤東考慮到東北地位的重要和軍事斗爭的艱巨，決定改變原來讓林彪去山東的決定，下令已在去山東途中的林彪立即轉道去東北全面指揮軍事。此時，毛澤東又考慮到要派羅榮桓去和林彪一起工作。二人在東北配合默契，不僅取得了奪取全東北的重大勝利，還很快秘密入關，取得平津戰役重大勝利。第四野戰軍從渡江戰役一直打到解放海南島，林羅二人配合得都很好。毛澤東重用羅榮桓，正是因為他“識”羅榮桓之品德與才干，同時也對林彪的性格有所認識，才做出這樣的干部搭配和使用的決策，而這個用人決策，被實踐證明是恰當的。
一篇文章“識”喬木
毛澤東通過一篇文章“識”胡喬木這個人才，在共產黨內已經傳為佳話。胡喬木年輕時一直在江蘇、北平和南方讀書、工作，參加革命活動也是在這些地方。因此，毛澤東并不認識胡喬木。胡喬木是1937年才到延安的。到延安后，毛澤東也不認識他。毛澤東之所以選擇胡喬木到身邊工作，是從胡喬木的一篇文章中發現他是個人才開始的。
1939年5月，為了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延安辦的《中國青年》發表了胡喬木寫的《青年運動中的思想問題》一文。胡喬木在此文中分析了中國青年趨向馬克思主義的深刻歷史原因和現實意義，明確指出，任何企圖“在青年中間伺機封鎖和取締馬列主義，阻止青年思想的進展”的人，“無論換一個什么罐頭”政策“統制”，都注定要失敗。這篇文章理論深刻，觀點獨到，語言清新，文筆老到、流暢，有一點兒魯迅文章的嬉笑怒罵之風。毛澤東看到這篇文章后，問文章署名的“喬木”是誰。得知此人叫胡喬木時，毛澤東說，他是個人才。此后，他一直關注胡喬木發表的文章，也派人對胡喬木做了認真了解。兩年后，毛澤東決定調胡喬木到身邊工作，擔任他的秘書。
1941年皖南事變不久，中共中央秘書長王若飛來找胡喬木談話，通知他，組織調他去做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聽后十分驚訝地說：“主席要我去當秘書?”他表示，擔心自己做不好。王若飛說：主席關注你兩年多了，說“喬木是個人才”。就這樣，胡喬木來到了毛澤東身邊擔任秘書。
毛澤東十分信任胡喬木，中央很多重要文稿，報紙上要發表的社論稿，都交給胡喬木寫。胡喬木寫的文稿，毛澤東一般都很滿意。毛澤東還說過這樣的話“靠喬木，有飯吃”。可見，毛澤東對于胡喬木是十分賞識的。抗日戰爭勝利后，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帶的人不多，但這不多的人中，就有胡喬木。新中國成立后，胡喬木繼續擔任毛澤東的秘書，深受毛澤東信任，先后擔任新華通訊社社長、人民日報社社長、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署長、中宣部常務副部長、中共中央副秘書長等職務。后來，鄧小平夸贊他是“黨內第一支筆”。改革開放后，胡喬木長期在中央工作，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為黨的意識形態工作，為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作出了重大貢獻。
毛澤東不只發現和重用一個胡喬木，他還以敏銳的眼光，發現和重用了吳亮平、艾思奇、田家英等理論家、筆桿子，這些人后來都成為思想理論工作的骨干。
淮海戰役總前委合影。左起：粟裕、鄧小平、劉伯承、陳毅、譚震林
用人之長
無論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共產黨內都聚集了一大批人才。這些人來自四面八方，各有所長。毛澤東用人，堅持兩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是搞“五湖四海”。毛澤東一再強調，所有干部都是“一個父母生的”，是黨的財富，不要分彼此;只要是愿意為革命事業出力的人，不管他來自什么地方，不管他是什么出身，只要有黨性，有才干，就放心大膽地使用。
第二個原則，是始終堅持“用人之長”。毛澤東深知，一個干部，有長處，也有短處，“不可執一而棄其一”。他在一次談話中說，漢高祖劉邦能得天下，原因之一就在于用人得當。1975年，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再次強調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學錯誤思想”。毛澤東用人，總是用人之長，使干部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慧眼識粟裕
毛澤東對陳毅和粟裕的任用，就源于他善于識人。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在配置華東地區領導班子時，偏重于讓長于帶兵的陳毅組織軍隊，搞政治工作。陳毅果然在很短時間內，在華東地區發展壯大了人民軍隊。在軍事指揮方面，毛澤東倚重長于指揮作戰的粟裕。他明確指示，在華東，軍事上要粟裕多負責。對于這一點，陳毅自己也說過，在華東野戰軍，他主要是起了一個政治委員的作用，軍事斗爭主要依靠粟裕指揮。打大規模的戰役，毛澤東有關作戰的電報，大多數是直接發給粟裕。
1946年10月15日，毛澤東電令：在陳毅領導下，大政方針共同決定，戰役指揮交粟裕負責。當陳毅將第一個戰役方案報軍委時，毛澤東還專門去電詢問此案是否和粟裕研究過，可見他對粟裕軍事才干的認可和重視。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后，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曾經有一個計劃，讓華東我軍一部主力打到江南去，打一個“大淮海戰役”。但粟裕認為這個方案不妥。他于1948年1月22日向中央軍委發出“子養電”提出：現在進軍江南，是孤軍作戰，分散兵力，不僅不利于殲滅國民黨軍隊主力，進入江南的我軍還很有可能被國民黨軍吃掉。他力主華東我軍主力全部留在華東，打一個規模較“大淮海戰役”小的“淮海戰役”，大量殲滅國民黨軍隊主力于江北。1月31日，粟裕又發出一份長達2000字的電報，重申“子養電”的看法。4月18日，粟裕再次“斗膽直陳”自己的意見。粟裕在反復講自己的意見時，也表示他也做好了南下的準備，等待中央的進一步命令。毛澤東對粟裕的不同意見非常重視，通知他到中央直接匯報，最后決定采納他的建議。事實證明，采納粟裕的意見，確保了淮海戰役的勝利。
毛澤東還多次當著眾多黨內高級干部的面夸獎粟裕。淮海戰役前，粟裕去西柏坡匯報淮海戰役作戰方案時，毛澤東在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專門講了一段話，向與會者介紹粟裕的一些事，說：大家都知道在江西蘇區紅軍打破國民黨第一、第二次反“圍剿”，活捉了張輝瓚，回頭擊退譚道源，可能不知道取得兩次反“圍剿”勝利的“飛將軍”是誰，他就是粟裕。接著，毛澤東還介紹了抗日戰爭中粟裕率領新四軍東進首戰黃橋的事，解放戰爭中在蘇北七戰七捷，在孟良崮全殲國民黨王牌軍整編74師，擊斃張靈甫的事，等等。
毛澤東對陳毅和粟裕才能的了解和任用，使陳粟二人密切配合，在華東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進軍江南后又連戰皆捷。陳毅也稱贊粟裕的指揮是“愈出愈奇，愈打愈妙”。正因為毛澤東慧眼識粟裕，深刻了解他的軍事才能，在解放戰爭時期的中原戰場上，我軍才越打越順利。
果斷任用烏蘭夫去內蒙古
毛澤東任用烏蘭夫去內蒙古，建立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并以此為開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內蒙古自治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也是他善用人之長的典范。
抗日戰爭勝利后的內蒙古地區，政治情況十分復雜。內蒙古西部由國民黨傅作義集團董其武部占據，以歸綏(今呼和浩特市)、包頭為中心，其勢力覆蓋內蒙古西部一些地區。在內蒙古西部地區，中國共產黨也建立了綏蒙政府。解放戰爭打響后，這個地區是共產黨與國民黨爭奪的重點，共產黨只要打敗國民黨，就能實現這個地區的全部解放。然而，這時在內蒙古中部和東部地區卻出現了搞“內蒙古獨立”，然后實行“內外蒙合并”，建立“大蒙古國”的政治勢力。這與中國共產黨維護國家統一的方針根本不同。毛澤東和黨中央研究后，決定派七屆中央候補委員烏蘭夫去那里處理復雜的問題。
1945年10月初，烏蘭夫率奎璧、克力更等十余名干部到達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王府，爭取蘇蒙聯軍負責人對中共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指出了企圖搞“大蒙古國”的人打出“民族獨立”旗號的虛偽性和欺騙性，同時在上層和群眾中做了大量工作，揭露了補英達賴日偽蒙奸的真面目。當地各族人民是維護祖國統一的，當看清了分裂主義分子的真面目后，他們立即站到共產黨方面來。在此條件下，1945年10月下旬，烏蘭夫在蘇尼特右旗主持召開了人民代表會議，改組了“臨時政府”。烏蘭夫被選舉為主席，中共方面的奎璧、克力更、田戶分別任內政、經濟、軍事部部長，一部分青年知識分子和上層人士被選入政府任職。為了爭取更多的人，還保留了補英達賴政府委員的職位。
烏蘭夫認識到，改組后的“臨時政府”不能還留在仍然存在一定分裂勢力的蘇尼特右旗，應該搬遷到中國共產黨控制下的張家口張北縣。他主持“臨時政府”開會，作出了這個決策，很快就將“臨時政府”搬到張北縣。“臨時政府”搬到張北縣不久，就停止了以“臨時政府”名義頒發布告或與各盟旗的聯絡，事實上匯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內蒙古自治運動之中，避免了一次民族分裂行動。之后，烏蘭夫又對內蒙古地區政治形勢進行了全面考慮，同時也思考了下一步解決內蒙古東部出現的分裂傾向的問題，并形成了一個思路，就是建立一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在內蒙古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組織，反對和制止分裂。
1962年，毛澤東和內蒙古自治區主席烏蘭夫(左三)等在一起，左一為李富春，左二為李先念
1945年10月，烏蘭夫向中央提出成立“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的方案。11月1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給晉察冀中央局和晉綏分局發電同意成立“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烏蘭夫通過建立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爭取和改造“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提出以民族區域自治方式解決內蒙古民族問題的主張。烏蘭夫等人從團結的愿望出發，通過耐心、誠懇的勸導和嚴肅、坦率的批駁，最終使各方面政治人物在關系內蒙古自治運動前途命運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統一了認識，于1947年5月建立了中共領導的內蒙古自治政府。
內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是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取得的重大成就，不僅使東西蒙實現了統一，而且為中國共產黨爭取解放戰爭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使內蒙古民族自治運動匯入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洪流之中。正因為毛澤東了解烏蘭夫，知道他熟悉當地情況，而且有勇有謀，果斷任用他去內蒙古地區承擔這項重要工作，才有了共產黨領導下建立的第一個省級民族自治地區，也開辟了民族區域自治的先河。
高瞻遠矚用朱瑞
毛澤東對朱瑞的任用，也是他善于用人之長的例子。朱瑞在抗日戰爭時期曾擔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書記。他雖然也是優秀的黨的政治工作干部，但更擅長軍事。毛澤東考慮到這一點，于1945年6月調朱瑞去擔任軍委副總參謀長。但是，朱瑞主動向中央提出自己想去搞炮兵。毛澤東進一步了解到，朱瑞在軍事方面還有他的專長，就是他熟悉炮兵工作，因為他曾在蘇聯炮兵學校學習過。毛澤東是同意朱瑞的意見的，但當時我軍還沒有成建制的炮兵，怎么辦?高瞻遠矚的毛澤東決定任命朱瑞為延安炮兵學校代理校長，讓他把培養我軍炮兵人才的任務擔起來。
日本投降以后，中共中央決定將炮兵學校遷往東北，朱瑞也到了東北。在他的努力下，我軍收繳了一批日軍遺棄的火炮，又爭取在東北的蘇軍把他們繳獲的日軍火炮轉給我軍，不久就組建了10個炮兵團、6個炮兵營和20多個獨立炮兵連，這些部隊在歷次大的戰役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1946年10月，毛澤東和中央軍委任命朱瑞為東北軍區炮兵司令員。1948年，東北炮兵已發展到16個團，擁有4700余門火炮，為遼沈戰役的勝利立下了大功。朱瑞擔任校長的炮兵學校也給其他軍區輸送了幾百名干部，為全軍的炮兵建設培養了大批骨干力量，從而使炮兵成為人民軍隊中的一個重要兵種。正因為毛澤東知朱瑞之長，任用他到合適的崗位上，才發揮了他的作用，為我軍迅速建立炮兵部隊打下了堅實基礎。
善用陳云之能
新中國成立后，我黨在領導恢復國民經濟的過程中，面臨一些不良資本家的搗亂破壞，而這些資本家興風作浪的基地就在上海。派誰去上海與資本家較量?毛澤東決定派陳云去。陳云到上海后，先后領導我黨與不良資本家打了“銀圓之戰”“糧棉之戰”，挫敗了資本家破壞新中國經濟建設，投機倒把、聚斂財富的企圖，使共產黨在經濟上打了一個大勝仗。正是因為毛澤東了解陳云的才干，知道他擅長領導經濟工作，派他去上海，我黨才取得了這場經濟大戰的勝利。毛澤東當時就說，陳云在上海領導我黨與資本家較量取得的勝利，是“經濟上的淮海戰役”的勝利。后來，他還用一個字稱贊陳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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