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摘要：

　　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興黨興國的根本指導思想。19世紀末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曾從歐洲、日本、俄國等途徑傳入中國，最終則主要經由十月革命后的俄國一途在中國落地生根、開花結果。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共識。中國共產黨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起初著重接受唯物史觀和階級斗爭理論，這主要源于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范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國情與十月革命之前俄國國情的相同或近似、完成近代中國歷史任務的客觀現實需求。列寧主義是俄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和繼承、創新和發展。歷史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實踐中，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中國共產黨人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篤行真理的過程。“解決中國問題，創造些新的東西”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要義和真諦。

　　關鍵詞：

　　近代中國；十月革命；中國革命；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

　　1847年6月共產主義者同盟成立，標志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興起。1848年2月《共產黨宣言》發表，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創立。1924年1月22日，即列寧逝世后的第二天，俄國共產黨（布）中央發布《告全黨和全體勞動人民書》，正式提出和使用“列寧主義”的概念。同年7月8日，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第一次提出和使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概念，被譯為中文“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列主義”的概念。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被中國人民所認知、接受、運用，是一個不斷拓展和深化的歷史過程。十月革命之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只是得到零星介紹和初步傳播；十月革命之后，則得到更加自覺主動介紹和系統廣泛傳播，并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提供了充分的思想、理論準備。毛澤東指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1921年誕生伊始，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就被中國共產黨鐫刻在自己的旗幟上，它在中國的介紹方式、傳播速度就隨之發生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轉變。2019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訪問俄羅斯時指出，曾打響十月革命第一炮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對中國人民而言意義非凡，它和中國的這種淵源關系，在我們心中是很重很重的分量。俄國十月革命、俄國布爾什維克黨、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歷史性地聯系在一起，形成了“雙向奔赴”的壯闊景觀和壯美旅程。歷史和現實充分證明，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辜負中國，中國沒有辜負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梳理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是21世紀的今天對列寧逝世一百周年的紀念、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概念出現和使用一百周年的紀念。

　　一、十月革命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零星介紹和初步傳播

　　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為人類文明進步、人類社會發展作出了卓絕貢獻。但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起，資本主義列強的堅船利炮阻斷了古老中國社會發展的正常進程。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是中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中華文明陷入悲慘境地的真實寫照。由于先進的西方國家與相對落后的俄國之間的現實反差，從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初，中國很多仁人志士選擇向西方國家尋求救亡圖存的藥方，卻很少有人主張向俄國學習。

　　一切劃時代的理論，都是時代孕育并滿足時代需要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生活于19世紀的歐洲。他們回答了“資本主義向何處去、人類社會向何處去”的問題，創立了“為人類求解放”的科學理論即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提供了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偉大工具。同時，他們高度肯定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進步的貢獻，高度關注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熱切期望中華民族的獨立和中國人民的解放。馬克思、恩格斯撰寫了《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鴉片貿易史》《新的對華戰爭》等著作。他們曾預言：“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作垂死的掙扎，同時我們也會看到整個亞洲新世紀的曙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恩格斯“科學預見了‘中國社會主義’的出現，甚至為他們心中的新中國取了靚麗的名字——‘中華共和國’”。

　　關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毛澤東在1945年4月所作的《關于“七大”工作方針的報告》中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創立馬克思主義學說始于一八四三年（鴉片戰爭后三年），但由一八四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七十四年之久，影響主要限于歐洲，全世界大多數人還不知道有所謂馬克思主義。”在那一時期的中國，也是如此。除了極少數留學生，“并沒有人真正知道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1949年6月，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又指出：“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斯大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毛澤東是從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解、真正傳播、實際運用的維度作出這一論斷的，我們不能從絕對的意義上進行理解。循跡溯源，事實上，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前，中國極少數進步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還是有一些片段接觸、零星介紹、初步傳播的，但是缺乏全面性、系統性、針對性。

　　具體地說，從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初，中國人開始接觸并了解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主要是通過歐洲和日本這兩條途徑。

　　關于歐洲一途，拉開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零星介紹的序幕，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奠定了初步的基礎。最早翻譯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學說的，主要是中國出使歐洲的使者、留學歐洲的學人以及歐洲來華的傳教士。中國人起初了解的世界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是1871年爆發的巴黎公社革命。張德彝在《隨使法國記》中，王韜、張宗良在《普法戰記》中，都詳細地描述了巴黎公社革命。在1873年—1882年初近十年間，江南制造局編譯的《西國近事匯編》經常刊登歐美工人罷工的消息。它還報道了1878年10月德國俾斯麥政府通過《反對社會民主黨企圖進行危害治安的法令》等事件。1878年，《西國近事匯編》還使用了“康密尼人”一詞。“康密尼人”，即西文“共產主義者”的音譯。中國駐德使臣李鳳苞在1878年和1879年的日記中也曾對歐洲社會主義運動有所記錄。《時務報》《北中國每日報》《譯書工會報》等發表了《社會黨開萬國大會》《論英國機器制造各工匠停工事》等新聞報道。1891年2月—1892年4月，上海廣學會主辦的《萬國公報》連載了美國空想社會主義者貝拉米的《回頭看紀略》。1899年2月—5月，英國傳教士、哲學家本杰明·頡德撰寫的《社會的進化》前三章以《大同學》為題發表。不久，英國傳教士李提太摩節譯、蔡爾康撰述的《社會的進化》中文單行本出版。該書指出，“試稽近世學派，有講求安民新學之一家，如德國馬克偲，主于資本者也。”“德國講求養民學者，有名人焉，一曰馬克偲，一曰恩格思。”馬克偲、恩格思，即馬克思、恩格斯。“主于資本者”，即馬克思對于資本的研究。“安民新學”、“養民學”，即在歐洲新出現的社會主義學說。該書還把馬克思稱之為“百工領袖著名者”。

　　19世紀末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又出現了日本一途。戊戌變法失敗后，中國許多有識之士東渡日本，探尋救國之道。中國留日學生和出版界，既包括改良派人士、也包括革命派人士，開始從日文著作中譯介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學說。

　　1900年7月，梁啟超主辦的《清議報》使用“社會主義”這一概念。1901年1月，日本學者賀長雄撰寫的《近世政治史》一書第三章涉及德國社會民主黨和萬國工人總會（即第一國際），提到麥克司（即馬克思）和拉司米（即拉薩爾），還提到馬克思的“倡均富之說”，并稱馬克思是萬國工人總會“參事會長，總理全體”。1902年，梁啟超在《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中指出：“麥喀士，日耳曼人，社會主義之泰斗也。”麥喀士，即馬克思。1903年2月，馬君武在《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附社會黨巨子所著書記》中指出：“社會主義，發源于法蘭西人圣西門、佛禮兒，中興于法蘭西人魯意伯龍、布魯東，極盛于德意志人拉薩勒、馬克司。”“馬克司者，以唯物論解歷史學之人也，馬氏嘗謂階級競爭為歷史之鑰。”佛禮兒，即傅立葉；魯意伯龍，即路易·勃朗；布魯東，即蒲魯東；拉薩勒，即拉薩爾；馬克司，即馬克思。該文最后附列了著名社會主義者撰寫的26部著作，其中包括馬克思、恩格斯撰寫的5部著作。1903年2月—4月間，《新世界學報》發表久松義典撰寫、杜士珍翻譯的《近世社會主義評論》，指出，“近代社會主義，自賽西門貧篤西孟闡明之，而顯彰于考魯瑪克斯”。賽西門貧篤西孟，即圣西門；考魯瑪克斯，即卡爾·馬克思。1903年3月，福井準造在《近世社會主義》一書中指出，“野契陸斯與馬陸科斯相親善，始終同其難者”，“為社會主義定立確固不拔之學說”。馬陸科斯、野契陸斯，即馬克思、恩格斯。作者把馬克思稱之為“一代之偉人”，把恩格斯稱之為馬克思的“有力之同志”，認為《共產黨宣言》是“一大雄篇”、《資本論》是“一代之大著述”。該書還摘引了《共產黨宣言》的最后一段話。1903年10月，大我在《新社會之理論》中指出，共產主義“創于法國人罷勃，其后勁則猶太人埋蛤司，今之萬國勞動黨其見象也”；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第二國際各國社會黨的旗幟。罷勃，即巴貝夫；埋蛤司，即馬克思。該文扼要勾勒了共產主義學說發展的基本脈絡。作者雖然并不完全理解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剩余價值論等的真正意義，卻最早嘗試用階級剝削和壓迫的原理對中國革命實際進行說明。1906年12月，日本東京社會主義研究社編譯、出版幸德秋水撰寫的《社會主義神髓》，書末刊有“社會主義叢書出版預告”，其中包括《共產黨宣言》，并標明“德國馬爾克、嫣及爾合著，中國蜀魂譯”。馬爾克，即馬克思；嫣及爾，即恩格斯。

　　在1902年—1903年間，孫中山被社會主義深深吸引，以至“極思不能須臾忘”。1905年5月，孫中山訪問比利時布魯塞爾，其目的“是為了向國際社會黨執行局請求接納他的黨為成員”。“國際社會黨”，即第二國際。在與執行局主席王德威爾得、書記胡斯曼的會談中，孫中山甚至提出，當時的中國“可以直接從中世紀的行會制度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生產組織，而不必經歷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艱難困苦”，并宣稱中國人幾年之內就“將生活在完全的集產主義制度下”。

　　1905年8月，孫中山在日本建立了中國同盟會。10月，《民報》作為中國同盟會的機關報創刊。朱執信、宋教仁、葉夏聲、廖仲愷等資產階級革命派人士在《民報》撰文，介紹《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運動。11月，蟄伸（即朱執信）在《德意志革命家小傳》中指出：“馬爾克者，名卡爾Karl氏馬爾克。生于德利爾Trier。”“初馬爾克在巴黎與非力特力嫣及爾Friedrichs Engels相友善。”“馬爾克既去法，嫣及爾亦從之北游。因相與播其學說于比律悉之日報間，言共產主義者群宗之，萬國共產同盟會遂推使草檄，布諸世，是為共產主義宣言。”卡爾Karl氏馬爾克、非力特力嫣及爾Friedrichs Engels，即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利爾Trier、比律悉，即特利爾、布魯塞爾。萬國共產同盟會、共產主義宣言，即共產主義者同盟、《共產黨宣言》。該文著重介紹了《共產黨宣言》的基本內容，并完整翻譯了《共產黨宣言》提出的“十項措施”的條文。該文還概述了《資本論》的主要觀點。朱執信在文中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范疇、主要內容，諸如資本積累、剩余價值、生產資料國有化、無產階級貧困化、階級斗爭、暴力革命、實現共產主義等。

　　1906年5月，《歐美社會革命運動之種類及評論》指出，社會主義“學說創自德儒卡瑪Karl Marx殷杰Engels二氏。近乃風靡全歐。”卡瑪Karl Marx、殷杰Engels，即卡爾·馬克思、恩格斯。6月，朱執信在《論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并行》中指出，“自馬爾克以來，學說皆變，漸趨實行，世稱科學的社會主義”。馬爾克，即馬克思。犟齋（即宋教仁）在《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中從第一國際的成立及歷次代表大會寫起，著重介紹了第二國際前六次代表大會，以及馬克思主義與機會主義（即作者所謂的社會黨內軟、硬兩派）之間斗爭的情況。宋教仁還摘譯了《共產黨宣言》的最后一段話。

　　從1907年起，無政府主義者也介紹和翻譯過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部分內容。8月，張繼、劉師培、何震等在留日學生中發起成立社會主義講習會，出版《天義》報作為這一無政府主義團體的機關報。9月，《歐洲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異同考》一文提到“馬爾克斯所著書有《由空想的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發達》”。馬爾克斯，即馬克思。實際上，《由空想的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發達》即《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的作者是恩格斯。12月，《天義》報第13-14卷合刊號刊載何震（筆名何殷震，劉師培妻子）撰寫的《經濟革命與女子革命》。該文附錄則是作者摘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二章中關于家庭和婚姻制度的論述。1908年1月，民鳴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序言》在《天義》報第15卷發表，這是1888年恩格斯為《共產黨宣言》英文版所撰寫的序言。3月，《天義》報第16-19卷合刊號發表《共產黨宣言》第一章《資產者和無產者》的中文譯文，譯者把《資產者和無產者》譯為《紳士與平民》。同時，它還發表了申叔（即劉師培）撰寫的序言。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為《共產黨宣言》的譯文撰寫序言。在序言中，劉師培介紹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和《共產黨宣言》發表的經過。在這同一期《天義》報上發表的《女子問題研究》一文中，譯者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譯為《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并摘譯了該書第二章《家庭》的部分內容。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國國內出版物也開始譯介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及其學說。在文章、演講和談話中，孫中山表示“竭力贊成”社會主義，并號召“廣為鼓吹”，從而“使其理論普及全國人民心目中去”。孫中山極力宣揚卓爾基亨利（即喬治·亨利）和麥克司（即馬克思），二者的主張：一為土地共有，一為資本公有，“雖各不相同，而其為社會大多數謀幸福者一也”。“社會主義家莫不主張亨、麥二氏之學說”，尤其是“馬氏之資本公有，其學說得社會主義之真髓”。

　　1912年6月，中國社會黨紹興支部機關刊物《新世界》第2期刊載蟄伸譯述、煮塵整理的《社會主義大家馬兒克之學說》。該文認為，“馬兒克精密之思想”是“社會主義之學說磅礴郁積、社會黨之勢力澎湃彌漫，能使全世界大多數人類棲息于是旗幟之下，又使自有歷史以來富家豪族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的根本原因”。該文介紹了馬克思的生平和《共產黨宣言》的概要以及《資本論》的主要內容，稱譽《共產黨宣言》“不啻20世紀社會革命之引導線，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動力”。該文還指出，除了《共產黨宣言》以外，“其學理之論議為世界所寶貴者，則資本史與《資本論》是也”。馬兒克，即馬克思。同時，《新世界》第1、3、5、6、8期刊載了中國社會黨黨員施榮澤以弗勒特立克恩極爾斯、《理想社會主義和實行社會主義》為作者名、書名，翻譯了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第一節、第二節以及第三節的部分內容。

　　藉由日本一途，中國人初步接觸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知識，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些基本概念也融進了后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理論成果之中。但是，這一時期，由于受到日本人對馬克思主義研究、介紹的程度、水平的局限，也由于譯介者多為中國的留日學生和流亡日本的民主主義革命者，其知識儲備和思想準備明顯不足，致使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不深刻甚至不準確，致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影響范圍受到很大局限而未被普遍關注，因此這只能算是從此前對馬克思主義的零星介紹進入到了初步傳播階段。這一時期，雖然有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部分內容感興趣，但實際上并沒有出現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

　　二、十月革命后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

　　十月革命的勝利，特別是共產國際的建立，迅速激發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特別是中國工人運動的先驅者們對蘇維埃俄國的熱烈向往和對馬克思主義的新的濃厚興趣。由此，蘇維埃俄國成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最重要途徑。這一途徑，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進程中最晚出現、也是最為有力的一條途徑，并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中的三途并行漸次轉為一途獨進。確切地說，十月革命后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的，是馬克思主義與俄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新的理論形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指出：“謝謝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他們給了我們以武器。這武器不是機關槍，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在蘇俄一途，李大釗是中國從真正意義上宣傳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拓荒者。李大釗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釗從民主主義者逐步轉變為共產主義者，自覺而系統地接受、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并推動把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筆墨運動轉變為用馬克思主義指導工人階級的實際運動。

　　1917年冬，李大釗把北京大學圖書館變成進步青年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場所。1918年—1919年初，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中，李大釗剖析了俄國十月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之間的區別，指明了十月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他指出：“布爾什維主義就是俄國布爾什維克所抱的主義……他們的主義，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他們的黨，就是革命的社會黨；他們是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客士（Marx）為宗主的。”馬客士，即馬克思。這些文章，標志著我國先進知識分子開始運用報刊作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陣地，并開始學會運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來觀察國家命運。

　　五四運動之前，在真正意義上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先驅者們中，還有李達、陳獨秀等人。五四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標志著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拋棄了對西方道路的幻想。五四運動之后，1919年9月，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在《新青年》第6卷第5號、第6號上發表，指出：“自俄國革命以來，‘馬克思主義’幾有風靡世界的勢子，德、奧、匈諸國的社會革命相繼而起，也都是奉‘馬克思主義’為正宗。”根據《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的基本內容，李大釗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學說是“完全自成一個有機的有系統的組織”，指出：“馬氏社會主義的理論，可大別為三部：一為關于過去的理論，就是他的歷史論，也稱社會組織進化論；二為關于現在的理論，就是他的經濟論，也稱資本主義的經濟論；三為關于將來的理論，就是他的政策論，也稱社會主義運動論。”“這三部理論，都有不可分的關系，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李大釗等人的文章，引導中國人把目光投向這一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革命學說，這預示著馬克思主義即將在中國得到進一步傳播。

　　從1920年起，李大釗開始為北京大學部分系科的學生開設、講授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李大釗發起成立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等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諸如唯物史觀、階級斗爭、剩余價值、無產階級專政及馬克思預定共產主義完成的三個時期、社會主義史、晚近各種社會主義比較及其批評、經濟史及經濟學史、俄國革命及建設、布爾什維克黨與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各共產黨之研究、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特別是中國實施掠奪之狀況等。1920年9月，在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基礎上，李大釗發起成立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

　　1919年9月，陳獨秀開始從革命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1920年夏，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實際上就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8月，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全譯本正式出版，署名為“馬格斯、安格爾斯合著，陳望道譯”。馬格斯、安格爾斯，即馬克思、恩格斯。但是，該書書名錯印成了《共黨產宣言》。這是迄今為止所能找到的《共產黨宣言》在中國出版的第一個全譯本，也是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國出版的第一個單行本。當年9月再版時，該書書名更正為《共產黨宣言》。

　　李大釗和陳獨秀由革命民主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其時，“南陳北李”成了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兩面大旗成了、革命的象征。在他們的影響下，一大批革命民主主義者相繼完成了向共產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

　　1918年10月，李大釗安排毛澤東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11月，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聆聽了李大釗《庶民的勝利》的演講，對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有了更加具體的認識和了解。1949年，毛澤東在西柏坡談到李大釗時曾說過：“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1920年5、6月間，毛澤東在上海見到了陳獨秀。毛澤東說，陳獨秀“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毛澤東還曾談到，這時，“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斗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們組織起來了，在這項工作中我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歷史的影響的指引。”1920年夏—1921年初，毛澤東轉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后，便開始積極宣傳、研究、實踐馬克思主義。他發起成立了文化書社，大量銷售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和革命進步書刊；他參與創建了湖南“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學習和研究《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研究俄國革命、第三國際狀況等。

　　在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積極推動下，在共產國際、俄國共產黨（布）的直接幫助下，中國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相繼建立起來。這些共產主義小組，一方面在知識分子中傳播馬克思主義著作、宣傳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通過開辦工人夜校、創辦通俗刊物等方式、途徑，向工人階級講解和宣傳馬克思主義，領導工人階級進行各種斗爭，并幫助工人階級建立工會組織。在推動中國工人運動開展的同時，這些共產主義小組進行了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最初嘗試。中國共產黨由此應運而生。

　　三、十月革命后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緣由和主要內容

　　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各種思潮激蕩，各個政黨林立。正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脫穎而出。毛澤東指出：“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主義，關鍵要看這個主義能否解決這個國家面臨的歷史性課題。”這個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歷史性課題，就是完成近代中國社會面臨的歷史任務。

　?。ㄒ唬R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的“雙向奔赴”

　　毛澤東精辟剖析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雙向奔赴”的歷史緣由，指出：“俄國人曾經在幾十個年頭內，經歷艱難困苦，方才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有許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國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義的壓迫，這是相同的。經濟和文化落后，這是近似的。兩個國家都落后，中國則更落后。先進的人們，為了使國家復興，不惜艱苦奮斗，尋找革命真理，這是相同的。”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能夠植根中國，并展現出強大力量，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現實的可能性和歷史的必然性。

　　1.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擔負著“為人類求解放”的歷史使命，近代中國社會面臨著“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歷史任務，二者是高度契合的。

　　2.近代中國與十月革命前的俄國，其國情是相同的或近似的；十月革命后的蘇維埃俄國以及后來的蘇聯，則采取了平等的對華政策。

　　3.“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不能有，因為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中國的近代史。”帝國主義的侵略，是造成近代中國一切災難和禍害的總根源。

　　4.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們具有學習、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主動和歷史自覺。同時，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嶄新的“武器”，使“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是“我們共產黨人的‘真經’”。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引領中國人民走出了“風雨如磐暗故園”的漫漫長夜。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同時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1941年，毛澤東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

　?。ǘ┦赂锩髠鞑ヱR克思列寧主義的重點

　　俄國十月革命之后到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是有其新的特點的，即中國先進的革命知識分子開始自覺主動、廣泛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是，在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下，只能是針對“救亡圖存”這一中心任務而選擇性地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相關思想，而不可能系統、全面地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所有內容。其中，唯物史觀和階級斗爭學說是中國絕大多數早期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首先接受和積極宣傳的重點之所在。這不僅是由馬克思列寧主義本身博大精深的科學體系和豐富內容所決定的，而且也是由當時重大的歷史際遇和現實原因所造成的。

　　其一，主要源于對俄國十月革命經驗的總結和借鑒。

　　列寧生活于19世紀最后30年和20世紀頭20多年。他科學回答了帝國主義時代的重大課題，創立了列寧主義，同時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階段。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同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俄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同19世紀末20世紀初特別是20世紀頭20多年帝國主義時代的新現象、新特征和國際工人運動的新發展、新趨勢相結合的產物。列寧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類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發展進程和必然走勢的思想，既有繼承和堅持，又有創新和發展。

　　列寧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的繼承與堅持，主要體現在：1.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2.與資產階級伴生和對立的無產階級，是實現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新社會的領導力量、主要力量；3.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無產階級革命，是推翻資本主義舊世界、創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新世界的基本手段、基本途徑；4.馬克思主義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組織力量和根本保證；5.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實現無產階級歷史使命的國際條件，等等。

　　列寧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的創新與發展，主要集中在：1.由革命“同時發生和勝利”轉變為“一國或少數幾國首先發生和勝利”；2.由暴力革命與和平發展兩種可能性轉變為更加注重和強調暴力革命的作用；3.關于俄國農村公社的命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東方落后國家可能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設想，列寧認為在俄國愿意消滅資本家、地主壓迫和沙皇制度的真正的“人民之友”絕不是民粹派而是馬克思主義者。

　　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使社會主義從科學的理論變為現實的制度，社會主義建設的初步實踐由此開啟。同時，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從一國到多國發展的短暫氣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的過程中，十月革命是一個特殊重要的事件，起到了特殊重要的作用。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先驅者們對十月革命的重要經驗進行了正確總結，主張以俄為師，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走俄國人的道路。蔡和森甚至提煉出了幾個簡明的公式：“俄國社會革命出發點=唯物史觀。方法=階級戰爭+階級專政。目的=創造共產主義的社會。”因此，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和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以及當時中國的國情，將無產階級專政、階級斗爭、暴力革命原則等寫進了《中國共產黨章程》。關于中國人和全人類把目光轉向俄國的動因，瞿秋白在《〈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序》中分析道：“在中國這樣黑暗悲慘的社會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現狀里開辟一條新道路。聽著俄國舊社會崩裂的聲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人不心動，因此大家都要來討論研究俄國。”毛澤東指出：“俄國人舉行了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過去蘊藏在地下為外國人所看不見的偉大的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寧、斯大林領導之下，像火山一樣突然爆發出來了，中國人和全人類對俄國人都另眼相看了。”這就是說，十月革命的勝利徹底改變了中國人和全人類對俄國的看法，中俄兩國之間的交往由可能變為現實并愈益活躍而頻繁。

　　其二，主要源于近代中國社會革命的客觀現實需要。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這一光輝范例，契合了當時中國社會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和封建主義、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現實訴求。在愛國熱潮席卷中國的過程中，出現了快捷認識并實踐蘇俄化的馬克思主義的熱望，雖然當時缺乏全面、深刻理解蘇俄化的馬克思主義的條件，但緊迫的現實則促使人們愿意把已經取得革命成功的蘇俄化的馬克思主義和解決中國的具體現實問題結合起來。所有這些，促成了蘇俄化的馬克思主義迅速在中國引起關注和共鳴以致廣泛傳播和實踐，而不再僅僅是西方傳教士及從歐洲和日本歸來的學人所介紹的馬克思、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的知識片段。

　　長期以來，中國人向外國學習的目光從來都沒有投向過俄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國家。十月革命后蘇俄政府實施一系列社會主義政策，使俄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蘇俄政府還于1919年、1920年兩次發表對華宣言，宣布廢除沙俄在華一切特權。這同西方列強長期侵略、瓜分中國，尤其是巴黎和會上的強權政治形成鮮明對照。這就是說，蘇俄政府的內外政策，符合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和中國人民的渴求。中國先進的人們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先驅者們認定俄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世界上最公正、最合理、最美好的社會制度，馬克思列寧主義因而得到廣泛傳播。

　　上述諸種因素，使蘇俄最終成為中國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要渠道。其中，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政治組織形式，是中國革命實踐運動的領導力量。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毛澤東指出：“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十月革命以后學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接著就進入政治斗爭，經過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勝利。”

　　其三，從后思索、善于總結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主要特質和優良品格。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自己所走過的革命道路和豐富實踐的科學總結。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這些形式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概念，是共產國際五大提出和使用的，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內容并不是到這時才形成的。1924年7月8日，共產國際五大在閉幕前通過的《關于共產國際及其支部的宣傳活動提綱》中提出，“共產國際及其各支部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把這種先進的理論——馬克思列寧主義變成自己黨員的共同財產”，“使每個共產黨了解到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意義”。

　　1925年1月，黨的四大召開。大會制定的宣傳工作的決議案在中國共產黨的文獻中第一次使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概念。1929年12月，在為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起草的決議案中，毛澤東本人第一次使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概念。2022年10月22日，黨的二十大部分修改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確的，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走中國人民自愿選擇的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必將取得最終的勝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俄國十月革命、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都是極其重要的歷史存在，也是極其重要的現實存在，因此對其進行深入研究是歷久彌新的戰略課題、恒久課題。

　　馬克思主義具有鮮明的科學性、革命性、實踐性、人民性和發展性。這些鮮明特征，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和使命，厘定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地位和重大意義，同時也表明馬克思主義不是必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馬克思、恩格斯為《共產黨宣言》撰寫的1872年德文版序言指出，《宣言》中一般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隨時隨地”，是一個時空概念。列寧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列寧所講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就是恩格斯所講的“隨時隨地”。這就昭示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也有一個適應中國的水土的問題，即實事求是地解決中國的問題，與時俱進地創造一些新的東西，即守正創新問題。

　　一百余年來，中國共產黨在不同的時期面臨著不同的形勢、肩負著不同的主要任務。在實現這些主要任務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先后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新時代新征程，堅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堅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必須深刻理解把握這一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系和豐富內涵、世界觀和方法論、中國意義和世界意義、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動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偉大進程。這是歷史的遞嬗和現實訴求，也是歷史的規律和未來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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