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題記：這些年在我們的印象里，我們與外國人做生意時用美元結算的，因此我們的外貿企業，以及手中持有外幣的人不得不時刻關注美元與人民幣的匯率。很多同胞從內心渴望有朝一日，我們與外國人做生意直接用人民幣結算，那樣也就不至于這么受制于人——匯率被別人操縱的不確定性而導致我們總是提心吊膽。殊不知，早在1970年的春季廣州出口商品交易會上，來自歐洲的英國、法國、西德和瑞士的商人，就接受用人民幣結算的要求。我們知道，1970年我們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了，我們的第一艘核潛艇也下水了，這都是可喜可賀的。過了50多年我們驚奇發現，對外貿易我們那個時候能夠用人民幣結算——真正的獨立自主，那是多么了不起的壯舉啊！
1970年的元旦社論所預計的情景，不是憑空而來，是有根有據的。
2012年11月，《人民日報》的盧新寧在復旦大學的講座中說：“1970年的元旦社論《迎接偉大的七十年代》氣勢磅礴，具有相當的國際視野，為報人和讀者深深銘記。這篇同時刊登在《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和《解放軍報》的社論作為國家意志的表述……已經遠遠超越文本范疇。”
他說的“國際視野”，也應該包括廣交會里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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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春季廣州出口商品交易會重大新聞
人民幣成為中國與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商人之間貿易結算貨幣
來源：《參考消息》1970.05.18
【法新社香港十四日電】（記者：戴維·戴維斯）廣州春季交易會期間一件影響最大的事情是中國堅持要英國、法國、西德和瑞士的商人以中國貨幣人民幣付款。
【本刊訊】香港《遠東經濟評論》七日載文評我在廣交會上用人民幣作為貿易核算貨幣，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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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交會叫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后來加了進口內容
1957年第一屆廣交會
（點擊圖片觀看視頻）
在對外貿易中，是否用本國貨幣結算，這不單純是個經濟問題，也是個政治問題，同時還涉及到文化自信問題。
與外國人做生意是否用人民幣結算，我們還不能說了算，談何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對于近代以來的中國人來說，那可不是個小問題。有無文化自信，對于今天的中國人來說意味著什么？文化自信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間是何關系？不言而喻。
李克勤后記：1964年10月16日新中國首顆原子彈爆炸成功，這是怎樣的突破？接著，1966年10月27日首顆導彈核武器發射成功，到1970年4月24日首顆衛星“東方紅一號”上天，“兩彈一星工程”圓滿完成第一階段任務，再到1970年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這一天我國第一艘核潛艇“長征一號”下水，這不僅標志著我國國防工業現代化水平不再落后，而且完全可以從整體上對中國工業化程度作出判斷——完全可以說我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建立起來了，這是工業化由量變到質變的標志，是實實在在的道器變通之變——一個有著深遠歷史影響的突破性變化的完成。
如果在這個背景下思考1970年在廣交會上，我們理直氣壯地要求那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和我們做生意時，必須用人民幣結算，這是不是遇強不弱呢？
而那些第三世界國家長期受美元霸權的壓制，他們面對我們這個遇強不弱的“人民幣結算”會怎么想呢？
他們理所當然會做出自己明智選擇，而我們在對外援助上從不提出對方不可接受的先決條件，我們是遇弱不強的。
遇強不弱，遇弱不強，這是毛澤東文化六個維度之一——強，代表著我們新中國的想法說法做法里的基本方略。
這個“強”這個維度，才能談另一個維度——圓。
沒有自立自強，就談不上把事情做圓滿。
和外國人做生意能夠用我們的人民幣結算，意味著我們真正擁有了人民幣的國際使用權，這實際上是主權的概念。從國際貿易來看，這是打破就得不公平不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的舉措。不破不立，有了這個道器變通之基，我們才有可能為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作出新的探索，也談得上為公平公正的國際秩序做貢獻——這才談得上理論思維，進而實踐上的圓滿。
說到這里，自然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么1970年我們關于國際貿易的理論思維水平如此之高？
這還是得把新中國的辦事人員的素質和能力拿出來說一下。
毛主席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詞里指出：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那是言必信，行必果的。到了1970年，我們的各級干部的理論思維水平是不低的，至少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常識是懂的。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常識，無疑是屬于“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的。
這里引用一段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的話：
請注意這句話——這就是商業的人道，而為了達到不道德的目的而濫用道德這種偽善方式就是貿易自由體系引以自豪的東西。
這個說法，當年是個常識——不被忽悠的常識，難道不是？
如果沒有這個常識，那談何主人翁意識，談何國際貿易中的主權意識？
就主人翁意識，我想還是要指出一點，那可是馬克思主義者必備的素質喔！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回顧了自己研究經濟問題的動因，他表現出來的就有主人翁意識：
請注意馬克思的兩句原話：
關于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辯論，是促使我去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因。
在我們當時從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眾表達我們見解的各種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與我合著的《共產黨宣言》和我自己發表的《關于自由貿易的演說》。
接著再看，馬克思在《關于自由貿易的演說》中揭露自由貿易派的虛偽：
“如果說自由貿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國如何犧牲別國而致富，那么我們對此不應該感到意外，因為這些先生們同樣不想懂得，在每一個國家內，一個階級是如何犧牲另一個階級而致富的。”
所謂的貿易自由，只不過是兩種“自由”——資本流動的自由和剝削工人的自由，就是是作為恃強凌弱的“強者”——資本主義國家犧牲別國利益而掠奪處于弱勢地位國家財富的自由。
1970年有如此理論思維者，無疑是先知先覺者。
如果今天連這點常識都沒有的話，那談何維護國家安全，更談何文化自信，談何人民當家作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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