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剛，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暨東海問題研究中心博士后。本文原載《歷史檔案》2024年第2期。
摘要：《評定所科文》是琉球學校機構為準備科舉考試而抄錄的歷年考題和優秀答卷，抄錄者同時注明了考試的舉行時間、答卷作者、及第者等信息，是研究琉球科舉制度的重要文獻。通過對兩類不同《評定所科文》資料的對比互證，可對琉球科舉制度，尤其是“評定所筆者科”的考試時間、考試內容、錄取規則、及第者群體等問題形成更加準確深入的認識。琉球科舉制度雖仿效中國科舉制度而建立，但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自身特色，具有鮮明務實性特征和世襲制色彩，是東亞科舉文化的獨特范例。
關鍵詞：琉球科舉制度;評定所選官制度;考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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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制度是古代東亞各國選拔官員的重要制度，中國、日本、朝鮮、越南連同琉球一起構成了一個獨特的東亞科舉文化圈。但是，相較于其他各國的科舉制度，琉球的科舉制度卻較少受到學界關注，研究成果也不夠豐富。
真境名安興(1875-1933)是琉球科舉研究的先行者，他在擔任沖繩縣立圖書館館長期間(1925-1932),利用從琉球各地收集而來的琉球王國時期的教育及科舉文獻，對琉球科舉的興起背景、主要分科以及考試內容等問題進行了初步研究。遺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沖繩縣立圖書館以及其他機構所藏琉球文獻幾乎全部化為灰燼，戰后有關琉球科舉的研究因資料所限一度停滯。1990年代后，散佚于日本本土的琉球文獻資料逐漸被發現并整理刊行，琉球科舉制度研究得以有了新突破。田名真之根據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博物館所藏《琉球資料》中的“科試關系資料”,對琉球科舉考試同學校教育的關系進行了探討。水上雅晴則依據日本各地所藏琉球漢籍中有關科舉考試的訓點、批注等信息，對琉球科舉的舉行時間、考試內容以及士人的經書學習方式等問題進行了研究。
整體而言，由于文獻資料匱乏，目前學界有關琉球科舉制度的研究尚不充分，許多基本問題依然有很大研究空間。有鑒于此，本文將在對新發現于美國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圖書館的琉球科舉文獻《評定所科文》進行整理分析的基礎上，探討其同京都大學文學部博物館所藏“科試關系資料”的關系，并通過對兩類文獻的對比互證，進一步探明琉球科舉的分科類別、考試時間、考試內容、命題方式、及第者群體等問題，以豐富學界對琉球科舉制度的研究。
一、《評定所科文》的性質、內容與版本
琉球的科舉考試開始于1760年前后，由久米村人蔡宏謨(1700-1766)仿效中國科舉制度而建立，起初用以選拔久米村的人才，此后逐漸在國都首里、經濟中心那霸等地推廣開來。在琉球歷史文獻中，科舉考試通常被稱為“科試”或者“科業”。琉球最后一次舉行科舉考試的記錄是被日本入侵后的1876年。琉球科舉考試依據選拔人才的不同，設有不同的分科，主要有“師匠科”“官生科”“文組役科”“筆者科”“繪師科”“歌謠科”等。不同分科的考試時間、考試內容以及應試者群體不盡相同，相互之間具有較強獨立性。
在諸多分科中最為重要的、也是競爭最激烈的是“評定所筆者科”考試。“評定所”是琉球王國中樞機構，設于首里王城內，由攝政(王子)1人、三司官(國相)3人以及主要實權部門長官、次官15人(表十五人)構成，是琉球王國的權力中心。“評定所筆者”是設于“評定所”內的基層文官，主要負責王府公文書的管理、起草以及協助“表十五人”處理相關政務。“評定所筆者”共分為四個等級，從下到上依次為“足筆者”“寄筆者”“相附筆者”和“筆者”,“筆者”之上還設有“筆者主取”,統籌領導眾“筆者”的工作。19世紀上半期，琉球“評定所”內設有“筆者主取”1人、“筆者”6人、“相附筆者”3人、“寄筆者”3人、“足筆者”2人。7由于“評定所筆者”是設于王國權力中心的職位，因此，“評定所筆者科”也是琉球王國競爭最激烈的考試。根據真境名安興等人研究，“評定所筆者科”每次應試者有500-600人，但及第者僅數名。
《評定所科文》是歷年“評定所筆者科”的考試問題和優秀答卷。現存的《評定所科文》資料主要有兩種，其一是美國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圖書館所藏《評定所科文》,共一函三冊，首冊封面題名“御評定所科文”,書函封面及側面題“同治八年琉球本評定所科文”,可知其編撰時間為同治八年(1869)。9其二是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博物館所藏《琉球資料》,該資料共173卷，內容豐富，其中第116、119、127、135、139、140、152、154、171卷為“科試關系資料”,性質與夏威夷大學藏《評定所科文》相同，已于1991年在《那霸市史》中被整理刊行。10兩類資料正文原文均以候文(日語文言文)草書體書寫，主要內容為歷年考試問題及優秀答卷的抄錄。抄錄者應為首里各學校的教師，抄錄目的是將優秀答卷作為模范文例，供各學校日常教學及學生備考使用。抄錄者多以黑筆抄出歷年考試問題以及優秀答卷，同時還以紅筆小字注明該考試的舉行年份、科次以及作答者的姓名、名次、出身地、位階等信息，是研究琉球科舉制度的重要材料。
從收錄試題的時間范圍來看，兩類資料都以嘉慶、道光年間的考試為主，其中嘉慶元年(1796)至道光十七年(1837)的科試資料，兩者有較多重復，可以對比互證，夏威夷本收錄了道光十七年至咸豐八年(1858)前后的科文，可做京大本的補充。從保存狀態來看，夏威夷本一函三冊均保存良好，并未出現脫落、欠損情況，所錄科文均以考試時間年份先后順序排列，而京大本則脫欠嚴重，部分資料原有的編撰順序在脫落后的重編過程中被打散，錯編、漏編問題較多，內容和時間連貫性不如夏威夷本。從記載信息的豐富程度來看，京大本所收大部分科文均抄錄了考試問題，并較為完整地注明了考試時間、科次、答卷作者、及第者等信息，但夏威夷本則對這些信息多有省略。整體而言，通過對兩類資料的對比互證和相互補充，基本上可以對嘉慶、道光年間琉球“評定所筆者科”的舉行情況有相對完整的了解。
二、從科文看“評定所筆者科”的舉行情況
綜合兩類科文資料對“評定所筆者科”考試時間、科次、考試題目等信息的記載，以考試舉行時間為線索，對錯編資料進行系統整理，經過對比互證和內容分析，可對琉球“評定所筆者科”的舉行情況有以下認識：
(一)考試頻率和時間
以嘉慶三年至道光二十一年可以明確考試年份的記錄作為樣本，通過分析可知，44年間琉球共舉行“評定所筆者科”考試52次。其中有28個年份為一年一次，12個年份為一年二次，4個年份未有舉行記錄。在4個未有舉行記錄的年份中，有3年存在相鄰年份舉行兩次的情況，故未有舉行記錄的原因可能是漏記，也可能是推遲或提前到了相鄰的年份舉行。就考試舉行的月份而言，記錄有明確月份標注的共43例，其中二月份舉行記錄最多，共有22次，其次為十二月有5次，剩余16次記錄分散在除四月和十一月的8個月份中，各月舉行記錄均不超過3次。由上可知，琉球“評定所筆者科”考試多為一年舉行一次，特殊年份也會一年舉行兩次，并無嚴格的規制，考試舉行的時間以二月為主，但并不固定，隨時都有增加臨時考試的可能。
除了科文史料中所標注的“評定所筆者科”的舉行時間外，琉球的漢籍史料中也有較多“師匠科”舉行時間的記載，水上雅晴曾對此進行過統計研究。據其統計可知，在有明確月份記錄的33次“師匠科”考試中，三月份舉行的次數最多，為次，此外，二月、四月、五月舉行的次數分別為7次、7次、5次，次數與三月相當，二月到五月4個月份共有28次舉行記錄，占有月份記錄33次的85%。可見，“師匠科”考試主要在二月到五月舉行，與“評定所筆者科”有明顯不同。從現有記錄來看，兩科考試在同一年舉行的例子較為常見，但舉行日期卻各不相同。如嘉慶二十二年“師匠科”的考試日期為“二月廿一日”,而“評定所筆者科”的考試時間為“七月初四日”。道光十七年“師匠科”的考試日期為“三月廿三日”,“評定所筆者科”為“八月廿九”和“十月廿四”兩次。可見，琉球科舉考試中，不同分科舉行頻率和時間各不相同，尚未形成嚴格的制度規定，形式比較靈活，以實用為導向。
(二)“初科”和“再科”
根據真境名安興等學者研究，“評定所筆者科”考試由“初科”和“再科”兩次考試構成，現存科文資料也可以佐證這一觀點。從現有科文資料來看，嘉慶七年以后科文均有“初科”和“再科”之分，不同科次考試題目不同。但無論是京大本還是夏威夷本，對嘉慶七年以前科文記錄均無“初科”和“再科”區分，其原因暫不明確，可能是因為資料佚散導致漏記，也可能是“初科”和“再科”是在嘉慶七年以后才開始制度化的。
關于“初科”和“再科”的關系，真境名安興指出“初科”為預備考試，出題內容以儒家思想和倫理道德的闡發為主，“再科”為正式考試，出題內容以時務問題應對及文書起草為主，只有“初科”合格者才能參加“再科”考試。但從現存科文記錄來看，實際情況并非如此。首先，“初科”和“再科”試題并無本質區別，“初科”試題中亦有大量時務問題及文書起草類考題，而“再科”也有許多儒家思想闡發的內容，從兩類考題在“初科”和“再科”中占比分析看，“初科”主要考察儒家思想，“再科”主要考察時事問題的觀點并不能成立。其次，從“初科”和“再科”舉行時間看，多數年份的科文均有“同時再科”的標注，“同時再科”為同一天舉行“再科”考試之意，如果“再科”并非在同日舉行，抄錄者會標明“同月某日再科”進行區分。如前所述，“評定所筆者科”每次參加人數在500-600人之間，在同一天內完成“初科”試卷評定，并選出合格者在同日進行“再科”考試是不現實的。因此，只有“初科”合格者才能參加“再科”考試的觀點值得商榷。從兩科考試的舉行時間關系看，所有考生應該都具有同時參加兩次考試的資格，最終的合格者也是綜合兩次考試的整體表現而評定的。
(三)出題方式和考察原則
“評定所筆者科”的出題方式類似于中國科舉考試中的“策問”,通過具體問題的設置，要求學生依據問題闡述觀點或者起草文書。考試問題比較廣泛，總的來說大體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儒家思想的理解，如嘉慶十九年的“再科”試題要求學生申述孝行之要目，道光十四年的“初科”試題要求學生申述忠道之要旨，道光二年的“初科”試題要求考生闡述對《禮記·王制》所記“制財之用量入為出”的理解。二是時事問題對策的陳述或相關文書的起草，主要包括農業生產振興、社會風俗改良、財政危機緩解、貿易資金籌集等現實問題的應對，涵蓋琉球王國內政外交的方方面面，具有鮮明務實特征。
“評定所筆者科”考試問題大多來源于琉球內政外交中實際發生的案例。如嘉慶十三年的“初科”試題，要求考生根據給定條件，起草給福建布政使司的咨文，請求清朝允許琉球在中國購買駱駝、騾馬等牲畜回國，以提高國內運輸能力。該考題的問題及考生的回答要旨與琉球同中國外交文書集《歷代寶案》所收乾隆五十九年(1794)琉球給福建布政使司的咨文內容基本相同，是同中國外交關系中產生的具體問題。又如嘉慶十六年的“再科”試題，要求考生起草請愿文請求薩摩藩取消琉球砂糖運往大阪等地市場的限制。該考題涉及的問題及優秀答卷的要旨與琉球同日本交涉文書集《琉球館文書》所收日本天明元年(1781)閏五月琉球館役人呈遞給薩摩藩廳的請愿文要旨基本相同，同樣也是在琉球同日本外交實踐中實際產生的具體問題。
由是可見，“評定所筆者科”不僅注重對考生德行和學問的考察，也注重對考生實際事務應對能力的考察。在科舉考試的引導下，琉球士子在日常學習中，不僅需要研習儒家思想的相關著作提升學養、修養，更需要關注時事問題，研習過往舊案文書，增強對琉球國情的了解以及內政外交各項規則的掌握，提升處理現實問題的能力，這也體現出琉球科舉考試的經世致用導向。
(四)錄取規則
有關“評定所筆者科”的錄取規則，目前學界還尚未有專門研究。真境名安興和田名真之均指出“評定所筆者科每次有500-600人參加考試，但合格者僅數名”,以證明“評定所筆者科”考試競爭的激烈，但對每次考試的具體錄取人數和錄取規則，兩位學者均未論及。在京都大學和夏威夷大學所藏的科文資料中，除了抄錄歷年考試的題目以及優秀者答卷外，同時也注明了優秀答卷的作者、名次，而當年考試的最終錄取者也會被抄錄者以“成”或“此時成”的記錄明確標注，這為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評定所筆者科”的錄取規則和及第者群體提供了可能。
首先，以嘉慶七年至道光二十一年有明確及第者信息的記錄為樣本，分析“評定所筆者科”每次考試的錄取人數。據統計可知，40年間共舉行“評定所筆者科”考試47次，其中有及第者記錄的46次，道光四年缺少記錄。46次科試中共留下有記錄的優秀答卷作者200人次，其中被明確標注“成”或“此時成”的及第者59人。在46次科試中，有40次明確標明了及第者，有6次未標明。對40次有及第者記錄的科試進行分析，其中單次考試錄取人數最多為3人，共有2次，分別為道光八年二月科和嘉慶二十四年正月科，單次錄取2人的也并不多見，僅有7次，大部分科試每次僅錄取1人，共有31次，占有及第者記錄科試次數的76%。由是或可推斷，琉球“評定所筆者科”考試每次考試僅錄取1人，如遇特殊年份會錄取2人或者3人。若以每次考試600人左右的報考基數來看，報錄比高達600:1,確實是競爭非常激烈。
其次，以嘉慶九年至道光二十一年有明確科次、名次和及第者信息的記錄為樣本，分析“評定所筆者科”的錄取規則。可知，38年間共錄取48人，48人中有40人為“初科”或“再科”第一名獲得者。其中，“初科”第一名有39人，最終被錄取者29人，錄取率為74%,“再科”第一名有38人，最終被錄取者22人，錄取率為58%,“初科”和“再科”均為第一名者有16人，最終被錄取者15人。雙科均為第一名但卻未有錄取標注的是道光十三年參試的“桃原村永島筑登之親云上”,鑒于道光十三年以后的科文中未再見有該考生的參試記錄，因此可以推定，該考生應該是被錄取了，只是未被抄錄者標注。21故而，雙科均為第一名的錄取率可以推定為100%。由是可知，在“評定所筆者科”考試中，僅在“初科”或“再科”中獲得第一名并不能保證被錄取，只有在“初科”和“再科”均為第一名者，才能保證百分之百被錄用。當然，在現存科文中，也有“初科”和“再科”均非第一名而被錄取的例子，因此，具體的錄取規則還需要更多的資料來進一步探明。
三、“評定所筆者科”及第者的仕途與家門
將科文資料中的及第者同《那霸市史》所收琉球家譜資料進行比對，科文所記69名及第者中可在家譜資料中找到對應的人物者共5人，這5人的主要信息如下表所示：
通過對上述5名及第者的生平履歷和家世進行分析，可對“評定所筆者科”的及第者群體形成以下基本認識：
第一，5位及第者及第時的年齡都在30歲以上，其中有3位的年齡都在35歲以上。由此可以再次證實“評定所筆者”是極其難考的職位，多數考生須連考多年才能及第。如嘉慶年間的“大中村崎山里之子親云上”在嘉慶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連續4次參試(其中嘉慶十五年參加兩次),并且都取得了不錯的名次，但始終沒有及第，終于在嘉慶十六年第五次參試時，“初科”“再科”均為第一名，最終及第。而從及第者的生平來看，多數考生在“評定所筆者科”及第之前，便已經在王府下屬機構有任職經歷。如秋成功在及第前已擔任“取納座筆者”,秋時中在及第前擔任過“島尻方神水筆者”“請地方筆者”,毛士范在及第前曾擔任“御書院御物當役”。這些職位均為王府下屬機構的基層文官，選任形式為舉薦制，并不需要專門考試。
第二，在可以通過舉薦制成為王府官員的情況下，多數士人依然積極參加競爭激烈的“評定所筆者科”考試，希望成為“評定所筆者”,主要原因是王府決策機構“評定所”的“筆者”擁有著更快的升遷途徑。從家譜資料來看，沒有經過科舉考試而長期擔任王府其他下屬機構“筆者”的士人升遷較為緩慢，多數士人終其一生也只能擔任這些機構的下級文員。但在通過科舉考試成為“評定所”的“筆者”后，便擁有了較快的升職途徑。從5位及第者的生平來看，在“評定所筆者科”及第后，及第者會首先成為“評定所足筆者”,此為見習職，并無薪俸，成為“足筆者”一年后會升任“寄筆者”,再兩年后會升任“相附筆者”,再兩到三年后會成為“筆者”。成為“筆者”后，便可以轉任“評定所”下屬部門的長官或次官職位，或者通過參加前往中國和日本的外交工作，積累功勛以獲得更快的晉升。5名及第者中，除曹興仁在晉升為“筆者”兩年后便去世外，其他幾人均有豐富的外交出使經歷，獲得功勛后晉升到“砂糖奉行”“勘定奉行”等“評定所”下屬機構長官職位。而秋成功、秋時中父子更是晉升到從三品“申口座”,地位僅次于一品級別的“三司官”和二品級別的“紫巾官”,躋身琉球王國高階士族行列。
第三，一般觀點認為參加“評定所筆者科”考試的是下級士族，但從5名及第者的家門來看，實際情況可能并非如此。5名及第者多為中上層士族家子弟，有些甚至是按司(王子)、三司官(國相)家后裔。如秋成功及第時，其父親秋振文官職為“大與座中取”,品級為從四品“座敷”。秋時中及第時，其父秋成功官位同樣為“大與座中取”,品級為從四品“座敷”,后累升為從三品“申口座”。秋時中也在道光二十一年時擔任“大與座中取”,道光二十九年累升至“申口座”,并在此后擔任“砂糖奉行”的要職。曹興仁家族同樣有多人擔任諸藏、諸所奉行職，父親曹國璉官職為“申口方中取”兼“調物方主取”,品級為從四品“座敷”。麻姓渡口家則為大城按司后裔，曾祖、祖父皆擔任評定所下屬機構奉行職，品級均為從三品“申口座”。而毛姓上里家同樣是顯赫家門，元祖三世毛文英為琉球王國最早的三司官，其子孫至七世盛有均為“親方”階層，其后雖降為“親云上”階層，但多有奉行職的任職經歷，品級也多為從三品“申口座”。可見，“評定所筆者科”的參加者不僅有下級士族，同樣也有許多中上層士族。
第四，5名及第者中，多數人的父親或祖父有擔任“評定所筆者”的經歷。如嘉慶元年及第的秋成功和嘉慶二十四年及第的秋時中為父子關系。嘉慶二十二年及第者麻克和的父親麻允培在乾隆四十七年為“評定所寄筆者”,乾隆五十五年升為“評定所筆者”。道光元年及第者曹興仁，祖父曹光顯在康熙五十一年為“評定所相附筆者”,康熙五十二年升任“評定所筆者”,曹姓平敷家一門有多人擔任過“評定所筆者”職。而在成為“評定所筆者”之后的任職中，多數及第者也會擔任與父親或祖父同樣的職位。如秋成功、秋時中及其先祖多擔任“大與座中取”“主取”職，毛士范及其先祖多擔任“御用物奉行”職，等等。由此可見，“評定所筆者科”雖為公開的官員選拔考試，但應試者的家門世系以及父輩的任職經歷，依然對考試錄用和錄用后官位升遷有重要影響，考試本身依然保留了一定的世襲制色彩。
四、結語
本文通過對兩種《評定所科文》資料的綜合分析，進一步探討了琉球的科舉制度，尤其是琉球科舉中“評定所筆者科”的舉行情況，形成了以下基本認識。
琉球王國的科舉考試有多種分科，“評定所筆者科”主要選拔琉球王國中樞機構“評定所”的基層文官，是各類分科考試中競爭最激烈的一種。“評定所筆者科”的考試頻率和時間并不固定，通常為一年舉行一次，多在二月舉行。考試分為“初科”和“再科”兩次進行，考題主要以時事問題的“策問”為主，考試形式和出題方式比較靈活，以經世致用為導向，具有鮮明務實性特征。每次考試錄取人數并不固定，通常為一次考試錄取一人，特殊年份會錄取二到三人，錄取難度較大，只有“初科”和“再科”均為第一名才能保證百分之百被錄取。“評定所筆者科”的及第者年齡一般在30歲以上，及第后會首先擔任“足筆者”,此后根據任職年限依次升遷，一般會在工作5年之后晉升為“筆者”。晉升為“筆者”后便可轉任“評定所”下屬部門的長官或次官，或參與外交出使工作，其后再根據功勛進行官職和位階的升轉。從家譜資料來看，及第者不僅有普通下級士族，也有許多中上層士族，應試者父輩及祖輩的品級和任職經歷對錄取和晉升也會產生一定影響。因此，“評定所筆者科”雖為公開的選官考試，但同時也保留了世襲制色彩。
琉球的科舉制度是東亞科舉文化圈的重要組成部分，雖仿效中國科舉制度而建立，但在發展過程中也形成了琉球王國自身的特色。從制度層面看，琉球科舉在考試頻率、考試時間等方面尚未形成定制，考試形式和錄取規則也相對比較靈活，這與琉球科舉制度的施行時間相對較短，各項制度尚在逐步發展完善有關。從考試分科來說，琉球科舉考試中分科較多，不同科別相互獨立，應試群體有明顯區分，選拔的人才類型也各不相同，體現出琉球人才培養及官員選拔具有較強的專業化程度。從考試內容來看，琉球科試尤其是“評定所筆者科”等分科，十分注重對考生時務應對能力和外交事務處理能力的考察，這是琉球科舉考試的重要特色。琉球王國偏居海島，同中日等國外交關系的維持關乎琉球的國計民生、興衰存廢，對考生外交等時務應對能力的重視，體現出中國科舉制度在傳播過程中與琉球“海邦島國”國情相融合的“在地化”特征。整體而言，科舉考試是18世紀中期以后琉球王國人才選拔和官員選用的重要制度，在琉球王國的內政外交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琉球科舉制度是“東亞科舉文化圈”的重要一環，是科舉制度在東亞傳播發展過程中的獨特范例。
注釋：
1劉海峰:《東亞科舉文化圈的形成與演變》,《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
2(日)真境名安興:《沖縄一千年史》,沖繩新民報社1966年版(初版1923年),第396—397頁;《沖縄教育史要》,沖繩書籍販賣社1965年版(初版1931年),第164—169頁。
3(日)田名真之:《科試関係資料解説》,收于《那覇市史》資料篇第1卷11,那覇市企畫部文化振興課1991年版,第111—112頁;《平等學校と科試》,收于(日)高良倉吉編《新しい琉球史像—安良城盛昭先生追悼論集》,榕樹社1996年版,第87—109頁;《自立への模索》,收于(日)豐見山和行編《琉球·沖縄の世界》,吉川弘文館2003年版,第175—176頁。
4(日)水上雅晴:《再論琉球的“科”:以現存琉球漢籍為線索》,《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琉球“科試”制度淺論》,《教育與考試》2016年第5期;《琉球「科試」の実施狀況について》,《沖縄文化研究》第44號(2017年),第1—33頁。
5參見(日)真境名安興:《沖縄教育史要》,第164—169頁;(日)田名真之:《平等學校と科試》,《新しい琉球史像—安良城盛昭先生追悼論集》,第87—109頁。
6(日)真境名安興:《沖縄一千年史》,第451—455頁。
7琉球王府編:《琉球一件賬》,收于《那霸市史》資料篇第1卷2,那霸市役所1970年版,第417頁。“評定所”下屬“筆者”人數隨著年代的不同會有變化,真境名安興在《沖繩一千年史》記載“評定所”內“筆者”的編制為“筆者主取”1名、“筆者”8名、“筆者相附”5名、“寄筆者”3名、“足筆者”4名,但該編制施行的具體年代暫不明確。
8(日)真境名安興:《沖縄教育史要》,第168頁;(日)田名真之:《平等學校と科試》,《新しい琉球史像—安良城盛昭先生追悼論集》,第93頁。
9參見美國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圖書館阪卷·寶玲文庫《御評定所科文》,日本琉球大學附屬圖書館對該文獻進行高清彩色電子掃描,本文參照版本即為此掃描本。感謝琉球大學豐見山和行教授、麻生伸一教授、比嘉吉志博士饋贈高清版本,并對文獻釋讀進行長期指導。
10參見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博物館藏《科試関係資料》,收于《那覇市史》資料篇第1卷11,第111—330頁。
11(日)水上雅晴:《琉球“科試”制度淺論》,《教育與考試》2016年第5期。
12《那覇市史》資料篇第1卷11《科試関係資料》,第300頁。
13《那覇市史》資料篇第1卷11《科試関係資料》,第122、124頁。
14(日)真境名安興:《沖縄一千年史》,第396頁。
15(日)真境名安興:《沖縄教育史要》,第168頁。
16《那覇市史》資料篇第1卷11《科試関係資料》,第297、117、284頁。
17《那覇市史》資料篇第1卷11《科試関係資料》,第289頁。
18參見《歴代寶案》2—51—05,沖繩縣教育委員會編:《歴代寶案》(校訂本第六冊),沖繩縣教育委員會2006年版,第48頁。
19《那覇市史》資料篇第1卷11《科試関係資料》,第295頁。
20琉球王府編:《琉球館文書》,收于《那霸市史》資料篇第1卷2,那霸市役所1970年版,第141頁。
21《那覇市史》資料篇第1卷11《科試関係資料》,第115—117頁。
22參見《那覇市史》資料篇第1卷7《家譜資料(3)首里系》,那覇市史編集委員會1982版,第166頁“秋成功”條、第170頁“秋時中”條、第447頁“曹興仁”條、第670頁“麻克和”條、第704頁“毛士范”條。
23《那覇市史》資料篇第1卷11《科試関係資料》,第288—295頁。
24(日)田名真之:《平等學校と科試》,高良倉吉編:《新しい琉球史像》,第98頁;(日)渡邊美季:《近世琉球と中日関係》,吉川弘文館2012年版,第262頁。
25《那覇市史》資料篇第1卷7《家譜資料(3)首里系》,第165—172頁。
26《那覇市史》資料篇第1卷7《家譜資料(3)首里系》,第444—451頁。
27《那覇市史》資料篇第1卷7《家譜資料(3)首里系》,第666—678頁。
28《那覇市史》資料篇第1卷7《家譜資料(3)首里系》,第694—711頁。
29《那覇市史》資料篇第1卷7《家譜資料(3)首里系》,第670、442頁。
30《那覇市史》資料篇第1卷7《家譜資料(3)首里系》,第165—172、694—7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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