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1909-1992）被毛澤東稱為新中國經濟界的“四大名旦”之一。從1954年至1980年，李先念擔任國務院副總理長達26年，并在此期間兼任財政部部長達22年，主要分管財經、外貿、商業等部門。但據他說，實際上在這一階段，抓糧食工作所用的精力要比管財政用得多。
事實上，李先念作為長期主持財經工作的領導人，在糧食的生產、價格、儲備、進出口以及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探索，為新中國的糧食安全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1949年2月，李先念赴西柏坡參加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此時的他面臨一個選擇，是繼續留在部隊，還是到地方工作，時任中原局書記的鄧小平為此專門征求過他的意見。最終，李先念選擇了后者。同年5月，武漢解放，中央隨即任命李先念主持湖北省黨政軍的全面工作。
◆1949年，李先念在武漢。
新中國成立初期，李先念結合湖北實際，堅持以穩定農村、發展農業為重點，兼顧城市，穩定物價，統一財經管理，穩步推進工業建設，使湖北的財政經濟狀況得到根本好轉。1954年，黨中央撤銷各大行政區，并抽調具備財政經濟管理能力的干部來北京工作。因為在湖北干得出色，李先念被中央主管經濟工作的陳云看重，并推薦給毛澤東主席與周恩來總理，由其接替鄧小平出任財政部部長。
因為財經工作既專業又格外重要，李先念幾番表示難以勝任，最后由毛澤東出面做工作，他才表示堅決服從中央的決定。同年9月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配合周恩來、陳云搞經濟建設。至此，新中國的糧食工作正式進入李先念的工作范疇。
“亂占耕地就等于犯罪”
“耕地是糧食生產的命根子。”李先念早在湖北工作期間就對于耕地保護給予高度重視。1953年5月21日，時任中南局副書記、中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的李先念在給湖北省農業和財經負責人的信中說：在建筑大中型水庫時，……因為中國土地缺少，過于廢掉農田也要慎重考慮。為了節省土地，干渠可建筑在山背或山腰或山腳下（丘陵地區這種地形是很多的），或者建筑在旱地上，而盡可能不要廢掉好田好地。隨著國民經濟恢復完成和一五計劃的實施，我國耕地面積在1957年達到一個峰值，較1949年增加了2億畝左右，但由于總人口增加2億多人，人均耕地面積反而減少了2.3分。故1957年3月李先念在全國糧食廳局長會議上強調：“我們的耕地面積少，要大量開荒不僅資源有限，而且資金困難。這幾年我國的耕地不僅沒有增加，每人平均還少了二分地。……總之，增產糧食是件頭等大事，不能掉以輕心。”
此后，“大躍進”時期大煉鋼鐵和各地大力發展工業，致使全國的耕地面積進一步縮減。再加上“文革”后期，各地為擴大建設而占用耕地的情況也日益突出，主管財經工作的李先念總是不遺余力地保護耕地，設法彌補損失的耕地面積。
◆1954年，李先念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
1970年8月，李先念在鐵道兵黨委《關于修建成昆鐵路的情況報告》上批示：“凡是占了農田的地方，應能夠盡可能在造田中補起來。”1973年2月，李先念在《關于擴建北京飯店的報告》上批語：“北京市耕地再不能占用了。因此建房，特別是旅館、飯店和非生產性的房屋，只能向空中發展。”同年六七月份，在批復同意國家計委《關于統一建設國家機關職工宿舍問題的報告（二萬平方米）》和國家民航總局《關于擴建房屋的報告》時，都強調了“決計不能占耕地”。可以說，李先念對耕地的保護，為處于動亂中的農業生產提供了基礎保障。
改革開放后，國家經濟建設不斷發展，對于土地的需求不斷增加，各地亂占耕地的現象日趨普遍。對此，李先念利用各種場合反復指出保護耕地的重要性。1988年4月，他在視察河北石家莊市及欒城縣農村時，在聽說該縣土改時人均有3畝地，而現在人均只有1畝多地時，對縣委負責人說：“一定要把土地管理好，不允許亂占土地。工業建設一定要少占土地，農村蓋房也要向空中發展。”同月，在湖北省視察工作時特別強調，“要教育各級干部保護農民的耕地，不要隨意浪費和侵占。一畝好的耕地，能收一千多斤甚至兩千斤糧食，可以養活二三個人。占用這樣一畝耕地就等于砸了二三個人的飯碗。從這個意義上講，亂占耕地就等于犯罪。”
與此同時，李先念十分重視農田的基本建設。
新中國成立初期，李先念便對農田水利建設給予了足夠的重視。1952年，李先念親自指揮修建了庫容267萬立方米麻城大坳水庫（湖北第一座集灌溉、防洪、發電、養魚綜合利用的中型水利工程），為湖北農業穩產高產創造了條件。
1954年到中央工作后，李先念更是對農田水利建設給予大力支持。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是長江流域的第一大壩，1974年正式復工后，李先念提出將葛洲壩列入全國重點工程，并反復強調：工程質量，務必做到一絲不茍，因為這是百年大計，千年大計。20世紀70年代后期，在李先念主持下，每年的水利資金達到100多億元。
◆1958年春，李先念在河南農村。
另外，為提高耕作效率，增加糧食產量，李先念經常深入全國各地搞調研，總結分享農業生產經驗。1966年2月，他帶領農業專家參加河南省三級干部大會并講話：“農業生產，光有水還不能高產，還必須尊重科學，改良土壤。”針對地力下降的問題，李先念親自指導農民科學施肥。1987年，李先念在給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的信中說：“改良土壤主要是使用有機肥料，適當提倡種植紅花草，切不可因為有了化肥就放松發展有機肥料。地力的不斷減退，后果也是很嚴重的。”1988年，他在大連聽取遼寧省和大連市負責人的工作匯報后說：“要抓好農業，當前特別應注意施用農家肥料，改良土壤。施化肥是必要的，但忽視農家肥料，地力會減退，土地會板結。”
李先念還曾以“農業學大寨”為契機，推動平整土地的工作。1973年8月8日，李先念同華國鋒接見北方地區抗旱會議代表時指出：“有了水，就要平整土地。平整土地是長期的，是基本功、硬功夫，偷不了懶，投不了機。……做這個事情是很苦的，要曬太陽，曬脫幾層皮。”據不完全統計，從1975年到1977年，我國廣大農村年均平整土地8000萬畝，改造坡耕地1000萬畝，擴大灌溉面積2400萬畝。這對改革開放后糧食產量的連續數年增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糧食靠進口是不行的”
從1959年開始，新中國陷入嚴重的經濟困難時期。1960年初，各地糧食部門紛紛告急，糧食征購不上來，國家糧食庫存下降。面對嚴重的糧食危機，李先念最早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匯報全國糧食危機狀況。
從1960年1月至1961年7月，李先念就糧食問題先后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寫了6個報告。在1961年5月寫給毛澤東的信中，李先念反映了全國糧食征收與分配遇到的困難，分析了原因，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他直言：“國家對于人民群眾的糧食夠不夠吃，吃飽吃不飽，負有十分重大的責任。”正是這封信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之后，毛澤東約李先念面談工作。李先念匯報說：“有些省一方面說糧食大豐收，另一方面向我寫報告要救濟糧。我昨天晚上沒睡覺，和糧食部部長陳國棟等同志商量，調糧搞救災，原來一列車糧食準備調往山東，結果山西來電報說他們餓死了人，又把這一列車糧食運到了山西。當前老百姓沒糧吃，只好挖野菜、捋樹葉度日。”（《李先念傳》1949—1992，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469頁）
通過這次談話，毛澤東不僅了解到全國糧食購銷的實際情況，更了解李先念在為全國億萬人民的吃飯問題日夜操勞，于是委派李先念全力抓好全國人民的吃飯和生活問題。
那些日子，李先念為了全國的糧食供應調運殫精竭慮，晝夜操勞。他不僅坐鎮北京指揮，解決全國糧食調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還親自到各省市甚至專區、縣里了解糧食的實際產量，同省市負責人協商糧食調運工作。1961年4月4日，李先念在有關省市糧食調運會議上強調：同志們，在全國糧食這個大局上，千萬不要算局部賬。糧食不穩，什么就都亂了。
◆1962年，李先念在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期間，與毛澤東、李富春、烏蘭夫在一起。
中央同意進口糧食以后，相關具體工作都是由李先念來抓。比如按計劃，外貿部從澳大利亞訂購的第一批小麥將于1961年2月到達天津港。1月27日，李先念就召集辦公會議進行專門研究。他說：“進口糧食運到了港口，如果運不到急需的地方，發生糧食脫銷，那就成為政治問題。”后來中央成立了進口糧食接運工作組，由李先念任組長。當時，李先念就像前線總指揮，進口的糧食到達哪個港口，怎樣裝卸，怎樣運輸，都是他親自抓。進口糧食作為中央掌握的大宗糧源，在糧食調度和調劑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避免了糧食危機向更大范圍內的擴散。
據統計，從1961年到1965年，我國共進口糧食547億斤，同期共出口糧食127億斤，進出口相抵，凈進口糧食420億斤，年凈進口84億斤。即便進口糧食在我國當時糧食總量中占比較小，李先念始終強調糧食問題主要依靠國內來解決。1961年1月27日，李先念主持國務院財貿辦公會議時指出：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國內需要的糧食，只能依靠國內生產來平衡。這是我們在糧食問題上的根本立腳點，是糧食分配工作的基本原則，決不能動搖。后來，李先念回憶說：“有一段時間，農民生活困苦，城里人日子也不好過，還挖了國家庫存，被迫進口糧食。通過這個教訓，才使我們懂得‘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是基礎的基礎’的道理。”
1965年8月19日，李先念同譚震林召集有關省市的同志座談糧食問題時指出：“糧食工作是個艱苦的工作，從全國情況和形勢看，解決糧食問題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增加庫存，積累儲備，打起仗來，到處可以吃糧食。二是還要考慮城市需要。……從1960年、1961年、1962年、1963年，我可以說代理了糧食部長，天天抓糧食。”
“文革”十年，李先念為中國的糧食生產、社會經濟正常運行耗費了大量心血。1974年6月29日，李先念在商業部《關于1973年糧食情況簡報》上批示：要兢兢業業做好糧食工作，千萬不要大意。我們是8億人口的國家，吃飯是個大問題，進口糧食是靠不住的，我們不能靠進口糧食過日子，有這種思想就危險透了。
改革開放后，即便在中國糧食生產取得較大成績的情況下，李先念仍然強調糧食生產要自給自足。1979年11月9日，他在接見出席全國糧食會議代表時指出：糧食是國民經濟中最大的事。少煉200萬噸鋼，不會出大問題；少200萬噸糧食，就要出婁子。糧食工作要抓緊，要成年累月地抓，銷售要月月抓。1988年4月16日，李先念視察河北石家莊市及欒城縣農村時說：“十億人口的大國糧食靠進口是不行的。”同年10月15日，李先念致信國務院負責同志并轉中央常委：“糧食問題要高度重視。我是被糧食問題嚇怕了的。陳云同志說無糧則亂，這是真理。何況中國有十億多張嘴巴。農業生產要有個長遠的打算。”
可以說，李先念關于糧食生產要自給自足的戰略眼光和論述對我國農業發展和糧食生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糧食是穩定市場的核心，一定要有儲備糧”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糧食作為基本的生活物資，對整個價格體系發揮著中樞作用，李先念對此有著深刻的認識。1956年9月，李先念在黨的八大上發言：“糧食價格是所有農產品價格的主體，是市場物價的中心，糧價一有變動，必然牽動整個市場物價。因此，對于糧價的調整必須慎重從事。”
同年10月，李先念致信陳云、周恩來，就一些農業部門和部分省份希望通過提高糧價增加農民收入，刺激農業生產發展提出自己的看法：糧食價格是基點，不要說提高40％，即令提高5％也不得了，工業品必然隨之上漲。那樣，城市人民生活如何辦？對農民、對國家究竟有多大好處？將是一系列問題，必須慎重考慮。體現了李先念在糧食價格問題上全面而又準確的認識。
1961年，李先念提出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要建立在“使人民生活水平不再降低，物價不再上漲”的基礎上。他于這年7月30日寫信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糧食是穩定市場物價的關鍵。如果國家不能征購到必需的糧食，就不能從根本上保證市場物價的穩定，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極為不利。”
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李先念對糧食價格能否保持平穩尤其重視。“糧食價格，即使在品種變化或者質量提高的情況下，也不要提高零售價格，差價由國家補貼。”1978年10月，李先念在聽取全國糧食會議情況匯報時說：我們對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如糧、油等定量供應的部分，要切實保證。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調價要慎重，調價時要向人民做細致的思想工作，調價后要補上工資。要把情況告訴人民。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民生情懷。
糧食儲藏工作也是確保糧食安全非常重要的環節。中國是一個有著巨大人口基數的發展中大國。合理地調劑糧食生產的時間周期，兼顧豐收和歉收年份糧食供應的持續性，顯得尤為重要。
◆1965年5月，李先念與周恩來在山西省昔陽縣大寨。
新中國成立伊始，黨和政府便加強了糧食工作，實行糧食的統購統銷，但糧食工作還是常有風波出現。當時，李先念每天都看糧食報表，對糧食的收購和供應非常重視，統購統銷中的“三定”（定產、定購、定銷）政策便是在陳云和他主持下制定的。1957年7月，李先念在全國糧食會議上發言：“今后糧食工作必須堅持‘三定’為基礎；……糧食庫存不能再挖，災荒必須隨時準備應付，城市人口必需的糧食供應應該保證，出口不能減少。”這里李先念著重強調了保持庫存不能再挖。
李先念認為，糧食是特殊商品，是戰略物資，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最大產品。他的一個戰略思想就是國家要重視糧食安全，要有比較充裕的糧食儲備。1959年4月，李先念在全國財貿書記會議上講話指出：“糧、棉、油、菜是人民生活的基本必需品，是穩定市場的主要力量。糧、棉、油又是重要的工業原料和出口物資。”他認為，國家如有600億斤左右的糧食儲備并且倉儲布局合理，大體可以保障糧食安全。為何是600億斤呢？這是當時全國城市、工礦半年的供應量。
在三年困難時期，李先念等對糧食儲備有了更深刻的認識。1960年2月，李先念在全國財貿書記會議上指出：“糧食是穩定市場的核心，一定要有儲備糧，國家要有儲備，公社和生產隊要有儲備，社員個人也要有點儲備，年年都要儲備一點，逐年增多，手里有糧，心里才不慌。”這既對“大躍進”時期公共食堂不顧集體和個人積累，放開肚皮吃飯等做法表達了不滿，也對以后的糧食工作提出了要求。
1963年1月，李先念在全國糧食廳局長會議上強調：“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必須有足夠的糧食儲備。正常周轉大約需要360億斤，加上戰略儲備需要就更多了。因此，每年收購的糧食要大于銷售和其他開支，做到每年都積余一些糧食。”
經過多年的探索，在李先念的主持下，我國初步建立了比較完備的糧食儲備制度。1988年，李先念在致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的信中指出：“我國是有十億人口的大國，誰也養不起。農業問題主要是糧食問題，‘無糧不穩’，什么時候都不要忘記，睡覺的時候也要記住。”再次表達了他對糧食儲備工作的高度關注。
“以糧為綱，全面發展”
李先念在長期領導財經工作的實踐中，對發展農業、保障糧食生產作了多方面的闡述。如處理好第一、二、三產業之間的關系，處理好農業內部農林牧副漁之間的關系，激發農民發展農業生產的積極性是做好糧食工作的前提；實現農業現代化是做好糧食工作的根本，等等。
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李先念對城市發展與農業的關系就有著清醒準確的認識：“不發展農村，城市經濟極難繁榮。要把落后農村變為先進的農村，把農業的中國變為工業的中國，必須搞好農村工作，發展農業經濟。”1974年10月，李先念在一次講話中直接指出：“農業站穩了，工業就可以上去了。”
農業作為國家的基礎產業，其發展離不開國家的扶持。1964年3月李先念在第二次全國物價會議上說：“目前，我們正在規劃搞5億畝旱澇保收、穩產高產的基本農田，這就需要國家在財力上大力支援。支援農業，除了水利建設以外，還需要大量農業機器、化肥等物資。”因此，農業的可持續發展要兼顧工業和其他各業的發展。同年5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會議中南組發言：“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而農業的現代化，還得靠基礎工業的發展。如以鋼為綱，過于突出了不好，但鋼終究是一個基礎工業，鋼鐵工業的發展影響到各個方面。國民經濟在發展中，總有重點與一般的安排問題，要經常注意把這個關系擺正。”
1973年2月21日，李先念出席全國計劃會議領導小組擴大會議時講話指出：“要真心加強農業，不要擠農業。不僅要加大對農業的投資，還要全面認真落實黨的農村政策，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因為“只有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農業才能搞好，才能真正穩步地建設工業，才能真正地貫徹多快好省的方針。”1976年1月23日，李先念在接見參加全國計劃會議的各省、市、自治區和國務院各部門的負責人時說：“我們要真正把農業放在第一位，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爭取農業大豐收，各行各業都要更好地支援農業。”
◆1978年8月，李先念在黑龍江省集賢縣友誼農場考察。
1978年9月，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說：“在農業內部，要以糧為綱，多種經營，全面發展。農、林、牧、副、漁五業都要安排好，否則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無法解決。”他認為，在抓好糧食生產的同時，還要充分利用本地優勢發展多種經濟。1979年7月，李先念又在全國農田基本建設會議上強調：“我們在強調搞農田基本建設的時候，必須十分注意大力發展林業和畜牧業的建設，堅決貫徹農、林、牧三結合的原則。林業沒有一個大的發展，畜牧業沒有一個大的發展，我國農業是過不了關的。”
關于農業的現代化，李先念曾指出：我國農業要過關，從根本上來說，也必須走農業現代化的道路。但是，我國實現農業現代化，必須從我國自己的特點出發。他認為，首先，要考慮到中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除了有條件開墾的荒地要有計劃地開墾以外，我們必須發揚精耕細作的傳統，實行科學種田，大力提高現有耕地的單位面積產量；其次，要和農田基本建設結合起來進行。興修水利，改良土壤，植樹造林，建設草場。如果不解決好這些問題，有了機械也不能充分發揮作用，化肥再多，種子再好，效果也受到很大的限制；最后，還要發揚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最近一個時期，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宣傳得少了，有些同志的頭腦中這種觀念淡薄了，甚至認為要搞農業現代化，似乎可以不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了。這是不對的。”
改革開放后，關于我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李先念多次做過總結。1977年9月他在全國銀行工作會議上指出：“農業怎么叫過關呢？光糧食還不行，還要有經濟作物，我和地方同志常談這個問題，思想要放在幾億農民身上，放在大搞農田基本建設上，放在改良土壤上，放在科學種田上，當然搞農業就要投資。”1980年12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發展農業生產，要靠政策，靠科學。農業基本建設還是應當搞的，但要因地制宜搞好組織規劃，量力而行，并講求實效，不要大轟大鳴，不要搞平調，不要破壞生態平衡。”1981年7月27日，他在會見多哥客人時再次闡明：“中國的農業一是靠政策，包括所有制、價格政策，用政策把各方面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二是靠科學，提高生產率，要推廣良種，它可以增產。三是靠農田基本建設，改善農業生產條件，不要破壞生態平衡，做到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
◆1988年4月，李先念在河北省欒城縣農村考察。
1983年6月，74歲的李先念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晚年的李先念初心如始，在多個場合強調糧食工作的重要性。1987年6月9日，他在會見聯合國糧食理事會主席時說：“中國有句古話：民以食為天。每個人都離不開糧食。……我過去當過二十多年的財政部長。中國的財政工作和糧食生產關系密切，主要是發展農業和解決吃飯問題，所以談到農業和糧食問題我感到很高興。中國初步解決了溫飽問題，但還要靠天吃飯。要真正解決問題還需要很長時間的努力。”
一直以來，李先念作為新中國長期主持財經工作的領導人，對解決中國糧食問題的復雜性、長期性有著清醒的認識。從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挽救糧食危機，到改革開放后探索農業現代化，李先念在糧食問題上展現了他戰略性的眼光、決策的科學性和為國為民的情懷，為我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和糧食安全作出了突出貢獻。他在解決新中國糧食問題過程中的一系列闡述和實踐，對于我們今天如何“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如何確保“我們的飯碗應該主要裝中國糧”，乃至如何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都有著現實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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