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公知出來主張向霸權妥協，說什么我們不能反霸，當年我們反霸，就弄得相當孤立，使國家陷于非常危險的境地。中國當年孤立嗎？非但不孤立，而且是朋友遍天下。我們不妨回顧一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國的外交歷程，希望能對“讀史明智”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上世紀新中國最為輝煌的外交大事是，1971年10月，新中國得以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以及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到菊香書屋拜見新中國開國領袖毛主席。正如《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一書中所指出：“在毛澤東制定的國際戰略思想和對外工作方針的指引下，黨領導人民逐步沖破西方敵對勢力對新中國的孤立、遏制、包圍和威脅，有效地維護了民族獨立、國家主權和安全。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于1971年10月得到恢復。毛澤東還親自開創了中美關系和中日關系的新階段。到1976年，同中國建交的國家已經有113個，這包括了當時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共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 2016年6月，第641頁）這就是后來人們常說的“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毛主席有著什么樣的“魔法”，為什么能使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首先，是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為主的方針，把自己國家建設成為在國際上說話“能算數”的政治大國、強國。
中國計算機科學家在自主研發中國人自己的計算機
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和黨中央迅速“一邊倒”的決策，贏得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支持，尤其是蘇聯對新中國一系列支持和援助，為我們打開工業化建設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礎。然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采取敵視中國的態度。特別是美國，認為新中國是一個短命的政權。朝鮮戰爭停戰后，美國繼續對新中國采取封鎖遏制的政策。而中國則希望改善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系，以便開展經貿往來，學習外國的先進科技，甚至考慮到派留學生到美國等西方國家學習。但是，美國根本不把中國當一回事。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上，杜勒斯拒絕與周恩來總理握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周恩來總理晚年時在會見來訪的美國客人時幾次提到這件事，意在提醒美國不要忘記這段歷史。
毛主席看穿了美國對中國輕視的根本原因。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作出了研制核武器的戰略決策。毛主席說：“我們要不要搞原子彈啊，我的意見是中國也要搞，但是我們不先進攻別人。別人要欺負我們，進攻我們，我們要防御，我們要反擊。”1958年6月，在中央軍委的擴大會議上，毛主席又指出：“原子彈，就這么大一個東西，沒有那個東西，人家就說你說話不算數。”
1964年10月，新中國第一次核試驗成功，震驚了世界。美國不得不重新審視他們的對華政策。1966年10月27日，新中國首次發射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徹底解決了“有彈無槍”的歷史。1967年6月17日，新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試驗成功，再次震驚世界。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就職成為美國總統。他上臺后，便立即著手改善與中國的關系。在促使他這樣做的主要因素中，中國核武器的迅速發展可以說是最為重要的。為了能盡快改善與中國的關系，尼克松上任后不久就出訪法國，向戴高樂總統請教對華政策等問題。戴高樂勸他改變遏制封鎖中國的態度。尼克松當即明確地回應說，無論困難多么大，他都要同中國進行“對話”。他表示：“十年以后，當中國在核技術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時，我們就將沒有別的選擇了。我們應該和他們進行更多的交往，這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毛主席從提出“兩個中間地帶”理論，到發展提出“三個世界”理論，使得中國外交迎來建交新高潮。
1974年的2月22日，毛主席在北京中南海同贊比亞總統卡翁達談話時，首次公開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理論。
尼克松之所以去找戴高樂，是因為戴高樂擔任總統時作出了與中國建交的決策，并于1964年1月促使法國與中國正式建交。作為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西方大國的總統，戴高樂的對華看法對尼克松至關重要，法國的對華關系對美國同樣有很大影響。
當1960年代初，赫魯曉夫從追求同美國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的外交戰略出發，一心想把中國納入他的戰略體系軌道，并為此不斷對中國施加種種壓力時，毛主席毅然放棄了建國初期確定的“一邊倒”的外交路線。在新形勢下，毛主席進一步發展了40年代的“中間地帶”理論，提出了“兩個中間地帶”的論斷，對中間地帶的內部結構進行了更為精細的分析，突出了中間地帶力量的多元性質。1963年9月28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我看中間地帶有兩個，一個是亞、非、拉，一個是歐洲……過去幾年法國人鬧獨立性，但沒有鬧到今天這樣的程度。”
“兩個中間地帶”理論對中國外交擺脫兩面受敵、尋找新的戰略發展空間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964年1月27日的中法建交。“毛澤東果斷決定，抓住這一時機，與法國達成建交。”“中法建交震動了整個世界。”（《中國共產黨歷史 第2卷 1949-1978 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共黨史出版社， 2011年1月，第663頁）
另一個中間地帶是亞非拉廣大經濟落后的國家，即后來被毛主席稱為第三世界的國家。在這個理論指導下，與國家數量最多的非洲的關系成為當時中國外交工作的重點。毛主席在1963年5月對來訪的非洲朋友說，“所有非洲國家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 ”。在非洲的深耕細作，使新中國在整個世界影響力越來越大，主要因素是越來越多的非洲國家獨立后成為了聯合國成員國。1971年7月15日，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個國家提出了著名的“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議案，在這個留名青史的23國提案的解釋性備忘錄中，第七條特別強調，新中國已經是一個“核大國和宇宙大國”，因此，“公認的是，沒有這個國家的參加，任何重大國際問題都不可能得到解決。”1971年10月25日，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決議通過之后，美國主要媒體《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等，以“非洲國家同紅色中國站在一起”通欄標題報道了這一消息。三家報紙都刊登了投贊成票的76個國家名單，其中，非洲國家占26個，占贊成票數的三分之一以上。日本共同社報道：“八小時的馬拉松式會議以后，25日午后11點20分，終于是阿爾巴尼亞提案通過了的決定性的瞬間。中國回到聯合國，由此而被正式承認了。“我們勝利了”“中國萬歲”，各國語言的歡呼聲在會場內四起。贊成中國參加的各國代表以三分之二的人數而淹沒了會場。他們全部站起，高高舉起雙手向會場四周歡呼，會場充滿了興奮的龍卷風，主席的聲音完全聽不見了。馬利克主席用英語宣布‘提案通過了，其內容將立即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通告’時，又響起了一陣波濤般的掌聲。”
1974年2月，毛主席正式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理論，進一步拓展了中國的外交舞臺。2019年，前外交部副部長，當年出席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團的一等秘書周南在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說，1971年11月15日是他永生難忘的日子。“那是聯合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盛況。”他在聯合國工作的10年“是揚眉吐氣、斗志昂揚的10年”。“頭兩年，我們在聯合國的工作有一半以上是建交談判。”“隨著不結盟運動和77國集團興起，中國積極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爭取、鞏固獨立和發展民族經濟的斗爭。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1979年3月30日，在黨的理論務虛會議上，鄧小平深情地說：“現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澤東同志在他晚年為我們制定的關于三個世界的戰略，關于中國站在第三世界一邊，加強同第三世界的團結，爭取第二世界國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國、日本建立正常外交關系的決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遠見。這一國際戰略原則，對于團結世界人民反對霸權主義，改變世界政治力量對比，對于打破蘇聯霸權主義企圖在國際上孤立我們的狂妄計劃，改善我們的國際環境，提高我國的國際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84年5月29日，鄧小平在論述當代中國外交的基本點時，再次強調：“中國的對外政策，在八十年代,實際上到九十年代,甚至到二十一世紀，主要是兩句話。一句話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另一句話是中國永遠屬于第三世界，這是我們對外政策的一個基礎。”（《外交戰略家毛澤東 1》鄧力群 主編，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年5月，第460頁。）
其三，新中國外交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舉世矚目的成就，都是建立在全國人民團結一心建設社會主義、以及我們國家所取得國防和工業化巨大成就的基礎之上的。
這可以說是最直接、在世界上最沒有爭議的一個原因。關于中國的工農業成就，可以用兩句話概括：“使全世界為之震驚”，“世界公認是一個奇跡”，即《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一書中的《黨在1949年至1976年的歷史性巨大成就》一節中所指出的：
“在毛澤東生前，中國不僅已經能夠自行設計和批量生產汽車、飛機、坦克、拖拉機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彈、氫彈，試制并成功發射了中遠程導彈和人造衛星。這些進展，使全世界為之震驚。”
“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始終把滿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為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隨著建設事業的進展，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全國總人口從1949年的5.4167億增長到1976年的9.3717億。同期糧食的人均占有量從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就是說，增產的糧食不僅多養活了近4億人，而且使9億多人的人均占有糧食量比5億多人時增加了近200斤。”“在全國人民節衣縮食支援國家工業化基礎建設的情況下，盡管人民群眾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滿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這在當時被世界公認是一個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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