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發
1966年11月初，在青海西寧青大師院附中上初一的我，感冒病愈后在學校門口見到同學李建，之前不久李建和我吊在學校大鐵門上，一邊在開合間享受著轉輪一樣的蕩悠，一邊莊嚴籌劃組織了一個由我起名叫“永遠革命”的戰斗隊，這個組織除了我和李建，還有一位瘦小的同學安生榮。
安生榮家在學校所在的蘇家河灣，是當地農村土著，我雖家在部隊大院，但幾個月前才從千里外的戈壁灘格爾木轉來，在班里舉目無親，且轉學資料被教育局丟失，成了來歷不明的黑戶，故同處在今語“鄙視鏈”的低端。我和安生榮，加上開朗的李建，革命群眾組織“永遠革命戰斗隊”就舉行了一次成立活動，以后因為串聯和各自有事，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李建問我為什么不去串聯？并告訴我現在只要到學校文革籌委會開介紹信就可以出去，他指著教學樓高處“于立巡（若沒記錯的話）必須懸崖勒馬”的大標語說，找他，班里和學校其他班同學幾乎走光了，我也開好信了，你可能找不到伴了。
有這么好的事？我懊悔病得真不是時候，匆匆趕往辦公室。那里已經有一位初二的同學在纏籌委會的領導，原來零星人員必須3人以上自由結合才能開到介紹信。領導說中央已經控制，介紹信只能開到鄭州，北京上海廣州就別想了。
這位高我一級同學臉色白凈，戴著一幅透明塑料框的近視眼鏡，一臉的帥氣。在極度惋惜中，他腦子一轉，提議由他和他高二的姐姐、我三人組合開信，那位正在挨炮轟的領導打量了一下，就順利開給了我們。我看了一下他們的名字，陳存瑄，陳存琇。
陳存瑄，在1967年是省會西寧知名度很高的名字。就在我們一同串聯3個月后，2月23日，他和170多位群眾在《青海日報》社被部隊的沖鋒槍打死了。彈雨掃進樓上廣播室窗戶，一位軍官喝令集中火力打死廣播員，陳存琇只得用毛主席像擋住子彈，摘下眼鏡，戴上頂軍帽，跑下樓連夜和伙伴涉過寒冷的湟水河，爬上去北京的火車。這個情節，是在給陳存瑄移墓時，他的父親，一位瘦小的老人用南方口音，在悲痛欲絕中講述的。老人撫摸著兒子遺容，“他們多殘酷啊……”，痛徹心扉的語調，至今依然清晰。
陳存琇和伙伴連夜到北京后，受到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接見，群眾組織旋即平反。在貼在大街小巷的傳單上，可以看到中央與赴京告狀團對話錄中有陳存琇的答話，可看到周總理等領導話語憤怒，怒斥下令開槍者的囁嚅支吾。
1967年4月初在北山下，當沙土從猙獰的遺容上被撥開時，我竟然絲毫也聯系不到陳存瑄年僅15歲的清秀帥氣面龐。移墓進烈士陵園，文革后，聽說被移了出來。（關于事件的背景，可參看網文，文中難免錯處，以我1972年底以前在青海的感受，自認大致是客觀的，也是難得的。
http://www.hybsl.cn/beijingcankao/beijingfenxi/2009-10-14/16645.html）
開好介紹信第二天，我穿上改小的父親的舊軍裝，系上父親棕色的人造革武裝帶以及紅領巾，遺憾得心中隱隱作痛的是沒有紅衛兵袖章——市教育局丟失了我的小學畢業轉學資料，紅衛兵組織因我“身世不明”而沒有發展我，即使我是軍人家庭出身的響當當“紅五類”，1966年秋天，“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大標語貼在學校禮堂里，我們每天中午去食堂打飯，穿過禮堂時赫然在目。血統論流行過一段時間，以后才知道那是北京高干子女傳來的口號。
沒有學生證，沒有校徽，憑著一紙介紹信到火車站換了車票，就出行了。
母親在被子外包了一張線毯，用軍隊的背包帶在背包上打了個井字，母親沒當過兵，三橫壓兩豎的方法是我當兵后學會的。然后送我出門，從虎臺的205部隊大院，走到五四大街的氣象站附近的公共汽車站，和陳家姐弟會合。在西寧火車站，母親千叮嚀萬囑咐，把將滿12歲的我囑托給姐弟倆。串聯的日子就這樣開始了。
后來提及此事，母親還感嘆道，想起來居然那么大膽。那時，父親在幾千里之外的西藏部隊，音信杳遠，母親帶著我們兄妹四個生活，獨自做出送我“串聯”的決斷。
（二）在西安
陳家姐弟和我鼻梁上都架著個透明塑料框的眼鏡。火車開到寶雞附近的隧道群，我暈車向窗外吐去，陳存琇用紙擦了窗臺，胳膊伸向窗外仔細擦凈，一點也不嫌棄。許多年過去，存琇大姐的模樣自那一刻起，就清晰印在我腦海里。
西安到了，我們被安排在大雁塔旁黨校禮堂，走道鋪上麥草就地當鋪。憑介紹信和糧票買飯票，錢不夠可只交糧票，打借條就可就餐。串聯結束后到第二年，還可在收發室見到各地接待站發來的，對一些不自覺者的催款信。
世界真小，我們遇到不少本校同學，其中有陳存瑄同班的郝宏升和他上初三的哥哥郝宏福。
不遠是正在基建的西安電影制片廠工地。
那時節文革如火如荼，接待站附近的高音喇叭反復播放著毛主席語錄歌曲，進行曲風格的雄渾的合唱有：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就應該進行批判，絕不能讓它自由泛濫.....”。
以及清脆高亢的女高音獨唱：
“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時而傳來充滿青春激越的女高音口號：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其音調激昂、氣勢如虹，文革結束后幾十年再未聽到過。那旋律，那音調，時至今日依然十分清晰。
人情緒飽滿之最，我還看過藏民粲然笑容露出牙齒的雪白，有一年，藏族社員擁軍慰問父親所在的拉薩西郊兵站，他們唱著藏語的毛主席語錄歌，有歡笑有憤怒，扮演牛鬼蛇神者，臉上抹著鍋黑，或臥或跪，都吐出長舌，在眾舞者手指中間顫抖。黝黑面孔的歡笑，讓人聯想起一副著名攝影作品，西藏農奴焚燒契約時的笑容。
再就是西影工地上擴音喇叭中女高音的激越了。這個時期以后這種聲音就多了，更多的是“打倒@＊○……”的口號，但一開始的印象最深，如銘刻在腦。
晚年想起，不論從哪個角度看，那都是一種生命力的激越。道德經中說及赤子之心，赤子，嬰兒也，混沌，純凈，充滿活力，積極向上，因此嬰兒的啼鳴，又是至誠至真的純靜，無論播音員詠嘆式的高亢，還是農奴雪白牙齒的粲然。
“串聯”三年后，1969年夏我去拉薩看父親，當時九大已開過，亂局基本不再。在布達拉宮前看到群眾游行，廣播里響起“……‘農奴戟’的小將們走過來了……”，驕傲少年的我心中暗笑，這算哪門子“小將”啊，老氣橫秋，滿臉褶子，其實，1959年民主改革后，藏胞過上像人一樣的生活才10年，以當時的平均壽命，十八九歲，也就相當中年。
空氣中充滿興奮，陳存瑄帶我去了西北工業大學。哪里想得到，五十年后已成威震海內外的大學。
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貼在搭起的草席架上。今人可能不知草席架，即用碗口粗的木棒埋在地面上，綁上麥草席，形成長墻，刷漿糊貼大字報。漿糊一般是從各單位食堂領的面，開始是儲糧室掃地的面，在水房打開開水龍頭，用木棍猛攪面桶，一桶熱氣騰騰的漿糊就準備好了。
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起初討論頗講文明，大字報后標上“請勿覆蓋”，“請保留某日”或“請保留至某月某日”……以后混戰，不講武德，故意覆蓋，直到互撕大字報，有的干脆就在對方大字報紙面上用粗筆，刷上標語。
我拿出珍貴的日記本，那是十歲生日時，母親送給我的兩件禮物之一。當時我在格爾木22醫院住院，報過病危，禮物是母親對我的特別呵護。后來小兒科的護士阿姨評價過禮物，雷鋒頭像塑料皮的日記好，一把精致的玩具寶劍不好，帝王將相。
回顧那時，1964年，正在思想革命化之際。護士隨意評價院領導的家屬，那是單純的人際關系。而22醫院，作為設在青藏公路中段的軍隊醫院，常深入基層，經歷了艱苦卓絕的高原生命守護60年，近年改編為其他番號了。
在西工大抄到一篇童話似的文章，管它寓意或含沙射影的誰，有趣有可讀性就行，記得結尾有：壇子里倒出一股污泥濁水，雄雞高亢一唱，昂然跨過濁水向前走去.......文革后，看了網上資料，才有了全局性了解，知那是8月5日毛主席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以后，各地學校都在用大字報反擊之前的工作組和學校領導的殘酷斗爭，這是“大串聯”的背景。斗爭擴大化，有始作俑者，歷史不容妝扮。
前段時間一位網友兄長來電話神聊，聊及串聯，當時即已上高三的他談及初中生時說，他們都是童心，我在電話這頭笑曰，一點不錯！我抄的大字報，選的就是童話故事。
母親特別相信“窮家路富”，離家時從生活費擠給我30元。從青藏戈壁灘草莽貧乏之地進入大城市，我顯然抵御不了“糖衣炮彈”的侵襲。在鐘樓邊西南角，驚遇只在小人書中見到的糖葫蘆、元宵！還有一種煎得深橘黃色的橘餅……——這種小吃以后幾十年居然再未遇到過（直到近日，我在西安回民街旅游漫步，發現很可能是我記錯了，應該是煎柿餅，問了幾家，商家都說經營30年了，至少不是57年前吃過的那家，嘗了一個后，我堅信是小時記錯了，橘柿混淆）。暢游了市中心的“革命公園”，在西交大對門的人民公園，生平第一次劃了船。
后來我在一家文具店買一個帶塑料放大鏡的鉛筆帽的時候，一位中年店員問我，小同學，你們串聯是為了什么，我理直氣壯的告訴他：煽革命之風，點革命之火！博得他笑嘻嘻的贊許，他的贊許是由衷的，大凡讀過8月5日毛主席的《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沒有不贊許的。
毛主席年輕時是文言文高手，辦農民講習所后上井岡山，文章寫得極為通俗易懂，但依然不遜《孟子》的氣勢：“……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排比，對仗，一氣呵成，直抒胸臆。
我的逍遙玩樂很快受到高年級同學的批評。我清楚記得，存琇大姐對我循循善誘：周總理說，串聯是煽革命之風，點革命之火。我已記不清去西工大抄大字報是在這之前還是之后。
那鉛筆帽我買過不止一個，因為那時的透明塑料放大鏡不經磨，揣口袋不久就不透明了。由于我的炫耀，陳存琇可沒忘揪著我領路去吃元宵，那時她在我眼里是我仰視的成年人，現在回想，不過是高中少女。
從西安向東必須預約登記火車票，預約排隊已經到一個月以后。綽號“佛爺”的郝宏福手里有一張去北京30張車票的預約證，即將到期，因有多人已自由行動，我們三人可以填補進去，真讓人欣喜若狂……可以去北京了！
離家時帶的30元已經被我揮霍殆盡，發電報向家里要錢，母親又匯了30元，離開西安的那天，陳存瑄替我拿上行李，和大家先行去了火車站。我拿著車票和匯款單取款，和黨校收發員吵了一架，因沒有帶照片的學生證，收發員不能確認我的身份，我要求他好好為人民服務，不料被反問，你能代表人民？于是急的大吵起來，找到領導，后終于在匯款單蓋上章去郵局取了款，經過一番生死時速般的緊張，終于天黑時，在西安火車站候車隊伍里和大伙會合。
我和陳存瑄在西安已成為好朋友，雖然在住宿的黨校禮堂舞臺上，我們摔過跤，被他壓在下面不能動彈，慪過氣。在候車廣場從他手里拿過行李時，感到兄長的親昵，那雪白的牙齒和微笑，永遠不會忘記。
那時父親在西藏部隊，高原收入高于內地，每月向家匯錢，母親在串聯中給的錢應當是一筆巨款，而陳家是普通職工家庭，人口多，和他們的簡樸相比，我出手闊綽簡直像是富家子弟，但這點并未影響我們的友誼。火車站進站擁擠中，我和陳家姐弟及其他同學瞬間擠散在人海中，從此各自分開，分頭向北京串聯而去。
12月回到學校重逢，格外親切，我邀陳存瑄到住在總后青藏辦事處東樓的我家去玩，他還借了我的一本書。以后一回憶到此事，母親就十分內疚，總要喃喃念叨：沒有留孩子吃頓飯，那是一位多么清秀文靜的男孩！
在西安，除了西工大，還常去西交大，已是1966年的11月份，西交大到處是打倒劉瀾濤（西北局第一書記）的口號標語，在西交大禮堂里，打倒劉鄧的標語已赫然可見。
（三）從西安到北京
西安火車站擁擠的人流把我和陳家姐弟擠散了，以后再也沒有見到過陳存琇，直到第二年四月初為陳存瑄移墓時，我見到她拉著弟弟僵硬的枯手，淚水潸然滾下。在行走的人群里她拽拽神情黯然的我的衣服，算是打過招呼。一兩年后，在學校操場上，存琇大姐和幾個女生聊天，遠遠的和我打招呼，哪知我那時已開始長青春痘，發誓不和女生說話，居然和她沒有交談，雖然早已見過她和周總理對話的記錄，對她無比敬佩。
印象里自那以后就再也沒有見過，也不知彼此音信，直到在《我的＂串聯＂日子（一）》十多年前發出后，驚見她在博客留言，按IP地址得知她在湖北咸寧。掐指一算也是七旬老人了。
當拼命擁擠狂奔進西安火車站后，我前后已無熟人，東西行李全在，唯獨丟了紅領巾，在站臺找了一圈也未找到，本來沒有紅袖章就已很失落，現在連紅領巾也丟了，豈能不懊喪？找到我們的車次時，只見人山人海，車門車窗緊閉，直走到車尾，一群紅衛兵滿滿當當扒在車尾。我在沮喪無比中漫步走下一座天橋時，驚喜發現郝宏升坐在臺階上。他告訴我一個令人高興的信息，等會兒還有一列始發車！
怎樣擠上車的已經記不清了，車上嚴重超載的鏡頭卻非常清晰，行李架躺著人成了臥鋪，過道和椅間水泄不通，人貼人幾乎喘不過氣來，大個男生腳踩著座位靠背上，手扶行李架，跨過坐者頭頂在車廂中挪動。車廂里根本擠不動，有和我年紀差不多嚷著上廁所小便的，距廁所幾米遠就是怎么也擠不動。
我和郝宏升從西安人貼人站到了北京，在嚴重晚點的途中饑渴熬煎，一些站常有打著紅旗的群眾從窗戶送水——車上各地赴京的革命師生是毛主席的客人。在邢臺，我有幸分到幾口水，一口咽下了卻滿嘴灰渣味，許多年后才理解，邢臺地震以后，那水其實很珍貴。
深夜，到了北京永定門車站，在昏黃的燈光下我們隨著巨大的人流走去，印象里不知拐了多少彎，路邊有不少人橫七豎八地在嚴寒中睡覺，塵土落在被子上。
終于走進了永定門體育場，我興奮異常：這一定是北京最大的體育場！場內人山人海摩肩擦踵，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的廣播：“凡是沒有介紹信的革命師生，請自行組織，每100人選一個代表，到接待處領取序號，憑序號召集排隊，等待去接待站的汽車........”
場內有辦法的召集人，用竹竿或旗桿挑起寫上了4位數序號的破紙箱板，號召本隊，多數領隊赤手空拳，聲嘶力竭的召集本隊人馬，吆喝聲此起彼伏。仔細聽去，高音喇叭叫到我們隊的序號將是非常非常漫長的以后，我們兩人向高處的水泥階梯上走去，向下觀望等待。雖已深夜，場內一派熙熙攘攘，人聲鼎沸。
不久我們被寒風逼入場內的人群中，和旁邊的人搭訕，碰到一個即將輪到的隊，他們正在為人員跑散還差好幾十而發愁，于是我們高興的被允許乘虛而入，大個子們圍護著我們兩個小個兒向出口擠去，一位大哥關切的把我的眼鏡拿了過去，防止擠掉了，還是郝宏升提醒我：擠散了怎么辦？于是趕緊把眼鏡要回重新戴上。按照隊伍兩邊解放軍的引導，又是經過沒命的奔跑，我們爬上了敞篷大卡車，擠在最前面，心中興奮外加后悔：早知上車這么容易，也不用在體育場內凍了幾個小時........。在刺骨的寒風中掠過一盞盞街燈，當面部被刺骨寒風吹僵的時候，我們被送到北新華街的水電總局接待站。
（四）初到北京
北新華街西邊的水電總局，進了大門是一座辦公樓。2018年6月，趁在北京有點時間，我獨自專門到北新華街尋找兒時的記憶。音樂廳還在那里，50多年前記憶里的水果店、飯館早已不見了，水電總局的大門原來印象里依稀好像是四合院大門，也不見了。
當天晚上我們就被安置在樓道里。接待站的人領著大伙抱來一大包麥草，鋪在過道上，有暖氣，倒也不冷。連夜，解放軍代表和總局的人把我們隨機十人分為一個班。我們班六名男生，四名女生。可能是我個子最小，活潑一些，班里的同學推舉我當班長，女生推舉一名副班長。女生都是蘇杭一帶來的，吳儂軟語，說話聽不懂。在過道里住了兩天，很快就挪進了房間。
男生中除了我和郝宏升，還記得一位天津來的大個子，身著黑衣，天天哼著一句“第三個五年計劃到農村……”，他哼的調子至今還記得。彼此友好團結，卻也不乏調皮搗蛋，和他摔跤摔不過，就咬住他的肩膀，事后埋怨我把他咬青了。在北京，已無人約束，去了一趟西郊動物園。
第2天，接待站給每一個人發了一枚毛主席像章，指甲蓋大小，每個人視若珍寶。還發了一張毛主席照片，兩張北京公交線路圖，七彩的路線圖印刷精致，還有一張紙質公交卡，免費乘公共汽車。在北京接待站吃飯，只交糧票不用交錢。北京的接待人員熱情的說，你們是毛主席的客人，就是我們的客人。
熱氣騰騰的食堂里，總放著女高音獨唱：“革命熔爐火最紅，毛澤東思想育英雄，王杰同志好榜樣，一顆紅心為人民……”，后來一聽到這首歌，就想起了在北京的串聯。
水電總局除了大門后的兩三層大樓，后面就是好幾重的四合院，住著居民，帶著好奇新鮮，我們曾穿過幾重，沒找到后門，庭院深深，不知過去是誰家大戶人家，想必象我們這樣從全國各地涌來的師生，一定擾亂了雜居其中百姓人家的生活。在北新華街音樂廳附近的公交站，我還記得，一個京腔吆喝聲傳來：后面排隊去！
其實我是仰望站牌，盤算行程。
“——看看站牌還不行？”還一白眼，立馬離開。
那時北京人很講秩序，倒是各地的師生成群結隊，擾亂了習慣。
再到北新華街，細細尋找過去的回憶，除了街道名稱和不遠處有個音樂廳。一點兒也想不到過去的場景了。
（五）心飛向嗓子眼的感覺
在水電總局接待站的樓上，可以看到天安門廣場的一角。在接待站住定，就要去廣場，從北新華街走向前門西大街，在我印象里，至少那時北京的城墻還多少有一些。我們是沿著城墻走的，只記得走到城墻的一個斷頭，留下斷壁殘垣的感覺，繞過去視野開闊，即見到遠遠的一抹紅墻建筑。
頓時，我的心猛的被擠壓向胸腔的頂部，“——天安門！”我大喊一聲，沒命地跑去，不睬郝宏升在后面追喊……
這種心飛向嗓子眼兒的喜悅感覺，作為一種生理感受之強烈，包括青年對戀人的心悸，轉為老年早搏的心悸，垂垂老矣，很少遇到過。它不是一個人的生理感受，它有喜悅，有肅穆，有神圣，有傳承，是生理與心理的交織，可能也回蕩在如今熬夜看升國旗的青年人心中。
1966年11月下旬的北京，比現在寒冷得多。到北京不久，發現身上起了很多小紅疙瘩，醫生問了很多情況斷定，你生虱子啦。按照醫囑，脫下襯衣放到開水房的臺子上，用開水反復沖淋。
襯衣一洗，毛背心就穿不成了，窩在麥草鋪上的被子中間，光肚皮穿著棉衣外出，晚上收回襯衣，卻發現卷在被子中的毛背心不見了。那時，買毛線是要工業券的，甚是懊喪。
還是在西安的時候，在大差市附近，路遇一同學主動和我搭訕，說話極婉轉，有很強的說服力，應該來自南方，“……特別特別羨慕您的人造革軍腰帶，和您光榮的父親……”然后介紹其衣內珍藏的一枚徽章，愿以其極為珍貴的心愛之物換我腰帶，我被說動。
回家后被母親抱怨，那是父親的裝備——在西部軍營長大，在父親鐵馬冰河豪爽的濡染下，最受不起委婉。四年后，我在青藏線當汽車兵，系上當時戰士裝備的厚帆布武裝帶，過去的人造革腰帶就成了往事。
在北京，離開了陳家姐弟，不知要做什么，我想，若仍和他們一起，肯定會設法去北京的名校開闊眼界，或去被毛主席稱作“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的北大一覽風采。當然那時不會想到事物的兩極轉化，也不知道兩年后被“第一張”的桂冠膨脹了頭腦的聶元梓等造反派，被毛主席幾次怒批“不知羞恥”（謝靜怡《毛澤東身邊工作瑣憶》，183）。
在北京的日子主要是等待毛主席接見，這是接待站的主要任務。我記得負責我們班的，是位解放軍代表和一位女輔導員，輔導員小矮個，戴眼鏡剪發頭，他們布置我們學習，他們分析，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間隔最多半個月，11月下旬肯定會接見。
果然，11月25日，我們被通知不要離開接待站，分班集中傳達、討論接受毛主席第八次第二天的接見，反復強調加強紀律和安全事項。
11月26日，早上三、四點起床，早飯后領了兩個糖三角作中餐，就整隊出發了，出了北新華街，向西沿著西長安街，浩浩蕩蕩走了十里路。我們的受閱位置，是軍事博物館附近的一座橋上，我們走到時，天已大亮，中午飯的兩個糖三角，嫌拿在手上麻煩，已經被我吃下肚子。只見這座橋實際由復興路干線的兩座簡陋橋構成，南北并行兩橋之間有個一兩米的間隙，均有橋欄。
我們走到后被安排在南橋，沿中線席地而坐，被告知毛主席的車隊將從北橋通過。當時的印象是，在橋兩端河兩岸并無樹木，南北干線之間有一道鐵絲網，特別是鐵絲網緊靠橋欄。和我們一塊兒來的一隊解放軍為了大家安全，坐在最前面。負責的干部反復打量，最后下決心，指揮戰士們，快速把鐵絲網連樁一起拆掉。
果然，當歡呼聲從東面掀起時，坐在地上的同學們完全忘記軍代表的反復交代，一骨碌爬起來向前沖去。我憑借個頭小身手敏捷，一把抱住前方橋欄，爭取到了最佳、最近的位置。
我的印象里前面的車上是江青，接著是林彪周總理，后面才是毛主席高高的站立在北京吉普上……北京那時比現在冷得多，毛主席73歲了，頂著凌冽的寒風向我們招手。總感覺車開得好快呀！
實際上，當往前沖的時候，血涌向大腦，手搖《毛主席語錄》，不停的歡呼著毛主席萬歲，前面車上是誰看得不是很清，目光緊緊盯著后面的毛主席。車隊很快過去，大家開始幸福的回憶起細節，爭論起其他領導的位置。
那位部隊干部則大聲總結，幸好鐵絲網剛被拆，否則后果難以設想，我也感到后怕，如果沒拆，我們前排首先遭殃。
1966年11月26日，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見革命師生，我有幸得以參加。今天屈指一算，已過了57年，我也接近老人家當年接見我們時的年齡，越來越體驗到老人家的曠世魄力。
恩格斯在去世前五年總結，
“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提出著名的“合力論”，“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37卷，460-462）
列寧在領導十月革命勝利后，在他去世前一年，在談到鞏固合作社公有制時宣告，
“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只就國內經濟關系來說，那么我們現在的工作重心的確在于文化主義。”（《列寧選集》4卷,773）
毛主席去世后，有些理論工作者為了證明他的錯誤，不惜抹去列寧思想的鋒芒，把列寧對社會主義的論述解釋為單純的經濟建設過渡，以批評毛主席不重視生產，他們寧愿充當恩格斯批判的傾向，
“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這個命題（即唯物史觀關于歷史進程的決定性因素是生產——引者注）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37卷，460-462）
按照這種“荒誕無稽”，十月革命，中國革命都是早產兒，社會主義應該發生在英國，法國、美國這些發達國家；按照這種“荒誕無稽”，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永遠被凝固在物質財富的生產上，應該資本主義“補課”，容不得恩格斯的合力論思想和列寧的“文化主義”，更容不得毛主席。
于是背離馬克思，在全面引入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GDP時，并不懂自己在做什么，但可以另起爐灶，貶低毛時代，拔高毛以后。
我們有幸，經歷了和毛主席的同一時代，接受了毛主席偉大思想的哺育，這是我們一代生命的殊榮。
毛主席已離去28年了，借六一兒童節之際，我把對12歲時“串聯”的回憶重新整理發出，經過對毛主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否定之否定，我發現，我還是那個少年。
老漢我不禁放歌：
“我還是從前那個少年
沒有一絲絲改變
時間只不過是考驗
播種在心中信念絲毫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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