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多數農民是愿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因為這是一條
由窮變富的道路，關鍵是我們領導采取什么態度。”
話說1953年2月15日，正是農歷正月初二，毛澤東準備乘專列南下視察。對于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他感覺還需要下去作些調查，聽聽地方和基層干部的意見，也向下面一定范圍的干部通通氣，做些宣傳，這就是他此次南下的目的。
跟隨毛澤東南下的領導人有楊尚昆、羅瑞卿和鐵道部第一副部長武擎天，還有汪東興、葉子龍、羅光祿，攝影師侯波，保健醫生王鶴濱，兩位正副衛士長李銀橋、孫勇及幾個衛士，一個男護士朱寶貴。
2月15日晚12時，專列從北京站出發，沿著京漢鐵路干線向南馳去。專列到了保定車站時，緩慢平穩地停了下來。毛澤東下車后，漫步在站臺上，一邊察看站臺周圍的景物，一邊向車頭方向走去。王鶴濱緊緊跟在后面。
此時，專列的司機也從駕駛室里跳了出來，彎腰、踢腿、掄臂，不停地活動著。正在此時，一陣鈴聲響過，綠燈亮了，綠色的小旗子正在擺動。
毛澤東一看專列就要開了，返身向后面的車廂走去。司機突然看到毛澤東，一下子驚呆了。他怎么也沒有想到自己拉的客人竟然是毛澤東。這一驚非同小可，他拙笨而又緩慢地爬進駕駛室，由于過度的興奮、激動和緊張，手腳已經不聽指揮，竟然不敢開車了。
坐在車廂里的武擎天，用戴著高度近視眼鏡的目光看了一下手表，時間已經過去了3分鐘，專列依然是一動不動。他急忙跳下車，小跑著奔向車頭，大聲叫道：
“為什么還不開車？”
待他看到司機呆呆地坐在那里，就像一個癱瘓的病人一樣，也吃了一驚。他問明情況后，馬上報告了毛澤東、楊尚昆、羅瑞卿，提出要另找司機。毛澤東叮囑他說：
“要安慰司機，不要緊張。”
武擎天跑到調度室，找來一位年輕的司機，專列終于開動了。毛澤東聽取了河北省委副書記馬國瑞的工作匯報。專列到了石家莊，毛澤東又聽取了石家莊市委領導齊一丁、康修民的工作匯報。毛澤東說：
“城市不能發展太大。發展紡織工業一定要注意原料的來源和市場需要。要多生產一些農民需要的農機具。”
他又對馬國瑞說：
“聽一般的匯報不行，這次下來要做些調查研究，要找基層的同志談談。”
馬國瑞建議讓邢臺縣委第二書記、縣長張玉美上專列匯報工作，毛澤東同意了。
2月15日上午9時，毛澤東的專列到達邢臺車站。大約10點鐘，他接見了邢臺縣委第二書記、縣長張玉美。據張玉美回憶說：
上午9時許，我正在六合居飯莊參加邢臺地、市、縣聯合舉行的歡迎赴朝志愿軍回國報告團春節招待會，突然接到火車站要我和地委書記李吉平馬上去車站的電話通知。李吉平向專員馮世英作了簡短交待，便和我乘坐一輛美式吉普急忙趕到車站，車站負責人立刻把我們迎進候車室。省委副書記馬國瑞陪同公安部長羅瑞卿下了專列，問李吉平：
“張玉美同志來了沒有？”
李吉平指著我說：
“來了，這就是張玉美同志。”
羅瑞卿接著說：
“玉美同志請上車，吉平同志已經完成任務，你可以回去了。”
我走進列車接待室，馬國瑞讓我坐下，并給我倒了一杯水，然后說：
“毛主席外出視察，想聽聽基層工作同志的匯報，省委經過研究，決定推薦你來完成這項光榮任務。”
羅瑞卿說：
“主席大年初一夜里從北京出發，沿途要做些調查研究，第一個就由你來向主席匯報。”
聽說要見毛主席，還要當面給他老人家作匯報，我頓時心潮澎湃、驚喜萬分，可我又擔心一點準備也沒有，給毛主席匯報不好。羅瑞卿對我說：
“主席問什么，你就講什么好了。”
我和羅瑞卿、馬國瑞一塊兒走進南面的車廂會議室，羅瑞卿介紹我與陪同主席視察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見了面，然后對我說：
“主席夜間工作，這時正在休息。你先坐下等候，順便考慮一下匯報內容。”
我正要思考一下，忽聽前面車廂內咳嗽了一聲。羅瑞卿輕輕地說：
“主席起來了，咱們準備吧。”
車廂門外傳來穩健有力的腳步聲，所有的同志立刻站起來。頃刻間，毛主席出現在車廂會議室南邊門口。一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我熱淚盈眶，快步迎上前去，兩手緊緊握住他老人家的手，千言萬語竟不知從何說起。羅瑞卿介紹說：
“主席，這是邢臺縣委第二書記、縣長張玉美同志。”
毛主席微笑著向我點了點頭，并緊緊握了握我的手。隨后拉著我走到會議室桌子東側，用手指了指身邊的沙發椅，示意我扶著他坐在右側。站在會議室桌子西側的羅瑞卿、馬國瑞和南端的楊尚昆、何載（記錄員）也相繼落座。我幸福地凝視著毛主席，只見他身材高大、雙肩寬闊、天庭飽滿、面容慈祥，雖然年近60來歲，看上去不過40歲左右，顯得很年輕。主席著一身灰色中山服，穿一雙棕色皮鞋，雖然擦得很亮，但鞋幫已磨起皮毛。羅瑞卿見我望著毛主席出神，便說：
“玉美，這就是主席。”
我順口答道：
“見過。”
毛主席驚奇地問：
“在什么地方見過我呀？”
“見過你的像片。”
一句話把主席和在座的同志全逗樂了。主席見我心情緊張，便與我拉起家常，問我是什么地方人、多大歲數、讀過幾年書？當主席聽說我只上過8個月夜校，認字主要是從工作中學來時，便遞給我一支鋼筆，說：
“你寫幾個字讓我看看好嗎？”
我隨手掏出裝在兜里的筆記本，在上面寫了“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等20多個字。毛主席看了之后，又默默地翻了一陣筆記本，笑著鼓勵我說：
“字寫得不錯嘛，相當于中學生了。你這不是‘農大’畢業了嘛，已經夠上農民知識化了。”
主席又面向隨行人員說：
“看來勞動人民要知識化，知識分子也要勞動化。”
主席又問我：
“家里幾口人？”
我回答說：
“25萬！”
主席高興地點點頭，說：
“好，你這個書記心里裝著全縣人民哩！”
我感到主席平易近人、和藹可親，心情隨之平靜下來。主席問我：
“建國后你們縣鎮壓了多少反革命？這些人服管不服管呀？”
我報告說：
“鎮反中全縣抓捕了171名反革命分子，槍決了81名。經過鎮反，被抓捕的反革命分子多數能夠低頭認罪，接受政府管制，刑事案件明顯減少，社會秩序也很穩定。”
主席又問：
“你們縣‘三反’、‘五反’搞得怎樣？”
我說：
“縣里‘三反’、‘五反’按中央通知進行了部署，去年10月份已經結束。‘三反’中一共查出158名貪污分子；因縣里工商業很少，‘五反’沒搞出什么問題。經過兩個運動，挽救了一批犯錯誤的同志，使廣大干部群眾受到了深刻教育。”
主席用商量的口氣說：
“把你們縣互助合作的情況給我詳細談談好嗎？”
我說：
“沾。手頭沒材料恐怕說不好，耽誤主席時間。”
毛主席寬慰我說：
“不要緊，你們怎么搞的，就一五一十地講嘛。”
于是，我便向主席匯報了全縣的地理概況和互助合作運動的大致過程。毛主席說：
“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問題，實際上是一個群眾觀點問題。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生產運動才能開展起來。你這個地方是個老區，應當總結經驗。農民一定要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不走不行。”
主席問我：
“你對情況這么熟悉，都干過什么？”
我告訴主席，我1938年入黨后，一直沒離開邢臺。先在村里當支部書記，后到區里擔任區委書記，參加過打日本、反磨擦，搞過減租減息、鋤奸反霸、支前參戰。領導組織過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和恢復國民經濟工作，1952年從區里調到縣里。主席聽后，拍著我的肩膀連聲說：
“好！好！你是本縣人，又長期在基層工作，是從基層一步一步上來的。這樣好，人熟地熟，情況也熟。”
主席轉過身對楊尚昆、何載打了一下手勢，說：
“記下來，建國以后，干部應當穩定一段為好。”
主席點燃一支香煙，轉過臉對著我說：
“繼續談吧。”
于是，我又向主席匯報了近兩年來全縣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情況。毛主席點點頭說：
“是啊，農民就是經驗主義者，辦社就是為了多打糧食嘛。增產與否應該成為檢驗農業社成敗的主要標準，看來互助合作要比單干好啊。”
接著，我又匯報了到秋收種麥前，全縣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發展到20個，參加農戶1270戶，占總農戶的2.2%。同時，新建社在內容上也有一些新發展，如尹賈鄉的尹化成農業社，不僅土地入股，而且牲口也折價入了社。毛主席聽后把手一揚，詼諧地說：
“不錯呀，人組織起來走合作化，驢子也組織起來走合作化了。”
在場的同志都跟著笑了。我繼續匯報說：
“到目前，全縣各區報批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有200多個，加上原先成立的6400多個互助組，社、組農戶占全縣總農戶的87%。”
毛主席高興地問：
“互助合作的進度這么快！原因是什么？”
我回答說：
“一是我縣互助合作有10多年的歷史，組織起來搞生產互助早已深入人心，二是我縣試辦農業社的實踐證明，黨中央在《決議》草案中提出的方針、原則及辦法順民心、合民意，廣大農民群眾打心眼里擁護歡迎。”
接著，我重點匯報了水門、東川口村建社時的情況。毛主席興奮地說。
“是啊，多數農民是愿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因為這是一條由窮變富的道路，關鍵是我們領導采取什么態度。這兩個村群眾辦社的熱情很高，思想發動工作搞得也不錯。”
主席又問：
“辦社當中有什么困難和問題？”
我說：
“主要是好建難管。”
毛主席夸獎說：
“高度概括，接著往下講。”
我匯報了建社后遇到的最大難題是勞動管理。水門王俊生社仍實行“死分活評”，現正醞釀“包工包產”，問題不算太大。東川口王志琪社開始干活不評分，后改為“死分死記”，去年又改成“死分活評”，結果群眾還是不滿意。今年計劃推行“按件記工”，情況估計會好些。”毛主席明確地說：
“生產關系調整了，需要摸出一套勞動管理辦法來，這個辦法要能夠反映多勞多得。”
我說：
“通過試辦農業社的實踐，證明了農業社比互助組有更大的優越性，但也出現一些問題。”
主席關心地問：
“都是什么問題，給我講具體一些。”
我說：
“開始入社時，多數村沒什么阻力，但個別村群眾認識不統一，思想斗爭挺尖銳。有的富裕戶仗著自己土地多、家底厚，老想搞獨立，甚至和地主富農拉起手，與貧下中農唱對臺戲，企圖孤立瓦解貧下中農，阻礙互助合作運動。縣委對此態度非常堅決，一方面支持貧下中農組織起來，參加農業社，一方面對思想不通的群眾進行說服教育，對個別挑事或散布不滿言論的嚴厲批評，屬于地富分子的堅決打擊，表現好的可吸收為候補社員，不好的不準入社。”
主席用指頭敲了敲桌子，果斷地說：
“這樣好！以前是少數統治多數，現在是多數統治少數。經驗來自基層，群眾是真正的英雄。”
我接著說：
“農業社的另一個問題是分配辦法不統一。有的是土地參加分紅，有的是土地、牲口、果木樹，甚至農具也參加分紅。”
主席說：
“牲口、果樹、農具入股，股金不能高于土地，不然貧農就要吃虧了。你們是怎樣進行分配的？”
我回答說：
“農業社的分配基本上體現了多勞多得、按勞分配的原則，比例多是地二勞八，也有三七和四六的。”
主席擺了擺手說：
“不要，不要。三七是個界限，三是社會主義，七是按勞分配，這個界限不要突破。破了這個界限，不是傷害勞，就是傷害地。”
我繼續向主席匯報說：
“當前農村還有一個問題，這就是有的村出現了兩極分化。特別是平原區個別村，有的戶勞力少打不了糧食，還有的生活困難賣了孩子。而有的戶卻富了起來發了家，如前晉祠支書和10多名黨員都是常年不下地，干活靠雇工。”
主席問：
“對黨員雇工是怎么處理的？”
我說：
“撤了支部書記的職，黨員進行批評教育。”
主席搖了搖頭，似乎對單純組織處理不大滿意。接著，主席又問：
“還有什么問題？”
我說：
“主要是剛才談的這些。”
不知不覺已到下午一點。這時，一位工作人員走進車廂門口，羅瑞卿請示說：
“主席，該吃飯了，上午就到這里吧。”
毛主席站起來說：
“不講了，吃飯去。”
我跟隨主席從會議室北門穿過接待室和警衛車廂來到餐廳，只見餐桌上擺著色酒和4個菜，主食是米飯、小餅和包子。主席先敬酒和我碰杯，接著讓我吃飯，還不斷往我碗里夾菜，讓我每樣菜都嘗嘗，使我感到在他老人家身邊既親切又溫暖。飯后，我隨主席一塊兒回到會議室。毛主席問：
“合作化搞起來了，婦女的情況怎樣？參加沒參加呀？”
我說：
“參加了。不但現在參加了互助合作，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參加了。那時，老區的婦女組織起來搞紡織，在太行全區都出名。特別是折戶村的郭愛妮，曾兩次參加太行區群英會，被評為全區紡織英雄，1950年還出席了全國工農兵勞動模范代表會，受到您老人家的親切接見。建國后，婦女由紡織轉向田間生產，郭愛妮為使孩子母親能夠騰出手腳參加勞動，帶頭在全村創辦了托兒互助組。隨后，縣委及時在全縣進行了推廣。到1952年初全縣托兒互助組已發展到458個，入托兒童1229人，解放婦女勞動力1881人。”
毛主席欠了欠身子，提高嗓音強調說：
“婦女要解放，必須在政治上解放，這是先決條件。但要真正解放，還必須在經濟上和男人一樣，必須參加生產，這是基礎。”
主席又問：
“《婚姻法》公布后，貫徹得怎么樣？婦女地位提高了沒有？”
我匯報說：
“《婚姻法》在全縣已普遍貫徹。山區在抗日戰爭時期就開始貫徹邊區制定的《婚姻法》，婦女和男人一樣參加政治活動，一樣參加生產勞動，真正實現了男女平等。縣委對婦女工作很重視，從1950年到1952年，3年有3位女勞模進京參加了國慶觀禮，并榮幸地見到您老人家，一時在全縣全省傳為佳話。”
我還列舉了郭愛妮、王葆榮、韓秀娥等婦女典型，具體說明了婦女地位的變化。主席一邊聽，一邊頻頻點頭，對我說：
“婦女的偉大作用在經濟方面，沒有她們，生產就不能進行。你們縣婦女工作搞得不錯，要充分發動婦女參加田間生產勞動，在生產中必須實行男女同工同酬，實現真正的男女平等。”
主席又問：
“縣委在互助合作運動中是怎樣進行領導的？”
我從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抓點帶面等6個方面向主席作了匯報。主席滿意地說：
“你們的作法不錯，概括起來就是積極領導、全面規劃、典型引路、穩步發展。”
這時，窗外的光線漸漸發暗，工作人員進來請主席吃飯，我便和主席一塊兒共進了晚餐。飯后，主席還從餐桌上拿了一個又紅又大的蘋果送給我。這時，列車將到鄭州火車站。回到會議室，毛主席拍著我的肩膀說：
“玉美，今天你談得很好。看來，農業不先搞機械化，也能實現合作化，中國不一定仿照蘇聯的作法。今后有什么新情況、新經驗，可寫成材料報中央辦公廳給我看。”
我說：
“主席累了一天，您該休息了，對縣里工作有啥看法，請給予指示。”
主席略微思考了一下，語重心長地說：
“邢臺是個老區，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問題上，一定要本著積極、穩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辦。你們縣婦女工作也不錯，要很好總結這方面的經驗。”
主席又用商量的口氣問我：
“出過門沒有？愿不愿跟我們到外地轉轉？”
我心想，自己連北京都沒有去過，要是跟主席到外地轉幾天，見見世面自然是件美事。
可我又覺著不合適。主席日理萬機，連春節都顧不上休息，要到外地視察，自己咋能給他老人家添麻煩呢。于是我告訴主席：
“縣里已經安排召開三干會，這次我就不去了。”
毛主席微笑著點點頭說：
“也好。”
隨后主席送我一盒煙、一筒茶葉和一支鋼筆，問我：
“這幾件東西怎么樣？”
我連聲說：
“好！好！”
火車進入鄭州站，主席再一次問我：
“你在車上休息，還是下車呢？”
我說：
“我下車吧，明天還要回去呢？”
于是，主席就讓羅瑞卿打電話派人接我，臨下車時又一次握住我的手說：
“今后有什么事情就找我。”
2月16日早上7點，從開封趕來的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黃委會主任王化云到了鄭州火車站，來見毛澤東。毛澤東下了專列，一邊在站臺上散步，一邊問王化云：
“邙山水庫為什么不修了？”
王化云正要匯報邙山水庫不修的想法，毛澤東拉著他，和潘復生一起上了車，列車就啟動了。毛澤東和他們在一張長方形辦公桌周圍坐下，問王化云：
“有圖沒有？”
王化云說聲“有”，隨即把邙山水庫、三門峽水庫、黃河規劃設想的圖紙展放在方桌上，匯報了邙山水庫和三門峽水庫的比較方案。他說：
“邙山水庫的壩址是沙基，技術條件比有很堅硬的巖石基礎的三門峽差。三門峽可以修比較高的混凝土壩，能夠綜合利用，雖然投資多些，但總的看來，比修邙山水庫好處多。”
毛澤東問：
“三門峽修起來，能用多少年？”
王化云作了回答，并向毛澤東報告說，除了修三門峽水庫，還要在上中游修干支流水庫，做好水土保持工作，發展黃土高原的農林牧業生產，制止水土流失，延長三門峽水庫使用期。毛澤東關心地詢問了怎樣安置庫區人民，然后又指著圖問：
“你們計劃在干支流修多少水庫，都在哪些地方？”
王化云一邊匯報，一邊把圖上擬定的壩庫址和名稱，一一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打開面前的中國地圖冊，對干支流的大水庫加以對照，找出壩庫的所在縣、區。他極仔細地一面聽，一面看地圖，隨后問；
“你去過這些地方嗎？這些地方現在的情況怎樣？”
王化云回答說：
“去過。”
他把了解到的那些地方的現狀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滿意地點點頭，又問：
“你們計劃修多少中小水庫？”
王化云說：
“500座。”
毛澤東看著圖說：
“這都是泥庫，要做幾千座吧！黃土高原有多少溝？”
王化云回答不出來，只知道黃河干流每一公里就有一條大溝。毛澤東說：
“不是幾千座，是幾萬、幾十萬座吧？化云呀，去年你給我說的從長江上游通天河引水的事怎么樣了？”
王化云匯報了從長江上游引水100億立方的計劃，毛澤東高興地說：
“引一百億水太少了，能多引一些好。”
兩個多小時后，專列到達許昌車站。在站臺上等候的許昌地委書記、宣傳部長紀登奎被工作人員引上剛剛停穩的專列。3分鐘后，專列繼續向南駛去。
紀登奎被領進毛澤東的會客室，毛澤東見他有些緊張，微笑著打量了一下，與他握手，還遞給他一支香煙，說道：
“像周瑜一樣，還是個青年團呢！”
毛澤東拍了拍旁邊的沙發，對紀登奎說：
“坐下來，咱們再談。”
他為了放松紀登奎的緊張心情，隨便問道：
“你是哪里人？”
紀登奎回答說：
“山西武鄉人。”
“你知道關云長是哪里人？”
“我們山西人。”
毛澤東笑道：
“關云長是河南人，犯了人命案，逃往山西。他也不姓關，路過潼關時，人家盤問他姓什么，他不敢回答真姓。情急之中，一抬頭，看見潼關二字，就隨口說，我姓關。以后就落戶山西，在那里造起反了。他和你恰好相反，他是河南人在山西造反，你是山西人在河南革命。你是怎么到河南來的？”
紀登奎向毛澤東簡要地講了自己的經歷，又向毛澤東匯報了許昌的地理概貌、歷史沿革、鄉土風俗、經濟文化、人口物產等情況，并著重匯報了土改、治理淮河、抗美援朝、如何建立黨的宣傳網。毛澤東最關心的問題是農業合作化運動，他要紀登奎詳細匯報一下許昌的農業互助合作情況。紀登奎報告了全區成立了多少個互助組，多少個合作社，群眾如何積極，領導怎樣引導。毛澤東問：
“你能不能告訴我一個合作社的情況？”
紀登奎將魯山縣蘇殿選合作社的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問：
“生產情況怎么樣？”
紀登奎說：
“生產增長很快。互助組時，小麥畝產平均158斤，1952年增長到187斤，今年預計可達到300多斤，小麥畝產超過互助組時四五成，超過單干戶一倍多。去年該社玉米平均畝產325斤，比1951年增產47%。在副業方面，社里辦了磨坊、粉坊、豆腐坊，還搞運輸，去年賺紅利304萬元（舊幣）。分配上實行按勞付酬，男女同工同酬。夏季分紅按土地六成勞動力四成的比例。秋季為土地勞動力各半。去年該社每個社員平均分玉米1305斤，比全鄉收入最多的互助組還多出45%。通過比較，證明合作社比互助組好，互助組又比單干好。”
毛澤東對紀登奎匯報的情況很滿意，他問：
“你們遇到過什么困難？合作社存在有什么問題？”
紀登奎說：一是互助政策貫徹得不夠好。有的社用牲口入社時作了價，但社里長期不付款，不計息。有的農具采用無代價入社，一部分社員不滿，他們認為被共了產。毛澤東說：
“這樣共產不好，社員會不高興的。”
紀登奎接著說：二是社里會計制度不健全，賬目雜亂，公共支出過多，影響社員的積極性。毛澤東突然問：
“你們那個文香蘭合作社現在怎么樣？垮臺了沒有？”
文香蘭是魯山張良區賀堂鄉的女青年團員，1952年春，她組織起了文香蘭農業合作社。當時縣、區政府要求每個合作社劃出3畝地，作為高額豐產田。麥收時，張良區委書記在現場驗收。3畝地單割、單打、單收，畝產高達676斤，引起轟動。新華社記者闞楓和《長江日報》記者呂建中趕赴現場采訪，產生了懷疑，并報告給魯山縣政府。可1952年10月28日《河南日報》公布的小麥豐產模范受獎名單中又出現了文香蘭合作社。闞楓看了十分生氣，隨即寫了《魯山文香蘭農業合作社小麥“高產豐產”的實況調查》，刊登在《河南日報》第一版上，編者按也批評魯山縣、區政府弄虛作假，欺騙黨和人民。此事引起軒然大波，文香蘭一時成了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的新聞人物，毛澤東自然是知道的。紀登奎說：
“這個合作社遇到了很大的困難與壓力，但沒有垮臺。”
紀登奎又說：文香蘭從開封回去，大伙要分社散攤子。結果16戶退了9戶半，文香蘭家一半退社一半留社，她的公婆退了社，她和丈夫留了下來。處境艱難，6戶半農民兌上雞蛋賣了，買回一個耙。鄉長把3個月的津貼借給他們，又買了一頭牛，硬是把合作社辦了下去。毛澤東說：
“你們要幫助文香蘭解決困難，不能讓這個合作社垮了。”
說罷，他又突然問：
“你挨過整嗎？”
紀登奎說：
“我挨過兩次整。”
毛澤東說：
“我挨3次整，比你還多一次。整你是整對了，還是整錯了？”
“整錯了。”
紀登奎簡略地講了他在冀魯豫挨整的情況。毛澤東笑道：
“挨點整也有好處。你整過人么？”
紀登奎回答說：
“整過。”
“整錯過么？”
“也整錯過。”
毛澤東又問：
“你殺過人嗎？”
紀登奎一怔，馬上答道：
“殺過。剿匪、反霸，殺了很多人。”
毛澤東追問：
“殺錯過么？”
紀登奎如實答道：
“也有殺錯的，那是情況緊急時發生的，我工作沒做好。”
毛澤東滿意地點點頭，點了一支煙，吸了幾口，轉向眾人轉換了話題，他說：
“1918年我送勤工儉學學生乘火車去北京。路壞了，在許昌候車3天。到了鄭州，黃河漲水。那時候，男人還有辮子，女人纏小腳。黨成立后，到1949年，經過28年的長期斗爭，革命成功了。現在都歸我們管了，事情好辦了。比如治黃，過去也有王化云，但因不歸我們管，治黃的問題不能解決。只有現在才能談到解決。”
他又啟發王化云在制訂《黃河綜合利用規劃》時，要力戒驕傲，不要迷信蘇聯的經驗，不要脫離群眾，不要脫離中國黃土高原和三門峽的地面實際，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錯誤。他問王化云：
“你讀過斯大林講的那個安泰的故事嗎？”
王化云回答說讀過。毛澤東要人們從安泰的故事中吸取教訓，一定不能驕傲，不能脫離群眾。說話間，專列到了駐馬店火車站。毛澤東把潘復生、王化云、紀登奎送到車門口，交代羅瑞卿說：
“給他們買車票，讓他們回去吧！”
2月16日下午6時左右，專列到達信陽火車站，毛澤東召見信陽地委書記王黎之談話。他下了專列，握住王黎之的手，笑著說：
“我們一起在車站走走。”
此時天已黃昏，空中飛著雪花，毛澤東邊走邊問：
“京戲《四進士》那個故事是不是發生在這里？宋士杰是信陽州人嗎？”
他還說：
“宋士杰主持正義，打抱不平，一狀告倒了3個貪贓枉法的進士，可不簡單呀！”
二人回到車廂，專列向武漢駛去。毛澤東取來一張地圖擺在辦公桌上，問王黎之信陽地委下轄哪些縣，有多少人口？他邊問邊劃，并開玩笑地說：
“你管著幾個國家啊，古時的上蔡、息縣、固始、商城都曾經是個國家。”
王黎之匯報了豫南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群眾生產、生活情況。他還談到一位國民黨高級將領起義前在信陽燒了不少民房，在河南做了一些損害人民利益的事，因此，在各界人民代表會上，信陽的代表對他仍在河南當官反映很強烈。毛澤東說：
“河南群眾有意見，那就讓他到北京做官好了。你去過北京嗎？”
王黎之說：
“1951年去過一次，是參加全國第一次組織工作會議，那時我當地委組織部長。當地委書記后就沒去過了，因沒人召集我們開會了。”
毛澤東問王黎之多大了，任地委書記多久了。當他知道王黎之31歲時，便問：
“河南省像你這樣年齡的地委書記還有幾個？”
王黎之回答說有3個人。毛澤東很高興地連聲說好，又問王黎之是哪里人，什么時候參加革命工作，在哪里念書？王黎之說：
“我是山東人，因抗日戰爭，書讀不成了，1938年參加了革命隊伍，文化程度不高。”
毛澤東說：
“那沒關系，你還年輕，在革命隊伍里是可以學習提高的。你知道譚震林吧？原來也沒有文化，他很注意學習，現在很不錯嘛。我們共產黨隊伍里像你這樣的人不少，問題是要努力學習。”
談話已經過了一個多小時，毛澤東說：
“我們去吃飯吧。”
王黎之隨毛澤東到另一節車廂里，面對面坐在一個餐桌旁。服務員端來4個小盤，兩葷兩素，另加一個湯，兩杯葡萄酒。毛澤東怕王黎之拘束，不斷地讓王黎之吃菜；飯后又在辦公車里隨便聊天。專列到了湖北廣水車站，他問王黎之：
“你去過武漢嗎？”
王黎之回答說去過。毛澤東風趣地說：
“那你就回去吧！大概你出來時，家里人還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大年初三風雪之夜王黎之失蹤了。那還了得，說不定家里人正到處尋找你呢！”
2月16日晚上11點45分，毛澤東到了闊別了25年之久的漢口大智門車站，早有中南局副書記李先念、李雪峰及武漢市委副書記兼副市長王任重等接著。毛澤東下榻在惠濟路16號中南局招待所。
這個大院原來叫楊森花園，是國民黨時期大資本家、大軍閥楊森的別墅。院內環境幽靜，院墻高似城墻。
2月17日凌晨5點，孝感地委書記王良接到通知，乘車趕到了大智門車站。他一下站臺，就聽到廣播喇叭呼叫：
“孝感地委王良同志，請到站口來，這里有人接你。”
王良到了站口，見是省委的一位負責人來接他，便上了車。那位負責人告訴他，毛澤東來到武漢視察，要聽他匯報基層情況，并叮囑他：
“要沉住氣，主席喜歡當場出題，隨便談，不喜歡照稿念。你掌握的情況多，只要不緊張，一定會讓主席滿意的。”
早餐后，毛澤東在招待所一個簡樸的會議室接見了王良。他握住王良的雙手說：
“你是王良同志吧！”
他又詢問了王良的籍貫、年齡及學歷等。王良回答他是山東人，毛澤東說：
“啊，還是一位‘山東好漢’。”
坐下后，毛澤東拿出筆記本，要王良談談土地改革后翻身農民的生活狀況。他問得十分仔細，比如集市的蘿卜、白菜幾多錢一斤？豬肉幾多錢一斤？農民情緒怎樣？他們最迫切的要求是什么？王良將孝感地區的農村情況作了詳細匯報。毛澤東一邊聽一邊記，不住地點頭。他又問：
“農民有了土地，積極性調動起來了，下一步我們政府應該做些什么事情？能談點你的個人高見嗎？”
王良回答說：
“主席，我認為當前首要任務是引導農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
毛澤東說：
“對，發展生產，改善群眾生活是我們的頭等大事！你們地、縣黨委的主要任務就是抓農業。”
他談了在當前總的任務是向社會主義過渡。他說：
“我們正處在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什么叫過渡時期？過渡時期的步驟是走向社會主義。”
他還扳著指頭解釋說：
“類似過橋，走一步算是過渡一年，兩步兩年，三步三年，10年到15年走完。”
毛澤東讓王良把這話傳達到縣委書記、縣長。他還說：
“我們要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點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及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緒。”
毛澤東問王良對中央、對省委有什么意見，可以當面向他反映。王良將當前地、縣機關存在的“五多”現象如實作了匯報，毛澤東追問“五多”的意思是什么？王良扳著指頭數著說：
“一是事務多，二是會議多，三是文件、報表多，四是蹲在機關多，五是一般號召多。”
毛澤東說：
“‘兩頭打著壩，中間淹死人’，你們基層難做人。這種情況要改變，要努力改變。”
他要王良談談關于黨內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看法。王良說：
“黨內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主席一貫倡導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必須大力發揚。應該自上而下，然后從下而上。”
毛澤東連連點頭，表示贊許。此時，武昌縣委書記趙學義也興致勃勃地趕來了，頭上還冒著熱氣。毛澤東詢問了他的身世后，要他談談農村的情況。趙學義回答了主席提出的問題。毛澤東聽后稱贊道：
“你頭腦很清晰，是個秀才書記。”
這時候的武昌縣隸屬于孝感地委，王良作插話說：
“趙學義同志深入群眾，肯學習，有政策水平，地委已準備讓他挑更重的擔子。”
毛澤東夸獎說：
“當領導就是要善于發現人才，你能慧眼識英雄，說明你更明白。”
2月17日下午，毛澤東帶著隨行人員參觀了緊靠長江江岸的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故地重游，自然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20多年過去了，宛如彈指一揮間，他撫今追昔，心潮起伏。站在房子面前，毛澤東指點著每間熟悉的房間，如數家珍似的給身邊的人介紹。他還指著一進大門就可以看得見的大教室說：
“就在這所教室里，舉行的開學典禮。”
毛澤東還向大家介紹說，他在哪個房間辦公，還有哪些房間是教室，哪位教師講什么課程。
看完了講習所舊址，毛澤東想去漢陽看看，便召來了中南交通部黨組書記兼第一副部長劉惠農，他握著劉惠農的手說：
“劉惠農同志，解放前我到過武昌、漢口，就是沒到過漢陽，我想去看一下。”
羅瑞卿事先已給劉惠農打了招呼，為了安全，要設法勸阻毛主席漢陽之行。劉惠農聽毛澤東這樣說，便支吾道：
“主席最好不要去。”
他擺了3條理由：第一，從漢口到漢陽既沒有橋，又沒有渡河的輪船，坐小木劃子很不安全。第二，即使過了河，漢陽也沒有碼頭，整個漢陽連一條可通汽車的道路都沒有。第三，社會秩序還不夠穩定。毛澤東笑著問：
“你去過漢陽嗎？”
劉惠農回答說：
“去過。”
“你是怎樣去的？”
“坐劃子。”
“你能坐劃子，為什么我不能坐劃子？”
毛澤東步步為營，劉惠農一時語塞，只好說：
“那主席，我去準備一下。”
他從長航局調來了一條船，陪著毛澤東上了船，迅即起航。一路上，毛澤東興致很濃，巡視長江、漢水兩岸，邊看邊問。船到漢陽高公街一個碼頭靠了岸，毛澤東戴上一個大口罩，步入高公街。這是漢陽的一條老街，街道狹窄，僅能通過一輛三輪車，街面一片蕭條。毛澤東問起漢陽兵工廠舊址，劉惠農指著龜山北麓一帶說：
“就是這里。抗戰時期，國民黨將工廠遷到四川，廠房被日寇多次轟炸，破壞相當厲害。1950年下半年，我們在這里建造了一個棉紡織廠。”
毛澤東一行從北側登上龜山，一直走到龜山東頭。從漢陽返回時，他關切地問：
“老百姓過江都是坐劃子嗎？”
“是的。”劉惠農點點頭，繼續說：“這里是漢水、長江的匯合口，風大浪急，坐劃子很不安全。第1個五年計劃已決定在漢水上架設鐵路橋和公路橋，將來與長江大橋一起，把武漢3鎮連成一片。”
毛澤東高興地連連點頭。
2月17日晚上8點10分，毛澤東請李先念等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漢市委的幾位領導吃飯，在飯時與飯后，他向王任重了解武漢市工業、手工業和公私合營的情況，王任重簡要地作了回答。毛澤東發表了重要談話。據王任重日記記載，此次談話要點如下：
一、有人說“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還有人主張“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對的。新民主主義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在這個過渡階段，要對私人工商業、手工業、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過渡要有辦法。像從漢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樣。國家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現在起大約需要3個五年計劃的時間，這是和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同時進行的。
二、全國解放后，富農不敢雇工剝削了，即使還沒有搞完土地改革的地方，富農實際上也變成富裕中農了。斯大林建議我們在土改中要保留富農，為的是不要影響農業生產。我們發展農業生產并不依靠富農，而是依靠農民的互助合作。
三、我們現在家底子很薄弱，鋼很少、汽車不能造，飛機一架也造不出來；面粉、紗布的生產，還是私營為主。
四、要團結民主人士，使他們的生活好一點，爭取他們和我們一起搞建設。經濟基礎不強，政治基礎也就不強。
五、私人工商業如何轉？資本家轉什么？他們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會和我們一起進到社會主義的。只要不當反革命，就要給工作，給飯吃。
欲知毛澤東明日去何處考察，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1953年2月17日晚同李先念、王任重等的談話，值得認真玩味。第一，這個談話反映了在新中國建立以后，出現在黨內高層領導人之間的嚴重分歧：有人“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參看劉少奇1951年3月28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報告），有人主張“四大自由”（參看《鄧子恢傳》，1950年提出雇工自由和借貸自由，1951年提出貿易自由，1952年提出“土地自由經營，自由處理”）。毛澤東說：“我看都是不對的。”他認為：“新民主主義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第二，毛澤東明確地提出了“在這個過渡階段，要對私人工商業、手工業、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三大任務。同時，他正在思考“家底子很薄弱”，在三大改造中要“依靠農民的互助合作”、“私人工商業如何轉”、“要團結民主人士，使他們的生活好一點”等一系列問題。這說明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上，他的思路已經逐漸明晰起來了。綜上所述，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之間，是存在著極大的思想差異和嚴重分歧的，這是在研究黨史時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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