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兩河口會議
㈠兩河口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1935年6月26日～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懋功兩河口召開，這就是長征史上著名的兩河口會議。
出席兩河口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博古、張國燾。政治局委員朱德、王稼祥，政治局候補委員劉少奇、凱豐、鄧發。
出席會議的還有：中央候補委員，紅軍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中央候補委員，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紅軍總供給部部長林伯渠、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紅一軍團政治委員聶榮臻。
兩河口會議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與會者都充分發表了意見，多數人的意見比較一致。會議最后一天，與會者們一致通過了由張聞天起草的《關于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戰略方針》。
決議最為重要的意義體現在第一項：
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陜甘蘇區根據地，使中國蘇維埃運動放在更鞏固、更廣大的基礎上，以爭取中國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國的勝利。
這個決議中，中共中央提出的北出川陜甘，建立面向全國發展的新的蘇維埃根據地這一設想，作為指導紅軍兩大主力會師后如何行動的首要戰略方針，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議的文件形式加以確定，指明了紅軍主力行動的戰略方向。
美麗的兩河口
㈡兩河口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
兩河口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后的第二天——1935年6月29日，中共中央隨即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議，出席者為：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張國燾、博古、王稼祥。會議首先由博古介紹了通過無線電收聽到的信息：日本帝國主義準備向北平發動進攻，向北平永定門打了5炮，但不能斷定日本帝留在義是否像過去侵占東北一樣攻占北平，但遲早是要企圖占領北平。所以應當加強反對日本帝國主叉的宣傳工作，特別是在紅軍中間。
毛澤東發言指出：日軍進攻北平，明顯地要侵占華北。現在各帝國主義國家的沖突在中國表現為軍閥間的矛盾。日本帝國主義想把蔣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黨對時局應有表示，應發表文件。要在部隊中宣傳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放棄華北，這最能動員群眾。
會議決定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宣言或通電，寫文章，準備向國民黨軍派工作人員。
會議還決定增補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軍委委員。
兩河口會議上，中共中央首次將中國革命的戰略發展方向指向了中國北方，從而將中共中央自“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提出的“抗日救國”的政治主張，向實現這個政治主張需要付諸實施的戰略方針和戰略方向的轉變!這個決議不僅在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對整個中國革命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邁出了走向民族革命斗爭歷史大潮潮頭的關鍵一步!從而也將中國工農紅軍正在進行的長征引向了勝利之途。
這個決議，決定了長征的勝利，也決定了中國革命的命運!
二、為實現兩河口會議決議及其補充、發展北上方針的一系列重要會議（阿壩州境內）
兩河口會議確立了北出陜甘的戰略方針后，中共中央還在阿壩州境內的長征途中，召開了一系列為落實貫徹，以及補充完善這個方針的重要會議。
㈠蘆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和政治局擴大會議
兩河口會議后，中革軍委擬定了《松潘戰役計劃》，準備奪取松潘，以打開“北出陜甘”的通路。但因各種客觀條件的制約，以及張國燾以“統一組織指揮”為由，蠱惑和蒙蔽紅四方面軍的干部，向中共中央提出的權力要求，延宕和干擾了松潘戰役的進程。中共中央又于1935年7月18～22日，在今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縣蘆花鎮的蘆花官寨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議和政治局擴大會議。
1.蘆花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會議于1935年7月18日在蘆花官寨召開，出席會議的有：張聞天、博古、毛澤東、周恩來、張國燾、朱德、王稼祥、鄧發、凱豐、徐向前等人。
會議重點討論了張國燾提出的“組織問題”。張聞天首先提出人事安排的初步方案：
軍委設總司令，國燾同志任總政治委員，軍委的總負責者。軍委下設小軍委(軍委常委)，過去是四人，現增為五人，陳昌浩同志參加進來，主要負責的還是國燾同志。恩來同志調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國燾同志尚未熟悉前，恩來暫時幫助之。關于總政治部本是稼祥主任，因病實際上是博古，現決定博古主任。
徐向前、陳昌浩為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和政委。
張國燾提出，要提拔新干部，有的“可到軍委”。
毛澤東說，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集中這么多人到軍委，下面也需要人。目前必須抓緊戰區的工作，迅速打擊敵人。至于一、四方面軍分成幾路，還在考慮中。
蘆花官寨——蘆花會議舊址
2.蘆花政治局擴大會議
1935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蘆花官寨舉行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張國燾、陳昌浩、周恩來、朱德、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博古、凱豐、鄧發、李富春、徐向前、劉伯承等人。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紅四方面軍的工作問題”。張國燾首先在會上作了關于紅四方面軍在鄂豫皖和通南巴兩個蘇區對敵斗爭情況及反“圍剿”戰略方針的匯報，徐向前發言匯報了紅四方面軍部隊的基本情況，陳昌浩扼要介紹了紅四方面軍的政治工作情況。
會議的第二天，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分別發言，一方面肯定了紅四方面軍在創建根據地、擴大紅軍力量、多次打敗敵人“圍剿”的成績，對紅軍的擴大和鞏固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紅四方面軍部隊目前存在的不足和錯誤
張聞天總結說：揭示過去工作的弱點是為了總結經驗。在新的環境下創造新蘇區是當前的中心任務。
㈡沙窩政治局擴大會議和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1935年7月底，因各種主客觀原因的影響，松潘戰役難以為繼，被迫流產。8月初，中革軍委和紅軍總部另擬了《夏洮戰役計劃》，擬繞過松潘，穿越草地，進至夏河、洮河流域，“突擊敵包圍線之右背側，爭取在洮河流域滅敵主力，創造甘南根據地為作戰目的。”
為解決紅一、四方面軍為執行新的戰役計劃時的團結問題，1935年8月4日～6日，中共中央在今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縣沙窩寨(今血洛村)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和政治局常委會議。
1.沙窩政治局擴大會議
會議于1835年8月4日～6日在沙窩召開，出席者為：張聞天、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陳昌浩、劉伯承、傅鐘、凱豐、鄧發、博古、傅鐘等人。
這次會議議程為：㈠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后的形勢和任務;㈡“組織問題”。
會議上，張國燾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要討論檢點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戰略方針問題，甚至進而要求改組中央政治局。張國燾還在發言中對中央的川陜甘計劃表示懷疑，不承認四方面軍退出通南巴是輕視根據地造成的，同時他還在戰略方針和部署、少數民族政策、一四方面軍的團結等許多問題上，向中央提出了種種指責，歸根結底，是要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線。此外，他還重提了前不久在蘆花會議上討論過的“組織問題”，要以“提拔工農干部”為理由，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一份增補四方面軍11人進入政治局的名單，而隨軍長征的中央政治局成員，這時也才不過是9人。很明顯，他這是要以“槍桿子的多少”，來改組中央政治局，一舉獲得政治局內的多數地位。
張國燾在會上的發言，受到了大多數與會者的反駁。
經過兩天的爭論，沙窩政治局擴大會議委托張聞天起草會議決議。8月5日，這個名為《中共中央關于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沙窩會議)》在會議上表決通過。
在“組織問題”上，中央沒有同意張國燾提出的增補政治局委員的11人名單，但也增補陳昌浩、周純全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增補徐向前為中央委員，增補何畏、李先念為中央候補委員。這樣既在部分程度上對張國燾做出了讓步，又拒絕了張國燾企圖改組中央政治局的要求。會議還決定，任命陳昌浩取代博古兼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周純全兼任副主任。
隨后，又恢復了紅一方面軍司令部，任命周恩來為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會后，軍委縱隊也一分為二，紅軍總部各局除二局外，其余大部分隨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等返回了卓克基、馬爾康地區，準備隨左路軍北上。在此前后，根據軍委指示，調整了兩個方面軍的通信技術人員和器材，將兩個方面軍的無線電臺統一編定序號，編為18個無線電分隊(兩軍共17部電臺，其中原屬中央紅軍的12部);統一了電臺的組織和通報制度，將四方面軍的通報和譯電分開，通信和機要分立，促使其無線電技偵工作向專業化方向發展……
8月11日，軍委三局政委伍云甫奉命率三局、通校、電話隊一部進至卓克基，隨紅軍總司令部行動，局長王諍則留在右路軍，負責組織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及右路軍的通信聯絡。
沙窩會議舊址
2.沙窩政治局常委會議
會議于1935年8月19日在沙窩召開，張聞天、毛澤東、博古、王稼祥等出席(周恩來因病未能與會)，會議議題為研究常委分工等問題，周恩來因病未能參加會議。會議經過討論確定，組織部由張聞天兼管、李維漢為副，毛澤東負責軍事，博古負責宣傳，王稼祥負責紅軍政治部，凱豐負責少數民族委員會。
就在這次會上，王稼祥提出要同張國燾作斗爭的問題。毛澤東說：斗爭是需要的，但目前開展斗爭是不適宜的。目前我們應采取教育的方式。
毛澤東的意見獲得了與會者們的贊同。
㈢毛兒蓋政治局擴大會議
因張國燾回至馬爾康率左路軍在向阿壩前進途中提出了渡黃河西進的問題，而位于毛爾蓋的右路軍則已經偵悉了經班佑及其以西平行路有可能大大縮短穿過草地到甘南的行程，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20日在今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縣毛兒蓋鄉索花喇嘛寺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重申了兩河口會議確立“北出陜甘”戰略方針，而且進一步明確北進之后的戰略發展方向——向東!
這次會議的出席者為：張聞天、毛澤東、博古、王稼祥、陳昌浩、凱豐、鄧發、徐向前、李富春、聶榮臻、林彪、李先念(周恩來因病未能與會)。
會議聽取毛澤東了關于夏洮戰役后行動問題的報告。
毛澤東的報告指出：
我們的行動方向，一是向東(陜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紅軍主力應向東，向陜、甘邊界發展，不應向黃河以西。目前我們的根據地應以洮河流域為基礎，將來向東發展，后方移至甘肅東北與陜西交界地區。
毛澤東最后作會議總結，進一步指出：
向東還是向西是一個關鍵問題，應采取積極向東發展的方針。夏洮戰役應采取由包座至岷州(今岷縣)的路線，可集中三個軍，甚至全部集中走這條路線。左路軍應向右路軍靠攏。阿壩要迅速打一下。應堅持向東打，不應以一些困難轉而向西。
張聞天提出：“由澤東同志起草一決議，補充上次政治局決議(即1935年6月28日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的決議)。當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指出了夏洮戰役后紅軍主力的行動方向：
在目前具體的敵人情況之下，為實現六月二十八日關于目前戰略方針之基本的決定，要求我們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東岸)地區，并依據這個地區，向東進攻，以便取得陜甘之廣大地區，為中國蘇維埃運動繼迸發展之有力支柱與根據地”，“政治局認為在目前將我們的主力西渡黃河，深入青寧新僻地，是不適當的，是極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絕并認為必須派遣一個支隊到該地區去活動)。
這是一個極具深遠目光和偉大魄力的戰略構思，凝聚著中國共產黨人堅持要站到民族革命斗爭大潮最前沿的無畏精神和超強的政治遠見!據劉伯承回憶，毛澤東在“沙窩會議”后開始構思和起草決議時就曾對他說過：“我總想，這個根據地要在黃河以東，不能在黃河以西，這樣才好和群眾結合。”
多年后，劉伯承感慨道：
這句話很重要，我記得很深刻。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毛主席說，唯物主義，徹頭徹尾，徹里徹外，徹始徹終，就是領導群眾斗爭。他說：“我提出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有存在之必要。你不給群眾辦好事，不領導群眾斗爭，那[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嘛。”根據地放在河東——以后抗日東進，就看出主席這個思想來了。
毛兒蓋會議是繼兩河口會議后關于紅軍戰略發展方向的又一次重要會議，是對兩河會議決議精神的補充、完善、延伸和發展!“黃河以東”戰略，后來也成為了中國工農紅軍各大主力長征的目的地和前進根據地。
索花寺——毛兒蓋會議舊址
㈣牙弄寨政治局緊急會議
1935年8月底9月初，紅軍右路軍穿越草地，進至今阿壩藏族自治州若爾蓋縣的巴西、阿西茸地區，并取得了包座戰役的勝利。因張國燾始終不愿率左路軍趕來會合，中共中央和徐向前、陳昌浩與之反復蹉商和規勸，但張國燾一意孤行，電令徐向前、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中共中央在爭取無果的情況下，在牙弄寨周恩來駐地召開了政治局常委緊急會議，決定率紅一、三軍和中央直屬縱隊連夜北進。
會議的出席者有：張聞天、博古、周恩來、王稼祥等。
9月10日，中共中央率紅一、三軍和軍委直屬縱隊進至俄界(今甘肅省迭部縣達拉鄉高吉村)，并于9月12日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張國燾的分裂錯誤和目前行動方針。會議的出席者有：張聞天、博古、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凱豐、劉少奇, 鄧發，蔡樹藩、葉劍英、林伯渠、羅邁、楊尚昆、李德、林彪、聶榮臻、朱瑞、 羅瑞卿、彭德懷、李富春、袁國平、張純清。
會議通過了《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限定只傳達到中央委員)，并決定將紅一、三軍和軍委直屬縱隊縮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繼續北進，實現“北出陜甘”的戰略方針。
牙弄寨周恩來舊居(牙弄寨政治局緊急會議舊址一——會議上半程)
牙弄寨經堂(牙弄寨政治局緊急會議舊址二——會議下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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