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央視的崔永元和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共同發起成立了“崔永元公益基金”，并將基金的長期目標定為“鄉村教師培訓”和“口述歷史·非物質文化遺產收集保護”。至今，已經收集了數千人的口述歷史。在制作了60多集抗戰口述歷史電視片的基礎上，崔永元團隊出版了《我的抗戰》和《我的抗戰Ⅱ》。
在出版不久的《我的抗戰Ⅱ》中，崔永元《寫在前面》提出了一個“尋不著答案”又非常值得國人深刻“反思”的重大“命題”：
中國人為什么總挨打?這是一個真正的命題。幾次戰爭中，論GDP，侵略者不是對手;論裝備，也差不到天上地下;論人數，當然完全占優，但就是構不成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從《我的抗戰》到《我的抗戰Ⅱ》，60多集的篇幅，我和年輕的編導們一直在同步思考著、討論著，從老兵們的回憶殘片中，我們試圖拼接著一幅完整的戰爭全景圖，但我們做不到，很多藏在老兵們心中一輩子的問號問住了我們，我們尋不著答案……
本文，主要講述被當下主流媒體忽略、淡化、遮蔽以至于掩蓋了的能破解“崔永元命題”并能揭示“國民黨戰場連戰皆北的癥結所在”的基本史實。
史實一：“笨拙”的“失敗主義的單純防御的戰略”
中日戰爭該怎么打?
從1937年七七事變后的第15天起，毛澤東陸續發表了一系列關于抗日戰爭戰略問題的文章和講話，其中以《論持久戰》最為經典。毛澤東認為，“全部問題的根據”要從中日雙方各自的特點講起：
日本方面：第一，作為帝國主義強國，其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在東方是一等的。這是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基本條件，戰爭的不可避免及中國不能速勝，就建立在此基礎上。第二，日本戰爭的帝國主義性，其戰爭的退步和野蠻是日本戰爭必然失敗的主要根據。第三，日本國度小，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戰爭。第四，日本雖能得到國際法西斯國家的援助，但同時又不能不遇到一個超過其國際援助力量的國際反對力量。這后一種力量將逐漸地增長，終究不但將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將施其壓力于日本自身。這是失道寡助的規律，是從日本戰爭的本性產生出來的。
中國方面：第一，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都不如敵人。戰爭之不可避免和中國之不能速勝，又在這個方面有其基礎。第二，中國的軍事、經濟、政治、文化雖不如日本之強，但在中國自己比較起來，卻有了比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更為進步的因素。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就是這種進步因素的代表。中國戰爭的正義性，能喚起全國的團結。第三，中國又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夠支持長期的戰爭。第四，中國戰爭的進步性、正義性，能得到國際廣泛援助。
中日雙方的這四個特點，即敵強我弱，敵小我大，敵退步我進步，敵寡助我多助，規定了和規定著戰爭的持久性和最后勝利屬于中國而不屬于日本，也規定了和規定著中國對日持久戰三個階段正確的戰略戰術：
在戰爭的第一階段，即戰略防御階段，應部署持久戰，所采取的戰爭形式，主要的是運動戰，而以游擊戰和陣地戰輔助之。中國軍隊要勝利，就必須避免一切大的決戰，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用運動戰逐漸破壞敵人軍隊的精神和戰斗力，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御工事的陣地戰。
在戰爭的第二階段，即戰略相持階段，敵之企圖是保守占領地，通過組織偽政府，從中國人民身上盡量搜括東西，以支持不能“速決”的長期戰爭。此階段，敵在其占領的大城市和大道中取戰略守勢，中國因戰略反攻的條件不成熟，其作戰形式主要是游擊戰，輔助以之運動戰。我軍大量轉入敵后，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敵人未占區域，配合民眾武裝，向敵人占領地作廣泛的和猛烈的游擊戰爭，并盡可能地調動敵人于運動戰中消滅之。
在戰爭第三階段，即收復失地的反攻階段，陣地戰才提到重要地位，但主要戰爭形式仍將是運動戰，并以游擊戰輔助運動戰和陣地戰。
對于毛澤東在《論持久戰》闡述的不同于國民黨的戰略戰術，傅作義、衛立煌等不少國民黨將領都持贊許態度。
據程思遠回憶：
毛澤東《論持久戰》剛發表，周恩來副主席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紹。白崇禧深為贊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后來白崇禧又把它向蔣介石轉達，蔣也十分贊成。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最高指導思想。
舊日軍大本營參謀陸軍中校山畸重三郎在日本軍事雜志上著文說：
雖然有各種各樣的游擊戰，但只有毛澤東率領的中國共產黨軍隊在抗日戰爭中進行的游擊戰，堪稱為歷史上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的游擊戰。
……在毛澤東的游擊戰略中，游擊戰是軍事、政治、思想、文化等領域廣泛進行的，……可以說是一種全民總動員、一致對敵的攻勢戰略。它把全國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動員起來，發揮衛國衛民的主觀能動性，造成集中全民力量正面沖擊敵人的威勢，……把百萬帝國陸軍弄得團團轉。
然而，對于毛澤東《論持久戰》中闡述的能夠“克敵制勝”的戰略戰術，國民黨當局就是不用。
國民黨的仗，怎么打?
1937年七七事變后，蔣介石的抗戰態度雖有所轉變，但很不徹底，致使其戰爭初期實行了一條處處設防、節節抵抗、陣地硬拼的單純防御方針，并組織了凇滬會戰、南京保衛戰、徐州會戰、太原保衛戰等一系列打又打不贏、守又守不住、敗師失地的陣地消耗戰。
1937年8月13日開始的淞滬會戰，就最經典地反映了國民黨最高當局“笨拙的戰略”。
淞滬泛指吳淞口和上海地區，是抗戰前中國的經濟中心和首都的門戶，日本帝國主義早已虎視眈眈。1937年7月17日，日本駐上海的海軍第三艦隊司令官長谷川清在給日本海軍軍令部的報告中稱：“……為制中國于死命，以控制上海、南京最為重要。”日軍參謀部在之后給天皇的上奏則更進一步明確，侵占上海的目的，是“使其喪失經濟中心的機能”。
淞滬一戰勢必難免，但在淞滬地區進行多大規模和多長時間的作戰，要從戰區的地形、中日雙方的特點及中國長期抗戰的全局利益考慮。
淞滬地區位于長江中下游平原末端，從地形特征上看，除了城市內的樓房，根本就無險可守;從地理特征上看，淞滬地區北面是長江，東面是東海，南面是杭州灣，更是易攻難守。中日戰爭本來就是敵強我弱，日軍在濱海的淞滬戰區又有海軍和空軍支援地面作戰的更大優勢，中國軍隊缺少即設堅固陣地，若死守淞滬，必敗無疑，更不要說戰略上的“決戰”了。
如果說，在淞滬地區給敵以相當的反擊和消耗，達成有限的戰略目標后，逐次轉移至第二、三防線，再從正面牽制，翼側反擊，于運動中給敵以更大的消耗，應該是有利的。然而，淞滬會戰一開打，國民黨最高當局就決定以主力集中該戰區，拉開“決戰”的架勢，企圖迅速掃蕩淞滬敵海軍基地，阻止后續敵軍登陸。
會戰第一階段，是中國軍隊在上海市區實施反擊作戰。
戰前，受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中日雙方簽訂的《淞滬停戰協定》限制，中國軍隊不能在上海市區和近郊駐軍，市區內僅有上海市警察總隊和兩個保安團守備;日本則專設了駐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駐滬海軍陸戰隊3000余人，此外，還有日本海軍大批艦艇疆場游弋長江、黃浦江。
8月13日3時許，日本海軍陸戰隊以該部大山勇夫中尉和一名士兵持槍駕車直沖虹橋中國機場被中國哨兵擊斃事件為借口，依托虹口區預設陣地，向淞滬鐵路天通庵站至橫濱路的中國守軍開槍挑釁。9時許，日軍在坦克掩護下沿寶山路向中國守軍發起進攻。
8月14日，國民黨最高當局將戰前秘密組建轄第三十六、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師并于兩天前進入市區的京滬警備部隊及上海警察總隊、江蘇保安團等部改編為第九集團軍，令其向上海市中區的虹口、楊樹浦之敵實施反擊;將蘇浙邊區部隊改編為第八集團軍，令其守備杭州灣北岸，并掃蕩浦東之敵。
中國軍隊雖然一次又一次發起猛烈攻擊，并于8月19日攻入匯山碼頭，但在日軍頑強抗擊下，進展困難。
8月22日，第三、第十一師團抵達上海以東海域，淞滬會戰轉入第二階段，以“決戰”姿態付出重大傷亡代價卻打不贏上海市區“反擊戰”的中國軍隊被迫轉入淞滬地區防御戰。
第三、第十一師團在川沙河口、獅子林、吳淞一帶強行登陸，與中國守軍展開激戰。
8月24日，中國新編成的第十五集團軍開進上海，向登陸之敵實施反擊，激戰至9月17日，中國軍隊戰力不支，全線退守北站、江灣、廟行、羅店西南、雙草墩之線，與日軍對峙。
到了10月中旬，中國軍隊又先后調來第十、第十五、第十九、第二十一集團軍等部，日軍也陸續增派了第九、第十三、第一○一師團等部。
此一階段，日軍基本上是正面硬攻，依靠強大火力屢屢突破中國軍隊防線。中國軍隊在一線展開了轄6個師另5個旅等部隊的右翼作戰軍、轄15個師和稅警總團等部隊的中央作戰軍、轄23個師等部隊的左翼作戰軍、轄5個師等部隊的江防總司令部，基本上是正面堅守，依托一道又一道防線逐次與敵拼消耗。此時的中國軍隊雖然在防線被屢屢突破中退而不亂，但大本營已沒有可以立即調至上海的增援部隊了。
10月26日，大場鎮被日軍攻占后，中央作戰軍的側背收到嚴重威脅。統帥部主管作戰的高級將領和前線高級指揮官如顧祝同、陳誠等紛紛建議迅速將上海戰場的主力部隊有計劃地逐步撤退至“吳福線”(吳縣至福山)及“錫澄線”(無錫至江陰錫澄)兩條國防工事線上進行整補。該建議最初已獲得蔣介石的同意，并已開始實施，但蔣介石很快變卦了。于是，中國軍隊在已處于強弩之末的情況下，繼續固守原地。
幾乎與此同時，日軍參謀部決定抽調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師團等部組成第十集團軍，增援上海。該部一登陸，淞滬會戰便轉入第三階段。
在僵持作戰兩個月后，日本軍人打聰明了，明白僅靠武士道精神一味地正面硬攻不易實現戰役企圖，新增援的第十集團軍遂改變戰術，避開戰場攻防正面，于11月5日在金山衛突然強行登陸，突破中國軍隊次要防御方向的防御陣地，從側后對上海幾十萬中國守軍形成合圍態勢，一舉扭轉了戰場僵局。
面對上海幾十萬中國軍隊退路有可能會被金山衛登陸日軍截斷的危險，蔣介石再次拒絕接受陳誠等將領的建議，不準撤退，指示一定要“再支持三日”。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建議委員長下令后撤，“蔣先生堅持不允，前線官兵又苦撐兩三日，實在疲憊不堪，白崇禧再度獻言撤退，蔣仍不允。全線又勉強支持一二日，時我軍陣容已亂，白氏知事急，乃向委員長報告說：前線指揮官已無法掌握部隊，委員長不叫撤退也不行了，因為事實上前線已潰了。
結果，不但守軍喪失了轉移陣地的有利時機，而且陣腳開始混亂。11月8日夜，第三戰區指揮部下達全線撤退命令后，“前線數十萬軍隊，頓時如排山倒海似得退了下來。在一條鐵道線上和一條公路上到處都是潰退的士兵，加之敵機轟炸、人馬踐踏，秩序更亂。”
淞滬會戰歷時3個月，日軍投入9個師團和2個旅團30萬余人，宣布死傷4萬余人;中國軍隊投入75個師和9個旅75余萬人，自己統計死傷30萬人。中國軍隊死守一城一地的結果，不但守不住上海，打不敗敵人，還給之后保衛首都南京的作戰帶來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對于淞滬會戰的這種打法，國民黨自己的將領都看不下去。
時任第十八軍軍長的羅卓英在《作戰·訓練余話》中坦陳：羅店“這地方一坦平陽，沒有山嶺，也沒有特殊的設備可資利用。連個像樣的戰壕也來不及修筑，勉強建立了一點簡單的工事，可以說是象征性的。在日寇重炮和坦克車的瘋狂攻勢下，只有拿我們的血肉和他們去拼了”。
時任第四軍第五十九師師長韓漢英后來總結道：“當第一期抗戰開始，我們所采取的戰略是消耗戰和持久戰。本來照這戰略去和敵人作戰，必然是可以充分發揮我們的力量的，但第一期抗戰的結果，我們不用諱言，事實上是失敗了……就防御戰來談罷……以為防御便不計利害的死守，這實為一個大大的錯誤。有了這一錯誤，于是便處處設營，處處防守，犯了兵家所忌的長蛇陣勢，也不自知。例如淞滬之役，我們戰線由閘北到江灣以迄瀏河，迤邐數十里，配置二三十個師在陣地死守，一個師被打完了，跟著又補上第二個師;第二個師被打完了，又補上第三個師。這樣，在士氣方面雖然可以博得人們的喝彩，得到英雄的威名，然就作戰上利害而言之，尤其在我國軍事裝備劣勢條件之下，那是不行的。因為大凡作戰，其陣地的布置，必須有重點。當時這樣的擺長蛇陣，沒有重點，故雖處處防守，而處處力量都感覺薄弱。結果一處被敵人擊破，全線就同歸于崩潰了。”
時任第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甚至在回憶錄中不無挖苦地說：“國軍的兵力雖為日軍的三倍，但從未能以多打少，攢擊日軍或形成包圍，而是使用如小說上說的‘車輪戰法’;又好像《封神演義》里眾神仙攻打三宵娘娘的黃河陣，神仙們是個別進陣去的，不是集體進入的。各神仙個別的在黃河陣里吃著混元金斗的虧。或先或后，削去了頂上的三花……在上海戰場實行的辦法，就是當前線某一陣地的部隊消耗到不能支持了，然后將調到戰場不久的新部隊替換上去。”
就連蔣介石本人，也不得不于1938年11月26日第一次南岳軍事會議中承認：“一線式陣地之不能改正，乃我們官長指揮能力缺乏，而為我軍自抗戰以來戰術上失敗最大的一個恥辱。”
對于國民黨軍隊類似淞滬會戰的這種打法，朱德同志將其定義為“失敗主義的單純防御的戰略”，并批評道：“失敗主義的單純防御的戰略，就使得國民黨手中的幾百萬兵，在十五個月之內，遭受到很大的犧牲;這種笨拙的戰略，就使得前線將士英勇的奮斗不能獲得應有的戰果。”
此處，應特別注意：本來，中共領袖早已將國民黨當局“笨拙的戰略”與廣大“前線將士英勇的奮斗”區分開來，可是，近年來大陸的一些文學作品和文藝作品卻有意無意地將二者混為一談，以至于用國民黨軍隊“前線將士英勇的奮斗”來掩蓋國民黨當局“笨拙的戰略”。
史實二：“片面的抗戰路線”
國民黨當局實行“笨拙”的“失敗主義的單純防御”，根源于其“片面的抗戰路線”。
這個“片面抗戰路線”最突出的表現，是片面依賴外援。
1934年7月13日，蔣介石在對廬山軍官訓練團發表的《抵御外侮與復興民族》的演說中，對其依賴外援的“片面抗戰路線”是這樣解釋的：
我們抵抗敵人的條件，有沒有完備呢?我們自己可以很簡單很沉痛的答復一句話：一點也沒有。……照軍事的觀點看來，我們現在真是沒有立國的資格，不配稱為現代國家，當然抵抗不了日本，當然要給敵人來壓迫、欺侮。但是，大家要知道，現在的問題，不是簡單的中日問題，而是整個東亞的問題，也就是所謂太平洋的問題。日本人所爭的整個太平洋的霸權，這就不是日本和中國兩個國家的問題，而是日本和世界的問題。為什么呢?……因為中國是世界各國共同的殖民地的緣故，所以日本要求獨吞中國，就先要征服世界，日本一天不能征服世界、也就一天不能滅亡中國，獨霸東亞。現在日本人雖然具備了一切軍事的條件，可以侵略中國，并且可以和任何一個強國開仗，但決沒有力量可以戰勝列強，可以壓倒世界一切，來實現他侵略的野心。
……日本的軍事準備，不是對我們中國，……他軍事上的真正目標，不是在我們中國。……他早已認定，非要把與太平洋有關系的幾個強有力的國家統統征服之後，才能達到獨吞中國，獨霸東亞的目的。所以他現在陸軍的目標是蘇聯，海軍的目標是英美。日本為要并吞我們中國，而須先征服俄羅斯，吃下美國，擊破英國，才可這到他的目的，這是他們早已決定的國策。
……我們中國軍人，要明白了這個國際大勢，明白了現在東亞的情形，就可以很大膽、很安心，相信我們一定有方法、有力量，可以來抵抗日本，復興民族。
與毛澤東主張“外援是不可少”但“戰勝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所基于的對英美帝國主義本性的明晰判斷不同，蔣介石對國際列強關系的這個判斷，是極端片面的。他只看到了日本與英美之間的矛盾，看不到“英國的東方政策是遠東慕尼黑”這一陰謀實質，看不到“美國帝國主義想在中立的名義下，暫時不參加戰爭的任何一方，以便在將來出臺活動，爭取資本主義世界的領導地位”這一損人利己的戰略圖謀。這就決定了蔣介石必然要將中國抗日戰爭的命運寄托在西方列強的干涉上。
正是基于依賴西方列強干涉的幻想，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夕，蔣介石曾指示東北軍將領：對沈陽緊張局勢，“不必驚慌，有九國公約及國聯，日本不能強占我國領土”。九一八事變爆發后的9月19日，國民黨政府外交部致日內瓦施(肇基)代表電稱：“現已完全證實，我方毫無挑釁舉動，日軍公然向我攻擊，……中國政府請求國際聯合會立即并有效的依照盟約條款，取適當之措置，使日軍退出占領區域，保持東亞和平，中國政府決定服從國際聯合會關于此事所為之任何決定。”9月22日，蔣介石在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黨員大會上，要求全國人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
正是基于依賴西方列強干涉的幻想，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蔣介石繼續堅持寄希望于列強的干涉的立場，并在事變的第三天向前方將領強調：“在華北有權利之各國，必不能坐視不理。”
也正是基于依賴西方列強干涉的幻想，淞滬會戰從1937年8月13日開始，國民黨當局的作戰部署就寄希望于九國公約會議“對日本采取一種如年前國際聯盟對意侵阿比西尼亞一樣的懲罰行動”，并且自始至終體現在作戰方針中。
正是基于這種立足于依賴外援的作戰方針，蔣介石在淞滬會戰第二階段末期，拒絕接受多位高級將領關于讓已處于強弩之末的一線作戰部隊后撤到“吳福線”及“錫澄線”的調整作戰部署建議，并于11月1日晚在南翔附近的一個小學校中召集淞滬會戰部隊的師長以上將領開會強調：“九國公約會議將于11月3日在比利時首都開會，這次會議對國家命運關系甚大。我要求你們作更大努力，在上海戰場再堅持一個時期，至少十天到兩個星期，以便在國際上獲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持……”又說：“上海是政府的一個很重要的經濟基地，如果過早放棄，也會使政府的財政和物質受到很大的影響”。
正是基于這種立足于依賴外援的作戰方針，日軍于11月5日拂曉在金山衛成功登陸并一舉突破中國軍隊次要防御方向的防御陣地，威脅上海幾十萬中國軍隊的退路后，蔣介石仍固執地強令一線部隊再堅守3天。其理由還是：現在準備召開九國公約會議，只要我軍在上海繼續頂下去，九國公約國家將會主持正義，制裁日本，結束戰爭。
結果，至11月12日敗師失地戰役結束，也沒盼來九國公約國家“主持”出什么“正義”來。11月24日，根據國聯第十八屆常會通過的《建議書》召開的“調解”中日沖突的布魯塞爾會議草草收場，毫無作為，“九國公約”成一紙空文，致使蔣介石依賴西方列強遏止日本侵略的幻想化為泡影。
對于當年蔣介石向前線下達向“吳福線”轉移命令后，因幻想“九國公約國家將會主持正義，制裁日本，結束戰爭”，又幡然變計，致使貽誤部隊撤退戰機之事，陳誠總結淞滬會戰失利的原因時，曾委婉地批評道：“這次戰略受政治的影響極大，乃是國家的不幸。”
國民黨堅持“片面抗戰路線”，一旦其依賴的“外援”化為泡影，就有可能滑向“投降主義路線”。
據史料記載，日方于淞滬會戰結束前夕的11月5日，通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向蔣介石和孔祥熙當面提出了誘降的7項和談條件。在此背景下，當日軍逼近南京，12月2日，蔣介石會見陶德曼，除表示愿意以日方提出的條件為基礎與日方談判，衷心感謝德國“調停”外，還憂心忡忡地要求陶德曼和日方嚴守相關秘密，并說：“假如同意那些要求，中國政府是會被輿論的浪潮沖倒的。中國會發生革命。”12月13日，日軍攻占南京后，日本政府于12月21日又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更為強硬的和談條件。由于中日秘密謀和的消息被中外媒體披露，國民黨政府受內外壓力，沒敢接受這些更加喪權辱國的和談先決條件，致使日方于1938年1月16日宣布中止談判。
在歷史上，國民黨的“抗戰路線”圍繞“外援”問題曾有過多次搖擺。在對日妥協談判失敗后，國民黨當局又戀戀不舍地做起了依賴西方列強干預“夢”。
史料記載，1938年4月徐州會戰第二階段，國民黨第六十軍奉命開赴臺兒莊前線。部隊開拔后，第六十軍軍長盧漢專赴南京，請示作戰任務和補給問題。蔣介石在接見中告訴盧漢：“英、美、法幾個大國決不會讓日本獨占中國，我們只要打一下，國際聯盟就要出來干涉，你們不必多慮。六十軍的補充問題不大，你可同敬之(何應欽字)商量一下。”第二天盧漢去找何應欽聯系補給時，何應欽也說：“戰事不會打好久，現在國際聯盟正在開會，日本不會再增兵，你們用不著多打算，六十軍有一個營的補充編制足夠了。”
國民黨當局實行“片面的抗戰路線”，除了片面依賴外援，把中國的命運寄托在“國際聯盟干預”上之外，還有一個片面依靠政府和軍隊抗戰的問題。就是說，“從參戰的成分”上看，國民黨的抗戰“還只是政府和軍隊的抗戰，不是人民的抗戰”。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國民黨抗戰所依賴的軍隊完全不能運用正確的戰略戰術。
抗戰初期歷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和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的衛立煌曾對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坦言：我們的軍隊和你們的軍隊不一同。我們的軍隊必須有領導地行動，一層抓一層，要是沒有上級督戰，一分開一沖散就集結不起來，所以，只能在正面打仗，打陣地戰，不能像你們那樣在敵后分散活動。
國民黨軍隊何以如此?當年在胡宗南部隊任上尉連長的蔣介石次子蔣緯國先生，有過基于親身感受的歷史回顧：
民國三十一年，我坐隴海線的夜快車從潼關回新安，胡宗南將軍有事找我去研究。我喜歡睡在上鋪，因為臭蟲都在下鋪，不過他們分配下鋪給我，我也就坐在下鋪。火車還沒開時，進來了一位少將，我就站起來向他敬禮，我敬完禮還沒坐下，他就說：“上去。”我心里想：“我買在下鋪，你叫我上去，我還求之不得呢!”于是我就把上衣脫掉，掛在上鋪，這么一掛，就露出我的配槍來——一把銀色的白朗寧，是我去部隊臨走時父親送給我的。那位少將一看到我這把手槍便問我：“你這把手槍哪里來的?”我說：“我老人家送給我的。”他又問：“他也是軍人嗎?”我說：“是。”他說：“我看一看行不行?”我說：“行。”便把手槍拿出來，退下子彈后交給他。他看了以后很喜歡，說：“我跟你換一把怎么樣?”他的手槍也是白朗寧，不過已經生銹了，我就把退出的子彈再裝回彈夾，把彈夾也給他，并且說：“對不起，我只有這一個彈夾。”他說：“好了。”意思好像是你還羅嗦什么，然后他就把他的手槍放在我的槍套里面。
第二天一早火車到了西安。胡宗南將軍派熊副官來接我，這位少將也認識熊副官，見了他便恭敬地問：“你來接誰?”熊副官說：“我來接蔣上尉。”說來好笑，這位少將跟我換搶時也沒問我的名字。他又問：“在哪一車?”熊副宮說：“就在你后面。”后來這位少將就走了，我也跟熊副官一起走。等到將近中午的時候，有人來報告：“外面有一個少將跪在門口不肯走，要求見上尉。”我就趕快出去把他扶起來，他把槍還給我，我也把槍還給他，并且請他不要介意。我跟他說：“這件事情沒有什么，這把槍任憑誰都會喜歡，將軍如果喜歡的話就帶回去用好了，沒關系。”他說：“那不行，以后見了老太爺怎么說。”這件事情就這么過去了。
另外一次是我從西安回到潼關時發生的。白天火車很擠，雖然是對號快車，但是過道上都坐滿了人，很多人帶了行李，往走道上一放就坐在行李上頭。火車開車后，我看到一個上校自彼處擠過來往前走，沒多久又看到他從前方擠回來，第二次經過我的座位旁邊時，我就站起來問他：“上校，你是要找人還是要找位子?”他說：“找位子啊。”我就說：“請坐吧!”他看了一看我，“啪”一巴掌打在我臉上，很生氣地問我：“剛才我過來時你著見了沒有?”我說：“我看見了。”他說：“你剛才為什么不讓?”我說：“上校，剛才你是從我背后過來的，等到我看見你時你已經走過去了，我以為你在找人，現在看你又擠回來了，所以我特別問一問。”沒想到他又“啪”的一巴掌打過來，說：“你羅嗦什么!”意思是你還不讓位。其實我已經站在旁邊，我說：“你請坐。”說完就到廁所里坐在馬桶上。
后來列車長來查票，車廂里有認識我的人就跟列車長說：“那位上校剛才打了蔣緯國。”列車長就問：“那蔣緯國呢?”那個人說：“他現在坐在廁所里，他的位子給了那個上校。”列車長就跟那位上校說：“你坐在人家的位子上了。”而且那位上校根本就沒有票，列車長一方面要他補票(那時候能叫軍人補票已經算是進步了)，同時告訴他剛才那個上尉是蔣緯國。他聽了以后，等補完票就跑到廁所門口“嘣”的一聲跪了下來，并且再三地道歉。這一來反而把我嚇壞了，我挨揍時并沒有被嚇，反而覺得很正常，但是看見了一個上校跪在我一個上尉面前，我可受驚了，就趕快把他扶起來。那位上校一定要我原諒他，說他家里還有老娘在，好像我馬上就要把他拉出去槍斃似的……
蔣緯國先生在回顧這一系列親身經歷的事情后，實話實說了國民黨軍隊內部官兵之間、上下級之間的人際關系和階級秩序，抨擊了國民黨當局實行“片面抗戰路線”所依賴的軍隊將領的人格狀態，以及由此造就的訓練結果：
常常有些長官動不動就罵官兵，……在部下的面前，中國的長官都是神仙、上帝;在長官的面前，中國的部下都是白癡、笨蛋。
……過去部隊里面的基本態度很不對，長官罵干部時，不準干部問理由，其實他自己也說不出理由，也因此造成一批干部不知要做什么，因為不知目的何在，如此自然會盲目去做，所以訓練出來的軍官“忠勇有余，智謀不足”，冤死的人不計其數。
如今的中國，有那么一些人在喋喋不休地訴說國民黨軍隊抗戰陣亡了多少將軍，但很少有人解析這些陣亡將軍中，有幾人不能歸類于蔣緯國先生講的“不計其數”的“冤死”?有幾人不能歸因于國民黨當局“笨拙的戰略”?
也正是基于親身經歷，坦誠的蔣緯國先生給后人留下了一個破解“崔永元命題”的“蔣氏答案”：
從這些事情中我看清楚了中國的軍隊是怎么樣的一批人組成的，要帶著這么一批人去打仗，還要面對如此精銳的日軍，還要打勝仗，實在是不容易。
史實三：不計其數冤死的士兵曾被當作“畜牲”
蔣緯國先生所說國民黨軍隊“冤死的人不計其數”，除了歸因于長官指揮作戰“忠勇有余，智謀不足”外，還有著另外一筆血淋淋的歷史賬——受長官虐待“冤死”的，更“不計其數”。
而翻開這筆歷史賬，也就能徹底揭示國民黨當局為什么要實行片面依賴“外援”、片面依賴“政府和軍隊”的“片面抗戰路線”，以及“他們對日消極作戰的政策，對內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動政策的總根源”——“他們懼怕人民起來，懼怕民主運動，懼怕認真地動員全民的抗戰”。
據當年國民政府軍政部長兼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公布的數字，抗戰八年全國實征壯丁1405萬人。
這1405萬抗戰壯丁的悲慘下場，我曾專門寫過一篇《抗戰壯丁非正常減員近千萬——駁兵役科長之子流沙河的抗戰回憶》，予以考證。此處，僅僅簡述國民黨官員和美國人記載的若干歷史結論：
被西方史學家稱為“蔣介石的知己”蔣夢麟，赴美留學歸國后歷任北京大學校長、國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長、行政院秘書長等職，抗戰期間出任紅十字會會長時，曾視察役政工作，有一段目睹抗戰壯丁受殘酷虐待而刻骨銘心的記憶。為此，他專門給最高統帥蔣介石寫過一份報告，陳述“據紅十字會醫生經驗”，被政府抓來的抗戰壯丁，有四分之一逃亡，有四分之一被虐待致死，有四分之一因受虐待致病殘而不能入伍，真正能補充到部隊的的兵員不足四分之一。當蔣夢麟以此詢之某“統兵大員”(很可能是陳誠，因為據蔣夢麟回憶，該報告陳誠看過，并曾主動提出為蔣夢麟代呈蔣介石)時，這位“統兵大員”說：真正能補充到部隊的的兵員“若以現在之例計之，恐不及百分之十”。
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大量引用西方國家的文獻及美國國務院檔案資料后，也記載了國民黨軍隊虐待士兵的種種劣跡。其中記述道，“官方的統計導致這樣的結論：在800多萬士兵中，大約每兩個人就有一個去向不明，大概不是開了小差，就是非戰斗死亡。”還記述了抗戰時期盟軍中國戰區第二任參謀長阿爾伯特·魏德邁將軍“在1944年10月后，把國民黨的軍官們描述為‘無能，愚蠢，缺乏訓練，偏狹……全然不稱職’”。
抗戰時期擔任美國《時代》周刊遠東首席記者的白修德和該雜志政治記者的賈安娜曾著書抨擊：“死在路上，死在征兵過程中，死在野蠻的新兵訓練處及長途行軍中的人，要比進入軍中后死的人還多。”該書的譯者是曾擔任過蔣介石私人顧問的澳大利亞籍新聞記者端納。
抗戰期間美國新聞處駐桂林辦事處主任格蘭姆·貝克后來也著書斥責：“因受困和國民黨的腐化而被浪費了的生命，有的因受命反對自己的同胞，或出于謀略，削弱非中央嫡系軍隊的長官而戰死。有的以同一原由在可怕的長途行軍中拖死。還有的，則由于國民黨政府故意不把應屬他們的食物、藥品交給他們而致死。……據信，被日本人殺害了的有三百萬人之多。而那種浪費了生命的人卻約計千萬之上。”
何以出現上述情況?
當年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其回憶錄《在華五十年》曾憤慨譴責：“整個國民黨的軍事系統終于暴露了它虧待士兵的可怕后果。……抗日戰爭期間，軍官們的貪污行為就已經十分猖獗。國家資源日益枯竭，前途已經無望時，這一現象依然如故。”
國民黨政府軍令部長徐永昌在1944年的日記中坦言：“人人言我國兵好官不好。”
曾獲普利策新聞獎的美國著名記者白修德甚至痛斥：“中國軍官們對待士兵好像對待畜牲。”
至于國民黨軍官是怎樣把士兵當作“畜牲”殘酷對待，我在長篇紀實文學《心路滄桑——從國民黨六十軍到共產黨五十軍》(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再版)中有著如下史實的記述：
……田文富所在國民黨第一一○軍輜重團，有一天，抓住一名逃兵，綁在大樹上，用青岡棒活活打死后，還要繼續綁在大樹上“示眾”多日。
1944年冬的一天，云南昆宜師管區基干團二營五連正趕上“何瘋子”值班。全連新兵被帶到連部門前，“何瘋子”派人將兩名逃兵從臨時牢房中拖出來，親自用繩子反綁兩名逃兵的雙手，然后，將逃兵吊在半空。接著，又叫人搬來八塊磚頭，用細麻繩每兩塊捆一坨，拴在每個逃兵的每一只腳拇趾頭上。
這一次，“何瘋子”親自執棒，一直打到逃兵屙出一褲子屎尿臭氣熏天的時候，才罷手。昏迷不醒的逃兵被拖下去埋了。不埋也活不成，遍體鱗傷不說，骨頭也斷了幾根，加上內傷，根本活不了幾天。
與“何瘋子”“殺雞給猴看”相比，還有更殘忍的殘殺逃兵方式。
抗戰末期，原國民黨第一八四師某團駐防云南屏邊時，一次，抓到三名逃兵。那天早操，全團官兵集合在一個大操場上，前臺上是殺氣騰騰的值星官，兩側由荷槍實彈的團部特務排警衛。新兵站在前排，老兵和軍官站在后面。顯然，這種刻意的安排是要給所有不知軍營深淺的新兵們一個下馬威。
值星官整隊完畢，團長亮開了洪鐘般的大嗓門：“把三個怕死鬼拉上來!”話音剛落，三名早已魂不附體的逃兵被拖上前臺。
團長朝他們鄙視地掃了一眼，隨即下令：“讓他們日土!”
幾個大漢一擁而上，有人按手，有人按腳，每個逃兵身體兩側各站一人，掄起軍棍“噼啪噼啪”輪打。也不知打了多少軍棍，團長喊了一聲“停”，叫人抬走了其中兩人。臺下的士兵都以為留下來的一人要被槍斃示眾，沒想到團長竟然命令逃兵所在新兵連一百多名新兵，每人都要端起步槍去捅逃兵一刺刀!
瞬間，新兵們一個個呆若木雞全都愣了：昨天還是朝夕相處的患難兄弟!
一時間，新兵們的腿又全抖了起來。誰忍心下手?不忍心也得下手。
第一名新兵上去，照逃兵的非要害部位捅了一刺刀，逃兵慘叫一聲。第二名新兵還是捅在逃兵的非要害部位上。一百多名新兵，以他們違心不忍的方法，為逃兵選擇了最難以忍受的死亡過程。
按照團長吩咐，死去的逃兵被臉朝下埋掉了，怕死鬼是不能再見天日的。
這還不算最殘忍的。
也是抗戰末期，國民黨暫編二十一師第二團二營機炮連士兵羅珠成在云南省個舊市卡房鎮駐地，親眼目睹了一場更令人發指的慘劇。
那天，該營抓住一名逃兵。這一次沒打，但比打還殘酷，是活剮!逃兵被扒光衣服綁在柱子上，柱子前擺一張桌子，桌上放著一把匕首、一只鐵盆、一塊鐵板，鐵板上有比銅錢稍大的圓洞。全營集合后，軍官宣布：由逃兵所在連每人用匕首從逃兵身體上旋下一塊肉，標準就是鐵板上的圓洞那么大。
頭一刀由軍官示范。隨后，一百多名士兵一人一刀，誰也別想躲脫。
到最后，逃兵身上的肉幾乎被割光，白骨外露，腸子也掉了出來，殷紅的鮮血淌了一地。逃兵被折磨到這個地步還沒死，一雙痛苦的眼珠還在動。
據九臺政治整訓統計資料，舊軍隊殘殺逃兵的方法達一百多種，有槍斃、刀殺、火烤、開膛、破肚、扒皮、抽筋、勒死、活埋等等，其中尤以由交警部隊和地方保安武裝改編的暫編五十二師最為殘酷。該師第三團某軍官抓住逃兵后，先挖一個深坑，里面鋪滿生石灰，將綁住手腳的逃兵推入坑內，再去澆水，讓士兵活活燙死。該團某連長把逃兵綁在柱子上，用刀破腹后，扯出腸子，叫人往外拉，連長則用小刀從逃兵的前額上開始往下剝臉皮，一直把臉皮拉到嘴角，死都不給人一個痛快。該團還有一位軍官將逃兵吊在半空中，下面用火烤，烤得士兵渾身流油，一直烤到人油滴盡，通體焦黑死去時為止。用火烤逃兵時，有一種特別的吊人方法，就是把繩子栓在逃兵身體一側的手拇指和腳拇趾上，再吊起來。不知哪個“有文化”的“爛學究”，給這種吊人方法取名叫“鳳凰單展翅”。
這還不算最殘忍的。
據記載，個別軍官甚至將逃兵身上的肉割下來切碎煮熟，而后強迫士兵分食，軍官則吃人腦。筆者在云南石林采訪的起義士兵劉益，抗戰期間在云南屏邊駐防時，就被強迫喝過“人肉湯”。他說，那一次軍官強調：“喝了人肉湯，就不會開小差了。”不喝就挨打，打了以后還得喝。
這還不算最殘忍的。
史料記載，在華北傅作義系統的某部隊，有一位逃兵被抓回后，殺了37刀。逃兵的肝肺被挖出來后，還要強迫死者的父親去吃!
說到這里，也就不難理解衛立煌將軍當年的擔憂了。如此殘酷虐待士兵的舊軍隊，打起仗來，哪個軍官敢像八路軍、新四軍那樣，把士兵“撒出去”?哪個長官作戰不依賴血腥的“督戰隊”?
所以，衛立煌在感嘆“八路的打法好是好，咱們學不了”之后，接下來的話一語破的：“別說(像八路軍那樣)讓總司令和大家同甘共苦，就是讓一個連長和士兵一樣，恐怕他也不會干!”。
也正是基于上述種種史實，1945年4月，朱德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論解放區戰場》報告中，嚴厲譴責了“國民黨統治區域，征兵人員貪污枉法，草菅人命;壯丁受著非人的待遇，捆綁、凍餓、囚禁、鞭撻，大小便都沒有自由;死亡枕藉，或散而為匪，抓來之后能夠送到部隊去的壯丁只有百分之二十”之后，就如何評價國民黨抗戰，作出了經典的歷史結論：
從壓迫人民、奴役士兵出發，從消極抗戰以至觀戰、專靠外援出發，從保存實力、準備內戰出發，從排除異己、破壞團結出發，就構成了一條反人民的失敗主義的單純防御的軍事路線，這是國民黨戰場連戰皆北的癥結所在。
綜上所述，蔣介石之所以采取消極、片面的抗戰路線，完全基于政治上的短視。從一般軍事常識上看，在抗日戰爭中，我正規兵團要在長的戰線和大的戰區采取流動性很大的運動戰，或我軍分散深入敵后開展猛烈的游擊戰，必須在戰區內解決給養、兵員的就地補充，解決制造、捕捉戰機時的隱蔽性和突然性問題。在敵人眼皮底下，不發動民眾，軍隊能源源不斷得到供給和補充嗎?能有效地封鎖消息、掩護軍隊出其不意的行動嗎?要發動民眾，農民備受盤剝、士兵挨打受罵、官僚腐敗、專制獨裁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就得解決。但革新政治，將動搖現存的社會制度，蔣介石能干嗎?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也曾頒布過“二五減租”法令，但在國民黨統治區，由于統治集團內部掌權的黨政軍警憲官員多與地主階級有著千絲萬縷的血肉聯系，而基本沒實行過。對此，原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先生曾有過揭示本質的披露。蔣介石也曾向敵后派遣了近百萬大軍，由于他們不依靠和發動群眾，由于他們堅持反共方針，結果經不起敵寇“掃蕩”，1941年崩潰于中條山，1942年敗潰于浙贛，1943年覆沒于山東，到1944年，除零星武裝外，敵后國民黨軍基本瓦解。在此期間，國民黨投敵部隊近50萬人，投敵將官58人、中央委員20人。事實證明，任何脫離人民的軍隊都無法汲取真正的力量源泉。
國民黨當局不愿意也不能夠在人民群眾中汲取戰勝日寇的力量源泉。共產黨軍隊深入國民黨軍隊喪失的國土，依靠和發動人民群眾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國民黨當局不但不支持，反而要封鎖陜甘寧邊區，多到處制造反共“摩擦”，發動三次反共高潮。這就是整個中國抗戰難以“構成人民戰爭汪洋大海”最直接的原因。
蔣介石政府不信任也不愿意依靠全國人民的力量，“防民如防川”，強敵面前，自然找不到“構成人民戰爭汪洋大海”的力量源泉，自然而然地要幻想兇殘的日寇會放下屠刀，自然而然地要期待靠殖民主義起家的西方列強“居中調停”，由此，又怎能不實行處處設防、節節抵抗、陣地硬拼“笨拙”的“失敗主義的單純防御的戰略”?
破解“崔永元命題”的現實意義
說到這里，有必要指出，在中國人民的解放史上，國民黨軍隊不是一成不變的。當一支舊軍隊從“壓迫人民”變為全心全意地服務于人民，從“奴役士兵”變成士兵群眾當家作主，進而被徹底改造成為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時，也就有了無堅不摧的戰斗力。
筆者采訪230名歷史親歷者的基礎上創作的長篇紀實文學《心路滄桑——從國民黨六十軍到共產黨五十軍》，就記載了這樣一支部隊。
1948年10月17日，國民黨第六十軍在長春反蔣起義。經過轟轟烈烈的以“控訴舊社會、控訴舊軍隊”的控訴運動為核心的政治整訓，該部被成建制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十軍，隨后參加了解放戰爭，1950年9月又奉命北上，編入中國人民志愿軍序列，于10月下旬跨過鴨綠江，參加抗美援朝戰爭。
就是這支曾被不少人低估了戰斗力的起義部隊，面對曾打敗日寇的美軍勁旅等武裝到牙齒的“聯合國軍”，以劣勢武器裝備打出了驕人的戰績：
在第三次戰役中，該軍第一四九師兩個步兵營于1951年1月3日晚，一舉殲滅英軍第二十九旅皇家來復槍第五十七團一部和第八騎兵(坦克)團直屬中隊(即“皇家重坦克營”)全部，炸毀敵坦克和裝甲車27輛、汽車3輛，繳獲坦克4輛、裝甲車3輛、汽車18輛、榴彈炮2門，斃、傷敵200余人，俘少校營長柯尼斯以下官兵227人。這一仗，步兵打坦克全靠爆破筒和炸藥包，爆破筒和炸藥包用光了，就用手榴彈。那一夜，“揭蓋蓋”的吼聲在谷地此起彼伏，戰斗意志可見一斑。隨后，該軍第一四八師四四二團一營于1月4日凌晨，經一小時激戰，斃傷敵50余人，俘虜美軍1人、南朝鮮軍2人，繳獲火箭筒1具、自動步槍14支，擊毀通訊車1輛，率先攻占了南朝鮮首都漢城。
在第四次戰役中，按照彭德懷司令員“西頂東放”的部署，該軍為掩護我軍主力在東線先誘敵深入而后集中主力實施反擊，于漢江南北兩岸頑強堅守五十晝夜，打出了國威、軍威。
在第一次入朝作戰期間，志愿軍第五十軍所轄3個師9個團中，有1個師4個團受到志愿軍總部的通報表彰，第四四七團經志愿軍總部批準被授予“白云山團”稱號。在眾多的參戰志愿軍部隊里，享有如此殊榮的團一級單位，唯此一家。
更能展示人民軍隊政治工作力量的是，“白云山團”堅守白云山主峰的第五連，兩年多前，曾是長春起義部隊惟一發生叛變的連隊。當這支部隊的起義將領隴耀之子隴滌湘先生聞知此事后，脫口就是一句：“共產黨就這點，太神奇了，真的!”
第五十軍在漢江南北兩岸五十晝夜阻擊戰，也感動了志愿軍統帥和黨的領袖。
高度評價第五十軍戰績的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告訴曾澤生軍長：“有我彭德懷在，五十軍不但不會編散，而且優先換新裝備!”
曾任志愿軍第一四九師后勤部副部長的尹俊山記得，第五十軍參謀長舒行回國參加志愿軍后勤工作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在會議上一次又一次反復表揚第五十軍，使得舒行都不好意思了：在座的還有那么多的老部隊，不能老表揚我們啊!
據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回憶，當年毛澤東在中南海也曾說到第五十軍：沒想到一支起義部隊抗美援朝打得這么好!
1964年，當葉劍英元帥準備前往第五十軍視察“大比武”時，朱德委員長特意叮囑：“五十軍是起義部隊的一面旗幟，一定要把這支部隊建設好!”
說到這支起義部隊于新舊社會、新舊軍隊中天翻地覆的變化，我想起了一位與崔永元一樣了不起的人——樊建川。
樊建川1957年生于四川宜賓，當過知青、扛過槍，34歲當上了副市長。下海經營房地產成為“億萬富翁”后，沒有墮入紙醉金迷，也不愿把財產留給后代，而是傾其積蓄建成了有四大系列24座分館的難以盈利的建川博物館。
在建川博物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共軍”和“國軍”之分的抗戰系列分館，其中“共軍”的是“中流砥柱館”，“國軍”的有“正面戰場館”和“川軍館”等。此外，還有紀念國共雙方抗戰將領的“中國壯士群雕廣場”。
無可否認，樊建川是想做個好人——都是炎黃子孫，都曾浴血抗戰，“兩岸一家親”，“共軍”和“國軍”抗戰將士，咱一視同仁。
樊建川確確實實是個大好人。
然而，樊建川并不公平，僅就“中國壯士群雕廣場”上的200多名抗戰壯士塑像來說，何以少有士兵?
沒有國民黨士兵還似乎還說得過去。因為在國民黨軍隊，最高榮譽是獲得“國光勛章”，其次是獲得“青天白日勛章”，據統計，抗戰期間有2人獲得“國光勛章”，有170人獲得“青天白日勛章”，在這172獲勛者中，將官及省部級以上高官143人，占比83.1%，校官22人，尉官3人，軍士2人，士兵為0。這說明，國民黨軍隊從來沒把士兵當成“壯士”，榮譽自然輪不到他們得。
相比之下，忽略八路軍、新四軍基層指戰員就說不過去了。在共產黨軍隊，最高榮譽是獲得英模稱號。據統計，抗戰期間共有150名指戰員獲得英模稱號，其中連以下指戰員146人，占97.3%，剩下4人僅僅是營、團領導。除此之外，還有30名民兵和3名普通群眾獲得英模稱號。與國民黨不同，中國共產黨宣傳的抗戰英雄多為連隊里的普通士兵和基層干部，以及在社會底層堅持抗戰的貧苦農民和工人。在部隊基層，有劉老莊連、馬定夫連等步兵連隊，有津浦線上的“鐵道游擊隊”、白洋淀里的“雁翎隊”等游擊隊，有“爆破大王”馬立訓、“狼牙山五壯士”等普通戰士，有港九大隊短槍隊神槍手劉黑仔、電影《平原游擊隊》主人公李向陽的原型包森等基層指揮員，還有掩護群眾突圍馬石山的王殿元十烈士、東北抗聯婦女團“八女投江”等英雄群體，以及“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等。在敵后戰場的廣大鄉村，有河北省淶源縣上莊村的“少年抗日英雄”王二小，有河北省平山縣下盤松村“子弟兵母親”戎冠秀，有山東海陽縣趙疃鄉文山后村的“地雷大王”于化虎，有河北曲陽縣尖地角村的“太行勇士”李殿冰，還有河北省清苑縣冉莊地道戰的創造者和組織者張森林。在敵占區的城鎮工礦，有唐山開灤煤礦礦工特務大隊大隊長節振國等。上點年紀的人都會有印象，在新中國前30年，這些平民抗戰英雄名聲遠播，大大超過許多職位顯赫的抗戰將領。
關于中共軍隊抗戰英雄的草根性意義，我在《我研究中國革命戰爭史為什么聚焦基層士兵》和《國共兩軍抗戰英雄之比較》之一、之二、之三等文章中，有關專門的闡述。本文專述片面謳歌國民黨抗戰將領的反草根性及歷史緣由。
當下的中國，謳歌國民黨抗戰“壯士”的文學藝術作品層出不窮，顯然，這是對這些年來片面歌頌“共軍”將領的必然逆反。對此，我不反對，因為我也在宣傳為赴國難赴湯蹈火流血犧牲的“國軍”將士，但前提有兩個，第一，不能由此掩蓋國民黨軍隊內部基于軍權私有的階級壓迫和貪污腐敗，因為這是舊中國被列強分裂侵略、舊軍隊喪師失地兵敗如潮、舊軍人難免傾軋飲恨疆場最根本的內在原因;第二，那些備受長官盤剝、欺壓卻又含垢忍辱并以凍餒之身為抗擊日寇侵略流血犧牲的廣大國民黨士兵群眾，才是最值得秉筆直書頌揚、紀念的英雄。
也正因如此，我在參觀建川博物館的“正面戰場館”后，在留言薄上留下了疑問：“誰來祭奠上千萬抗戰壯丁?”
已于2010年7月7日在臺灣展出、還將于2015年7月7日在大陸展出的由重慶民間學者王康聯合50余人歷時五年半繪制而成總長度900多公尺、高約2.5公尺的“中國抗戰史詩國畫”《浩氣長流》，也有相同的“草根缺位”問題。
公正地說，樊建川的抗戰博物館和王康的《浩氣長流》畫卷在紀念抗戰英雄上的“草根缺位”問題，《我的抗戰》導出了“崔永元命題”，從根本上講，主要責任不在“散盡家財”的樊建川、王康們，也不在千辛萬苦尋訪歷史見證人的《我的抗戰》記者和編導們，思想界唯物史觀理論指導的缺乏，文藝批評界草根立場的缺位，有關主管部門民本主義選題的缺失，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而當“主流媒體忽略、淡化、遮蔽以至于掩蓋了能揭示‘國民黨戰場連戰皆北的癥結所在’的基本史實”，致使眾多國人面對“崔永元命題”“尋不著答案”時，破解“崔永元命題”也就有了重大的現實意義。
因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歷史一旦被否定，勢必影響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正常走向，勢必解構兩岸和平統一的歷史根基和道義根基，并有可能使中華民族再次付出瀝血淌淚的歷史代價。
還因為，在當代中國，一方面，被新自由主義者奉若神明的資本的本性依然是攫取剩余價值，不良資本所有人和資本不良所有人又常常通過依仗權貴榨取草根小民的淚血，來實現資本的積累與增值。這期間，英雄史觀的泛濫成災不僅壓縮了草根大眾的話語空間，也為精英集團壓迫草根民眾開辟了意識形態上的通道。另一方面，毛澤東的旗幟過去曾經今后也能夠聚集億萬底層民眾爭取自身權利的斗爭，而不同階層的利益之爭一旦白熱化、規模化，毛澤東生前擔憂的“血雨醒風”，不是不可能發生的。
這就是本文破解“崔永元命題”的目的——即是借以鞏固無數先驅者用淚血澆注的共和國大廈，更是為了不能讓我們的后代重蹈浸透了前輩腥血酸淚的覆轍!
當然，這里還有一個獲取口述歷史涉及的思想方法和社會心理學問題。比如，筆者就偶然遇到過這樣的情況：
一位耄耋老者在談到當年參與修筑滇緬公路管理工作時，感嘆道：“參加修筑滇緬公路的老百姓好啊!他們自帶糧食來修公路，吃了那么多的苦，沒有怨言，覺悟高啊!”
因為老者說到民工“自帶糧食來修公路”，于是，我接過話茬問道：“修路民工有沒有工錢?”
老者毫不猶豫地回答：“有。”
我追問：“工錢都哪去了?”
老者愣了一下，陳述歷史的基調變了：“誒!都讓地方政府層層貪污了。”說完，接上一句悲嘆：“這些修路的民工，遭罪啊!”
這段采訪偶遇，蘊含的學理信息很多，與本文主題相關的，至少有兩點可以為破解“崔永元命題”開辟認識上的通道：
其一，不同的立足點，會有不同的視覺角度。同是回顧修筑滇緬公路這一件事情，管理者的視角感受和民工的視角感受，是不一樣的。我在《心路滄桑——從國民黨六十軍到共產黨五十軍》中，曾如是反省過：“從常理上看，情感生成于交際圈子，視野受制于生存環境，存在決定意識，我也不例外。我對舊軍隊改造史認識上的變化，得益于我對不同階層起義人員的全面采訪。最初，我接觸的多是落實起義人員政策的情況，考慮問題自然站在‘落難’軍官的角度上，而一旦把采訪面從‘有頭有臉’的將佐圈按舊軍隊各階層的大體比例擴展開來，進而采訪到廣大士兵群眾的淚血大控訴時，審視歷史的立場就不能不發生位移。”
其二，不同的歷史視野，可以探尋到不同的歷史廣度和歷史深度。比如，在“試圖拼接著一幅完整的戰爭全景圖”時：
——如果只“痛斥侵略者的罪惡”，看不到國民黨當局“笨拙”的“片面”的“單純防御的戰略”，恐怕很難解釋中國抗日戰爭何以不能在全國“構成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因為戰爭不僅僅要“斗勇”，更要“斗智”，光靠“痛斥侵略者的罪惡”激發出來的勇敢精神是打不敗敵人的;
——如果只盯著“中國壯士群雕廣場”和《浩氣長流》畫卷上的幾百名將領，看不到連蔣緯國都看清楚了的國民黨軍隊“是怎么樣的一批人組成的”，看不到“不計其數”的“冤死”官兵，看不到蔣經國所說的“到處都有”的“老百姓被當兵的欺，當兵的又被當官的欺”，恐怕很難確定該如何“勸一勸國人的自省”，因為戰爭成敗和政權得失決定于民心、軍心，光靠將領是打不敗敵人的;
——如果只搜集戰場上的“回憶殘片”，看不到國民黨統治區連“二五減租”都推行不下去所體現的政治經濟制度，看不到上千萬抗戰壯丁受殘酷虐待、幾百萬抗戰壯丁被虐待致死所體現的軍事制度，看不到這些現存制度對戰爭的影響，恐怕只能記錄歷史表象的真實，而不能揭示反映歷史本質的真實，自然也解釋不了“中國人為什么總挨打”這一重大的“崔永元命題”，因為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中日戰爭不僅僅是國際政治的繼續，也是國內政治的繼續，光靠軍隊作戰是打不敗敵人的。
而一旦將審視歷史的視野拓展到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底層勞苦大眾，苦難中國瀝血淌淚百年屈辱史的自身原因，中國共產黨帶領億萬民眾拋頭顱灑熱血建立新中國的必然趨勢，也就毋庸置疑地昭然于天下了。
說到這里，我有一個猜測：面對《我的抗戰》節目制作團隊的辛勞成果，崔永元很可能是“揣著明白裝糊涂”——用坦蕩、嚴肅的自我批評精神，期待有說服力的答案。因為，崔永元提出“命題”本身就在質疑當下不少謳歌國民黨抗戰之作品的一個邏輯不周延的通病，自然，還暗示了由此引申出叩問中國革命必要性的尖銳疑問：既然國民黨軍隊能浴血抗戰“救國救民”，為什么抗戰勝利后中國共產黨要奪走“江山社稷”，建立新中國?
也正因如此，有平民立場、有草根情結、有民眾口碑的崔永元在《我的抗戰Ⅱ》中才擲地有聲地強烈呼吁：
我們會用足夠的篇幅去痛斥侵略者的罪惡，也應該不吝筆墨勸一勸國人的自省。的確，戰爭真的會卷土重來，而歷史也真的是一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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