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毛主席首先是無產階級革命家，而且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進行革命最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為了無產階級、為了共產主義事業，他不僅致力于改造客觀世界，而且致力于改造人的主觀世界。
于是，他不斷探索人的思想改造之路，開展了史無前例的思想上靈魂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這是前無古人、迄今為止后無來者的偉大實踐。
有的打著自己“堅持馬克思主義”旗號貶低、污蔑毛主席的反毛渣滓、洋奴秀才，過度吹捧蘇俄的知識分子政策、詆毀主席的知識分子政策，污蔑主席“沒有充分發揮舊知識分子作用”。這種人就是無知無恥、胡扯八道！
蘇俄知識分子政策恰恰嚴重忽視了知識分子的改造。舊知識分子扔到國外去“占一席之地”，照樣是帶著舊社會腐朽思想去“占一席之地”，占的也不是什么好地方；舊知識分子在國內世界觀不改造，則是傳播腐朽世界觀以腐蝕工農。
毛主席的知識分子政策，恰恰遠勝于蘇俄。他精準的指出了知識分子自以為是、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資產階級作風弊端，并致力于改造知識分子的思想，實現知識分子的群眾化、革命化，實現知識分子和工農群眾打成一片。
（1）改造人類世界觀，實現人的思想的革命化、社會主義化、群眾化，是毛主席在土地革命時期就堅持的。
土地革命時期，“中國100%布爾什維克”，也就是那些脫離群眾的很多“中央特派員”、留蘇知識分子們，嚴重脫離實際、脫離群眾、自以為是、官僚主義。
周魯，就是“誤傳圣旨”，到井岡山宣布“開除毛澤東黨籍”的特派員；杜修經，也是書生意氣、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朱陳二位老總帶著隊伍和他走，代價就是“八月失敗”；劉安恭，去趟蘇聯就自以為了不起，否定毛主席的建軍路線，結果不僅紅軍損失慘重，他劉安恭自己也戰死沙場；周以栗，也是拿著李立三的“圣旨”要毛主席率軍打長沙，幸虧主席極力勸解，使他及時醒悟；贛南會議，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這幾位前輩，當時也沒有克服知識分子優越感，脫離實際的批評了毛主席；周總理一到瑞金，第一件事就是決定打贛州，沒有堅持毛主席的正確軍事決策；張聞天、博古這兩位前輩，一到瑞金，也是痛批主席，反對主席正確路線，推行共產國際指導下的王明路線……
黨的1945決議已經做出了最正確的結論，以上所有犯錯誤的同志，都是值得我們尊重的革命前輩，都屬于認識問題，而不是立場問題，所以我們在批評他們的錯誤和總結教訓的同時，不要對他們做個人攻擊。
面對知識分子們的種種錯誤給革命帶來的曲折，毛主席極力反擊，并寫下了輝煌著作——《反對本本主義》。主席講：“許多巡視員，許多游擊隊的領導者，許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歡一到就宣布政見，看到一點表面，一個枝節就指手畫腳地說這也不對，那也錯誤。這種純主觀地‘瞎說一頓’，實在是最可惡沒有的。他一定要弄壞事情，一定要失掉群眾，一定不能解決問題。”
可見。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脫離群眾下命令，夸夸其談、瞧不起群眾、瞧不起懂得當地實際情況的地方干部，缺乏調查研究，這種行為就是在禍害革命。所以，主席指出——調查是十月懷胎、解決問題是一朝分娩。接近群眾，就是解決問題。
知識分子做了干部，知識加權力，會更加脫離群眾、自以為是。這樣的話，脫離了群眾就脫離了實際情況，也就脫離了真理。得不到群眾的擁護，沒有群眾的支持，則必然走向失敗。主席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說：“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嗎？要群眾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戰線上去嗎？那末，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我們是這樣做了么，廣大群眾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國民黨要來進攻紅色區域，廣大群眾就要用生命同國民黨決斗。這是無疑的，敵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圍剿’不是實實在在地被我們粉碎了嗎？”破除舊知識分子的優越感，真的在革命的實踐中得到了群眾的支持，就是取得勝利的決定性條件。
群眾“沒用”？胡扯！群眾不支持，什么也做不成！群眾支持，無往而不勝。知識分子投入革命之后，最關鍵的就是變資產階級思想為無產階級思想，變唯心主義、精英主義歷史觀為唯物主義、群眾歷史觀。
（2）抗日戰爭時期，毛主席關于青年知識分子世界觀改造的思想進一步豐富發展
主席特別指出——知識分子不和工農群眾結合，就會一事無成。辛亥革命為什么失敗？辛亥革命沒有發動群眾，僅僅是一批精英貴族和另一批精英貴族之間的互斗，得不到主要人口——農民群眾的支持。國民大革命為什么失敗？因為當時共產國際和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嚴重脫離群眾、脫離農民，沒有充分發動大多數，最終被蔣介石背后插刀。
抗日戰爭時期，根據這些血的教訓，毛主席在《五四運動》指出：“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都明顯地表現了這一點，而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則比辛亥革命時期的知識分子更廣大和更覺悟。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們的最后分界僅僅在這一點，而不在乎口講什么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
聯系歷史，我們可以看出，為什么毛主席強于孫中山和蔣介石？為什么毛主席也強于中共百年歷史上其他任何一位領導人？為什么毛主席能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領導人口規模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就在于毛主席比他們任何一個都重視聯系群眾、熱衷聯系群眾，更比他們都更會聯系群眾、更會發動群眾。他不僅自己聯系群眾，而且號召大家一起聯系群眾，特別是號召青年知識分子聯系群眾。主席在《五四運動》講：“全國的青年和文化界對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戰爭負有大的責任。我希望他們認識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動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農民眾結合起來，到工農民眾中去，變為工農民眾的宣傳者和組織者。全國民眾奮起之日，就是抗日戰爭勝利之時。”看見了嗎！全國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是戰爭勝利的決定因素！認為人民“沒用”的閉嘴吧！
關于群眾是革命勝利的決定力量這一點，主席在《青年運動的方向》寫的更加清楚：“這位老先生（指的是孫文。——引者注，。）死了十多年了，連同他說的四十年，共有五十多年，這五十多年來的革命的經驗教訓是什么呢？根本就是“喚起民眾”這一條道理。你們應該好好地研究一下，全國青年都應該好生研究。青年們一定要知道，只有動員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才能戰勝帝國主義，才能戰勝封建主義。現在我們要達到戰勝日本建立新中國的目的，不動員全國的工農大眾，是不可能的。”和群眾結合則有利于革命、發動起群眾則促進革命，瞧不起群眾則不利于革命，把群眾推到對立面則葬送革命。愿不愿意和群眾結合也就是愿不愿意對革命起好的作用。所以，主席在《青年運動的方向》說：“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標準呢？拿什么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于工農群眾，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孫中山之所以是一個失敗的孫中山，毛澤東之所以是成功的毛澤東，就在于孫中山是脫離群眾、高高在上、不懂發動群眾的資產階級，毛澤東是聯系群眾、發動群眾、熱愛群眾、和群眾平起平坐的無產階級。為什么不是孫中山？為什么是毛澤東？就在于是否聯系群眾。
宋美齡、宋靄齡，這些宋氏姐妹為什么是反革命而不是革命的？就在于他們剝削、吸血，在于他們脫離群眾、高高在上、瞧不起群眾、自命清高。他們看不得群眾和他們平起平坐。
知識分子脫離群眾的根源，在于知識分子的剝削階級立場。站在剝削階級立場上，就是自私自利，就是個人主義，就會以個人利益為出發點來行動，從而稍微有一些成就，就因為個人利益的滿足而沾沾自喜。正是因為剝削階級以個人為中心，才會自以為是、脫離群眾——這就是階級分析法。在吸收知識分子同時，主席更重視的是改造知識分子。所以主席在《大量吸收知識分子》說：“對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較忠實的知識分子，應該分配適當的工作，應該好好地教育他們，帶領他們，在長期斗爭中逐漸克服他們的弱點，使他們革命化和群眾化，使他們同老黨員老干部融洽起來，使他們同工農黨員融洽起來。”
（3）延安整風，是毛主席和四千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脫離群眾、脫離實際、自命清高、蔑視群眾的剝削階級思想的一次決戰
抗日戰爭時期，是中國共產黨的煥然一新的時期。而中國共產黨的煥然一新，最關鍵的環節就是延安整風。
延安整風是毛主席締造中國共產黨的“獨門絕技”，而這一高招的核心就是——全面批判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全面批判和改造黨內的剝削階級性質的知識分子優越感思想，實現干部和知識分子的革命化、群眾化，實現干群平等、官兵一致、軍民一致。
從中國歷史發展脈絡來看，延安整風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和數千年剝削階級知識分子和官員階層脫離群眾、自以為是、自命清高的通病的全面決戰。
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歷史發展脈絡來看，延安整風第一次解決了在封建勢力空前巨大、殖民買辦勢力空前巨大、小資產階級規模空前巨大、無產階級基礎空前薄弱的空前困難條件下全面締造成熟的無產階級先鋒隊這一前所未有的難題。
延安時期，主席特別強調了全黨群眾化、全黨密切聯系群眾的問題。他不遺余力的號召大家調查研究、向工農群眾學習。主席在《<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就講：“我現在還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的必要，這是和我自己對于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依然還只是一知半解這種事實相關聯的，并非說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愿。”相比于不了解實際情況的知識分子而言，群眾才是了解實際情況的先生。
所以，主席說：“這些干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糧師爺，就是我的可敬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和采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在《整頓黨的作風》，主席實際上就說透了這個道理。
為什么高貴者最愚蠢？高貴者，高高在上，脫離了群眾，脫離了實際，獲得不了真實的實際知識。所以主席說：“我們尊重知識分子是完全應該的，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就不會勝利。但是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工農群眾就在實際之中，無疑是更了解實際情況的。所以主席講：“什么是比較完全的知識呢？一切比較完全的知識都是由兩個階段構成的：第一階段是感性知識，第二階段是理性知識，理性知識是感性知識的高級發展階段。學生們的書本知識是什么知識呢？假定他們的知識都是真理，也是他們的前人總結生產斗爭和階級斗爭的經驗寫成的理論，不是他們自己親身得來的知識。他們接受這種知識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須知道，就一定的情況說來，這種知識對于他們還是片面性的，這種知識是人家證明了，而在他們則還沒有證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將這些知識應用到生活和實際中去。所以我勸那些只有書本知識但還沒有接觸實際的人，或者實際經驗尚少的人，應該明白自己的缺點，將自己的態度放謙虛一些。”
可見，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而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是對知識分子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相關思想的更仔細的論述。革命的文藝就是為革命的群眾服務，而想更好的為群眾服務，寫的東西必須是群眾愛看的東西。如果脫離群眾、自命清高，是寫不出群眾愛看的作品的。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寫的清清楚楚：
許多文藝工作者由于自己脫離群眾、生活空虛，當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語言，因此他們的作品不但顯得語言無味，而且里面常常夾著一些生造出來的和人民的語言相對立的不三不四的詞句。許多同志愛說“大眾化”，但是什么叫做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應當認真學習群眾的語言。如果連群眾的語言都有許多不懂，還講什么文藝創造呢？英雄無用武之地，就是說，你的一套大道理，群眾不賞識。在群眾面前把你的資格擺得越老，越像個“英雄”，越要出賣這一套，群眾就越不買你的賬。你要群眾了解你，你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
光輝而精彩的論述，永載史冊。
（4）建國以來，毛主席對改造知識分子世界觀思想的發展
有人詆毀毛主席的知識分子政策，認為新中國重視知識分子是在改開之后。我只能說此人胡說八道、滿嘴造謠。真實的歷史是——毛主席一向重視知識分子、尊重知識分子，而且培養、發展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他所反對的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的知識分子。主席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就講：“我國的艱巨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需要盡可能多的知識分子為它服務。凡是真正愿意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知識分子，我們都應當給予信任，從根本上改善同他們的關系，幫助他們解決各種必須解決的問題，使他們得以積極地發揮他們的才能。我們有許多同志不善于團結知識分子，用生硬的態度對待他們，不尊重他們的勞動，在科學文化工作中不適當地干預那些不應當干預的事務。所有這些缺點必須加以克服。”
還有人上課胡講瞎講、枉為人師，污蔑毛時代把知識分子“片面劃為資產階級”，也展現了此人對歷史的極端無知。看看主席《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也不至于不知道——毛主席堅持的觀點是知識分子分為無產階級世界觀的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知識分子，要改造資產階級世界觀的知識分子——毛主席從來沒認為過只要是知識分子就是資產階級。而且，如果不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知識分子也不可能更更好的服務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如主席的《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所說：“知識分子如果不把頭腦里的不恰當的東西去掉，就不能擔負起教育別人的任務。我們當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學，一面當先生，一面當學生。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學生。許多東西單從書本上學是不成的，要向生產者學習，向工人學習，向貧農下中農學習，在學校則要向學生學習，向自己教育的對象學習。據我看，在我們的知識分子中間，多數人是愿意學習的。我們的任務是，在他們自愿學習的基礎上，好心地幫助他們學習，通過適當的方式來幫助他們學習，而不要用強制的方法勉強他們學習。”
毛主席堅持改造知識分子思想的根本原因，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主席精準指出：“除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展的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和法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些上層建筑對于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的建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它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即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但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存在，國家機構中某些官僚主義作風的存在，國家制度中某些環節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矛盾的。我們今后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繼續解決上述的各種矛盾。”主席講的舊的上層建筑的載體，恰恰就是舊的資產階級世界觀的知識分子。
舊的欺壓人民、瞧不起人民、自以為是的持有資產階級思想的知識分子，腐蝕干部，干部就會有官僚主義、精英主義、自以為是，也會脫離群眾。如果干部、知識分子這些腦力勞動者全面變質，成為新的壓迫人民的剝削階級，那就違背了新中國建立的初衷。所以，主席非常重視改造知識分子世界觀。所以主席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說：“廣大的知識分子雖然已經有了進步，但是不應當因此自滿。為了充分適應新社會的需要，為了同工人農民團結一致，知識分子必須繼續改造自己，逐步地拋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樹立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
毛主席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強于蘇聯的最主要標志之一，就是我們比蘇聯更重視上層建筑的社會主義革命。主席的光輝著作——《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主席就提到了思想上靈魂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推翻舊的社會制度，建立新的社會制度，即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一場偉大的斗爭，是社會制度和人的相互關系的一場大變動。應該說，情況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新的社會制度還剛剛建立，還需要有一個鞏固的時間。不能認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來就完全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鞏固。要使它最后鞏固起來，必須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堅持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還必須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進行經常的、艱苦的社會主義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教育。除了這些以外，還要有各種國際條件的配合。在我國，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斗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斗爭，還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
上層建筑如果變質了，對經濟基礎也會有瓦解作用，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法。
建國前后以及建國以來很長時間，很多知識分子堅持資產階級的脫離群眾的世界觀。身上有脫離群眾傾向的知識分子典型代表就是柳亞子。1949年，主席日理萬機，沒時間見他，自以為是的他就發牢騷，甚至打翻了小戰士送給他的飯菜——這就是在浪費糧食呀！這些還沒徹底改造世界觀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種種脫離群眾、瞧不起人的作風，毛主席都喊看得清清楚楚。
后來，根據很多知識分子舊世界觀難改的現實，主席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說：“由于我國的社會制度已經起了變化，資產階級思想的經濟基礎已經基本上消滅了，這就使大量知識分子的世界觀不但有了改變的必要，而且有了改變的可能。但是世界觀的徹底改變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我們應當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實上必定會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終不愿意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愿意接受共產主義，對于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們服從國家的要求，從事正常的勞動，我們就應當給他們以適當工作的機會。”可見主席深知，改造知識分子世界觀，改造人的思想靈魂，這是和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剝削階級帶來的腐朽產物的徹底決戰的必然環節，一定是任重道遠的。
綜上所述，改造知識分子脫離群眾的世界觀，完全必要，完全正確，而且意義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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