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我們國家有前途，有希望。過去我們想，國民經濟是否3年
可以恢復。經過兩年半的奮斗，現在國民經濟已經恢復，而且
已經開始有計劃地建設了。”
話說1952年7月10日，毛澤東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名義，向南京軍事學院第一期畢業學員簽發訓詞。他還批示道：“特指定軍事學院劉院長（即劉伯承——筆者注）代表軍委向該院高級速成系和上級速成系第一期畢業之學員宣讀軍委主席之訓詞。”訓詞全文如下：
軍事學院劉院長、全院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后勤工作人員、教員并高級速成系、上級速成系第一期畢業的全體學員同志們：
標志著中國人民建軍史上偉大轉變之一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其高級速成系及上級速成系的第一期已學習期滿，舉行結業了，特致以興奮的祝賀。
軍事學院的創辦及其一年多以來的教育，對于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部隊，是有重要貢獻的；這是劉院長的努力、全體蘇聯顧問同志的努力，以及全體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后勤工作人員、教員和學員共同一致努力的結果。特致以感謝和慰問之意。
中國人民的建軍歷史，已經走過了25年的長期路程，其革命經驗之豐富，在國際上除蘇聯以外，無與倫比。但在中國人民尚未獲得全國勝利之前，由于客觀物質條件的限制，其軍事建設又尚處于比較低級的階段，也就是處于裝備的簡單低劣，編制、制度的非正規性，缺乏嚴格的軍事紀律和作戰指揮的不集中、不統一及帶游擊性等等，這些在過去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正確的。可是，自從中國人民獲得了全國范圍的勝利之后，這種客觀情況已經起了基本上的變化，我們現在已經進到了建軍的高級階段，也就是進到掌握現代技術的階段，客觀條件已完全具備了這種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觀努力，就一定可以實現。與現代化裝備相適應的，就是要求部隊建設的正規化，就是要求實行統一的指揮、統一的制度、統一的編制、統一的紀律、統一的訓練，就是要求實現諸兵種密切的協同動作。為此，就需要克服在過去時期曾經是正確的，而現在則是不正確的那種不集中、不統一、紀律不嚴、簡單現象和游擊習氣等等，而必須加強整個工作上、指揮上，而首先又應該是從教育訓練上來培養的那種組織性、計劃性、準確性和紀律性。這是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部隊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條件之一。
同時，為了組織這種復雜的、高度機械化的、近代的戰役和戰斗，沒有健全的、具有頭腦作用的、富于科學的組織和分工的司令機關不可。過去那種不健全的、效力不高的，甚至是極不勝任的司令機關，今后就必須大大地加強起來；過去那種只重視政治工作（重視政治工作是對的，今后也還必須重視）而忽視參謀工作的現象，必須加以堅決的改變；過去把一些比較弱的、缺乏組織能力的，甚至是犯了一些錯誤而積極性不高的人來做司令機關的工作，因而也或多或少地影響到對司令機關的缺乏威信，影響到若干指揮人員不愿意當參謀長、不愿意當參謀，這種現象必須加以根本上的改正。今后必須挑選優秀的、富于組織和指揮才能的指揮員到各級司令機關來，以創造司令機關新的作風和新的氣象。這同樣是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部隊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條件之一。
軍事學院全體的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后勤工作人員，教員、第一期畢業的學員和正在學習的學員同志們：軍委希望你們在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部隊的光榮事業上，繼續努力；并希望通過你們的努力，把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部隊的精神，貫徹到所有部隊中去。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毛澤東 1952年7月10日
7月11日，毛澤東決定由楊得志擔任志愿軍第二副司令員。
7月11日，毛澤東給他的堂兄和少年時的私塾老師毛宇居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宇居兄：
歸去后來信均收到，甚慰。有復鄒普勛一信，請代轉交。接毛澤連的來信，六嬸病故，他自己又跌斷了腳，不知實際情況如何，腳尚有診好的希望否？他未提到要錢的話，不知他的生活尚過得去否？暇時請查明見告。接張有成兄的信，鄉里缺糧豬賤，不知現在好些否？有便望將鄉情賜告。為了了解鄉間情況，擬待秋收以后，邀李漱清、鄒普勛二位來京一游，請你征求他們二人意見告我為盼！
順致敬意！
毛澤東 7月11日
7月13日，“聯合國軍”停戰談判代表提出了一個關于遣返戰俘的方案，其中說，遣返朝鮮人民軍戰俘占人民軍戰俘中應被遣返總數的80%左右，而遣返中國人民志愿軍戰俘則只占志愿軍戰俘中應被遣返總數的32%。
7月18日，毛澤東關于不接受敵方遣返戰俘方案致電斯大林，他寫道：
致菲利波夫同志：
給您發去7月15日3時我致金日成同志的電文和金日成同志今年7月16日21時給我的回電，供了解情況。
“致金日成同志，并抄送李克農同志。
我們給李克農同志寫好電文后，接到您今年7月14日18時的電報。對該問題經過兩天研究之后，我們一致認為，目前正當敵方對我們狂轟濫炸之際，接受敵方實際上沒有任何讓步的、具有挑撥性和欺騙性的建議，對我們來說是極不利的。我們可以看看這一問題的正反兩個方面：
不接受敵方建議只會有一弊，就是給朝鮮人民和中國人民志愿軍帶來進一步的損失。然而，戰爭已經開始了，中國已經開始幫助朝鮮，朝鮮人民也已經確實站在了保衛全世界和平陣營的最前線。朝鮮人民犧牲的代價是取得了在三八線地區陣地的鞏固，保衛了北朝鮮和中國的東北地區。朝鮮和中國人民，尤其是兩國的武裝力量，在同美帝國主義斗爭中得到鍛煉并獲得經驗。在斗爭進程中，朝鮮和中國人民增強了自己的實力，鼓舞著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對侵略戰爭并促使全世界保衛和平運動得以發展。這也迫使美帝的主力被牽制在東方并蒙受著連續不斷的損失。同時，作為全世界和平支柱的蘇聯得以加緊自身建設并對全世界各民族革命運動發展給予影響。這將意味著延緩新的世界大戰的發生。如此強大的運動正好說明，朝鮮人民不再是孤立的。
首先，中國人民愿意竭盡全力確保朝鮮人民度過難關。因此我們現在請求您坦率地向我們提出朝鮮局勢要求迫切解決的各種問題。如果我們沒有能力解決您的問題，那我們將同您一起去請求菲利波夫幫助解決這些問題。
至于接受敵方建議一事，肯定會帶來巨大危害。首先，在敵方狂轟濫炸壓力之下接受其挑撥性和欺騙性建議將使我們在政治和軍事方面處于不利地位。其次，敵方會不斷地利用我們這一弱點向我們繼續施加壓力并導致敵方新的挑撥行徑。那時我們將處于不利地位，再想向敵方施加壓力時，可能會遭受更大的損失，上述的優勢也將失去其自身意義。這是糟糕的一步，并會因這一步而輸掉全局。因此，在當前形勢下接受敵方建議必然會使敵方更加自負傲慢并有損于我們的威望。如果我們表現出堅決不接受敵方的建議，并對敵方破壞談判做好準備，敵方就不敢貿然破壞談判。在談判進一步推遲過程中，由于我方果斷地堅持自己的觀點，敵方會做出新的讓步。如果敵方不讓步或者談判破裂，那么我們應繼續軍事行動以便在敵方無法取勝的戰爭進程中去尋找改變目前狀況的出路。
關于這一建議和我們的方針，我們會告知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見。得到他的回復結果，我們會告知您。
此致敬禮！
毛澤東 今年7月15日3時”
“致毛澤東同志！
您今年7月15日3時的電報收悉。經過對電報進行仔細的研究和討論，我們得出了一致的結論。我們認為您對當前局勢的分析是正確的。您考慮到我們目前的處境，通知我們，讓我們今后坦率地提出我們所需要的援助，對此我們衷心地感激您。我們認為，在同敵方長期斗爭中積極主動開展戰斗是必要的。如果我們不積極主動戰斗而繼續消極防御，那么敵方就不會重視我們的力量而繼續狂轟濫炸以向我們施加軍事壓力。因此，我們建議采取以下緊急措施：
1、必須加強高射炮部隊，至少要有10個團。必須加強對平壤市和所有工業重要設施（如長津湖發電站、水豐發電站、北倉發電站）的對空防御。
2、必須讓我們的空軍積極進行空戰：（1）改善空軍指揮部門，使其能在朝鮮領土上準確地指揮空戰。（2）空軍行動的直徑不應僅僅限于目前的沿鴨綠江一線。至少應延長至平壤一線并盡力加強首都和重要工業設施的對空防御。（3）派遣善于夜間作戰的空軍部隊深入敵人后方并勇猛地轟炸敵方的機場、倉庫、兵營以及其他軍事設施。
3、陸軍部隊作戰時必須在前線某些陣地上發動局部性攻勢以對敵人施加軍事壓力。
請您研究上述意見并做出給予我們援助的決定。
向您致最崇高的敬意!
金日成 1952年7月16日21時”
毛澤東 1952年7月18日
1952年8月4日，毛澤東在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38次會議上發表了講話。關于抗美援朝問題，他說：
“去年這一年，我們是邊打，邊談，邊穩。
朝鮮戰爭的局勢，去年7月以后定下來了，但是國內的財政經濟狀況，能不能穩下來，那時還沒有把握。過去只是講‘物價基本穩定，收支接近平衡’，意思是說，物價還不能穩定，收支還沒有平衡。收入少，支出多，這是個問題。因此，中共中央在去年9月開了一次會，提出增加生產，厲行節約。10月，我又在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3次會議上，提出增產節約。在增產節約運動中，揭發出相當嚴重的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的問題，到12月開展了‘三反’運動，接著又開展了‘五反’運動。現在‘三反’、‘五反’運動勝利結束，問題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
去年抗美援朝戰爭的費用，和國內建設的費用大體相等，一半一半。今年不同，戰爭費用估計只要用去年的一半。現在我們的部隊減少了，但是裝備加強了。我們過去打了二十幾年仗，從來沒有空軍，只有人家炸我們。現在空軍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戰爭是個大學校，我們在那里實行大演習，這個演習比辦軍事學校好。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陸軍都可以輪流去訓練一回。
這次戰爭，我們本來存在3個問題：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沒有東西吃。能不能打，這個問題兩三個月就解決了。敵人大炮比我們多，但士氣低，是鐵多氣少。
能不能守，這個問題去年也解決了。辦法是鉆洞子。我們挖兩層工事，敵人攻上來，我們就進地道。有時敵人占領了上面，但下面還是屬于我們的。等敵人進入陣地，我們就反攻，給他極大的殺傷。我們就是用這種土辦法撿洋炮。敵人對我們很沒有辦法。吃的問題，也就是保證給養的問題，很久不能解決。當時就不曉得挖洞子，把糧食放在洞子里，現在曉得了。每個師都有3個月糧食，都有倉庫，還有禮堂，生活很好。現在是方針明確，陣地鞏固，供給有保證，每個戰士都懂得要堅持到底。
究竟打到哪一年為止，談判到什么時候？我說，談還是要談，打還是要打，和還是要和。為什么和還是要和呢？30年戰爭、百年戰爭是不會有的，因為長期打下去對美國很不利。一、要死人，他們為扣留1萬多個俘虜奮斗，就死掉了3萬多人。他們的人總比我們少得多。二、要用錢。他們一年要用100多億美元。我們用的錢比他們少得多，今年比去年又減少一半。‘三反’‘五反’清理出來的錢，可以打一年半。增產節約出來的錢，就可以完全用在國內建設上。三、他們國際國內都有難以克服的矛盾。四、還有一個戰略問題。美國的戰略重點是歐洲。他們出兵侵略朝鮮，沒有料到我們出兵援助朝鮮。我們的事情比較好辦。國內的事我們可以完全作主。但是，我們不是美國的參謀長，美國的參謀長是他們自己的人。所以，朝鮮戰爭是否打下去，我們和朝鮮一方只能作一半主。總之，對美國來說，大勢所趨，不和不利。說馬上要打第3次世界大戰，是嚇唬人的。我們要爭取10年工夫建設工業，打下強固的基礎。
大家要好好團結起來，劃清敵我界限。今天我們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全國人民的團結，我們在座的人的合作，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合作。團結和劃清敵我界限是非常重要的。孫中山先生是個好人，但他領導的辛亥革命為什么失敗了？其原因：一、沒有分土地；二、不曉得鎮壓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銳。除了劃清敵我界限之外，在內部還有個是非界限。兩者相比，是非界限是第二種界限。比如貪污分子大多數還是個是非問題，還是可以改造的，他們與反革命不同。
各民主黨派和宗教界要進行教育，不要上帝國主義的當，不要站在敵人方面。拿佛教來說，它同帝國主義聯系較少，基本上是和封建主義聯系著。因為土地問題，反封建就反到了和尚，受打擊的是住持、長老之類。這少數人打倒了，“魯智深”解放了。我不信佛教，但也不反對組織佛教聯合會，聯合起來劃清敵我界限。統一戰線是否到了有一天要取消？我是不主張取消的。對任何人，只要他真正劃清敵我界限，為人民服務，我們都是要團結的。
我們國家有前途，有希望。過去我們想，國民經濟是否3年可以恢復。經過兩年半的奮斗，現在國民經濟已經恢復，而且已經開始有計劃地建設了。大家要團結起來，劃清敵我界限，使我們的國家穩步前進。”
有黨外人士在政協會議上向毛澤東詢問，要多少時間過渡到社會主義去，毛澤東說：
“大概二三十年吧。”
此時，毛澤東的大致設想是，經過“相當長久”一段時間，工業發展了，國營經濟壯大了，就可以采取步驟，一步步實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國有化和個體農業的集體化。
毛澤東在政協會議上接見了這個月剛剛被任命為地質部長的政協常委李四光，他饒有興趣地問李四光：
“‘山字型構造’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給我講一講？”
李四光聽了非常感動，沒想到博學多聞的毛澤東還如此虛心，如此關心地質科學，便向毛澤東作了詳細的說明。
在政協會議期間，毛澤東特意邀請來北京參加會議的程潛到家里吃午飯。飯后，兩人外出散步，邊走邊聊，來到了中南海邊。毛澤東對程潛說：
“前人對中南海曾有‘翡翠層樓浮樹杪，芙蓉小殿出波心’的贊譽，今日置身其間，不知頌公有何感受？”
程潛點頭笑著說：
“名不虛傳，妙不可言，妙不可言啊！”
毛澤東見南海邊泊著一條小船，便提議說：
“我們劃劃船吧。”
說罷，他登上了那小木船，待程潛上船坐穩后，操起槳要親自為程潛劃船。程潛忙說：
“使不得！使不得！你是國家主席，怎能讓你為我蕩槳！”
毛澤東說：
“哪里，哪里，你是國民黨元老，愛國高級將領，又是我的老上級、家鄉人，還分什么彼此。何況你已是古稀之年，總不能讓你劃槳啊！還是客隨主便吧。”
說著，他操起槳劃著小船向前駛去。
8月7日，毛澤東召見梁漱溟。梁漱溟在談話中提出要到蘇聯去做學術研究。毛澤東搖了搖頭，說道：
“這不合適。派你去蘇聯參觀訪問，游歷一番或去蘇聯進修一門學問，這兩種情況都不合適。中國的什么單位派這么一位上了年紀的老先生去搞什么研究，人家不好理解嘛。像你這種情況，應該在國內各地繼續參觀訪問，做社會調查。你愿意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喜歡調查什么就調查什么，我可以通知各地負責同志，要他們給你提供一切照料和方便。”
8月21日，毛澤東給毛宇居回了一封信，他寫道：
宇居兄：
來信收到，李漱清老先生及鄒普勛兄前曾表示，希望來京一游，我認為可以同意，借此了解鄉間情況。但請你向他們二位說清楚：1、須他們自己下決心，出遠門難免有風險；2、到京住一至兩個月即還家鄉。如他們同意這兩點，則可于陽歷9月動身北上。到長沙湖南省委統一戰線部劉道衡部長處接洽，領取來京路費，辦理乘車事宜。介紹信一件，請予轉李、鄒二位。其余要來京者，今年不便招待。
順候近安！
毛澤東 1952年8月21日
8月間，江青的病情一直沒有好轉，經毛澤東同意，她第2次去到蘇聯治病。
美國記者維克多在《江青同志》一書中，記述了江青這次在蘇聯治病的情形，他寫道：“蘇聯醫生直接把她拉進了外科實驗室去觀察她的肝臟，但沒有除去集聚在膽囊里的水。經過外科抽樣檢查，提出治療方案。她再一次被送到蘇聯南方的她所討厭的雅爾塔。為了減退不斷的高燒，她被注射了大量的青霉素，每次2千萬單位，這樣的劑量和次數只能使得她感到更糟。她痛惜她個人完全沒有權勢，但她的抗議是完全徒勞的。在那個令人討厭的雅爾塔的冬天，她越來越思念家鄉，但醫生不讓她回國。她想，他們要把她留在那里，可能是因為他們沒有治好病而感到慚愧。最后，他們把她送回到莫斯科，安置在一個普通的醫院里。后來她有幸被轉移到了克里姆林宮里雄偉的宮廷醫院，那里是為政府的高級官員而準備的醫院。”
再說8月30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關于進行司法改革工作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轉各省、市、區黨委：
關于開展司法改革運動的工作，中央前有幾次電示，最近政務院已批準了中央司法部史良部長所作關于徹底改造和整頓各級人民法院的報告。各級黨委應認真布置并推動政府機關切實執行。
各級人民法院機構的改造和反對舊法觀點是相互聯系的，應將二者結合進行。但肅清資產階級的舊法觀點，乃是長期的思想斗爭，而對法院的組織整頓，特別是清除那些壞的無可救藥的舊司法人員，調換那些舊審檢人員，代之以真正的革命工作者，則是可以在一次短期的運動中基本上解決問題的。所以這次司法改革運動，必須是從清算舊法觀點入手，最后達到組織整頓之目的。法院的改革不宜用改造一般舊人員的辦法來逐步地改進和提高，而必須采取一些必要的組織辦法，以徹底改變各級人民法院的組織成份。對于法院中罪行重大且有民憤的壞分子，還須給以刑事處分，以嚴肅法紀教育干部和群眾。但在組織處理中，必須嚴防草率從事，輕易開除的毛病，以免造成失業或難于轉業安插。因此，除了應受刑事處分者外，即使對于那些惡習較深的分子，也必須妥善安置，給以生活出路。現在司法機關的舊人員，原則上由司法部門盡可能的留用，將原任審檢工作的舊司法人員調作技術性的工作，將不宜作重要工作的調作次要工作。其不能留在司法部門的，也必須經由當地黨政領導機關審查，或分配其它工作，或給以勞動就業機會，或資送還鄉生產，務使各得其所。
此外，各地還應利用這次機會，把大學政法院系的教授組織到司法改革運動中來，幫助他們進行思想改造。他們之中有不少人不能繼續擔任政法教授，對于這一部分人尤須妥善安置，或改教其他的課程，或改任中學教員，或幫助其轉業改行。同時選拔適當的教師加強政法教育工作，以利政法院系的整頓和改造。
中央 8月30日
1952年9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培養高等、中等學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師資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轉各省、市委：
全國高等、中等學校經過這次結合“三反”運動的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肅清封建買辦法西斯思想、批判資產階級思想之后，極需樹立工人階級的思想領導，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建設。而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理論課程的教學水平，則是學校思想建設工作的中心環節。過去由于普遍缺少足夠稱職的政治理論師資，以致這些課程的教學水平一般都不高。為了加緊培養高等、中等學校政治理論師資，特作如下指示：
一、由中央教育部負責籌劃，在中國人民大學創設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班，為全國各高等學校培養一部分政治理論師資。第一期招收研究生300人，研究期限1年至2年。1952年秋季開始實行。
二、在高等學校的助教和高等、中等學校高年級學生中選拔優秀的黨員、團員在本校擔任政治理論課程的助教或助理，經常地指導他們結合自己的實際工作，有系統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逐漸培養他們成為高等、中等學校新的政治理論師資。這是現階段培養政治理論師資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各級黨委必須加以重視，并應指定宣傳部門的負責干部領導他們的政治理論學習，幫助他們解決工作和學習中的各項問題。
三、各大行政區應選擇具備適當條件的高等學校，舉辦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班，培養高等學校的政治理論師資；設立政治教育系或政治教育專修科，培養中等學校的政治理論師資。
四、各中央局、分局及有關的地方黨委應加強對各該地區培養政治理論師資和學校政治教育的領導，指定各級黨委的宣傳部長或副部長經常親自領導這一方面的工作；并應選派政治理論水平較高的干部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班及政治教育系或政治教育專修科教課（專任或兼任），領導政治助教的政治理論學習。在目前各高等、中等學校原有的政治理論師資量少質低，新的師資尚待培養的“青黃不接”時期，尤需大力動員黨委、政府、群眾團體中政治理論水平較高的干部到學校兼課，或設專題講座，幫助政治理論教師備課。
五、各行政區培養高等、中等學校政治理論師資計劃，由各中央局負責擬訂；華北5省2市高等、中等學校政治教師培養計劃，由華北局會同中央教育部黨組負責擬訂。
上列計劃均須在9月20日以前報告我們。
中央 9月1日
9月4日，中國民主建國會主任委員黃炎培把他準備在中國民主建國會北京市分會會員大會上的講話稿：《“三反”、“五反”運動結束以后怎樣發揮毛主席對民建方針指示的精神》，呈送毛澤東審閱。
9月5日，毛澤東看了黃炎培的講話稿，把講稿中的“資本家應充分接受工人階級思想”，改為“資本家應充分接受工人階級和國營經濟的領導。”把用“工人階級思想”教育改造資本家，改為用“愛國主義的思想，共同綱領的思想”教育改造資本家。把幫助資本家“改造思想”，改為幫助資本家“改造那些壞思想，那些不合乎愛國主義和共同綱領的思想，即所謂‘五毒’思想。”毛澤東在講稿中“資產階級分子有壞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加上了“就資產階級的大多數人來說，一個人的思想中有壞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們應該幫助他們去掉壞的方面，發展好的方面。”
毛澤東還在講稿的最后加上了一段話，他寫道：
“我們在現階段對于資產階級的多數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國的條件下，資產階級中的少數人，那些有遠見的人們，可能超過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階級的基本思想，即社會主義思想，而對社會主義事業發生興趣。他們一面開工廠，并不要求馬上變更自己的成份和事業；一面看到社會主義事業對于人類的偉大貢獻，想在將來做一個社會主義者，這種人是有可能的，我們應該表示歡迎。”
毛澤東改完了講稿，又給黃炎培寫了一封回信，他寫道：
任之先生：
北戴河的信，9月4日的信及講稿，均已收到，甚為感謝。
講稿用意甚好，惟覺太激進了一點，資產階級多數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囑作了某些修改，是否妥當，還祈考慮酌定。
要求資產階級接受工人階級的基本思想，例如消滅剝削，消滅階級，消滅個人主義，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或者如先生所說“沒有勞動，沒有生活，不從勞動以外求生活，不從自力以外求生活”，這就是要求資產階級接受社會主義。這些對于少數進步分子說來是可能的，當作一個階級，則不宜這樣要求，至少在第1個五年計劃時期不宜如此宣傳。
當作一個階級，在現階段，我們只應當責成他們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亦即接受共同綱領，而不宜過此限度。
在現階段，允許資產階級存在，但須經營有益于國家人民的事業，不犯“五毒”，這就是工人階級對于資產階級的領導，也就是共同綱領所規定的。超過這個限度，而要求資產階級接受工人階級的思想，或者說，不許資產階級想剝削賺錢的事情，只許他們和工人一樣想“沒有勞動就沒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會主義，不想資本主義，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
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學習》雜志上有些寫文章的同志曾經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我們已叫他們作了更正。
對于資產階級中的少數人，那些有遠見的人們，我同意先生的意見，可以向他們宣傳社會主義，使他們對社會主義事業發生興趣，我想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在中國的條件下這樣的人可能出現，特別是在幾年之后，社會主義經濟成份更加壯大，更加顯示它對于國家和人民的偉大貢獻的時候，這樣的人可能逐步地多起來。
先生近來思想前進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說國家主權的思想，此次所說社會主義的思想，都表示這一點，但在現在卻是言之過早，在少數人想想是可以的，見之實行則是不可以的。因為先生對于我們的高度信任，故率陳鄙見如右，是否有當，還祈審察賜教。
日內如有暇，想和先生面敘一次。順致敬意
毛澤東 1952年9月5日
當晚，黃炎培就給毛澤東寫信說：
“講稿承親賜斧削，對資產階級一面照顧到多數不能接受，而一方面拿來鼓勵少數前進分子，這樣才符合新民主主義精神，不僅改正了講稿，同時改正了我的思想，敬謹接受之下，不盡的感謝！”
9月5日這天晚上，原第3野戰軍第23軍軍長鐘國楚、政治委員盧勝轄第67師、第69師、第73師，由遼寧安東入朝，隸屬第9兵團（后隸屬第19兵團）。
此后，原第3野戰軍第24軍軍長兼政治委員皮定均轄第70師、第72師、第74師，于9月12日由遼寧安東入朝，隸屬第9兵團。9月15日，原第4野戰軍第46軍軍長蕭全夫、政治委員吳保山轄第133師、第136師、第137師，由遼寧安東入朝，隸屬志愿軍總部（后來隸屬第19兵團）。
9月10日，黃炎培根據毛澤東修改過的講稿和指示精神，在民主建國會北京市分會于中山公園舉行的第四屆會員大會上作了報告和傳達。會后，黃炎培的講話稿又印發給全國各地民建組織，反映很好，工商界很受鼓舞。
9月17日，毛澤東給李達寫了一封信。
原來，毛澤東的哲學著作《矛盾論》在1952年4月1日重新發表后，李達用了半年時間撰寫了《〈矛盾論〉解說》一書，9月11日寄給毛澤東審閱，同時請求毛澤東為長沙愛晚亭題字。毛澤東在給李達的回信中寫道：
鶴鳴兄：
9月11日的信收到。以前的幾封信也都收到了。“愛晚亭”3個字已照寫如另紙。
《矛盾論》第4章第10段第3行，“無論什么矛盾，也無論在什么時候，矛盾著的諸方面，其發展是不平衡的，”這里“也無論在什么時候”8字應刪，在選集第一卷第2版時，已將這8個字刪去。你寫解說時，請加注意為盼！
順候教安
毛澤東 1952年9月17日
9月18日晚，中國人民志愿軍第39軍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向“聯合國軍”發起戰術性反擊作戰；接著，第12、68、65、40、38軍和人民軍第3、第5軍團，在完成準備后也陸續發起戰術性反擊作戰，使“聯合國軍”大為震動。
9月2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劉少奇、周恩來、陳云、彭真、彭德懷、鄧小平、陳毅、聶榮臻、薄一波、羅瑞卿、粟裕、安子文、楊尚昆、饒漱石、習仲勛。
會議聽取了周恩來關于就“一五”計劃的輪廓問題同蘇聯商談情況的匯報。
毛澤東作了重要講話。據薄一波在1965年“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問題致田家英的信”記載，毛澤東是這樣說的：
“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不是10年以后才過渡到社會主義。二中全會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現在這個內容就更豐富了。工業，私營占32.7%，國營占67.3%，是三七開；商業零售是倒四六開。再發展5年比例會更小（資小我大），但絕對數字（指資）仍會有些發展，這還不是社會主義。5年以后如此，10年以后會怎么樣？15年以后會怎么樣？要想一想。性質也變了，是新式的資本主義：公私合營，加工訂貨，工人監督，資本公開，技術公開，財政公開。”“他們已經掛在共產黨的車頭上了，離不開共產黨了。空前絕后，他們的子女們也將接近共產黨了。農村也是向合作互助發展。前5年不準地主、富農參加，后5年可以讓其參加。（下面講一段戰爭形勢）爭取15年不打仗可能的。”
毛澤東的講話，使與會者為之振奮。他們認為我國開始搞社會主義了，這是全黨夢寐以求的大事。同時，大家認為這是毛澤東根據國內外有利形勢做出的新判斷，為全黨指明了方向。公安部長羅瑞卿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向政法委員會和公安系統的干部作了傳達。但是，毛澤東對這個問題是非常慎重的。中央在發現了羅瑞卿的做法后，對他進行了批評。羅瑞卿作了檢討，并請求處分。為此，毛澤東后來于11月13日在給周恩來等十幾位領導人的信中作了自我批評。請看后邊詳述。
9月25日，毛澤東在審閱《人民日報》國慶社論送審稿時，將文中“這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無敵力量”一句劃去，并在旁邊批示道：
“不要將毛澤東思想這一名詞與馬列主義并提，并在宣傳中盡可能不用這個名詞。”
1952年10月1日，首都50余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的國慶慶典，時稱歡慶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屆國慶節”。
毛澤東、朱德、宋慶齡、李濟深、張瀾、林伯渠及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副總理董必武、陳云、郭沫若、黃炎培、鄧小平，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代理總參謀長聶榮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沈鈞儒，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陳叔通，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長彭真，來訪的蒙古人民共和國總理澤登巴爾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在檢閱臺上的還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委員，各委、部、會、院、署、行的領導人，人民解放軍陸海空軍首長，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在京常務委員，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的負責人。
在觀禮臺上，有各條戰線上的代表，有華僑回國各觀光團的團員。出席觀禮的還有蘇聯專家代表，在中國訪問的外國朋友和貴賓，各國使節和外交人員等。
在天安門城樓和觀禮臺上觀禮的國家領導人和嘉賓共有1萬多人。
上午10時整，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宣布慶祝典禮開始。全場肅立，軍樂隊高奏國歌，100門禮炮齊鳴28響。
朱德乘車檢閱受閱部隊。
接受檢閱的武裝部隊分列式開始了，聶榮臻乘車率領武裝部隊進入廣場，由東向西行進，共有66個方（梯）隊，受閱人員11300人。與往年不同的是，徒步方隊前面增加了高舉“八一”軍旗的“儀仗兵”。
受閱民兵來自全國各省區，分屬漢族和蒙族、回族、藏族、苗族、彝族、滿族、朝鮮族、黎族等10多個少數民族。他們攜帶著先進的輕武器，穿著五顏六色的民族服裝，色彩繽紛，構成了與以往國慶節閱兵分列式不同的一道亮麗風景，充分體現了毛澤東“人民戰爭”的指導思想。
空軍機群組成9個梯隊，共有153架飛機從天安門上空飛過受閱。
閱兵式歷時65分鐘，全場觀眾一直都是歡聲雷動。
“保衛和平”是這次國慶閱兵和游行隊伍的主題。游行群眾高舉著各種標語，“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反對美帝國主義進行細菌戰”，高呼著“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向中國人民志愿軍學習”、“向中國人民解放軍致敬”的口號，在金水橋前放飛一群群白色的和平鴿，歡呼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熱烈而堅決地表達了熱愛和平的美好愿望與保衛和平的堅強意志。
10月2日，毛澤東因堂弟毛澤連來信說他家生活困難，就給東茅塘的堂兄、少年時代私塾老師毛宇居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宇居兄：
李鄒二位來京，收到你的信，并承佳祝，甚為感謝。毛澤連來信叫苦，母尚未葬，腳又未好，茲寄人民幣300萬元（舊幣——筆者注），以100萬元為六嬸葬費，200萬元為澤連治病之費。請告他不要來京，可到長沙湘雅醫院診治，如湘雅診不好，北京也就診不好了。另寄200萬元給澤榮（遜五）助其家用。他有信來，我尚未復，請轉告他，不另寫信了。
以上均請費神轉致為荷！順問康吉
（這些錢是我自己的稿費，請告他們節用。）
毛澤東 1952年10月2日
10月2日，劉少奇率領中共中央代表團抵達蘇聯出席蘇共第19次代表大會。
10月3日是中秋節，下午，中南海派來一輛小轎車，把毛澤全夫婦和3個女兒一大家子人接到中南海，與毛澤東共度佳節。
毛澤全是在前些時候由華東軍區后勤部生產部長調來北京總后勤部軍需生產部生產管理處任處長，他的愛人徐寄萍也調到總后工作，居家遷到了北京。
毛澤全一家來到菊香書屋，見毛澤東身著舊衣和布鞋，正坐在一個涼棚下的藤椅上看材料。毛澤全老遠就叫了聲：
“主席！”
毛澤東見葉子龍領著客人來了，立即放下手中的材料，起身迎上去，看著他們全家人，笑盈盈地說：
“澤全，你有這么一大家子人，好，好。”
毛澤全、徐寄萍趕緊上前與毛澤東握手，孩子們也走到毛澤東跟前喊道：
“伯伯好！”
“好，好。娃娃們好！”
毛澤東高興地應著，引著客人進了客廳，招呼道：
“坐，坐，大家都坐。”
工作人員端上茶水，給孩子們分發了糖果，退了出去。毛澤東問起徐寄萍的工作和家庭情況。徐寄萍說，她是1940年在上海參加學生協會，1941年隨一批同學到蘇北新四軍一師參軍。父親是教員，已病故。現有母親和兩個妹妹。兩個妹妹是解放前入黨的地下黨員，帶著母親在上海工作。毛澤東聽了，連連說：
“好，好。你們是革命家庭。”
他話頭一轉，又問道：
“你是從上海去革命根據地的高中學生，為什么要找澤全這樣一個土包子，種過地的泥巴腿子？”
徐寄萍聞言，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是笑而不答。毛澤東就說：
“這很好，你們一個是工農分子，一個是革命知識分子，我們黨就是要知識分子工農化，工農干部知識化，互相取長補短，互相幫助學習。”
他又指著徐寄萍說：
“看上去你身體較瘦弱，有什么病么？”
徐寄萍說：
“沒大病，只是常頭疼。”
“你去醫院看看耳朵，有時耳朵有病治好了，頭就不疼了。”
毛澤東說罷，又問孩子們在哪兒上學。毛澤全的大女兒毛遠慧搶著說：
“我在11小學讀3年級，妹妹遠玲在五一幼兒園。今天同學們知道接我到中南海看毛主席，都要我代問毛主席好。”
毛澤東笑了，說：
“那你代我問問同學們好啰。”
此時，葉子龍按照毛澤東的吩咐，又從中聯部招待所接來了一位客人。這位客人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民的遺孀王淑蘭。
王淑蘭和兒媳韓謹行這一次來北京，主要是為兒媳治療支氣管擴張。韓謹行出院后對婆婆說：
“我想借這個機會見見主席大伯。”
王淑蘭說：
“那就寫封信說一下吧”
于是，韓謹行以婆婆的口氣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介紹了王淑蘭的近況，又說：
“現在兒媳韓謹行來北京治病，已經出院。我準備過幾天和兒媳一起回湖南老家去。臨行前，我們很想見見您，您百忙中可以接見一下嗎？”
毛澤東接到王淑蘭娘倆的信，很高興，就派葉子龍去接她們。不巧的是，韓謹行到勞動人民文化宮看蘇聯舉辦的“改造伏爾加河”展覽去了。王淑蘭四處尋找，均未找到。只好一個人悶悶不樂地來到了中南海。毛澤東見王淑蘭來了，問她：
“你兒媳怎么沒來？”
王淑蘭還在生著氣，說：
“她呀！不知跑到哪里去了，連個人影子也找不到。”
不一會兒，又來了幾位客人，一位是毛澤東的姨表兄王季范；一位是毛澤東的堂兄兼塾師毛宇居，他是受韶山鄉人民政府委托，來請毛澤東為新建的韶山學校題寫校名的；另一名是毛澤東幼年的同學和鄰居鄒普勛，也是鄒氏的胞弟、毛澤全的親舅舅；還有一位是毛澤東少年時的“激進派”老師李漱清。他們是應毛澤東的邀請，來京敘舊并匯報鄉情的。
毛澤全、王淑蘭見鄉親們都來了，十分高興。毛澤全這才明白毛澤東是要他們在佳節里和鄉親們會會面。大家在一起拉起家常，談笑風生，十分熱鬧。
中午，毛澤東在家設便宴招待客人。葉子龍進來說：
“進屋吃飯吧。”
“慢。”毛澤東指著毛遠慧姐妹3個說：“娃娃們不能吃辣椒，今天添一盆炒雞蛋給娃娃吃。”
他又特別交代秘書：
“普勛有病，另外單獨夾給他吃。”
眾人用了餐，一起到客廳圍坐著，毛澤東抽煙，客人們吃蘋果。5歲的遠玲天真活潑，自報奮勇對毛澤東說：
“伯伯，我給您跳舞。”
毛澤東高興地說：
“好，好。”
遠玲一邊跳一邊唱，毛澤東輕輕地拍著手，和著節拍。兩歲半的小遠平，很安靜地坐在沙發上，睜大眼睛看著大人們。毛澤東笑著指一指遠平，說：
“你們看娃娃這雙明亮的眼睛，正在仔細觀察周圍的世界呢。以后世界是他們的，有他們鉆研的時候。”
說話間，遠平就睡著了，徐寄萍連忙對毛澤全說：
“遠平睡了，先把她抱進汽車里吧。”
王淑蘭急著要回招待所。毛澤東問道：
“怎么你就走？他們都不走哩！”
王淑蘭說：
“我要去尋兒媳婦，因為她還沒見主席伯伯哩。”
于是，毛澤東就派葉子龍送王淑蘭回招待所找人。毛澤全便趁機向毛澤東和其他客人告辭。毛澤東吩咐葉子龍將桌上的鮮果和糖塊拿一些給娃娃們帶回去吃，并起身送客，忽然問：
“怎么少了一個娃娃？”
徐寄萍笑著說：
“遠平睡了，已先抱進車中了。”
葉子龍送了毛澤全一家，帶著王淑蘭來到中聯部，正碰上韓謹行從外面回來，王淑蘭趕緊叫兒媳上車去了中南海。后來韓謹行從中南海回到招待所，王淑蘭問道：
“你是怎么稱呼主席的？”
韓謹行說：
“喊主席。”
“你這憨子，怎么連伯伯都不曉得喊？”
王淑蘭忍不住把兒媳埋怨了一通。
10月5日，毛澤東給齊白石寫了一封回信。
原來在1952年國慶節期間，齊白石邀同幾名著名畫家，共同繪出一幅《普天同慶》圖，獻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在復信中筆走龍蛇，一揮而就，寫出了一幅毛體珍品。他寫的是：
白石先生：
承贈《普天同慶》繪畫一軸，業已收到，甚為感謝！并向共同創作者徐石雪、于非闇、汪慎生、胡佩衡、溥毅齋、溥雪齋、關松房諸先生致謝意。
毛澤東 1952年10月5日
10月6日，鄧華、楊得志、洪學智獲悉美李軍隊調防的情況，決定發動第二階段更大規模的戰術反擊，由西海岸到東海岸一字展開的志愿軍第一梯隊第65、40、39、38、15、12、68 軍7個軍參戰。
黃昏時分，緊張防守了一天的美李軍正在休息之時，志愿軍7個軍各以連排為單位，在東西兩線180余公里的正面上，選擇了40多個目標，向美李軍的陣地發起了攻擊。
10月8日，美軍總司令克拉克為了迫使志愿軍轉入守勢，扭轉其所處的被動局面，悍然宣布和談無限期休會。
這一天，克拉克又批準了美軍第8集團軍司令范弗里特的“金化攻勢”計劃。美李軍此次攻擊的主要目標，是上甘嶺地區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
此后，中方參與談判工作的李克農和喬冠華，由于美國單方面中止談判而奉命歸國。
欲知朝鮮戰場上敵我雙方新一輪的較量結果如何，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1952年8月4日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38次會議上的講話是一篇重要文獻，為讀者正確理解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以及在增產節約運動中又先后開展的“三反”、“五反”運動的歷史意義，提供了可靠的史料。按照毛澤東的話說，正是由于“現在‘三反’、‘五反’運動勝利結束，天下大定。”“增產節約出來的錢，就可以完全用在國內建設上。”“經過兩年半的奮斗，現在國民經濟已經恢復，而且已經開始有計劃的建設了。”正因為有這樣重大的變化，毛澤東又提出了“我們要爭取10年工夫建設工業，打下強固的基礎”。正所謂“天翻地覆慨而慷”，用這句話形容偉人此時的心態，應該說是很恰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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