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我們的“五反”斗爭，主要不是為了搞幾個錢，而是為了改造社會。”
話說1952年3月27日，毛澤東在審閱修改中央統戰部關于各民主黨派“三反”運動結束時幾項問題處理意見的指示稿時，又加寫了一段話，他寫道：
“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即允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存在的時期，如果要求他們合乎工人階級的立場和思想，取消他們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和思想，其結果不是造成混亂，就會逼出偽裝，這是對統一戰線不利的，也是不合邏輯的。在允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存在的時期內，不允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有自己的立場和思想，這種想法是脫離馬克思主義的，是一種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五反’中，我黨已有些黨員產生了這種錯誤思想，應予糾正。”
3月28日，毛澤東關于國防和經濟建設等問題致電斯大林，他寫道：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2年1月28日關于中國海軍建設問題的電報和1952年3月15日關于中蒙鐵路建設問題的電報已收到。非常感謝您對中國建設問題的關心和幫助。
制定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總計劃以及計算為此所需經費和外匯實際總額等問題，我們一向希望待到朝鮮談判前景較為明朗的時候來搞，情況一旦明朗，我們將立即向您提出關于總計劃的報告，以便您對我國的國防和經濟建設有個清楚的概念，爾后根據需要和可能決定給我們提供援助的數額和方式。
現在可以認為，朝鮮談判能夠達成協議。如果在4月份可以達成協議，那我們就在11月中旬派某些負責同志到莫斯科向您提出關于國防和國家經濟建設方面基本建設五年計劃初步方案的報告，請蘇聯政府在派出專家及提供技術、設備和材料等方面給予系統援助，而且給予貸款。如果您同意，那我們就開始準備該報告需要的所有材料。
關于您在電報中提到的各種問題和解決這些問題我們所需要的援助，現通告如下：
1、旅順港海軍基地問題。由于非法的美日和平條約特別是美日安全條約的締結，我們認為中國政府有根據也有必要請蘇聯政府讓蘇軍留在旅順港地區，并在1952年底不撤出旅順港。如果您同意，那我們就委派代表準備于今年5月中旬抵達莫斯科就此問題進行談判。
2、為了加強中國的海岸防御，我們完全同意您在1951年12月22日和1952年1月28日的電報中所作的指示。根據這兩份電報所提出的計劃，我們進行了初步計算并得出結論，需要向蘇聯訂貨的總額約為18億盧布。為了完成中國海軍人員訓練計劃，上述訂貨必須在1955年底以前全部到位。但中國政府在這3年內無力償還這筆外匯。因此我們請蘇聯政府對中國國防建設包括海軍在內以提供貸款的方式予以援助。至于具體計劃，我們打算由我國代表于今年5月中旬抵達莫斯科時當面提交。考慮到關于中國海軍建設問題的談判推遲進行是不適宜的，因此我們打算于4月上旬派出中國海軍司令員蕭勁光同志及其參謀長羅舜初同志和兩名中國海軍的工程和造船專家到莫斯科與蘇聯海軍部的同志進行談判。如果您同意，那我們就下達指示，派這些同志前往莫斯科。
3、按我們計算，從1951年2月1日開始，你們按提供軍事貸款協定條件3次提供的軍事貸款總額的剩余額是4億多盧布。我們打算用這4億多盧布購買我們的空軍所必需的飛機、設備和彈藥。詳細申請單另行電告。用這4億多盧布購買飛機和航空物資之后的余款購買其他武器裝備的申請單只能在上述物資的價款結算清楚之后才能提出。
4、給60個步兵師提供武器和軍用物資問題。除1951年給4個師提供的武器和軍用物資以外，按修改后的計劃，另一批物資提供應在今年4月開始。國內軍隊整編也將在今年4月開始。如果沒有新的變動，我們希望在1952年獲得16個師的武器和軍用物資，1953年獲得20個師的，1954年獲得20個師的。在我們所獲得武器裝備的4個師中，有3個師的武器裝備將轉交朝鮮人民軍前線。至于60個步兵師武器裝備的軍事貸款，我們也打算委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就其辦理的具體程序進行談判。
5、從中國北部開始延伸到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鐵路修建問題。如果您認為修建這條鐵路比修建從中國西北部通往蘇聯的鐵路更為緊迫而且更有必要，考慮到蘇聯同時開始修建該鐵路從烏蘭巴托向中蒙邊境延伸的這一段，則我們準備于今年下半年開始進行勘察工作，于1953年開始修建。至于這一鐵路的運行路線，我們認為它始于集寧站或包頭站進入中國的綏遠省，經中蒙邊境的哈順延伸到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烏蘭巴托，比從張家口延伸到烏蘭巴托要好。當然，最后決定要在對該鐵路修建路線進行預先勘察之后才能做出。
順便說說，如果修建一條從中國西北部的蘭州經玉門、哈密、烏魯木齊到中蘇邊境的霍爾果斯，總長2000公里，與蘇聯的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亞干線相接的鐵路，則這對蘇聯和中國都更為有利。我們不知道蘇聯政府對此問題的意見，蘇聯政府在修建這一鐵路的事業中能否以鐵路設施援助我們。
6、種植橡膠樹問題。在對這一問題進行多次研究后，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急需蘇聯專家方面的援助，以及技術援助。但按中蘇合資公司形式創辦中蘇股份公司來開發橡膠，在中國目前政治情況下不太合適。因此對種植橡膠樹問題，我們建議同蘇聯政府締結提供貸款和技術設備協定，該協定規定保證以提供生產的橡膠償還貸款，并給蘇聯提供年產橡膠量的50％以上，而且按優惠價格提供，即按世界市場價打一定折扣。
對上述兩個問題，如果您同意，我們將委派代表于5月中旬前往蘇聯，與蘇聯政府進行具體談判。至于我們對栽種橡膠樹的專家和設備的需要，我們將給您另發電報告知。
請對上述所有問題給予指示。
此致敬禮！
毛澤東 1952年3月28日
1952年4月1日，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在學習剛剛重新發表的哲學著作《矛盾論》時，有人在討論中說：
“我們和美帝國主義有沒有統一性或同一性？”
這個問題一提出，眾人各抒己見，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正反雙方互不服輸，誰也說服不了誰。反方的保健醫生王鶴濱自薦去向毛澤東請教。他走進菊香書屋的院落，來到毛澤東辦公室門口，又停下了腳步，遲疑起來，心想：為了一個學習問題，去打擾毛澤東，合適嗎？正在此時，毛澤東和江青從辦公室里走了出來，毛澤東問：
“王醫生，有什么事情嗎？”
王鶴濱只好說：
“我們正在學習主席的著作《矛盾論》，有的同志提出，我們和美帝國主義有統一性或同一性。我不明白，我們怎么會和美帝國主義有統一性或同一性呢？”
毛澤東肯定地回答說：
“我們和美帝國主義者是有統一性或同一性的。”
“主席，是個怎么樣的統一性或同一性呢？”
毛澤東看著王鶴濱固執而幼稚的眼神，改變了直接回答問題的方式，他問道：
“我們中國在什么地方呀？”
“在地球上。”
“對！中國在地球上。美國呢？也在地球上，而且位置正好與我國相對著。它在地球的那一面，中國在地球的這一面，但都是在地球這個統一體上的，對嗎？”
毛澤東看著王鶴濱，知道他對中國和美國在空間上的統一明白了后，又接著解釋道：
“在抗美援朝戰爭的戰場上，缺少一方就講不成抗美援朝的戰爭了。”
江青插話說：
“問題應該是強調我們同美國帝國主義者的斗爭性，而不是我們與他們的統一性！”
4月2日，斯大林關于蘇軍撤出旅順等問題致電毛澤東，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請將下列各點轉告毛澤東同志：
“第一，迄今為止，我們認為，蘇軍盡快撤退出旅順港完全符合您的愿望。正因為如此，在1950年根據您的愿望締結條約時已做出決定：即使不締結對日全面和平條約，蘇軍也不遲于1952年撤出旅順港。您3月28日電報提出的問題完全不同了。您現在拋開條約而認為蘇軍應不定期或在1952年以后留在旅順港，說是因為日美締結和平條約而使情況發生了變化。如果您堅持這一點，則我們同意滿足您的要求。但這里必須注意，這種違約應合理地給外界提出論據，以免得出印象，認為是蘇聯做出這樣的決定來束縛您。可能需要締結新的旅順港條約。關于這一切，應當同您或您的代表團進行談判。
第二，我之所以在電報中曾提醒您不要忘記烏蘭巴托-張家口鐵路問題，不僅因為朱德同志提出過這個問題，還因為1950年當您在莫斯科時您本人也曾把這條鐵路的問題作為中國的重要事情提出過。我們認為，從中國的利益來看這條鐵路是最必要的，因為：（1）它是迅速通往中國首都給她提供援助的最短路線；（2）修建這條鐵路要比修建新蘭鐵路快好幾倍；（3）由海路給您供應液體燃料不可靠，于是烏蘭巴托-張家口或烏蘭巴托-集寧鐵路就是運輸液體燃料最短最有保障的路線。
從您的電報中可以看出，您不相信鋪設這條鐵路線是適宜的，因為您把它同新蘭鐵路加以對比。既然這樣，我們可以撤銷修建烏蘭巴托-中國的鐵路線問題。至于鋪設新蘭線，則這一問題對于我們來說還是個新問題，如果您愿意，那我們就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對其他問題，過幾天再回答。菲利波夫”
請電告執行情況。
4月6日，毛澤東起草了給西南局、西藏工委并西北局、新疆分局“中央關于西藏工作方針的指示”（參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他寫道：
“西藏至少在兩三年內不能實行減租，不能實行土改。”“我們要用一切努力和適當辦法，爭取達賴及其上層集團的大多數，孤立少數壞分子，達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內逐步地改革西藏經濟政治的目的；但也要準備對付壞分子可能率領藏軍舉行叛變，向我襲擊，在這種時候我軍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堅持下去。”
“西南局4月2日電報的全部意見中，只有一點值得考慮，這就是短期內改編藏軍和成立軍政委員會是否可能和得策的問題。我們意見，目前不要改編藏軍，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軍分區，也不要成立軍政委員會。暫時一切仍舊，拖下去，以待一年兩年后我軍確能生產自給并獲得群眾擁護的時候，再談這些問題。在這一年兩年內可能發生兩種情況：一種是我們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上層統戰政策發生了效力，西藏群眾也逐步靠攏我們，因而使壞分子及藏軍不敢舉行暴亂；一種是壞分子認為我們軟弱可欺，率領藏軍舉行暴亂，我軍在自衛斗爭中舉行反擊，給以打擊。以上兩種情況，無論哪一種都對我們有利。”
在一個周末的傍晚，毛澤東的值班衛士通知保健醫生兼生活秘書王鶴濱：
“王秘書，主席叫你去陪吃飯。”
王鶴濱的愛人在上海醫學院上預科，大兒子王子冀跟著他生活，他剛讓朱寶貴從托兒所把孩子接回來。此時，朱寶貴已經走了，沒有人可以托付照顧兒子，他只好抱著孩子，急步向菊香書屋走去。
毛澤東從起居室里走了出來，看到多了一個小朋友，增加了興趣，他問：
“這位小客人是誰呀？”
王鶴濱說：
“主席，這是我的大孩子，叫子冀，生在河北省平山縣的朱豪村。”
“你還有幾個孩子？”
“還有一個兒子，生在北京，叫子燕。”
“王醫生，很好嘛，身兼二職喲，既是爸爸又是媽媽。”
毛澤東說罷，彎著上身，把臉貼近孩子的頭部，和藹地問孩子：
“小娃娃，你幾歲了？”
孩子沒有說話，怯生生地伸出4個手指。毛澤東又微笑著問：
“啊，你的媽媽呢？”
“媽媽，媽媽上學去啦。”
毛澤東又問：
“你想媽媽嗎？”
“想媽媽，我想媽媽。”
問完了，毛澤東又為孩子夾菜。孩子嘴里吃著，視線卻停留在一小碟紅綠相間的炒辣椒上。毛澤東夾來的菜，他也不管不顧了。毛澤東看見了，高興地說：
“啊！小家伙，你想吃炒辣子啦，是吧？這東西可好吃哩！”
說著，夾起一截紅辣椒，在孩子面前晃晃。果然，孩子那張小嘴湊了過去。王鶴濱想，這湖南口味的炒辣子，自己吃一口都要出汗呢，孩子要是吃了，哭鬧起來怎么辦？主席這餐飯也要攪得吃不成了。便把孩子拉了過去，說：
“主席，不要給他吃。”
毛澤東就把辣子放到自己嘴里，而且裝出很好吃的樣子嚼了起來。孩子雙目緊緊地盯著毛澤東吃得津津有味的樣子，又把眼睛盯在那碟炒辣椒上，右手的小食指也戳在嘴唇上。毛澤東又夾起一段紅辣椒對孩子說：
“你吃吧，可好吃了，不要聽你爸爸的。”
孩子又伸長脖子要吃辣椒。王鶴濱說：
“主席，不能給他吃！”
說著又把孩子拉了過來，孩子奇怪地看著他爸爸。毛澤東第二次受到阻攔，就把夾起的辣椒放回碟子里，帶著批評的口吻說：
“你讓他吃嘛！怕什么？讓他上上當。不要把孩子教育成那樣，讓孩子認為大人都是好人，大人也有壞人嘛！”
4月7日，毛澤東決定將彭德懷從朝鮮戰場調回北京，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由陳賡代理志愿軍司令員和政委。第3兵團由兵團副司令員王近山代理司令員兼代政委。
4月9日，斯大林關于蘇軍撤出旅順等問題致電毛澤東，電文內容是：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轉毛澤東同志
續上電（即續4月2日致毛澤東電——筆者注）：
“第四，關于按計劃給60個師提供武器和軍用物資問題。到1952年底，如果沒有困難，我們力求滿足您的要求，力求給您提供16個師的武器。
第五，我們研究了您關于在1952年給20個航空兵團提供飛機的電報。根據我們之間按中國空軍發展計劃達成的協議，我們同意在今年繼續給中國提供飛機，但考慮到我們的能力，以及要按同我們西方的人民民主國家已締結的協定提供飛機，在1952年底以前剩下的9個月中，我們只能給您提供15個團的飛機，即450架。我們的軍方認為，在一年之內要建立大量航空兵是困難的，因為除飛行員之外，還需要大量的工程專業人員和技術員，以及不少于10-15個機場及其飛行服務和保障器材。迄今為止，在中國由于上述原因還有4個團的米格-9噴氣殲擊機被擱置在倉庫中未加利用。至于您在電報中所提到的教練機和其他各種飛機，只有在收到您的具體申請單之后才能對此問題進行研究。
第六，我們同意您訂購岸炮、護衛艦以及其他海軍武器和物資。關于這些武器和物資的交貨期限，將與貴國海軍代表另行商定。顯然，1955年年底前全部交貨是不可能的，必須延長2-3年。
第七，我們同意您關于就支付60個師和海軍所需武器和物資價款條件問題與貴國代表進行談判的建議。我們建議在談判中還根據我們商定的提供計劃確定所提供的航空物資的支付條件。
第八，我們準備于5月份接待貴國代表團商討上述問題，并同意中國海軍代表于4月份來莫斯科。第167號密碼電報。結束。菲利波夫”
1952年4月9日
4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肅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轉省、市、區黨委，并告各大軍區黨委轉各省軍區和軍黨委：
在這次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中，從鐵路、航運、郵政、公安、司法、稅務等部門，并從很多地區，暴露出為數甚多的國家機關內部人員包庇或勾結奸商、毒販、流氓、甚或反革命分子販運毒品、金銀、私貨的各種罪惡活動，在若干部隊工作人員中亦有發現。這些罪惡活動給予國家和人民造成的損失是很驚人的。這是舊的中國社會遺留下來的一種污毒，全國解放以后在很多地區雖曾有所減少，但就總的情況看來，問題依然嚴重存在。為了根除這種舊社會的惡劣遺毒，在全國范圍內有重點地大張旗鼓地發動一次群眾性的運動，來一次集中地徹底地掃除，是十分需要的。為此，特做如下各項指示：
一、首先集中解決販毒問題。販賣毒品、販賣金銀、走私三者雖互相牽涉，又往往同時暴露，但以毒品流行對于國家的損失最大，對于人民的毒害最深，因此，在這次運動中應集中解決販運毒品問題，如果同案牽涉到販賣金銀、走私問題時可并案處理。對于與毒品無關的販賣金銀、走私案件，可按政府已公布的法令處理。對以反革命為目的的毒犯，應以反革命論處。
二、要根絕制造、販賣毒品或包庇掩護毒犯的現象，必須依靠廣大群眾的覺悟程度和斗爭的積極性。因此，目前正在進行“三反”、“五反”的地區，應對此問題引起重視立即指定專人著手整理和研究現有材料，繼續發現內外線索，遇有重大案件，組織專案偵察，適時破案，首先做到掌握全盤情況。然后在“三反”、“五反”運動末期，騰出手來，有重點地在機關和社會上運用現有的“三反”、“五反”的隊伍開展一次肅清毒品流行的運動。“三反”、“五反”即將結束的地區，機關和社會即可同時開始，或先從機關開始，或先從社會上開始，均應注意密切配合，以收內外夾擊之效。目前對“三反”、“五反”中已經暴露出來的問題，除情節特別嚴重，不得不立即逮捕者外，一般可暫不逮捕，已經逮捕起來的毒犯，也暫不結案，待反毒運動發動后，集中處理，以壯大聲勢。
三、鐵路、交通是毒販借以偷運毒品的線路；公安、司法、稅務等部門是毒販巴結收買內部人員求得包庇掩護的主要對象；邊防、海關是毒品出入國境的要隘。所以這次運動應以鐵道、公路、海運、河運、郵政、海關、公安（包括邊防）、司法、稅務等部門做為重點，在各級人民政府集中領導下，認真進行，務將一切毒犯肅清。至于地區，一般應以大中城市、邊防口岸以及過去煙毒盛行的地區為重點，即以毒品之主要產地，毒品的集散樞紐和出入國境的“關口”，為展開運動的重點地區。至于哪些另外地區應作為重點，由各中央局自行選定。
四、對于運動中被揭發或自動坦白的毒犯，在處理上應采取嚴厲懲辦與改造教育相結合的方針，打擊懲辦少數，教育改造多數，即：制造者、集體大量販賣者從嚴，個別少量販賣者從寬；主犯從嚴，從犯從寬，慣犯從嚴，偶犯從寬；拒不坦白者從嚴，徹底坦白者從寬；今后從嚴，過去從寬。打擊的重點放在集體大量的制毒、販毒犯與嚴重違法的工作人員。對情節不是特別嚴重，只要徹底坦白，真誠悔過，檢舉立功者，可減輕或免予處分。對于單純吸食毒品者，不應作為這次運動的斗爭對象。因為吸食毒品的人，數量很大，不可能在這次運動中完全戒絕，也不應該把他們同制毒、販毒犯同等看待。而且只要能夠做到根絕制毒、販毒的現象，則吸毒的現象，將會逐漸消滅。
五、關于種毒問題，目前主要發生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應在今后工作中逐步解決。內地的種毒問題，必須檢查禁止，在這次反毒運動中，如不能同時解決，則可在運動結束后，另行處理。
中央 1952年4月15日
4月20日，一封寬大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函，寄往南方，信封上面寫著：湘潭第4區云源鄉楊林毛澤榮同志收毛寄。
前文已經說過，毛澤連和李軻從北京回韶山時，毛澤東曾托他們捎去對堂弟毛澤榮一家的問候和禮品。此后，毛澤榮多次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到北京看望三哥。毛澤東就此事給堂弟寫了這封信。毛澤榮接到信后，打開信封，幾行靈動有力的毛筆字映入眼簾：
澤榮賢弟：
多次來信，均已收到。你今年不要來京，明年再講罷。順祝
健康！
毛澤東 1952年4月20日
毛澤榮看罷信十分不悅。
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
4月22日，毛澤東關于蘇聯向中國提供飛機問題致電斯大林，他寫道：
致菲利波夫同志：
1、我們同意蘇聯政府關于1952年向中國航空兵提供夠裝備15個航空兵團的各型飛機的決定。今年年底前，現有8個航校將有足夠組建26個團的飛行和技術人員畢業。此外，現在還有一個轟炸機團沒有飛機。因此，除了已向蘇聯訂購的裝備15個團的飛機、以及庫存的裝備4個團的米格-9飛機外，還有8個團有飛行技術人員而沒有飛機。這些團可能被分配到各相應部隊中去接受飛行訓練（按每兩架飛機3個飛行員分配）。
2、在我軍航空兵現有19個米格-15殲擊機團中，有15個團（配置在安東及其附近各機場）參加朝鮮作戰。由于作戰和訓練中的損失，19個殲擊機團共缺少154架米格-15飛機（按每團31架飛機的編制計算）。為了提高戰斗力、保障繼續作戰，以及保障飛行人員有相應數量的飛機來繼續提高飛行技術，我們請蘇聯政府除了您今年4月9日來電中所指的用于裝備15個團的飛機外，再允許中國政府在1952年從蘇聯政府那里獲得100架米格-15飛機。我們希望您能盡快地把這些飛機派往中國。請把您對這個問題的決定告訴我們。
3、1952年各型教練機所需數量詳細申請單，已通過克拉索夫斯基同志向您寄出。為了保障各航校飛行訓練的正常進行，我們希望您同意申請單中的飛機數量。
此致敬禮！
毛澤東 1952年4月22日
4月28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宣布，因北太平洋公約組織軍隊最高統帥艾森豪威爾被提名為美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而辭職，任命李奇微接替艾森豪威爾職務；由美陸軍野戰部隊司令馬克·克拉克，接替李奇微任“聯合國軍”總司令及美國遠東軍總司令。
4月29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在農業互助合作運動中對待富農的政策問題給華東局的復示”，他寫道：
華東局并告各中央局、分局請轉各省、市、區黨委：
關于在農業互助合作運動中對待富農的政策問題，華東局4月17日來電所提各項意見，中央認為基本是正確的，但須做如下的補充：
一、對現在已參加了互助組或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富農分子，如果他是帶雇工入組入社的，則應堅決向農民解釋清楚，經過組員社員多數通過，把他清洗出組出社。如果他原系土改前的舊富農或土改后的新富農，現在并未帶雇工入組入社，而是利用互助組內工資訂得低，利用農業合作社內土地、耕畜、農具的報酬高，以剝削別人勞動者，則可按來電第二項辦法處理，使之不能在組內社內進行剝削。但如果農民愿意利用他的耕畜和農具，則不必一定要逼使他出組出社；并應根據4月9日中央轉發各地參考的陜西省委關于這一問題的意見，從政治上組織上對他們加以控制，防止他們進行破壞。
二、但另一方面，也不要把互助組、合作社內耕畜的工價和農具的使用報酬壓得太低，否則對于獎勵發展耕畜和購置農具是不利的，對于目前尚缺乏耕畜和較大的農具的多數新翻身農民也是不利的。有些農民不愿將富農清洗出組出社的主要原因，即在于要利用他們的耕畜和農具。
三、對于富農與富農自行組織的所謂“互助組”，應明確指出它是富農的合股組織，并不是互助組。因為互助組是勞動農民在個體經濟基礎上，本自愿互利的原則，集體勞動，互助合作；而富農與富農之間的合股組織，是富農聯合起來剝削雇傭勞動的，富農與雇農之間是雇傭與被雇傭，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根本不是互助合作的關系，與互助組在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們雖然不要以法律禁止富農為了生產而相互聯合起來，但應不準富農盜用互助組的名義，以免在農民中和農村干部中引起思想混亂。
以上各點，連同華東局來電一并發各地參考，并可在黨刊上發表。
中央 4月29日
4月30日，班禪額爾德尼給毛澤東發來一封電報，電文中寫道：
敬愛的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在您的英明領導下……我們已于4月28日順利到達拉薩……在當天下午和達賴喇嘛會晤于布達拉宮，對祖國的偉大成就及我們今后的團結，實現《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等工作的問題，彼此做了友誼交談，從而使我堅信今后在您的正確領導下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西藏軍區的積極幫助下，與達賴喇嘛親密團結，徹底實現《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把西藏建設成為自由幸福的新西藏。特電奉聞。謹祝
身體健康！
班禪額爾德尼
1952年5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高等學校中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和清理“中層”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
一、北京各高等學校在“三反”運動中進行了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運動，收效很大。各地高等學校中的“三反”運動，在中央3月13日指示后，也陸續開始轉入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階段，這個運動對于高等學校來說，是政治改革的一個重大步驟，這個運動的目標是：1、徹底打擊學校中的封建、買辦、法西斯思想（如崇美、親美、恐美、反共、反蘇、反人民的思想），劃清敵我界限。2、暴露和批判教師中的資產階級思想（如宗派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等），劃清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思想界限，初步樹立工人階級的思想領導。3、肅清學校中的貪污浪費現象，樹立愛護公共財物、廉潔節約的新風氣。4、具體了解高等學校教師的政治情況與人事情況，以打好在學校中進行清理“中層”工作和進行教育改革的基礎。
根據北京和上海兩地的經驗，在這次運動中，可以而且應該讓60%至70%的教師，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檢討以后迅速過關。15%至25%的教師，是要經過適當批評以后再行過關，13%左右的教師，是要經過反復的批評檢查以后始予過關；只有2%左右是不能過關，需要作適當處理。這樣的比例大體上是合適的。這樣做，我們就能做到爭取、教育多數教師，孤立和打擊少數壞分子，以達到團結改造高級知識分子的目的。各地可參考北京、上海經驗，掌握適當比例，防止“左”或右的偏向。
二、具有嚴重政治問題或思想十分反動不能過關的教師，人數既甚少（根據北京、上海情形約2%左右），情況又各人不同，對他們的處理辦法，應視各人具體情況、社會地位、檢討程度、業務能力等等條件，分別考慮決定，有些人并可留待清理“中層”時處理，但這些人除一部分可以仍留校教書外，決不能讓其繼續擔任校內各種行政領導職務（關于北京各大學處理此類教師的經驗另行通報你們以供參考）。屬于此類教師的處理應經中央局批準，其中校長、副校長、院長、系主任及全國著名之教授的處理，應經中央批準。
三、在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運動完畢以后，各地可以選擇很少數的重點學校，集中干部力量，接著即轉入清理“中層”的工作。北京的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已經這樣做了，根據他們的經驗，只要事先做好準備工作，轉入清理“中層”工作是很自然的，而且可以迅速收效。學校清理“中層”工作的方針，除照去年11月30日《中央關于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執行外，并須注意下列各點：1、必須有充分準備（包括干部、材料、計劃、步驟等），集中力量搞完一兩所學校以后，再抽出力量轉入其他學校。2、除依靠學校黨團和群眾力量外，當地黨委必須選派一些得力干部，并密切配合公安部門人員，組成工作組到學校中去實際領導這一工作。工作組并可吸收其他高等學校（尚未進行清理工作的學校）的少數黨員干部參加，以便他們取得經驗，回到本校去進行清理“中層”工作。3、交代歷史應先從黨、團員開始，動員黨團員帶頭，樹立模范然后推及黨外。4、每個學校清理工作時間不要太長，以3個星期左右為宜。為了集中全校力量，進行清理工作，在必要時，并經過當地教育部（廳）批準學校可以暫時停課，但時間不宜太長。在進行工作中應首先將大多數無問題或問題不大的人迅速解放，以便集中力量來處理較少數問題復雜的人。對于學校中有政治問題的人，除了極少數有血債或嚴重的現行活動的反革命分子（這種人不是每校都有的）以外，其余都不必逮捕，而盡量采取改造和教育的辦法來處理，這樣更為有利。5、進行清理“中層”的工作必須堅持不追不逼，啟發自覺的原則，這是保證清理工作不發生偏向的主要關鍵。另外，又要保證清理工作的嚴肅性，認真負責地把應當弄清楚的問題盡可能審查清楚，不能潦草從事。做好學校清理“中層”的工作，除開正確的領導外，一方面要依靠校內群眾的發動，一方面要依靠公安機關的配合和協助，二者不可缺一。6、對于校長教授等處理的批準權與第二項規定同。清理學校“中層”工作是改革高等學校的重要關鍵，必須認真做好這件工作。
四、估計經過“三反”運動，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運動和清理“中層”工作以后，學校中的反革命分子肅清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實際支配地位被打倒了，對教師學生的政治情況我們獲得充分的了解了，學校中黨的威信大大的提高了，教師學生的政治覺悟也大大的提高了，就需要進一步考慮在高等學校中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機構，以便加強黨的領導作用，鞏固和擴大高等學校中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陣地，并在這樣基礎上來貫徹高等教育的改革。因此希望你們在進行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運動和清理“中層”工作的過程中考慮下面兩個問題：
第一，在清理“中層”工作中，加強學校中執行這個工作的機構（一般稱學習委員會辦公室），充實它的干部，準備在清理工作完畢以后，選擇少數幾所條件較好的學校，首先將這種辦公室轉變為屬于學校行政系統之內的經常性的政治工作機構，這種機構的名稱，可以為“政治輔導員辦公室”，將來可以發展為“政治輔導處”。它的任務是管理全校的政治工作，包括領導思想學習，掌握教師學生政治情況，歷史材料，主持畢業學生政治鑒定，領導全校教職員工社會活動等等。這種政治工作制度目前尚無經驗，須從工作中去逐步創造。首先是重點試驗，然后逐步推廣。北京燕京大學準備首先試行。希望通過這種機構逐漸培養出一批得力的學校行政干部。
第二，在清理“中層”工作完畢以后，應該在教師中開始建立有系統的政治理論學習，一時尚不能進行清理“中層”工作的學校中，在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運動結束以后，亦須布置一定的思想學習，這些工作必須有計劃和準備。
對于上述兩個問題，請你們研究后向中央提出意見。
今年暑假前，希望在全國各主要大學中大體上完成清理“中層”工作，其中極少數學校，并可試行建立政治輔導員制度，其他學校的清理“中層”工作可在暑假中進行。一部分條件較差的學校亦可推遲到下學期或寒假中去進行。
各地接到此指示后，望詳細研究，并將意見和進行的步驟計劃報告中央。
中央 1952年5月2日
在春夏之交的一天，毛澤東邀請丁玲到中南海吃午飯，飯后又一起泛舟中南海上聊天。毛澤東問起丁玲對周揚的看法，丁玲便不假思索地講了一通。
后來，丁玲的好友楊桂欣在1993年《炎黃春秋》第7期上發表了《“我丁玲就是丁玲”》一文，文中轉述了丁玲關于那次和毛澤東一起吃午飯一起泛舟中南海上聊天的前前后后的情況回憶。丁玲是這樣說的：
“讓我最后悔的，還是在中宣部當文藝處長的時候，江青也在中宣部掛職。一天，中宣部開會，江青來了。上午散會時，江青突然對我說：
‘丁玲，中午到我們那里吃飯去。’
我說：
‘這怎么可以呢？’
江青便拉下臉來：
‘你以為是我讓你去的嗎？’
我明白了，便跟她一起去中南海，和毛主席一起吃午飯。主席中午不休息，叫了一條船，在中南海上游著，同我聊天。這次，主席先問我對周揚的看法。看來，他這次找我，就是專為此事。我一個勁兒說著，全都是說周揚的缺點，當然都是以事實作依據的，只談具體的情況和我自己的看法。聽著，毛主席突然問我：
‘周揚總還是有些優點吧？！’
我真后悔自己不會做人，為什么不先說周揚的優點和長處呢？一個人，一個革命者，都是既有優點和長處，也有缺點和毛病的，應該一分為二呀。而我在這個關鍵時刻，偏偏忘記了一分為二，忘記了談周揚的優點和長處！后悔也來不及了。不等我補充自己的意見，毛主席便對我說了：
‘我看，周揚同志還是有些長處的，他有行政組織工作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理論水平。而在這兩個方面，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
毛主席說的是實際情況，我當然服氣。但我為什么在他征求我對周揚的意見的時候，竟一個勁兒說周揚的缺點而不說他的長處呢？毛主席這次找我談周揚后，我就很少到毛主席那里去，甚至根本不去，也沒有產生過主動找毛主席談情況、談心的念頭。現在想來，這是自己吃大虧的一個客觀原因。要不然，我也常去找找主席，那么，那些打我‘小報告’的人，不管他們用嘴巴，還是用作協黨組報告的名義污蔑我，都決不會容易得逞的。這就是教訓啊！”
5月9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五反”定案、補退工作等問題的指示》：
各中央局、分局，并轉省委、區黨委、北京、天津、沈陽、濟南、青島、南京、上海、杭州、武漢、廣州、重慶、成都、西安及其他已經進行“五反”的城市市委：
一、譚震林同志5月5日報告一件，杭州市委5月6日報告一件，上海市委財委5月6日報告一件，現均轉發你們。中央認為這些報告是正確的，望各地對這些報告所提出的問題認真加以研究，并予仿行。
二、在“五反”斗爭中，工作組和工人對資本家違法所得數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時必須合理地降下來，使合乎經濟情況的實際，必須使一般資本家在補退之后還有盈余。譚震林同志提出上海清算出10萬億違法所得數，超過了資本家1951年的實際所得，他們準備降至4萬億，提出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比例。我們認為二分之一的比例太多，三分之一的比例則稍微少一點，以照三分之一略多一點為適宜。薄一波同志回京報告，廣州新藥業原定違法所得1千億元，由我們幾次主動核減，最后定為360億元，出于資本家意料之外的寬大，大家高興。這個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點。請各市委衡量全局，大體按此比例定案，我們就能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完全取得主動，而使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使資本家重新靠攏我們，恢復經營積極性，使工人不致失業。
三、補退時間，除少數確能和確愿早日補退者以及極少數應沒收者外，大多數資本家的補退時間一律推遲到9月或10月開始為適宜。數大者可分多年補退，一部分還可作為公股不要交出現金。這樣于活躍市場防止失業是完全必要的。罰款可只施行于極少數人，判刑尤其要少，杭州的處置很好。
四、各城市應照杭州那樣，由省委書記市委書記親手審查幾家大廠店，做出模型，說服干部和工人（必須適當地著重地去說服他們），同時即向一切違法資本家宣示我們的寬大和認真的態度，顯示我們的“五反”斗爭，主要不是為了搞幾個錢，而是為了改造社會。杭州市的經驗很具體生動，值得大家一看。
五、此外調整城市交流，在付工繳費方面不應當采取苛刻政策，應當說服干部積極從事經濟工作，不要采取消極態度等項都是很重要的，天津市委亦提出了工繳費不應苛刻的意見，統望各地注意。
六、工人監督生產一事，勢在必行，但不宜行得太急，中央同意目前只在少數廠店舉行典型試驗，待資本家喘過氣來，到秋季或冬季再行逐步推廣。
七、工人福利問題，必須解決，但又必須解決得合乎實際的經濟情況，不能太低，但又決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動。
八、總之“三反”和“五反”的勝利是極其偉大的，毫無疑義應當進行“三反”和“五反”，不進行這一正義的斗爭我們就會失敗，現當“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際，我們必須本斗爭從嚴處理從寬、應當嚴者嚴之應當寬者寬之的原則，好好結束這場斗爭。你們對于上述各點有何意見，請即電告為盼。
中央 5月9日
5月10日，毛澤東在為中央轉發一個報告的批語（參看《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中寫道：
“現當三反運動進至法庭審判、追贓定案的階段，必須認真負責，實事求是，不怕麻煩，堅持到底，是者定之，錯者改之，應降者降之，應升者升之，嫌疑難定者暫不處理，總之，必須做到如實的解決問題，主觀主義的思想和怕麻煩的情緒，必須克服。這是共產黨人統治國家的一次很好的學習，對全黨和全國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義。”
欲知“三反”、“五反”運動如何結束，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1952年3月28日關于國防和經濟建設等問題致斯大林的電報中說：“按中蘇合資公司形式創辦中蘇股份公司來開發橡膠，在中國目前政治情況下不太合適。因此對種植橡膠樹問題，我們建議同蘇聯政府締結提供貸款和技術設備協定，該協定規定保證以提供生產的橡膠償還貸款，并給蘇聯提供年產橡膠量的50％以上，而且按優惠價格提供，即按世界市場價打一定折扣。”他在爭取“蘇聯專家方面的援助”、“提供貸款和技術設備”、解決“種植橡膠樹問題”之時，而不忘維護民族和國家的主權，婉言謝絕了蘇方關于“中蘇合資公司形式創辦中蘇股份公司來開發橡膠”的提議，巧妙地提出以中方“生產的橡膠償還貸款，并給蘇聯提供年產橡膠量的50％以上，而且按優惠價格提供，即按世界市場價打一定折扣。”厲害吧，實在是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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