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中紅軍如何度過最危急的時刻

　　原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劉統先生的文章《遵義會議上的關鍵一票：長征中紅軍如何度過最危急的時刻》。

　　長征之于中國共產黨乃至新中國的歷史意義自然無需贅述，但更為重要的是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還原出意義產生的動力。基于對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扎實研究，劉統先生從黨組織運作和自我革新的層面出發，深入淺出地疏解了中國共產黨如何在長征中進行政治上和地理上雙重的路線選擇從而保留了革命的火種。20世紀中國革命亟待在這樣的歷史講述中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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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起長征，我們就想起《毛澤東選集》上那段氣壯山河的話，“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么？……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

　　但是，同樣是毛澤東，1958年6月，當時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軍委擴大會議，那次會議的主題是反教條主義，毛澤東的講話到現在為止沒有解密，毛澤東也談到了紅軍的歷史。講到長征的時候，他說了這樣一段話：“政治上既犯錯誤，軍事上勢必犯錯誤。沒有好久，洋教條來了。他們是主張打大城市的，還有什么御敵于國門之外，不要把壇壇罐罐打爛，兩個拳頭打人，以后又變成什么‘短促突擊’。搞短促突擊的總司令是誰？此人姓李名德，是個德國人，跑到我們這里當太上皇，什么人也得聽他的命令。結果就把根據地送掉，來了個很好的工作，叫做‘走路搬家’。不走則已，一走兩萬五千里。所以說，我們軍隊不僅政治方面，軍事路線也是犯過錯誤的。你們說沒有？那么你們就舉出理由來說服我，那些根據地是怎么丟掉的？是因為悶得很，想散步，逛馬路，一散就散到陜北？還是因為犯了一點錯誤，我們的對手蔣介石請我們走？據我看，實在是他請我們走。我們是不想走，他就說你走吧，他下了命令，沒有辦法只得走的。”

　　毛澤東談到長征的時候，真正的心里話是這段話。長征不是我們愿意走的，而是我們自己犯了路線錯誤，被迫不得已走的，而且從江西開始走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想到，會走兩萬五千里。從這個角度再去重溫一下長征的歷史，我們就可以看出長征絕對不是共產黨的一次旅游，而是一次充滿了痛苦和鮮血的求生之路。

　　劉統 整理注釋：《紅軍長征記·原始記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

　　為什么要長征？官方歷史也承認，因為我們第五次反“圍剿”犯了錯誤，丟掉了根據地。問題就來了，前四次反“圍剿”不都贏了么，國民黨不都被打敗了，怎么第五次反“圍剿”贏不了了呢？這里面是有多種因素構成的。

　　首先，江西的蘇區能夠發展，紅軍能夠發展到十萬人，最大的一個原因就是這些地區都屬于貧困落后地區。蔣介石當時在忙著什么呢？他忙著統一中原，招降東北，在跟各路軍閥進行大規模的內戰。所以，說句老實話，他當時沒有精力來全力對付這些紅軍。

　　前四次對江西紅軍的“圍剿”，開始是兵力投入不夠，后來是對江西的情況不了解。總而言之，當時蔣介石沒有盡全力，也沒有集中兵力做這個事情。前四次反“圍剿”在毛澤東領導之下使用游擊戰術，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把國民黨軍隊拖到江西根據地深山老林的地方打伏擊，就是這么打贏的。后來就出現問題了。

　　1932年10月，當時的蘇區中央局（周恩來任書記）在寧都開了一次會，中央政治局的全體委員集體把毛澤東選下了臺。是什么原因呢？當時的中共中央堅決貫徹共產國際的路線——共產國際當時要打大城市。要打武漢，毛澤東說打武漢根本不可能，想都別想。打南昌，毛澤東說打了也站不住，也不行。打贛州，在贛南建一個“紅都”，比瑞金還大，行不行？毛澤東說贛州也打不下來，贛州是銅墻鐵壁。結果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就火了，有十萬軍隊也不敢打一個城市，毛澤東這是逃跑主義。當時周恩來征求意見，問彭德懷敢不敢打，彭德懷說敢打，問劉伯承總參謀長，劉伯承說敢打。在這種情況下，在當時共產國際占領導地位的大背景下毛澤東處于少數，處于被動。

　　1931年9月，中國共產黨蘇區中央局遷駐瑞金。圖為毛澤東（左一）在江西瑞金與紅軍戰士合影。

　　結果是，紅軍1932年去打贛州，沒想到贛州的守軍破釜沉舟，死守贛州。彭德懷當時是怎么打的？城墻攻不上去，就挖地道，送了兩棺材的黑色火藥，運到贛州城墻底下。沒想到贛州守軍雇了一群瞎子，天天趴在地上聽動靜，紅軍一挖地道，人家早就摸準了地道的方位。彭德懷把炸藥送進去，讓突擊隊埋伏在城墻底下，炸開了城門就往里沖，沒想到我們當時戰術水平太低，攻城技術也不懂。第一，那炸藥不是TNT，是做爆竹的黑色火藥，爆炸能力有限；第二，爆破的角度也算不準，轟隆一聲巨響，城墻炸開了，炸的方向反了，把我們的突擊隊員扣在城墻底下。我們再往里沖，人家早就在缺口那里等好了，一個反擊就被打了出來。贛州打了那么長時間也打不下來，中央只得下令撤退。這些政治局委員們覺得讓毛看了笑話。

　　另外一條，就是共產國際要按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在蘇區實現蘇維?；?，全部照搬蘇聯的體制。一看毛澤東在江西給富農分田，允許富農經商，說這是“富農路線”。政治局委員們就認定，無論如何不讓毛再干下去了。1932年10月，在江西寧都小原村就開了五天會，叫“反傾向斗爭”。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成為絕對的少數。毛當時恨恨地說，“這些欽差大臣，張嘴共產國際的指示，閉嘴斯大林的指示，誰相信我的土玩意叫‘毛澤東思想’，那叫做山溝里的共產主義”。所以，在共產國際路線的指引下，大家決定罷免毛澤東，毛澤東的實權——紅軍總政委，被周恩來接替，毛澤東回到后方當一個有名無實的中華蘇維埃主席。

　　1932年10月寧都會議罷免了毛澤東，中央蘇區的領導層發生了變化。本來是周恩來當第一把手，沒過幾天，博古從上海到瑞金來了。博古二十七八歲，一個年輕人，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他到了瑞金就說，王明同志臨走時說了，他走了以后由我代行他的職務。結果周恩來沒有和共產國際核實，就把黨權交給了博古。過了不久，博古又推薦了個洋顧問李德，說這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是什么人？他是德國人，蘇聯紅軍的情報官員，他受蘇聯情報機關的派遣在大連從事情報收集工作，1932年被日本諜報機關破獲了，李德就逃到了上海。當時博古正好要去蘇區，一看來了個蘇聯紅軍軍官，還是搞軍事的，就說太好了，你到蘇區就給我們當軍事顧問。結果到了蘇區跟周恩來一說，周恩來又沒有和共產國際核實，就把軍隊的指揮權交給了李德。因此到了1934年初，江西蘇區的紅軍領導形成了三駕馬車，就是博古、周恩來和李德。

　　李德剛一到瑞金的時候，神氣十足，當時給了他新蓋了住處，叫“獨立房子”；給了他一個連的警衛；一出門就是高頭大馬，生活上也是給予特殊照顧。當時江西的老百姓都很興奮，聽說蘇聯紅軍派人來了，中國革命一定就能實現了，中國以后都要變成紅色的江山了。

　　這個時候蔣介石到了南昌，決心要徹底地消滅江西蘇區和紅一方面軍。蔣介石在江西行營調集了50多萬的軍隊，準備進行第五次“圍剿”。在行動前，蔣介石的謀士楊永泰就勸蔣介石，前四次“圍剿”為什么沒有成功，就是因為我們把江西的老百姓都當成了共匪，把江西的老百姓都惹翻了，他們就都去支持紅軍了。這次我們改變策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打仗不著急，慢慢來，最重要的是我們所到之處要安撫老百姓，要讓他們能夠安居樂業，讓他們體會到我們的好處。這樣的話，江西的老百姓都歸順我們了，那共產黨就站不住腳了。

　　蔣介石認為楊永泰的主意非常好，于是制定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謀略。對江西蘇區實行鐵桶式的包圍，到處的筑堡壘、筑壕塹，一步步向江西蘇區壓縮，讓你根本沒有辦法抵抗。所到之處，讓老百姓回家，該修房子就修房子，該修路就修路，讓老百姓感覺到生活的比在共產黨手下要好。還有一點，對江西蘇區進行徹底的經濟封鎖，鹽、各種生活用品、工業用品，嚴格地斷絕和蘇區的交易，蘇區賴以生存的貿易完全被切斷了。這種經濟制裁使得蘇區本來就非常貧困的二十多個縣的經濟形勢急劇惡化。這時候，蔣介石才開始對江西蘇區第五次“圍剿”。

　　第五次“圍剿”，國民黨軍隊步步為營、重點突破。當時李德、博古、周恩來他們“御敵于國門之外”、“不放棄蘇區一寸國土”、“兩個拳頭打人”，一個對付北邊，一個對付南邊，這樣的方式就把十萬紅軍嚴格地限制在了陣地上。在陣地上以堡壘對堡壘，以壕塹對壕塹，和國民黨硬拼。國民黨一看，太高興了，過去在朱毛紅軍的時候連影兒都摸不著，叫做“敵進我退，敵退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現在紅軍擺個陣地讓我打，我還不打你嗎？不能說紅軍打得不英勇，但確實是實力懸殊太大。毛澤東后來講話談到第五次反“圍剿”，用了一個比喻，說是“叫花子和龍王比寶”，國民黨軍50萬人，什么裝備？紅軍10萬人，什么裝備？你還想打陣地戰、防御戰，還想打勝仗，有可能嗎？

　　紅軍將領和戰士明明知道這樣打下去沒有前途，但當時中央的命令是非常嚴酷的，保衛局就在你后面，要是敢撤退馬上就制裁你。第五次反“圍剿”剛開始的時候，守衛江西北大門黎川縣的是后來的海軍大將蕭勁光，他守黎川縣城只有幾百人，而且還不是正規軍隊，沒想到國民黨來了一個師，五千多人撲過來，氣勢洶洶，蕭勁光一算，打也是死，怎么也守不住，與其讓大家都陣亡，不如我們主動撤退，這樣還可以保存一些同事的生命。在當時，他這樣思考是可以理解的，三四百人抵抗五千人的正規軍，怎么可能？所以蕭勁光帶著部隊主動撤退了。李德一聽，讓你把守蘇區的北大門，結果不戰而退，大怒。于是在蘇區的報紙上，說蕭勁光不戰而逃。在紅軍的報紙上還畫了一幅漫畫，把違抗命令倉皇逃跑的蕭勁光送到革命的法庭去，蕭勁光被無產階級的鐵錘砸了個眼冒金星。蕭勁光就被押到了瑞金，開公審大會。蕭勁光在會上陳述，我為什么守不住黎川，我只有幾百人。臺下有人喊，你為什么不發動群眾？蕭勁光哭笑不得，怎么發動群眾，打仗是鬧著玩的事嗎？蕭勁光在《回憶錄》中說，當時軍委的一位主要負責人在蘇區雜志上發表了文章，點了我的名，而且批判我的逃跑路線。這位是誰？署名是周恩來。蕭勁光說，軍委主要負責人批判我的錯誤，我向他提出我冤枉，他說：“現在不批判你，不足以鼓舞軍隊的士氣，你必須要服從中央的決定。我明明知道你也有道理，但是我現在還是要批你。”但在這個關鍵時刻，毛澤東出來為蕭勁光說話，說蕭勁光這個事確實是不得已，你們要是這樣殺人，紅軍干部的信心肯定會受到極大的打擊。在毛澤東的搭救之下，蕭勁光被撤銷了黨內外的一切職務，被安排到了紅軍大學的干部隊。在整個長征期間蕭勁光是沒有職務也是沒有待遇的，這在當時就是殺雞給猴看，誰敢后退就是這個下場，所以，當時紅軍不得不做最后的搏擊了。

　　高虎腦戰役紀念碑

　　第五次反“圍剿”最激烈的戰斗在廣昌高虎腦。高虎腦守在從北面進入蘇區的一條大路上，這個地方有兩個山包，就叫做高虎腦。紅三軍團的軍團長彭德懷把他的部隊都集中在這里，準備打一場陣地防御戰。國民黨一個師往上攻，紅軍就在山頭拼命守。當時紅軍守在陣地前面這個團，團長是蘇振華，解放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海軍第一政委；這個團的政委是黃鎮，他在長征中畫了《長征組畫》，解放后任文化部部長。他們兩個人在這個山頭上打了三天三夜的阻擊戰，這一個團一千多人最后打得只剩下三百人。黃鎮就罵，“這是什么打法，過去我們都是吃肥肉的，沒想到現在打的這么慘。”彭德懷不得已，只好撤退，現在在高虎腦有一個紀念碑，題字的是軍委副主席張震，張震當時在紅三軍團參加高虎腦戰斗，任連長。

　　高虎腦戰斗一失敗，當時蘇區就非常的困難了。張聞天寫了一篇文章，《死亡或者勝利》，還力圖鼓舞士氣。毛澤東雖然受到了打擊和冷落，但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心里也是非常著急的，他也在蘇區的報紙上發表了題詞：“敵人已經向我們的基本蘇區大舉進攻了。我們無論如何要戰勝這個敵人。我們要用一切堅定性、頑強性、持久性去戰勝這個敵人。我們這樣做，就一定能夠最后戰勝這個敵人。最后的勝利是我們的，英勇奮斗的紅軍萬歲！”可見當時形勢已經到了萬分危急的時候。

　　我們提一個問題，博古、李德不行，那毛澤東來指揮第五次反“圍剿”行不行？后來我們經過仔細的計算，特別是社科院近代史所的研究員黃道炫專門為此寫了一本書（《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 1933-1934》），通過各方各面的條件來計算，第五次反“圍剿”蔣介石是下決心了，集中優勢兵力和紅軍打，這樣的話紅軍是神仙也打不過。因為戰爭不是一兩次戰斗的勝利，而是總體實力的對比。我們說蘇區20多個縣已經經過了四次反“圍剿”，你還有多大的實力去支撐？

　　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 1933-193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首先說錢，打仗要用錢。當時20多個縣，那么少的財政收入，維持紅軍日常的生活都很艱難，真到一打起仗來，中央哪兒還有錢？所以在第五次反“圍剿”之前，中央蘇維埃政府向江西20多個縣的發行公債借了400多萬元錢，基本上是有借無還。赤字虧空到這個的程度了，還有經濟實力來維持嗎？

　　第二，人。江西蘇區20多個縣一共200萬人口，這200萬人口中有多少男青年適合當兵？可以說所有的壯丁都已經上了戰場。壯丁都不夠，還組建了少共國際師，十五六歲的娃娃也當了紅軍。蕭華為什么36歲能當上將，因為他16歲就當了少共國際師的師長，這群娃娃兵一樣上戰場。當時男人都去當了兵打了仗，江西的婦女怎么辦？當時流傳這樣一個笑話，要嫁男人就嫁殘疾人，比如說紅軍負傷了，缺胳膊少腿還是個男人，而且不用上戰場。要是嫁個適齡、正當年的小伙子，說不定過兩天就送了命了，女人就當了寡婦了。當時為了征兵，江西蘇區發出了一個號召，叫做“創建100萬鐵的紅軍”——征兵100萬人。蘇區一共200萬人口，想征兵100萬人，這可能嗎？當時各個縣都要完成征兵指標，造成了新兵大批逃亡。當時紅軍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關于紅軍中逃跑分子的問題》，誰敢逃跑怎么處置，家屬怎么辦等等，非常嚴酷，但即使如此，逃亡還是制止不了的。

　　這樣要錢沒錢，要人沒人，仗怎么打下去？

　　這個時候中共中央也是做了最壞的打算，一方面為了減輕中央蘇區的壓力，另一方面是為了想一條出路，他們就派了兩支部隊去探路。一是看看有什么希望沒有？再就是看看怎么樣能夠擺脫困境。

　　第一支部隊就是由樂少華、粟裕率領的抗日北上先遣隊。1934年7月，這支部隊從江西出發，去浙江、安徽。到了浙江、安徽后，跟贛東北的方志敏會合。他們想往北去，那是國民黨統治的核心區域，也是交通發達的富庶地區，在交通發達的地區別想有生存之地，國民黨“圍剿”紅軍行動快著呢。于是方志敏拉著隊伍想回贛東北老家，結果在懷玉山地區被國民黨軍包圍了，紅十軍團全軍覆沒，方志敏被俘，一直被押到了南昌（1935年8月犧牲）。只有粟裕帶著幾百人突圍進入了山區。從這個時候起，粟裕就脫離了中央的嫡系，長期孤身在外，單獨地奮斗。

　　還有一支隊伍是在井岡山地區的紅六軍團，當時是蕭克、王震率領的。中央命令他們向西，看看能不能與賀龍會合，為了領導這支隊伍，派任弼時當中央代表。說句老實話，任弼時相當有能力，任弼時、蕭克、王震領導的這支部隊，從井岡山出發一路向西，經過廣西、進入貴州， 1934年10月紅六軍團勝利地和賀龍的部隊在貴州會師，又回到了張家界那一帶（賀龍的老家）。當時蕭克、王震走的路線就是后來中央紅軍長征一開始走的路，路線是完全重合的，紅六軍團西征的勝利，實際上為中央紅軍探了一條出路。

　　派部隊去探路用心良苦，一是想分散國民黨軍的注意力，另一方面是看看往哪個方向走才有出路。但是，什么原因促使紅軍突然決定長征？緣于一個絕密的情報。蔣介石攻占了高虎腦一線之后，國民黨軍隊也打的比較疲乏，實現了兩個月的休整。這兩個月里，蔣介石在南昌召開軍事會議，制定了最后消滅江西蘇區的“鐵桶計劃”，集中優勢兵力把江西的瑞金徹底拿下。蔣介石制定這個計劃的時候，與會者中有一個當地的保安司令莫雄，莫雄是葉劍英的老鄉，他從心里同情共產黨。莫雄手下有幾個地下黨員，其中有一個很有名的叫項與年，現在大家對他不熟悉了，但他的兒子也非常出名，就是改革開放初期最為大刀闊斧的湖南省委書記項南。莫雄拿到蔣介石的計劃之后，交給項與年，項與年設法送到江西的瑞金。項與年從江西的吉安出發，自己敲掉好幾顆門牙，裝成了要飯的老叫化子，又臟又破，在要飯的簍子里裝了一本小字典，字典上有他的密碼。他裝叫花子一路跑，混過了國民黨的層層哨卡，在1934年10月到了瑞金。周恩來和李克農看到項與年送來的這份情報，大驚失色，原來國民黨很快就要動手了，要徹底解決我們了。他們對莫雄、項與年非常的感激，感謝他們提前送來了這個最重要的情報。

　　項與年

　　當時紅軍準備出發就是一個星期的事情，在一個星期里要做好全部的準備。出發往哪兒走？就是按照紅六軍團的路線往西走。

　　這就有好幾個問題。第一，誰走誰留？因為還想著能夠保存江西的根據地，還要留下一個比較強有力的班子堅持。這樣的話，就要決定誰留下。主持全面工作的要留一個政治局委員，就是項英。軍事方面留誰呢？周恩來他們就考慮，留下陳毅。陳毅當時是什么情況？陳毅在第五次反“圍剿”里受了重傷，大腿幾乎殘廢，還在那里沒動手術呢。周恩來找陳毅談話，說中央決定把你留下來擔任江西軍區的司令員。

　　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也留下了。瞿秋白帶不走，也留下。當時就有人說，瞿秋白怎么就不能跟著長征呢？他是有肺結核，但吳玉章、董必武、徐特立都比他歲數還大，王稼祥也是躺在擔架上走。有人給了瞿秋白一匹馬，說你追隊伍去。到這個時候瞿秋白的文人面子就把他害了，瞿秋白說人家不讓我走，我怎么好意思追人家，叫我留我就留下吧，反正組織上是安排我去上海治病的。這樣把瞿秋白也留下了。

　　毛澤東怎么辦？毛澤東心里非常清楚，如果一旦長征開始，他肯定很快就會被留下。所以毛澤東在五次反“圍剿”間歇的時候，也就是中央把北上抗日先遣隊和六軍團派出去以后，毛澤東說，我來承擔一項任務，到于都探探路線。他自己先到紅軍出發的地方去了。紅軍還沒有開始動，他就到紅軍出發的地方去了。毛澤東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革命領導人，他是不會乞求于別人的臉色的。

　　紅軍的走的非常倉促，幾天內就決定誰走誰留，然后就立即開拔。開拔后，當時沒想長征，而是想突圍，突圍到張家界和賀龍、蕭克會合，走的時候壇壇罐罐都帶上了。毛澤東說長征初期是“大搬家”、“大逃跑”。搬家的挑夫就兩萬多人，邱會作說長征開始的時候是亂糟糟的。干部隊伍每天想走多遠就走多遠，想在哪兒吃飯就在哪兒吃飯，干部隨意離隊，總而言之根本不像行軍的樣子。這么笨重的隊伍，一天才走15里、20里，怎么還能突破國民黨軍的四道封鎖線？我到了江西尋烏縣，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小紀念館，紀念館門口的牌子叫做“鴿子飛了”。怎么有這么一個紀念館？我到里面一看，又揭開了一個秘密。

　　“鴿子飛了”

　　紅軍長征前期之所以能夠順利地通過廣東、江西交界地區進入廣西，通過四道封鎖線，最關鍵的問題是周恩來派代表做通了廣東軍閥陳濟棠的工作。我們知道陳濟棠是“南天王”，但陳濟棠跟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一起，一直是反蔣派。他和蔣介石打了三次仗，最重要的一次是蔣桂戰爭，陳濟棠被打敗了，被迫屈服了，結果他心里始終咽不下這口氣。而且更重要的，陳濟棠和江西蘇區有重大的貿易關系，鎢礦生意。毛澤民挖出鎢砂來，翻山越嶺到廣州賣給陳濟棠，陳濟棠到廣州再倒一手，出口賣到德國，這是陳濟棠一大經濟來源。蔣介石這時候命令陳濟棠當南路軍的司令，進攻蘇區，陳濟棠不愿意為蔣介石賣命。陳濟棠先派了他的部下，紅九軍團的軍團長羅炳輝的內弟聯絡紅軍，說咱們兩家不打行不行？周恩來知道這個消息了，于是就派出代表潘漢年、何長工，和陳濟棠的代表談判。共產黨賄賂了陳濟棠的代表，雙方達成了四條協議：第一，就地停戰；第二，互通情報，不用電報和電話，用雞毛信；第三，互相通商；第四，必要的時候紅軍可以借道。就在談判剛完成的時候，周恩來用密語就通知何長工和潘漢年，“鴿子飛了”，意思就是“我們要行動了”。潘漢年、何長工與陳濟棠就達成了默契，我們過你的封鎖線不占你的地盤，你朝天開槍就行。陳濟棠樂得呢，犯不著和你拼命。于是紅軍就夜行軍，通過了四道封鎖線。我們認為這是長征中的得意之筆，紅軍能夠從江西走出來，一直通過四道封鎖線都沒有受到什么損失，這確實是紅軍長征開始的時候，做的第一件聰明事。

　　從江西出來，進入了廣西，廣西桂林北邊興安縣的界首，是一個湘江渡口。到這個時候，國民黨就不客氣了。蔣介石一聽說中央紅軍跑了，于是命令中央軍的三個縱隊薛岳、吳奇偉、周渾元在后面緊緊追趕；命令廣西的白崇禧帶著廣西軍在南邊；湖南軍隊在北邊，三路夾擊，一定要把共軍消滅在湘江渡口。在界首這個地方渡湘江形成了一場慘烈的“湘江戰役”。

　　湘江戰役局域圖

　　廣西軍從南邊上來，紅三軍團在這兒頂著；湖南軍從北邊上來，紅一軍團在這兒里頂著，戰斗打得非常慘烈。當時我們在阻擊，后面的中央縱隊還在以每天20里的速度慢慢往前爬。紅一三軍團非常的焦急，說中央縱隊走得快一點，你們走得快一點，我們就能少犧牲一些人。但是一直到了第四天，中央縱隊才到了湘江邊上。白崇禧當時有7架飛機，都是那種雙層機翼的飛機。這7架飛機在廣西桂林輪流起飛，飛到界首上空，往下扔炸彈。紅軍隊伍大亂，亂得不可收拾。紅軍在渡過湘江之后統計人數，損失了三分之二。從出發的時候的10萬人，湘江戰役后剩下不足3萬人。

　　我到湘江渡口去看，這個渡口也不寬，連100米都不到。紅軍當時是用架浮橋，而且是架了好幾道浮橋過去的。統計一下紅一軍團、紅三軍團、紅七軍團的傷亡，一共不過幾千人，損失的那么多人去哪兒了呢？絕大部分都逃跑了。那么多的挑夫，本來就不愿意跟著走，炸彈一來，隊伍一亂，跑了。招了那么多的新兵，也不愿意離開老家，隊伍一亂，也跑了。這樣一來，潰逃的是絕大多數，真正戰斗犧牲的人數并不多。過了湘江的部隊，是紅一方面軍的主力，一、三、五、九共四個軍團，這四個軍團中最有戰斗力的部隊，實際上還保存著他們的力量。

　　博古一看就崩潰了，剛開始長征就遭受了那么大的損失，他這么年輕，感覺承擔不了，于是就掏槍想自殺。周恩來趕緊勸他，到這時候你也別想那么多了；現在我們的人逃跑的那么多，消息肯定都暴露出去了，我們不可能再和賀龍、蕭克會合了，我們一直往西走吧；哪兒沒有敵人我們就往哪兒走吧。

　　這樣紅軍就改變了方向，由廣西進入了貴州。翻過了越城嶺（老山界），紅軍就進了貴州。當時貴州窮到什么程度？叫做“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紅軍天天走在荒山野嶺里，人也見不著，房子也見不著，好幾萬的紅軍每天在哪兒睡覺，在哪兒吃飯呢？紅軍戰士心里就嘀咕，我們的領導到底行不行，把我們往哪兒領?。考t軍戰士都犯嘀咕，紅軍的高層就更加焦慮。上世紀80年代，美國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里重走長征路，那次重走長征路中央軍委下了大力量，護衛他，給他找住的地方，幫他找談話的人，軍事博物館的副館長秦興漢陪著他走。索爾茲伯里獲得了很多的第一手資料，后來寫了一本書，《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書中有一章《擔架上的謀劃》，說紅軍長征有兩個三人團，一個是公開的，博古、周恩來和李德；還有一個不公開的三人團，三個政治局委員毛澤東、王稼祥和張聞天，這個三人團沒有權，只能隨軍行動。眼看著紅軍一天天走入絕境，王稼祥和張聞天著急啊，來找毛澤東商量，說博古、李德他們看來是不行的，咱們是不是應該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當然愿意。但毛澤東從1932年10月寧都會議到現在整整受難兩年了，他在政治上成熟多了。在這個關鍵時刻，毛澤東在考慮什么關鍵問題呢？他在算票數，計算如何獲得多數票。

　　索爾茲伯里：《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解放軍出版社，1986

　　遵義之前已經開了兩個會了，一是通道會議，決定不去湖南，轉向貴州；另外一個會議是黎平會議，決定讓劉伯承取代李德，結果李德勃然大怒，跟周恩來拍桌子，周恩來也跟李德拍桌子，他們兩個人算是掰了。這時候毛澤東說，這兩次會議都是三對四，現在我們首先要解決的是紅軍的生存問題，而不牽扯政治路線問題，我們先談怎么挽救紅軍。

　　我們研究下一步紅軍往哪兒走，這樣的話各軍團的首長都要參與，我們把各軍團的首長都請過來，叫林彪、彭德懷、楊尚昆他們都來，讓他們每個人也都有一票，我們不就有多數票了嗎？王稼祥和張聞天都覺得這個主意好。他們三個謀劃完了，毛澤東和張聞天就去跟博古、周恩來說，恩來呀，前面就到遵義了，咱們開個政治局會議，研究一下紅軍下一步的行動吧。研究紅軍的行動，各軍團首長更了解具體情況，咱們把各軍團的首長都叫來，開一個政治局擴大會議，你看好不好??？周恩來和博古就同意了。

　　他們既然同意，周恩來在準備報告，博古也在準備，毛澤東和張聞天他們就在廣泛地做各軍團首長的工作。1935年1月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柏輝章的公館二樓舉行。一開始博古做政治報告，周恩來做軍事報告，還在掩蓋失敗的責任。他們倆說完了官話之后，毛澤東、張聞天就站起來了，相繼做了準備已久的長篇發言，集中火力猛批博古和李德，說他們兩個人在第五次反“圍剿”的錯誤，斷送了蘇區，所以紅軍今天的慘狀，他們要負責任。張聞天的講話內容，主要保留在了《遵義會議決議》里，這個決議是張聞天起草的。毛澤東的發言內容保留在他到延安所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文中把他當年在遵義會議上的主要內容寫了出來。他們兩個人的發言就定下了調子，各路的紅軍將領站起來猛批博古和李德，形成了圍攻之勢。

　　斯諾 等：《早年毛澤東：傳記、史料與會議》，劉統編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周恩來一下感覺到事態的嚴重性，當天晚上他經過痛苦的思考，第二天開會的時候，周恩來徹底和博古、李德劃清了界限，宣布自己擁護張聞天、毛澤東同志的立場，并且對過去他擔任紅軍政委期間的一些錯誤做了深刻的反省和檢討。遵義會議時周恩來的這一票最關鍵，周恩來倒過來，遵義會議就開成功了。所以王稼祥說，遵義會議之后恩來同志變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遵義會議通過了三條決議：第一，由張聞天取代博古，任黨的“總負責”，注意不是“總書記”。是名義上的第一把手，后來毛在延安說，張聞天就是個“虛君”。第二，周恩來仍然擔任紅軍總政委，軍事上最后下決心者是紅軍總政委，也就是說周恩來是第二把手，仍然握有指揮權。第三，增選毛澤東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輔助張聞天和周恩來的工作，毛澤東是第三把手。過去黨史上寫，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到了80年代末，遵義會議的檔案一公開，一看毛是第三把手，我們官修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把這一段改寫為，“遵義會議在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地位”。所以要會讀正史，要會從這幾個字后面讀出它的意思來。

　　不管怎么說，遵義會議之后毛澤東回到了最高領導層。毛澤東回到最高領導層和走上領袖之路，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一直到1945年才完成。遵義會議之后，毛澤東還沒有達到最后決策者的這個高度。后來，長征之后發生的一些風風雨雨，又印證了這些問題。

　　《遵義大捷》黃鎮

　　遵義會議之后，毛澤東和紅軍最大的一個動作，是“四渡赤水”。關于四渡赤水，《長征組歌》有一句歌詞，“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我們軍事科學院把四渡赤水的路線恢復了，一看是繞來繞去，完全看不懂。別說我看不懂，林彪當年都看不懂，林彪就對毛澤東說，怎么老是走弓背路，不會走直線?。拷Y果毛澤東訓斥他，你是個娃娃，你懂什么？

　　我確實也不懂。有一年我們開長征經驗會，把茅臺縣縣長請來了，我說你是當地人，你給我們講一講四渡赤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說這很簡單，紅軍從江西走到遵義，已經是衣衫藍縷，骨瘦如柴，體力和戰斗力大為下降。怎么辦？當時朱德看中了四川，說我們拉著隊伍過赤水河，在川南建立一塊根據地，讓紅軍得到休養生息。于是紅軍從遵義出發過了赤水河，進入了四川。川軍一看你來搶地盤了，他們就上來了，打頭陣的是川軍劉湘的模范旅郭勛祺。朱德和劉伯承都說，川軍我們熟悉，都是“雙槍兵”，很爛的，跟他打！在土城渡這么一打，沒想到川軍為了保衛家鄉真是玩命，打得非常英勇，爬山爬得飛快，而紅軍瘦弱得連掄大刀的力氣都沒有。兩軍在土城渡一打，紅軍被打的大敗，根本收拾不住。當時是陳賡的干部團挺身而出，把毛澤東和朱德從土城渡救了下來。毛澤東和朱德趕緊從土城渡逃過了赤水河，回到了貴州。川軍一看紅軍離開他的地盤了，就收兵回城了。

　　四渡赤水路線圖

　　貴州軍閥一看，紅軍怎么又過來了？于是貴州軍隊又上來了。當時中央開會，紅軍將領都說，黔軍好打，我們和黔軍打。毛澤東力勸大家，千萬打不得了，我們沒有戰斗力了，我們現在一打就是全軍覆沒、就要當石達開了，紅軍沒有了，還干什么革命？但毛澤東的意見被眾位將領否決了，他們決心要和黔軍打一仗，在貴州站穩腳跟。毛澤東心里非常不安，就提著油燈去苦口婆心地勸周恩來，說我們不能打了。最終，周恩來被毛澤東說動了。周恩來是紅軍總政委，最后下決心者，周恩來決定不打了，于是紅軍就開始跑。毛澤東的基本戰術思想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我們電視上演的都是紅軍高舉紅旗前進，誰見過紅軍跑？但那個時候，你就得跑，不跑就會被包圍、消滅。

　　怎么跑？毛澤東是“邊緣戰略”的大師，他就利用這條赤水河是云南、貴州、四川的分界，就在赤水河上繞，在川軍、滇軍、黔軍、中央軍的夾縫里求生存，黔軍來了，我跑四川；川軍來了，我跑云南；滇軍來了，我再繞回貴州來，繞來繞去。跑也不容易，你怎么知道往哪兒跑呢？每天各路軍馬“圍剿”你，你怎么知道如何繞來繞去呢？這個謎，過去我們一直不知道。幾年前，有人給我們揭示了這個秘密。這是毛澤東1947年在西柏坡和軍委二局的同志的合影。毛澤東身邊這個戴皮帽子的，叫曹祥仁，他是軍委二局局長。紅軍長征的時候，他是軍委二局譯電科的科長。軍委二局是負責情報的，局長就是后來的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譯電科科長曹祥仁的手下，就是三五個人、背著部電臺，每天一有工夫就在監聽國民黨各方面的電報。國民黨的軍隊要協調啊，中央軍問川軍，紅軍到四川了嗎？川軍問黔軍，紅軍到貴州哪兒了？黔軍問滇軍，紅軍進到云南哪兒了？這些電報的密碼都不復雜，是按詩韻排列的，譯電科截獲了700多封電報，每天連蒙帶猜，差不多把電報都破譯了。毛澤東這才知道哪里有敵人，哪里沒敵人，他根據電報的情況才決定往哪兒跑，所以四渡赤水的路線才是這么彎彎繞。毛澤東當時就是保住一條，這個秘密誰都不能知道。如果國民黨軍隊知道我們能夠破譯他們的電報，一換密碼，我們就完了?！稐钌欣セ貞涗洝氛f，連軍團級的干部都不知道毛澤東這件事，所以林彪不明白為什么毛澤東繞來繞去的，可見毛澤東當時保密到了什么程度。

　　于是就一邊接收著電報，一邊繞來繞去。紅軍真要被拖垮了。天天這么行軍，李德說，有敵機來轟炸，我倒頭就睡，只要不炸到我身上，我連理都不理了。已經疲憊到了這種程度。在那種情況下，誰掉隊誰完蛋，根本管不了你。

　　曹祥仁回憶了這么一件事，在四渡赤水的過程中，他也發燒，走不動，掉隊了。結果他就高一腳低一腳地走，找隊伍。從后面來了一位騎馬的首長，紅三軍團的黃克誠師長。黃師長一看，曹祥仁你怎么了？來上馬，咱們兩個人騎一匹馬走。曹祥仁就上馬，兩個人慢慢騎馬往前走。走了沒多遠，黃克誠手下一個團長也在地下倒著，一見師長過來，磕頭求師長，你把我帶走吧，你把我帶走吧！黃克誠說，不行，我現在管不了你，曹祥仁比你更重要。于是就把這個團長拋下了。曹祥仁說，后來再也沒有見到這個團長了，他很可能是被土匪或是被當地的軍閥殺害了。

　　當時更倒霉的一件事，就是錢壯飛。錢壯飛是周恩來的救命恩人，如果沒有錢壯飛提前把顧順章叛變的消息告訴上海中央，上海中央就被一鍋端了。結果中央從上海撤退之后，錢壯飛也到了瑞金。錢壯飛是個藝術家，到了瑞金以后，修了一個“紅軍烈士紀念塔”，就是現在瑞金那個炮彈式的塔，設計師就是錢壯飛。錢壯飛也能歌善舞，是風流才子。長征的時候，錢壯飛跟著一塊兒走，他是上海的少爺，哪兒受過這個苦，走著走著也掉隊了。后來聽人說，當時是遇到了轟炸，大伙兒四處分散著到樹林隱蔽，錢壯飛大概是累得倒頭就睡著了。等他醒了，隊伍也沒有了。錢壯飛只好戴著眼睛一步步摸著找隊伍，碰到兩個貴州農民，就問紅軍在哪里。這兩個貴州農民就看中了錢壯飛身上背的一匹洋布。當時紅軍在長征的時候，沒有那么多的現金、經費，當時有什么東西給你什么東西，有的人給一塊大洋，有的人給一個金戒指，有的人給幾兩煙土。給錢壯飛的是一匹洋布，這一匹布就是盤纏，掉了隊你自己想辦法。聽說這兩個農民就是看中了錢壯飛身上這匹洋布，騙他說我們帶你去找紅軍，于是把他東引西引，引到了一個溶洞，和錢壯飛搶奪這匹布。錢壯飛說什么也不能把這匹布丟了，他一個文弱書生，沒幾下就被人打暈了。于是這匹洋布被搶了，錢壯飛被扔進了溶洞的深淵。蔣介石用五萬大洋買錢壯飛的人頭，就為了一匹洋布，在長征中送了命。這就是四渡赤水過程中的殘酷現實。

　　劉統：《長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

　　怎么辦，毛澤東也是憂心如焚。哪怕把紅軍帶到一個地方能休養生息十來天也是好的。天無絕人之路，就在走投無路的時候，從雪山的那邊來了電報，說張國燾率領著紅四方面軍渡過了嘉陵江，到了川西北，現在等待著中央紅軍來會師。消息一傳到紅一方面軍，群情振奮，于是紅軍玩命地北上，和紅四方面軍會師。

　　就四渡赤水這段歷史來講，是紅軍最危難、最痛苦的時刻。但是，蔣介石那么多的軍隊對紅軍的圍追堵截，怎么就消滅不了紅軍呢？當時很多人猜測，說蔣介石故意放毛澤東一馬，甚至有一個叫做張戎的，在香港出了一本很爛的書《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說蔣經國當時在蘇聯，在斯大林手里當人質，所以紅軍才沒有被蔣介石斬盡殺絕。這是典型的胡說八道。

　　當時在四渡赤水期間，蔣介石為什么沒有把紅軍斬盡殺絕，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第一，我們今天去貴州，重走四渡赤水之路，才理解毛澤東詩詞里的那句話“蒼山如海，殘陽如血”。蒼山如海在貴州是真實的寫照，當時根本就沒有交通，除了從貴陽到遵義的一條公路之外，其他都是土路了；再有本事，到那個地方也要靠兩條腿走路。當時川軍圍剿紅軍，蔣介石下了命令，說川軍某年某月必須要到達某個地區，結果師長一看，還有100里路，哪兒走得到！連馬都騎不了，師長和士兵一樣都得兩條腿爬山。師長沒辦法，讓偵察連背著一部電臺，強行軍先走，到了山頭就發電報說，我們已經到了那兒了。蒙人嘛。滇軍當時追紅軍，追到山頂上一看，紅軍就在河谷里睡覺，但是要順著羊腸小道下山，得要整整一天。在那個地區，河對岸可以說話，但是要見面得走一天。紅軍就是往這種蠻荒之地跑，什么交通工具也不頂用，汽車沒有道，馬在山上也騎不了，就要一步一步走，即使差一兩天的距離也追不上紅軍。這是地理環境造成的原因。

　　《老林之夜》黃鎮

　　第二，蔣介石追剿紅軍，他認為紅軍已經潰不成軍，消滅紅軍是早晚的事，他當時最重要的目的，是進入大西南。中國當時軍閥割據，大西南云、貴、川崇山峻嶺，中央軍怎么進得來呢？正好有追剿紅軍這么一個堂而皇之的借口，于是中央軍開進了四川。進了四川，蔣介石在重慶建立了參謀團，表面上是聯合指揮部“圍剿”紅軍，實際上這個參謀團是為蔣介石謀劃怎樣控制大西南的。蔣介石也是第一次進四川，一看四川盆地的陣勢，他說這個地方將來可以作為抗戰的后方基地。他在1935年就預感到了1937年以后的事情，這是他進川的一大收獲，所以他不著急，慢慢來，先把云、貴、川三省搞定再說。劉湘受召安了，劉文輝受召安了，很好，給個官做。貴州省主席王家烈，追剿紅軍不利，被撤職了，于是貴州也到手里了。龍云大煙鬼，蔣介石安撫他，龍云表面上也服從了蔣介石。蔣介石當時的中心工作是收服這三個省，事實證明當年他做的這些事，對他在抗戰的中后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通過對紅軍的追剿，才真正地把大西南這三個省抓到了手心里。

　　這樣蔣介石催得不那么急，各地的軍隊沒有那么一種非要和紅軍干到底的精神。紅軍長征所過之處，一直到今天，都是相當困難的地方。我們旅游要想順著紅軍長征的路線走，到今天還是很不容易的。各路的軍閥就那么點實力，犯不著和紅軍死拼。所以他們的目標都是把你趕走為止，紅軍只要出了境，我太平了，就不跟你玩命了。所以，就是這種思想，也是使紅軍每次沖關、每次到了最關鍵的時刻，都能夠化險為夷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我們看，長征的路線原來是彎彎曲曲的，但一過金沙江，立刻變成了一條筆直的線，前面就要過大渡河、安順場。

　　安順場是當年石達開的覆滅之地，我們今天去看地形，就在安順場這一片空地上，石達開的幾萬太平軍被圍困在這里。清軍把幾個要道一扼守，把渡口一扼守，石達開的部隊就沒有糧食了，在幾天內部隊就陷入了混亂。石達開沒辦法，他把自己綁了起來，送到了清軍大營，說你讓我這些弟兄活下來。結果事與愿違，清軍把他們都斬盡殺絕了。當時在這個渡口，川軍要讓紅軍當第二個石達開。川軍把所有渡口的船只都拉到了對岸，但是有一個軍官，他家在安順場上，那天晚上他以為紅軍不會來，所以坐了一只船過來了，在家里過日子。沒想到紅軍的行動非常迅速，他被端了鍋。

　　紅軍只有這一條船，決心強渡過去，劉伯承親自指揮，17勇士在一條船上，然后就強渡。我們的電影《萬水千山》演出了紅軍17勇士強渡大渡河。到了80年代，中央電視臺做長征節目的時候采訪李聚奎上將，李聚奎上將說，我們的很多事情是宣傳，強渡大渡河的時候并沒有打得很激烈。劉文輝的川軍，當時一看形勢不好，紅軍真要玩命，他們就跑了。讓你過去吧，紅軍不就是過去嗎，當時川軍的思想就是這樣，過去就算了。所以，強渡大渡河、安順場之戰就取得了勝利。

　　電影《萬水千山》劇照

　　中央軍委一看，一條船，三四萬紅軍過河要過多少天？這不現實。于是打聽怎么辦，北邊還有個瀘定橋。我們占住了瀘定橋，就占住了通往紅四方面軍的會合之路。所以，當時決定搶瀘定橋。在我們的電影上，紅軍飛奪瀘定橋是長征中最壯觀的一幕。電影演紅軍爬著鐵索，又冒著槍林彈雨飛奪瀘定橋。一開始我也信，后來我到瀘定橋一看，紅軍占的是這邊的觀音廟，川軍守的是對岸瀘定鎮。瀘定橋100米長，人晃晃悠悠地走鐵索橋也得走幾分鐘才能過來，那么我們設想一下，如果把瀘定橋的橋板拆光，爬鐵鏈得爬多長時間？沒有15分鐘不行吧。在對岸橋頭堡上，川軍拿著一桿步槍慢慢地一個個瞄準，也把紅軍都打到河里去，是不是這個道理？

　　我就在當地采訪，問飛奪瀘定橋到底是怎么回事，經過采訪我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瀘定橋是四川漢區通往藏區的必經之路，這條道路是川西軍閥劉文輝的一條重要的財路，他和藏區的往來都靠瀘定橋，所以他無論如何不能炸毀瀘定橋。于是，他就命令守橋的川軍拆板子。你看看今天的瀘定橋，拆橋板只能三四個人站在橋面上作業，一塊塊拆要拆多少天？今天的瀘定橋大概是每兩三年換一次橋板，拆除的時間就得一個月，從一頭往另一頭拆，100米得多少板子，上面都有繩索纏繞。所以，拆橋板子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結果川軍拆了半宿，拆了20米，大煙癮犯了，說紅軍起碼還有兩天才能過來，就收工了。沒想到奇跡就發生在這一晝夜。紅軍當時的先遣團是紅一軍團二師四團，團長是王開湘，政治委員是楊成武，當時他們在海螺溝一帶接到命令，要求一晝夜飛奔240里，搶奪瀘定橋。接到命令后，紅軍就開始了一晝夜的狂奔，今天我們去瀘定橋，是沿著大渡河的公路走，但是當年紅軍可沒有公路，紅軍走的是半山腰上的放羊路，就是羊腸小道。紅軍下的命令是拋棄一切輜重，干糧什么的都不帶了，就背著槍和子彈沿著山路狂奔。

　　劉國樞油畫《飛奪瀘定橋》

　　他們在奔的時候，這邊的川軍從安順場方向也在向瀘定橋增援，紅軍和他們賽跑。半夜里下起大雨，川軍決定不跑了，就在附近村莊宿營了。紅軍還在跑，當然，也有很多虛脫的，也有體力不支的，但是這個團怎么說也有一大半人堅持下來了。在1935年5月25日的早晨，他們沖到了瀘定橋的對岸。川軍一看，沒想到紅軍居然過來了，就不敢拆橋板子了，這個橋也就拆了大概20多米的板子。但紅軍也累趴下了，也虛脫了。當時紅軍就想等著劉伯承帶著從大渡河渡過來的紅軍，直接從對岸拿下瀘定鎮，這邊就不用奪橋了。這個團就地休息，等待那邊的紅軍來策應。從早晨一直等到了黃昏，結果北岸的部隊還沒有來，紅軍就決定奪橋。這個先遣團是紅一方面軍裝備最好的團，有20多挺捷克輕機槍，當時下了命令，把輕機槍沿岸排開，一聲令下就集中火力打橋頭堡。瀘定的川軍都是收稅的部隊，從來沒有打過仗，哪兒見過這個陣勢，20多挺輕機槍嚇得他們，放火點著了門樓子就朝后山跑。紅軍就一邊鋪板子，一邊爬橋，到了橋中央火著起來了，紅軍猶豫了，怎么辦？團長、政委就在岸邊喊，同志們，猶豫不得啊，沖過去，要橋不要人！紅軍就開始沖橋，首先是撲火，后續部隊源源不斷地跟上，把橋拿下了。守橋的川軍逃到了瀘定鎮的后山上，在森林里眼看著中央紅軍在瀘定橋上過了三天三夜，紅軍走完了，他們才又回到了瀘定鎮上。

　　飛奪瀘定橋，它的神奇在“飛”。紅軍竟然能夠一晝夜30個小時走240里山路，這是我們無論如何想象不出來的。有一個參照，有一年開紅軍長征的紀念會，南京的一位老板自費參加會議，他說，我是徒步重走長征路的。我就問他，從海螺溝到瀘定橋這一段，你走了多長時間？他說走了五天。我說你怎么走了五天呢？他說，我每天背著大背包，走路的時間是有限的，到了下午三四點鐘，看到快黃昏了我就要找村子落腳，我不能走夜路，走夜路不安全。所以，這段路200多里，他走了五天，但是紅軍是一晝夜240里。當年紅軍為了打開這條北上之路，就是這樣到了搏命的地步，這么瘦弱的人，又沒有飯吃，又沒有什么營養，居然能這么狂奔，我們今天真是難以想象。

　　飛奪瀘定橋，正是因為紅軍的急行軍，長跑，造成第一，川軍沒拆完板子；第二，增援部隊沒有趕到。這才取得了奪取瀘定橋的勝利。這樣一解釋，我們大家覺得事情合情合理了。而紅軍的這種精神，確實帶給我們非常大的震憾。

　　紅軍過瀘定橋之后，翻越了第一座大雪山——夾金山。今天翻越夾金山不成問題了，因為已經有公路了。另外因為氣候變暖，夾金山基本上沒有雪了。但那時候，五月份過夾金山還是很艱難的。因為紅軍從江西出來，沒有一個人是有棉襖的，都是穿著單衣爬雪山。根據當年的記載，林彪爬到雪山頂上都休克了，是用擔架抬下來的。這僅僅是紅一方面軍爬的第一座雪山。四川成都有一位長征迷叫做周軍，他在網上的名字叫做“雙石”，他自費組織了一個考察隊，騎著摩托一座雪山一座雪山地考察，考察的結果是，紅四方面軍（張國燾的部隊），他們的路線是北上、南下再北上，他們一共爬了14座雪山，夾金山只是其中之一。紅一方面軍這些南方人第一次翻過了大雪山，在山下的懋功終于和紅四方面軍的先頭部隊會合了。

　　《雪山高，鐵的紅軍鐵的意志更高》黃鎮

　　紅一和紅四方面軍在過瀘定橋之前就開始了頻繁的電報聯系，紅四方面軍告訴他們往哪兒走，紅一方面軍就順著這個路線和紅四方面軍會師。翻過了夾金山之后，在懋功，紅一方面軍的先頭部隊（楊成武那個團）和紅四方面軍的紅三十軍（李先念任政委的部隊）會合了。會合的消息一傳來，對后面的紅一方面軍是極大的鼓舞。會師的第三天，中央機關到了懋功，在懋功的天主教堂里李先念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對來接他的人，記憶非常深刻，毛澤東第一次認識了李先念。李先念對中央、對紅一方面軍老大哥非常的謙恭有禮，李先念給毛澤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一、四方面軍會師，徐向前總指揮當時下命令，紅一老大哥來了，紅四同志拿出禮物，迎接遠道而來的中央紅軍。紅四方面軍的上上下下做干糧、做皮襖、織毛衣，迎接紅一方面軍。

　　1935年5月底，一、四方面軍在川西北懋功兩河口會師。走了一萬多里地的紅一方面軍是衣衫藍縷，骨瘦如柴，朱德當時說，我們已經走成了一個骨頭架子了。受到了八萬紅四方面軍兄弟般的歡迎，那種激動那種感激是難以言表的。

　　當時在中央紅軍里最感動的就是鄧小平。紅軍長征的前半截是鄧小平一生中最倒霉的時候。鄧小平前邊的一萬里是靠兩條腿走過來的。后來鄧榕寫《我的父親鄧小平》，問父親，長征的時候你怎么過來的？鄧小平就三個字，“跟著走”。那會兒跟鄧小平一塊倒霉的還有軍事科學院的副院長郭化若中將，他是被開除黨籍，撤銷了紅四軍代參謀長的職務，跟著鄧小平一塊走。后來郭化若回憶，長征前面的一萬里地，他腳上的血口子就沒愈合過。你想，穿著草鞋，和紅軍戰士一樣，腳磨破了，出血，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沒有坐擔架、騎馬的待遇，血口子長上了又裂開，那種痛苦想象一下你就知道。鄧小平那時候也是這樣過來的。

　　到川西北，會師了，鄧小平碰到了他的法國同學傅鐘，傅鐘當時是紅四的政治部主任。紅四的高級將領每個人都有幾匹馬換著騎，傅鐘給了鄧小平一匹馬，一包牛肉干，一件皮大衣。鄧小平告訴鄧榕：“多虧了傅鐘給我這三件寶，我才能活著走出草地。”這道出了他發自內心的感激之情。

　　紅一、紅四當時會師了以后，大伙兒多高興，特別是紅一對紅四多感激?。〉珴蓶|說，會師之后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因為毛澤東遇見了黨內最強勁的對手張國燾。論資歷，張國燾中共一大代表，他是主持會議的代表，而且張國燾一直是政治局委員；毛澤東雖然也是一大代表，但政治局委員兩次被撤職。論實力，張國燾指揮著八萬紅四方面軍，兵強馬壯；紅一方面軍還剩下兩萬多人，破破爛爛。論學歷，張國燾是正牌的北大法科畢業生，毛澤東是圖書館管理員。所以兩河口會師，兩家坐下來開第一次政治局會議，張國燾就提出，現在兩大主力紅軍會師了，應該統一組織、統一指揮。對不對？完全對，關鍵是誰指揮誰？張國燾說，當然我指揮你，你們還剩下幾個人了？結果毛澤東講，國燾不應該這么說，我們應該開政治局會議決定大政方針。一開政治局會議，張國燾就剩一票了，博古都和毛澤東站到一起去了。張國燾想，不解決組織問題，我就不走，看你怎么辦？這一下，張國燾不動，紅四方面軍不動，中央一點辦法都沒有。為了解決組織問題和指揮權的問題，毛澤東、中央政治局和張國燾在川西北整整較勁了兩個月，這兩個月是要命的兩個月。

　　毛澤東與張國燾

　　后來紅軍過草地為什么餓成那樣，為什么會吃草根、吃皮帶，最關鍵的問題就是在這兩個月的內耗過程中，紅軍吃完了川西北所有的糧食。那么荒涼的川西北地區，我們今天去九寨溝，走很遠還看不見一個藏族寨子，當年那么荒涼的川西北地區一下子來了十萬紅軍，天天要吃飯。林伯渠說，籌糧當時成為紅軍生死攸關的最重要的問題，于是就命令，每天的任務就是找糧食。紅軍怎么找糧食？先去藏民家，藏民一看紅軍來，早就逃跑了，跑到深山里了。紅軍把藏民家里的糧食搬出來，好心的留塊大洋，沒錢的打個白條，等革命勝利了再還。這樣藏民家里的糧食都搬完吃完了。到了八月，川西北的青稞麥熟了，紅軍的任務就是收青稞。紅軍在地里每天擼麥穗，每個人都要學會搓麥粒，把麥粒炒熟。結果地里的青稞麥又吃光了。最后打喇嘛廟，說喇嘛廟里的喇嘛都是反動的，紅軍把喇嘛廟里面的糧食、酥油都端出來。等這些糧食也分光了，紅軍就各顯神通了。

　　紅一方面軍政治部的羅榮桓、黃鎮在回憶錄里寫到，他們突然發現了一個秘密，喇嘛廟每個臺上都有很多的貢品，佛爺啊、擺的動物啊等等，都是面做的，他們說把這些佛爺拿到鍋里一炒，炒出來像綠豆沙一樣，特別好吃。所以他們就天天吃佛爺，吃貢品，但是還不能讓其他的部隊同志知道，他們要知道了一掃而光，咱們就沒的吃了。你看，當年的糧食到了何等嚴峻的程度。

　　這個時候該怎么辦？中央連續地開會，在沙窩會議上張國燾攤牌了，說要多增選一些工農干部進中央局和中央委員會，張國燾一下子提出了11人的名單，9人進政治局，包括徐向前、陳昌浩、李先念、程世才等。毛澤東說，張國燾的建議是很好的，但我們現在應該先研究戰略問題，先應該北上等等。張國燾繼續逼宮，毛澤東大怒，說你這開的是督軍團會議，拿著槍桿子整我。張國燾也是憤憤不平。到這個時候，張聞天開始退讓，他和毛澤東商量，不滿足張國燾他就不走，要不然把我的總書記讓給他得了。毛澤東說，你可不能讓總書記，要是讓了總書記，張國燾主持會議，他一開擴大會議就全完了。

　　1935年6月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之后，在中央和張國燾之間就“北上”還是“南下”的問題產生分歧。圖為中共中央反對張國燾南下方針，主張北上的部分電文。

　　那怎么辦？毛澤東想了想說，他不是想指揮紅軍嗎？咱們讓他當總政委吧。當總政委他就能指揮紅軍了，但是總政委也要聽政治局的決議，這叫“寧可讓出總政委，不能讓出總書記”。張聞天他們都覺得這個辦法好，于是，最后就在毛兒蓋開會做出決議，紅軍改組整編。朱德任總司令，張國燾任紅軍總政委。

　　毛兒蓋會議之后，張國燾終于同意北上了。為什么要北上，我們也不明白，在草地的時候還不知道陜北有劉志丹呢。就是在這個時候，可以看出一個人究竟能不能當領袖。張國燾說，我就在這片荒涼地區，國民黨也過不來，我能割地稱雄，建立蘇維埃。毛澤東說，不行，你這個地方那么封閉落后，能成氣候嗎？能發展壯大嗎？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嗎？劉伯承就問毛澤東，那你說咱們往哪兒走？毛想了想說，咱們還是應該接近黃河，接近抗日前線，這樣我們才能發動群眾，共產黨才能得到人心，才能得到發展。也就是在草地，在不知道往哪兒走的時候，毛澤東憑著感覺說，我們要北上。所以，劉伯承后來在1962年給軍隊干部講話的時候說，這么一比，就能比出毛、張兩個人的水平高低。

　　劉統：《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斗爭紀實》，廣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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