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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生智，可能有的人不太了解，但要說“南京保衛戰的最高指揮官”，估計大家就有數了。
那到底是唐生智能力不足，沒有守住南京，導致南京三十萬軍民被日軍屠殺，還是其中另有隱情，唐生智是替人背鍋呢？
要搞清楚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從唐生智的生平說起。
唐生智是1889年的人，屬于上世紀的80后，1912年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步兵科，畢業后回到湖南，成為湘系軍閥趙恒惕派的重要成員。1921年，趙恒惕出任湖南省長，唐生智被提拔為第四師師長。
那年，唐生智年僅33歲，可謂是平步青云。
但是在南北對峙、國共合作的大時代下，唐生智和趙恒惕很快就產生了矛盾。
一方面，趙恒惕提拔唐生智做師長之后，又提拔葉開鑫做第三師師長，而唐生智和葉開鑫有矛盾，趙恒惕又經常偏袒葉開鑫，這就讓唐生智體會到失寵的感覺，內心里很不舒服。
另一方面，趙恒惕響應陳炯明的號召，積極推行“聯省自治”，并和北洋政府的吳佩孚結盟，鞏固其在湖南的地位，唐生智卻是傾向革命的。
早在1923年，我黨根據“國共合作”的原則，命夏曦、劉少奇回湖南籌建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夏曦剛回到湖南，便去面見唐生智，說了國共兩黨的基本路線和革命任務，希望得到唐生智的支持。
唐生智聽完夏曦的話，立即撥款2000元，做為夏曦、劉少奇籌建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的經費。
因為這件事，共產國際稱唐生智的第四師為“一支友好的頗有實力的部隊。”
從此開始，唐生智逐漸和國共兩黨建立起聯系。
1925年爆發“五卅運動”，湖南各界追隨潮流，發生了商人罷市、工人罷工、青年學生上街游行等運動，趙恒惕為了保住湖南地盤，便命令葉開鑫率部武力鎮壓，同時還收留了戰敗下野的吳佩孚。
面對趙恒惕和葉開鑫的武力鎮壓行動，唐生智則發出通電，勸阻兩人不要武力鎮壓，要用革命的方式解決問題，徹底在政治上站在趙恒惕的對立面。
到了1926年，唐生智和夏曦又選派一批湖南青年，到廣州報考黃埔軍校和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其中就有新中國的大將黃克誠、彭德懷的引路人段德昌，他的弟弟唐生明也受陳賡介紹，參加了共青團。
在這樣的背景下，不論個人情緒還是政治立場，唐生智和趙恒惕的矛盾都不可收拾了。
于是在1926年3月，唐生智利用多年積累的人脈和威望，發動兵變驅逐趙恒惕，出任湖南省長。
唐生智成功奪取湖南，意味著葉開鑫和唐生智競爭失敗，再也沒有機會統治湖南，必須和趙恒惕一起下野。
這怎么能忍呢？
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成為湖南真正的統治者，葉開鑫便向東山再起的吳佩孚求援。而吳佩孚也不愿意湖南脫離掌控，便出兵南下，一戰擊敗唐生智，唐生智退到湖南衡陽。
這個時候，唐生智就要做出最終抉擇了——向北是已經交惡的吳佩孚和葉開鑫，向南是結下善緣的國共兩黨，自己又是敗軍之將，無法獨立自主，必須二者選其一。
到底怎么選，其實并不難。
不久后，唐生智正式倒向廣州國民政府，加入國共北伐的陣營，麾下軍隊也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唐生智出任軍長，成為和蔣介石齊名的革命軍隊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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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革命陣營，是唐生智轉變政治身份的起點，同時也是唐生智失去軍事實力的開始。
1926年7月，蔣介石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隨后在廣州誓師，以“先打吳佩孚、聯絡孫傳芳、不理張作霖”為總體戰略，宣布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并任命第八軍軍長唐生智為北伐軍中路軍前敵總指揮。
此后數月，在我黨和蘇聯顧問的幫助下，國民革命軍迅速占領湖南和湖北，10月10日攻破武昌，基本消滅吳佩孚的有生力量。
在這個過程中，唐生智借助國共北伐的大勢，徹底擊敗葉開鑫，重新占領湖南，陸續出任湖南省主席、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軍委會七人主席團成員等要職。
而葉開鑫戰敗以后，無奈宣布投降，麾下軍隊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五軍，葉開鑫出任軍長。
這個時候，唐生智通過參加北伐，不僅實現了統治湖南的夙愿，還因為兼任的黨、軍職務，成為國民政府屈指可數的實力派，風光無限。
但，這是充滿變化的時代。
北伐初步成功以后，國民政府便開始分裂——
廣東國民政府遷都武漢，成立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張發奎、唐生智是其軍事后盾。蔣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攻取江浙，聯合江浙財閥和英美資本，成立南京國民政府，黃埔系和新桂系是其軍事后盾。
這就是1927年4月發生的“寧漢分裂。”
8月，蔣介石親自指揮的“徐州戰役”失敗，造成黃埔軍校成立以來最大的損失，徐州重鎮落入張宗昌之手，蔣介石的威望大跌，在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逼迫下，被迫通電下野。
以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新桂系，開始掌控南京國民政府。
隨后，新桂系主導了寧漢會談，希望兩個國民政府合流，但他們提出一個要求——汪精衛無條件下野。
眼見形勢于己不利，汪精衛便通電下野，暫避風頭。
而那個時候，張發奎麾下的一部分軍隊，追隨我黨起義了，另一部分軍隊追隨張發奎南下“追剿”，并準備利用南下廣東的機會，另立國民政府，請汪精衛回廣東主持大局。
這樣一來，唐生智便成為湖南、湖北一帶的主要軍事力量，李宗仁和白崇禧的主要反對勢力。
蔣介石和汪精衛在政治立場方面的寧漢分裂，就這樣演變成李宗仁、白崇禧和唐生智在控制地方實權方面的寧漢分裂。
李宗仁和白崇禧要一統河山，唐生智要保留實權，那么戰爭就不可避免。
1927年9月，唐生智宣布“護黨”，公開反對新桂系的南京國民政府，李宗仁和白崇禧則以“中央”的名義調兵西征，公開討伐唐生智，“寧漢戰爭”爆發。
實事求是的說，唐生智并不是戰略戰術非常高明的指揮官，麾下的軍隊戰斗力也不強，唐生智組建的軍事集團，更沒有政治上的長遠戰略，追求的無非是錢、權、地盤而已。
我黨在北伐時期發的兩份文件，就提到這些問題——
其中一份是《加同志對于國民政府遷移及對唐生智政策意見》，最后寫道：“唐的話很對，他說湖北人中有些人說得很好聽，但他們目的是要錢。我們以為，唐這句話也可以用來說他自己。”
另一份是《唐生智言論之左傾與我們對唐應取策略》，里面在分析唐生智的處境時，用了一句：“八軍擴充甚速而戰斗力并不如外傳之強。”
唐生智的軍事能力不強，軍隊的戰斗力不強，整個軍事集團傾向革命但不誠心實意的參加革命，在劇烈變化的時代，這怎么可能長久呢？
在這樣的背景下，“寧漢戰爭”爆發以后，唐生智陸續退出安徽、湖北，把安慶、武漢等軍事重鎮拱手讓給李宗仁和白崇禧，直到退回湖南，在長沙設立總司令部，才停下腳步。
1928年初，白崇禧指揮新桂系軍隊攻破長沙、衡山、衡陽等城市，唐生智大敗，麾下大將李品仙、何健等人通電擁護南京國民政府，背叛唐生智。
經過這次戰爭，湖北和湖南成為新桂系的地盤，新桂系控制的軍隊膨脹到20萬，而唐生智流亡日本，從此一蹶不振。
從崛起到落敗，不過兩年時間。
其實從唐生智的表現來看，他只是想要湖南，并沒有太大的野心。但亂世爭霸如逆水行舟，不參與爭奪最高權力，就保不住現有的利益，只想要湖南，最終連湖南都保不住。
后來，因為新桂系的實力太過強悍，蔣介石和汪精衛又聯合起來對抗新桂系。
唐生智經過戰敗也認清現實，在這次事件中參加了蔣、汪聯盟，并明確支持蔣介石復職，稍微洗白了曾經的“污點”，蔣介石為回報唐生智，任命他做了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院長等職，1935年又授予國民革命軍一級上將軍銜。
不過，唐生智得到的都是虛職、虛銜，在中國的軍政舞臺上，唐生智已經無足輕重了。
3
唐生智做了數年虛職，很快就到了全面抗戰時期。
其實，唐生智對全面抗戰是有心理準備的。
1937年，唐生智已轉任軍事委員會訓練總監部總監，他認為日本侵華不會止步于東北，將來華東地區一定會和日本爆發戰爭，于是就向軍事理論家蔣百里請教，再經蔣介石審核，制定出一份《上海、南京防御作戰計劃》，建議構建四條防御線——
上海、杭州灣為第一線。
昆山、無錫、蘇州、杭州為第二線。
江陰、鎮江為第三線。
南京、寧杭公路為第四線。
按照唐生智擬定的作戰計劃，四條防線層層遞進，每一層都能阻滯、消耗大量的日軍有生力量，等日軍打到南京的時候，已是強弩之末。這樣一來，國民政府守住南京的概率便極大增加。
即便守不住南京，也能帶著軍民有序撤離，在蘇皖一帶建立起牢固的防御線。
就像唐生智說的：
“各線部隊應該預先有準備，加入上海的部隊打了一個時期要撤退，則第一線上海、杭州灣的部隊撤到浙江以西、皖南一帶，整理補充，并在那里準備陣地。以后各線則陸續往后方調動，以作長期抗日、拖死日本人的準備。”
實事求是的說，唐生智的作戰計劃是有可行性的，蔣介石也是同意的，所以蔣介石才允許唐生智指揮部隊構建工事，為長期作戰做準備。
但是誰都沒想到，唐生智的工事剛剛啟動，蔣介石就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見，直接給構建工事的一線部隊打電話，把這些部隊調走，導致四條防線的工事都沒有構建起來。
從這個層面來看，正是蔣介石的微操，導致日本從上海到南京暢通無阻。
構建四條防線的計劃取消以后，蔣介石準備設立第三戰區，負責連云港到舟山群島的一切作戰行動。
蔣介石原定唐生智做第三戰區司令長官，但那時候唐生智正在生病，蔣介石就問他“身體怎么樣”，唐生智說“精神不太好”，聽到這句話，蔣介石就說：“那還是讓馮玉祥去搞，實際責任由顧墨三去擔負。”
顧墨三，即蔣介石的嫡系大將顧祝同。
唐生智以為蔣介石只是不信任自己，可事實上，蔣介石連馮玉祥都不信任。過了一段時間，蔣介石便親自兼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委任顧祝同代理職務。
這下唐生智明白了，第三戰區是所謂的京畿，直接對南京的安全負責，不是蔣介石嫡系圈的人，蔣介石連掛名都不敢給，一定要親自兼任才放心。
如果是其他人，肯定會想：“既然你蔣介石要微操，那就一切由你負責好了，我們沒有實際的職權，也就不用承擔實際的責任。”
但唐生智不是這樣的人，他還是蠻有擔當的。
1937年11月初，“淞滬會戰”基本結束，蔣介石準備把部隊撤出來，便在中山陵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問道：“南京守不守？”
在座的所有人都不說話，唐生智就說道：“我同意守南京，掩護前方部隊的休整和后方部隊的集中，以阻止和延緩敵人的進攻。”
蔣介石見唐生智說話了，又問：“哪一個守呢？”
還是沒有人說話，蔣介石非常尷尬，自顧自的說：“如果沒有人守，我自己守。”
這個時候，唐生智又說話了：“用不著你自己守，派一個軍長或總司令，帶幾個師或幾個軍就行了。從前方下來的人中間派一個守，或者南京警備司令谷倫，都可以。”
蔣介石嘆了一口氣：“他們不行，資歷太淺，再考量吧”，便宣布散會。結果在第二天，蔣介石單獨召見唐生智，說道：“關于守南京的問題，要么是我留下，要么是你留下。”
蔣介石說這番話，其實就是除了唐生智以外，沒有人支持他守南京，而他又不可能真的以領袖之尊留守南京，這才給唐生智使激將法，逼唐生智留守南京。即便南京守不住，責任也在唐生智，而不在蔣介石。
這個道理，唐生智自然是明白的，但他還是說了一句：“你怎么能夠留下呢？與其是你，不如是我吧。”
蔣介石用事實證明了一個職場觀點，如果你能吃苦，那你就有吃不完的苦。如果你能背鍋，那就有背不完的鍋。
就這樣，早已沒有兵權、沒有地位、不受蔣介石信任的唐生智，在11月24日出任南京衛戍司令長官，指揮著一批不熟悉的部隊，承擔起南京保衛戰的工作。
但是以蔣介石的風格，在他撤離南京之前，即便給了唐生智守衛南京的職務，也不會給唐生智守衛南京的實權。
轉基因
此后半個月，南京的一切軍事行動，都是蔣介石親自下命令、唐生智負責走流程而已。直到12月7日，蔣介石撤離南京，唐生智才得到守衛南京的實權。
然而，已經太晚了。
12月8日，日軍占領南京的外圍陣地，三面合圍南京。9日，日軍向南京空投了“投降勸告書”，要求南京在一天之內投降。10日，見南京不理會日軍的投降書，日軍對南京發起總攻。
短短3天時間，唐生智做什么都來不及，蔣介石也沒留下任何有用的防守計劃，南京失陷是必然的。
關于這一點，蔣介石也是清楚的，便在12月10日命顧祝同通知唐生智——立即渡江北上，從津浦路撤退，各路軍隊分別突圍。
緊接著，唐生智把軍、師長召集在一起，宣讀了一遍蔣介石的命令，然后給每人發了一張紙，上面寫著各部隊的撤退時間、撤退路線以及先后順序，隨即宣布各部隊分別突圍。
結果，除宋希濂部按照部屬撤退到浦口以外，其他部隊都沒有按計劃突圍，整個南京一片混亂。
12月13日，南京淪陷，日軍開始慘無人道的大屠殺。
撤離南京以后，唐生智到武漢見蔣介石，呈遞了一份南京保衛戰的概要，然后向蔣介石請罪：“一切責任都是我的，請處分。”
蔣介石沒有處分唐生智，允許他回湖南閑居。
這樣的做法，可以視為蔣介石默認自己是南京大屠殺的第一責任人，唐生智給他背了黑鍋。
此后12年，唐生智基本都在湖南故鄉閑居，抽空讀了很多佛經，辦了一所耀祥中學，1949年又通電擁護“湖南和平解放”，最終以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的身份，終了余年。
對于唐生智來說，這樣的結局是善終，但從唐生智的人生經歷來看，他有機會獲得更高的歷史地位，甚至是千古流芳。
這個機會就是在南京殉國。
南宋狀元文天祥，前半生鶯歌燕舞、聲伎滿堂，享盡榮華富貴，但在蒙古滅宋的時候，文天祥開始組織義軍反抗。
盡管反抗失敗了，文天祥卻憑借堅貞不屈的氣節，以及“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詩句名垂古今，任誰說起這個名字，都要留三分敬意。
明朝末年的閻應元，僅僅是沒有品階的江陰典史，正常情況下根本沒有機會留下自己的名字。但在清朝入關以后，閻應元組織江陰軍民抗清81日，直到江陰城破無力回天，閻應元才死難殉國。
臨死前，閻應元留下一首絕命詩——
八十日帶發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死義，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就憑這么一件事，閻應元成為“抗清三公”之一，被江南人民紀念了數百年。
文天祥和閻應元的肉體雖然死了，但因為反抗侵略壯烈殉國的故事，換來精神層面的永生。
回到全面抗戰時期，國軍犧牲的最高級將領是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八路軍犧牲的最高級將領是副總參謀長左權。他們兩人都是新中國承認的烈士，2009年還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
張自忠的軍銜是陸軍中將，左權的軍銜是陸軍少將，而唐生智的軍銜是陸軍一級上將。
張自忠和左權都能獲得如此殊榮，可想而知，如果唐生智在南京殉國，歷史地位肯定比他們兩人更高，甚至有可能成為抗戰史上的一座豐碑。
那樣的話，唐生智便是永生的。
可惜啊，唐生智終究是舊社會的軍閥出身，政治覺悟不夠高，也有些留戀現實世界的榮華富貴，沒有抓住這千載難逢的機會。
世人都稱唐生智為“佛教將軍”，可他離成佛得道，就差了“舍身”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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