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肖釗，湘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生導師，湘潭大學期刊社編輯，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
文章來源：《中國農史》2024年第2期
摘要：
1952年4月至8月，中國農民代表參觀團對蘇聯進行了長達4個月的訪問，其間參觀了蘇聯各地的城市和農村，深入了解和學習了蘇聯農業技術和農業集體化經驗，并體驗了蘇聯農民的實際生活。回國后，他們大力推廣蘇聯農業技術，廣泛傳播訪蘇經驗和感受，改變了中國農民對社會主義的認知，激發起大家學習蘇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熱情，有力地推動了農業集體化進程，同時也加深了兩國人民的友誼。
關鍵詞：
中國農民；參觀團；蘇聯；農業集體化
鄧子恢曾言，“列寧關于合作化的理論，蘇聯實行農業集體化的經驗，對于中國共產黨是起了極其寶貴的指引和啟發作用的。”那么，黨和國家在大規模開展農業集體化之前，是如何深化對蘇聯農業集體化經驗的認識的？對此問題，學界尚無確論。揆諸史料，我們可以從 1952 年中國農民代表參觀團（以下簡稱“參觀團”）的訪蘇之行中找到線索。該團在蘇參觀學習四個多月，其參訪人員之多、時間之長、認識之深、影響之廣，可謂當時認識蘇聯農業集體化的重要渠道。目前，學界對各代表團赴蘇參觀學習的研究不多，對于農民參觀團訪蘇之事甚少涉及。本文根據目前已披露的相關文獻，對參觀團參訪的緣由、經過和影響進行探討，展現黨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探索農村發展的多重面相，以期深化相關問題的研究。
一、農民代表參觀團的使命
中共派遣參觀團赴蘇參觀學習，從新中國成立前即已開始醞釀。1949年7月劉少奇訪蘇時，曾致信斯大林，提出“由中國派一些參觀團去蘇聯參觀和學習”，得到斯大林的首肯，斯大林在信上批注“好”。毛澤東也復電表示同意。新中國成立后，11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政府各經濟部門、各群眾團體、文化學術機關在必要時申請組織若干參觀團赴蘇學習。此后，中共中央相繼派出了組織、宣傳等方面的參觀團赴蘇。1951年9月，劉少奇致電聯共（布）中央，提出在當年十月革命紀念日前后派農民參觀團出訪蘇聯，蘇方表示“在任何時候我們都將非常高興地在莫斯科接待中國農民代表團”，但蘇方建議參觀團如果在“1952年4—5月份來訪，即在春季農業工作開始之后，那么，就會有更多的機會全面地、深刻地了解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生活，更直觀地研究農業生產的情況。”據此，中共中央于1952年3月26日致聯共（布）中央關于組織中國農民參觀團訪蘇問題的信中，告知中國參觀團計劃于4月15日出發，在蘇聯參觀4個月。
中共中央派中國農民參觀團赴蘇，一方面是讓農民代表們親臨現場，了解蘇聯的情況，學習蘇聯發展農業生產的經驗。當時，經歷了生產恢復階段，部分老解放區的農民“已經不滿足于目前的生產狀況，他們要求突破戰前的生產水平，要求擴大再生產。”毛澤東也在1951年12月1日提出“一九五二年是我們三年準備工作的最后一年。從一九五三年起，我們就要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了，準備以二十年時間完成中國的工業化。”而“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必須發展農業，并逐步完成農業社會化。”也就是說，要發展農業生產，從生產關系的角度看，當時認為必須把農民組織起來，開展農業集體化。從生產力的角度看，有必要引導農民認識先進技術的重要性，并在農業生產中掌握和推廣新的技術、經驗。在中蘇結盟和中美敵對的形勢下，學習蘇聯農業發展經驗是理想而可行的選擇。對此，中共有清晰的認識。毛澤東訪蘇時親眼見識了集體農莊的好處，回國后對東北局的高級干部強調：“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歷史，給我們提供了最好的經驗，我們可以用他們的經驗。”同時，新中國成立后的兩年，蘇聯農業經驗已在中國發揮很大作用，如“在規劃我國的農業建設、制訂農業生產計劃，以及改進耕作制度和提高耕作技術等方面，蘇聯的農業專家們，都給了我國很多幫助。”東北人民政府在1951年前后就向蘇方詳細請教蘇聯如何組織領導農業生產。顯然，組織參觀團親臨現場了解蘇聯實際情況，能更全面地掌握蘇聯農業經驗。
另一方面是為了消除顧慮，推動我國農業集體化進程。中共中央在1951年9月組織召開了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并制定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決議（草案）》，推動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向全國展開。不過，無論是中共中央高層，還是各地農民，對農業集體化均存有顧慮。從高層來看，雖然大家的目標都是在農村建立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集體農莊，但在具體路徑的選擇上，思路并不一致。1951年7月，有人認為當時不宜動搖農村私有基礎，而應等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再推進集體化。毛澤東則已主張可以把互助組織提高到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從廣大農民來看，一方面對蘇聯式的農業集體化存在顧慮。這些顧慮包括很多方面，有人以為集體化之后什么都是國家的，人人平均分配。如有代表就指出，“我們那里二流子等‘社會主義’，有些中農怕‘社會主義’，他們都是拿平均主義的眼光看社會主義。”甚至有代表在參觀前還“害怕到了社會主義時候，孩子屬于國家，認不得媽。”有的則是害怕集體化后生活貧困，他們“聽說蘇聯農民加入集體農莊以后，生活很苦。”類似看法體現了當時部分農民對農業集體化存在懷疑和觀望心理。另一方面，農民存在“生產已經到頂”思想，對先進技術、設備能否促進增產表示懷疑。如有人對農業機械化存在誤解，認為蘇聯集體農莊的“機器種地會把地壓實，汽油味會把地熏壞，莊稼長不成。”有人認為“功夫已經道地，肥料已經加足，以后再也沒有辦法增產了。”也有人講“過去聽說蘇聯科學很發達，我就想：隨你怎樣科學，不在地里做活，還是吃不了飯。”顯然，這些思想會對農民參與集體化產生消極影響。
如何消除這些思想顧慮，引導農民走上農業集體化道路，就成為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對此，中共中央早在1951年8月就建議各地“在講解黨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時，要注意‘吃大鍋飯’等思想偏向，最好多介紹蘇聯農民的實際生活，說明現在努力生產、互助合作就是為實現共產主義制度奠定基礎，使農民在接受共產主義的道理時不致發生消極作用。”毛澤東也明確要求各地試辦集體農莊以取得經驗并為農民做出示范。為了增加農民的感性認識，中央決定組織農民參觀團，“在蘇聯參觀4個月（從春耕到秋收），借以了解蘇聯的農業生產過程，作為改造中國農業生產的遠大目標。”
為了組織好赴蘇參觀，一方面，中共中央對訪蘇參觀團人員進行了精心挑選。參觀團共有正式團員178人，均為中共黨員，其中“一小部分是政府中管理農業的干部和農業技術人員，絕大部分是農民黨員，經過了長期戰爭和土地改革的鍛煉，現在在農村政權機關或黨與合作社組織中工作，其中有些人則是農業勞動模范。”如農業干部和專家包括擔任團長的農業部副部長張林池、中央林業部森林工業司副司長李萬新、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所長陳鳳桐、黃河水利委員會副主任趙明甫等。農民黨員包括全國著名的勞動模范李順達、耿長鎖、韓恩等。從地域來看，“團員的大部分是中國北部地區的農民，南部產稻地區的農民只占少數，”但總體上涵蓋了全國大部分省份。此外，參觀團配備了20名主要學習農業方面詞匯的俄語翻譯，以保障參觀中與蘇方的順暢交流。
另一方面，將各地團員集中到北京，進行培訓。代表們到北京后，農業部安排他們學習俄語會話，進行了蘇聯禮儀、民俗方面的培訓，并為他們準備了“毛澤東紀念章”等禮物送給蘇聯朋友。農業部長李書城囑咐參觀團到蘇聯去，“要好好體會工人階級的領導，認識社會主義的優良制度，用心學習蘇聯農業生產的先進經驗，帶回來建設我們的新中國。”此外，參觀團還組成了由時任駐蘇大使張聞天擔任書記的臨時黨委。張聞天則詳細向代表們介紹了國內經濟建設情況和向蘇聯學習應抱的態度。
二、農民代表參觀團的主要參觀活動
1952年4月17日，參觀團從北京乘火車出發，20日經滿洲里中蘇交接處轉乘蘇聯火車，經過赤塔等地，于27日到達莫斯科。在莫斯科停留了大半個月，爾后分成五個組，于5月15日出發到蘇聯境內參觀。
蘇方對此次訪問非常重視，熱情接待。參觀團到達莫斯科時，蘇聯農業部部長維尼迪克托夫和布瓊尼元帥親至火車站迎接。蘇方將代表們安排進蘇聯首都住宿條件最好的莫斯科大旅社，請大家去最好的劇院看“天鵝湖”劇，參觀克里姆林宮等。同時，蘇聯農業部也全力籌劃參觀團到各地參觀的具體準備工作。各組在各地參觀時，蘇方給每組配備了兩節列車車廂作為臨時住所，同時專門安排了陪同人員，負責和地方對接，并有醫生全程為代表們檢查身體。所有食宿費用，以及工作用品如鉛筆、筆記本也都由蘇方供應。甚至，為拍攝參觀團整個參觀過程的紀錄片，蘇方還給每組安排了兩部電影拍攝機器。在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參觀考察時，往往是農業部長級別的官員接待，并贈送給代表們照相機之類的禮物。代表團回國前，蘇聯農業部曾為代表團舉行了招待會，蘇聯農業部部長維尼迪克托夫及其他高級負責人員也都出席招待。蘇方對中國農民代表團成員表示出極大的熱情和友好。參觀團在蘇聯的參訪活動豐富多樣。
（一）參觀蘇聯的城市及工廠
在蘇期間，代表們參觀了莫斯科、基輔、阿拉木圖、索契等蘇聯城市。在莫斯科，他們見到了寬闊的馬路、數不清的汽車、數十層的高樓、四通八達的地鐵，深深感到“社會主義的建設實在是太偉大了，咱想也想不來的事情，人家蘇聯一件一件實現了。”在索契，汪漢國等代表參觀了各個療養院，看到工人和農民能住進這樣的設施進行休養，羨慕極了，認為“蘇聯人民真是幸福了”。代表們還參觀了第聶伯水電站、頓巴斯煤礦場、日丹諾夫煉鋼廠、巴庫海底油田、哈爾科夫拖拉機制造廠等大型工業設施。在哈爾科夫拖拉機制造廠，看到“廠子這一頭，是一堆鐵塊；用傳送帶往里面一段一段地送，過一段就變個樣子。在工廠的那一頭，每七分鐘就出來一臺五十四匹馬力的拖拉機，有人立刻坐到上面，把它開走。”代表們非常驚訝和贊嘆。陪同參觀的蘇方人員告訴代表們：“沒有機器，農業就不會走向集體化，生產效率就不會大大提高。”這些參觀使代表們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有了深刻的認識，激發他們的學習熱情。如李順達就覺得“過去總說工人階級領導農民，到底鬧不清是怎么回事，現在才明白了，農民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就不成。沒有工人老大哥，就沒有機器，沒有農業上的機械化、集體化，農民在生產上怎么也翻不了身。”
（二）參加紅場觀禮和參觀革命紀念地
1952年5月1日上午10點至下午4點，代表們在莫斯科紅場觀禮蘇聯“五一”勞動節慶典，典禮包括閱兵、群眾游行等環節。閱兵時各種飛機、坦克讓呂鴻賓“聽得天上嗡嗡的，地下轟轟的”，從而覺得“有這些武器，真了不起呀！”他認為“有這樣一個強大的朋友，兩國攜起手來，把戰爭販子們嚇也嚇壞了。”在群眾游行環節，蘇聯游行群眾高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國革命領袖人物的畫像，唱著“東方紅”，“歡呼中蘇友好萬歲，歡呼毛澤東”，并熱情地向代表們獻花。
在莫斯科期間，參觀團還拜望了列寧墓，參觀了列寧博物館和列寧大學。分赴各地參觀后，呂鴻賓所在的第4組參觀了和斯大林的生活及革命活動有關的地方及許多名勝。他們在6月21日參觀了斯大林曾在那里開展地下工作的工廠。7月9日，他們又在斯大林的誕生地哥里城，看到了“斯大林同志誕生時住的小房子”并“了解了這位世界革命領袖小時候的很多事情。”
這些活動均使代表們受到了中蘇友好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使他們看到蘇聯的強大，提高了建設社會主義中國的信心。
（三）聽報告和參加座談會
聽取專業報告或與相關人士座談是參觀團較為常見的活動。在莫斯科期間，代表們“參觀了蘇聯最大的農業教育機關——蒂米利亞澤夫農業學院，還參觀了農業機器制造廠。蘇聯農業部特地為他們組織了系統的報告和演講會，介紹蘇聯農業和畜牧業的發展情況和先進經驗。報告人和講演人都是蘇聯最著名的科學家和農業專家。”
分赴各地后，代表們也參觀了很多農業科研機關，并與當地研究人員和勞模交流。如第4組與格魯吉亞的勞模見了面，“格魯吉亞共和國農業部長卡巴那柴向代表們介紹了近來格魯吉亞集體農民的巨大成就，并回答代表們提出的許多關于農業建設的問題。”除了聽報告外，“阿拉木圖的科學家們曾和第五組的代表舉行了幾次座談會，向他們介紹了社會主義農業改造的情形。”這些活動既富專業性，又能通過互動交流的方式解決代表們的疑問，有利于他們系統學習蘇聯農業經驗，深刻理解農業集體化。
（四）實地訪問蘇聯農村
參觀團最為重要的參觀活動是訪問蘇聯各地農村，各組代表共參觀了72個集體農莊、28個國家農場、22個機器拖拉機站。從各組來看，第一、二組到訪的烏克蘭以平原為主；第三、四組到訪的阿塞拜疆和格魯吉亞地處蘇聯南部，山地較為普遍；第五組到訪的哈薩克共和國則地處高原，多草原和沙漠，畜牧業相對發達。也就是說，各組選擇了地貌特征、農業生產結構各不相同的區域參觀，而這些區域與該組代表家鄉較為類似。在各地參觀期間，代表們深入國營農場、拖拉機站、集體農莊和農戶家庭，與蘇聯農民面對面地接觸，了解其生產、生活詳情。如第二組“在布瓊尼集體農莊，參觀團幾十位代表曾因天黑下雨分散住在各集體農戶家中，他們發現每家生活都是那么舒適。”第三組在阿塞拜疆參觀了“全蘇水稻試驗站”如何種植水稻。在庫爾干區的“斯大林”和“革命燈塔”兩個集體農場時，他們實地學習了耕作隊、拖拉機隊、機械化養牛場和電氣打谷場的工作。在哈薩克共和國，勞動英雄努列馬別道夫將第五組的內蒙古代表莫日格策、廉成等接到家里以貴賓禮節招待，并向他們介紹了他的身世和家庭的收支情況，等等。蘇聯的農村干部還給代表們耐心講解各種問題，有人對代表們說：“有一點一滴經驗，都要毫不遺漏地告訴你們，好叫你們帶回去建設新中國。”這無疑提升了參觀效果。
結束了各地的參觀后，各組人員在8月初回到莫斯科，并于13日乘坐火車離開莫斯科，在8月23日下午回到北京。
三、農民代表參觀團參觀學習的主要內容
在豐富多樣的參觀活動中，參觀團主要了解和學習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集體農莊的建立經驗
盡管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試辦集體農莊，但國內對于集體農莊到底如何辦起來，并無明確思路。因此，蘇聯農民“組織起來”的經驗，是參觀團首先想了解的問題。在蘇聯農業部組織的報告中，詳細談到了蘇聯組織國營農場、集體農莊的經過和農業機械化的發展歷程。據代表的記錄，蘇方向中國代表介紹了組織集體農莊的四條基本經驗：其一，集體農莊必須在農民自愿的基礎上建立，不能強迫命令；其二，必須通過讓農民獲得實際利益，來引導農民走集體化道路；其三，在建立集體農莊過程中，必須依靠強大的國家力量在組織上、技術上給予幫助；其四，必須采取逐漸推進的方式使農民放棄小農經濟到集體經濟。
同時，代表們還到各集體農莊了解其具體的建立過程。如呂鴻賓看了21個集體農場，幾乎都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過程，且絕大部分都是從共耕社發展起來的。在共產主義燈塔集體農莊，農莊主席向代表們詳細介紹了農莊發展起來的過程。在赫魯曉夫農莊，代表們向農莊主席依萬諾維奇提出“農莊怎么建立的？（乍）建立時的情形啥樣？群眾思想怎么樣？”等問題，為了更詳細地回答，農莊主席請來副主席、會計、秘書，找出老賬一篇一篇翻看，“把老底子都講給大伙了。”通過實地了解集體農莊的發展歷史，代表們更進一步地認識到典型示范對引導農民走集體化道路的意義，以及國家的支持對集體農莊建立和鞏固的重要作用，如國家的拖拉機站是“國家領導和幫助集體農場的杠桿。”
（二）集體農莊的運作經驗
蘇聯集體農莊的內部組織結構，生產與分配的形式，是代表們參觀學習的重點內容。
就組織結構而言，農民代表發現“人家在組織領導上，也有一套科學的辦法。”在列寧集體農莊，最高領導機關是全體莊員大會，下面是由13人組成的農莊管理委員會和7人組成的監察委員會，由莊員大會選出。農莊主席負責全莊工作，副主席負責領導副業生產。監察委員會負責監督管理委員會工作，主席由農莊主席兼任。在管理委員會之下，有農學家、總會計師、飼養技師、畜牧場主任、經濟主任。其中，兩個農學家領導全莊9個田間工作隊，各工作隊下面又領導著112個小組。飼養技師和畜牧場主任領導奶牛場、養豬場、家禽場。經濟主任領導鐵匠鋪、磚窯等。在各個工作隊和各場內部，也是分工合作，各負其責。
就生產形式而言，集體農莊如何制定生產計劃和組織生產受到特別關注。代表們了解到，集體農莊在生產中首先是制訂生產計劃，一般是“國家計劃生產數字分配到農莊以后，農莊就向各工作隊分配，工作隊再向生產小組分配，小組再分配給每個人。”以避免盲目生產的現象。進行生產時，則是按照生產計劃以及事先規定的勞動定額組織生產。代表們詳細研究了“按勞取酬”的辦法，分析了“勞動日”如何計算的問題。他們發現“不論做什么生產工作，都有明確的規定，每個人都按他的勞動日，來取得報酬。比如一個地段需要多少勞動日，做多少活算一個勞動日，都有精確的規定。”甚至對養雞、鴨、鵝的勞動日計算方法也作了規定。為杜絕偷懶行為損害集體利益，集體農莊對有勞動能力的莊員的最低勞動額進行了規定，如有人全年所得勞動日少于最低勞動額，則視具體情況給以不同的處分。輕的扣勞動日，重的開除（經全體莊員大會通過）；對故意破壞勞動紀律的要實行強制勞動。不過，“蘇聯的集體農民沒有不積極勞動的。”
就分配形式而言，代表們了解到集體農莊所生產的產品，必須完成國家繳納任務；農莊留下部分實物用于來年再生產的投資，部分現金作為公積金、管理費用等；余下部分則由全體莊員按照全年所獲勞動日的多少獲得報酬。他們進而認識到社會主義根本不是吃“大鍋飯”，集體農莊里是多勞動多得，少勞動少得，有著一套公平合理的分配方法。此外，不少擔任農村干部的代表參觀前擔心到集體化后實行按勞取酬，他們忙于辦公，比別人干的農活少，報酬少。通過參觀，他們了解了集體農莊干部勞動報酬的計算方法，得知農莊會從集體所得中抽出一定的勞動日對農莊干部給予補助，且報酬將比普通莊員高，代表們對領導大家開展集體化的顧慮被打消了。
（三）農業生產經驗與技術
在各農業科研部門、國營農場、機械拖拉機站、集體農莊等處參觀時，代表團也注重對蘇聯農業生產方面的知識與技術的了解與學習。
首先，令代表們感觸最深的是蘇聯高度機械化的農業。他們在蘇聯農村了解了各種各樣的農業機械，發現這里“干什么也是用機器！”李順達參觀的第一個集體農莊，耕地、耙地、播種、收割、脫粒，已經百分之百機械化了；中耕、除草百分之八十五機械化了。同時“擠牛奶、喂牲口、飲牲口、鋸木料、剪羊毛、磨面、榨油、造酒、焊修等工作”，也全都用電力來做。而且“全蘇聯各農莊和這個農莊的情形都差不多。”如此廣泛地運用機械生產，使農民代表們贊不絕口。
其次，各種豐產經驗是代表們重點學習的方面。如耿長鎖所在的組就學習了玉蜀黍豐產的經驗。他發現，烏克蘭的集體農民是用深耕；冬天利用玉蜀黍稈積雪；多施一次肥和人工授粉的辦法來提高玉蜀黍產量的。第三組的趙懷義則學習了阿塞拜疆“紅十月”集體農莊輪作棉花的豐產經驗。他了解到這里的棉花地是六年一輪：三年長牧草；二年種棉花；一年春小麥和牧草間作。耕地是先深后淺，能保墑，不死苗，以至于每畝產量達到了其家鄉的4倍以上。
再次，各類農業科學技術也讓代表們受益匪淺。在蒂米利亞澤夫農業學院等科研機構參觀時，代表們聽了不少農業技術報告，還參觀了土壤化驗室和各種農業機器，了解了各類除草劑和飛機撒藥的方法。第三組則在阿塞拜疆等地的國營農場親眼見到了飛機除草和灑藥粉殺蟲，并在真理集體農莊等地看到了人工降雨器。這種人工降雨器是離地一尺多高的水管架子，水管上出水的地方有一種特別的裝置，能把水變成細雨一樣噴到高處灑下來。
當然，參觀團看到和學到的東西遠不止于此。據他們回國后的報告來看，其主要學習和了解的知識和經驗涉及蘇聯的集體農莊、國營農場、機器拖拉機站、畜牧業、防護林帶、農田灌溉、農業教育與農業宣傳工作，以及棉花、小麥種植和育種等領域。
（四）蘇聯農民的幸福生活
正如毛澤東所言，“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只有讓代表們真切體會到社會主義為蘇聯農民帶來的幸福生活，才能令其真正向往社會主義。因此，考察農業集體化和機械化給蘇聯農民生活帶來的變化，體驗蘇聯農村的幸福生活，也是參訪的重點內容。
在勞動報酬方面，代表們考察了不少農莊在組織起來以后的變化情況。在“紅十月”集體農莊，他們了解到該農莊1945年糧食和棉花產量與1929年剛組織起來相比，超過6倍之多；每個勞動日報酬由2盧布和1千克糧食增加到25盧布和7千克糧食。在阿爾山尼集則集體農莊，他們發現集體化以后山區農民的收入也增長了不少。這里的農民1951年每個勞動日可得32個盧布的現金和5.5千克小麥，還有一些玉米。該莊莊員向代表們介紹說：“我們這個村的男人，過去很不容易找到媳婦，因為這里生活很困難，除了山還是山。現在很美麗的姑娘也愿意到我們這個農莊里來了。”此外，代表們還發現由于實行按勞取酬，“蘇聯的女集體農民，一年分得的現金、糧食和其他實物用不完，連勝利牌小汽車也是自己買的！”
在生活條件方面，代表們感受到了集體農莊的農民享受著富裕的物質生活和豐富的文化生活。他們“訪問過的集體農民和國家農場工人的家庭，都有整潔舒適的房屋，裝備著電燈、收音機，種著花木，訂閱著書報。每個農場都有俱樂部、圖書館、托兒所、幼兒園和國家設立的學校、醫務所、助產房。”害怕集體化后孩子歸國家的代表，到了農莊后發現“人家早晨把孩子送到托兒所，工作完了就接回來。”在集體農莊，“托兒所和幼兒園也是免費的。每個兒童從七歲起可以免費念七年書。”并且，女孩也可以讀書，很多農莊里甚至有不少女大學生。農民年老或生病沒有后顧之憂，因為“年老和殘廢的集體農民從互助基金得到幫助。病人有醫院可以免費治療。”同時，國內很多人以為辦了集體農莊就該“吃大鍋飯了！不管你什么口胃（味），也要都吃一樣的。”但集體農莊主席告訴代表們：“莊員都在家吃飯呀！他們高興吃啥就做啥吃！”為進一步確認情況，除了到莊員家吃飯，代表們還特地看了集體勞動時莊員帶的飯菜，發現都是全憑個人喜好，有香腸、牛肉、面包、牛奶，等等，非常豐富。有代表得出結論，“他們穿的、吃的和家庭的設備，賽過我們那里過去的財主。”
代表們感到蘇方“給我們布置的參觀是計劃得十分周密的，每參觀一個國營農場、集體農莊、農業科學研究機關和每聽一個報告，都能解決問題。而這些問題，又恰恰是我們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可以說，參觀團的參訪內容非常具體且深入，有助于較好實現參訪目的。
四、農民代表參觀團訪蘇的影響
農民代表參觀團的參觀訪問活動，對成員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們深深地體會到，“只有集體化才能使農民不走痛苦的資本主義道路，而走幸福的社會主義道路。”他們認識到，“黨的堅強領導和巨大的組織力量，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忘我的勞動熱情，使蘇聯人民成為旋轉乾坤的巨人。”“我們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有這樣親密的朋友，又有勞動模范帶頭，一定能夠走到社會主義去，帝國主義強盜是擋不住我們的。”可以說，訪蘇之行使代表們在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等方面得到科學化、現代化的改造，農業集體化、機械化成為他們心之所向。
代表們回到北京后，系統總結了訪蘇所得經驗，形成了專門的報告供中央參考。國內也圍繞此次訪蘇活動開展了大量的宣傳。《人民日報》在9月設立“蘇聯農民的道路就是我國農民的道路”專欄，刊登了代表們的訪蘇觀感，在全國產生很大影響，各地報紙紛紛轉載。10月10日，中共中央轉發了中蘇友協黨組關于“中蘇友好月”的宣傳工作計劃，要求各地“特別要請剛回國的訪蘇工會和農民代表團的代表作專題講演。”因此，代表回省后，紛紛到各處作報告。如云南省委安排該省代表先后到5個專區31個縣巡回作訪蘇報告，直接聽報告的農民群眾達72萬多人次。山西代表李順達等6人，每人帶個電影隊、邊放蘇聯電影邊作報告，10天內聽眾達58041人。12月5日，團長張林池還向政務院作關于《參觀蘇聯農業建設情況的報告》，著重介紹了蘇聯集體農莊的情況，并認為“蘇聯農業集體化的勝利，為我們明確指出了前進方向。”周恩來對參觀團的工作表示了肯定，認為，“中國農業代表團是一個作風樸實、遵守紀律、不找麻煩、虛心向人家學習的好典型。建議今后所有的出國代表團都要有自己的明確任務，都要訂出出國參觀訪問的具體計劃，并在出國后作出匯報。”同時，他對張林池的意見表示贊成，認為“有了他們的經驗，我們應該走得快些。”此后，除了農業部專門匯編的10卷本訪蘇報告，代表們個人的訪蘇觀感、游記也相繼成書出版。而蘇方拍攝的《中國農民代表團訪蘇經過》則被引進到國內，成為當時少數幾部政府規定在全國范圍放映的影片之一。在1953年10月31日發出的《中共中央關于統購糧食的宣傳要點》中，“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等訪蘇農民代表的見聞成為我黨向農民解釋為什么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材料。所有這些，都提高了此次參訪活動對新中國的影響，具體包括：
（一）促進了農民思想觀念的轉變，強化了黨與農民的情感聯系
一方面，參觀團在各類宣傳中描繪了社會主義蘇聯輝煌的建設成就和蘇聯人民的美好生活圖景，消弭了民眾對社會主義的陌生感和因各類謠言產生的懷疑心理，激發了大家學習蘇聯經驗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熱情。在東北農村的整黨中，各省“邀請從蘇聯參觀回來的農民代表作報告，使進行的共產主義的教育，增加了豐富的活潑的內容。”各地農村共產黨員“加強了領導農民走向合作化和集體化的信心和決心。”浙江湯溪縣的農民聽到訪蘇報告后說：“過去我們以為社會主義就是平均公有，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吃大鍋飯，現在才曉得蘇聯是按勞取酬，多勞動的多得；犁地，摘棉花，擠牛奶都用機器，生活當然越過越好，我們要堅決走蘇聯的路！”山西陵川連全保農業生產合作社全體社員在讀了參觀團的訪蘇觀感后，堅信“在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下，有蘇聯老大哥的幫助，一定也能走上集體化的道路。”在湖北，所有聽過訪蘇代表饒興禮報告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蘇聯真好，社會主義真好，集體農莊真好。我們也要快點互助合作加快農業集體化，早點像蘇聯集體農莊一樣。”吉林代表韓恩給全省各地農民作了數十次訪蘇見聞的介紹，“對扭轉農民認為社會主義是歸大堆，吃大鍋飯的錯誤認識，和樹立進一步向蘇聯學習的正確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中國農民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地出國參觀，使農民體會到了黨對他們的重視。農民代表認為“這在過去是做夢也不敢想到的”，“這都是毛主席和共產黨給中國農民帶來的光榮”。他們在宣傳蘇聯成就時，都反復強調“這一切都是共產黨領導得來的”，“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人民日報》也宣稱，“在蘇聯，陳雙田親眼看到蘇聯人民所以會有今天，是和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領導分不開的。”有的農民曾對“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不服氣，認為“不管它工業怎么樣好，咱們不種地，工人也吃不上飯！”聽了訪蘇代表的報告后，他們明白了“要是沒有國家工業化，農民八輩子也不會和笨犁、和牛馬分家。要是沒有工業，別說拖拉機使不上，就是新式農具也使不上。”顯然，這些宣傳鞏固了工農聯盟，也加深了黨與農民的情感聯系。
（二）宣傳和運用蘇聯農業技術和集體化經驗，促進了我國農業集體化的發展
一方面是積極推廣、運用蘇聯農業生產技術和農業科學研究方法。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所長陳鳳桐回國后，不僅在《中國農報》等報刊介紹蘇聯農業生產技術，而且認為應該積極學習蘇聯結合實際的工作方法，重視農業科學研究的實地調查工作。他向農業部提出1953—1957年試驗研究工作計劃大綱，建議集中農業科學工作者的力量，“有步驟地進行適應集體化、機械化、草田輪作制度時期所需要的巨大科學工作。”他的提議得到了華北多地政府負責同志的支持和鼓勵，以及農業部部務會議的通過。此后，他領導研究所在山西、河北等地開展了大規模的農村調查，既“幫助農民采用密植、整枝、保苗、間苗、移苗及防治病蟲害等科學方法。”也找到了小麥“保證全苗、縮小行距、培養地力的增產規律。”這些研究為農民增產和開展集體生產提供了技術保證。
農民代表也積極推廣和帶頭運用蘇聯農業技術和工具。如1953年，韓恩在合作社推廣了他在蘇聯學到的小麥播種方法。在經受了自然災害的情況下，該社依然比上年“每坰增產了一千斤”。饒興禮也積極推動蘇聯農業生產經驗和新式農具，他在1954年曾驕傲地寫信給蘇聯集體農莊的朋友，告訴他們“一九五二年，我們全社只有一部新式步犁，兩部噴霧器。今年呢，我們已能用抽水機灌溉，用藥械除蟲。田里施用了化學肥料。今年冬耕，是用的我國仿照蘇聯馬拉農具制造的雙輪雙鏵犁。”這些示范和宣傳，能使農民認識到現代農業技術的好處，促進技術的更廣泛運用。
另一方面則是倡導建立農業合作組織，推廣蘇聯集體化經驗。農民代表成為國內農業集體化的積極倡導者和實踐者，并為各地的農業集體化做出了示范，使廣大農民強化了集體觀念，推動了他們參與集體化的進程。如遼東代表吳鳳岐領導辦起了“曙光集體農莊”，成為全省第一個試辦的高級社。云南代表李能也成為“云南省第一批試辦的9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帶頭人之一。”各地農民從代表那里了解了蘇聯農業集體化、機械化的情況后，開展集體化的熱情迅速高漲，如山西應縣農民聽了代表報告后，“僅四個區就有二百四十三戶農民積極要求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六百三十五個互助組重新整頓了組織，訂出生產計劃。”代表們還積極運用蘇聯集體化經驗開展實踐，如李順達所在合作社引入了蘇聯集體農莊里“勞動有定額、超額有獎勵”的制度，“提高了社員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改變了過去有些社員做活重量不重質的偏向，光春夏兩季，就提高勞動效率百分之十九強。省下來的工，用到農田基本建設和副業生產上，增加了大家的收入。”韓恩參觀了蘇聯集體農莊后，認識到所在農業社的非勞動報酬定得過高，推動該社逐年降低土地的報酬，增加了社員收入。代表們引入的某些蘇聯經驗還得到了全國推廣，如耿長鎖所在合作社就結合其訪蘇材料，制定了包工包產方案。1956年1月，該方案被毛澤東親自編撰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收入，推向了全國。從更為長程的視角來看，代表們所推廣的規定勞動定額計算勞動日、深耕密植等制度、辦法，在此后的高級社、人民公社時期被各地所采用，影響可謂深遠。
（三）促進了中蘇交流，加深了中蘇友誼
中方派出大規模的參觀團到蘇聯學習，參加紅場觀禮，拜謁蘇聯革命圣地，充分表達了對蘇聯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道路的推崇與敬仰之意，對于加強雙方信任，深化雙方合作是有利的。蘇方在“五一”紅場慶典中高舉中國領袖肖像，蘇聯群眾對中國代表無比熱情的歡迎即是最明顯的例證。
參觀也使兩國民眾之間建立了溝通渠道。回國后，代表們在各類宣傳中用具體實例來強調在蘇聯參觀訪問時得到蘇聯政府和人民的熱情接待，拉近了中蘇民眾之間的距離，雙方民間交往日益頻繁。在1952年11月的“中蘇友好月”中，僅陳雙田作過報告的浙江省金華專區，就寄出了一萬八千多封信件給蘇聯的英雄、模范及勞動人民。廣西荔浦縣農民在聽了蔣在球介紹了蘇聯情況后，給庫班區斯大林集體農莊寫了一封信，表達了對他們的贊美。1953年2月，“斯大林集體農莊的農民已寫了一封回信，詳細敘述他們的生活和勞動成就。”這種民間交往，為中蘇關系打下了堅實的社會基礎，進一步增進了中蘇兩國人民的友誼。
總之，中國農民代表參觀團在促進民眾思想轉變、深化農民對社會主義的認知、推動農業集體化進程、加深中蘇友誼等方面產生了積極影響。
余論
縱觀中國農民代表參觀團的出訪以及回國后對蘇聯和社會主義經驗的學習、宣傳和推廣過程，黨中央親自聯絡、組織，大規模的農民參觀團訪蘇成為國家行為，充分反映了我們黨在取得全國政權之后，極為重視農村問題，急切尋求農村發展，積極探索農村發展路徑的多重面相。中共在組織此次參訪活動時，在選拔人員、接洽和安排參訪內容、擴大參訪活動影響等方面積累了經驗。在此后中共組織的出國參訪活動中，都依稀可辨組織農民代表訪蘇參觀團的歷史經驗痕跡。
組團出國參觀的學習方式，相對于在國內學習蘇聯經驗，更直觀也更具體。同時，讓農民親身赴蘇學習，回到農村后動員的效果更好。不過，這種方式并非沒有缺點，據參觀團成員回憶，蘇方在介紹集體農莊時，“他們說好的多，說教訓少，不肯全部直言相告，對我們不利，對他們也不利。”在這種情況下，參觀團成員未能深入了解蘇聯發展集體化歷程的全貌，以至于一些農民代表對蘇聯農業集體化的好處作了夸大的宣傳，使部分農民產生一種共產主義可以一步到位的錯覺，不少地方發生了急躁冒進，辦大社，過多地搞公共財產，以至發生強迫命令等行為。這些教訓不容忽視。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要求“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社會化服務，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以史鑒今，我們既應保持開放心態，加強國際交往，全面、準確地學習、研究一切有助于鄉村發展的他國優秀經驗，也要及時發現、總結、推廣各地在推進鄉村發展過程中的本國經驗，做到兼容并包，在實踐中升華，此其一；其二，我們既要重視先進經驗、技術的推廣，也要充分考慮各地條件和農民需要，尊重農民主體地位，發揮黨員模范引領作用，尋求外部經驗、技術本地化，不搞生搬硬套或者盲目移植，方可推動農村的高質量發展。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