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美國人打不下去了，就要停下來，我們需要有一個和平環境建設
我們的國家，戰爭是美帝國主義強加給我們的，我們反對戰爭，但不
害怕戰爭，它需要打多久，我們就能打多久，一直打到它認輸才停。”
話說1951年6月2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轉發華北局鎮反工作指示寫了一個批語。
華北局在給各省委的指示中說：各地在傳達第3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后，曾引起一部分群眾以至中下級干部的懷疑、不滿與情緒低落。其根本原因，一是傳達不深入，簡單從事。二是一部分黨的領導機關不重視中央公安會議的決議，也不審慎地研究當地當時具體情況，盲目辦事。如有的縣本來已決定殺掉而又完全應該殺的人，也因收縮殺人權而停止下來。為糾正已經發生和可能發生的上述偏向，各級黨委必須大張旗鼓地宣傳第3次公安會議的決議，有計劃地召開各種會議傳達、講解公安會議的精神。務使家喻戶曉，人人明白，以鼓舞廣大群眾鎮反的信心和勇氣，鞏固并發展鎮反成果。同時由于各縣區鎮反工作發展不平衡，各級黨委必須組織力量，一個縣、一個區、一個村地去具體檢查，具體研究。檢查的最好方法就是召開各級的代表會議。
毛澤東在轉發批語中寫道：
各中央局，并轉分局、省市區黨委：
中央完全同意華北局6月24日給各省的指示，請你們注意此項問題，并照華北的辦法處理之。
中央 6月25日
6月26日，毛澤東在符定一的來信上寫了一個批示。符定一在信中匯報了中央文史館的籌備情況，催促盡快批準成立，以便解決一批旅京老人的生計困難；并提出如果遲延開辦，則請政府先發表一批老人名單，先期照單接濟。毛澤東在批示中寫道：
請齊燕銘同志辦。生計太困難者，先行接濟，不使挨餓。
毛澤東
6月下旬的一天，文運昌一行來京已經將近兩個月了，他給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寫了一封信，報告了旅京情況，流露出無比的欣喜之情。他寫道：
首道主席勛鑒：
前月奉毛主席電邀來京，臨行匆促，不及辭謁，深以為歉。兩月以來，暫游京門，甚得主席優遇。近月更擬游覽天津、北戴河、山海關等地，益廣識見。
此時，陳國生要回湖南了，便來到中南海向毛澤東辭行。她在談話中說到文運昌給王首道寫信的事及上述信中的內容。毛澤東沉吟片刻，說道：
“文十六阿公是搖鵝毛扇的。”
陳國生不解其意。這樣含蓄的話，她哪里理會得？毛澤東的意思是，文運昌在信中如此炫耀，又耍小聰明，是另有深意的。他自然想起了文運昌在大革命失敗后離開革命組織，在粵軍1師師部擔任過咨議和在廣東揭陽擔任過警察所長這一段歷史。但這些話他不好明講，只說了一句話：
“兩面派。”
第二天，陳國生便離京回了湖南。
6月間，毛澤東召見了16軍政委陳云開等人。
毛澤東對即將派往朝鮮戰場的16軍極為重視，因為這支部隊以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唯一的一支合成軍，軍部就是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以“陸海空聯合指揮所”的編成來建設的，而部隊的兩個主力師都增編配有一個炮兵團和一個坦克自行火炮團。所以在部隊入朝前，毛澤東曾兩次接見16軍的領導，1951年6月這是第一次，軍長尹先炳因在南京軍事學院學習未能參加。毛澤東對陳云開說：
“我看過你在遵義剿匪的電報，干得不錯，你們在剿匪中當了模范，在抗美援朝中要再立新功。”
毛澤東還說：
“我看戰爭形勢對中朝方面有利，我們掌握了戰爭主動權，美帝國主義是一只紙老虎，外強中干，他們有原子彈也不怕，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援下，中朝人民有能力打敗它。再說，美國人打不下去了，就要停下來，我們需要有一個和平環境建設我們的國家，戰爭是美帝國主義強加給我們的，我們反對戰爭，但不害怕戰爭，它需要打多久，我們就能打多久，一直打到它認輸才停。”
接著，毛澤東用了很長時間講怎樣帶兵，怎樣打仗，特別強調做好思想工作，加強仇美教育。毛澤東說：
“美國人是打‘鋼’，我們是打‘氣’，他們鋼多氣少。”
談話結束后，毛澤東請16軍的領導在全聚德吃飯。聶榮臻對陳云開說：
“主席給你講的時間最長。”
陳云開說：
“主席知道我水平低，要講細一些。”
后來，在7月7日，16軍奉命抽調90個建制排共3646人，組成兩個團，到友軍參加入朝作戰。
6月30日，美軍司令李奇微致信中朝兩軍司令官，說希望舉行3方停戰談判；他還提出談判地點在停泊于元山港的一艘丹麥傷兵船上。
6月30日這一天，毛澤東關于停戰談判等問題致電斯大林，他寫道：
菲利波夫同志：
1、您的兩份電報（發自1951年6月24日和1951年6月28日）收到了。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見。（1）至于提供60個師裝備的期限，我們應該只依據蘇聯的生產和運輸能力來辦，即在3年內完成60個師裝備供應，而在1951年完成10個師的供應。（2）您建議的現代化的中國陸軍師的編制結構很好。我們采納。在有了根據這種編制裝備起來的60個師之后，中國軍隊將比現在強大得多。
2、馬立克的講話保證了我們在進行和平談判方面的主動權。
1951年6月28日我通過羅申同志收到了葛羅米柯同美國駐蘇聯大使柯克談話內容的主要精神。談話的最后說：“每一方應該只能有兩個代表參加。此外，這些代表應該是有關軍隊的指揮員，而不是政府代表。因此中國志愿軍的代表應該參加談判，但不是作為交戰方中國的代表。”我認為這是完全正確的。
金日成同志發來的電報收到了。他在電報中問：如果李奇微要求開始談判，應該如何答復。我已通知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懷同志，我們應該一邊認真觀察戰斗形勢，以便不使敵人有機會利用這個對其有利的時機，另一方面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懷同志應該討論這個問題并做好準備，在敵人要求開始談判的情況下，派合適的代表進行談判。
至于如何答復李奇微，在收到李奇微的要求后，應該討論答復的內容和措辭。您對此問題是什么意見？如果談判開始，最好您親自領導他們，以免出現不利的局面。
我把金日成同志的電報發給您看。
毛澤東 1951年6月30日
接著，他將“金日成關于美國對停戰的反應致毛澤東電”轉給斯大林：
致菲利波夫同志
金日成同志的電報：
“毛澤東同志! 今年6月23日馬立克的廣播講話引起了美國人對停止朝鮮戰爭行動的興趣。合眾國際社今年6月28日從華盛頓的報道中說：‘美國將軍和高級軍官們對停止朝鮮戰爭行動的盼望日益增加。李奇微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就停止戰爭行動的可能性問題保持著經常的聯系。’從不斷傳來的報道中得知，一旦李奇微接到美國國防部的指示，他就同朝中軍隊司令員舉行談判。聯合國部隊司令部將發布這方面的報道。我們應如何對待這一點？如果李奇微想進行談判，我們應當如何回答？請您立即通知您對這個問題的具體建議。金日成 1951年6月29日”
毛澤東 1951年6月30日
6月30日下午，毛澤東關于停戰談判問題再次致電斯大林，他寫道：
菲利波夫同志：
敵軍司令李奇微今天發表聲明，建議交戰雙方代表在元山港外的一艘丹麥醫療船上舉行停止軍事行動的談判，同時他宣稱要求此事立即有相應的停火的保障。
我現在通知您我對這個問題的意見。請您研究并給予回復，還請您將此直接通知金日成同志。
1、金日成同志大概應在7月2日或3日答復李奇微。在這個答復中，他應當同意雙方代表進行停戰談判，提出會談的時間、地點和參加者人數的建議。
2、至于談判地點，李奇微建議在元山港。考慮到元山是北朝鮮海軍基地，敵人打算在那里進行登陸，我認為不宜同意在那里舉行談判。可否建議在三八線上的開城市舉行談判。
3、為了保證我們的代表有時間對會談進行充分準備，我認為指定7月15日為會談開始日是適當的。
4、由于這次會談時間緊迫而且非常重要，請您同金日成同志保持直接聯系，親自領導這次會談，同時把情況通報給我。
毛澤東 1951年6月30日16時50分（北京時間）
這一天，斯大林關于停戰談判問題復電毛澤東，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轉毛澤東同志：
您關于停戰談判問題的電報收到了。我們認為，應立即通過廣播答復李奇微，同意與其代表進行關于停戰談判的會晤。這個協議應由朝鮮人民軍總司令和中國志愿軍司令員，也就是金日成和彭德懷簽署。如果沒有中國志愿軍司令員簽署，那么，美國人會認為朝鮮單方面的簽字不具有任何意義。應堅決拒絕把元山地區的丹麥醫療船作為會晤地點。應要求在三八線的開城地區舉行會晤。正如您指出的，現在您掌握著停戰的主動權，所以美國人將不得不在會晤地點的問題上做出讓步。您今天要給李奇微發出大致如下的答復：
“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將軍，您28日關于談判停戰的聲明收到了，我們授權向您聲明，同意與您的代表會晤，以進行停止軍事行動和確立停戰的談判。我們建議以三八線的開城地區作為會晤地點。如果您同意，我們的代表準備在7月10—15日同您的代表會晤。朝鮮人民軍總司令 金日成 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 彭德懷”
在電報中，您建議從莫斯科派人去領導停戰談判，當然，這是不需要的，也是毫無意義的。您，毛澤東同志，可以領導談判。最多，我們可以在某些問題上提一些建議。我們也不能和金日成保持直接的聯系。您應該同他聯系。
菲利波夫 1951年6月30日
1951年7月1日，彭德懷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說：
“一、經過8個月的激烈戰斗，對朝鮮戰爭是長期的，認識上更深刻了。美為維持東方和世界政治地位，依靠技術優勢，故不甘失敗。惟戰爭激烈，遠隔重洋，人員物資耗費太多，運輸亦困難（比我們好），兵力分散，長期堅持下去，力量削弱。蘇聯益見強大，美感久陷朝鮮作戰，戰略上失敗，馬歇爾派感覺比較銳敏。在武裝日本中，雖有顧慮，但結果還須武裝。
二、我步兵強，人員多，但運輸極困難。朝鮮地形狹窄，我軍作戰受到很大限制。在我空軍不能維護交通運輸和必要的、部分的配合作戰前，此種優勢目前難以發揮應有的有效作用。我只有決心作長期打算，準備好各項有利條件。作戰方面，在漢江、昭陽江以北及三十八度五線以南地段，進行反復拉鋸戰。平均兩個月進行一次較大反擊戰役，打退敵進攻。如此我以21個軍以三番或18個軍作兩番進行戰斗，似此每月需補充兵員30000。每年戰費7至8億美元（以1950年比值計算）。上述概算，估計人力可支持，財力有困難。但從全國開展節約和開源（主要生產）運動，似亦可克服。
三、目前部署：志愿軍以20軍、26軍（現在只用1個師）、42軍、64軍（人數很少）、47軍，人民軍2、5兩軍團（人數很少）擔任防御戰。如敵北犯甚急時，我阻擊玉昌道里、劍不里、玉洞里、安峽、秀龍山線預定陣地，舉行戰役反擊，爭取遲滯至8月中旬時為有利。19兵團、3兵團即可大體準備完畢。否則，即以38軍、40軍、20兵團兩個軍與現在擔任防御的部隊，進行中等性的戰役；反擊仍須盡可能爭取至8月初旬舉行為有利。
四、充分準備、持久作戰和爭取和談達到結束戰爭的方針是完全必須的。我能掌握和平旗幟，對朝鮮人民、中國人民均有利。堅持以三八線為界，雙方均過得去。如美國堅持現在占領區，我即準備8月反擊。在反擊前，還須放他前進數十里，使軍事上、政治上于我更有利些。”
這一天，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聯名復電給李奇微說，同意舉行3方停戰談判；同時建議在“三八線”以南的開城進行談判。
中朝方面確定的停戰談判代表是：首席代表為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長南日大將，副代表為志愿軍副司令鄧華、志愿軍參謀長解方、朝鮮人民軍司令部偵察局局長李相朝和張平山。
毛澤東因這些停戰談判代表不是專門的外交人員，便選定了兩個談判高手赴朝助陣，一個是外交部副部長兼軍委情報部長李克農，一個是外交部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兼國際新聞局局長喬冠華。他在周恩來陪同下在中南海菊香書屋召見了李克農、喬冠華。周恩來首先向李克農、喬冠華交代了任務，他說：
“你們準備一下，明天坐火車到安東，接著到平壤見金日成，準備談判。”
毛澤東對李克農說：
“我點了你的將，要你去坐鎮開城。喬冠華也要去。”
喬冠華問毛澤東：
“準備去多久。”
毛澤東說：
“三五個星期就夠了。”
他要李克農立即組織工作班子，并強調說：
“外交部、軍隊都出人。”
此時，李克農正哮喘病復發，每天靠藥物控制，服了鎮靜劑方能入睡。他擔心自己的病會誤了大事，便說：
“主席，是不是派其他更合適的人去？比如伍修權、姬鵬飛去？”
毛澤東略略遲疑了一下，堅定地說：
“還是你去吧！”
李克農毅然決然地說：
“那好，我準備一下，馬上就出發！”。
談話結束后，毛澤東設便宴為李克農和喬冠華餞行。
7月2日清晨，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并告金日成等人：
……
三、李克農率喬冠華及其他助手，于7月2日22時由北京乘車去安東，于7月4日傍晚由安東動身去平壤（不去聯司），大約于4日早上，或5日晚上，可到金日成同志那里，和金日成同志及出席和談的代表們（人民軍的和志愿軍的）會商有關和談會議的一切問題，請金日成同志派人于適當地點接引他們。
四、請彭德懷同志命令位于開城地區的軍隊負責首長迅速布置在開城開和談會議的房屋（如果沒有房屋就須使用帳篷）用具和食品等項，布置可靠的警戒，務必保障會議的安全，不許出亂子。敵方代表團的宿舍（可能有幾十個人，包括新聞記者），我方代表團的宿舍及開會的會場，均須布置得妥當一點。此外，還須為李克農、喬冠華等布置一所宿舍（距會場一二公里）。為此，請聯司派一懂事的有能力的負責干部即去開城地區指揮上述布置事宜。開城情況如何，請速查告。
毛澤東7月2日上午4時
7月2日深夜，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高崗并金日成，他在電文中寫道：
德懷、高崗同志，并金日成同志：
在和敵方代表準備談判及實行談判期間，大約有10天到14天，請你們嚴格和充分地注意下列各點：
一、爭取在10天內，用極大努力，加強第一線部隊的人員特別是武器和彈藥的補充。請高崗同志將后方應運人員、武器、彈藥等，盡這10天內外運入北朝鮮境內。必須準備著一經簽訂停戰協定，這些人員和物資就不能運輸和調動了。
二、極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線各軍，必須準備對付在談判前及談判期內敵軍可能對我來一次大的攻擊，在后方，則舉行大規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訂立城下之盟。如遇敵軍大舉進攻時，我軍必須大舉反攻，將其打敗。
三、楊成武兩個軍及50軍，須令其迅速開到指定地點，防止敵人乘機在元山登陸，我38、39及42軍則應準備對付敵人可能在西邊登陸。
四、請你們設想在停戰協定成立以后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并預籌對策。
毛澤東 7月2日24時
7月3日，毛澤東關于停戰談判我方建議致電斯大林，他寫道：
菲利波夫同志：
在雙方軍事代表開會期間，我們打算主要提出以下5點：
1、“雙方應該同時下達停火命令。雙方的陸、海、空軍部隊在下達停火命令后，應該在朝鮮全境停火并暫停一切其他敵對行動。”
這一點敵方是能夠無條件接受的。
2、“雙方的陸、海、空軍應該撤離到距三八線十公里處，并在距三八線南北各十公里的地區建立非軍事區。非軍事區的民政機關應該是1950年6月25日前的形式，即三八線以北受朝鮮人民政府管轄，三八線以南受南朝鮮政府管轄。”
對方可能會有一些分歧，但我們認為，我們的建議是絕對公平的，敵方將難以駁斥。
3、“雙方應該停止從外面運送裝備、部隊和補給（包括陸、海、空軍的運送）到朝鮮，以及運送到朝鮮前沿地區。”
我們想，對方同樣會就此問題提出建議，因而我們打算在這一點表現出主動，而拒絕我們這條建議的后半部分也許更好些？
4、“成立中立國監察委員會，以監督1、2、3點的執行情況。進入該委員會中立國的代表應未參加朝鮮戰爭，數量相等，并由雙方挑選。”
我們想，對方也會提出類似的建議，因而我們打算在這方面表現出主動。但執行這一點會遇到許多困難。對方提出的監察委員會的“成員”將在中朝邊境和朝鮮重要的交通站監督我們的軍事物資運輸。或者我們不要這個主動，等對方提出建議后我們再采納？請告知您的意見，怎么做合適，完全拒絕成立監察委員會看來也不合適。
5、“雙方應該把戰俘遣送回國。在停止軍事行動4個月內，分批辦理戰俘相互交換的全部事宜。”
對方可能會建議進行一比一交換。我們應該要求遣送全部戰俘，但被對方俘虜的北朝鮮人的數量相比之下更多一些，這些人已加入南朝鮮的部隊，所以這一定會引起爭議。
我們提出的上述主要5點意見，應該在雙方軍事代表會議上得到準許。
此外還有幾點：
1、“所有的外國軍隊，其中包括中國的志愿軍，在規定的時間內（如在3-4個月內）應該分批完全地撤出北、南朝鮮。”
這也是很重要的一點。但對方的代表可能會認為，此問題與政治問題有連帶關系，不應該在這個會議上批準。請您研究并告知我方是否應該提出這一點。
2、“南北朝鮮的難民在規定的時間內（如在幾個月內）應該返回到他們以前的居住地。”
金日成同志堅持提出這一點。但實現它很難。看來南北朝鮮的代表就此問題會產生許多意見分歧和爭吵，有可能對其它重要問題的解決帶來影響。是否可以提出這個建議？如果帶來爭吵并得不到批準，那么把它拿到國際政治性大會上去討論。
請告知您對上述幾點的意見。此外，昨天我們把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同志和他的助手派去了朝鮮。大約在1951年7月5日，他可到達金日成同志那里，并同他和其他同志討論與和平談判有關的各個問題。此后他將前往開城附近，在那兒秘密地指導談判。
我把金日成同志就此問題闡述意見的電報也發給您。
毛澤東 1951年7月3日
接著，毛澤東將金日成關于停戰談判問題給他的電報，轉發給斯大林：
致菲利波夫同志：
金日成同志的電報。
“毛澤東同志！我建議成立一個由3人組成的代表團。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長南日（代表團團長）、外務副相樸東柞和一名志愿軍代表。在雙方代表會談期間，我們建議提出以下幾點：1、從何日何時起（平壤時間）雙方應該停火并停止其他的一切戰斗行動。2、從何日起雙方部隊應該在三日內撤離到距三八線10公里處，并在該地區建立非軍事區。3、雙方應該停止陸、海、空軍從三八線通過。4、從北朝鮮領海開走所有的外國艦艇，并解除對三八線以北海域的封鎖。5、自停火之日起，兩個月內從朝鮮撤走所有的外國陸、海、空軍。6、自停火之日起，兩個月內相互交換俘虜。7、被美國和李承晚的部隊從三八線以北地區強行趕走的公民應該返回家園。請您閱過電報后馬上給予答復。金日成 1951年6月30日”
毛澤東 1951年7月3日
這一天，斯大林關于停戰談判我方所提建議問題致電毛澤東，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轉毛澤東同志
您7月3日發來的電報收到了。關于你們建議的前兩點我們沒有異議。第3點的第2部分可以刪掉，但如果美國人提出這樣的建議，可以采納它。第4點不必提出來。但如果美國人提出有關聯合國監察委員會建議，那么這個建議應予拒絕，理由是聯合國處于交戰國的地位，而提出你們的關于由各方同意指定的中立國的代表組成委員會的建議。第5點應該提出來并予以堅持。
至于您其他的兩點（關于撤出所有外國軍隊和關于難民的問題），這兩點建議應該提出來并予以堅持。
菲利波夫 1951年7月3日
7月4日凌晨，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他寫道：
彭：
開城地區如埋有地雷，須加撤除，特別是李奇微代表的飛機降落地、汽車通道及會場附近，必須撤除干凈，保障安全，不出亂子為要。
毛澤東 7月4日上午4時
7月4日晚，毛澤東致電金日成并李克農、喬冠華，他寫道：
“一、金于7月4日13時的電報，李、喬于7月4日12時由安東發來的報告，均收到了。
二、李、喬及鄧華均可于7月5日拂曉到金處，請金召集李、喬、鄧及南日、金昌滿，金波、柴軍武（即柴成文——筆者注）等立即會商一次，如果可能的話，他們應于7月5日傍晚即由平壤出發于6日早上或晚上到開城地區準備各項事宜，早一點去較好。
三、如果你們同意早去，則給李奇微的第二個通知就不要發了。但如果你們認為于7日上午我們仍有必要派若干人利用白天乘車去開城幫助會議工作，則那個通知仍可于6日上午發表。究竟是否發表那個通知，請金于明（5）日告我一電。但李、喬、南、鄧、金、金、柴等同志，最好于5日夜車即去開城，愈早愈好。
毛澤東7月4日21時
7月7日，毛澤東在空軍司令部將派部分空軍部隊進駐朝鮮各機場的報告上批示道：
“為不給敵人以口實，不要去。”
7月7日下午，毛澤東約周世釗、蔣竹如兩位老同學在江青陪同下到中南海劃船。他們的話題轉到《左傳》和《楚辭》時，談起了屈原與屈瑕（楚武王封子暇于屈，即為屈服，其后人以“屈”為姓，屈原便是其后裔）的世系關聯，毛澤東說：
“《左傳》和《楚辭》雖是古董，但都是歷史，有一讀的價值。”
7月8日，朝鮮戰場上的雙方聯絡官會議在朝鮮開城高麗里廣文洞的來鳳莊舉行。雙方交換了代表名單，決定于7月10日上午開始談判。
“聯合國軍”的首席談判代表是美國遠東海軍司令特納·喬埃中將；其他成員有：美國遠東海軍副參謀長奧爾林·勃克少將，美國遠東空軍副司令勞倫斯·克雷奇少將，美國第8集團軍副參謀長亨利·霍治少將，南朝鮮軍第1軍團軍團長白善燁少將。
中方代表為了戲弄美李軍代表一下，就說：
“為了便于識別，以免誤傷，希望你們的代表乘坐的車輛上，掛上醒目的白旗，除代表以外的人員，要佩戴上醒目的白袖章。”
美李軍方面代表見中方代表說得很認真，還真的就答應了。
7月9日，毛澤東仔細審閱了南日、鄧華準備在首次談判中的發言稿，他在給李克農并告金日成、彭德懷的電報中寫道：
“南日、鄧華兩個發言稿均可用。惟南日稿內稱‘愿意接受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先生的提議并準備舉行停戰談判’，改為‘愿意接受停戰談判’，將‘接受蘇聯’以下21個字刪去，因為李奇微的聲明在文字上并無愿意接受馬立克提議的表示，如果南日這樣說，可能引起對方的無謂的批評。鄧華發言稿中所說馬立克提議一段則是好的，不會引起批評的。如果你們認為南日發言稿中應有提到馬立克提議的話，應在另外的地方去說。”
接著，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關于紀念建軍24周年的指示稿上加寫了一段話，他寫的是：
“我前方部隊，必須鼓勵士氣，繼續英勇作戰，千萬不可有絲毫的松懈，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來的打算，而應作此次和不下來、還須繼續打、還須給敵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殲滅，然后才能和下來的打算。只有我們做了此種打算，才于爭取最后勝利有益處，否則是沒有益處的。”
7月9日這一天，曾經被毛澤東風趣地稱為“救命菩薩”的湖南一師同窗好友李聲澥，即李中，病逝于湖南南縣。
原來，李中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回到原籍以原名興辦學校。1951年，毛澤東得知他在故鄉從事教育工作，仍十分感念這位1919年初在浦口借錢給他的“救命菩薩”，便先后3次寫信邀請李中到京一晤。李中在應邀赴京途中不幸患了重病，不治而亡。
7月10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代表團同聯合國軍代表團在三八線以南的開城來鳳莊舉行首次停戰談判。
這一天，美李軍代表來到開城的時候，還真的應中方的要求在車上懸掛了一面白旗，使得中朝方代表忍俊不禁，美李軍代表這才感覺不對頭。后來他們就要求不坐汽車，而是改乘直升飛機來。
10日上午10時，雙方談判正式開始。在談判大廳里，東西橫向放著一張長方形條桌，桌面上鋪著一幅墨綠色的臺布。雙方代表在桌子兩側相對而坐，彼此都顯得有些緊張。美方首席代表、美國遠東海軍司令長官喬埃，是一個急性子，談判一開始，他便開口道：
“我們雙方代表都是軍人，我希望大家說話能像子彈出膛一樣，直率迅速地解決面臨的問題。”
喬埃怎么也想不到，中朝方面代表團實際上分為前方、中間站和后方3道線，第一線直接出面的是南日、鄧華等人，第二線是喬冠華和負責聯絡的柴成文，第三線則是幕后指揮的李克農。李克農還負責將每天談判的情況，上報毛澤東、金日成和彭德懷，隨時請示。李克農實際上成了中朝代表團的負責人，由于他的身份不便公開，大家就稱他為李隊長，而把喬冠華叫作喬指導員。
第一次雙方會談自然是無果而終，問題就卡在了“從朝鮮撤退一切外國軍隊”上。李克農隨即將會談的情況報告給毛澤東。喬埃則向李奇微訴苦說：
“中國人真難對付！他們把朝鮮人推到前面，同我唇槍舌劍地辯論，自己卻躲在背后出鬼主意。”
7月11日，毛澤東復電給李克農說：
“撤兵一條必須堅持。”
7月11日這一天，毛澤東就修改后的《武訓歷史調查記》，給胡喬木寫了一封信。
請讀者注意，這個《武訓歷史調查記》原是武訓歷史調查團辛勤工作的成果，是經過毛澤東親自修改過的，筆者本無須多費口舌。但鑒于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在毛澤東身后又要翻案，便不得不多費一點筆墨了。茲將《人民日報》1951年7月23日刊登的《武訓歷史調查記》前言部分及部分結論摘錄如下，供諸君研究：
“為了徹底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在武訓問題上的混亂思想這一個目的，人民日報社和中央文化部發起，組織了一個武訓歷史調查團。這個調查團是由下列13個人組成的：袁水拍（人民日報社），鐘惦棐，李進（中央文化部），馮毅之（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宣傳部），宇光，楊近仁（中共平原省委宣傳部），王燕飛（平原省文聯），陳蘊山（平原日報社），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傳部），段俊卿，趙安邦（中共堂邑縣委），趙國璧（中共臨清鎮委宣傳部），韓波（中共臨清縣委宣傳部）。此外，尚有堂邑、臨清、館陶的許多縣、鎮、區、村的干部同志參加了這個調查工作。假如沒有這些同志幫助，我們的調查工作是很難完成的。根據調查的材料執筆寫成本文的，是袁水拍、鐘惦棐、李進3人。
我們在堂邑、臨清、館陶等縣，先后進行了二十幾天的工作，調查了5部分材料：
一、和武訓同時的當地農民革命領袖宋景詩
二、武訓的為人
三、武訓學校的性質
四、武訓的高利貸剝削
五、武訓的土地剝削
被我們直接或間接訪問過的當地各階層的人們共有160多位。那些親自見過武訓的老年人（多數），或者是確知武訓某些情況的壯年人（少數），是我們直接訪問的對象。
我們在堂邑親自訪問了下列諸人：武克科（武莊人，78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武玠（武莊人，70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武金池（武莊人，72歲，過去是貧農兼木匠和油漆匠，現在是中農），武克亮（武莊人，78歲，過去是富農，現在是中農），武金興（武莊人，武訓的曾侄孫，45歲，過去和現在都是貧農），武金興之妻（43歲），武金棟（武莊人，78歲，青年時候當過雇工，后來學武訓，不務正業，到處以‘義學’名義磕頭募捐，訛詐勞動人民，搜括了不少的錢，土地改革時，農民堅持要斗他，分了他一些土地，他現在是個中農），陳福臨（武莊人，79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武明之妻（武莊人，84歲，武訓的族弟婦），趙維漢（柳林鎮人，72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郭縉武（柳林鎮人，78歲，過去和現在都是貧農），郭繼武（柳林鎮人，79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新中農），郭金鑒（柳林鎮人，87歲，過去和現在都是貧農），韓祝齡（柳林鎮人，72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穆仲山（柳林鎮人，66歲，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農），楊光漢（柳林鎮人，70歲，楊樹坊之孫，過去是惡霸地主，現在是中農，被判了徒刑），郭培先（柳林鎮人，75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楊光炬（柳林鎮人，66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楊鑒遠（柳林鎮人，75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趙朝熙（柳林鎮人，67歲，過去是富農，現在是中農），趙棣（柳林鎮人，65歲，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農），石東海（夫人砦人，74歲，過去和現在都是貧農），李四德（夫人砦人，77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杜汝真（夫人砦人，77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張洪魯（夫人砦人，86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蕭振如（蕭集人，70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蕭泗漢（蕭集人，70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蕭桂樹（蕭集人，64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蕭洪飛（蕭集人，71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蕭懷祥（蕭集人，70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唐勤習（連二砦人，75歲，武訓的外孫，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張春華（連二砦人，82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張鑄（連二砦人，82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梁老夢（連二砦人，82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林雪亭（喬莊人，69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范昌期（喬莊人，81歲，秀才，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農），倪瞻云（倪屯人，81歲，秀才，過去是破落地主，現在是中農），路思鐸（東路堂人，72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梁亭桂（萬莊人，70歲，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農），路兆平（萬莊人，84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路延林（后路堂人，103歲，過去是由佃戶變成的地主，現在是中農），路文顯（后路堂人，71歲，過去是富農，現在是中農），潘耕申（王二砦人，70歲，過去和現在都是貧農），潘耕歷（王二砦人，78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王立成（小劉貫莊人，81歲，過去和現在都是貧農），宋克義（趙郎砦人，51歲，黑旗軍領袖宋景詩的堂兄弟的孫子，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王維修（王樊莊人，70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崔金如（崔莊人，75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王湯傳（崔莊人，75歲，過去是富裕中農，現在是中農），張玉池（中布砦人，29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
我們在臨清親自訪問了下列諸人：魏浚哲（臨清鎮吉士口街人，73歲，過去充當過衙役、商人，現在是城市貧民），冀熙亭（臨清鎮東夾道人，73歲，過去做過錢莊的領東掌柜，現在是貧農），趙名選（臨清鎮鍋市街人，85歲，過去是富商，現在是富裕中農兼雜貨店經理），孔昭文（臨清鎮車營街人，65歲，過去和現在都是搬運工人），陳茂林（臨清鎮后關街人，65歲，過去是店員、經紀，現在是城市貧民），郭宗周（臨清鎮吉士口街人，67歲，開小茶館），于明軒（臨清鎮鍋市街人，70歲，秀才，過去是自由職業者，現在是中農），趙鏡波（臨清鎮大寺街人，76歲，過去和現在都是富商），郭華亭（臨清鎮后關街人，38歲，過去是中農，現在是自由職業者），朱鏡波（臨清鎮大寺西街人，78歲，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醫），張紫綬（臨清鎮鍋市街人，70歲，過去是銀樓資本家，現在是中農），李漢邦（臨清鎮東關街人，86歲，過去是衙役，現在是城市貧民），張琴軒（臨清鎮南場街人，73歲，過去和現在都是城市貧民），李玉嶺（臨清鎮吉士口街人，69歲，過去是衙役，現在是小攤販），劉季重（臨清鎮人，62歲，貧民）。
我們在館陶親自訪問了下列諸人：丁發訓（西二莊人，79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侯士太（西二莊人，67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李文蘭（西二莊人，79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李俊（西二莊人，74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侯子廷（西二莊人，71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王保西（西二莊人，79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汪憲章（楊二莊人，78歲，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農），汪景東（楊二莊人，49歲，過去是富農，現在是中農），汪毓芳（楊二莊人，39歲，中農），劉繼先（楊二莊人，72歲，貧農），徐蘭田（莊科人，83歲，中農），馬朝臣（莊科人，74歲，中農），張曉峰（薛店人，74歲，貧農），陳雨亭（薛店人，79歲，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農），李周氏（薛店人，76歲，中農），牟世英之妻（薛店人，82歲，貧農），李協元（薛店人，74歲，中農），李四（薛店人，72歲，中農），夏連全（塔頭人，68歲，中農），王永成（塔頭人，88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
以上堂邑縣50人，臨清鎮15人，館陶縣20人，共計85人，都是我們在二十幾天中分別地直接訪問過的。
此外，我們還收集了臨清、館陶、聊城、冠縣等《縣志》、《山東通志》、《山東軍興紀略》、《興學始未記》和《興學創聞》等清末或民初的著作和1934年國民黨人郭金堂等出版的《武訓先生九七誕辰紀念冊》，除《興學創聞》無甚可取外，其余都是很重要的材料。可惜沒有找到清末的《堂邑縣志》，我們在堂邑、臨清、聊城、館陶、冠縣等縣及北京、濟南兩處的圖書館，都沒有找到這部書，有人說是因集稿未刊被火災損失了。”
在《武訓歷史調查記》中，關于武訓剝削的結論是：
“武訓是一個以流氓起家，遵從反動封建統治者的意志，以‘興學’為進身之階，叛離其本階級，爬上統治階級地位的封建剝削者。”“大地主武訓以‘興義學’為手段，對農民進行了十分殘酷的剝削。我們從被訪問的農民口中，知道武訓憑借特權，可以規定租種他土地的佃戶不得退地不種，可是武訓卻可以隨時抽地不給某一佃戶續種。武訓憑借特權，還可以隨時漲租子。遇到荒年欠收，卻又不準有任何減免，而是‘死租子’。農民們說：‘武訓的租子不能欠，不交不行。’在我們所能見到的那些地畝文約上，沒一處是直書‘武七’這個名字，而是一律尊稱為‘義學正’。從這里也看得出當時這個地主的地位的特殊和威風不少了。因此，我們說，武訓是一個以‘興義學’為手段，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這難道還不確切嗎？”
江青在此處又加了一句話：
“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代了，用武訓這個僵尸欺騙中國人民的惡作劇應當結束了，被欺騙的人民也應當覺醒了。”
調查團將《武訓歷史調查記》呈送給毛澤東后，毛澤東從文字上對每一部分都作了認真修改，重要的改動和加寫的地方多達15處。他在武訓興辦“義”學一處加寫的是：
“只有地主階級能夠壟斷文化，辦學校。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學文化的機會的。在封建地主階級看來，使用簡單工具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的農民，也沒有要使他們受教育學文化的必要。這是幾千年封建制度的規律，是唯物史觀所指示的法則。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辦學校，學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推翻地主階級的政權，建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政權，并取消地主與農民間的封建的生產關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變成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這種可能。”
再說毛澤東在給胡喬木的信中寫道：
喬木同志：
此件請打清樣10份，連原稿交江青。排樣時，請囑印廠同志校正清楚。其中有幾個表，特別注意校正勿誤。
毛澤東
后來在7月23日至28日，《武訓歷史調查記》在《人民日報》上連載，不久，又印成小冊子發行。長篇《武訓歷史調查記》一文實際上為武訓歷史作了結論。
7月12日，美李談判代表提出要帶20名新聞攝影記者進入談判會議區域，并在未得到朝中方面同意的情況下，就單方面帶了20名記者前往開城采訪，遭到了朝中聯絡員的拒絕。美李代表團便以此為借口中斷了談判。
7月13日，美李代表又提出在開城及其附近地區劃出一個中立區，并稱你方如同意這些建議，會議即可恢復，不致遲延。
7月14日，毛澤東致電李克農并轉金日成、彭德懷，他寫道：
“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劃中立區為主題，來掩蓋他因記者這個小問題而引起會議停頓的不妥當行動。我方為取得主動起見，決定同意他劃中立區的提議，也同意他將新聞記者作為他代表團工作人員一部分的辦法，以取消敵方的一切借口。”
這一天，毛澤東還為中朝方面重新起草了給李奇微的復信，他寫的是：
李奇微將軍：
你的7月13日的來信收到了。為了掃除在一些枝節問題上的誤會和爭論，使和平談判工作得以順利進行起見，我們同意你所提的將開城地區劃為在會議進行期間的中立區，在此區域內雙方停止任何敵對活動，及將武裝人員完全摒除于會址區域及你我代表團通往會址區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議。至于這個會址區域的大小及其它有關的具體問題，我們建議交給雙方代表團在一次會議上去解決。
關于引起這次停會的原因的新聞記者問題，是和劃中立區的問題無關的。后一個問題自從7月8日貴方聯絡官提過一次之外，貴方的代表團再也沒有提出過。而聯絡員的任務是討論細節問題的，無權討論想劃中立區這樣性質的問題。
此次引起停會的原因的新聞記者問題是一個小問題，值不得為這個問題引起停會，更加值不得為這個問題而引起會議的破裂。貴方代表團曾經在會議上提出這個問題，我方代表團當時認為在會議還沒有任何成就，并且連議程也沒有通過的時候，各國新聞記者來到開城是不適宜的，這個問題因而沒有取得協議。
我們堅持一切問題必須由雙方協議才能執行的原則，我們認為這個原則是公平的，無可辯駁的。新聞記者問題既然沒有達成協議，就不應當由貴方一方片面地強制執行。
為了不因這件小事而使會議陷于長期停頓或破裂起見，我們現在同意你的建議，即請貴方新聞記者代表20人作為你的代表團工作人員一部分。我們已命令我方代表團在這個問題上也給貴方以便利。
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 金日成
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 彭德懷
1951年7月14日
欲知朝鮮戰爭停戰談判能否繼續進行下去？請看下一章。
東方翁曰：《人民日報》1951年7月23日刊登的《武訓歷史調查記》前言部分及其結論，如果認真研究一下，便會明白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吹捧《武訓傳》的那些人和以毛澤東為首的主張批判《武訓傳》的文化革命派之間的誰是誰非了。毛澤東在修改《武訓歷史調查記》時加寫了一段話：“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辦學校，學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推翻地主階級的政權，建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政權，并取消地主與農民間的封建的生產關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變成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這種可能。”他是這樣說的，也正在這樣做，還真的實現了“農民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自己辦學校，學文化，受教育”。聯系到舊時代的教育制度和現代的工農大眾子弟交不起學費、上不起學的社會狀況，還不能發人深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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