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我軍必須準備長期作戰，以幾年時間，消耗美國
幾十萬人，使其知難而退，才能解決朝鮮問題。”
話說1951年3月1日，毛澤東起草“關于朝鮮戰局和我軍采取輪番作戰方針給斯大林的電報”（見《毛澤東軍事文選》），他在電文中寫道：
一、從目前朝鮮戰場最近進行的戰役中可以看出，敵人不被大部消滅，是不會退出朝鮮的，而要大部消滅這些敵人，則需要時間。因此，朝鮮戰爭有長期化的可能，至少我應作兩年的準備。目前敵人的作戰意圖是企圖與我進行消耗戰。在過去一個月當中，敵人當站住陣地之后，經過調整補充，便尋找機會向我作試探性的進攻，其目的在一方面不容許我在前線作必要的休補，另一方面則利用其技術條件消耗我軍。同時，敵人對朝沿海的襲擾，運輸線的不間斷地轟炸，均甚為積極。我軍補充物資只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能達前線，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在途中被炸毀。在目前一個半月內，因我新軍未到，老軍未補充，敵人有重新進出三八線南北地區的可能。
二、為粉碎敵人意圖、堅持長期作戰，達到逐步殲滅敵人之目的，我中國志愿軍擬采取輪番作戰的方針。中國志愿軍已決定編組3番輪流的部隊，即將現在朝鮮作戰的9個軍30個師作為第一番志愿部隊；將正從國內調去的6個軍及現在朝鮮即將補充的3個軍（有兩個軍現在元山、咸興地區休整）共9個軍27個師作為第二番志愿部隊，約4月上旬可全部到達三八線地區，接替現在漢江前線的6個軍的任務；將準備從國內調去的6個軍及第一番志愿部隊中的4個軍共10個軍30個師作為第三番志愿部隊，準備6月中調用。上述10個軍中的4個軍，因打了5個月，必須補充休整；在第二番志愿部隊接替前線任務后，即調至平壤、元山地區休補，兼顧海防。第一番志愿部隊中其他兩個軍，則調回國內整補。在過去4個戰役中，中國志愿軍戰斗的與非戰斗的傷亡及減員已超過10萬人，正將補充老兵新兵12萬人；今明兩年準備再有傷亡30萬人，再補充30萬人，以利輪番作戰。
三、根據1、2兩月份的作戰經驗，我因有3個軍在咸興以北戰役中損傷較大，從事休整，致現在前線作戰的只有6個軍，減員甚大，未獲補充，因之我無后備力量，在戰役勝利時不能擴張戰果，在敵人增援時不能打敵援兵。同時，我軍南進，后方線長，供應很困難，還須留兵守備。故在敵人未被大量消滅前及我尚無空軍掩護條件下，我如過早逼敵南退，反不利我分割殲敵。鑒于此種情況，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隊9個軍于4月上旬達到前線以前，敵之陸軍還較我占優勢，我應避免進行戰役性的出擊，而以第二番志愿部隊6個軍及朝鮮人民軍4個軍在南漢江以北地區進行防御，遲阻敵人。但必須估計，在今后一個半月內，敵人有可能尋機進攻，逼我應戰。在此種情況下，我軍擬讓敵人進至三八線南北地區，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隊9個軍到齊后，再進行有力的新的戰役。我們計劃在我第二番部隊到達后，在4月15日至6月底兩個半月內，在三八線南北地區消滅美軍及李承晚軍建制部隊數萬人，然后向南漢江以南推進，最為有利。
總之，在美國堅持繼續作戰，美軍繼續獲得大量補充并準備和我軍作長期消耗戰的形勢下，我軍必須準備長期作戰，以幾年時間，消耗美國幾十萬人，使其知難而退，才能解決朝鮮問題。
3月2日，毛澤東寫信給胡喬木，他寫道：
喬木同志：
3月1日《人民日報》載蕭乾《在土地改革中學習》一文，寫得很好，請為廣發各地登載。并為出單行本，或和李俊龍所寫文章一起出一本。請叫新華社組織這類文章，各土改區每省有一篇或幾篇。
毛澤東
信中所說的李俊龍，是國務院參事，他所寫的《戰斗中的湖南農民》一文，刊登在2月10日的《人民日報》上。
3月3日，斯大林復毛澤東3月1日電說：
“您3月1日的來電已收到。我們同意您關于今后在朝鮮的作戰方針。假如您能在安東地區留下兩個空軍師掩護電站和該交通線的話，我們同意派遣兩個驅逐機師即第15師和第324師在別洛夫將軍指揮下進入朝鮮境內作戰，以掩護中朝軍隊的后方。若朝鮮已有一條金屬跑道，我們則可從蘇聯再提供兩條金屬跑道。與此同時，必須起碼再建筑四處水泥機場，因為只有金屬跑道是不夠的。我希望機場工程在勞動力和器材方面能得到保證。您若同意，我們可給一些高射武器掩護機場并再供應你們一些高射炮（已令炮司分批調3個高射炮師去朝鮮）。增訂的6000輛汽車可在今年下半年中交貨。”
3月間，毛澤東和老友周世釗聚會，周世釗問起毛岸英為什么要上前線的問題，毛澤東深情地說：
“當然你說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鮮戰場上，他就不會犧牲，這是可能的，也是不錯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極力主張派兵出國的，因為這是一場保家衛國的戰爭。我的這個動議，在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最后得到了黨中央的贊同，做出了抗美援朝的決定。要抗美援朝，我們不只是物資的援助，金日成同志的告急電報是明寫著‘亟盼中國人民解放軍直接出動援助我軍作戰’，要作戰，我要有人，派誰去呢？我作為黨的主席，作為一個領導人，自己有兒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又派誰的兒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長的，不管是誰，疼愛兒子的心都是一樣。如果我不派我的兒子去，而別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樣，自己有兒子也不派他去上戰場，先派別人的兒子去上前線打仗，這還算是什么領導人呢？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個年輕人，他從蘇聯留學回國后，去農村勞動鍛煉過，這是很不夠的，一個人最好的成長環境就是艱苦！在戰斗中成長要比任何其他環境來得更嚴更快。基于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朝鮮了。”
3月7日，“聯合國軍”集中20多萬兵力，在幾百架飛機支援下，向中朝軍隊陣地發起全線進攻。中朝軍隊且戰且退。
3月8日，毛澤東致信在北京的陳伯達、田家英說：
“《矛盾論》作了一次修改，請即重排清樣兩份，一份交伯達看，一份送我再看。論形式邏輯的后面幾段，詞意不暢，還須修改。其它有些部分也還須作小的修改。此件在重看之后，覺得以不加入此次選集為宜，因為太像哲學教科書，放入選集將妨礙《實踐論》這篇論文的效力，不知你們感覺如何？此點待將來再決定。你們暫時不要來，待《矛盾論》清樣再看過及其它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來，時間大約在月半。”
3月9日，毛澤東為轉發羅瑞卿關于浙江省鎮反情況報告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各中央局，并轉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及區黨委：
一、茲將羅瑞卿同志關于浙江情況的報告一份轉給你們，其中所述浙江各項鎮壓反革命的經驗，特別是關于登記反動黨團及特務分子的經驗，值得各地研究和采用。關于此項登記工作，凡未辦及未辦得好的，請你們做出自己的決定和計劃，并向中央作報告。
二、目前幾個月，各地領導同志在鎮壓反革命問題上向下面指導的重心，仍然是對那些優柔寡斷的市委、地委、縣委給以檢查和督促，使他們堅決行動起來，嚴厲鎮壓反革命。當然，在那些已經實現了徹底鎮壓方針的地方，則要停一下，不要多捉多殺了。無論什么地方，都要有計劃，講策略，作宣傳，不殺錯，這些也是當然的。
毛澤東 3月9日
3月11日，《人民日報》刊發了《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張春橋寫給編輯部的一封信。
張春橋，小名善寶，1917年出生于山東巨野縣城。其父張開益，母親宋蕙卿。1932年張春橋進入濟南正誼中學讀書。次年，16歲的他即發表小說《銀鈴》、《秋》。1934年中學畢業后，17歲的他又發表了一些文藝評論文章和一些反映民眾生活的白話詩。1935年5月，張春橋到了上海，不久在《大晚報》及《大晚報》副刊《火炬》上不斷發表文章；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八一三”日軍大舉進攻上海，張春橋曾寫過一篇題為《中國為什么勝利》的報告文學。9月3日他在《立報》上發表《武裝民眾》一文。張春橋在上海兩年多時間里，先后發表文章40多篇。9月中，他離開上海回到濟南；12月踏上了奔赴延安之路。1938年8月，張春橋在延安重新辦理了入黨手續，幾年后他被任命為《晉察冀日報》副總編。1947年張春橋奉調出任《石門日報》社社長，不久被任命為石家莊市政府秘書長兼《石家莊日報》社社長，1951年改任《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
張春橋在給《人民日報》編輯部的這封信的開頭是這樣寫的：
“編輯同志：今天讀到《人民文藝》第87期所載周巍峙同志《略談歌頌毛主席的歌曲創作》一文。我完全同意他對我和盧肅同志合作的《毛澤東之歌》的意見。”
他信中所說的《毛澤東之歌》，原是他在1941年任《晉察冀日報》副總編輯期間作詞、由盧肅作曲的贊揚毛澤東的歌曲，其歌詞是：
“密云籠罩著海洋，海燕呼喚暴風雨。你是最勇敢的一個，不管黑暗無邊，夜霧茫茫，從不停息你戰斗的號召，從不收起你堅強的翅膀。
在南方，在北方，從中原，到邊疆，你響亮的聲音，鼓舞著斗爭中的人民，溫暖著受難者的心。
敬愛的毛澤東同志，我們光榮地生活在你的年代，學著你的榜樣，跟著你的火炬，走向光明幸福的新世界。
敬愛的毛澤東同志，你是勝利的旗幟，光明的象征，我們光榮地生活在你的年代，學著你的榜樣，跟著你的火炬，走向光明幸福的新世界。”
這首歌問世后，曾產生過比較大的影響，不僅在解放區廣為傳唱，新中國成立后也曾流行一時。1951年中華全國音樂工作者協會所作的“1950年全國流行歌曲調查”中，這首歌高居排行榜第3位。后來，著名音樂史學家向延生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家傳》中也曾評價說：“由張春橋作詞、盧肅譜曲的‘獻給中央二十周年’大合唱中的《毛澤東之歌》，是一首優秀的頌歌題材的歌曲，演出后很快就在邊區傳唱開來。”
此時任文化部藝術局副局長的周巍峙則對這首歌曲提出了批評意見，他在1951年2月11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的《略談歌頌毛主席的歌曲創作》一文中是這樣寫的：
“我們的詩人和音樂家也寫了不少歌頌毛主席的歌曲，這些歌曲有的已在廣大群眾中流行。但在歌頌毛主席的歌曲當中，也還存在一些問題，應該嚴肅地認真地加以考慮。”“如由張春橋作詞、盧肅作曲的《毛澤東之歌》。詞中雖也著重說明了毛主席剛毅的戰斗精神，以及他在革命中的領導作用，但他所選取的形象是暴風雨中的‘海燕’，是‘黑暗無邊，夜霧茫茫’。對偉大領袖與迅速發展的人民力量缺乏有力地描繪。”“有人認為它的情調受了宗教贊美詩的影響，這不是沒有原因的。雖然這個歌曲是10年前的創作，在新解放的城市中，也曾為一部分青年知識分子所歡迎，但從整個思想情感來看，卻和現在人民的距離很遠了。”
周巍峙在文章中還插入曲譜，對《毛澤東之歌》的藝術表現形式也提出了批評，說“曲調過于平淡，情感沉郁”，“更帶有感傷的成份”。
對于周巍峙的這些批評意見，張春橋虛心地接受了。他在給《人民日報》編輯部的這封信中寫道：
“他所指出的許多缺點，是1941年‘七一’前寫成這個作品時我們就感到了的。1943年整風時，我對這支歌曲也曾進行檢討，和巍峙同志這篇文章的意見基本上也是一致的。經過整整10年，每當聽到人們還在唱這支歌時，內心實在不安，它成了我的一個精神負擔，并且一天比一天沉重。雖然也曾想重寫一支新歌，但思想感情很不成熟，始終未敢落筆。我衷心地希望有新的歌曲來代替它。我想，現在人們還在唱它，并不是因為它好，而是迫切需要一支歌來表達對領袖的敬愛。我自己也仍愿在這方面努力。這支歌人民廣播器材廠曾灌過唱片，為了不使它再推廣，我已請人民廣播器材廠停止發行。謝謝你們。”
對于張春橋的來信，《人民日報》也寫了個編者按，其中說道：“這個歌曲，除人民廣播器材廠停止發行外，各地廣播電臺應即停止播送。”
再說3月11日下午，毛澤東在西南軍區黨委1951年3月6日關于鎮壓反革命問題給各軍、各軍區等單位并報軍委總政的電報上加了批注，并為轉發這個電報寫了一個批語。
電報內容和毛澤東的批注如下：
自去年接到中央鎮壓反革命指示之后，我軍區部隊在西南局統一領導下是堅決地執行了這一指示的，因此在剿匪與發動群眾鎮壓反革命問題上獲得了顯著的成績。但由于在軍隊內部缺乏專門研究布置，對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尚未引起各級黨委的普遍重視。（毛注：西南如此，各軍區各省各軍恐怕也有此種情形。）有的對反革命存在著“重案輕處”、“重紀律犯輕政治犯”或“地方嚴部隊寬”的傾向。對待舊機關舊職員的態度不夠嚴肅，對其中有嚴重問題的分子注意不夠。黨內干部中輕敵麻痹遺失機密的現象不斷發生。軍區黨委認為上述缺點必須立即糾正，這不僅關系到清匪發動群眾和社會治安，而且是直接關系到部隊內部政治上組織上純潔與鞏固的重大問題。（毛注：正是這樣。）為此決定：
一、中央人民政府頒發之懲治反革命條例、彭真同志關于同一問題的報告、《人民日報》2月22日社論、史良部長“堅決正確鎮壓一切反革命活動”專論等4個文件，各區必須認真地組織干部學習，并結合實際進行一次檢查。師及軍分區以上黨委應將檢查結果分別向黨內黨外干部進行傳達報告。凡對反革命喪失警惕，重案輕處，甚至和平共處的傾向，務必得到揭發批判與糾正。（毛注：必須如此。）
二、繼續加強清匪與捕捉匪首運動，密切結合群眾斗爭，防止因剿匪勝利而麻痹松懈。對現有管押的積案應立即組織清理，遵照懲治反革命條例迅速判刑。今后凡屬處理土匪案件，應統由軍隊結合地方執行，并每月向大軍區報告一次。
三、加強對留用舊軍官、舊人員的工作。各部隊與機關應進行一次普遍的清理。（毛注：很對，應進行一次普遍的清理。）對這些人員除繼續進行團結爭取改造外，對其中個別有破壞活動的分子也必須堅決逮捕法辦。對偽裝投降起義混入我軍之一切反革命分子，應迅速加強審查偵破，弄清材料，分別處理。只有堅決地肅清與鎮壓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才能更好地團結教育多數。片面地強調教育改造，放松了對他們政治上的警惕是錯誤的。（毛注：很對，應當這樣辦。）
四、各地現有集訓尚未處理的舊軍官舊人員中的特務惡霸分子，應即作出計劃，迅速分別處理，不得拖延。上述第3、4兩項軍區另有專門指示，望注意研究執行。
毛澤東為轉發上述電報的批語是這樣寫的：
軍委直屬各軍事領導機關及軍事學院，各大軍區黨委，志愿軍黨委，并轉各省軍區黨委：
請你們也照西南軍區黨委會一樣，對于學習4個鎮反文件及傳達報告的問題，對于清匪問題（在有清匪任務的地方），對于留用舊軍官舊人員的問題，此外還有在機關中部隊中混入其他反革命分子的問題，及保密問題，對于這些問題，不論過去已有檢討或尚未有檢討，均一律重新作一次檢討，并對自己直屬機關部隊及各兵團軍師，發出必要的指示并定期完成任務。我們認為在一切軍事機關學校部隊中引起注意鎮壓反革命分子問題，并作出正確的處理，是目前時期的重要政治任務，凡對此任務忽視者，應當受到批評。你們的檢討及指示，應送軍委一份。
毛澤東 1951年3月11日
3月13日，中朝軍隊在“聯合國軍”的反攻中，主動撤離漢城。
3月14日，毛澤東致函胡喬木，他寫道：
“3月13日《光明日報》載有一篇天津通訊，題為《天津天主教徒奮斗前進積極展開自立革新運動》，寫得很好，請予廣播，并在《人民日報》轉載。同日該報還刊登了天津津沽大學教授張羽時的一篇文章，題為《和天主教教友們談怎樣愛教》，說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論根據，很有說服力，請考慮在《人民日報》轉載。”
3月15日，毛澤東致信田家英說：
“《矛盾論》的原稿請即送來。凡校對，都須將原稿連同清樣一起送來。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請送來。”
3月16日，志愿軍第3兵團領導機關在北京組成，由陳賡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副司令員王近山，副政治委員杜義德，參謀長王蘊瑞，政治部主任劉有光，副參謀長李懋之；下轄原第2野戰軍第3兵團第12軍、第4兵團第15軍、第18兵團第60軍。
此后，第60軍軍長韋杰（原軍長張祖諒因任川西軍區司令員，由韋杰繼任軍長）、政治委員袁子欽率第179師、第180師、第181師，于3月17日由安東入朝參戰（第60軍后來又隸屬第20兵團）；3月18日，王近山副司令員（陳賡尚未到職）率志愿軍第3兵團領導機關由安東、長甸河口渡江入朝；第12軍軍長曾紹山、政治委員李震、副軍長兼參謀長蕭永銀率第31師、第34師、第35師，于3月21日由長甸河口入朝參戰；第15軍軍長秦基偉、政治委員谷景生率第29師、第44師、第45師，于3月25日由安東入朝參戰。
3月1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關于山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黃祖炎被反革命分子刺殺身亡事件的通報。
黃祖炎，1908年出生于江西南康；曾兩度調到蘇維埃中央人民政府任秘書長，兼任毛澤東的秘書，先后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4年。本傳第三卷中曾經說過，1934年9月毛澤東到于都縣進行調查研究，由于操勞過度，加上身體虛弱，得了瘧疾，高燒不退，昏睡在床。黃祖炎和警衛員陳昌奉、吳吉清等人日夜守護在他的身旁。長征前，黃祖炎被調到了中央地方工作部，不久，他患了肺炎，過草地時，發高燒癱倒了。毛澤東知道后勸他把煙戒掉，并半開玩笑地使了激將法，說：“你要是能戒了煙，那我就戒飯了。”黃祖炎還真的把煙戒掉了。毛澤東對黃祖炎很信任也很關心，到達陜北后，便把黃祖炎從紅軍總政治部調到身邊，讓他兼任中央機關黨總支副書記。西安事變后，國共實現了第2次合作，毛澤東派黃祖炎去贛南協助陳毅等組建新四軍。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他先后擔任中央長江局高干訓練班主任、新四軍第2縱隊4師副政委等職。1950年3月，黃祖炎擔任山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接替廖容標兼任山東省人民政府委員。就在3月13日那天晚上，濟南市政府禮堂里燈火通明，山東軍區文化部召開的文化工作座談會正在進行著，參加會議的200余名干部都身著軍裝，佩帶手槍。黃祖炎講完話走下講臺，坐在第一排的中間位置，其余座位因許世友等軍區領導未出席都空著。大約在21時10分左右，惠民軍分區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長王聚民手持左輪手槍，越過第3排，槍口貼近黃祖炎的頭部，“砰”一聲，擊中了黃祖炎。
兇犯王聚民與黃祖炎有何深仇大恨？為什么要槍殺他？原來這王聚民出身于山東文登縣一個地主家庭，他1940年參軍，入伍前是一個小學教員。解放后，他的父親在土地改革中被斗，家里的土地也被貧下中農分了，他便以組織名義向當地群眾施壓。當地群眾聯名寫信向他所在部隊反映情況，并揭發其1938年曾向敵人密告過兩名地下共產黨員。此信被人誤拆，內容傳入他耳，他認為大事不好，遂行兇報復，槍殺高層領導，致使黃祖炎遇難。中共山東分局、山東軍區立即將黃祖炎遇害的消息報告了黨中央和毛澤東。
毛澤東聞訊后十分震驚，遂于3月18日擬出了通報，發往各中央局、各大軍區、志愿軍黨委及其他有關單位。他在《通報》中寫道：
“為吸取黃祖炎被害教訓，中共山東分局于事發第二天即3月14日，向所屬單位發出7條指示，指出：黃祖炎同志被刺，說明了階級敵人當我堅決鎮壓反革命日益深入之際，用刺殺、暗害的恐怖手段來進行報復，企圖以此混亂我內部，動搖我鎮反的決心，這一事件也暴露了我組織內部的不純和保衛工作的松懈無力。為了避免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要以這次血的事件教育全黨，加強機關和首長的保衛。”“決不可優柔寡斷，姑息養奸。”
接著，毛澤東為轉發黃敬關于天津鎮反補充計劃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各中央局，并轉分局，大中市委，省委，區黨委：
各大中城市的鎮反工作，過去幾個月一般勁頭很小。這主要是由于領導機關對反革命的嚴重性及鎮反工作的極端重要性認識不足而來。從2月起，先有北京市，現在又有天津、重慶兩市動起來了，這是好現象。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及其領導機關潛藏的最主要的巢穴，必須用很大的力量去對付，必須認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殺幾批，才能初步地解決問題。下面是天津的計劃，這個計劃是正確的。天津準備于今年一年內殺1500人（已殺150人），4月底以前先殺500人。完成這個計劃，我們就有了主動。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島、廣州、武漢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個幾個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實的鎮反計劃。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
毛澤東 3月18日
毛澤東還電示饒漱石和中南局第二書記鄧子恢、西南局書記鄧小平、西北局第一書記習仲勛，他在電文中寫道：
漱石、子恢、小平、仲勛同志：
民主人士及大學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應放手讓他們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讓他們隨意去看，不要只讓他們看好的，也要讓他們看些壞的，這樣來教育他們。吳景超、朱光潛等去西安附近看土改，影響很好。要將這樣的事例教育我們的干部，打破關門主義的思想。
毛澤東 3月18日
3月20日，毛澤東為轉發中南局關于城市鎮反指示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各中央局，并轉分局，省委，區黨委，大市委及5萬人以上的中等市委：
城市鎮反工作極為重要。最近華北、東北兩區各大中城市均已動作起來了，反映極好。重慶亦已實行第一次大逮捕，反映如何，待報。中南局已于3月16日發出城市鎮反的指示，這個指示是正確的，特轉給你們參考。應在一切大城市中等城市及小城市（包括縣城及大市鎮）布置鎮反展覽會，此種展覽會作用極大。
毛澤東 3月20日
他還為轉發北京市委關于人民群眾擁護鎮反的情況報告寫了一個批語：
各中央局，并轉分局，省委，區黨委，大中市委：
凡工作好壞，應以群眾反映如何為斷。直至現在黨內還有不少干部不了解堅決地正確地鎮壓反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你們應將鎮反經驗及群眾歡迎鎮反的反映隨時通報各地，使此項經驗及反映迅速傳播，以利仿行，并使膽怯的同志振奮起來。下面是北京人民歡迎鎮反的反映，可以看看。
毛澤東 3月20日
3月20日這一天，毛澤東又致函胡喬木，就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作出指示，他寫道：
“1、宣傳會議可自5月5日至15日開10天，如15日以后四中全會還未開會，再延長5天，否則不要延長。2、理論教育決定可先以草案發各地，通知照發。3、選集提前發表的少數文章，待看后送你，4月或可發表一二篇。《學習》上不要發表我的文章。”
毛澤東在信中所說的第3個問題，是指《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編選問題，后來在1951年10月12日出版發行。此前，鄧拓在1944年5月主持編選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未經毛澤東改定。
3月23日，毛澤東在向各地轉發羅瑞卿的鎮反考察報告時批示道：
“當此鎮反工作緊張時期，上級派出負責同志或工作組去各地檢查和幫助工作，有很大作用，請你們盡可能派人出去為要。”
3月24日，毛澤東關于同意上海市委鎮反計劃給饒漱石的指示電，他寫道：
饒漱石同志轉上海市委：
同意3月15日上海市委的鎮反計劃。這次計劃有具體執行的步驟，有時間，有準備殺關管的數目字，比過去大進一步了。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殺幾批，首先要取得黨內思想的一致，關于這一點，可參看滄縣地委的經驗。其次要取得各界人民的擁護，關于這一點，可參看北京市委的經驗。他們是先在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通過一個一般擁護中央鎮壓反革命條例的決議，然后進行大逮捕。如果上海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不久要舉行，也可以這樣做，否則可以先逮捕。北京市取得各界代表人物擁護的方法主要是一次100多人的小型會議，又一次5000人的大會。前者除說明情況外，還陳列典型的證據和案情給他們看，結果引起群情憤激，一致要求堅決鎮反。后者已于3月24日召開，主要由苦主登臺控訴，以期爭取5000個代表人物的擁護，會后即大殺一批。由北京的經驗看來，民主人士和資產階級是可以取得他們擁護的，只要我們的工作做得好。鎮反是一場偉大的斗爭，這件事做好了，政權才能鞏固。鎮反包括：（一）社會上的反革命；（二）隱藏在軍政系統舊人員和新知識分子中的反革命；（三）隱藏在黨內的反革命。鎮壓這3方面的反革命，當然要有步驟，不能同時并舉，但是對于黨政軍的某些最重要部門特別是公安部門則須及時清理，將可疑分子預作處置，使這些機關掌握在可靠人員手里，則是完全必要的。在可能的條件下也可以將一二兩項同時做，例如西南軍政委員會直屬機關的清理工作已經在做，并且有成績。
毛澤東 3月24日
3月27日，毛澤東給李達寫了一封信。
此前，毛澤東的《實踐論》在1950年底重新發表后，李達寫出了8萬多字的《〈實踐論〉解說》一書。他在寫作此書時，每寫完一部分就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在百忙中為他修改。凡是書稿中寫有“毛主席”3個字的，毛澤東都通通圈去，改為“毛澤東同志”。
毛澤東在這封信中寫道：
鶴鳴兄：
兩次來信及附來《〈實踐論〉解說》第2部分，均收到了，謝謝您！《解說》的第1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這個《解說》極好，對于用通俗的言語宣傳唯物論有極大的作用。待你的第3部分寫完并發表之后，應當出一單行本，以廣流傳。第2部分中論帝國主義和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的那兩頁上有一點小的修改，請加斟酌。如已發表，則在印單行本時修改好了。
關于辯證唯物論的通俗宣傳，過去做得太少，而這是廣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學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寫些文章。順致
敬意！
毛澤東3月27日
寫罷，毛澤東又加了一句：
“《實踐論》中將太平天國放在排外主義一起說不妥，出選集時擬加修改，此處暫仍照原。”
3月29日，毛澤東看了《光明日報》刊登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吳景超，在考察西安附近土改回京后所寫的《參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寫信給胡喬木說：
“寫得很好。請令《人民日報》予以轉載，并令新華社廣播各地。”
3月30日，毛澤東在轉發山東分局關于鎮反工作報告的批語中寫道：
山東有些地方存在著勁頭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著草率從事的偏向，這是全國各省市大體上都存在的兩種偏向，都應注意糾正。特別是草率從事的偏向，危險最大。因為勁頭不足，經過教育說服，勁頭總會足起來的，反革命早幾天殺，遲幾天殺，關系并不甚大。唯獨草率從事，錯捕錯殺了人，則影響很壞。請你們對鎮反工作，實行嚴格控制，務必謹慎從事，務必糾正一切草率從事的偏向。我們一定要鎮壓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錯殺錯。
毛澤東 3月30日
接著，毛澤東為轉發川西區黨委的報告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華東、中南、西南、西北、華北各中央局，并轉分局、省委、區黨委、大中市委及地委：
除抗美援朝工作必須和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一起去做不必再說外，土改、鎮反兩項工作，也必須使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參加，越多越好。請你們計劃一下，在今年夏、秋、冬3季的土改工作和鎮反工作，從各大城市中等城市分幾十批組織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教授、教員、資本家下鄉去參觀，或參加工作。只要他們愿意去，就要歡迎他們去。不要怕他們去，不要向他們戒備，因為他們不是反動派。好的壞的，都讓他們去看，讓他們紛紛議論，自由發表意見，只有好處，沒有壞處。至于城市中的鎮反工作，更要讓他們參加，整個城市的人民都要討論鎮反工作，大家注意對付反革命。下面是川西區黨委的報告，請你們看一看。
毛澤東 3月30日
他又為轉發黃克誠關于湖南鎮反問題的意見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黃克誠同志，并告子恢，漱石，小平，劍英，仲勛，一波，高崗同志：
我認為黃克誠同志3月23日的意見是正確的。鎮壓反革命無論何時都應當是準確的精細的有計劃的有步驟的，并且完全應由上面控制。捕人要仿照天津專區發拘捕證，照證捕人的辦法，不能亂捕。凡各地有如黃克誠所說“逮捕范圍擴大、處理方式簡單”的情況者，應立即加以收縮，進行檢討，并作出結論。畏縮不前尚未開展者，則應當推動其開展。請你們嚴密注意這兩種情況，好好掌握，不要出亂子。如你們認為有必要，請將此電轉發各省市。
毛澤東 3月30日
毛澤東還為轉發中南局關于加強鎮反宣傳工作的指示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各中央局，大軍區，并轉分局，省委，區黨委，大中市委，地委及地方軍區并告中央各直屬部門：
對鎮反工作宣傳不足是普遍的現象。對反革命分子的活動，報紙揭露太少。對引導廣大人民群眾各界民主人士參加鎮反工作，真正與聞其事，各地做得太少。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殺反革命。這種情況必須立即改變。北京、天津兩市最近兩星期來大有進步，對鎮反大張旗鼓，廣泛宣傳，普遍揭露，利用幾十人，百余人，幾百人，幾千人乃至萬余人的會議，利用報紙和廣播電臺，利用展覽會，大肆宣傳，使家喻戶曉，使全體人民及各界民主人士均參加鎮反工作，粉碎了神秘主義，小手小腳，畏首畏尾的作風，收效非常之大。中南局現亦發了指示，擴大鎮反宣傳，可為各地參考。
毛澤東 3月30日
爾后，他起草了一個關于召集各界代表人物開會通報鎮反情況給東北局的指示電：
東北局：
3月19日電悉。你們開座談會討論鎮反工作的經驗很好。在各城市及新區進行有計劃的大批逮捕反革命之前及逮捕以后，要召集更多的各界代表人物開會，北京曾召集一次5500人的會，天津曾召集一次10000多人的會，均是各界代表人物，不是普通群眾。在下面則應召集代表人物的和普通群眾的兩種會，使家喻戶曉。
毛澤東 3月30日
3月31日，毛澤東關于播發許建國等在天津鎮反大會上的發言寫了一個電話稿：
用電話告喬木：
將3月30日天津報紙所載鎮壓反革命大會上許建國的報告全文，黃敬結論全文及王淑云（被惡霸迫害致死的搬運工人王士英、王士宏的妹妹——筆者注）的控訴詞（采用進步日報的稿子）加以廣播，并將天津這次開會情況寫一條新聞廣播。
毛澤東 3月31日
接著，毛澤東給湖南衡山的故友彭友勝寫了一封回信，他寫道：
友勝先生：
3月14日來信收到，甚為高興。你的信寫得太客氣了，不要這樣客氣，你被劃為貧農成份，如果是由群眾大家同意了的，那是很好的。工作的問題，如果你在鄉下還勉強過得去，以待在鄉下為好，或者暫時在鄉下待住一時期也好，因為出外面怕難于找得適宜的工作位置。如果確實十分困難，則可持此信到長沙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齡先生，向他請示有無可以助你之處。不一定能有結果，因程先生或其他同志都和你不相熟，不知道你的歷史和近來的情況，連我也是如此，不便向他們提出確定的意見。如果你自己愿意走動一下，可去試一試。去時，可將你在辛亥革命時在湖南軍隊中工作過并和我同事（你當副目，我當列兵）一點向他作報告，再則將你的歷史向他講清楚。
此復，順致敬意
毛澤東 3月31日
毛澤東又給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省文教委員會主任程星齡寫了一封信，并附上了彭友勝寄來的原信。他在信中寫道：
星齡兄：
此人叫彭友勝，據我過去的印象是個老實人，40年的歷史不清楚，辛亥革命那一年在湖南軍隊充副目（即副班長），我在他那一班充列兵，后來在廣州見過一面。現來信叫苦，我已復信叫他待在鄉下，不要出外；如果十分困難，又出于自愿，不怕無結果，則可持我的復信到長沙找你，向你請示：是否可以對他有幫助。我在復信上已說明，不一定有結果，因為程先生他們不清楚彭的歷史，連我也不清楚，不便提出確定的意見。他來見時，請你加以考察，如果歷史清白，則酌予幫助，或照辛亥革命人員例年給若干米，或一次給一筆錢叫他回去；如有工作能力又有辦法，則為介紹一個工作而不用上二項辦法。請酌定。
毛澤東
1951年4月1日，毛澤東致信田家英說：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矛盾論》，請不要送去翻譯，校對后再送我看。”
4月2日，毛澤東致電饒漱石，并告鄧子恢等人，他在電文中寫道：
漱石同志，并告子恢，劍英，小平，仲勛，一波，高崗，德懷同志：
同意漱石同志3月29日報告的各項意見。關于鎮壓反革命，目前重點仍在“外層”，但對“中層”、“內層”的首腦機關及要害部門必須及時加以清理，對某些已有材料或可疑的分子必須及時進行處理，這一方針是完全正確的。華東局并規定了幾項清理和處理的步驟和辦法，都很正確和必要，請各中央局負責同志加以注意。志愿軍雖然處在作戰的環境，亦須加以注意，保證各級首腦機關及各要害部門的安全和純潔。
毛澤東 4月2日
接著，毛澤東為轉發北京市委關于大張旗鼓經過群眾進行鎮反的報告寫了一個批語：
各中央局，并轉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區黨委，地委：
鎮壓反革命無論在城市在鄉村均必須大張旗鼓，廣泛宣傳，使人民家喻戶曉。北京的方法，請各地一致仿效。鎮壓反革命必須嚴格限制在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反動會門頭子等項范圍之內，不能將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國民黨黨團員，普通國民黨軍官也包括在內。判死刑者，必須是罪重者，重罪輕判是錯誤的，輕罪重判也是錯誤的。最主要的是捕人殺人名單的批準權必須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級手里。鎮壓反革命的運動現在可以說已經在全國范圍內發動了，各級黨委的注意力，主要應放在精細審查名單和廣泛進行宣傳這兩點上，抓住了這兩點，就不會犯錯誤。北京市委因為抓住了這兩點，所以獲得了很大的成績。
毛澤東 4月2日
4月3日，毛澤東應梅蘭芳之邀，為中國戲劇研究會成立題詞：
“百花齊放，推陳出新。”
4月5日，毛澤東給他的堂兄兼塾師毛宇居寫了一封回信。
原來，毛宇居寫了一篇《毛主席軼事》，其中有言：“在私塾數年，略解文字，最愛《三國演義》、《說唐》、《水滸傳》。”“后到省求學，知識日開，大有世界觀，各師友無不愛賞之。有次由省歸來，吾房祖簡臣公與之戲問道：你讀書將來做何事？他應聲答道：我要為翻天覆地之事。”3月份，毛宇居將文章抄好后，寄到北京，請毛澤東過目并交報社發表。毛澤東接到毛宇居的信和文稿后，仔細看了，覺得以不發表為宜，就給毛宇居寫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寫道：
宇居兄：
歷次各信及最近長函均收，甚謝。諸承關懷，具見盛意。惟軼事有些內容不適合，似以不印為宜，原稿奉還。復頌興居佳勝！
鄉友便此致候。
毛澤東
毛宇居的這篇《毛主席軼事》終究沒有問世，直到他1964年逝世，始終被鎖在湘潭檔案館里。
4月7日，毛澤東為轉發福建省公安廳關于鎮反情況報告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漱石，子恢，劍英，小平，仲勛，一波，高崗同志：
茲將福建公安廳關于福建鎮反工作的報告轉給你們參考。福建有些地方情況特殊，反動派多，處決的比例較大，這是可以理解的，別地自不應援例也殺這樣多，但有些情況相似者，亦可仿照辦理。福建方面最值得重視的經驗是發動最廣大群眾參加鎮反工作和派遣工作組下去巡視鎮反工作。
關于工作組，我認為各省都應當注意，即由省級機關組織幾個有訓練有能力的工作組，分往各專區，直到縣級去巡視，有偏差者幫助糾正，積案太多者幫助清理，不敢放手者幫助開展工作，發動群眾不足者告知發動參加的辦法。這樣的工作組，對于堅決而正確地開展鎮反工作，當有很大的幫助，請你們研究推行為盼。
毛澤東 4月7日
4月7日，毛澤東致信田家英說：
“1、送來的文件，缺少《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軍委給解放軍的命令》一篇，請補印送校。2、請將《興國調查》中《斗爭的各階級》這一章的原文清出送閱，在我這里的印件中缺少這一章。3、已注文件，請速送閱。”
4月9日，毛澤東在病中“關于13兵團的任務”問題致電彭德懷，他寫道：
德懷同志：
我尚在休養，對朝鮮戰況不甚清楚，請將你對敵情的估計和我方企圖撮要見告。關于13兵團的任務，在新的戰役中除以一部位于元山、咸興防敵登陸外，主力（應補充新兵）似宜位于戰場附近，擔負殲滅敵可能降落的傘兵，協助各兵團作戰，待戰役完結該兵團始進入正式休整。這樣是否妥當。又朝鮮人民軍已補充否。
毛澤東 4月9日
4月10日，毛澤東為鎮反工作中的兩個突出經驗起草了一個通報，他寫道：
各中央局，并轉分局，大中城市市委，區黨委：
據中央公安部3月22日報告稱：最近一時期的鎮反工作有兩個突出的經驗：第一，有計劃有準備地大規模地在同一時間內搜捕大批反革命分子，從北京、天津、河北、平原、察哈爾的實際行動，證明這是一種搜捕社會反革命的有效的不可少的步驟。這種方式給敵人打擊最大，給群眾教育極深刻，社會波動亦不大。只要掌握準備充分、對象準確、組織嚴密、指揮統一、行動迅速、嚴明紀律、及時宣傳等項原則，就可以保證不會抓錯，而取得群眾擁護與社會同情。第二，北京、天津、張家口等城市的經驗證明，召開城市中市級和區級的各界代表會和協商委員會擴大會，并有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少數民族，宗教界，工商界的許多代表人物參加，以揭露反革命罪惡，宣傳鎮反政策，消除民主人士的思想疑慮，動員各階層堅決鎮壓反革命的方法，是成功的。綜合這幾個地方的經驗：
一、是負責首長親自主持，公安機關作鎮反情況報告，有準備地分類作案件介紹，只介紹重大案件和首惡人犯，不是報告所有人犯。用活人、活事講解政策，激發對反革命的仇恨，取得各界人士的擁護。
二、是會上展覽反革命罪證、圖片、案卷、供詞和真憑實據，打消各種疑慮。
三、會前要充分準備，會中要堅持原則。既定處決的案犯，堅持不能變動。
四、要上下結合，動員群眾的力量，說服民主人士。
五、要分別對待，對誠心擁護但有疑慮者要耐心解釋，提高其認識；對別有用心者要用事實鐵證使他無話可說。我們認為這種做法應當推廣等語。這兩點總結很好，請你們注意照辦。
毛澤東 4月10日
接著，毛澤東為轉發天津市委關于企業系統查出內奸的情況報告寫了一個批語：
漱石，子恢，劍英，小平，仲勛，一波，高崗，榮臻，伯承，陳毅，賀龍，宗遜，譚政諸同志，并轉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區黨委及省級軍區各負責同志：
據天津市委報告，在企業系統查出13名混入黨內的奸細，其中滿玉華竊取了工會副主任職務，楊友亭竊取了天津市各界代表會的代表，市府救災委員會委員，紡織工會執行委員，中紡三廠工會主任等要職等情。請你們密切地注意這個內奸問題，從天津的經驗中吸取教訓。
毛澤東 4月10日
4月11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頭條位置發表了魏巍撰寫的關于抗美援朝戰場上中國人民志愿軍英雄事跡的報告文學《誰是最可愛的人》。毛澤東讀了這篇文章，當即批示道：“印發全軍！”
4月11日這一天，由于“聯合國軍”在朝鮮戰場上損失慘重，迫使杜魯門中途易帥，麥克阿瑟被解職，由美軍第8集團軍司令李奇微接任“聯合國軍”總司令。
4月11日晚，原第4野戰軍第47軍軍長曹里懷、政治委員李人林率第139師、第140師、第141師，由遼寧安東入朝參戰，隸屬志愿軍總部（后來隸屬第9兵團）。
4月13日，毛澤東為轉發南京市委鎮反工作報告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各中央局，并轉分局，省委，區黨委，大中市委：
關于在鎮反工作中有計劃地統一逮捕和有計劃地廣泛宣傳這兩點，現在華北、華東、東北3大區均已實行，或者正在準備實行。請中南、西南、西北3大區亦研究這樣做。如不能做到各大中城市同時動手統一逮捕，至少應做到一個城市統一逮捕（重慶、蘭州已是這樣做了）。至于事前事后使民主黨派，各界民主人士，宗教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少數民族的代表人物，真正與聞其事，并向全體人民展開宣傳討論，使家喻戶曉，人人明白，打破關門主義和神秘主義，更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是南京市委的報告，可為參考。過去該市手面太小，不敢大張旗鼓殺人，現已徹底轉變，做得很好，大有成績，并且跑到許多城市的前面去了。
毛澤東 4月13日
毛澤東又為轉發濟南市委鎮反工作報告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各中央局，并轉分局，省委，區黨委，大中市委：
下面是濟南市委關于鎮反工作的報告，很好，請各大中市委注意研究，照此辦理。
我希望各大中市委均有一個報告給中央。現已收到北京、天津、青島、濟南、重慶、蘭州等6處的報告和上海、南京、杭州3處的計劃，均很好。請各未報告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例如各省省城及汕頭、梧州、衡州、宜昌、九江、安源、蕪湖、無錫、蘇州、寧波、廈門、石家莊、唐山這一類城市，均向中央做一個鎮反工作的報告。
毛澤東 4月13日
接著，毛澤東復電給彭德懷。
此時，第4次戰役尚未結束，彭德懷在艱難的全線防御戰中，提出了一個下一階段的反攻作戰計劃，他在4月10日24時關于第5次戰役部署給毛澤東的電報中說：我作戰企圖，擬從金化至加平線，利用這一帶大山區劈開一個缺口，將敵人東西割裂，然后用9兵團和19兵團對西線敵人進行戰役兩翼迂回，3兵團正面攻擊，以各個分割殲滅敵人。力求在三八線北殲滅敵人幾個師，得手后再向縱深發展。攻擊時間，如敵進展快，我擬4月20日左右開始，各兵團4月15日可集結完畢，時間較倉促些；如敵進展不快時，待5月上旬出擊。
毛澤東在復彭德懷電中寫道：
德懷同志：
4月10日24時電悉。一、完全同意你的預定部署，望依情況堅決執行之。二、為防敵從元山登陸，似須以42軍主力位于元山城內及其附近，確保元山，請酌定。
毛澤東 4月13日
欲知朝鮮戰場第4次戰役的結果和第5次戰役如何展開？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在朝鮮戰場第3次戰役后，毛澤東見大局已定，便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國內鎮壓反革命運動方面。就本章內容可以看出，從鎮壓反革命的必要性、重要性，到鎮壓反革命的方針、政策、方法，和鎮壓反革命的寬嚴尺度及各地的具體情況、參照經驗，毛澤東對部下無不是耳提面命。有時，他竟然不厭其煩地一日數電，目的就是要發動一場鎮壓反革命的人民戰爭，而又唯恐在運動中出現差錯。真可謂是嘔心瀝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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