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保護與知青動員、安置、教育、管理、回城等一樣，都是當時知青上山下鄉工作中的基本問題，也是當今知青上山下鄉研究中不能回避的重要問題。這里的“知青保護”，主要指各級黨政為保護下鄉知青健康成長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與行動等。它與當時少數知青受迫害的狀況相伴而生、此起彼伏、相互交織在一起。本文擬對四川這方面的情況作一梳理。
一、知青受迫害問題逐步顯露
自上世紀50年代下半期起，四川不少地方就開始組織城鎮青年下鄉參加農業生產。基本上與此同步，當時不論是到農村插隊安置，還是到社辦集體場安置，以至到國營農場安置，少數知青受迫害特別是受到打罵、污辱等情況，就開始有所反映并逐步顯露了出來。
本來，這類問題的出現與其他社會問題沒有兩樣，它是當時客觀存在的一種社會現象，也并不只反映在下鄉知青身上。由于知青這個有一定文化知識的群體，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從城鎮下鄉到農村這個特殊的場所之后，在勞動、生活等問題上本來就面臨著不少困難，而且在陌生環境、農村習俗、戀城思遷等復雜旋渦中求生存和發展，必不可少地會產生一些新的碰撞。因此，不論是什么原因引發的知青受到有辱人身之事，也就必然會成為糾集諸多矛盾的社會焦點問題之一。
知青到農村后，受到農村廣大干部群眾的歡迎和關心的同時，也有的地方出現了知青被打罵、威逼等情況。如平武縣國營高莊林場，于1963年安置成都上山知青227人，這批知青到場不久，場內就出現了捆、打、拘知青的嚴重情況，也還出現了扣分、扣糧、壓降級別的情況，農場干部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把知青管得住。
當時，這類情況在四川一些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盡管其原因是復雜的，如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背景下的知青整訓工作，必然會打上當時特有的印記；又如對下鄉知青的安置、教育和管理等方面還存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又恰好成為少數知青受到侮辱、迫害的漏洞和縫隙等，但它卻影響著城市的動員組織、農村的安置管理以及知青和家長的情緒穩定等。
1968年12月，在毛澤東主席關于“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的號召下，廣大農村基層干部和社員對大批下鄉知青的到來，給予了極大的熱情和力所能及的關照。這種關照，有時甚至可以說是似同手足、情如子女，至今使很多知青都難以忘懷。可是，在法制遭到踐踏的日子里，一些地方少數品質惡劣的基層干部和社員，以至有的領導干部，趁人之危，對遠離父母、涉世不深和孤立無援、沒有反抗能力的一些知青進行欺負毆打和對女知青進行侮辱等，這也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應當說，有的下鄉知青受到欺負毆打以及女知青被凌辱等問題，一直受到四川各級的重視和解決。然而，當時適宜的土壤和氣候，以及不少地方對此類問題處理不嚴、打擊不力，使得這類發案率居高不下。1973年8月，在四川省委、成都軍區黨委知青工作會議上統計，全省1969年初至1973年6月發生的各類迫害下鄉知青案件上千起。從反映的情況看，各地此類案件的發案數量和類型各不相同。如在江津地區的發案中，有被打死打傷知青的，有采取欺騙、引誘手段對女知青進行奸污的，有報復迫害知青的等。據省高級法院、省公安局、省畢業生分配辦公室的典型調查：資陽、宜賓、富順3個縣已告發的案件就有數十起。
在這類案件中，基層干部作案比例較大，一般占到1/3左右。一些基層干部甚至有的領導干部對女知青為非作歹，較普遍的是利用職權和掌握的“印章”，或通過許愿招工招生，或趁女知青有求于人的時機，或施展小恩小惠，或采取威脅、恐嚇手段等，迫害污辱女知青。
此外，還有一部分就是知青被毆打的案件。下鄉知青被毆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惹事生非被毆打，有的是無中生有被毆打，有的是誣陷報復被毆打，有的是偷摸扒竊被毆打，有的是抓住缺點不放被毆打，有的是雙方爭執互相毆打等。對這方面情況，盡管四川從上到下也做了一些加強下鄉知青教育、管理和保護的工作，但由于一些地方重視不夠、措施不力，甚至聽之任之、慫恿包庇，使得這期間知青被毆打甚至致死的問題亦有較突出的表現。據涪陵地區的統計，自1969年至1971年期間，全區共發生對知青毆打、捆綁、非法關押等案件就有十多件。
迫害知青的犯罪活動日愈猖獗，以及一些基層干部甚至領導干部膽大妄為的情況，這在1973年8月召開的省“兩委”知青工作會議中進一步得到了印證。重慶市委書記丁長河說：犯罪分子竟敢打死知青，對女知青進行摧殘，有的卻沒有受到應有的懲處，知青和家長以及人民群眾對此都是很不滿意的。對壞人的寬恕就是對人民的殘忍，現在我們不能再無動于衷了。會議文件指出：一小撮階級敵人和蛻化變質分子，殘酷迫害下鄉知青特別是女知青的犯罪活動是相當嚴重的，而有些領導干部卻不聞不問，對犯罪分子打擊不力，有的甚至顛倒是非，包庇縱容。省委正式文件寫到迫害知青特別是女知青犯罪活動如此的嚴重程度，寫到有些領導干部如此的袒護包庇，這也從一個側面看出迫害知青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二、采取多項措施積極解決
對于迫害知青的各類犯罪活動，中央的態度和方針是十分明確的：“凡是強奸女青年的，都要依法嚴懲，對女青年進行逼婚、誘婚的，要堅決進行批判斗爭。干部利用職權，為非作歹的，要撤職查辦；包庇慫恿違法犯罪分子的，要給予嚴格的紀律處分。”根據四川一些地方發生奸污迫害女知青的犯罪較為突出的情況，省委明確指出：“對奸污迫害女青年的人要嚴辦，特別是利用職權奸污女知識青年的干部更要從嚴懲處。”對個別罪惡很大，影響很壞，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應當堅決判處死刑，并大張旗鼓的公開宣判，立即執行，以收殺一儆百、殺一儆千之效。
為打開工作突破口，1973年3月，省人保部決定，以省高級人民法院為主，會同省公安局、省畢業生分配辦公室組成兩個調查組赴宜賓、內江地區，對迫害知青案件進行調查。4月30日，省高級人民法院召開各市、地、州中級法院院長座談會，省人保部部長廖步云在講話中指出，從嚴的精神，并不是不問罪惡大小，情節輕重，態度好壞，一律殺頭。而是要對這類罪犯嚴肅對待，認真處理，該法辦的法辦，該給予紀律處分的給予紀律處分，個別罪大惡極，非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必須堅決殺掉。當前要認真選擇一些典型案件，抓緊審理結案，進行公判處理。同時對過去已經判處的這類案件，要有重點的進行檢查，凡是判處畸輕的，應撤銷原判，重新判處。
5月23日，四川省委在（1973）50號文件批轉省高級人民法院黨委的報告中指出，為了保障下鄉知青的人身安全，必須按照中共中央（1970）26號文件的指示，堅決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對于少數干部利用職權為非作歹，奸污迫害下鄉女知青的，要從嚴懲處。各地對這類案件要盡快審結，并選擇典型案件，召開群眾大會，大張旗鼓地宣判處理。
在中央（1973）21號文件下達前后的一段時間，亦即在國務院召開全國知青工作會議之前，以查處迫害知青案件為突破口，破題解決四川知青上山下鄉中的突出問題，這是當時四川知青工作的一個重要舉措。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6月23日，省革委“保護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堅決打擊階級敵人破壞活動現場會”在資陽縣召開，參加會議的有451人。會議期間，對資陽縣9名犯罪分子進行公判處理。會議指出，各級黨委要督促公安和法院，應當把保護下鄉知青列為一項經常的重要工作，和打擊破壞社會治安犯罪分子的工作結合起來進行。在工作中，正確區別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認真執行“少捕、少殺”和“給出路”的政策，做到穩、準、狠地打擊敵人。會后，一場保護下鄉知青的戰役在四川打響。
按照全省統一部署，各地把打擊迫害知青的犯罪活動作為貫徹落實中央21號、30號文件的一項重點工作，不少地縣專門建立了“保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并有組織有計劃地選擇一批典型案件，從嚴進行公判處理。如重慶市在1個月內就逮捕破壞上山下鄉罪犯23名。西昌地區在德昌縣召開打擊犯罪活動現場會議期間，地委第一書記辛易之到會講話，地委決定成立“保護知青領導小組”，專門處理迫害知青的案件。德昌、南寧、西昌等縣也陸續建立了領導小組，抓緊審理迫害案件。溫江地區先后在廣漢、雙流縣召開打擊犯罪活動的公判現場會，以及保護知青為主要內容的座談會，發動群眾同壞人壞事作斗爭。到1973年12月底，全省19個市、地、州都召開了公判現場會，109個縣召開了公判大會。
在這期間，一些基層多次反映無果和久拖不決的案件，有的群眾也直接寫信或上訪到省、中央，強烈要求嚴懲這類違法犯罪活動。中央相關信訪部門直接交辦并要求有回復結果的案件也逐步增多。僅1973年7、8兩月，四川就收到中央辦公廳信訪處、國務院辦公室信訪室和中央文化革命聯合接待室共交辦群眾來信43件，其中有關知青問題的信件就有18件，占41.9%。與此相聯的是，從中央到省的領導對這類案件問題的批示也相應增加。
為解決打擊罪犯很不得力的問題，四川除召開專門會議部署、督辦大案要案等外，1973年10月，還以川革發（1973）127號文件轉發省知青辦公室整理的兩期《情況反映》。該情況反映提出，當前在對個別干部犯罪的查證處理上出現了阻力，主要是有的領導干部對這場斗爭的實質和嚴重性認識不足，對這項工作重視不夠，抓得不力；個別領導干部利用職權，縱容、包庇罪犯等。這些問題，各地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很值得引起重視。要求各地認真檢查，按照中央和省有關文件精神，切實把工作做好。
正是在廣大群眾的強烈呼吁下，在中央和省的嚴厲督辦下，一批曾處理不及時、打擊不得力，以及包庇慫恿的案件，得以果斷查處；一些違法犯罪的領導干部，受到從嚴懲處；一批逍遙法外的犯罪分子，得以嚴厲打擊。
三、多管齊下加強知青保護
1973年8月全國知青工作會議以后，打擊迫害知青的犯罪活動成為四川“統籌解決”知青問題的一項重要內容。可以說，盡管各地這項工作也有發展不平衡的狀況，但就全省而言，打擊這類犯罪活動的態勢基本上保持在一個“高壓”水平上；雖然沒有也不可能解決和根除這類犯罪現象，但也確在一定程度上對遏制四川這類案件數量的上升勢頭，在全社會形成保護知青的輿論氛圍，起到了一定促進作用。
然而，對下鄉知青的保護工作并不只限于打擊犯罪行為這一基本方面，而且還包括與之密切聯系的諸如加強教育管理、調整安置形式、解決住房困難等工作，這些既是預防這類犯罪行為的重要舉措，又是知青保護工作的題中之義。“多管齊下”保護知青，是這一期間四川這項工作的重要特點之一。
還在四川大規模知青上山下鄉初期，特別是在1969年上半年，當時一些地方的武斗并未停息，加上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一些地方知青打架斗毆事件，以及知青被打死的情況不時發生。面對這種情況，省革委畢業生分配組認為，下鄉知青被打死打傷影響很壞。各級領導干部能不能理性對待和正確處理這類事件，這對矛盾是否激化、問題是否解決關系很大。為指導各地處理好這一問題，省革委畢業生分配組總結推廣了一些好的經驗和作法：如要看到和相信廣大知青的本質和主流是好的；既要教育知青正確對待農村干部和群眾，又要教育基層干部和社員正確對待知青；各級領導干部要挺身而出，親自出馬，及時深入調查，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堅持就地處理；不得動用群眾專政大軍去處理，不準打人，更不準亂抓人，不要提出加劇矛盾、擴大事態、改變矛盾性質的口號；對于造謠、破壞、煽動鬧事的壞人，要堅決打擊等。
有些地方對知青的安置特別是住房安排不落實，一些知青住在社隊騰出的公房、租借的社員私房，有的女知青住房離生產隊院落較遠且長久失修，缺乏應有的安全保護條件，客觀上為壞人提供了可乘之機。1973年6月，四川在向中央的匯報材料中提出了保護下鄉知青的工作措施，其中特別說到：“對下鄉女知青的安置情況，要進行一次檢查，對于單個安置的女知青要進行調整，適當集中。”還強調，對廣大干部和群眾要加強法紀教育和共產主義道德品質的教育，增強法制觀念，模范地遵守黨紀國法。社隊都要有女干部負責女知青的管理教育工作。
緊接著，在全省統籌解決知青實際問題中，各地對未建房的知青，按國家補助200元/人，統一規劃建立知青點、隊等，改善了很多知青特別是女知青的住房條件。一些分散插隊女知青住房也得到了一定調整與改善。如大竹縣姚市公社為知青新修住房62間，補修公房47間，加上原有的完好住房，每個知青都有臥室一間，集體戶有集體大廚房，個人戶有小廚房，為女知青專門修了女廁所。資陽縣太平公社為知青修建房屋時，一般都選擇用水方便，靠近貧下中農住的地點修建，單個插隊的修房兩間，姐妹兩人一起的修房4間，5人一起的修房7間，做到睡覺有寢室，煮飯有廚房，養豬有豬圈，積肥有糞池，屋前有曬壩。
在統籌解決進程中，四川還對生活困難的知青給予一定解決。如生活不能自給的，每人補助100元；對歷年口糧和醫療欠款的，給予必要補助，僅這兩項補助金額全省就達1917萬元。此外，各地認真落實知青糧油供應、口糧分配等政策，使很多知青獲得實際利益。漢源縣富村公社發現有的生產隊對女知青記工時不一視同仁的問題，立馬要求實行同工同酬，并考慮女知青的生理特點，適當進行照顧，對個別有病和體弱的女知青，安排輕微勞動，合理評工記分；1973年該社知青的平均口糧分配達到544斤。省婦聯要求各地照顧女知青的生理特點，做好勞力調配和經期、孕期、產期、哺乳期的保護工作；對男女知青進行晚婚、計劃生育、生理衛生常識、婚姻政策的宣傳教育。
插隊安置中的過于分散，可以說是包括知青受迫害在內的問題甚多的基本原因之一。從過于分散的插隊安置到集體安置的調整變化，也是統籌解決知青問題的關鍵性舉措之一。四川采取的主要辦法有：因地制宜地建立知青點，包括補充建點、合并建點和新建點這幾種情況；積極試辦知青場、隊，就是在有條件的地方，試辦下鄉知青為主、有貧下中農參加的集體所有制的知青場、隊，并采取新知青基本全部集中安置，老知青視其條件適當集中的辦法；推廣株洲“廠社掛鉤”的經驗，發動各行各業關心知青上山下鄉工作。通過采取一系列措施，到1977年底，全省集體安置知青人數達到21.56萬人，占應集體安置人數的48.65%，有開江、南川、梁平、灌縣等62個縣實現了知青安置集體化。
在加強領導、健全組織機構上，省委強調，縣以上黨委都要建立由有關部門領導參加的知青上山下鄉領導小組，并組織精干得力的辦事機構，領導小組和辦事機構都要有一定數量的女干部。各級貧協、共青團、婦聯和民兵組織，都要把做好知青工作作為自己的一項重要職責。縣以下各級包括公社、大隊要建立健全知青再教育領導小組，并有女干部參加工作。從1974年起，全省按下鄉知青人數1%的比例，在動員單位抽調帶隊干部，實行定期輪換的制度。到1978年底，全省抽調帶隊干部共27679人，其中女干部占到25%左右。這些帶隊干部主動配合安置地區黨政和農村社隊，在教育、管理、保護知青等多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知青上山下鄉歷來就存在著一些問題，其中知青受迫害問題是一個重要方面，這是決不能回避的。同時，知青保護工作從一開始就受到從上到下的高度重視，黨和國家為保護知青健康成長，采取了多項措施，作出了極大努力，這是當時工作的基本方面，也是決不能否認的。正視這兩個方面的歷史事實，就能較為客觀地認識這一問題在當時特殊歷史時期產生和發展的實際狀況與基本軌跡。
［作者孫成民，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開江縣紅巖公社4大隊插隊落戶；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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