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延安時期，毛澤東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作出了創造性貢獻。他將歷史知識視作指導革命運動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推動了延安馬克思主義史學重鎮的形成；親自參與中國史學的理論構建，掀起中共黨史學習和研究運動，主持起草《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史鑒智慧出色地運用于革命實踐中，從史學價值論、史家群體與史學機構建設、史著創作、史學活動、史學經世等多個層面推進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
關鍵詞：
延安時期；毛澤東；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延安史學
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歷史研究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對推動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作出了創造性貢獻。以往研究對此曾有過一些分析，但多側重于毛澤東與中國史學、史家之關系的局部考察，整體審視尚待加強。本文從史學形態的多重視角——史學價值論、史家群體與機構建設、史著創作、史學活動、史學致用等方面研究延安時期毛澤東的史學活動，探析其對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學術形態的創造性貢獻。
一、將史學價值提升到指導革命運動的高度
中華民族有著優良的史學傳統，十分重視以史經世。近代以來，這種經世功能在革命運動中得到轉化和發揮，史學成為革命宣傳的重要工具。毛澤東對史學價值的評價很高，并將其提升到指導革命運動的高度。延安時期，毛澤東對于歷史研究重要性的論述內容豐富、觀點鮮明。毛澤東認為歷史知識關乎革命事業的成敗，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使之向著勝利，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實際運動的了解，就不能有勝利。”他號召共產黨員“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干部尤其是中央委員會與高級干部應該加緊研究。這種主張與他對史學功能的具體認知有關。
第一，毛澤東認為科學的歷史認識能增進對歷史的預見。他指出，人類社會在馬克思主義產生前對社會歷史缺乏清楚的預見，有了馬克思主義后，“人類對社會發展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階段”，才對社會發展有了預見。毛澤東在這里論及的自然是唯物史觀對社會歷史發展進程的預判。
第二，毛澤東重視革命史研究，認為從中可以總結出經驗教訓和革命規律。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他將總結歷史經驗上升到關系革命成敗的高度，認為幼年時期的黨沒有革命經驗，所以革命遭受了失敗，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部分同志跌下了或跌下過機會主義的泥坑，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不去虛心領會過去的經驗”。他由是向全黨提出了總結18年歷史經驗、避免歷史上曾經犯過的錯誤的任務。毛澤東還曾號召革命青年“把五十年來的中國革命經驗研究一下”，去掉錯誤，發揮好的，“使全國青年和全國人民結合起來，使革命由失敗轉變到勝利”。
第三，毛澤東從提振民族信心、創造民族新文化的角度論述了歷史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便是歷史研究的重要職能。他認為歷史具有延續性，發展民族新文化要以尊重本民族歷史為前提，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
第四，毛澤東強調對歷史遺產的繼承，認為這能啟發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他指出：中華民族歷史上有“許多珍貴品”，“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該給以總結，我們要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毛澤東相信，歷史遺產能作為新文化的養分，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扎根提供具體方法，使之獲得民族形式。他認為：“承繼遺產，轉過來就變為方法，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運動，是有著重要的幫助的。”換言之，“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這就是要使馬克思主義“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使它呈現出“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
第五，毛澤東從端正黨內作風的角度論述了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毛澤東對主觀主義進行了嚴厲批評，矛頭直指黨內“不注重研究歷史”的現象，指出“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對于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他批評那些不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的行為，認為馬列主義的態度則相反，“就是不要割斷歷史”，不單是要懂得希臘、懂得外國革命史和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懂得中國革命史、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
需要注意的是，毛澤東雖然重視歷史學的革命價值，但卻沒有夸大其功能。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尚伯康曾寫信請教毛澤東：黨領導的革命游擊戰爭是不是受了中國歷史上農民戰爭的啟發？毛澤東批復道：啟發我們的是群眾，而不是古遠的歷史。毛澤東本人也曾強調過：“我確實讀了許多中國古時打仗的書，研究過孫子兵法之類的著作，也看過不少關于外國戰爭的書，但我的軍事知識主要是從戰爭實踐中得來的。”這些都說明，對待歷史著作，毛澤東的態度是審慎的，并沒有一味夸大其價值，而是看到史書所提供的知識亦有其局限性，因而更多地強調個體及其實踐在知識生產中的作用。
對于如何理解歷史學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毛澤東的一段談話或許能給我們啟示。1942年，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談到文藝的源泉問題時指出：“有人說，書本上的文藝作品，古代的和外國的文藝作品，不也是源泉嗎？實際上，過去的文藝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國人根據他們彼時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出來的東西。”毛澤東對于“源”與“流”的區分，很好地說明了理論創造與歷史傳承、現實生活的關系，即歷史傳承為“流”，現實生活為“源”，理論創造則是結晶。在認識革命理論與歷史知識之間的辯證關系上，社會生活、革命實踐、人民群眾才是中國革命理論和方略產生之源，而史學作為中國文化之流，在很多時候則對革命理論和方略起到了啟發、揭示、闡述和論證的作用。
二、推動延安馬克思主義史學重鎮的形成
毛澤東對史學的重視不僅體現在理論上，還展現在實踐中。這首先表現為他重視專業性的歷史研究工作，助推了延安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重鎮的形成。延安時期，毛澤東重視史學人才的吸納與培養，重視史料的收集，倡立研究機構，推動相關政策出臺與實施，積極與史學工作者互動交流。所有這些，共同促進了延安濃厚史學研究氛圍的形成。
毛澤東非常重視史學人才的吸納與培養。1938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指出黨以往培養了不少文化方面的骨干人才，但“現有的骨干還不足以支撐斗爭的大廈，還須廣大地培養人材”，我們的責任在組織、培養、愛護并善于使用他們。這個向全黨發出的重視人才的號召同樣適用于史學領域。毛澤東在次年12月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中又指出，“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強調“一切戰區的黨和一切黨的軍隊，應該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加入我們的軍隊，加入我們的學校，加入政府工作”。1941年5月，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提出，要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研究近百年的中國史，克服無組織狀態。這些事實反映了毛澤東對史學人才的重視。何干之、范文瀾等史家來到延安，都曾受到毛澤東的熱烈歡迎。這種廣納賢才的政策和禮賢下士的姿態，為延安地區史學人才的會聚、培養提供了良好環境。
延安時期，受客觀條件的限制，史學資料比較緊缺。據榮孟源回憶，“當時主要困難是沒有材料，舊延安府沒有一部二十四史或《資治通鑒》”，“延安的書籍是依靠從蔣管區來的同志們隨身攜帶來的，是依靠負責同志到蔣管區工作時購買來的”。毛澤東曾親自過問資料收集工作。他要求黨內同志盡量收集各種書籍資料寄送到延安來。1936年，他為買書事宜致信身在西安的葉劍英、劉鼎，要求他們買10-15種通俗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哲學書籍，每種50部，“作為學校與部隊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1937年1月，毛澤東致信李克農，請他購置“整個中國歷史演義兩部（包括各朝史的演義）”。1941到1942年，毛澤東、任弼時多次致電周恩來、董必武，或請他們為馬克思列寧學院（以下簡稱“馬列學院”）、延安大學、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等教研單位訂購與其工作性質有關的書報雜志，或請他們尋找中共早期黨史文件和一些黨史人物的著述，以便中央編印中央黨史資料選錄。毛澤東自己也積極收集各類歷史著作。1943年，他請秘書胡喬木在延安搜集唯物史觀社會發展史的書籍，還特意提到張伯簡的《社會進化簡史》。之后，他又將搜集到的《從猿到人》一書與劉少奇分享，并向其推薦蘇聯學者的著作，表示：“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觀的書看，看后再送你。”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作為書籍愛好者，曾將自己的一些藏書贈給馬列學院圖書館和中央圖書材料室以充實館藏。這些都為延安史學研究的發展提供了助力。
史學專門研究機構方面，在毛澤東的影響下，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進行了改組。馬列學院是1938年5月5日馬克思誕辰120周年之際創辦的專門開展馬列主義理論學習、研究的干部學校，其中設有歷史研究室，1940年后室主任由范文瀾擔任，成員先后有尹達、佟冬、楊紹萱、葉蠖生、金燦然、唐國慶、謝華等。1941年7月，為響應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中提出的反對教條主義的號召，中共中央對馬列學院進行了改組，易名為馬列研究院，9月8日又改名為中央研究院。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定位是培養黨的理論干部的高級研究機關，直屬中央宣傳部領導，范文瀾擔任副院長，并兼任中國歷史研究室主任。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國歷史研究室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史學研究機構，標志著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邁上了一個新臺階，形成了正規、權威的學術機構。毛澤東對于該機構的建設一直比較關注。在范文瀾接任歷史研究室主任后不久，毛澤東就直接向范文瀾布置了一項工作任務，即要求在短期內編寫出一本10余萬字的中國通史。范文瀾接到任務后，很快集合全室力量，分工合作、集體創作，最終草成《中國通史簡編》。該書寫成后，毛澤東評價很高，認為我們黨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這表明我們中國共產黨對于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有了發言權，也拿出了科學的著作了”。
對于史學工作者的學術研究，毛澤東也經常給予鼓勵和引導。1939年，毛澤東寫信給何干之，對后者決心做民族史研究的想法給予鼓勵，稱想做民族史“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實地做去”，并就研究民族史的態度提出了具體建議。1940年，毛澤東就經學問題給范文瀾寫信，指出范文瀾關于中國經學簡史的講演提綱很有價值，因為“用馬克思主義清算經學這是頭一次”，希望范文瀾繼續這項工作，認為這將對反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復古反動潮流的斗爭產生大的影響，同時也向范文瀾提出了批判康有為、胡適等近代人物錯誤觀點的建議。此外，對于由歷史故事改編而來的戲劇，毛澤東也十分重視。1944年，毛澤東看了楊紹萱、齊燕銘編導的平劇《逼上梁山》后，寫信褒獎他們“做了很好的工作”，將“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的舞臺”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希望他們“多編多演，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毛澤東也指正過歷史小說。在閱讀李健侯的《永昌演義》一書后，毛澤東提出，“實則吾國自秦以來二千余年推動社會向前進步者主要的是農民戰爭”，他還建議作者將該書按這個觀點加以改造，“極有教育人民的作用”。
毛澤東的上述舉動有力地助推了馬克思主義史學在延安的發展。隨著史學人才的集聚與成長，延安地區自1937年以后逐步形成一支頗具聲勢的史學隊伍，諸如范文瀾、尹達、呂振羽、何干之、葉蠖生、金燦然等專業史家濟濟一堂。他們以延安中央研究院以及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等高校為依托，利用現有條件，開展學術研究和史學活動，在中國通史、中國近代史、中國思想史、中國革命史等領域有不少創獲，其學術規模和影響力不斷增長，延安由此成為當時國內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地域。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對史學專門人才的會聚、史學專門機構的創立、史學研究條件的配備、史家治學方向的確定、史學研究氛圍的塑造等，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親自參與中國史學的理論構建
毛澤東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所作的貢獻還體現在其親自參與了中國史學的理論構建。毛澤東提出的有關論斷，吸收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界的研究成果，對中國歷史作了宏觀把握，涉及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中共黨史等領域，形成了前后相續、自成一體的中國歷史的理論體系。這些主張集中體現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1939年）、《五四運動》（1939年）、《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如何研究中共黨史》（1942年）等著述中。
在中國古代史方面，圍繞古代社會性質的認定，毛澤東吸收學界有關成果，提出了一套具有重要影響的古代史分期主張。由毛澤東與延安學人合撰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指出：“中國自從脫離奴隸制度進到封建制度以后，這個封建制度，則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多年。”該書作為“供各學校、各訓練班教課及在職干部自修學習之用”的課本，經毛澤東審定并被收入《毛澤東選集》，也體現了毛澤東的重視。
對于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情況，《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作出了許多重要論斷。作者概括了中國古代社會的一些主要特點，如“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封建統治階級地主、貴族和皇帝手中，農民則只有很少或沒有土地；統治者靠剝削農民的地租過活，還強迫農民繳納貢稅和從事無價的勞役；封建國家是這套制度的保護者等。關于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進程，作者認為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壓迫造成農民極端窮苦、落后，就是“中國社會幾千年在經濟上和社會生活上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對于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作者認為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在這樣的社會中，只有農民與手工業工人是創造財富與創造文化的基本的階級”。針對古代社會的發展動力，作者認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迫使農民暴動，“只有這種農民暴動與農民戰爭，才是中國歷史進化的真正動力”。這一系列論斷對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情況進行了清晰描述，勾勒出中國古代社會運行的內在規律和邏輯。從中可以看出，除了固有的經濟基礎分析外，階級分析理論是該分析框架最為核心的方法論要素。這套分析框架從政治、經濟、軍事等角度對封建社會作了概述，是封建社會的橫向展開，與前述圍繞古代社會性質所作的歷史分期相配合——后者是對中國歷史的縱向展開，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敘事框架。這一敘事框架對后來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基本理論遵循。
在中國近代史研究方面，毛澤東建構了以新民主主義理論為核心的近代革命話語體系，由此奠定了近代史研究的總體框架。針對近代史研究的分期標準和方法，毛澤東強調了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因素的重要，他撰寫的《五四運動》《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將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視作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最重要的階段性轉變。其中以五四運動為節點，將中國近代史區分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并以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作為兩個階段的劃分標準，即前一階段的政治指導者為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后一階段則為無產階級。在這一分期方式中，五四運動被賦予了極其重要的意義，是中國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的標志。
對于近代中國社會的基本情況，毛澤東也提出了總體性論斷。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他論述了中國近代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點，指出自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已經一步一步的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對于帝國主義侵略給中國社會造成的影響，毛澤東指出，“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殘余與人民大眾的矛盾：這就是現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前者是“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偉大的近代與現代的中國革命，是在這些基本矛盾的基礎之上發生和發展起來的。”該文還提出了近代史的主要線索：“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殘余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與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
毛澤東的這些論斷，分析了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進程、內在矛盾、性質和特點，揭示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內在運行規律，并給出了相應的歷史分期方案，由此展現出一種革命史觀，將近代中國社會描述為不斷趨向革命并最終取得革命勝利的時代圖景。這一歷史敘事型塑了此后數十年的中國近代史撰述并影響至今，構成了現當代中國近代史言說的主流話語。
在中共黨史研究方面，毛澤東也提出了一套對中共黨史撰述產生重大影響的框架體系，推動黨史研究實現了從指導理論到書寫實踐的雙重統一。這除了體現在前述的《如何研究中共黨史》（1942年）等著述中外，還體現在毛澤東主持編輯的《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1942年）、《兩條路線》（1943年）等黨史文獻中。
一方面，毛澤東針對中共黨史研究提出了初步的學科指導理論，涉及研究對象、立場、研究方法、分期等問題。他主張“用整個黨的發展過程做我們研究的對象”，“不是研究個別細節，而是研究路線和政策”；在研究方法上，他主張“全面的歷史的方法”，也即“古今中外法”；在分期上，他提出大革命時期、內戰時期、抗日時期三階段劃分法；在立場上，他強調“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
另一方面，毛澤東推進了黨史敘事內容的統一，由此形成了“一條道路、兩種趨向、六重維度”的敘述模式。“一條道路”，即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毛澤東在前述篇章中提出并論證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指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日漸成為1949年以前的中共黨史（即中共革命史）的另一種表述形式。“兩種趨向”，即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奮斗趨向與各種機會主義錯誤趨向的斗爭歷程，也即兩種路線斗爭的歷史，此后演化成中共黨史敘事的主線。“六重維度”，即從反帝反封建、武裝斗爭、統一戰線、根據地建設、黨內路線斗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6個維度透視與展現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進程。它源于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對中國共產黨18年經驗的總結，認為從取勝法寶意義上來講，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的歷史。在此基礎上，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年）和劉少奇的《論黨》（1945年）等文獻，通過進一步擴展和深化，將三重黨史認識維度擴展為前述六重，中共黨史的基本敘事內容由此確定。總之，毛澤東的上述主張對中共黨史研究的學科化和規范化起到了直接的推進作用。
此外，毛澤東的其他相關重要論述也同樣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如他在《論聯合政府》（1945年）中所說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就凸顯出一種典型的“人民史觀”，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對于中國史、世界史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四、掀起中共黨史學習和研究運動，主持起草《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延安時期，毛澤東主導了一場范圍及于全黨的中共黨史學習和研究運動。這場運動以總結經驗教訓、鍛造黨內共識、塑造新的政治和理論權威為目的。它與整風運動深度嵌合，將史學活動融入政黨活動中，最終創造產生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這樣獨具特色的歷史文本，是一場富于史學特色的政治運動，也是一種寓有政治深意的史學活動。
在1938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主張，其旨趣在于批評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理論家，并號召全黨開展學習運動，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研究中國歷史和現實。中國共產黨黨內有組織地掀起了一場學習運動，歷史學習和研究成為其中的重要內容。
1940年3月，王明將其之前所寫的集中反映其錯誤觀點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一書，在延安印了第3版，以理論權威自居，表示要以該書幫助新黨員“學習黨的建設和中共歷史”。與此同時，在1940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主張將蘇維埃運動后期的“左”的政策錯誤定性為路線錯誤，遭到部分人的反對。這使得毛澤東更深刻地認識到黨史研究的重要性。在研究黨的六大以來的文件時，毛澤東“愈來愈深入地從中找出他要提出的問題——兩條路線的問題”，同時也找到了王明等人推行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可靠的根據”。
在逐步推進整風運動的過程中，毛澤東特別強調歷史學習與研究。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他號召有組織地研究近百年中國史，并建議以《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為研究馬列主義的中心材料。在1941年9月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再次討論了黨史問題，強調應當把蘇維埃運動后期所犯的錯誤視作路線錯誤。此后，開展黨史學習和研究的群體逐步擴大，由政治局擴展到高級干部，再擴展到普通干部，這是一個將黨內高層的黨史共識逐步推向全黨的過程，中共中央為此也出臺了系列文件進行引導，普遍整風自1942年開始后更是如此。毛澤東還曾于其間為中共中央學習組作《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報告，為黨史研究錨定方向。嗣后又提議編印《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以為黨史學習助力。
鑒于黨史學習所取得的效果，高級干部整風開始由政治路線討論向思想作風整頓轉變，中共中央宣傳部在1942年4月向全黨發出《關于在延安研究討論中央決定與毛澤東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不久，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就延安的學習與檢查工作發言時，提出研究黨的歷史的學習計劃暫停一個時期，集中精力學習整風文獻。但在全面整風過程中，王明沒有放棄自己的主張，所以1943年下半年普遍整風基本結束后，中共中央決定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中央路線問題，重啟高級干部的黨史學習和研究。在具體措施上，一方面是編輯黨史資料集《兩條路線》，目的在于供黨的七大代表和延安高級干部進行研究。另一方面是在中央領導干部中繼續討論黨的歷史上之路線斗爭問題。在9—1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央書記處會議、西北局高干會議上，毛澤東多次批評王明的錯誤路線，王明最終向黨中央寫信，聲明放棄自己的觀點。這意味著中共政治局整風會議終于形成完全一致的認識。到1944年春以后，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進入新的階段，即對整風成果進行總結，討論形成歷史決議。
對于《歷史決議》，其實早在1941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后，就曾由毛澤東牽頭成立的“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起草過一個《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但因為時機不成熟，草案被擱置。經過整風和黨史學習后，中共中央又于1944年5月重新成立了“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隨后以前述草案為底本，經由任弼時、胡喬木、張聞天、毛澤東等不斷重寫和修訂，最終形成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在1945年召開的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上原則通過后，又在同年8月召開的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上一致通過。這是延安黨史學習和研究活動在經過數年醞釀和推進后，終于達成黨內共識的象征。
《歷史決議》是一份體現全黨意志的黨史范本，為中共黨史研究中許多基本問題的認識提供了經典、權威的表述，此后逐步成為中共黨史學習和研究的指導性文件。《歷史決議》對中共黨史上的若干重要歷史事件給出了定論，如對于八七會議、中共六大、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遵義會議等，都有明確的定論，為此前認識不一的黨史評價提供了一個標桿。《歷史決議》還分析了歷次“左”傾、右傾錯誤的內容、危害及根源，總結了中國革命的經驗，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給予了高度肯定。《歷史決議》在處理如何正確對待和克服黨內錯誤的問題時，展現出前瞻性和科學性，尤其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展現出歷史的智慧，在方法論上體現出了歷史唯物主義。
五、將史鑒智慧出色地運用于革命實踐中
延安時期，毛澤東重視且善于從歷史中汲取智慧，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現實運用提供了光輝典范。毛澤東酷愛讀書，他讀的各類書中以歷史書最多，是讀通了中國歷史的人。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從中國歷史中提取革命工作的思想資源和實踐經驗，總結其中的方法論，運用于革命斗爭。
這一方面體現在毛澤東善于從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中吸取思想資源，用于中國革命理論的創新。其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以下簡稱“兩半論”）尤為典型。這個由列寧、蔡和森等提出，黨的六大予以確認的論斷，在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論戰中得到充分論證，在毛澤東這里集大成并得到完整表述，可謂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一項重要成果，構成了毛澤東諸多理論創新的基石性論斷。如新民主主義理論，毛澤東認為它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在他看來，由于中國社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中國革命的任務主要就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對內推翻封建殘余的壓迫”。雖然這場革命是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但同時也是在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因而這場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即“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可見，新民主主義理論存在一個邏輯起點，即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而“兩半論”就是關鍵答案。此外，毛澤東對農村包圍城市道路、土地革命等革命主張的論證，也都與“兩半論”息息相關。
在創新黨的執政理論和黨群關系理論上，毛澤東從歷史傳統中吸收了不少資源。最著名的莫過于1945年毛澤東與黃炎培有關歷史周期率的對話，毛澤東提到只有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才能“跳出這周期率”，這反映了毛澤東對于構建新式民主政府的歷史性思考。面對延安整風和建黨建軍所取得的成就，毛澤東倡議全黨學習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以李自成為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又如延安時期針對征稅過重引發鄉民抱怨之事，毛澤東對黨內干部強調，每個共產黨人都要學習唐朝宰相魏征君舟民水、載舟覆舟的理念，指出“我們共產黨是為人民謀利益的，是人民的代表，人心向背是成敗的關鍵”。又如1944年，他引用西漢史學家司馬遷“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的名言，來稱贊張思德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這些理念以史為鑒，繼承和發揚了中國古代民本傳統，豐富了黨的執政理論和黨群關系理論。
此外，毛澤東還注重吸收傳統思想的文化資源，推進哲學理論的創新。在《實踐論》中，他結合中國哲學史有關知行關系的討論，分析認識和實踐的關系，揭示了認識的辯證發展過程。在《矛盾論》中，他又吸收傳統哲學中的“自相矛盾”“相反相成”等理念，結合大量歷史事例，闡述矛盾的存在、發展與轉化規律，豐富和發展了馬列主義和中國哲學。又如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毛澤東將《漢書》中記載的“實事求是”用馬列主義的話語重新闡釋，解釋為從實際情況出發，從中引出事物的固有規律作為行動向導。“實事求是”這個古語由此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并在隨后的歲月里演化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路線。
另一方面，毛澤東還善于推進歷史文化資源的現代轉化，以服務于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具體事例不勝枚舉。如在對敵策略方面，毛澤東曾在中共七大上，用老子的“不為天下先”、《左傳》的“退避三舍”、《禮記》的“禮尚往來”等典故，描述對國民黨自衛反擊策略的三條方針、原則。在戰略戰術方面，毛澤東在論述抗日游擊戰爭需要以根據地為依托時，以歷史上流寇主義的農民戰爭都未成功作告誡，強調清除流寇主義觀念的必要性。他所提出的戰略上“以一當十”、戰術上“以十當一”的根本制勝法則，也直接繼承了孫子“十則圍之”“十攻其一”的策略思想。在統戰工作方面，1942年毛澤東曾建議黨內負責統戰工作的干部學習“中國古老哲學的方法論”。在青年教育方面，毛澤東曾于1938年用《后漢書》中關于鄧禹“休兵北道，就糧養士”的記載，動員延安青年去洛川“就食”謀發展；他還曾以“黔之驢”的典故教育魯迅藝術學院畢業的干部不要擺知識分子的架子，要與本地干部加強團結。
以上這些例子，集中體現了毛澤東對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創新性發展。通過毛澤東的創造性詮釋，傳統文化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對黨領導的革命工作產生了積極影響。這是以馬克思主義原理重釋和再造中華優秀文化因子的杰出成就，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經世的極高成就。
六、結語
總體來看，延安時期，毛澤東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作出的貢獻是多層面且富有創造性的。在史學價值論上，他將歷史知識視作指導革命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將史學效用論提升到新的高度；在助推專業史學研究的發展上，毛澤東為延安史家群體的聚集、史學資料的收集、史學機構的創立、專門研究的開展等作出了貢獻，由此推進了延安馬克思主義史學重鎮的形成；在史著創作上，毛澤東親自撰述、編寫了一系列相關著述，構建了一個前后相續、自成一體的中國歷史的理論體系；在史學活動上，毛澤東領導掀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中共黨史學習和研究運動，中國共產黨形成了《歷史決議》這一獨具特色的歷史文本。毛澤東還將史鑒智慧出色地運用于革命理論創新和具體革命實踐中，為馬克思主義史學之現實運用提供了光輝典范。這些工作在中國學術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是中國史學與中國革命交相輝映的產物，它們從不同層面發展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學術形態，對當時乃至后世的中國史學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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