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浦”地區(qū)是南京外圍的江浦、浦鎮(zhèn)和浦口三個區(qū)域的統(tǒng)稱。渡江戰(zhàn)役打響之前，這一地帶是長江中下游防線上唯一尚在蔣軍手中，由蔣軍重兵把守，并暴露在長江北岸的據點。駐守此地的主要是國民黨96軍和駐蕪湖策應南京浦口的106軍。這個態(tài)勢對人民解放軍發(fā)起渡江戰(zhàn)役、直接解放南京極為不利。為了減少渡江戰(zhàn)役阻力，順利渡過長江、解放南京，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員會書記張執(zhí)一和委員李正文等領導我黨地下情報組織人員段伯宇等人，對駐守三浦地區(qū)一帶的國民黨軍高級將領進行了一系列秘密策反活動……
深入敵營
淮海戰(zhàn)役勝利后，人民解放軍陳兵江北、飲馬長江，兵鋒直指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中心——南京。為了實現隔江對峙、南北分治，以期待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在美、英、法等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再作反攻的圖謀，蔣介石在長江沿線部署重兵負隅頑抗。蔣軍將長江防務劃分為兩大戰(zhàn)區(qū)，以對抗解放軍橫渡長江。湖口以西至宜昌955公里為西防務區(qū)，轄兵力40個師，歸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指揮；湖口以東至上海814公里為東防務區(qū)，是國民黨軍的重點，轄兵力75個師，歸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指揮。具體部署第8兵團的55軍、68軍、96軍等三個軍防御銅陵至馬鞍山段，以位于皖南涇縣地區(qū)的第17兵團106軍為預備隊；以第6兵團及首都衛(wèi)戍總部的28軍、45軍、99軍共三個軍防御馬鞍山至鎮(zhèn)江以西地段，置重點于南京及其外圍地區(qū)；以第一綏靖區(qū)的第4軍、21軍、51軍、123軍等四個軍防御鎮(zhèn)江至江陰的福山鎮(zhèn)段，位于丹陽武進地區(qū)的54軍為預備隊；在南京至上海之間有江寧、江陰和吳淞等三個要塞，分屬第6兵團、首都衛(wèi)戍總部及第一綏靖區(qū)與淞滬警備司令部。
為加強鎮(zhèn)江與南京段江防，蔣介石派遣國防部保密技術總隊，在這段江面上敷設水雷、水底雷、漂浮雷，在沙灘上埋布地雷，并以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末期美國贈給中國的八艘軍艦為主，組成第二艦隊，在英帝國主義遠東艦隊掩護下，游弋在南京周圍江面，掩護蔣軍守衛(wèi)南京。為強化所謂的江防，1949年1月5日，湯恩伯的京滬杭警備司令部從常州遷來南京的孝陵衛(wèi)。大戰(zhàn)在即，為了避免和減少我軍傷亡，減輕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損失，我黨充分利用隱蔽戰(zhàn)線的地下組織，開展大量策反敵軍工作。全程參與動員和策反蔣軍將領工作的主要工作人員是段伯宇。
◆段伯宇（左）、段仲宇（右）。
當時，段伯宇是國民黨蔣介石軍務局情報科科長，少將軍銜。他雖然每天出入南京國民黨總統(tǒng)府，甚至可以向蔣介石直接面呈軍情，但真實身份卻是受周恩來直接領導的、深潛在敵人首腦內部的中共地下黨員。段伯宇結合解放戰(zhàn)爭開始以來國共兩軍戰(zhàn)況形勢，在蔣軍內部秘密宣傳我黨的政治主張，贏得了大量蔣介石嫡系部隊中反對打內戰(zhàn)、向往光明的正直軍人的信任。他先后策反了在陸軍大學特七期的同學萬建蕃、賈亦斌、劉農畯、宋光烈、宋健人、王海嶠、董嘉瑞等人。這些國軍將領在中共上海策反委員會李正文等人的領導下，又開展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形成了從上海到安慶沿江千里的一條地下戰(zhàn)線。
1949年3月12日，賈亦斌從浙江溪口返回上海，便投入到緊張的策反活動中。他與段伯宇和李正文一起趕到駐扎在大場的國民黨青年軍209師，對師長方懋楷進一步開展秘密策反工作。青年軍第209師少將師長方懋楷和賈亦斌是步兵學校的同學，友情甚篤，多次向賈亦斌表示反對蔣介石打內戰(zhàn)。方懋楷在重慶陸軍大學學習時，曾與中共駐重慶代表（南方局）董必武、王若飛等同志有過深度交流，做了不少工作。方懋楷當時表現得非常進步，他常說：“國民黨不行嘛！太腐敗了嘛！無可救藥了！”之后，賈亦斌又聯系到第10軍干校的同學劉衛(wèi)。劉衛(wèi)是國民黨第51軍所轄的第41師師長，他的部隊駐扎在揚中縣。劉衛(wèi)向賈亦斌表示愿意在適當的時機“有所行動”。
除了方懋楷和劉衛(wèi)之外，三人還聯絡了江蘇省保安第2旅旅長周敬亭，江蘇省保安第3旅旅長李煥閣以及江西省保安總隊、裝甲兵部隊某營軍官等許多蔣軍官兵，大家都表示反對內戰(zhàn)，愿意與我黨我軍聯系，至少保持中立，不反對起義，不破壞起義。
接著，三個人又趕到常州，與江蘇保安總隊總隊長齊國榰進行了秘密接觸。江蘇保安總隊有近萬人武裝，此時駐扎在溧陽一帶。齊國榰40歲不到，官居少將，為人豪爽，富有愛國心，追求進步，對蔣介石的內戰(zhàn)政策十分反感，而且與段伯宇的弟弟段仲宇是國民黨中央軍校的同學，關系尚好。經過段伯宇的教育爭取，他表示愿意在解放軍向京滬杭地區(qū)進軍時舉行起義，并向李、段提出了參加共產黨的要求。李正文對齊國榰的進步表現給予了熱情鼓勵，詳細詢問了部隊的人數、裝備、駐扎地區(qū)、官兵政治思想狀態(tài)等有關情況。他建議齊國榰進一步采取措施，把保安部隊牢牢地控制在手里，伺機起義。后來，由于臨事不周，齊國榰的起義活動暴露，他被迫出走，起義未能成功。但江蘇省保安總隊萬余人受齊國榰消極內戰(zhàn)的影響，在人民解放軍渡江后，在金壇和溧陽一帶投向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齊國榰曾擔任江蘇省城建廳副廳長等職。
開展策反工作
離開常州后，李正文和段伯宇聯絡到宋健人，三人趕到南京，準備對駐浦口、蕪湖地區(qū)的部隊進一步做工作。他們的主要目標是國民黨第106軍中將軍長王修身。
此時，正值南京地下民革準備發(fā)動500多人在京滬等地進行暴動，策應人民解放軍渡江。不料機事不密，被國民黨特務偵知，于是大肆抓人。這起“京滬暴動案”一時間鬧得滿城風雨，南京處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冒著巨大的風險，王修身在南京家中熱情地接待了秘密來訪的李正文、段伯宇和宋健人。
王修身是河南項城人，早年畢業(yè)于西北軍干部學校，曾任馮玉祥衛(wèi)隊旅旅長。1935年，王修身就官居少將，翌年任第32師師長，抗日戰(zhàn)爭中率部參加過淞滬、隨棗、長沙等戰(zhàn)役。1944年，他在陸軍大學特七期學習時結識了段伯宇，成為同窗后建立了很深的友誼。此時的王修身已年近半百，他待人誠懇、講義氣、重感情，有西北漢子那種愿為朋友兩肋插刀的豪氣。由于長期受馮玉祥將軍愛國愛民思想的熏陶，他對蔣介石打內戰(zhàn)是極不滿的。1946年，他任第17軍官總隊總隊長時家住南京，每次回家他都和段伯宇等陸大特七期同學相聚，交換對時局的看法。段伯宇高屋建瓴的透徹分析，常常使王修身大為折服。淮海戰(zhàn)役結束后，106軍被調到安徽蕪湖駐防，負責防守150公里的長江防線。王修身私下曾向段伯宇表示，他實在不愿與共產黨兵戎相見，打內戰(zhàn)沒有任何前途，跟蔣介石走下去沒有出路，希望能與共產黨建立秘密聯系，走光榮自新之路。
◆南京城墻。
然而，在李正文和段伯宇上門拜訪的時候，王修身受到蔣介石的懷疑，處境和心情都很不好。原來就在不久前，他麾下的第282師被另一個中共地下組織策反，師長張奇于2月7日陣前起義，率部投奔長江以北。這一來使長江防線出現了一個近百里長的大缺口，蔣介石和湯恩伯都大為震怒。王修身作為軍長自然難逃罪責。再加上王修身和張奇都是馮玉祥的西北系，而馮玉祥又在美國公開反蔣，這使蔣介石難免要懷疑王修身是否暗中對張奇“放了一馬”。
了解到這一情況后，李正文、段伯宇與王修身進行了坦率、誠懇的談話。他們曉以大義，陳明利害，反復闡明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王修身靜靜地聆聽著，邊聽邊沉思。最后，王修身表態(tài)決定，在解放軍發(fā)起渡江作戰(zhàn)時，駐守在蕪湖地區(qū)100多公里長的沿江防線上的106軍在陣地前沿不作抵抗，并相機策應，還提出起義后希望保留軍長職位的要求。
蕪湖距南京100公里左右，對南京的策應顯然是很容易的。與王修身短暫接觸后，李正文有急事趕回了上海。段伯宇和宋健人繼續(xù)留在南京開展策反工作。
國民黨第96軍是第八綏靖區(qū)劉汝明領導下的部隊，1948年底派駐浦口。自1948年12月，長江水上交通就被封鎖，水上航行的船只只能靠南岸行使，南北交通被切斷，為進一步強化封鎖江面，1949年2月，制定了“江面交通管制辦法”。大戰(zhàn)之前，段伯宇和李正文曾欲秘密會見該軍中將軍長于兆龍，但因為于兆龍率部駐扎在浦口，不住在南京城里，加之長江已被國民黨海軍嚴密封鎖，渡江過去與于兆龍見面風險太大，容易暴露目標，段伯宇等人只能以靜制動，等待時機。
◆渡江戰(zhàn)役前，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在原江浦地區(qū)開展水上練兵。
于兆龍也是西北軍馮玉祥的老部下，反蔣反內戰(zhàn)的態(tài)度比較堅定，曾在中共秘密黨員方振武所部任過營長。在陸大特七期學習期間，與段伯宇建立了很深的友誼。他為人很重義氣，每次從前線回到南京家中小憩，都與段伯宇等陸大同學聚會，言談中明確表示了反對蔣介石打內戰(zhàn)的態(tài)度。淮海戰(zhàn)役期間，他的96軍隸屬于劉汝明的第8兵團，擺在蚌埠作預備隊。退到長江防線后，被擺在江北橋頭堡，這明擺著是將他作為擋頭陣的“炮灰”，這更增加了他的反感和離心傾向。
戰(zhàn)局緊迫，時不我待。段伯宇等不及了，他冒險來到于兆龍在南京的家中，用他家的直通電話聯絡于兆龍。大家通過彼此都能聽得懂的語言方式進行了隱晦的交流。從電話中段伯宇了解到于兆龍態(tài)度很好，一切仍然能夠按照以前說過的方案進行，即我解放大軍渡江時，他所部的96軍不作抵抗、主動撤退、放開陣地、讓我軍長驅直入。
兩個軍的部隊，少說也有四五萬人。如果王修身和于兆龍兩位軍長能夠兌現他們的諾言，無疑將非常有利于我解放大軍的渡江作戰(zhàn)，一定能減少我軍的人員傷亡損失。
為了繼續(xù)做好聯絡和策應工作，段伯宇特地將宋健人留在南京，作為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員會派駐這兩個軍的代表，與王修身、于兆龍兩位軍長隨時保持聯絡。
“三浦”特殊戰(zhàn)斗的勝利
就在人民解放軍準備大舉渡江作戰(zhàn)前夕，國民黨軍也緊鑼密鼓地對長江防線進行調整。王修身所部106軍在江防之戰(zhàn)發(fā)生前突然被調往皖南，荻港至蕪湖一帶的長江防線改由馬師恭的第88軍接防。這位馬師恭曾當過傘兵司令，在農工民主黨引導配合下，與我黨地下組織進行了聯系，進一步明了時勢，他剛接防就再三要求辭職，不等批準就匆匆離去，最后走上了起義道路。
為了守住南京的北大門，1949年2月初，湯恩伯將于兆龍的第96軍從南京的外圍“三浦”調離，部署在南京西側的銅井至馬鞍山一帶，改由國民黨蔣軍嫡系第28軍接管“三浦”。該軍奉命在江浦縣城及浦鎮(zhèn)、浦口等地構筑明碉暗堡，陣地前面挖有裝滿水的外壕，架鐵絲網，還埋設了大量地雷，又在沿江、沿公路一帶及背面的大小山頭筑起重重防線，準備決一死戰(zhàn)。
◆圍繞南京長江南北岸的軍事部署。
1949年4月20日，國民黨南京政府拒絕在國共兩黨代表團擬定的“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毛澤東、朱德立即發(fā)布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按照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及前線指揮部的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5軍于20日15時55分正式發(fā)起“三浦”戰(zhàn)役，首攻江浦縣城。這是渡江戰(zhàn)役的前奏和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南京解放的前奏。敵第28軍是一支裝備精良，頗有戰(zhàn)斗力的反動軍隊，在淮海戰(zhàn)役沒有遭到我軍嚴重打擊，氣焰囂張，他們憑借苦心經營的堅固工事和“確保首都安全”的死令拼命頑抗，給我軍戰(zhàn)斗增加了一定困難。我第35軍在解放“三浦”戰(zhàn)役中前仆后繼，英勇作戰(zhàn)，至22日，占領浦口，使“三浦”地區(qū)全部獲得解放。據不完全統(tǒng)計，此役我軍共犧牲250多人，傷500多人，付出了較大的代價。第28軍殘部逃離南京后，在蘇南被人民解放軍全殲。
◆三浦戰(zhàn)役前夕，35軍在江浦城北舉行誓師大會。
“三浦”地區(qū)全境解放后，與浦口隔江而望的南京下關一帶便清晰可見了，國民黨首都南京處于“兵臨城下”的境地。在渡江戰(zhàn)役中，安徽中部裕溪口至樅陽鎮(zhèn)100多公里地段上，恰是國民黨軍第96軍布防，在軍長于兆龍的指揮下，部隊并沒有作出有效抵抗。人民解放軍突破長江防線后，由于家屬已被蔣介石挾持到臺灣，于兆龍和王修身兩位軍長暫時還不能率部起義，只好帶領96軍和106軍殘部隨蔣軍潰退到福建重新整編。在兩位軍長的暗示下，他們的部隊在作戰(zhàn)中大都沒有作過有效的抵抗，最終全部向解放軍投誠了。這兩支部隊的瓦解，對蔣介石把福建作為臺灣屏障的圖謀破產和減少我軍作戰(zhàn)傷亡都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1949年4月23日拂曉，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5軍接到立即搶占南京的命令。23日深夜至24日晨，第35軍開始整營、整團渡江，由下關經挹江門、中山北路向總統(tǒng)府進軍，最終將紅旗插上了總統(tǒng)府，南京城宣告解放。歷史從此翻開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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