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高度評價說，毛澤東展現了“坦蕩寬廣的胸懷境界”。這在毛澤東用人待人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團結犯過錯誤的博古
毛澤東在1949年3月寫的《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中寫道：“我們當中還有犯過很大錯誤的人，不要嫌這些人，要準備和他們一道工作。”毛澤東以博大胸襟，廣泛團結同志，即使是過去犯過錯誤的人、整過自己的人，他都善于將他們團結在黨中央周圍，為黨的事業共同奮斗。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危害極大的“左”傾教條主義領導人中，博古是一個代表人物。遵義會議不久，在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中央決定，博古不再擔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他交出了中共中央最高領導權。但是，毛澤東對待這樣一位犯過嚴重錯誤的同志，仍然滿腔熱忱地團結，經過認真考慮并征得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的同意，任命他為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并與他在一起和諧相處，共同工作，在長征中患難與共，有重要事情也征求他的意見。因此，博古也對毛澤東予以堅定支持，在中央紅軍與張國燾分裂活動的較量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西安事變發生后，局勢非常復雜，為了爭取和平解決這次事變，達到全國人民團結共同抗日的目的，中國共產黨需要派一位具有較高思想水平和應變能力的領導干部和周恩來一起去西安處理重大事務。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考慮到了博古，派他與周恩來一起去西安。博古在西安與周恩來一起，在各方力量錯綜復雜、局勢隨時發生變化的復雜情況下，做了大量工作，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還委托博古領導他所擅長的新聞宣傳工作。博古在延安創辦了共產黨的重要報紙《解放日報》，并創辦了延安新華社。在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情況下，博古領導我黨宣傳機構，率先在輿論上對國民黨進行反擊。他親自撰寫發表了一系列揭穿國民黨陰謀、呼吁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的文章，同時利用他在新聞界的影響力，號召各路媒體向國民黨施壓，停止摩擦，共同抗日。在國民黨頑固派即將進攻共產黨領導的邊區危急情況下，博古的文章及時而直接地揭露了他們的陰謀，并且有理有據地講明白了只有團結抗日才是中華民族最高利益的道理。在博古文章揭露和全國人民的高壓下，國民黨頑固派不得不停止軍事進攻邊區的計劃。博古以輿論新聞的力量阻止敵人退兵的兵不血刃法，受到毛澤東的稱贊，說他為抗日戰爭時期黨的新聞宣傳工作作出了重大貢獻。
左起：周恩來、毛澤東、博古合影。
1945年召開中共七大時，許多出席七大的代表對博古過去犯過錯誤，給黨的事業造成重大損失，記憶猶新，不愿意選他進中央委員會。毛澤東則認為，博古雖然犯過重大錯誤，但他對革命事業忠心耿耿，是有才華、有擔當、有大局觀、有很高的理論素養和領導能力的高級干部，便親自做對博古有看法的黨代表的工作，使博古在七大上順利當選為中央委員。之后，毛澤東繼續信任博古，不僅委以他主抓黨的宣傳工作的重任，有重大事務還特別委派他代表中共中央去處理。1946年2月，毛澤東和黨中央委派博古作為中共代表去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并且參加政治協商會議憲章審議小組的工作。會議結束后，博古乘坐的美式C-47運輸機在返程途中在山西興縣黑茶山突然墜機，博古和機組共17人全部遇難。毛澤東得知后十分悲痛，中共中央在延安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追悼會上，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給予博古偉大的共產主義者稱號。
毛澤東講過這樣的道理：“進行歷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領導者是一個狹隘的小團體是不行的，黨內僅有一些委瑣不識大體、沒有遠見、沒有能力的領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毛澤東以博大胸襟團結犯過錯誤也整過自己的博古，正是源自他爭取中華民族獨立和解放、爭取革命勝利之崇高理想和追求。
團結反對過自己的凱豐
毛澤東說過：我們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還要善于團結那些反對自己并且已被實踐證明是反對錯了的人。他還說過，要“主動團結反對過自己的人一道工作”。在這方面，毛澤東作出了榜樣。凱豐就是曾經激烈反對過毛澤東的人。但是，毛澤東卻熱情團結凱豐，委以重任;凱豐感念毛澤東的人格魅力，堅決擁護毛澤東的領導，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凱豐原名何克全，曾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1年任團廣東省委書記時，化名“凱豐”，1934年1月在瑞金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增補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在1935年1月召開遵義會議前，凱豐受博古指使，三番兩次找聶榮臻談話，要聶榮臻支持博古，但是未成功。在遵義會議上，凱豐堅持擁護博古的錯誤路線和方針，站出來為博古的錯誤辯護。毛澤東與他展開了激烈爭論。毛澤東1962年1月會見日本訪華代表團時，回憶過當時二人面對面爭論的情形說：“遵義會議時，凱豐說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去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其實，打仗的事，怎么照書本去打?那時，這兩本書我只看過一本《三國演義》，另一本《孫子兵法》，當時我并沒有看過，那個同志硬說我看過。我問他《孫子兵法》共有幾篇，第一篇的題目叫什么?他答不上來。其實他也沒有看過。從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孫子兵法》。”凱豐在遵義會議上辯論不過毛澤東。在遵義會議的最后階段，他在事實面前也不得不承認博古和李德犯了軍事路線錯誤，但又堅決反對撤掉他們的指揮權。會議事實上確定毛澤東在紅軍的領導地位，凱豐也不服，還放狠話說：“誰正確，誰錯誤，走著瞧!”在遵義會議之后召開的“雞鳴三省”會議上，中央免除了凱豐紅9軍團黨代表的職務。遵義會議后，毛澤東領導紅軍擺脫困境的事實，使凱豐思想發生了明顯變化，轉而擁護毛澤東。他光明磊落，知錯就改，主動向中央作了檢查。中央恢復了他紅9軍團黨代表的職務。在黨中央、毛澤東與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進行斗爭時，凱豐堅定地站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一邊。當時張國燾主張南下，毛澤東和黨中央主張北上。凱豐明確支持北上，還寫了一篇長文《番民工作的幾個問題》，刊登在中共中央機關報《前進》上，批評張國燾搞的西北聯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聯邦”進去。這是最早公開批評張國燾的文章。
1937年12月，在延安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后排右一為毛澤東，前排左二為凱豐。
193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略方針的決定》否定了張國燾向川康退卻的主張。7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黑水縣的蘆花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和政治局會議，研究解決紅軍統一指揮和組織領導問題。凱豐在會上當面批評張國燾隨意退出通(江)、南(江)、巴(中)蘇區的錯誤。在8月間中央召開的沙窩會議、毛兒蓋會議和9月間召開的俄界會議上，凱豐旗幟鮮明地維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的統一，反對張國燾分裂中央、分裂紅軍的活動。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后，毛澤東提名、中央委任凱豐為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人。但是，凱豐在批判張國燾搞分裂主義時，又犯了一個錯誤。1937年2月27日，凱豐在延安發表了《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里》一文，這是黨史上最早系統批判張國燾分裂主義實質的文章。凱豐寫這篇文章本意是好的，也起到了系統批判張國燾分裂主義本質的作用，但錯誤在于：文章中引用了許多中央內部文件，在全面批判張國燾的同時，也不適當地把中央內部分歧公開化了。文章中還說：“國燾路線的性質是蘇維埃運動中一種特殊形式的右傾機會主義和軍閥、土匪主義”，這段話把紅四方面軍的干部戰士都說成“土匪”“軍閥”了。文章發表后引起紅四方面軍官兵的強烈不滿，加上一些同志在批判張國燾分裂主義時采取過火行為，引發了嚴重的后果：1937年4月3日，延安抗大學員中的原四方面軍的許世友等串聯30多人，準備遠走四川找自己的老部下劉子才，繼續在大山里打游擊，以此來證明自己對革命的忠誠。被及時發現后，許世友等人以準備“拖槍逃跑”的罪名而被捕。毛澤東了解事情經過后，嚴厲地批評了凱豐，說他未能把張國燾與紅四方面軍廣大干部戰士嚴格區分開來，還尖銳地指責：“凱豐同志，我看你是把他們逼上梁山嘛。”“你不分青紅皂白，一竿子橫掃一大片，居然連戰士都一起批了!”毛澤東很快就化解了這場危機。凱豐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對毛澤東的處事藝術十分敬佩。毛澤東對再次犯錯誤的凱豐繼續予以信任和重用。
毛澤東說過，“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只有依靠成千成萬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針與辦法才能執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戰爭才能出現于中國，才能最后戰勝敵人。”從這個認識出發，毛澤東不僅以博大胸懷團結凱豐，還重用凱豐。他認為凱豐是我黨有能力有才華的干部，應該予以重用。1937年，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毛澤東讓凱豐為抗大譜寫一首新的校歌，以取代原來的《紅大校歌》。凱豐接到這一任務后，心潮澎湃，寫出了激動人心的《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校歌》歌詞。毛澤東審閱歌詞時說：“寫得不錯，完全符合抗大的辦學方針。”抗大學員唱著這首歌，無不心潮澎湃，激發出為民族解放、革命勝利奮斗不息的精神。這首歌一直傳唱至今。在1937年8月召開的洛川會議和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凱豐先后被選為中央軍事委員和政治局委員。1938年2月，凱豐去武漢工作，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宣傳部長。后來凱豐隨長江局遷到重慶。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準在重慶正式成立南方局，凱豐是六個常委之一，與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等一起，領導華南、西南各省黨的工作。經中央批準，凱豐擔任南方局宣傳部長，主抓宣傳和黨報工作。1940年底，凱豐回到延安，任中宣部副部長，主要負責黨的宣傳文化和干部教育方面的工作。1942年春，中國共產黨開展整風運動，同時也發動了文藝整風運動，已經擔任中宣部代部長的凱豐，在毛澤東領導下積極做文藝界的工作。他發現文藝界存在一些重要問題后，和毛澤東共同商定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他為籌備這次會議付出了很多心血。延安文藝座談會也由凱豐主持。5月23日，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凱豐為成功召開這次文藝座談會作出了重要貢獻。
1938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延安召開。左起：張聞天、康生、周恩來、凱豐、王明、毛澤東、任弼時、張國燾。
1945年，黨的七大選舉中央委員時，許多黨代表認為凱豐在江西蘇區時積極參與推行王明、博古的“左”傾路線，在遵義會議上又公然反對毛澤東，拒絕投他的票。但毛澤東認為，我們要以博大胸襟，善于團結反對自己且被實踐證明是反對錯了的人。毛澤東出于對凱豐關心，讓他在大會上對自己過去所犯路線錯誤作了檢查，爭取得到代表們的諒解。毛澤東還在代表中做了三次解釋工作。盡管毛澤東苦口婆心做了很多工作，凱豐還是落選了。對此，毛澤東深感惋惜。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央決定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派出2萬名干部去東北。凱豐與一批中央領導干部一起緊急開赴東北，踏上新征途。1945年9月14日成立中共東北局時，中央任命凱豐擔任東北局委員和宣傳部部長。
毛澤東不僅重用凱豐，還在重要問題上對他高度信任。新中國成立后，凱豐仍是中共東北局領導人之一。1952年上半年，凱豐兼任中共沈陽市委書記。此時他看到中央宣傳部2月19日編擬的《關于“三反”運動大型紀錄片攝制提綱》(草案)，其中有領導人鏡頭出現。凱豐認為不妥，便將意見反映給毛澤東。時任東北局書記的高崗得知這一情況后，十分惱火，認為凱豐直接向毛澤東反映意見是瞧不起他。凱豐據理力爭，倆人發生了激烈爭吵。2月26日高崗給毛澤東打電報表達對凱豐的不滿。毛澤東接到電報后，第二天就復電高崗說：“凱豐電報中主張拍軍隊一點是正確的，已采納。”“凱豐有意見(不論意見正確與否)打電報給我是好的，他以后有意見還可打電報來，有意見不打電報則不好。以上請轉告凱豐。”
1952年11月，凱豐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馬列學院院長。由于長期艱辛工作，凱豐積勞成疾，終因醫治無效，于1955年3月23日在京逝世，終年49歲。凱豐逝世后，中共中央對他的一生給予高度評價。
以博大胸懷對待王明
王明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在黨內執行“左”傾教條主義的主要領導人，在他領導和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遭到慘重損失。毛澤東客觀地評述道：“中國第一次王明路線搞了四年，對中國革命的損失最大。它把當時我們根據地的力量搞垮了90%，把白區搞垮了百分之百。”可以說，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幾乎使中國革命陷入絕境。抗日戰爭時期，時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成員的王明于1937年底回國。他剛回來就積極推行右傾錯誤主張。他在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系統地提出了右傾錯誤的主張。他提出“抗日者皆吾友，降日者皆吾敵”。他抹殺共產黨和國民黨在統一戰線中的原則區別，主張對國民黨的反人民政策遷就退讓，否定黨的獨立自主原則，鼓吹“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也就是一切經過和一切服從國民黨，反對中共建立抗日根據地、擁有自己的軍隊，認為有了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就可以了，“天下就會太平了”。由于王明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使黨內相當一部分同志相信了他的主張，還通過了王明擬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毛澤東事后坦言，“十二月會議上，我是孤立的”。但在毛澤東的堅決抵制下，王明的主張沒有成為黨的決議。此后不久，到武漢負責領導長江局工作的王明，進一步對國民黨的反動政策遷就退讓，不僅竭力推行他的右傾路線，還在軍事方面提出七個統一(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供給、統一作戰計劃、統一編制、統一作戰行動)。王明右傾錯誤反而助長了蔣介石向共產黨頻頻舉起屠刀，后來蔣介石發動的皖南事變，就使新四軍遭到嚴重損失。對此，毛澤東曾形容說，王明在和國民黨合作中，“梳妝打扮，送上門去”，卻被蔣介石“一個耳光，趕出大門”。但王明不知醒悟，一直堅持錯誤主張。1938年初，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應該告訴大家，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共領導人，他是在實際斗爭中鍛煉出來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競爭當領導人了。”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批判了王明的錯誤，撤銷了長江局，毛澤東成為書記處總領導人，統籌軍事方面的工作。這才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傾錯誤，使中國共產黨避免了又一次重大損失。從這個意義上，毛澤東說過，“六屆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
當時，全黨都認識到王明犯了重大錯誤，很多黨內領導干部主張不要讓王明再進書記處了。但毛澤東并沒有這樣做，而是仍然主張全會確定的中央書記處的五位書記要把王明也包括進去。由于毛澤東做了很多工作，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產生的書記處中，王明仍然是其中的成員之一。會后，毛澤東和黨中央讓王明留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中國女子大學校長等職，讓他繼續為黨工作。
1938年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澤東、王稼祥、朱德、項英、王明;后排左起：陳云、博古、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
延安整風時，黨內對王明接連犯的嚴重錯誤，認識更深刻了，召開黨的七大時，黨代表們多數不想選舉王明當中央委員，但毛澤東為了團結王明，極力主張七大仍然要選舉王明當中央委員，并且親自作出提議。毛澤東還在黨代表中做了很多說服工作，他曾這樣解釋說：“他們的錯誤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犯的，特別是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像一片汪洋大海，而中國還沒有什么小資產階級政黨，他們之中革命的人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然也把他們的思想情緒帶了進來，這是不足為怪的。現在經過整風，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經把是非看清楚了，就不應當太看重個人的責任。”在七大選舉中央委員之前，毛澤東做了很多代表的工作，希望他們能投王明一票。正式選舉中央委員會那天，毛澤東對于能不能把王明選為中央委員，很不放心。代表投票后，大會宣布：唱票時，代表們可以自由活動了。很多代表都走出會場自由活動去了，可是毛澤東不走，就坐在臺上聽唱票，一直等到唱票唱到王明的票過了半數，當選為中央委員，他才放心地走了。毛澤東后來說，如果王明選不上，大家心中都會不安的，一人向隅，滿座為之不歡。
黨的七大閉幕后，在毛澤東提議下，中央委任王明擔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協助中央研究國內外政治形勢，向中央提出重要意見和建議。這在當時，是中共中央核心機構中很重要的領導崗位。毛澤東還提議，由王明搞一個班子，專門研究和起草《婚姻法》。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主張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設新中國。對于黨內犯了嚴重錯誤的人，毛澤東更是主張要團結。為了團結王明，毛澤東給他分配了重要工作。王明不僅成為了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還被任命為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六屆六中全會期間主席團成員們的合影。左起：毛澤東、彭德懷、王稼祥、張聞天、朱德、博古、王明、康生、項英、劉少奇、陳云、周恩來。
1950年10月，王明因病前往蘇聯就醫，有三年多沒做任何工作。他1953年12月回國后，很多同志對他有意見，認為我們都熱火朝天建設新中國，王明卻在莫斯科養病，不應該再讓他擔任領導職務了。但是，毛澤東則做大家的工作，認為王明確實有病，有病就應該治療，去醫療條件較好的莫斯科治療也是應該的。王明回國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還委托時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的董必武前去看望他，并向王明轉達了中央書記處各位同志對他的問候，希望王明保養好自己的身體。王明回國期間，因為身體不好，一直在養病。1956年1月，王明又因病請假要去莫斯科治療和養病，毛澤東和黨中央很快就批準了他的請求。1956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籌備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致電在莫斯科治病的王明，希望他在身體狀況允許的情況下，回國參加會議。王明回電稱自己身體狀況不佳，不能回國參加會議，而且他在莫斯科還發表了許多批評、指責中國共產黨，攻擊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的話。在這種情況下，出席中共八大的黨代表們都不想選舉王明當中央委員了。毛澤東再一次出面做大家的工作，希望大家仍然選舉王明當中央委員。經過毛澤東親自做工作，黨的八大上，王明再次被選舉為中央委員。毛澤東請中共中央有關部門把這個情況及時通知王明，并且仍然關心他的身體，希望他安心治病，中央還一直給他支付全額工資和他的治療費用。
對于毛澤東極力主張選舉多年不工作、還在莫斯科攻擊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王明當中央委員，一些外國共產黨很不理解。1956年9月，毛澤東接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時，南共代表團就向毛澤東提出了這個疑問。毛澤東在回答中，講了這樣的道理：犯錯誤的人，也是教員，教育我們不能走他的路線。要讓我們黨接受教訓，以免重蹈覆轍。這樣去做，才是對待錯誤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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