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立峰認為，琉球王國為獨立王國，國王受明清皇帝冊封，奉其正朔，守禮虔誠。1609年被日本搶走奄美群島，國政亦受日本掣肘。二百余年間，面對日本的洶洶野心，琉球守禮卻武，茍且泰平，終被自顧不暇的清廷拋棄，1879年被日本吞并而亡國。其中的教訓可謂深刻。
（一）日本圖謀霸占琉球野心既久，琉球知而不防
1603年，德川幕府新立，德川家康勢平群雄，傲視海內，正是擴張野心聳動之時，謀劃南向弱小且與明朝瀛海遠隔的琉球發展，視為可進之途。為達此目的，日本編造出眾多理由，如獲得東亞貿易的主導地位或報復琉球的諸多非禮行為等，謀劃侵琉。1609年薩摩藩得幕府許可出兵琉球，以武劫琉，強行割走琉球王國域內北部的奄美諸島，“琉球三十六島”自此橫遭肢解。
顯而易見，這種憑借武力侵犯一獨立國家的主權并肢解其領土的罪惡行徑就是百分之百的侵略。日本只割奄美而未滅琉球，又秘不外宣，乃因其對豐臣敗于明朝之事記憶猶新，故尚憚于明朝實力，此時又恰逢明萬歷年間經濟發達、貿易繁盛之時，日本通過琉球打通貿易通道自然有大利可圖。權衡利弊，日本必取利己之策無疑。
琉球王國為模糊真相，每有冊封使至，便發布禁令，禁止懸掛日字牌匾廣告，與日有關的器物需全部隱藏，甚至不能在使團成員居住地附近演唱和歌。于是乎“（冊封使）冠船渡來時，沖繩之光景忽然面目一變，肅肅乎復如不知有日本”。日人皆“隱退山原，徐待支那人歸國。……和船亦早早離開那霸，常臨拋碇運天”，以讓冊封使團“在首里那霸間悠然度日”。使團成員若問琉人日本之事，皆搖首佯裝不知，“若絕不知有是國（日本）者”。此等“去日本化”足見王國憂慮之深，亦可見日本心機之深邃。
（二）日本吞并琉球卻以美言掩蓋蛇蝎之心
明治維新后，日本國力未強之時，便已制定向外擴張的目標，向西首先是朝鮮半島，進而中國東北地區；向南則首先是琉球，進而中國臺灣、南洋，甚至印度。1870年，日本外務省官員佐田白茅在秘密考察朝鮮后，在《上書》中稱：“全皇國為一大城，則若蝦夷、呂宋、琉球、滿清、朝鮮，皆皇國之藩屏也。蝦夷業既創開拓，滿清可交，朝鮮可伐，呂宋、琉球可唾手而取矣。”
1879年，日本以武力為背景，廢琉球藩設沖繩縣。松田道之一類日本政客，在琉球蠻橫無道，恣改歷史，明火執仗，搶掠無端，完全的強盜嘴臉。400年獨立一統之琉球王國自此被迫更衣迭綸，換名為“沖繩”，成日本國權轄下之一縣。日本吞并琉球，掠奪其財富，執東亞貿易之牛耳，這成為日本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重要一環?？梢哉f，日本吞并琉球，是其民族擴張主義侵略擴張行為的最真實表現，是近代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第一步，為此后攫取臺灣進而向南洋進軍創造了前提條件，也是資產階級踐行優勝劣汰進化論的典型示范，從而是世界正義史上必須鞭撻的罪惡行徑。但伊波普猷一類學者，從他所處的日本帝國主義時代出發，認為琉球王國數百年來中朱子學的毒頗深，已是沒有生氣、“營養不良”的半死的國家，按照優勝劣汰的理論，應該歡迎“廢藩置縣”。
（三）清廷的“仁”“禮”說教敵不過日本的實力政策
面對國破族亡的嚴重危機，琉球國王多次遣使赴清，請清政府出兵救援。但清政府尤其李鴻章之流對中琉多年的屬貢關系不負責任，實不視琉球為必要之地，對琉球的請求延宕不理，對于日本在琉球問題上的步步進逼，李鴻章以種種借口行軟弱退讓之實。
中日交涉時，1879年5月10日，清廷照會日方滿紙書生之氣。“琉球一國，世受中國冊封，奉中國正朔，入貢中國，于今已數百年。……琉球既服中國，而又服于貴國，中國知之，而未嘗罪之。此即中國認其自為一國之明證也。……其入貢中國一層，于中國無足為輕重也。……貴國無端滅人之國，絕人之祀，是貴國蔑視中國并各國也。……于貴國聲名無益，于各國公論亦未合。……以上所言即為兩國永遠顧全和好大局之言，貴國宜將廢球為縣一事，速行停止，則兩國和好之誼由此益敦。”值此國際形勢已發生根本變化、琉球面臨亡國危機的時刻，清廷尚以國際公論和道義制高點自居，并直接暴露己方底線，其迂腐軟弱呈露無遺，對日本的囂張氣焰毫無約束力。
日方的態度則截然相反，外務卿寺島宗則在7月16日致清政府的《說略》中妄稱：“蓋琉球為我南島久矣。……其文字、言語、神教無一莫非我國之物也。……乃謂琉球服屬兩國，天下豈有兩屬臣民乎哉？……夫琉球既非自為一國，則廢藩為縣者，耑由我政治之變革，而非滅人之國、絕人之祀者也。是系我國之內政，宜得自主而不容他邦之干涉也。……要之我于琉球，嘗征服之，治教之，與中國王大臣所謂受其職貢、聽其自為者不同，則廢藩一事，絕不與修好條規相交涉也。我政府固重鄰好，同文之邦，勢同輔車，……但至將廢藩一事停止，斷不能俯就。”寺島之說，謊言充斥，不掩欺騙之實，強詞奪理，彰顯固傲之態。
但8月22日清廷的回應照會在陳述中方主張后，又重復了許多應“以禮相待”，不應“蔑視中國”，“四海一家，公法具在”，“中國欲全和好大局”，“中國與貴國，實有唇齒相依之勢，區區琉球，何關輕重，必至因此而失邦交，亦殊非計”云云。這類“君子”之言，對日本當然毫無作用。9月日方提出《答辯備忘錄》，稱：“夫冊封之虛飾及附以朝貢偽名之贈物之詔媚，乃支那愛玩之戲具。我們認可這些事實，但這些事實能與我等基于遠異于支那的右述事實的占有主權對抗嗎？能夠產生不劣于其之權力即對該島之無上主權嗎？絕無此理。”“專有一國土地經久，便有權排斥他國對其土地之要求，此顯然是萬國認可之慣例。” 10月8日，日方再答更為明確：“蓋我國于琉球，征而服之，撫而理之，以其事實，而不以其虛文。……來文所舉，以為屬國之證者，謂冊封朝貢正朔，然冊封朝貢正朔則中外羈縻之文，具而要非政教之實也。……（日中）兩國同文友睦之誼，期之永遠。區區琉球，中國王大臣固謂其不關輕重，而何至遂引他人以圖辦理乎。末界微事，屑屑問難，竟非鄰交之美。”這些言論足顯近代日本外交之核心要素，即緊密結合的強權與利益。口稱“同文友睦”，實則倒打一耙，破壞兩國關系。日本這樣做，毫無羞恥之感。
（四）琉球亡國的教訓永啟后人
琉球作為中國的藩屬國，保護其安全是中國不容推辭的責任。結果因李鴻章固執錯誤之己念，致使整個琉球再無復舊希望，在東亞全部喪失其獨立王國地位，其民族精神和傳統文化亦逐漸被日同化，中琉關系亦未能維持。對清廷而言，琉球遠居海東，刀槍之戰無力打，口舌之戰打不贏，李鴻章只能“延宕”以挽留顏面。“延宕”實即放棄，成為中國近代外交的一大發明。李鴻章未履行宗主國責任、無視琉球君民泣血呼聲放手琉球而成歷史罪人，而清廷的軟弱對日本的侵略而言即成變相的推動。日本已摸準了清廷的底線，不久便以充斥強盜邏輯的“大陸政策”為指針，繼續在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上狂奔，為實現明治擴張夢不遺余力。
有觀點以為，“延宕”以后主動權在我，視形勢變化隨時可以中止“延宕”而重談、再談。企圖不以武力對抗日本軍國主義，僅欲以“再議”一類柔和方式來解決琉球問題，這其實是弱者的表現，也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世上何時、何處曾有此等便宜之事？尤其對于錙銖必較的日本軍國主義者。
琉球亡國的教訓可謂深刻，史書必記也。琉球以“守禮之邦”自詡，以實力西下的“大清”為靠山，貢禮最為恭順，但以“禮”為綱終不能護國；日本則追循國際形勢變化，以維新改革強國本，奉拓疆擴土為國是。1860年英法聯軍6000人打進北京，焚燒圓明園，劫掠財寶無數。這一實例無疑極大地刺激了日本的侵略擴張欲望，日本百分百學到的近代理念是，有實力就要擴張，實力不足也要擴張，在擴張中不斷增強實力，在擴張中對弱者必須毫不留情（所謂“近代合理主義”）；清政府腐朽軟弱，上下官僚腐敗已極，怠政無端，關鍵時刻不愿也無能力承擔宗主國的責任。以上實為琉球亡國之三主因也。
琉球被日本吞并，后人每念及此，則唏噓難抑，感慨萬端。琉球守禮罷兵，萬國津梁，其行友善，世難有雙；日本以兵對禮，強詞吞亡，其行殘忍，世無甚者。真可謂：國中必有戈，無戈不成國。否則惡鄰在旁，國必受殃，琉球其例也。
福澤諭吉1885年發表《脫亞論》，主張“謝絕亞細亞東方之惡友”，日本之“主義唯在脫亞二字”。1881年在《時事小言》中說：“茍立今日之世界大舞臺與西洋諸國人民爭鋒，不以兵馬之力為后盾，又能依賴何物。必須要先武后文。”“然需知古往今來，兵備乃國步進退之大本，外交上各種關系亦由此左右之。”福澤諭吉指中國、朝鮮為“惡友”，主張武力外交。這是其從世界近代史、東亞近代史及包括日本吞并琉球在內的日本幕末維新史反向總結出的教訓。這種典型的“文明霸權論”為日本近代軍國主義的發展，及其對東亞的侵略擴張提供了理論依據。日本近代軍國主義使東亞國家遭遇沉重禍害，故稱日本為近代東亞國家的“惡鄰”恰合其身。但令人遺憾的是，東亞國家久久未能認清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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