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留在壽陽和運城的足跡
一、壽陽“安定團結”糧食兩年翻番
大寨名揚四海，昔陽對外的影響日增，涌現出許多新鮮事物。學大寨經驗，走大寨道路，昔陽縣大寨式的先進單位層出不窮。昔陽縣農田基本建設熱浪滾滾，到處是一片鶯歌燕舞的景象，這塊博大的土地上到處有南來北往的參觀人群，也有來自不同地區、不同國界、不同膚色的外國人到大寨取經。從大寨到南垴，從厚莊到白羊峪，從界都農場到丁峪涵洞，從西水東調到李家莊渡槽，從石坪工程到…….。到處可以聽到說明員手提喇叭，向前來參觀的人群解說昔陽人民學大寨的成果，鳥瞰大寨式的田地和新型的農村風貌，向大寨人學習、向昔陽人民致敬的口號此起彼伏。
然而，能不能把大寨的經驗真正推向山西、推向全國，也成為中央和山西省委關注的一個問題。1974年初，山西省一紙調令將張懷英、王貴科、李愛虎、范喜鳳、段敏聰、常繼宗等十三名昔陽干部調到壽陽縣，全面主持壽陽縣的日常工作。這些干部中，既有旱期培養大寨的老干部，也有近年來在建設大寨縣中涌現出的先進人物，具有應對各種困難的能力和經驗。
當時，昔陽向外地派出干部也是早晚的事。這次外派干部，因為是張懷英親自點人，所以就把昔陽縣一班人中的骨干力量帶走了，特別是革委主任王貴科，多年和他一起搭班子，是最有經驗的一位，再如李愛虎，是年青干部中的強者，據說他還想把張明科帶走，因為一些具體原因留在了昔陽。早在1970年，北方地區十四省農業會議之后，周總理就在一次談話中對陳永貴說道：“昔陽不僅要出糧食，也要出人才，出干部，那些在昔陽有成就的干部可以有計劃地派往外地，推動當地的農業學大寨運動”。還指示當時在場的山西省委負責人王謙，說山西要具體安排一下。李先念視察大寨的時候，也曾作過這樣的指示。這事也被鄰縣的壽陽人知道了，1973年10月，農業部長沙風帶領工作隊到壽陽縣進行調查研究，全國勞動模范，壽陽縣草溝大隊黨支部書記潘華向沙風部長提出，壽陽近年來減產的原因很多，但首要的一條是縣委的領導不力，希望昔陽派幾個人到壽陽來幫助工作。中央接受了潘華的請求，就向陳永貴提出這個問題。陳永貴開始不接受，說昔陽工作也是很吃力的，不好往出抽人；從另一方面考慮，他怕有人說三道四，手為什么伸那么長，去掌握別人的權力？陳永貴從北京回到昔陽，就把這一情況向張懷英說了。張懷英也同意陳永貴的意見，說這事還是慎重一點好，不要急于接受。哪知中央在征求陳永貴意見的同時，也征求了王謙的意見。就這樣拖了一個多月，中央和山西一再給陳永貴做工作，陳永貴也頂不住了，不僅要從昔陽往外派人，還點名要讓張懷英去帶隊。當時，張懷英已被陳永貴從河北五.七干校邀請回昔陽協助他主持工作。有一天，陳永貴對張懷英說：“要去人，還得你領頭，別人我不放心。你在昔陽、文水當過多年縣委書記，工作上沒有大的問題，還出了不少名堂，你要去壽陽，我心里才踏實，隊伍由你點。”陳永貴向張懷英談話時，張懷英表態說：壽陽多年來武斗不斷，派性嚴重，情況復雜，我本心是不愿意去的，可是組織決定了，我就服從。可見陳永貴和王謙對壽陽的情況都經過了周密的考慮，昔陽人到外地去推廣經驗，第一站打不好影響是很大的，若不派一批得力的干部去把控局面，也是難以改變壽陽的生產面貌的！
壽陽縣有十六萬人口，八十萬畝耕地，正常年景糧食總產量是一億二千萬斤，是山西有名的產糧縣。可是到1973年，糧食產量卻降到了九千萬斤。有的公社，生產大隊嚴重缺糧，甚至要吃返銷糧。可是和壽陽鄰近的昔陽縣卻是另一番風景。昔陽縣二十萬人口，土地只有四十萬畝，在“文革”之前的糧食年產量只有九千萬斤，到了1973年雖然遇到了大旱，也達到了一億八千萬斤。1971年賣糧八千萬斤。這一事實引起了省委和中央的重視。所以從昔陽往壽陽派人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
張懷英到壽陽上任之前，省委書記王謙、晉中地委第一書記賈俊都與他談了話，說明壽陽的情況。說壽陽也和山西的整體情況一樣，從上到下形成了兩大派，力量互相抵消，這個問題不解決，工作很難搞上去。領導的談話，使張懷英明白了其中的含義，為了避免陷入派性的泥潭，張懷英到壽陽時首先在會議上定了一條：就是要貫徹毛主席“安定團結”的指示，團結兩派力量抓生產。在情況未搞清以前，不隨便講話，不隨意表態。
張懷英帶著這13個人到達壽陽，聽取了壽陽原班子的工作交代，就分頭到農村進行調查，召開了各種各樣的座談會。經過兩個多月的調查研究，感覺到壽陽工作上不去的主要原因一是派性嚴重，二是基層干部不穩定，三是原縣委的領導同志對農村工作不熟悉。首先表現在對基層干部關心不夠，培養不夠，采取了簡單的輕則批評，重則撤換的辦法。這樣基層干部情緒不高，沒有長期打算，責任性不強，使農村工作處于癱瘓和半癱瘓壯態。最典型的是，菜莊公社菜莊大隊一年換了十二任隊長，當地人就編了一首順口溜，叫：“菜莊爛，爛菜莊，天天起來換隊長，一年換了十二個，年底分配沒隊長”。他們具體地調查了一下，這十二個隊長，最多的干了兩個月，最少的干了一晚上。頭天晚上接受要干，第二天起來交代說，你們用人吧，我干不了。
一個縣工作基礎的好壞，首先是縣委、政府班子的團結和思路要正確，其次是基層干部的戰斗力要強。張懷英又回顧了昔陽的經驗。基層干部領導集體生產，增長才干，需要有個過程，干部對自然情況，對群眾的心理了解也要有個過程，所以基層干部必須相對穩定。沒有穩定的干部隊伍就沒有穩定的糧食產量。因此，他就著手制定了關心基層干部，培養基層干部，穩定基層干部的措施。對犯了錯誤的干部，要給于時間改正，在一年之內，大隊支部書記，大隊長，生產隊長一個也不換。這一措施贏得了壽陽縣多數基層干部的熱烈擁護，他們的積極性一下子就被調動起來了。
學大寨關鍵是學精神，這是學大寨的核心。以前壽陽學大寨不是學習大寨的精神，而是照搬了大寨的一些具體做法。能不能把壽陽這八十萬畝耕地種好，這是最關鍵的一條。可是有些大隊把現有的耕地荒了，到溝里打壩造地，群眾的積極性就不高，或者干脆就是做樣子。因為質量不高，春天打下的壩，夏天就被河水沖了。全縣普遍存在著耕作粗放，管理不善的問題，嚴重的缺苗斷壟致使糧食減產。當時有人就得出一個結論說大寨的經驗沒法學。針對這一情況，張懷英就提出，學大寨要學精神，要從本地實際出發，具體一點就是說必須要把這八十萬畝地種好，要抓住農時精耕細作，因地制宜種滿種足。這樣，這一年就等于多種了十六萬畝地。
再一個關鍵就是，“文革”期間，壽陽從縣級到公社的在職干部形成了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輪流掌權，誰掌權就宣布對方是反革命，這樣不斷地搞武斗，先后傷亡達到近百人。到1974年4月份開始批判山西省委主要負責人謝振華支一派壓一派的錯誤時，當時壽陽掌權的一派壓力很大，受壓的一派想趁批判省委主要負責人支一派壓一派錯誤的機會“翻烙餅。”張懷英針對這一情況，在全縣干部會上明確地提出壽陽兩派的廣大干部群眾都是好的和比較好的，都是革命派，誰也不是反革命派。過去處理錯了的，全錯全糾；部分處理錯的部分糾，該使用的要量才使用。對已經提拔起來的，有錯誤的幫助改正，能力弱的幫助提高，不能輕易撤換。這樣，兩派廣大干部群眾都覺得昔陽來的這批干部是出以公心，正確公道的，從而也就穩定了壽陽縣的政治局面。
在農村和農業的指導方針上，張懷英也有他獨特的考慮。他在昔陽的時候，就緊緊抓住了以農業為主，農林牧副全面發展的大寨；以林業為主，農林牧副全面發展的白羊峪；以牧業為主，農林牧副全面發展的刀把口。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昔陽“三枝花”，對全縣工作的指導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可是在壽陽，他初來乍到，工作的突破口在哪里？還是先從體制和管理上做文章吧。他提出壽陽學大寨要做到四不：第一不搞大隊核算；第二不搞大寨記工法；第三不取消自留地；第四不抓五種人。他還在會上宣布生產隊長以上的干部一年以內一個也不換，有錯誤的干部改了就好，如果不改，第二年再說。這四點作法顯然和昔陽的作法是相反的，如果擱在別人身上，弄不好會有反大寨的嫌疑。可是張懷英一班人認為，壽陽學大寨，已經比昔陽落伍很多，開始起步，必須這么做。比如取消自留地，大寨的自留地是在洪災以后重新修地時經過群眾同意才取消的。再比如不搞大隊核算，大寨是村子小，從合作化以來就是大隊核算，而壽陽縣的情況則不同。壽陽有不少大村大隊，從合作化以來一直堅持生產隊核算，強行推行大隊核算是行不通的。這些措施是經過充分醞讓之后才確定的。他向陳永貴匯報時就提出壽陽學大寨不能照搬昔陽和大寨現有的經驗和經營管理辦法，因為工作基礎太差，干部和群眾的思想都跟不上。陳永貴考慮了很久才同意了他的意見，說還是從實際出發吧。
處于“文革”的那個特殊時期，張懷英和所有的中國人一樣，不可能不陷入一定的派性偏見。但是他到了壽陽縣主政以后，對這個問題十分慎重。因為壽陽縣在那一段時期是一個派性十分猖獗的地方。一旦陷入派性里邊，別說開展工作，連自身也拔不出來。他和縣長王貴科這一班子人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來逐磨這個事情。他們研究的對策是，有派不唯派，關鍵看你學不學大寨，干不干工作。工作能上去，哪一派的人也要掛紅花，送喜報；工作上不去的，哪一派的人也要受罰。壽陽縣有一個大隊的黨支部書記叫史全喜，派性鬧得很厲害，然而工作很能干，在群眾中有一定的威望。但是張懷英到壽陽的第一年，他的工作就是上不去，這使張懷英十分惱火。張懷英在一次大會上對他拍桌子大罵了一頓，有些話說得比較過激，這一罵卻罵出了成果，史全喜憋著氣要帶著群眾干一年，使全村糧食產量猛增，看你張懷英罵什么？于是，他真正地學了一年大寨，糧食產量真的上去了，這使張懷英的觀點大為改變，年底的全縣三干會上不僅叫史全喜上臺領獎，還對史全喜特別重用，甚至提拔到縣委成為縣里的領導。史全喜通過和張懷英交往對張懷英十分崇拜。就此一舉，確實是抓住了壽陽縣的要害問題。解決了壽陽縣的派性，邁開了壽陽工作的步子，使壽陽縣的基層干部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在他執政的短短幾年里，壽陽縣的面貌發生了翻天復地的變化。《山西日報》、《晉中日報》曾經有記者跟蹤報道著壽陽的變化，也曾經出現過《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用較長的篇幅報道了壽陽趕昔陽三年大變樣的消息。這樣的光環更是提高了昔陽派向壽陽干部的知名度，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有智慧能吃苦，工作有實績。在壽陽，張懷英除縣長王貴科外，多是把重擔子放給年青的干部李愛虎、常繼宗、范喜鳳等人，把他們放在關鍵的崗位去鍛煉，對有能力的干部不分派別都量才使用，其中有的是從農村的黨支部書記一躍提到縣委的領導層，如潘華、史全喜等人，在工作實踐中也增長了他們的才干。那一年我陪紀錄片《陳永貴》的劇組找他們攝像時，他們都含著眼淚說：“張懷英是我們的好書記，我每次讀著他的《聊天錄》，就不肯放下。他在壽陽的工作，給壽陽人民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
治理一個幾十萬人口的大縣，工作千頭萬緒，能將一個縣治理的上下一心談何容易，樁樁件件，點點滴滴，在農村卻有扯一發而動全身的后果。因為農村本身情況復雜，千頭萬緒，關系錯綜復雜。姑姑的姑姑，姨姨的姨姨，朋友的朋友，這些拐彎抹角的社會關系理順不了，事情就會向反面轉化。尤其壽陽的派性勢力，解決不好就適得其反。
在壽陽縣的歷史上，曾經有一段美談。張懷英來到壽陽以后，為了安定團結、穩定大局，就著手對文革中的一些冤假錯案進行糾正。有人不服氣，認為是給反革命平反，就在縣委門口貼了一幅斗大字的標語：“堅決不讓地、富、反、壞、右在壽陽翻天。”意思是說縣委給壞人翻案了。可是因為是在深夜里偷偷地貼的，大概是心慌意亂，把“不”字給丟掉了。把那個很關鍵的“不”字一丟，這標語就成了“堅決讓地、富、反、壞、右在壽陽翻案。”公安局立即戒嚴，拍了照。縣委領導人在討論這一問題時一致認為這是反標，要進行追查。當時和貼標語有聯系的那些干部都非常緊張，認為我們這一派的人都要牽連進去了。
因為事關重大，張懷英親自到現場去看了一下，仔細分析，不像是反標。他明確地提出說：“這不像是反標，很可能是掉了字。”可是在縣委常委會上大家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多數人反對他的意見，說憑在紙上，憑不在紙下。張懷英耐心地對他們說，“我們是壽陽人民的父母官，要對壽陽人民負責，不能一手平反冤假錯案，一手再制造冤假錯案。要認真追查一下，如果真是反革命分子貼的，那就沒有話說。如果是派性頭子貼的，那就不要再追究了。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者，不能只看表象，不看動機。”就這么一查，果然是鐵廠的一個派性頭頭貼的，確實是把“不”字漏掉了。所以他就主張對此不再追究責任。這個派性頭頭也很受感動，主動向縣委寫了一個檢討，張懷英指示把檢討退給他，告訴他只要以后不搞派性就行了。這個人本來就懷疑縣委有派性，這樣反倒使他消除了疑慮，他說縣委是搞黨性的，不是搞派性的。對于一個縣委領導來說，處理一件事情或者表示一個態度，一句話能夠使人郞當入獄，一個態度使人分亳無損，但反射出來的社會效果大大地超過了事情的本身。張懷英對一條標語的處理，使許多有派性的壽陽人受到啟發，派性的圪瘩也逐步煙消云散。
由于措施得力，那一年生產獲得了空前大豐收，糧食總產量達到了1.9億斤。在秋收后，張懷英一班人多次開會研究，提出一定要給群眾兌現。因為當初他們在壽陽落腳時有的人提出要讓我們大干就得讓我們吃飽飯，他們就給群眾說只有大干起來才能吃飽飯。一年下來增產了，他們就承諾一定要給群眾兌現，社員的人均口糧一律不能低于四百斤，同時還要照顧到群眾的生活習慣。壽陽人早上都習慣性地吃小米干飯，這樣每人需要有一百五十斤谷子，如果本大隊的糧食品種達不到這個標準，要在全縣范圍內調濟補齊。這個方案一公布，在全縣的反響很強烈，群眾怕聽不清，讓當地領導在會上一遍一遍地念，聽說有些地方還要念三遍。據說城關公社高家坡大隊一些群眾聽了還當場掉了淚，說真得要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
縣委說活算數，就把壽陽廣大干部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1975年糧食總產量達到了2.5億斤。這一年向國家繳售的余糧達一億斤。
在1975年9月召開的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張懷英以《學大寨趕昔陽一年大變樣》為題作了重點發言，張懷英的發言講了五個問題：一是深入調查研究，統一縣委的認識；二是克服資產階級派性，增強革命團結；三是認真執行毛主席的干部路線，正確對待基層干部；四是嚴格區分兩類矛盾，狠揭猛批資本主義；五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大干社會主義。張懷英的發言受到會議代表的強烈反響。鄧小平在總結講話時表揚說：“壽陽這個地方我去過，過去和昔陽一樣，窮得不得了，兩年翻身，了不得呀！”
壽陽的變化同樣與張懷英的以身做則是分不開的。有一則小事可見一斑。跟隨張懷英去壽陽的李愛虎在生前曾回憶說：到壽陽的第一年年底，快要過春節了，昔陽這一班人都想回老家過一個春節，同家里人團聚，又都不敢向張懷英吐露，只是相互間交頭接耳。可能是張懷英也從中察覺到了大家的心思，他在那幾天沒有吭聲，大家也不敢問，到春節臨近開常委會議安排工作時，張懷英就宣布說，今年過年大家都回去，我留下來值班。這事自然使張懷英在這個班子中的份量加重，使他們對張懷英又加深了一層認識。
張懷英和壽陽人民一起過年的事也讓陳永貴知道了。據張懷英說，那年正月初六，陳永貴到省里開會回來，順便在壽陽停下去看張懷英。陳永貴向張懷英說了說省里的情況，發了幾句牢騷，張懷英勸他說山西情況復雜，不要多參于省里的事，接著要向他這位副總理匯報壽陽的情況。陳永貴笑笑說：“匯報什么？還怕你當不了縣委書記。”實際上，陳永貴對壽陽情況已經吃透了。
張懷英在壽陽執政期間也同樣體現了他的用人之道。他在昔陽的時候有他一套用人之術。比如在什么情況下用趙滿倉，什么情況下用田根棟；什么情況下又派王富元，他都能運籌帷幄。他從五十年代開始就和縣長王貴科這個老大哥合作共事，工作配合默契，兩人在五十年代合作之后，又到了壽陽進行第二次合作。張懷英在壽陽也很講究用人之長避人之短。不僅在使用昔陽人方面，而且對壽陽人的使用也有一整套打算。他在壽陽多讓李愛虎、常繼宗、范喜鳳這些人出面，而對壽陽人如潘華、段敏聰他們怎么使用，他都有一套適當的辦法，人們說他的做法是一套一套的。他常常和人講，歷史上有三個好帝王，那就是堯、舜、禹。他們是帝王的表率，但他們也有各自的毛病。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心，禹有湎酒之意。但他們卻被歷史所認可。張懷英所以能拿出一套一套的辦法，只能說明他的學識淵博。他除了工作之外就是看書、記筆記，再就是深入基層調查研究。他那搏覽群書通古明今的學識當然能在具體工作中發揮出來。在知情人的記億里，張懷英在什么場合下講什么話，在什么環境下辦什么事是被人所稱頌的。他到會場上作報告，古人怎么說，名人怎么講，他自已又怎么認識，使別人聽后對問題就有了充分的論辯色彩，加上他那超人的記憶和開門見山干脆利索的表達能力，讓與會人聽了總有一種耐人尋味的感覺，往往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精采講演，他那恰合實際解決問題的辦法，以及他那大刀闊斧不拘小節的工作作風使多少人所傾倒，許多有識之士稱他為出色的政治家。
張懷英20多歲就擔任了縣委書記，理政才華不斷地表現出來。人們不僅贊稱他的工作能力，而且還特別欣賞他的論辯藝術。他到省城湖賓會堂向省委領導匯報工作，或者到北京人民大會堂向周總理匯報工作，及向毛主席與其他中央首長作典型發言，都能保持那種慎重冷靜，自然而然的態勢。我從一些知情人口里也了解到，他上了主席臺的發言，從來不看發言稿，而是用生動的語言來表達心里的激情。他的講話不是言之無物，而總是條理清楚，從理論到實際講得恰到好處。他身材高挑、長相英俊，面色白中透紅，這本身就給人一種好感與威攝，再加上他那講話的藝術和工作的能力，自然對人的影響力也就非同一般了。
他在壽陽之所以能安定團結搞生產，糧食兩年翻番，正是他心懷天下，大公無私，不講派性，一心為民，處處事事都體現的是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報務的思想，所以才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又一次展現了他從政的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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