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起落中的堅定
四、文革歲月
“文革”開始不久，晉中地委書記就穿上了軍裝，戴上紅衛兵袖章在地委大院首先貼上了大字報，開始造反。他的第一張大字報針對的是他來當地委書記時與他一同到地委任副秘書長的肖寒跟張懷英這個仍然戴著反黨宗派集團帽子的人物關系不清。接著就是通知文水縣委要求把張懷英揪回去批斗，重新處理張懷英的反黨問題。
當時的文水縣委書記斯平與擔任文水“四清”工作團團長的副省長衛逢棋商量后認為，張懷英的問題已經解決，并且已經調離晉中地區，到了大同地區，沒有理由再揪回來批斗。晉中地委書記覺得文水縣委書記不聽話，太右傾，便把當時的孝義縣委書記調到文水縣任縣委常務副書記，同時放出風來，準備讓他接替斯平當縣委書記。
這個人到任后，組織紅衛兵貼大字報，強烈要求把張懷英揪回文水，交給群眾批斗。在紅衛兵的壓力下，斯平，衛逢棋無奈，便同意了他的要求，派縣武裝部一名干部與兩個造反派，從大同醫院把張懷英揪回文水，交給群眾批斗。因為縣委意見不一致，多數群眾也有不同看法，開始對他的批斗只限于一般性的貼大字報，讓張懷英在會上做做檢討。時隔不久，大字報的矛頭對準了斯平，說斯平右傾，上不了陣，跟張懷英劃不清界限。很快，斯平就被免去縣委書記職務，新調來的常務副書記當了縣委書記。副省長衛逢棋也因為“包庇”張懷英被省城紅衛兵揪回太原，當作走資派批斗。
縣委新書記一上任，對張懷英斗爭的溫度驟然升級。其罪名是張懷英在文水縣復僻資本主義、反大寨，再就是所謂的不讀毛選讀孔孟之道，不宣傳毛澤東思想，宣揚半本論語治天下。斗爭的方式也由一般性的批判、貼大字報變成了武斗，施加的刑罰達20多種。張懷英的家先后三次被抄，他本人被打昏死過三次，三根肋骨被折斷，妻子喬玉英和年僅四歲的小女兒也被拉出來陪斗。這一時期，張懷英的父母和留在昔陽老家的兒女也受到牽連，一家9口，上至80歲下至4歲無一幸免。可見，政見之爭，不經其事者是難以體味其中之殘酷性的。
當張懷英在文水縣受到批斗時，留在昔陽的“十月事件”成員李韓鎖、趙滿倉、王富元等也被關在縣商業局日夜輪番批斗。已經調到定襄縣工作的王貴科因高血壓住進醫院，不能行動，也被強行架在擔架上送回昔陽批斗。王貴科的妻子氣憤至極，就喊開了口號。本來她想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情急之中卻喊成了“要武斗不要文斗。”造反派就此說她篡改毛主席語錄，破壞文化大革命，罪惡滔天，因此也被斗了一場。
1966年11月份，省城造反派把已調至北京工作的原省委書記陶魯笳也揪到太原市的五一廣場批斗。批斗會上，已調到太原工作的張潤槐發言說：“陶魯笳培養修正主義黑苗苗，準備把張懷英送到中央高級黨校學習，回來擔任地委書記。張懷英反黨罪惡昭彰，陶魯笳包庇他，不做嚴肅處理…….。
那時，中央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上提出了“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的口號。大寨聲譽提高了，張懷英卻處于危難之中。大寨的賈進才聽說張懷英在文水被打昏死過三次，很是不平，就找陳永貴問：“你知道不知道，懷英在文水快被打死了！你就不能說句話？”陳永貴說：“唉，老哥，我和你想的一樣呀!你看咱昔陽的干部，不是都成了像地主、富農一樣的階級敵人了嗎？什么運動來了他們都是對象?？墒敲磺宓?，不能魯莽呀！“
此時，陳永貴已經想好了主意，準備進京告狀。
1966年12月中旬，陳永貴稱病，說要到北京檢查身體，向已經半癱瘓的昔陽縣委請了假，就提著一籃大寨產的蘋果，坐火車進了北京。
陳永貴進京后，住進了京西賓館，馬上給周總理辦公室掛了電話，對接電話的秘書說有事要見總理。秘書請示總理，總理答復馬上接見。這是陳永貴第一次到北京找周總理。
陳永貴見到周總理后說：“這次找總理有三件事。一是文化大革命以來，到大寨參觀的紅衛兵每天少則兩三千，多則七八千，縣委現在也不能正常工作，我和大寨的干部接待不了這么多客人。請中央想辦法把參觀的人壓下來。”
總理說：“我想辦法，你也想辦法，共同努力，把參觀的人壓下來。”
陳永貴接著說：“二是昔陽需要一個化肥廠，想請中央幫助建一個。”
總理說：“正好，前些時給延安買了一套小型化肥設備，現在延安不安定，無法施工，先給大寨吧！”
陳永貴又說：“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怎么把跟我一塊工作的老干部都打成反革命了？我過去的老縣委書記張懷英，在文水也被打得快死了。”
總理說：“這個問題靠各級黨委解決不了。”接著叫秘書拿來三個當時紅衛兵戴著的袖章，說：“我給你幾個紅袖章，你回去組織紅衛兵解決吧。”
陳永貴一聽，有點暈，心想：那些娃娃，他們哪里能解決這么大的問題？可是又不敢再問。
那一時期，我在《晉中報》上看到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張懷英復僻資本主義的嚴重罪行》，整篇文章有3萬多字。與此同時，北京，太原的紅衛兵到文水縣找張懷英談話，讓他交待是怎樣反大寨的。張懷英問：“你們怎么知道我是反大寨的？”他們說：“我們到晉中地委了解文化大革命情況，地委書記給我們拿了晉中的小報，我們在報紙上看到你反大寨。”張懷英說：“我反不反大寨，你們到昔陽問問干部、群眾，再問問陳永貴就知道了。”這些紅衛兵聽他這么一說，就不再多問，也不做反駁。由此使他感覺到他們和晉中、文水的紅衛兵不一樣。
沒過多久，當時的文水縣委書記覺得氣氛不對，便不讓紅衛兵再跟張懷英接觸，偷偷把他送到神堂水庫參加勞動。張懷英在水庫上勞動了兩天，覺得味道不對，因為他們總是讓他到最危險的地方去干活。他在山下干活，山上就往下滾石頭，稍不注意就會被石頭砸死。白天勞動，晚上有四個民兵和他住在一起，負責看管。有一天夜里，有一位民兵對他說：“老張，小心啊，我們覺得有些人不存好心，他們想利用事故把你整死。”張懷英說：“不會吧。”那位民兵說：“唉，老張，你不了解內情。這里邊有壞人吶！你明天千萬不能再到工地去了。”張懷英說：“那不去怎么行？”他說：“我們有辦法。”
第二天早上，張懷英洗臉時，一個民兵拿著暖瓶假裝給張懷英倒水洗臉，還悄悄地說了聲：“挨點疼！”便故意把開水倒在張懷英的腳背上，燙起了滿腳燎泡，另一個民兵馬上報告隊長，叫醫生來給張懷英治療。民兵副隊長郝振貴和醫生一同來給他檢查治療，證明傷重不能再參加勞動了。
這樣，張懷英在房間里休息了半個月，傷情逐漸好轉。有一天，看管他的四個民兵一起勸張懷英說：“老張，外面情況有變化。聽說縣委，地委都被沖擊，他們也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你為啥不跑出去到北京告狀？”張懷英說：“你們看著我，我怎么跑？”他們才說：“唉，老張，我們對他們早有看法。你不知道，我們在這里名義上是看你們，實際上是副隊長郝振貴安排我們好好保護你。你如果跑，我們就保護你到太原去。”張懷英說：“不行，我跑了，他們抓回來無非是再當走資派挨斗，你們可就跟上我受害了。”他們說：“哎！你都不怕，我們怕啥？我們每天起來不過是勞動，他們還能開除我們勞動？”
張懷英聽了這些話很受感動。可是他對外面的情況不甚了解，就沒有采取逃跑的辦法。但是張懷英一天夜里卻被從太原來的紅衛兵給搶到了太原。
那是在1967年1月12日，太原的造反派組成了司令部，奪了省委的大權。副省長劉格平，省軍區政委張日清，副省長劉貫一，省委副書記袁振等人貼出大字報，支持省城造反派的革命行動，并且成立了核心小組，劉格平任組長，張日清任副組長。當時的駐晉部隊21軍也聲明支持省城造反派的革命行動。
陳永貴聽說省委被造反派奪了權，又看到傳單上說省委書記衛恒自殺，還有人來大寨給他說：張懷英已被紅衛兵從文水搶到了太原。這才如夢初醒：噢！總理給我紅袖章讓我組織紅衛兵解決，原來是這么回事！
張懷英被省城的紅衛兵搶到太原后，住在太原五中，經常有四五個紅衛兵保護著。三天后，文水的造反派到太原貼大字報，說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張懷英潛逃，請各地造反派幫助捉拿。張懷英當時身體還相當虛弱，被打斷的肋骨還沒有愈合。他看到太原的情況很亂，也不安全，就想回大寨去住幾天。他把這個想法向身邊那幾個紅衛兵一說，他們也同意這樣辦。
當時的昔陽縣委得知張懷英被搶到太原的消息后，覺得形勢有變，便在縣城加緊部署，嚴防張懷英回到昔陽和大寨。張懷英在太原紅衛兵的保護下，繞道走上了通往大寨的小路，結果還是被人發現報告了縣委。張懷英當晚住在昔陽縣井溝村，被當地紅衛兵扣留。陳永貴得知后，立即派北京、太原到大寨參觀的紅衛兵到井溝村將他保護了起來。
到了第二天中午，昔陽縣委組織200余人分成兩路，一路經過留莊的大路來到大寨，一路從閻莊窩通往虎頭山的小路趕往大寨，來抓張懷英，當時北京的紅衛兵對張懷英保護的非常嚴密。他們一路護擁著張懷英上了虎頭山，正遇陳永貴組織的群眾上山來保護。大寨人一路在虎頭山上接應，一路攔截武家坪那一伙人的阻擋，傳達陳永貴的話說，如果沾了大寨的邊，就好進難出。賈進才這一批人也在虎頭山準備了石頭，對著捉拿張懷英的那伙人說：你狗日的上來，上來就是這?？h里來的這兩路人馬聽了陳永貴的口氣，也就像泄了氣的皮球，多數人一哄而散，還解釋說：俺們原來就不想來，是人家逼的。只有十來個人充當半路殺出的程咬金在堅持著，但在大寨人的威嚴面前也沒有還手之力，挺著挺著到了中午，也只好長嘆一聲回縣城了。
昔陽縣城的紅衛兵雖然沒敢進大寨村，但陳永貴覺得張懷英在大寨仍然不安全，就和北京、太原來的紅衛兵商量，由陳永貴找了幾輛自行車，當天夜里由北京來的紅衛兵又把張懷英用自行車送往陽泉，又改乘火車才回到太原。
那一次因為形勢很亂，張懷英在大寨雖然和陳永貴近在咫尺，卻無法見面。陳永貴讓人傳話給張懷英，要他先在太原住下，他過幾天也要到太原去。張懷英回到太原后，省核心小組又派人把他送到天地壇保護了起來。
當時，中央表了態，支持山西革命造反派，晉中的紅兵也奪了晉中地委的權。昔陽縣的干部群眾聽說晉中地委的權被奪，多年來積累的不滿情緒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北京來昔陽串連的紅衛兵組織“余雷戰斗隊，”帶頭聯合昔陽六七個紅衛兵戰斗隊奪了昔陽縣委的權。當時的縣委書記原耀先害怕跳樓自殺，昔陽縣委、縣政府完全癱瘓。
紅衛兵雖然奪了昔陽的大權，卻沒有掌權的能力，各方面工作都處于停頓狀態。陳永貴對此非常著急，他給周總理打電話說：“縣委癱瘓了，參觀的人雖然減少，但每天仍然有一兩千人，大寨無法接待。”
周總理指示說：“縣委癱瘓，你把權掌起來。”陳永貴說“我一個人掌不起來呀。”周總理又指示說：“你可以結合幾個老干部幫你掌權嘛！”
放下電話以后，陳永貴一直在想：怎么結合老干部呢？
就在這時，山西省核心小組派車來到大寨，把陳永貴接到省軍區招待所。核心小組的成員們集體和陳永貴、李順達、解悅三個全省最有名的勞動模范座談，做工作讓這些勞模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陳永貴，李順達在會上表示支持。會議結束后，陳永貴向省核心小組提出，昔陽縣委已經癱瘓，他想把權掌起來，要求張懷英回昔陽幫助工作。這一要求立即得到了省核心小組的同意。省核心小組組長劉格平接見了張懷英，并肯定他是個好干部。
劉格平是回族領袖，行政三級的老資格干部，曾在國民黨和日本人的監獄里坐牢10年之久，渡過了最青春的年華，他對敵人的態度是寧肯把牢底坐穿，也不在敵人的反共啟示上簽字出獄。當時劉格平在山西的工作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代表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劉格平肯定張懷英是好干部的消息公布后，張懷英便馬上由一個“反革命分子”變成了革命派，原晉中地委書記一伙則成了走資派，受到群眾的批判。
陳永貴在省城開會期間，受到“十月事件”牽連被調出昔陽的干部王貴科、孔永福、王拉文等人相繼回到昔陽，住在大寨招待所。原先被關在商業局的李韓鎖、趙滿倉、王富元等人也相繼來到大寨，組成“十月事件受害者捍衛毛澤東思想決死隊”，王貴科任隊長，李韓鎖任副隊長。沒幾天，陳永貴從太原回到昔陽，遵照周總理的指示，把縣里的大權掌了起來。
1967年2月，陳永貴派人把張懷英從太原接回昔陽，住在縣委大樓三層。張懷英走進縣委大樓時，昔陽的干部群眾爭相前來探望，把大樓圍了個水泄不通。
當晚，陳永貴召集了張懷英和王貴科、趙滿倉、李韓鎖等人開會，決定第二天，也就是農歷正月初一，在縣城召開大會，批判晉中原地委及昔陽縣委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陳永貴說：“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晉中、昔陽的領導人把你們當成走資派斗得死去活來，我也是他們黑名單里面的一員。他們說他們是無產階級司令部里面的革命干部，現在紅衛兵奪了他們的權，中央、省里說我不是走資派，我不是走資派，你們也不是走資派，他們就是走資派。明天開大會要徹底揭露他們復辟資本主義，迫害昔陽干部的滔天罪行。”
據“十月事件”受害者王維鎖回憶說，把地、縣的“走資派”揪回昔陽批斗，不是陳永貴的主意，是昔陽縣人武部政委郭留旺按晉中軍分區的安排送到昔陽縣來批判的，恰逢此時昔陽要召開奪權大會，這些人的挨批也就順理成章，在所難免了。
會議最后決定，第二天的批判會由陳永貴主持，由張懷英發言，揭露原晉中地委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罪行。
2月9日早飯后，昔陽萬余群眾從四面八方云集到南寺坪廣場，會場秩序井然。陳永貴宣布開會并講了話。他說：“原晉中地委書記王繡錦，原昔陽縣委書記張潤槐多年來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反對昔陽四級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經驗，反對大寨，迫害昔陽干部。僅1964年搞四清，抓‘反黨宗派集團’就逼死基層干部45人…..”陳永貴說到這里，不禁淚如泉涌。張懷英在會上控訴了1960年1月份以來，原地委領導長達6年之久迫害昔陽干部的幕前幕后活動，臺上臺下泣聲浠瀝，全縣各村、鎮收聽廣播的干部群眾也紛紛落淚。“四清”中被打倒的基層干部聽了陳永貴的講話和張懷英的控訴之后覺得大快人心，紛紛到縣城找陳永貴和張懷英談他們現在的困難處境。陳永貴找張懷英商量，決定立即派一部分紅衛兵，把一些正在被批斗的村支部書記接回縣城，防止他們被折磨而死。因為情況緊急，陳永貴非常果斷，決定做出以后，連夜派人把后莊黨支部書記王崠周，北泉黨支部書記耿德華等人陸續接到縣城，同時又把老模范王殿俊、張老太等人也請到縣城一面保護，一面商量昔陽的大事。
1967年2月11日，陳永貴主持召開了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大會，討論奪權問題。張懷英十分注重各派聯合問題，提出“要有武裝部參與，各部門各方面人員參加”。經過充分的討論和醞釀，大會宣布“昔陽縣革命造反指揮部”正式成立，并一致推舉陳永貴任總指揮。剛剛當選的陳永貴理直氣壯地宣布了總指揮部的第一號通告：從即日起，昔陽縣的一切黨、政、財、文大權歸指揮部。
當晚，全縣32路造反派代表涌上夜色籠罩的昔陽街頭，敲鑼打鼓地歡慶總指揮部奪權勝利。陳永貴一宣布總指揮部成立，那些剛剛掌權不到20天又被陳永貴把權奪走的造反派組織及其支持者，沒說一個“不”字，立即宣告解散。
接著，陳永貴對張懷英說：“老張，縣里的干部情況我不了解，你趕快拿一個縣、社兩級干部名單，交總指揮部研究。”
2月12日，陳永貴又召集張懷英、王貴科、趙滿倉、李韓鎖、王富元一塊討論研究了各部委局的領導人選。13日，陳永貴召集這些人開了會，宣布了任命通知，要求他們把各部委、局的工作抓起來。2月14日，陳永貴又召集張懷英和王貴科、趙滿倉一塊商量，確定了各公社的臨時負責人。當晚就召集了這些負責人在縣委開了會，宣布了任命通知，并讓他們立即回去確定各大隊的臨時負責人，準備利用昔陽傳統的元宵燈節開三干會，部署春耕生產。
就這樣，昔陽縣的一切工作在陳永貴的主持與張懷英、王貴科等老干部的配合下，都在緊張有序，按部就班地進行著。
正月十四這一天，全縣三級干部云集縣城，正月十五，三干會如期召開。與會干部聽取了陳永貴《抓好春耕生產》的動員報告。會上，干部情緒嚴肅而活躍，緊張而快樂，大家一致認為昔陽縣又有了希望。
當天晚上，陳永貴聽取了各公社的討論和匯報，一直忙到凌晨3點。散會后，陳永貴回到他的辦公室和張懷英談會議的情況和下一步的工作。凌晨5點，張懷英和陳永貴還在談話，電話鈴突然急促地響了。陳永貴拿起電話，接線員告訴他是北京來的長途。陳永貴問：“你是誰呀？”對方答：“我是總理秘書。你是陳永貴同志嗎？”陳永貴說：“是.。”說完，高興地告訴張懷英：“老張，總理的電話。”電話中說道：“總理讓問一下昔陽現在的情況。”陳永貴說：“我把昔陽縣委的權奪了。”周總理在電話旁聽了秘書的轉告，說道：“好啊！”陳永貴又說：“我還把跟我一塊兒工作的老縣委書記張懷英也結合了！”周總理聽了秘書的轉告后，接過電話說：“你們要好好商量一下，把權掌好，把春耕生產抓起來。”
在張懷英、王貴科等老干部的協助配合下，陳永貴不僅把昔陽的工作干得井井有條，而且也在山西省有了一定的位置。在那個特殊時期，陳永貴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內，先后任山西省核心小組成員、山西省核心小組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副總指揮、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一天，陳永貴對張懷英說：“老張，你看省里邊給我掛了這么多職，我能干得了？現在是需要我這個人來支持他們，誰知道以后會怎么樣呢？對省里邊的那些掌權人我可是一個也不了解。不過我只有一條：聽毛主席的，聽黨中央的。”張懷英說：“這就對了。”
陳永貴當了昔陽縣的黨政一把手，又有張懷英、王貴科這一批老干部的幫助，昔陽的政治秩序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就穩定了下來，工作逐步正常，全縣干部把精力都集中到了“抓革命，促生產”上來，春耕生產任務完成的很好。陳永貴對此很有信心，他對張懷英說：“老張，現在我很放心，昔陽一定會搞好。”
就當時的政治形勢來說，昔陽“211”奪權后，全縣的32個造反派組織實現了大聯合，但還不是鐵板一塊。張懷英經過具體的分析，認為從思想體系上劃分，可以分為三大派：一派是支持“十月事件”受害者的，大約占到70%；一派是“紅旗兵團，”屬于中間勢力，這部分人中有支持“十月事件”受害者的，但也有些人反對“十月事件”受害者，這一派人要占到20%左右；再一是“?；?rdquo;組織，在“211”奪權后基本上解體，有的改頭換面，對陳永貴的掌權采取觀望態度。
不久，省地的紅衛兵組織分成了兩大派，昔陽基本穩定的局面又出現了亂的苗頭，有人出來貼大字報、搞小動作，陳永貴和張懷英對這些“苗頭”都非常關注。那時張懷英已到晉中地區核心小組任副組長。一天，陳永貴到愉次找到張懷英問道：“你看咱縣會不會再亂起來？”張懷英肯定地回答：“不會。”陳永貴問為什么？張懷英向他解釋說：“省里分成兩派，主要是核心小組不團結，各拉各的隊伍。上面亂下面自然就不穩。咱縣從核心小組到革命委員會都團結一致，少數人出來貼幾張大字報，成不了氣候。”
陳永貴聽了這話，覺得張懷英說得很有道理。為了穩定局勢，他把學大寨運動當做首要任務，凡因到處串聯和拉山頭搞分裂干擾了學大寨運動的，要嚴肅處理，所以昔陽的形勢一直很好，再未出現大的動亂，更未出現打、砸、搶等危害社會、破壞生產的事件。
這與張懷英當初提出的昔陽縣革命造反部指揮部“要有武裝部參與，各部門、各方面人員參加”的理念是分不開的，這一措施，避免了像其它縣武裝部門與地方組織對抗局面的出現，使昔陽縣始終處在安定團結的形勢下“抓革命，促生產”，才沒有出現像其它地方的全面武斗、破壞生產的局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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