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起落中的堅定
三、矛盾的焦點
新書記上任，將一把又一把大火燒往全縣，全縣也就有了反響。張懷英在昔陽主持工作的時候，年年要開勞模會，請一些勞模給他出點子，不開會就到下邊轉，到下邊去了解情況。可是張懷英的所作所為，新書記總是看不過眼，對于陳永貴告狀一事，更是記恨在心。這位新書記也下鄉，下鄉干什么，就是找張懷英的茬，找大躍進的茬，找三年困難時期昔陽的茬。總結了困難時期昔陽的六大不自由，又總結了大躍進昔陽搞得民不聊生。說六大不自由，你不是給他們一些自由嗎？批了大躍進昔陽民不聊生，你不是給人家一些生的條件嗎？不承認張懷英樹起的那些模范和典型，你就得樹立一些社會公認的典型。樹是樹起來了，樹了安坪大隊一個在河灘里刨坡坡的老頭子。那是他去安坪公社安坪大隊搞調查，發現這個大隊的小塊地開得很熱鬧。特別是看到河灘上那個老頭開了大約三分大的小塊地，一分地種麥二分地種菜，解決了缺糧缺菜的大問題。在大饑餓的1961年，這個老漢能靠刨小塊地解決餓肚子的問題，也真不簡單。新書記一高興，顧不上回縣城，在安坪公社當即召開了電話會議，推廣老漢刨小塊地的典型經驗。這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怎么能站得住腳？
當時張懷英盡管不在昔陽，但是新書記的舉動很快就能傳到他的耳里。十多年的時間干出來的集體化典型你不要，卻要樹立一個刨小塊地的典型，問題必然要出現。問題積壓之多，決口必然要發生。雙方的矛盾不僅在昔陽發生，而且暴露在了首都北京。那是在當時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為了揭矛盾找問題，全國縣級以上的一把手都參會。根據毛主席的安排，叫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叫下邊好好給上邊提意見。給上級領導提意見，這可是歷史少見，但毛主席有話，說不要怕打擊報復，不要怕老婆離婚，提點意見天不會塌下來，于是好多下級也敢給上級提意見了，昔陽的矛盾在會上也就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新書記因為有靠山，回到昔陽照舊如此。他的一些行為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有許多人總想找機會向這位新書記表達一下。這個機會終于來了。1963年9月，昔陽縣要召開黨代會，選舉縣委書記和委員，對這位新書記心懷不滿的基層勞模和縣里的許多科局級領導，不敢跟他公開對著干，可以用不投票來對著干，甚至要把他落選。果然，投票的時候，趙壁公社的一些代表帶了頭，其他公社和縣級機關一些人響應，少投了這位書記40票。這一下使這位姓張的新書記猛然一醒，原來自己得罪了這么多人！
這事也確實構成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因為縣委書記是上級派來的，造成這種不正常的行為大致有兩點：一點是派去的這個領導不稱職；另一點就是有幫派行為。這事鬧到了山西省委，省委立即派人到昔陽調查。那時的主線還是階級斗爭，用階級斗爭的眼光一查，沒有地富反壞混進黨代會操縱，結論是縣委內部不團結。
然而，解決不團結的問題就得從團結的愿望出發，從團結的愿望出發就得雙方各讓一步，雙方各讓一步，就得讓雙方出氣，說說話然后再各自做些自我批評。首先是陳永貴要出氣，他批評新書記說是有意要否定1958年以來的成績，專找問題的茬，把成績和問題說顛倒了；他又說老張一進昔陽就專找前任領導的問題，處處給前任領導過不去；他還說：老張怎么一來就拿大寨開刀，想砍昔陽的三面紅旗？逼得這位新來的張書記不得不作些檢討，承擔一些責任。
那次會議持續開了有四十天，新縣委書記在勞模的責問下斷斷續續地檢討了四十天。主要就是昔陽不團結問題，省地兩級也派人解決。省里由人事廳長李文亮帶隊，他向省委匯報說昔陽問題主要責任在張潤槐身上，是張潤槐工作方法不對頭。考慮到昔陽有大寨這個典型，是全國第一個文化縣，又創造了四級干部參加勞動的經驗，為了有利于工作，省委決定調整昔陽的領導班子，派強有力的干部加強領導。會議也就在調整班子后結束。
這次會議好像是幫了張懷英的大忙，殊不知這位大名鼎鼎而樸實的勞模卻給張懷英幫的是倒忙。他并不懂得階級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這一幫忙把張懷英幫進了一個大胡同。
1964年10月的一天，張懷英被隔離在榆次市晉中地委的招待所，被勒令檢查，要求交待昔陽的反黨宗派問題。與此同時，昔陽的縣委常委以及陳永貴也被直接點名，要在當天晚上赴榆次有重要事情。據說出發前已經下起了大雪，縣委常委們和陳永貴在陽泉登上火車后都憂心忡忡，交頭接耳地預測著有什么動向。陳永貴也說了一句不安心的話：“連夜進京，必有大事。”他們卻沒有料到，一到地委報到，這伙人就立即被隔離開來，這就是后來所說的昔陽“十月事件。”
在昔陽出現“十月事件”的同時，還有一個晉中地區的任、王、張事件。說的是晉中在開展“四清”運動期間，召集各縣縣委書記開了20天會議，學習“桃園經驗”。會議本是學習領會中央文件精神，卻有計劃地揭發批判了地委副專員任井夫、地委副秘書長王振國的工作錯誤，并以二人告地委書記的狀為名，把任、王二人定為反黨集團。那次縣委書記會議氣氛緊張，可以說是殺氣騰騰。為了把任、王二人打倒，地委提出凡是跟任井夫、王振國有接觸的人都要交待清楚。這一來，僅地委受到牽連的干部就達30多人。
當時，張懷英在文水任縣委書記，他的前任就是王振國。王振國到文水工作不到三個月就被免職，回到地委檢查錯誤。張懷英到文水后經過了解，王振國并沒有什么原則性的錯誤，只不過是這位縣委書記不合地委書記的口味。回地委后王振國就被地委重新安排為地委副秘書長。
那次揭發批判王振國，地委點名讓張懷英揭發。地委新書記事先還找張懷英談話，說“懷英同志，原來地委決定你到中央黨校學習深造。你這個人有主見，抓大事，穩當，細致，這是當領導干部最主要的條件。可是中央黨校停辦了，不辦就不辦吧，咱們地委現在沒有幾個人嘛！”他的意思是批判王振國你要主動。既然張懷英授命，也不得不服從，下級要聽從上級嘛!在批判王振國的會議上，張懷英就按照地委公布王振國的材料進行批判。沒有揭發出什么新的材料來。這下可引起了地委書記的不高興，說張懷英對王振國是小罵大幫忙。地委組織部長聽了這話，便點名批評了張懷英跟王振國劃不清界線，參加了王振國的反黨活動。任，王反黨集團一下子變成了任、王、張反黨集團。
其實，早在中央批轉昔陽四級干部參加勞動的經驗后，有人就提醒張懷英：“懷英，地委新書記對大寨和昔陽四級干部參加勞動一直持反對態度。現在毛主席對干部參加勞動作了批示，中央肯定了你的作法，在這件事上你對了。但他還會從另一方面找你的毛病，要當心。”張懷英由于對黨內的斗爭沒有經驗，認為肚里沒病死不了人，就沒有在意。根本沒有想到會突如其來給戴上反黨帽子。
在這同時，昔陽縣委書記張潤槐也在地委的暗示下，借機要求重新解決昔陽的不團結問題。
“十月事件”由此起因，就變成了以張懷英為首的昔陽干部和當時的晉中地委的矛盾。在昔陽就是誰反對昔陽的新縣委書記，誰就是反黨集團成員。由此當時的晉中地委決定，要把昔陽這一批干部集中到地委不是按派性問題解決，而是定性為昔陽反黨宗派集團。陳永貴雖然沒有被列進反黨集團的名單，但也被定為反黨集團的拐棍。他們要利用這根拐棍，在這次集中解決昔陽反黨宗派集團問題上起點什么作用。陳永貴據說開始還說了句順耳的話，但后來的話越來越說得不那么入耳了，只有讓他離開榆次，回他的大寨去發牢騷吧。當時晉中地委進行了集中解決后，就又把這些成員分別調往各處，遠離了昔陽。事件過去后還沒有完結，到文革開始后，紅衛兵又把為數不少的這些反黨成員揪回昔陽進行批斗，大打出手，戴高帽掛黑牌游街示眾，又定性為“昔陽反黨集團。”
昔陽“十月事件”牽涉到380多人，晉中地委對這些人定性之后，大部分人就立即離開了昔陽。陳永貴當時雖然被打成“十月事件”的拐棍，但簽于陳永貴在社會上的影響，特別是周總理在三屆一次人代會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大寨的肯定和毛主席對陳永貴的宴請，并提出了“農業學大寨”的口號，他們也不敢對陳永貴作出什么政治性的結論。張懷英則在太原休息一段時間后，省委認為沒有什么問題，就安排到大同搞“四清”去了，并擔任了工作隊的副隊長。
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又被揪回文水進行批斗，甚至在勞動改造中，有人還企圖利用塌方事故將張懷英整死，幸虧有人設了“掉包計”才留下他一命。原來的縣長王貴科在定襄縣和昔陽縣兩邊輪番批斗；原縣委常委趙滿倉、李韓鎖和王富元等人掛著“反黨黑幫分子”的牌子游街示眾，這些和張懷英有牽連的人在文革開始時都不得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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