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文革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為了支持造反派進行的奪權行動，軍隊介入文革進行了支左行動。但是卻比較普遍地支錯對象，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成為文革在全面奪權階段不得不延長的重要因素之一，史稱二月鎮反。郭建波同志以現已公開的文獻資料為依據，抓住其中的若干重大事件，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歷史的考察，讀后會使我們有一個更為明晰的認識。
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寫的長篇著作《文革論》第三卷《殘陽血照》（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上冊《星火燎原》的第四階段《全面奪權——文化大革命在反右糾“左”中走向高潮（1967年1月——1968年10月）》第三部分中的一部分。將該文與我們此前發表的《軍隊在自我革命中為文革保駕護航》結合起來閱讀，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就會更為全面、詳細和客觀。
關于二月鎮反的歷史考察
郭建波
目錄
1、二月鎮反的發生。
2、二月鎮反中的典型事件之一——青海二二三事件。
（1）二二三事件的概況。
（2）中央嚴肅處理二二三事件。
（3）對二二三事件的評析。
3、二月鎮反中的典型事件之二——四川打壓造反派的事件。
（1）四川打壓造反派事件的概況。
（2）中央對于四川事件的處理。
（3）對四川打壓造反派事件的評析。
4、二月鎮反中的典型事件之三——內蒙古打壓造反派的事件。
（1）內蒙古兩派的斗爭和中央糾正軍區支左錯誤。
（2）圍繞中央“決定”展開的激烈斗爭。
（3）對內蒙古打壓造反派事件的評析。
5、二月鎮反中的典型事件之四——湖北打壓造反派的事件。
6、二月鎮反中其它若干打壓造反派的事件。
（1）南京軍區打壓造反派的事件。
（2）湖南省軍區打壓造反派的事件。
（3）廣州軍區打壓造反派的事件。
（4）沈陽軍區打壓造反派的事件。
（5）福州軍區打壓造反派的事件。
7、中央處理二月鎮反的方針政策。
（1）中央對于二月鎮反的定性。
（2）中央處理二月鎮反的基本方針。
（3）中央嚴肅處理二月鎮反中的流血事件。
8、對二月鎮反的評析。
二月鎮反，顧名思義，就是一九六七年二月進行的鎮壓反革命行動。這是軍隊支左以后發生的嚴重事件。狹義地說，是指一九六七年二月發生的鎮壓反革命行動；廣義地說，是指一九六七年二月及隨后發生的鎮壓反革命行動。本文所說的二月鎮反，就是指軍隊這一時期在支左過程中發生的鎮壓反革命行動。
1、二月鎮反的發生。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文革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決定軍隊介入文革，進行支左，為此還頒布了軍委“八條命令”，賦予軍隊必要的權力，支持造反派進行的奪權斗爭。但是，事與愿違，軍隊卻在支左中普遍支錯了對象，造成兩派政治力量對比的嚴重失衡，致使兩派之間及其與軍隊的關系呈現出復雜、緊張的局面，對文革發展造成了嚴重的消極影響。
軍隊在支左中普遍地支持了保守派，這樣就引起了造反派的反彈。造反派認為自己響應黨中央號召起來造反，符合文革的發展潮流，是正義的行動，不僅沒有得到軍隊的支持，反而卻遭到打壓，因而造成造反派與軍隊之間矛盾的激化，引發造反派對軍隊的反擊。軍隊支左負責人認為他們是奉命支左的，又有軍委“八條命令”這樣的上方寶劍，認定他們支持的保守派是左派，與他們作對的是造反派，因而對于不服從他們命令和要求的造反派就采取了強制措施，直至使用暴力行動。二月鎮反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二月鎮反是軍隊在支左中支錯對象的情況下才出現的。從文革發展的要求看，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工具，軍隊介入文革進行支左是具有必然性的。這里關鍵的問題是，軍隊在支左中支錯了對象，還采取了二月鎮反的行動。雖然導致軍隊支錯對象的原因是復雜的，但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則是由于對兩派屬性作出了錯誤的判斷。錯誤的判斷導致了錯誤的行動，錯誤的行動就在二月鎮反中以極端的形式表現了出來。因而二月鎮反行動的出現，究其原因在相當程度上來說還是由于判斷的錯誤造成的。
導致支左部隊負責人判斷上失誤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認識問題，另一方面則是立場所致。對有些部隊負責人來說是認識問題，對有些部隊負責人來說則是立場問題，當然有時還是認識和立場攪合在一起的。一般來說，由于認識問題造成的錯誤判斷，一旦發現錯誤就容易得到改正；由于立場問題造成的錯誤判斷，要其改正錯誤則要困難得多。因而從其改正錯誤的速度及其徹底性上，就可以反映出他們所犯錯誤究竟是由于認識還是立場造成的。
進入全面奪權階段，從當時的形勢看，造反派將矛頭指向了領導干部，在奪權行動中占據主導地位，自然會對當時的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保守派由于其派別屬性，反對批斗領導干部，維護當時的社會秩序，在某種程度上契合了軍隊維護社會穩定和秩序的要求。這樣在軍隊介入文革后，就容易站在保守派一邊，打壓造反派。這是軍隊在兩派斗爭中支錯對象的一個重要原因。
盡管作了不少防范，還是發生了二月鎮反中的嚴重流血事件。從對這些事件的考察中可以發現，本來這樣的流血事件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卻仍然發生了。制造這些流血事件的軍隊負責人從立場上站在了文化大革命的對立面，以極端手段來抗衡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破壞文化大革命的聲譽。這是打著支左的名義，卻對左派進行嚴厲打壓的嚴重事件。從這里可以反映出二月鎮反的矛頭所向。
總之，二月鎮反是在軍隊支左過程中支錯對象的背景下發生的。雖然導致支錯對象的原因是復雜的，但是二月鎮反畢竟是對文革造成嚴重影響的重大事件，因而不僅要對其予以高度的警覺與注意，還要采取必要、有力的措施來予以解決。
2、二月鎮反中的典型事件之一——青海二二三事件。
二月鎮反中許多造反派遭到打壓，其中影響最為惡劣的就是青海發生的二二三事件。那么，這個事件的具體情況如何呢？當時中央又是如何處理這個事件的呢？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二二三事件呢？
（1）二二三事件的概況。
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青海省的造反派在斗爭中形成了八一八和紅衛兵總部兩大派。一月中下旬，八一八先后奪取了《青海日報》和青海人民廣播電臺的權。一月二十四日，省委第一書記楊植霖通知召開黨委會議，研究交權問題。一月二十九日，八一八的四十個組織聯合起來組成青海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在西寧召開了奪權大會，宣布奪了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黨政大權，一月三十日，《青海日報》對此作了報道，并發表了奪權大會給毛澤東的致敬電和告全省人民書，又相繼發表了第一號、第二號通告和《告全省農民書》等。
中央決定軍隊支左后，青海省軍區支持八一八奪權，并上報蘭州軍區、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但是卻引起了紅衛兵總部的不滿，他們沖進了省軍區機關揪斗了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此后，劉賢權又召集軍區常委會，撤銷原來的決定，決定把支持八一八改為支持一切革命左派。[1]
盡管作出了這樣的調整，但是青海省軍區和駐軍內部卻在支左的認識上并不一致：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副司令員張江霖雖然由支持八一八轉為支持一切革命左派，但是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和總后青藏辦事處副主任張曉川則仍然表態支持紅衛兵總部，并成立了青海地區部隊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聯合指揮部和西寧地區部隊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聯合指揮部。二月十四日，西寧地區部隊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聯合指揮部發表公告，決定自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起，對《青海日報》實行軍事管制。八一八調動人馬日夜守衛在《青海日報》社印刷廠院內，雙方發生了嚴重對峙。
由于省軍區在支左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這種分歧又進一步激化、引發了省軍區內部的奪權斗爭。二月十五日以后，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被奪權，并遭到批斗、毒打、隔離和武裝看押，這樣省軍區領導權就落到了副司令員趙永夫手里。趙永夫本來是支持紅衛兵總部的，在他掌握了省軍區領導權以后，更加大了對于八一八的打擊力度。二月二十三日，西寧地區部隊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聯合指揮部宣傳車開到報社印刷廠大院門口的馬路上，廣播“通令”，宣布“青海省八一八紅衛兵戰斗隊總聯絡站及其所屬組織”為“反革命組織”，予以“立即取締”，并要求守衛在報社印刷廠內的八一八人員當天中午十二時全部退出印刷廠。八一八抗拒不退，并通過自己的廣播，進行反擊。下午二時許，部隊進入報社大院。八一八派進行阻擊，進入報社大院的部隊開槍射擊，釀成了重大流血事件。這次事件造成169人死亡，178人受傷。
二二三事件后，八一八派遭到嚴厲鎮壓，據劉賢權說：
“對革命群眾和干部實行法西斯白色恐怖，僅逮捕、拘留、看管和軟禁的即達10157人，其中逮捕4131人，拘留2522人，看管和軟禁3504人。采用各種刑法（罰）對革命群眾實行逼、供、信，不僅本人遭到逮捕、毒打、捆綁、抄家，而且株連了自己的親屬和小孩。同時，大搞‘請罪’，人人過關，人人寫檢查，有的集體跪倒‘請罪’，長達四、五個小時，繼‘二二三’事件后，24日又鎮壓了民族學院的革命師生，打死打傷12人，再一次制造了流血事件。”[2]
這就是青海二二三事件的基本情況。從中我們看到，進入全面奪權階段后，青海造反派分裂為八一八和紅衛兵總部兩大派。省軍區在如何進行支左上也存在著不同意見，劉賢權等人支持八一八，趙永夫等人則是支持紅衛兵總部。雖然劉賢權等人后來從大局出發，由支持八一八改為支持一切革命左派，但是趙永夫等人的態度卻沒有發生變化。這表明省軍區內部在支左上的分歧和矛盾仍然存在。在這種情況下，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在一些人的支持下奪了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的權，軍區內部支持紅衛兵總部、反對八一八的一方控制了領導權。在他們掌握了省軍區領導權以后，采取暴力手段，迅速展開了對于八一八的清剿行動。二二三事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2）中央嚴肅處理二二三事件。
二二三事件發生后，中央層面對于這個事件作出了不同的反應。從現在公開的文獻資料看，鮮明地體現在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葉劍英和中央文革小組對于這個事件的不同態度上。
二月二十三日，葉劍英聽了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的電話報告后，對他說：“你們打得對，打得好！”在西寧的街頭，很快出現了大標語：“林副主席來電：你們打得對，打得好！”（“葉”被誤作“林”）[3]后來葉劍英還安排趙永夫在軍以上干部會議上介紹了他們的經驗。[4]從中可以看到，二二三事件發生的當天，趙永夫就用電話報告了葉劍英，還得到了葉劍英的支持、稱贊，隨后葉劍英又安排趙永夫在軍以上干部會議上將鎮壓造反派的經驗作了介紹，在更大范圍內肯定了二二三事件。這里有一個疑問，趙永夫是在葉劍英批準以后才鎮壓造反派的，還是他自作主張鎮壓造反派以后才向葉劍英進行報告的，尚有待于文獻資料的進一步披露。
二二三事件發生后，中央文革小組迅速獲悉了這個消息。由于這個事件涉及到軍隊支左問題，在弄清事實真相之前，中央文革小組保持了沉默，沒有對此表示態度。這說明中央文革小組對這個問題的表態是非常慎重的。隨后不久，這個事件的詳細情況就反映到中央文革小組。既有來自基層群眾的告狀信件，也有從青海逃回北京的紅衛兵，還有被打死的北京紅衛兵的學生家長，都到中央文革來控訴、上訪。中央文革小組的《簡報》刊登了紅衛兵來信，控訴趙永夫武裝鎮壓左派。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聯名給毛澤東寫信，要求重新審查青海事件。三月十一日毛澤東作出批示：可以調查一下。如果是學生先開槍，問題不大。如果不是這樣，那就值得研究了。[5]毛澤東批準調查以后，中央先后召開了四次調查會來查證這一事件。
第一次是三月十三日晚上，由關鋒、戚本禹向逃回北京的紅衛兵了解情況。這些紅衛兵當時就在《青海日報》社，他們詳細敘述了現場經過。第二次是三月二十一日晚，參加的有陳伯達、康生、王力、關鋒、戚本禹、肖華等，調查對象仍是從青海逃回來的紅衛兵。這次調查會主要是圍繞學生有沒有槍，有沒有開槍進行的。兩次調查的結果是學生根本沒有槍，更談不上向部隊開槍了。調查結果由關鋒、戚本禹向周恩來、江青作了詳細匯報。
第三次調查是三月二十三日晚，周恩來親自主持調查會，江青也參加了。調查對象有：青海八一八、首都三司駐青聯絡站、地院東方紅、北航紅旗赴青戰斗隊、外地赴寧紅衛兵紅旗造反團等組織的代表。通過調查，周恩來當場起草了由他署名的給毛澤東的報告交給與會負責人傳閱，上面說：“看來開槍是有問題的，詳細情況容后再報。”調查會結束之后，周恩來留下康生、江青、葉群和文革小組成員商量如何向毛澤東、林彪匯報。結合會議調查，周恩來又反復核對了由趙永夫組織人去搜查八一八的槍支情況，他們從占領《青海日報》社的八一八紅衛兵處連一支槍也沒有搜查出來。周恩來嘆了一口氣說：“義和團還有幾支鳥槍，可憐這些娃娃連義和團都不如，干嘛還要向他們開槍呢！”
經過這三次調查，可以確定，工人、學生手無寸鐵，根本沒有槍，誰先開槍的問題一目了然。工人、學生連槍都沒有，怎么開槍！周恩來說，工人、學生根本沒有槍，趙永夫搜查了幾天幾夜也沒搜出一支槍來。工人、學生也沒殺過人，開槍殺人的是趙永夫。他事后又謊報軍情，還假造了林總回電，欺騙大家。康生插話說，趙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員劉賢權，又擅自調動野戰部隊開槍殺人，簡直無法無天。這才是篡黨、篡軍，他是個野心家！接著康生談了趙永夫參加過國民黨軍隊的問題。大家聽了都感到匪夷所思。這時葉群就說：“林總和我們林辦從來沒接到趙永夫的電話，也根本沒回過電話。總理呀，你一定要向主席講清楚。”周恩來答應了，說他將在下午向主席作匯報。
第四次調查是三月二十四日夜里從十一點半一直到二十五日凌晨，江青、葉群都來參加了，葉劍英、楊成武也來了，主持人仍是周恩來。調查對象除了前三次參加的人員之外，還有從青海過來的劉賢權、張江霖、楊植霖、高克亭、趙永夫、王昭、張曉川、張洪。針對前三次調查中的情況，周恩來向趙永夫提出了一個又一個的問題，當面向他進行調查核實。趙永夫開始的時候還在左右搪塞，閃爍其詞，企圖為自己和他人進行遮掩，但在周恩來的追問之下，很快就結結巴巴，滿頭大汗，前言不搭后語，漏洞百出了。
當周恩來問到趙永夫說這件事請示了林副主席，林副主席說“你們打得對，打得好！”的時候。葉群站起來了，她說，那話絕不是林副主席說的。林彪打電話給葉帥，質問過葉帥，葉帥自己也承認，趙永夫是給他打過電話的。當時葉劍英也在現場，坐在那里一聲不響。最后周恩來當場宣布：把趙永夫抓起來。解放軍戰士上去撕掉他的領章、帽徽，把他押了下去。[6]從文獻資料中還可以看到，徐向前、聶榮臻也同葉劍英一起參加了這次調查會，至于他們的發言目前尚未公布。[7]
在進行反復調查核實、弄清事實情況以后，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布了《關于青海問題的決定》，不僅為二二三事件定了性，還對這個事件作出了嚴肅的處理。“決定”首先公布了對這個事件的調查結果，指出了青海問題的實質：
青海省軍區內部問題是一個反革命政變。副司令員趙永夫玩弄陰謀手段，推翻了司令員、軍區黨委書記劉賢權同志的領導，簒奪了軍權；趙永夫篡奪了軍權之后，勾結二○五部隊副主任張曉川，對西寧八一八等革命群眾進行殘酷的武裝鎮壓，打死打傷革命群眾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歲的女孩子開槍，逮捕革命群眾近萬人；趙永夫謊報軍情，欺騙中央，蒙蔽群眾，所謂八一八等革命群眾組織擁有大批槍支，并首先開槍，毫無根據。經向現場的許多革命群眾調查，守衛《青海日報》社的八一八群眾，并沒有槍支。趙永夫等人派了專門小組進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槍；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書記王昭直接有關。
根據以上調查結果作出如下處理：
由軍區司令員、黨委書記劉賢權同志在蘭州軍區協助下全權負責處理青海事件；獨立師、獨立團、八○六一部隊、八一二二部隊、二○五部隊在處理青海問題上，統一由劉賢權司令員指揮；向群眾宣布八一八為革命群眾組織。二月三十日流血事件，應由趙永夫和張曉川負責。要為死難的革命群眾恢復名譽，給予撫恤。對負傷的群眾，要負責進行治療。因為這個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眾和干部，一律立即釋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受欺騙和蒙蔽的群眾，概不追究。群眾組織之間的問題，用整風的方法解決。嚴防壞人挑動群眾斗群眾；人民解放軍是偉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資派制造的，當地駐軍的干部和戰士是沒有責任的。革命群眾要同當地駐軍緊密團結起來，堅決打擊一小撮走資派，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著手籌備建立以劉賢權同志為首的青海省軍事管制委員會；趙永夫隔離審查，張曉川、王昭隔離反省，聽候處理。
此件除青海外，只在軍事系統內傳達。青海可在有關部門內部張貼，不許登報和廣播。[8]
我們注意到，“決定”簡要敘述了調查的結果，對二二三事件定了性，雖然對于主要肇事者予以了嚴肅處理，但是卻沒有追究涉事的干部、戰士和群眾的責任。對于死傷的人員要予以撫恤、治療，用整風方法來解決群眾組織之間的分歧和矛盾，希望軍民團結起來共同搞好青海的文化大革命。二二三事件由劉賢權全權負責處理，組建以他為首的青海省軍管委員會，使青海文革進入發展的正確軌道。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青海發生大規模鎮壓造反派群眾的流血事件以后，當時中央文革小組對此并沒有貿然表態，而是在具體了解情況以后，才向毛澤東呈送了請求重新調查二二三事件的報告。對二二三事件的調查，是在毛澤東批準以后才進行的。他們在四次調查中，先向現場人員了解基本情況，然后調查學生手中究竟有沒有槍、是不是先開槍，再向北京、各地駐青海的紅衛兵及其組織代表了解、核實情況，最后又以聯席會議的方式，由紅衛兵等群眾組織及其代表、青海省黨政領導干部和包括趙永夫在內的軍隊領導干部共同參加，以對質的方式來核實、查證問題，最后才作出了《關于青海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并非像有人說的那樣先入為主，而是在經過反復調查以后才形成的。
由此看來，《關于青海問題的決定》是在反復調查以后，在弄清事實真相的基礎上，從文革發展的大局出發，又立足于當時斗爭的具體形勢，經過反復研究以后，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布的。同時，還限定了“決定”的傳達、張貼、傳播的范圍。這反映出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于這個事件不僅是極為重視的，在處理上也是非常慎重的，在傳播的范圍上又是作出了嚴格限制的。這個“決定”掃除了青海文革的障礙，扭轉了青海文革的方向，推動了青海文革的進一步發展。
（3）對二二三事件的評析。
二二三事件是軍隊在支左背景下發生的嚴重事件。這個事件的發生，形式上是支左部隊與造反派之間矛盾的激化，實質上則是支左部隊負責人趙永夫、張曉川及其所保護的領導干部王昭等人破壞文革行為的反映。否則的話，在造反派手中無槍僅是不服從支左命令的情況下，是不會采取如此極端手段來鎮壓造反派的。
從考察中我們發現，造成二二三事件發生的原因是復雜的。青海駐軍在支左問題的認識上存在著嚴重分歧。這種嚴重分歧既表現在支持哪一派群眾組織上，也反映在對哪些省級領導干部提供保護上。不僅如此，又引發了省軍區內部的嚴重斗爭，導致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被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奪取了領導權。在趙永夫掌握了省軍區領導權以后，就以不服從命令為由，對八一八派紅衛兵大開殺戒，釀成了二二三事件。
從二二三事件的研究中我們發現，趙永夫等人的錯誤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支錯對象。八一八是造反派，但是趙永夫等人不僅不支持他們，反而打壓八一八，并對他們痛下殺手。二是沒有處理好與八一八之間的分歧與矛盾。面對與八一八存在的分歧與矛盾，趙永夫等人既沒有對他們做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也沒有采取冷處理的方式，而是態度生硬、簡單粗暴，直接以不服從軍令為由，對他們采取了武力行動。三是八一八手中并沒有槍支，只不過是拒絕服從軍令撤出報社而已。在這種情況下，趙永夫等人竟然命令部隊向徒手群眾開槍，造成了嚴重后果。四是時機不對。八一八當時既沒有對時局和社會發展造成嚴重威脅，也沒有主動襲擊支左部隊，又不是處于萬分危急不得已的時候，不及時采取行動就會造成嚴重后患，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趙永夫等人卻命令部隊槍擊八一八，釀成了嚴重流血事件。五是后果嚴重。這個事件造成了三百多人傷亡，不論在軍隊支左還是文革發展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這就是趙永夫等人在二二三事件中所犯的嚴重錯誤。
二二三事件造成的影響是非常惡劣的。不問青紅皂白，不對遇到的問題進行調查研究，不對面臨的形勢進行深入分析，就向不服從軍令的群眾擅自開槍，造成的后果是極為嚴重的。這不僅敗壞了軍隊的聲譽，也敗壞了文革的聲譽，給正在進行的文革造成了嚴重的消極影響。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上來說，正是因為這個事件的出現，才使隱藏在背后的東西暴露了出來，引起中央的警覺，及時采取采取果斷、有力的措施，拔掉釘子，掃除障礙，為文革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
從當時的態勢來看，青海二二三事件的出現雖然具有偶然性，但是從文革發展中幾股力量的斗爭上來說，在某種程度上卻又是具有必然性的（這種必然性在通常情況下會被限制在一定范圍內，以和緩的方式表現出來）。這是因為文革對領導干部隊伍造成了巨大沖擊，觸動了當權派的利益。這樣就會使軍內和黨政系統內部的一些當權派聯合起來打壓造反派。青海發生的大規模流血事件不過是其中的極端表現而已。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二二三事件還得到了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的支持與稱贊。[9]雖然在同年四月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葉劍英為此作了檢討，[10]但還是反映出當時在打壓造反派的問題上，葉劍英與趙永夫等人是心照不宣地站在了一起的。從這里不難看出，二二三事件與二月逆流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因而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就要把二二三事件放在文革發展中幾股政治力量的能動作用中來進行分析，才有可能對于這個事件有一個更為深入、詳細的認識。
二二三事件是軍隊支左期間發生的慘烈事件。雖然事件發生的原因是復雜的，但是留下的教訓則是沉痛的。這個事件極大地敗壞了軍隊聲譽，嚴重惡化了軍民關系，其中的肇事者后來受到嚴肅處理也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正是由于這樣，在對他們處理結果的報道、傳播上才采取了若干限制措施。[11]放到文革發展洪流的大背景下，這個事件不過是其中的一股逆流而已。中央很快采取措施打退了這股逆流并對青海省實行軍管，就將青海文革納入了既定發展的軌道。
3、二月鎮反中的典型事件之二——四川打壓造反派的事件。
在二月鎮反中又發生了四川嚴厲打壓造反派的事件。既然這樣，那么這個事件的基本情況如何呢？中央又是如何來處理這個事件的呢？我們應該怎樣來看待這個問題呢？
（1）四川打壓造反派事件的概況。
軍隊進行支左以后，隨著軍委“八條命令”的下發執行，成都軍區支持了保守派產業軍，而沒有支持造反派。[12]其實，成都軍區不僅沒有支持造反派，還進一步打壓造反派。這樣就使得成都軍區與造反派之間的分歧和矛盾愈演愈烈，終于在市公安局查抄黑材料的問題上引發了雙方之間的嚴重沖突。
一月二十九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街道工業分團到成都市公安局查抄黑材料。由于雙方發生了爭執，導致矛盾激化，造反派扣押了公安局負責人，搶走檔案和槍支。次日，成都軍區派出部隊，協助公安部門，以反革命罪逮捕街道工業分團頭頭等十三人，將其游街示眾后關進監獄。此后，造反兵團開始把斗爭矛頭指向成都軍區。
二月十一日，成都軍區逮捕軍內造反派五十余人。當天，造反兵團和八二六在成都市舉行“聲援成都軍區造反派”的示威游行，并沖及成都軍區，企圖揪斗成都軍區領導人，開始圍困成都軍區，封鎖軍區南營門和東營門。十二日，造反派繼續調集人員沖擊成都軍區，抓走軍區司令部一個副參謀長，并開始在軍營外搭棚住下，準備長期圍困和封鎖成都軍區。十七日下午，解放大西南革命造反聯合總部（簡稱解大聯總）在成都人民南路廣場召開“砸爛韋杰、甘渭漢為首的成都軍區黑司令部誓師大會”（韋杰時任成都軍區副司令員，甘渭漢時任成都軍區第四政委），會后舉行示威游行，號召更多的人去沖及和圍攻成都軍區。[13]
成都軍區迅速將成都、萬縣支左中遇到的問題上報了中央軍委，請求指示。二月十七日，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葉劍英批發中央軍委致成都地區幾個造反組織的公開信。二月十九日，葉劍英又批復成都軍區關于處理萬縣造反派組織的電報。[14]公開信和電報是支持成都軍區采取措施對造反派進行打壓的。我們下面主要介紹公開信的內容及其散發情況。
十八日凌晨，成都軍區廣播了葉劍英十七日批發的《中央軍委給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川大八二六戰斗兵團同志們的信》（后稱“二一七信件”），信中肯定了軍區派出部隊捕捉搶劫成都市公安局的幾名首犯，對嚴重違犯中央軍委命令的少數軍內人員采取措施是完全正確的，要求造反兵團和八二六不要圍堵、沖擊軍區，不要干涉軍人行動自由；勸告參加沖及和圍困軍區的人盡快撤離軍區。同時警告造反組織頭頭，如果不遵守中共中央的命令繼續煽動群眾把斗爭的矛頭指向軍區，沖擊軍區機關，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嚴重后果必須由他們全部負責。下午，成都軍區派出直升機在成都地區、其后又在全川散發了這封信。中央軍委的公開信廣播后，圍困軍區的造反派開始撤離。下午，八二六發出“緊急動員令”，號召針鋒相對，血戰到底。
二月十九日，四川省各地公安部門開始收容審查造反派的頭頭和骨干分子，采取專政措施，打壓造反派。至二十二日，僅成都地區公安機關就收容337人。二月二十一日，成都造反兵團和八二六數萬人在人民南路搞大規模的集會請罪活動。二月二十八日，在成都軍區支左辦公室幫助下，頒布了《四川省公安廳關于堅決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布告》。至三月四日，公安機關在成都地區拘捕造反派頭頭和骨干分子五千余人。三月二日，四川省公安廳在成都軍區支左辦公室幫助下，向四川省各市、專、州、縣發出《取締反革命組織和右派組織的意見》。三月五日，成都市公安局發布《緊急通告》指出：造反兵團和八二六等少數造反派頭頭，“打著造反派旗號，干了一系列反革命罪惡活動”，要堅決予以取締。此后，在四川全省取締造反組織一千一百多個。在鎮反中，四川全省共抓捕造反派頭頭及骨干分子八萬余人，其中成都地區抓了三萬三千余人。
從一月二十八日到四月五日，據不完全統計，經葉劍英批準，在軍隊院校和文體單位，取締了114個非法的或反動的組織。[15]
我們看到，成都軍區在支左中是犯了嚴重錯誤的。這種錯誤表現在他們支持了保守派產業軍，沒有支持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和八二六等造反派。不僅如此，還進一步采取措施打壓造反派。這樣就使得他們與造反派之間的矛盾走向激化。當然，不可否認，造反派在具體問題的處理上可能會出現激進的行為，但是即便如此，只要部隊站穩立場，采取政治攻勢，做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著力化解雙方矛盾，這些問題也是可以得到解決的。比如外地學生沖中南海、軍校學員沖擊國防部的事件就是這樣解決的。[16]遺憾的是，當時四川駐軍在支左的時候卻沒有能夠這樣做。他們不僅支錯對象，還對造反派采取了打壓行動。這里引起我們注意的是，成都軍區采取這樣的行動并不是孤立的，還獲得了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葉劍英的支持。這表明從邏輯上來說，他們的行動是與北京發生的二月逆流存在著密切聯系的。
（2）中央對于四川事件的處理。
成都軍區在支左方面出現的問題通過不同途徑反映到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因而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就采取措施來解決四川事件中的問題。
由于成都軍區對造反派采取措施得到了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葉劍英的支持，同時葉劍英也沒有及時與中央文革小組溝通就批準了成都軍區的行動，因而對于這個事件造成的嚴重后果，他是負有領導責任的。這樣在中央處理四川事件的時候，葉劍英就要為此承擔責任，作出檢討。四月十四日，葉劍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檢討發言，談了對處理青海問題、成都問題和萬縣問題中的錯誤，還談了“對中央文革的態度問題”，“主要是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同志有時尊重不夠。在研究討論問題時，在某些問題上虛心接受中央文革小組同志的意見不夠，有時態度不冷靜，不慎重。”[17]四月十九日，葉劍英還為此給毛澤東報告，檢查自己對中央文革小組態度不尊重、不冷靜等問題。[18]
我們看到，葉劍英不僅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了檢討性發言，還向毛澤東提交了書面檢查，承認自己在青海、四川問題上犯了錯誤。這個時候面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批評，雖然葉劍英發出了“欲要整人，何患無辭”的牢騷話，[19]但是他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出這樣的檢討和表態對于事件的解決無疑是有利的。同時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幫助下，成都軍區也在解決支左中出現的嚴重問題。由于這些問題發生在支左部隊和兩派群眾之間，這個時候又是按照自身的邏輯在不斷發生變化，出現了新的情況，因而無形中就增加了解決這些問題的難度。盡管這樣，成都軍區還是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的要求下采取措施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四月二十日，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向中央提交了關于四川省釋放被捕、拘留、收容審查的人員情況的報告。二十三日，毛澤東閱后批示：“加印發給軍委擴大會議各同志。犯錯誤是難免的，只要認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這些是錯了，但他們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了。現在另一種思潮又起來了，即有些人說，他們那里軍隊做的事都錯了，弄得有些軍隊支左、軍管、軍訓人員下不得臺，灰溜溜的。遇到這種情況，要沉得住氣，實事求是地公開向群眾承認錯誤，并立即改正。另外，向軍隊和群眾雙方都進行正面教育，使他們走上正軌。”[20]
從中可以看到，成都軍區在采取措施糾正以前所犯的錯誤，毛澤東對此是肯定的、欣慰的。他不僅提議將這個報告印發給正在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還提醒軍隊注意另一種動向，要有思想準備，一旦遇到這樣的問題就要采取正確態度予以妥善處理。同時，對軍隊和群眾雙方都要進行正面教育，化解矛盾，增加共識，使運動在雙方努力下走上正軌。
四川在原先支左錯誤沒有得到解決的情況下，又產生了新的問題。宜賓以及其它地區的軍隊、地方干部與兩派群眾之間的矛盾也在不斷激化并導致了嚴重沖突。中共中央在綜合調研了四川發生的這些問題以后，五月七日作出《關于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
成都軍區在支持地方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特別是在支工、支農方面，是有成績的。但是，成都軍區個別負責人從二月下旬以來，支持了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背后操縱的保守組織，把革命群眾組織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和川大八二六戰斗團等，打成了反革命組織，大量逮捕革命群眾。他們把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變成了“鎮壓反革命運動”。同時，擅自調動部隊到宜賓，支持宜賓軍分區，支持宜賓地委內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鎮壓革命群眾組織和革命群眾，實行大逮捕。在萬縣軍分區，還制造了武裝鎮壓群眾的流血慘案。在其他一些軍分區和地委，也或輕或重地犯了這樣的錯誤。成都軍區個別負責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經中央指出后，成都軍區就很快地開始進行糾正。五十四軍的領導同志，及時作了檢討，行動上也改得快。
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要對四川全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眾組織、革命群眾和革命干部進行妥善處理，一律平反，一律釋放，并且依靠其中堅定的左派作為骨干，搞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死難的革命群眾、革命干部，要進行撫恤。對確有證據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另案處理。
要幫助革命群眾組織恢復和發展。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團這樣的革命群眾組織，要注意同紅衛兵成都部隊及其他革命組織加強團結，不要互相攻擊，而轉移了斗爭目標。各革命組織，都要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頓思想、整頓作風、整頓組織，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21]
從中可以看到，中央明確指出成都軍區個別負責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這種錯誤不僅表現在支持保守派，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和八二六打成反革命組織，還表現在支持宜賓軍分區和宜賓地委一小撮黨內走資派，鎮壓革命組織和群眾，又表現在支持萬縣軍分區制造了流血事件。雖然成都軍區在支左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他們一旦認識錯誤以后，迅速予以改正。這是值得肯定的。“決定”要求四川省革委會籌備小組要妥善處理善后問題，革命組織之間要加強團結，通過大聯合實現革命的三結合，建立起革命委員會，實現秩序的穩定。
從以上文獻資料可以看到，不論是葉劍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檢討性發言、向毛澤東提交的檢查報告，還是毛澤東對于成都軍區糾正錯誤報告的肯定性批示，以及中央作出的《關于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都表明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在采取措施糾正成都軍區支左中所犯的嚴重錯誤，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組織和人員進行平反，排出阻力，掃除障礙，支持造反派進行的奪權行動，將四川文革納入既定發展的軌道。
（3）對四川打壓造反派事件的評析。
從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在二月鎮反期間四川出現了打壓造反派的嚴重事件，不僅發生在成都地區，也在萬縣、宜賓等地出現了。這種事件的發生，首先是由于軍隊支錯對象，即在軍隊介入文革后沒有支持造反派反而卻支持了保守派造成的。不僅如此，軍隊還采取了激進的手段來打壓造反派。這又造成了造反派的反彈，致使雙方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大批造反派群眾由此遭到逮捕，釀成了嚴重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支左部隊的行動獲得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葉劍英的大力支持。不論是葉劍英以中央軍委名義批發的二一七信件，還是他批復的成都軍區關于處理萬縣造反派組織的電報，就是明證。這樣就使得成都軍區行動起來更顯得師出有名、理直氣壯。由此反映出地方支左部隊與北京二月逆流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他們在對待文革及其造反派方面是心照不宣地站在一起的。
成都軍區采取的行動以及造反派遭到打壓的情況，通過不同渠道迅速反映到中央，引起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警覺，并著手處理四川問題。葉劍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才在軍委擴大會議作出了檢討性發言，并向毛澤東提交了書面檢查報告的。不管其內心認識如何，作出這樣的檢查對于解決四川問題無疑是有利的。成都軍區也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幫助下，開始解決支左中的錯誤，他們的糾錯報告還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與此同時，中央還召開由兩派群眾和支左部隊共同參加的會議，處理四川文革中的問題。經過反復調研以后，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決定”明確指出軍隊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對被打成反革命的組織、群眾和干部予以平反，希望大家團結起來通過革命的大聯合來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這樣在中央主導下，為造反派恢復了名譽，糾正了支左部隊的錯誤，扭轉了四川文革的發展方向，為四川文革走上正軌創造了條件。
由此可見，四川發生打壓造反派的事件，是由于在運動中群眾分裂為造反派和保守派，同時造反派（即有軍內的，也有地方的）的行動觸動了軍、地當權派的利益，而在維護當權派利益方面軍、地雙方又有著一致性，再加上認識以及沒有經驗等因素的作用，才導致軍隊支錯對象，對造反派予以打壓的。這樣就與中央的愿望背道而馳，致使政治力量的對比發生了逆向變化，對于全面奪權乃至于革命委員會的建立都造成了嚴重的消極影響。這種錯誤雖然在中央的主導下基本上得以糾正，但是其產生的危害仍然是深遠的。
4、二月鎮反中的典型事件之三——內蒙古打壓造反派的事件。
內蒙古軍區在支左中支錯對象，打壓造反派，成為二月鎮反期間的典型事件之一。這個事件與其它事件的不同在于，當中央指出內蒙古軍區支左犯了嚴重錯誤以后，一些干部、戰士拒不接受中央決定，反而進京上訪，在會議上鼓噪鬧事，打傷軍區領導干部，最后是在中央采取強力措施以后，才將這個事件平息下去的。
（1）內蒙古兩派的斗爭和中央糾正軍區支左錯誤。
文革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內蒙古在斗爭中形成了呼三司和和工農兵、無產者等若干個全區性組織。從兩派的派別屬性來看，呼三司屬于造反派，工農兵、無產者則是屬于保守派。雙方又各有不少群眾組織組成，彼此之間存在著尖銳、復雜的矛盾。這種矛盾在《內蒙古日報》的奪權上暴發出來，并進一步釀成了兩派以及軍隊與造反派之間的激烈斗爭。
一月十一日，《內蒙古日報》社內部的造反派組織東方紅奪了報社的大權。一月十八日，東方紅的對立派組織紅衛軍總部（無產者派的）又進行了一次奪權。呼三司支持東方紅的奪權，無產者則支持紅衛軍總部的奪權。這樣圍繞《內蒙古日報》社的奪權，呼三司與無產者、工農兵之間展開了激烈的斗爭。內蒙古軍區在兩派斗爭中支持無產者派的紅衛軍總部，反對呼三司派的東方紅。這樣內蒙古軍區就鮮明地站在了保守派一邊，而沒有支持造反派，引發了呼三司的不滿。一月二十九日，呼三司數千人包圍了內蒙古軍區南大門并在那里靜坐示威。軍區則在南大門修筑臨時工事，在樓項上架起了機槍，槍口直對南大門外。
二月五日正午，內蒙古師范學院四年級學生韓桐手拿話筒向軍區喊話時，軍區司令部軍訓部副部長柳青向韓桐瞄準射擊，打穿肺動脈，經搶救無效死亡。槍擊事件迅速上報中央。周恩來以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名義發出特急電報，要求內蒙古軍區立即停止沖突，不要擴大事態；同時要求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內蒙古軍區、呼三司和紅衛軍總部四方面，各派三至五名代表來京，商談解決內蒙古問題。
二月十日，周恩來與總政治部主任肖華，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內蒙古四方代表，周恩來詳細詢問了打死韓桐的經過，當即命令內務部調查事件原委。內務部部長曾山立即帶領技術人員飛赴呼和浩特。經過詳細調查，查清了柳青開槍打死韓桐的全部過程。后來柳青被判處死緩，又改判無期徒刑。[22]
由于內蒙古軍區在支左中支錯對象，犯了嚴重錯誤，同時兩派之間正在進行著激烈的斗爭以及軍區與造反派的矛盾也在不斷走向激化，因而為了解決內蒙古的問題，周恩來等人從二月十日至四月十三日先后六次接見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內蒙古軍區和對立的兩大派群眾組織代表，聽取意見，進行協商，查證事實，弄清真相。經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后，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處理內蒙古問題的決定》。
“決定”說：二月五日以來，內蒙古軍區個別領導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打擊了呼三司等革命群眾組織，逮捕了大批革命群眾，支持了內蒙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烏蘭夫的代理人王逸倫及其操縱的保守組織。王逸倫、王鐸（二人均為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要負主要責任。王逸倫隔離反省，王鐸停職檢查，交群眾批判。決定由原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任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吳濤（原副政委）任軍區政委；成立以劉賢權、吳濤為首的內蒙古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在劉賢權到任前，由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滕海清代理。[23]
從中我們看到，中共中央《關于處理內蒙古問題的決定》是在反復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作出的。這表明中央對于內蒙古事件不僅是高度重視的，在處理上也是非常慎重的。“決定”指出，內蒙古軍區個別領導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正是因為這樣，中央才處理了內蒙古自治黨委若干負責人，還改組了內蒙古軍區領導班子，調原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任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原內蒙古軍區副政委吳濤任軍區政委，以他們兩人為首成立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這樣就糾正了內蒙古軍區支左中的錯誤，支持了造反派，打擊了保守勢力，撥正了內蒙古文化革命的方向。
（2）圍繞中央“決定”展開的激烈斗爭。
中共中央《關于處理內蒙古問題的決定》發布后，對內蒙古兩派斗爭以及軍隊所犯錯誤的屬性作出了界定，支持了造反派，壓制了保守派，糾正了軍隊支錯中的錯誤。這樣就引起了保守派和一些支左部隊干部、戰士的不滿，于是他們開始采取行動抗衡中央“決定”，甚至要求中央重新調查，企圖改變這個“決定”作出的判斷。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發現，中央“決定”發布后，被宣布為保守派的工農兵、無產者等組織的大批群眾不服，紛紛上街游行，要求中央重新調查內蒙古的情況。五月十一日，兩派群眾數千人在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機關發生大規模武斗。由于“決定”認為內蒙古軍區支左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因而參加支左的干部、戰士也表示不理解，許多人參加了支持工農兵、無產者的游行示威活動。到內蒙古代理軍區司令員的滕海清也遭到了多數軍區干部、戰士的反對和圍攻。內蒙古軍區的干部、戰士兩千五百多人還前往北京告狀。
到北京的內蒙古軍區干部、戰士一面上訪告狀，一面在北京尋求支持自己的力量。北京的造反派因為中央已明確表態，所以都不支持他們。后來內蒙古軍區的軍人找到了一些被中央宣布為反動組織聯動成員的北京老紅衛兵，得到了他們的同情和支持。五月中旬，一批北京老紅衛兵來到了呼市。他們在進行了一些調查了解后，發表了支持內蒙古軍區和工農兵、無產者的看法。一份署名為首都紅衛兵最愛黨、最愛毛主席、最不怕死戰斗隊發表的《關于內蒙呼市形勢的十點看法》的傳單曾在呼市流傳，傳單中斷言：“中央八條”（即《關于處理內蒙古問題的決定》）是不得人心的，是三司中一小撮人勾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謊報軍情，欺上壓下造成的，是有原則錯誤的。傳單中說：“一切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以及一些不愿和工農兵相結合的學生是為八條歡呼的，是仗有八條而無所不為的，廣大工農兵都不同意八條。”傳單號召“堅決造八條的反”。
到北京告狀的內蒙古軍區的軍人受到中央多次接見，每次接見都出現“頂牛”的現象。周恩來等人三番五次地宣傳中央的政策，這些人則頑固地要求中央收回八條。會場上常常出現哄鬧、混亂的局面。這種狀況在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于內蒙古軍區問題的通報》中反映出來：
在五月十六日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負責同志接見的大會上，他們無理取鬧，不聽總理講話，多次高呼對抗中央決定的反動口號。還當場打傷了一位擁護中央決定的內蒙同志。在五月二十日的大會上，他們反抗中央決定的活動愈演愈烈。他們在大會上拍桌子、跺腳、起哄、搶奪擴音器，大喊大叫，沖上主席臺，將內蒙軍區政治委員吳濤同志毒打致傷（這是五月二十四日發生的事件——引者注），還毆打了軍委辦公廳工作人員和會場服務人員，甚至公然在會場上宣讀事先準備好的反對中央的五條反動要求。[24]
鑒于內蒙古軍區到京上訪的干部、戰士不僅無視中央作出的“決定”，甚至還起哄、鬧事，拒不接受中央的勸解，要以實際行動對抗乃至推翻中央的這個“決定”。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采取果斷、嚴厲的措施來處理這個問題。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軍委將準備向全軍轉發的內蒙古軍區的命令報送毛澤東。這個命令在毛澤東五月二十二日批準后，于五月二十三日轉發全軍。命令指出：一、內蒙古全體來京人員必須于五月二十四日前全部離京返回；二、內蒙古軍區機關和部隊一律進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許串連，不許隨便參加游行和集會；三、對少數對抗中央指示的人，視其情節輕重給予適當處分；四、軍區指戰員絕對不參加武斗，要堅決反對打、砸、搶、抄、抓；五、支持左派群眾組織，教育和團結保守組織群眾。[25]
這個命令轉發全軍以后，中央仍然在做內蒙古這些上訪人員的工作，從文革發展大局出發，對他們進行耐心疏導、勸解，希望他們遵規守紀，服從中央“決定”，執行軍委命令，盡快離京返蒙，做好“三支兩軍”工作。但是出人意外的是，在接見會場上竟然出現了打傷內蒙古軍區政委吳濤的嚴重事件。這表明他們放棄職責，目無軍紀，以派別利益為重，藐視中央權威，嚴重破壞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在這種情況下，對他們做思想工作已經沒有什么意義，必須采取嚴厲措施，才能遏制住這種行為，為文革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
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五月二十四日在政協禮堂的接見大會上出現了打傷內蒙古軍區政委吳濤的事件。二十五日，周恩來下令逮捕打人兇手，并到毛澤東處報告內蒙古問題。二十六日，周恩來約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楊成武、粟裕等商談解決內蒙古問題。當天作出中央軍委五條決定。決定內容如下：
根據內蒙古軍區在京人員這幾天的行動，采取如下決定：
1、對黃厚、王良太實行隔離反省，對劉昌、張德貴實行停職反省，停止與各方一切聯絡。
2、對24日搗亂會場，毆打吳濤，宣讀五條反動要求的少數頭子實行清查逮捕。
3、對現在六個招待所的788人宣布禁止外出，讓他們自己檢舉來京鬧事的為首人員和后臺指揮人員，這些人員集中到外地整訓，暫不回蒙。
4、準備調一師兵力移駐呼市，將不守紀律的警衛營、通訊營一部分人員、高炮營、測繪大隊等調離呼市，分駐北京軍區指定地區。
5、宣布內蒙古軍區為省級軍區，劃歸北京軍區編制，滕海清、吳濤、劉彬立即隨北京軍區調進部隊回呼市指揮。
由此可以看到，這個決定是堅決果斷的，也是極其嚴厲的，表明中央不僅要采取有力措施來糾正內蒙古軍區支左中出現的嚴重錯誤，而且對尋釁鬧事、對抗中央“決定”的人也要采取強制手段了。中央在通報中把內蒙古軍區軍人們在北京的行為定為“極其嚴重的政治事件，是違反黨紀、軍紀和國法的犯罪行為。”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向全軍發出了關于內蒙古軍區問題的通報，并將中央軍委五月二十六日的決定印發到全軍團以上黨委。
滕海清、吳濤立即隨北京軍區××軍××師（原文如此——引者注）開進呼和浩特，以穩定局勢。當時，被定為保守派的紅衛軍等組織在五月十日制造了沖擊內蒙古黨委辦公室大樓的事件后，一直占據著內蒙古自治區工會大樓。××師進駐呼市后，派兵包圍了這座位于呼市中山路上的高大建筑。五月三十日，軍隊占領了工會大樓，紅衛軍等組織被強行解散。[26]
這樣以收回內蒙古自治區黨委辦公室大樓、解散紅衛軍等組織為標志，支持了造反派，糾正了內蒙古軍區支左中的錯誤，打擊了破壞文革的保守勢力，扭轉了內蒙古文革的發展方向。
從中可以看到，中共中央四月十三日作出《關于處理內蒙古問題的決定》以后，不論是保守派還是內蒙古軍區支左部隊中的一些干部、戰士，都對中央的這個“決定”表示不滿。他們不僅采取游行示威的方式進行抗議，還組織人員到北京上訪，企圖推翻這個“決定”。這些上訪人員得不到北京造反派的支持，卻與被打擊的老紅兵聯合行動，向社會表達他們的訴求，一時鬧得烏煙瘴氣。在這種情況下，中央仍然召開會議，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對他們進行勸解、疏導，做他們的思想工作。可是，他們卻乘機在接見會上起哄鬧事，甚至打傷軍區領導干部和軍委辦公廳工作人員，致使中央通過協商來解決內蒙古問題的努力化為泡影。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才不得不采取強制措施來處理內蒙古問題的。
（3）對內蒙古打壓造反派事件的評析。
從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內蒙古軍區在支左中支錯對象，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中共中央作出《關于處理內蒙古問題的決定》以后，不論保守派還是支左部隊的不少干部、戰士都是對此表示不滿的。他們不僅采取游行示威的方式進行抗議，還組織一些干部、戰士到北京上訪。即使在中央召開的接見會上，上訪的干部、戰士還肆意鬧事、打傷擁護中央“決定”的領導干部，其意圖就是向中央施加壓力，迫使中央改變看法，最終推翻中央的這個“決定”。
從考察中可以發現，中央《關于處理內蒙古問題的決定》是正確的，對于兩派群眾組織和軍隊支左所犯錯誤的定性也是符合實際的，并沒有出現偏差。但是，保守派和軍區支左人員卻無事生非，以實際行動來挑戰中央“決定”。這是明目張膽地破壞中央權威的行為。這里尤為讓人警覺的是內蒙古軍區支左人員的態度。他們在支左中支錯對象，犯了嚴重錯誤，不僅不反思悔改，反而認為中央作出的“決定”不公，進而在中央召開的接見會上，既不進行溝通，又無視中央疏導，起哄鬧事，打傷軍隊領導干部，要求中央收回這個“決定”。這表明這些支左人員目無黨紀、軍紀，深陷派性之中，以小團體利益為重，采取實際行動來要挾中央了。
內蒙古軍區在支左中支持了保守派，打壓了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不僅沒有支持文革反而嚴重阻礙了文革的進一步發展。這是與中央確立的支左方針背道而馳的，從性質上來說屬于右傾錯誤。因而從文革發展的要求出發，中央就必須采取措施來糾正他們所犯的錯誤。這就要求他們在兩派斗爭中站穩立場，支持造反派的行動，但是卻遭到了這些人的抗衡與反擊。他們不僅拒不承認錯誤，還吵鬧不休甚至在接見會上大打出手，致使中央進行的反右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難。
軍隊本來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工具，文化大革命得以進行的堅強后盾，可是在支左部隊中卻出現了這種行為，就不能不引起黨中央的高度警覺。雖然這種行為只是出現在部分支左部隊中，但卻是其性質發生變化的前兆。這表明他們在服從黨中央領導和支持派性之間發生了動搖，顯示出脫離中央領導的跡象，從而使得中央不得不采取果斷、有力的措施將這種現象遏制在萌芽狀態，防止其孳生蔓延破壞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危害到文革的進一步發展。
總的來說，內蒙古軍區支左部隊的錯誤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二是在黨中央作出“決定”以后，拒不承認錯誤，還采取實際行動來對抗中央，拒絕改正錯誤。因而內蒙古軍區支左部隊在與其它多數支左部隊同樣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的同時，還具有自己鮮明的特點。這就是不僅拒絕接受黨中央對他們所犯錯誤的判定，還采取實際行動來迫使中央改變這種定性。這反映出他們派性思維作怪，試圖挑戰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進而破壞文革發展的大局。這是一種嚴重的動向，不能不引起黨中央的高度警覺。因而采取果斷、有力的措施來處理內蒙古的問題就成為中央必然的選擇了。
5、二月鎮反中的典型事件之四——湖北打壓造反派的事件。
湖北打壓造反派也是二月鎮反期間的典型事件之一。由于我們下文還要研究武漢七二○事件，因而就把武漢軍區在二月鎮反中所犯的嚴重錯誤放到下文七二○事件中一并進行研究，此處就從略了。
6、二月鎮反中其它若干打壓造反派的事件。
前文我們介紹了二月鎮反期間的三個典型事件——青海二二三事件、四川打壓造反派的事件、內蒙古打壓造反派的事件。由于湖北打壓造反派的事件以后還要介紹，此處從略。下面我們介紹二月鎮反期間其它若干打壓造反派的事件，并作出簡要分析。
（1）南京軍區打壓造反派的事件。
軍委“八條命令”發出后，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下令把坦克開進了南京城。許世友要求軍區黨委常委認真學習這個命令，深刻領會，堅決執行，特別強調軍以下不搞“四大”。許世友說，沒有叫你搞“四大”，你偏搞“四大”，把你抓起來，那有什么可說的！南京軍區把政治部領導的“三團兩隊”（即話劇團、歌舞團、歌劇團、軍樂隊、體工隊）下放到各野戰軍，由部隊代管搞正面教育。責令《人民前線報》停刊。拆散步兵學校，疏散人員，連同有造反傾向的軍區機關干部，一律派往省軍區、軍分區和人武部去參加“三支兩軍”。對鬧得兇、跳得高的造反組織和造反派，采取了硬性措施。軍區機關和駐三省一市的所屬部隊共有22人被逮捕、8人被開除、475人被看管或隔離反省。南京市有10個群眾造反組織被取締，有330多個造反派頭頭被關押。所有被看管、被隔離、被關押的人都要寫檢討，交代問題，向毛主席請罪。[27]
從中可以看到，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以軍委“八條命令”為依據，對造反派采取了打壓行動。雖然他說的軍以下部隊不搞“四大”是正確的，但是為了打壓軍內造反派，許世友不僅把文體人員下放，停辦軍區報刊，拆散步兵學校，將這些單位的造反派下放到基層去，還采取強硬措施取締造反派組織，關押、隔離、逮捕造反派，以期實現局勢的穩定。即便一些造反派存在激進行為，但是采取這樣的手段無疑會壓制造反派，制約文革進一步發展的。
（2）湖南省軍區打壓造反派的事件。
在湖南長沙，傳達了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后，湖南省軍區立即行動，于二月五日開始抓捕湘江風雷的大小頭目，兩三天內長沙抓捕約千人。二月七日，召開有十萬人參加的批斗湘江風雷頭頭的大會。湘江風雷組織龐大，號稱百萬之眾，被抓捕的各級頭目上萬人。解放軍藝術學院的星火燎原是在全軍有很大影響的一個造反派組織。他們分頭前往全國各大軍區去串連，支持造反。他們號稱曾經在一周內橫掃了幾個大軍區，他們的旗幟一度飄揚在幾個大軍區的辦公樓頂上。星火燎原組織中有幾個人參加了長沙湘江風雷的活動。中央軍委二月九日發出通知說：“最近在湖南長沙，解放軍藝術學院三人參加了反動組織‘湘江風雷’，進行反革命活動，還有部分學生，特別是藝院‘星火燎原’在湖南、沈陽、福州等軍區造謠、抄家，任意抓人，帶頭沖擊軍事領導機關，進行殘酷武斗，抗拒毛主席批準的八條命令。為了堅決貫徹毛主席的指示，以護軍紀，保衛文化大革命，軍委決定：藝術學院所有人員，限五天之內返回本校進行整風，違者以軍紀處分。”[28]
從中我們看到，湖南省軍區在報經中央文革小組批準以后，對湘江風雷采取了打壓行動。解放軍藝術學院的造反組織星火燎原到各地串連，有人還參加了了湘江風雷的行動。軍委要求軍隊造反派停止串連，回校進行整風。本來，湘江風雷是湖南一個聲勢浩大的造反派組織，但是中央碰頭會、中央文革小組在沒有認真調查的情況下，就批準了湖南省軍區的報告，解散了湘江風雷，抓捕了其中的骨干分子。這個事件后來在毛澤東主導下，為湘江風雷平了反，釋放了被捕成員，中央還為此承擔了主要責任，省軍區也在自我批評后被改組。[29]盡管如此，從中不難看出當時湖南省軍區在二月鎮反中的激進態度。
（3）廣州軍區打壓造反派的事件。
軍委“八條命令”公布后，廣州軍區集中打壓沖擊過軍區的一些造反派組織，這些組織包括八一兵團、老紅軍、千鈞棒、大中紅旗等，大部分為工人組織。軍區在宣讀了軍委“八條命令”后，在廣州逮捕各組織頭頭450人，在廣州以外地區共逮捕了造反派頭頭238人。在廣交會開幕前的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的一周內，又逮捕了造反派頭頭508人。這樣，廣州軍區前后共逮捕了造反派頭頭1196人。但廣州軍區打壓的造反派組織多為工人組織，對學生造反派組織頭頭沒有抓，對逮捕的造反派頭頭多數很快便釋放了，而且對宣布一些要勒令解散的組織也進行了平反，所以周恩來在接見廣州各派代表時說：“廣東的處理是很謹慎的”，廣州軍區的錯誤“還不那么嚴重”。[30]
從中可以看到，在“軍委八條命令”下發后，廣州軍區二月鎮反的對象主要是工人造反派組織，逮捕的也是工人造反派頭頭，對于學生造反派則沒有抓，也沒有對他們成立的造反派組織采取行動。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廣州軍區在發現錯誤以后，能夠及時采取措施糾正錯誤，不僅將他們逮捕的造反派頭頭很快釋放了，還為被解散的一些造反派組織進行了平反。這表明廣州軍區雖然在支左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從錯誤的程度上來說不僅比其它軍區小，還將所犯錯誤予以了及時糾正。這是應該肯定的。正是因為這樣，周恩來在接見廣州各派代表時，才說出了廣東對問題的處理是謹慎的，廣州軍區的錯誤還不那么嚴重的話。
（4）沈陽軍區打壓造反派的事件。
吉林省駐軍（包括省軍區、十六軍、空一軍）對省內比較激進的造反派長春公社施加了強大的輿論壓力和軍事壓力。駐軍公開表態支持二總部，而不承認長春公社。二月二十六日，駐吉部隊參加了對二二三事件的控訴大會，并出動飛機撒放批評長春公社的傳單，會后又派部隊參加了對公安聯總負責人的游斗。三月四日，駐軍對解放軍獸醫大學紅色造反團出兵實行紀律制裁，抓了他們的頭頭。在駐軍強大的壓力下，長春公社等組織被迫打著白旗請罪，組織被壓垮了。在組織地院兵團、工大造大、光機八一五整風時，駐軍又提出了“三個徹底”，即徹底揭發、徹底批判、徹底改組，最終使這三大組織瓦解。[31]
從中可以看到，沈陽軍區的吉林駐軍在二月鎮反中對于長春公社、公安聯總、紅色造反團、地院兵團、工大造大、光機八一五等造反派組織進行了打壓行動，最終整垮了這些造反派組織。這表明他們在支左中沒有對吉林文革中的群眾組織及其斗爭狀況進行認真、深入的調查研究，而是以維護社會秩序的名義，相當然地作出了判斷，認為誰對現有秩序造成了沖擊就要打壓誰。這樣就支錯了對象，對正在進行奪權的造反派造成了沉重打擊。這個時候固然存在一些造反派及其組織的激進行為，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處理他們中的激進行為，開導、教育造反派，使他們回到文革的正確軌道上來，就成為支左行動中面對的首要任務。遺憾的是，吉林駐軍在這方面顯然沒有采取積極的行動，而是簡單地對造反派打壓了事。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既有認識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立場使然。
（5）福州軍區打壓造反派的事件。
福州軍區在軍委“八條命令”發布后，對多次沖擊軍區的造反派進行了嚴厲打壓。二月十一日，福州二十萬軍民舉行“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又一次新反撲誓師大會”，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在大會上批判了造反派沖及軍區的行為，他在講話中說：“福建省、福州市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公然把矛頭指向人民解放軍，掀起了一股反革命逆流……。”三月九日，紅九二總部負責人王泉金、福建省教工赤衛軍頭頭蔡兆基、吳丘陵等在萬人大會上被公開逮捕。福建省軍區副司令員林乃清宣讀解散公告，勒令解散紅九二、革委會師院分部、教工赤衛軍師院分部等組織。三月二十二日，福建中醫學院召開“聲討控訴反革命罪行大會”，當場逮捕張志耀等八人，拘留了林要火、吳梅英等十四人。據福建省軍管會統計，“全省各地軍隊、人武部和軍管部門出面逮捕和拘留兩千多人，取締和解散了八十多個大小組織。對軍內四大單位和軍區機關中少數人違反軍委‘八條命令’問題的處理，逮捕八人，拘留六十五人，解散了幾個組織。”[32]
從中我們看到，福州軍區在軍委“八條命令”下發后，召開大會，大造聲勢，逮捕、拘留了大批造反派頭頭，取締、解散了許多造反派組織，還對軍內造反派采取了強制措施。在高壓之下，福建造反派遭到了嚴重打擊，也進一步激化了造反派與支左部隊之間的矛盾。福州軍區顯然在支左中支錯對象，打壓造反派，犯了嚴重錯誤。這樣就制約了福建文革的進一步發展。
從以上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南京軍區、湖南省軍區、廣州軍區、沈陽軍區、福州軍區在支左中支錯對象，犯了嚴重錯誤。我們把這些軍區在支左中所犯的嚴重錯誤與前文青海省軍區制造的二二三事件、成都軍區打壓造反派的事件、內蒙古軍區打壓造反派的事件和武漢軍區打壓造反派的事件聯系起來進行考察，就會發現絕大多數大軍區、省軍區在支左中犯了嚴重錯誤。雖然它們所犯錯誤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從性質上來說都是支錯對象，打壓了造反派，支持了保守派，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這對文革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消極影響。
7、中央處理二月鎮反的方針政策。
各地出現二月鎮反的行動后，通過各種渠道迅速上報到中央，中央對于各地在支左過程中出現的這些行動，又是采取了什么樣的方針政策呢？
（1）中央對于二月鎮反的定性。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發現，當時由于復雜的原因，軍隊支左在開始的時候普遍支持了保守派，而沒有支持造反派，因而從文革發展的大局出發，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認為軍隊在支左中普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二月鎮反不過是軍隊支左中的具體行動，就是這樣被定性為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的。
中央作出這樣的判斷決不是偶然的，而是對于二月鎮反進行調查研究后的慎重決定。“三支兩軍”的核心是支左。當時軍隊介入文革，就是要支持左派進行的奪權行動。既然進行支左，就要在對立的兩派群眾組織中，首先弄清楚究竟誰是左派。這就不能僅看這些打著造反旗號的群眾組織自己宣揚了什么，而是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通過縝密的分析將造反派和保守派區分開來，對他們所在群眾組織的性質作出準確判斷。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將兩派區分開來，對他們所在的群眾組織作出準確判斷呢？
這還是要從他們對待領導干部的態度入手。由于走資派就潛藏在領導干部隊伍中，因而就要從這些群眾組織對待領導干部是造反還是保護的不同態度中來做出決定。一般來說，對領導干部進行造反的，是造反派；保護領導干部的，是保守派。當然，這個時候還要將真造反與打著造反旗號卻保護領導干部的假造反，以及不問青紅皂白認為凡是領導干部都要造反的極“左”派區分開來。只有這樣才能夠將社會上形形色色的群眾組織進行分門別類，弄清楚誰是造反派，誰是保守派，從而確定支左對象，進行支左行動；否則的話，就會支錯對象，犯方向、路線錯誤。
軍隊之所以在支左中發生了二月鎮反的行動，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就是因為在兩派斗爭中沒有支持左派，反而支持了保守派造成的。本來，支左就應該支持造反派，但是軍隊卻在支左中不僅支錯對象，站在保守派一邊，還幫助保守派打壓造反派。這樣軍隊就與保守派心照不宣地和被批斗的領導干部站在了一起，成為他們的保護人。而走資派就潛藏在領導干部隊伍中，實際上也就成為這些潛藏在領導干部隊伍中的走資派的保護人了。這是與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背道而馳的。正是因為這樣，中央才指出多數支左部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
由此我們看到，對支左部隊作出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的論斷，并不是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主觀臆斷，而是有著事實依據的。這種事實依據表現在軍隊在支左中支錯對象，不僅沒有支持造反派，反而支持了保守派，還幫助保守派打壓造反派。這是把他們定性為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的根本原因。
（2）中央處理二月鎮反的基本方針。
軍隊支左特別是在二月鎮反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以后，中央處理這些錯誤的基本方針是，通過說服、教育的方式，在內部整風中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使得支左部隊負責人能夠轉變態度，支持造反派的奪權行動。
軍隊支左特別是二月鎮反所犯錯誤被定性為方向、路線錯誤以后，如何確定處理的基本方針，不僅是對這些軍隊領導干部的處理問題，也是關系到文革如何繼續發展的重大問題。由于沒有經驗以及其它復雜的原因，軍隊在支左初期犯了不少錯誤，在某種程度來說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黨的政策歷來是，允許干部犯錯誤，允許干部改正錯誤。即便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如果在中央的指導、啟發和幫助下，及時進行自我批評，發現錯誤，糾正錯誤，也不過是認識問題，轉變過來就是了；否則的話，知錯不改，固執己見，就只能是立場問題了。[33]
除去制造了流血事件以及特別嚴重的事件以外，在二月鎮反期間所犯的錯誤，都是作為黨內錯誤來處理的。雖然這些錯誤從性質上來說屬于方向、路線錯誤，但是對他們所犯錯誤的定性，直接關系到對他們采取什么樣的處理方式。這個時候毛澤東把他們犯錯誤以后能否及時轉變過來，作為判斷他們是由于認識還是立場問題所犯錯誤的主要標準，就不僅踐行了黨對犯錯誤干部的政策，也給犯錯誤的領導干部認識、改正錯誤提供了機會，還有利于促進犯錯誤的干部及時轉變態度，積極支持左派的奪權行動，為文革的進一步發展保駕護航。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為了貫徹這一基本方針，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先后采取了這樣一些措施：毛澤東為支左部隊負責人做說服、教育工作，并為他們承擔責任；毛澤東親自糾正若干支左部隊所犯的錯誤；轉發支左部隊的經驗和檢查，為下一步糾“左”指明方向；對造成嚴重后果的支左部隊負責人做出嚴肅處理的同時，還開辦各級訓練班，將支左干部特別是犯了錯誤的干部的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的決策和部署上來。通過這些措施使得許多支左部隊負責人逐漸提高了覺悟，轉變了態度，糾正了錯誤，加深了認識，將支左工作納入文革發展的軌道。
由此我們看到，在對二月鎮反所犯錯誤定性為方向、路線錯誤以后，除去制造了流血事件的軍隊負責人以外，處理的基本方針是通過說服、教育、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式來進行的。為了促進他們態度的轉變，又進一步將他們所犯錯誤的原因分為認識問題和立場問題。這是為了能夠執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踐行黨的民主作風，幫助他們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才采取的有效措施和手段。
（3）中央嚴肅處理二月鎮反中的流血事件。
從前文研究中我們看到，中央對于二月鎮反中的流血事件是作出了嚴肅處理的。青海二二三事件是二月鎮反中影響最為惡劣的流血事件，造成這個事件的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被隔離審查，二○五部隊副主任張曉川、青海省委書記王昭被隔離反省。[34]對于槍殺內蒙古師范學院學生韓桐的內蒙古軍區司令部軍訓部副部長柳青判處了重刑。[35]為什么中央對于二月鎮反中的流血事件作出了嚴肅處理呢？
軍隊介入文革以后，許多支左部隊負責人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究其原因不是認識問題就是立場問題。即便立場問題，如果沒有導致事態惡化、造成嚴重后果，一般來說也是可以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的。但是，如果不問青紅皂白，擅自開槍，造成了嚴重流血事件，就要另當別論了。因為這樣不僅與文革的發展方向背道而馳，而且是利用無產階級專政工具，采取實際行動，公開鎮壓造反派，由支左變成了文革發展的反動，破壞文化大革命，在性質上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的緣故。
這樣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要對二月鎮反中的流血事件作出嚴肅處理了。單純是支錯對象，還不致于如此。后來受到這樣的處置，說到底還是因為他們在支左中盲目行動，濫用無產階級專政工具，用血腥方式鎮壓造反派，造成了嚴重流血事件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以鎮壓造反派的方式來反對文化大革命。問題的要害在這里。
當然，話又說回來，軍隊是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堅強后盾，是為文革發展保駕護航的。如果有人破壞文化大革命，破壞工農業生產和社會穩定，在說服、教育無效且已嚴重影響到文革發展大局的情況下，不是不可以動用武力的。但是，即便這種情況下也是受到嚴格限制的：對誰動用武力，又是在什么情況下動用武力，動用武力只能是不得已的選擇。如果是針對造反派，在他們手中沒有武器的情況下開槍射擊，就是鎮壓造反派了；即便是針對保守派，在他們手中沒有武器的情況下，也是不能隨意開槍射擊的。不論是對造反派還是保守派都要做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對于流血事件負責人的處理，就要以此為準繩，分析這些人是站在什么立場上，針對誰，又是在什么情況下動用武力的。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對于流血事件有一個準確的認識與評判。
我們知道，軍隊支左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不是軍事性的。[36]對二月鎮反中流血事件的嚴肅處理，是為了防止此類事件的再次發生，為文革發展提供有力保證。這就要弄清楚流血事件出現的背景，正確、嚴肅、認真地處理這些事件，嚴格管控支左部隊，將其納入文革發展的軌道。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央將二月鎮反定性為方向、路線錯誤，處理的基本方針是通過說服、教育的方式，進行內部整風、批評和自我批評，使犯錯誤的領導干部從思想上轉變過來，支持造反派的奪權行動。對于造成嚴重流血事件的領導干部進行嚴肅處理，不僅是為了分清是非，追究責任，撥亂反正，回歸正道，也是文革發展的進一步要求。
8、對二月鎮反的評析。
從以上研究可以看到，二月鎮反是在文革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軍隊在支左過程中發生的嚴重事件。為了保持軍隊的穩定性，能夠在支左期間展開有效行動，中央軍委頒布了“八條命令”，賦予軍隊必要的職權，支持左派進行的奪權行動，為文革發展保駕護航。遺憾的是，許多部隊介入文革以后，卻支錯對象，嚴厲打壓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給文革發展造成了嚴重的消極影響。
打壓造反派阻礙了文革的進一步發展。這是因為造反派當時是文革發展的主要依靠力量，推動著文革在全面奪權階段的深入發展。二月鎮反開始以后，許多支左部隊負責人以鎮壓反革命的名義將矛頭指向了造反派。各地造反派紛紛遭到逮捕、關押，組織被解散，致使文革的發展遇到了很大困難。這種情況出現以后，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中央軍委及時采取措施，通過說服、教育、批發文件等多種形式，誘導、幫助支左部隊負責人認識錯誤、糾正錯誤，回到支左的正確軌道上來。當時除了對極少數造成嚴重流血事件的支左部隊負責人進行嚴肅處理以外，其他犯錯誤的支左部隊負責人是作為認識問題來解決的。這表明中央對于犯錯誤的支左部隊負責人不僅在態度轉變上是非常關心的，在處理上也是十分慎重的。
本來，軍隊介入文革是要進行支左的，但是卻與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愿望相背離，隨意行動，支錯對象，嚴厲打壓了造反派。由于軍隊在無產階級專政中的地位，又是在中央命令下進行支左行動的，因而一旦支錯對象，會對文革中政治力量（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干部隊伍的分化）的格局造成嚴重影響。這種影響表現在對兩派力量的不 同作用上，不僅改變雙方政治力量的對比，還會導致造反派與軍隊的關系急劇走向惡化，斗爭形勢呈現出緊張、多變的狀態，兩派之間、軍隊與兩派之間、干部與兩派之間、軍隊與干部之間形成了錯綜復雜的斗爭。這樣短時間內就在奪權和成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上難以達成一致意見，致使全面奪權階段文革的發展更為曲折，成為這個階段文革時間不得不延長的重要因素之一。
當然，話又說回來，盡管絕大多數支左部隊依據軍委“八條命令”的授權，在支左初期抓捕了許多造反派，解散了不少造反派組織，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從軍隊介入文革以后維護局勢穩定、防止事態惡化和保護工農業生產發展的角度上來說，當時軍隊介入文革不僅是必要的、及時的，也是文革得以進行的有力保障。正是因為這樣，毛澤東才在批評軍隊這個時候所犯錯誤的時候，也對軍委“八條命令”以及軍隊的行動在一定程度上予以了肯定。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晚上，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同徐向前等幾位老帥談話。談到一九六七年的中央軍委“八條命令”時，毛澤東說：我們都是事后諸葛亮，現在看來，當時沒有個八條是不行的。但是，八條下達后，下面抓人確實多了點，比如四川、武漢。[37]因而我們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不僅要認識到軍隊介入文革后表現出來的兩面性，還要認識到究竟是哪一面占據主導地位，哪一面處于次要地位，以及兩者之間在一定條件下的相互轉化，從而進一步界定其性質并對其發展的趨向作出評判。
既然絕大多數支左部隊支錯對象，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那么這些支左部隊的行動就與文革的發展方向背道而馳了。這種逆文革發展方向的錯誤，阻礙了文革的進一步發展，從性質上來說則是屬于右的錯誤，因而從文革發展的大局出發，就要糾正這些錯誤，開展反右行動。只有這樣才能糾正支左部隊所犯錯誤，使他們改變支持對象，回到文革發展的正確軌道上來。從這里來說，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糾正支左部隊所犯錯誤，就是在全面奪權階段為使文革順利發展所采取的反右行動。
不難看出，二月鎮反對于文革發展造成了嚴重的消極影響。如果單從二月鎮反來看，軍隊介入文革是負面的。但是把二月鎮反放到軍隊“三支兩軍”的大背景下來進行考察，軍隊介入文革的兩面性就凸顯了出來。其實，二月鎮反不過是軍隊介入文革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消極的那一面而已。即便這樣，有一些違背文革發展要求的極“左”派和保守派分子也在二月鎮反中被清除了。只有這樣才能對于軍隊介入文革有一個全面的認識。
從文革發展的大局出發，為了穩定支左部隊領導干部的情緒，使犯錯誤的干部能夠及時認識錯誤、糾正錯誤，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除去對于制造嚴重流血事件的軍隊負責人以外，對于犯錯誤的絕大多數支左部隊負責人則是通過說服、教育的方式，作為黨內錯誤來處理的。這樣就便于他們及時轉變態度，回到支左的正確軌道上來。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發現，二月鎮反期間發生的錯誤是在沒有發生重大波動的情況下予以糾正的。這對于文革的進一步發展無疑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二○二四年一月十四日
文獻索引
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馮蕙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6]，第71頁；[20]，第74頁；[25]，第85頁至86頁；[29]，第107頁至108頁；[33]，第104頁；[37]，第157頁。
2、《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下），編者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主編 劉繼賢，副主編 張東輝 丁家琪，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七年四月第一版。
[7]，第962頁；[10]，第963頁；[14]，第960頁；[17]，第963頁。
3、《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上）范碩著，華文出版社出版，二○○二年六月第一版。
[18]，[19]，第213頁。
4、《戚本禹回憶錄》（下），戚本禹著，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6]，第584頁至585頁。
5、《“文化大革命”簡史》（增訂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36]，第125頁。
6、《大動亂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3]，[5]，[9]，第148頁；[12]，第147頁。
7、《<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卜偉華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1]，第417頁；[2]，第461頁至462頁；[4]，第462頁；[13]，第458頁至459頁；[15]，第459頁至460頁；[22]，第422頁至423頁；[23]，第516頁；[24]，第516頁至517頁；[26]，第518頁至519頁；[27]，第456頁；[28]，第456頁至457頁；[30]，[31]，第458頁；[32]，第460頁；[35]，第422頁至423頁。
8、《“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1988年10月·北京。
[8]，第371頁至372頁；[11]，第372頁；[21]，第446頁至447頁；[34]，第3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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