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私有化引發的政治爭斗與寡頭統治
(一)葉利欽政權危機與炮打“白宮”
1991年“8·19”事件以后，民主派掌權不久，分裂的矛頭便逐漸暴露出來，特別是“休克療法”式的經濟改革嚴重受挫，經濟形勢不斷惡化，進一步激發了上層的權力之爭。俄羅斯采取什么樣的權力體制，走什么樣的經濟變革之路成為社會爭論的“焦點”。經濟危機、政權危機、憲法危機交織在一起，政治大決戰不可避免。
俄羅斯政權內部對立的雙方，一方以葉利欽總統為首的掌權一派，另一方以議長哈斯布拉托夫、副總統魯茨科伊為代表的議會反對派。另外，還有與俄羅斯當局對立的左派俄羅斯共產黨人以及民族主義勢力。隨著矛盾的進一步升級，議會反對派與俄羅斯當權派的矛盾難以調和，回旋的余地越來越小，最終導致兵戎相見。1993年9月21日晚，葉利欽總統決定徹底攤牌，他通過電視，向全俄羅斯宣布了第1400號總統令，決定中止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及其最高蘇維埃的各項職能。這一做法猶如一顆原子彈爆炸，在俄羅斯引起了強烈的震動。
議會反對派堅決予以回擊，反對解散議會。于是葉利欽下令，強行圍困并攻打議會所在地“白宮”。1993年10月初，莫斯科街頭重兵云集，坦克轟鳴，議會大樓濃煙滾滾，結果是當權派一方獲得勝利。距1991年“8·19”事件僅兩年的時間，坦克履帶已經兩次碾過“民主”莫斯科的街道，俄羅斯百姓開始迷惑。俄羅斯歷史學家指出，1991年的炮聲為蘇聯的解體埋下了伏筆，而1993年的炮聲則給自由民主派寫下了血的注腳。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伊·雷日科夫說：“1993年，當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開始要求‘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時候，(總統)卻向那些提要求的人開炮。自己的最高蘇維埃剛表示出不同的意見，就把他們轟了。”民選總統用坦克和大炮攻擊了議會大廈，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人道”“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美好的辭藻和良好的愿望被隆隆炮聲擊得粉碎。
(二)政府被金融工業集團綁架
俄羅斯政壇背后多了一雙揮之不去的黑手——實力雄厚的俄羅斯金融工業集團。以強大的經濟與政治勢力為后盾，俄羅斯金融工業寡頭極力將自己的意愿強加于政府政策。在葉利欽時代，俄羅斯金融工業集團輕易地操縱了政府機構。連葉利欽本人也說，“銀行家們開始試圖公然地、直接地對政權機構施加影響，在政治家的背后操縱國家”，“金融巨頭們試圖操縱國事的方式各不相同。一些銀行家們將莫斯科的官員、市政府玩弄于股掌之間;其他銀行家做地方官員的工作;還有一些銀行家，例如別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投入所有資金創建強大的電視集團公司、印刷控股公司來壟斷大眾傳媒”。[1]
俄羅斯七大寡頭之一，號稱“克里姆林宮教父”的別列佐夫斯基說：“如果沒有政治支持，我們就無法保護我們的資產。俄羅斯最富的一幫人都知道，應該采取一些措施，為俄羅斯的未來負起責任。我們明白，葉利欽周圍的改革者們無法阻礙共產主義的腳步，因此我們需要聚集起來共同合作，希望最終獲得政權。”更多的時候，這些寡頭們在幕后操縱政府的人事安排和國家的重大決策，就連曾任俄羅斯副總理的蓋達爾也無可奈何地說：“在最厲害的時候，俄羅斯政府被7—10個商人左右，他們甚至可以隨心所欲地撤換總理。”
私人寡頭綁架政府對經濟長期發展的危害不言而喻，它不僅使俄羅斯經濟陷入了惡性循環當中，而且使國家權力被操縱，權錢交易盛行，腐敗叢生。
二、私有化的社會經濟后果
私有化給俄羅斯社會帶來了極其慘重的后果。1990—1995年，俄羅斯的經濟下降幅度達38%，超過了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經濟大蕭條時期。工業生產下降了50%，涉及95%的商品門類。其中：
機械制造業下滑65%—80%;
高新技術產品下降90%;
日用消費品下降55%;
70%的食品需要進口;
農業、機械、儀表、電子、道路建設等部門或行業幾乎全軍覆沒。
國際上，曾一度熱衷于對中俄兩國不同的改革道路和社會結果進行比較和評論。在此問題上，俄羅斯社會內部更是莫衷一是，中俄改革比較成為報刊文章、大學講臺，甚至議會論壇的熱門話題。1996年4月18日，《真理報》發表了駐北京記者克魯申斯基搜集的一組數字(見表9-1)。
表9-1 中俄社會經濟變化對比:
俄羅斯居民普遍認為，“休克療法”的社會效果不佳，主要表現為百姓生活水平下降、貧富分化、治安狀況惡化等幾個方面。同時，持續幾年的經濟危機也對俄羅斯社會的人口、健康以及就業形勢等產生了嚴重影響。
1.人口減少、壽命降低。1992年，俄羅斯社會的死亡率超過了出生率。這是自1942年“二戰”以來，俄羅斯人口生產首次出現負增長，特別是人口自然減少的幅度增大。由于民族沖突不斷，戰爭使沖突地區的居民顛沛流離，紛紛舉家遷移至遼闊的俄羅斯內地，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人口減少的缺額，但俄羅斯社會上下對未來的人口形勢表示憂慮。如今，受生活所迫，俄羅斯許多年輕家庭放棄了生孩子的打算，人口增長急劇下降。根據最樂觀的估計，在經濟形勢好轉的情況下，俄羅斯人口恢復增長，要經過15—20年的時間。否則，俄羅斯人口將銳減，年齡結構和性別比例惡化。1995年，俄羅斯男性居民的平均壽命約57歲，而女性則為71歲。
2.居民健康狀況惡化。俄羅斯物價放開后，藥品、醫療費用的上漲幅度最大。過去，蘇聯實行的是免費醫療制度，甚至病人住院期間的飯費也由國家支付。現在，俄羅斯廣泛推行有償醫療，實行強制醫療保險制度。有關資料顯示，許多退休的老人大部分的積蓄和退休金都用在求醫買藥上。社會中酗酒、吸毒的人數增加，每年因酒精中毒而死的人數約為4萬。因為生活的壓力，精神和心理疾病發病率顯著提高，自殺比例上升，1995年自殺人數超過6萬。
3.失業嚴重。一方面經濟改革大大增加了俄羅斯人自由擇業的機會，人員流動、職業變更次數增多;另一方面，在生產萎縮、經濟下降的條件下，社會失業、半失業情況嚴重。1994年正值私有化的高潮時期，俄羅斯的失業率一度達到10.4%，而非官方估計的數字為13%左右，失業人口超過880萬。職工待業期連續拉長，1992—1994年3年的時間里，待業期分別為4.5個月、4.7個月和5.2個月。在失業的人群中，婦女的失業比例高于男性，占65%—70%。16—29歲的青年人口流動頻繁。在地區分布上，大都市就業機會多于中小城市，特別是在邊遠民族地區和產業單一的地區，大多數企業不得不停產關門，職工下崗失業現象嚴重。私有化導致的大量失業現象也帶來了一些社會問題。首先，失業造成了貧困階層人口增加。其次，失業大軍的存在，影響著社會的穩定。俄羅斯一些煤礦工人不斷罷工、抗議。失業人口，特別是青年人往往成為黑社會勢力招募的對象。為生活所迫，俄羅斯不少體育明星、退役軍人和警察也流入犯罪集團的隊伍。所有這些都增加了社會的危險因素。最后，居民廣泛從事第二職業，地下經濟盛行，灰色收入的比重上升。日益蔓延的“地下經濟行為”成為俄羅斯社會的一道風景線。
4.生活消費水平倒退20年。俄羅斯科學院居民社會經濟問題研究所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休克療法”嚴重影響了大多數居民的生活。社會為激進的變革付出了極高的代價。
1992年，也就是“休克療法”實行的第一年，俄羅斯居民的實際收入下降了56%，國民收入下降到1976年的水平，居民的消費水平倒退了二十多年，降至60年代的水準。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在通貨膨脹的影響下，居民的存款大幅度貶值。1990—1991年，俄羅斯居民的儲蓄總額占居民總收入的56%以上。1992年，居民儲蓄貶值，原來俄羅斯人手中的1盧布到年底貶值為0.04盧布，也就是4戈比。政府的失策，使居民蒙受了巨大的損失。俄羅斯專家估計，老百姓存款貶值所受到的損失要超過5000億盧布，涉及200多萬個儲戶。
2.居民的大部分收入用于糊口，食品消費比重增大。聯合國糧農組織使用恩格爾系數，通過統計食品在居民全部消費中所占比重來衡量居民的生活水平。一般說來，食物支出在家庭消費支出中的比例越小，人們的生活水平越高，反之，則越低。聯合國糧農組織規定，恩格爾系數大于60%為貧困;50%—60%為溫飽;40%—50%為小康;30%—40%為相對富裕;30%以下富足。在西方發達國家中，食品消費的比重一般不超過20%。在1990年以前，俄羅斯居民食品消費支出占總支出的30%，而1995年為53%，一些貧困家庭的食品支出比重更高，達80%—90%。
3.居民的膳食結構中，高蛋白的食品消費量減少，而淀粉類食物的攝入量增加。“休克療法”后，在俄羅斯，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的一個明顯標志是，肉、奶、蛋等蛋白質含量高的食品消費量減少，而面包、土豆等淀粉類食物消費量增多。俄羅斯居民人均肉和肉制品的消費量從1991年的66公斤減少到1996年的51公斤;奶和奶制品從1991年的349公斤下降到1996年的247公斤;雞蛋從1991年的229個下降到1996年的196個;魚類消費從1991年的14公斤下降到1996年的9公斤;土豆則從1991年的98公斤上升到1996年的114公斤。
4.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比例增加且占總人口的比重高。1992年，俄羅斯職工平均工資提高了11倍，但消費品價格上漲了25倍，而且由于工資拖欠現象十分嚴重，有相當多的職工長期領不到工資，居民實際收入水平比年初下降了55%。據統計，20世紀90年代的改革使居民實際收入總體下降了約43%，實際工資收入下降了60%，退休金下降了45%。截至1999年底，全俄羅斯有1/3的人口(約5000萬人)生活在官方公布的37美元/月的貧困線以下，失業人數達870萬。[2]
全盤私有化后俄羅斯街頭的流浪兒童
三、私有化沖擊社會安全底線
俄羅斯學者認為，改革不同于革命。為達到革命的目的，可以不計手段;而改革則不同，改革既然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進行，就應計算改革的代價。蘇聯末期，經濟改革淺嘗輒止，政治改革卻狂飆突進，最終沖垮了蘇共，瓦解了蘇聯。幾年后，在私有化運動高歌猛進之時，俄羅斯社會又跌入災難性的危機之中。表9-2是俄羅斯科學院社會政治研究所發布的俄羅斯社會危機指標監測數據。
表9-2 俄羅斯社會處于危機的臨界點(1995年)：
全盤私有化后為食物發愁的俄羅斯民眾
四、俄羅斯人如何評價私有化
以私有化為主要內容的俄羅斯經濟改革究竟給俄羅斯人帶來了什么?俄羅斯人民如何看待自己身邊發生的一切?大量的社會調查資料顯示，在許多問題上俄羅斯人民表現出十分復雜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俄羅斯人要求改革;另一方面，卻不能接受改革帶來的災難性后果。俄羅斯人民懷戀舊制度下的無憂無慮，又不希望共產黨重新執政。老百姓厭煩了無法無天、治安混亂以及虛假的民主形式，但又不愿見到舊體制回頭。
從以下表格中可以看出，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大多數俄羅斯人對幾年來的改革并不滿意。老百姓對葉利欽推行的改革的評判，主要出自于切身的生活感受。現實生活中失望多于希望，這種態度可以在俄羅斯民眾看待政治制度、經濟私有化等重大問題的態度上體現出來。(見表9-3、表9-4、表9-5)
表9-3 俄羅斯居民對改革的態度(1995-1997年三次調查結果)：
資料來源：俄羅斯科學院社會政治研究所。
表9-4 俄羅斯居民對現行政治體制的態度[3]：
資料來源：俄羅斯科學院社會政治研究所。
表9-5 俄羅斯社會對私有化的態度(%)：
資料來源：俄羅斯科學院社會政治研究所。
如今，許多俄羅斯人稱20世紀90年代為充滿苦難的“瘋狂年代”，就連著名的自由市場經濟代表人物俄聯邦原政府總理米·米·卡西亞諾夫也不得不承認：“90年代確實是一個很難的時期，俄羅斯民眾承受了這場苦難。這場苦難把居民的收入和存款突然化為零……使居民的收入、物質生活水平下降了百分之三十。”
2007年4月23日，葉利欽因心臟病去世，享年76歲。此時的民意調查表明，從尼古拉二世以來20世紀俄羅斯所有領導人當中，對葉利欽的評價最差，甚至比對戈爾巴喬夫的評價還差，愿意生活在葉利欽時代的人只有1%。[4]
五、官方對私有化的評估與結論
第二任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主席伏·波列瓦諾夫在1995年初向政府提交的私有化階段性總結報告，在社會上引起震動。該報告稱，俄羅斯私有化在其實施的過程中“犯了方向性的錯誤”，方法和手段也過于簡單，在規定的私有化七個目標中，除第七項目標基本實現、第一項部分實現以外，其余五項均未完成。
(一)私有化沒有增加財政預算收入
俄羅斯社會中大多數意見認為，俄羅斯國有資產的私有化未能改善財政狀況，預算資金收入也微乎其微。
在1992—1994年的兩年時間里，俄羅斯共計有64829個企業進行了私有化改造，[5]占四年間私有化企業總數的一半以上，而在這期間，私有化提供的各級財政預算收入為1萬億盧布左右，僅為匈牙利的一半。另一個東歐國家——捷克，通過“小私有化”獲得的收入為12億美元。捷克25000個小企業的平均售價為48000美元，而俄羅斯小企業私有化的平均收入不足25000美元。
1996年初，俄羅斯總統第292號令中提出，私有化及聯邦政府移交地方股權應得的預算收入為11.4萬億盧布，而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僅完成了1/10多一點，即1.374萬億盧布，這是俄羅斯私有化領導班子在1996年總結報告中承認的數字。[6]可面對社會各方的指責，俄羅斯私有化運動的領導班子此時卻堅決反對“將私有化作為增加財政預算收入的手段”。[7]在1993—1996年的4年中，俄羅斯私有化的收入只占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的0.02%—0.04%，占預算收入的0.13%—0.16%。
(二)私有化沒有提高經濟效益
私有化后的企業與原國有時的經營狀況相差無幾，經濟效益差別不甚明顯。社會調查結果顯示，在經營管理、勞動態度等方面，反倒是一些新成立的私營企業大大區別于私有化的企業和國有企業。
俄羅斯學者認為，僅僅改變所有制的形式并不能保證經濟效益的提高，將“無主的公有”變為“少數人私有”只是為增加效益提供了理論上的可能性。改革企業內部管理、加強市場調研、更新設備、改善工藝等都是提高經濟效益的有效途徑。俄羅斯國家杜馬稽查委員會在一次對私有化的專門調查中指出，1992—1994年俄羅斯中央一級所屬的1666家機器制造企業中有1389家被股份化，占83.4%。在這期間，1992年生產下降幅度為11.5%，1993年為14.9%，1994年竟達到43.9%。
(三)私有化并沒完成反壟斷和增強競爭力的任務
事實上，由于近幾年來國外產品特別是西方舶來品的沖擊，俄羅斯企業及其商品失去了自己的市場：機械產品生產連年下降，1994年下降幅度達45%，日用消費品生產下降了一半以上，俄羅斯80%的食品依靠進口。
在反壟斷方面，一些有利可圖的石油工業、航空運輸和原料部門分離出不少公司，例如原來統一的“蘇聯航空”分成420家大小航空公司;一些原料和燃料部門仍被特大型金融工業集團控制。“反壟斷”的旗號被用來當作利益均沾、你爭我奪的掩護。由于某些反壟斷措施“操之過急”，結果破壞了原來固有的經濟聯系，特別是對農工綜合體、森林工業和冶金工業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
(四)私有化并沒能有效地吸引外資
在吸引外資方面，私有化的作用亦不甚明顯。1994年正值俄羅斯私有化的高潮時期，1994年前9個月的外國投資僅為7.68億美元，而1993年為29.2億美元。但是不少外資，特別是金融“游資”投放到證券市場，投機意味大于投資。多數外國投資集中于原料采掘部門。幾年來，俄羅斯石油天然氣勘探、開發領域的國外投資成倍增長，而機器制造、建筑業的外資增長卻大幅度回落。
(五)私有化并沒能造就大批中產者
1994年6月底，葉利欽總統宣布俄羅斯已有70%的工業企業實行了私有化，俄羅斯社會4000萬人成為股票持有者。然而，社會調查結果表明，大多數人并不認為私有化使自己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所有者”。1993年4月，俄羅斯居民有15%的被調查者認為“證券私有化”能使自己變為所有者，到1993年底這一比例一度增至19%，然而一年之后卻降至9.6%。與此同時，俄羅斯64%的居民認為私有化只不過是“政治手腕”，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因為大多數股票持有者根本不可能，也無法參與企業管理，而取得紅利的人數也微乎其微。
1994年，只有4%—5%的股民獲得“分紅”，[8]實際上由于企業大部分停工或開工不足，“股東”已名不副實。俄羅斯私有化第一階段的公式為：一張私有化證券=俄羅斯70年社會資產總量÷全體居民總數=10000盧布。兩年后變為：一張私有化證券=面值10000盧布=7美元=1千克香腸。在社會心理方面，大多數俄羅斯人認為分得的不是國有財產，而是微不足道的“補助”，或是一張“彩票”。俄羅斯學者指出，這種“平均分配”國家資產的做法實際上是一種“欺騙”，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在經濟上也是徒勞無益的，大多數居民沒能也不可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投資者或所有者”。隨著“大眾私有化”階段的結束，“貨幣私有化”的開始，俄羅斯一些“油水”企業紛紛拍賣、招標，絕大部分居民更是與之無緣，只能做“看客”。
俄羅斯自由派改革者最初提出，私有化的社會政治目的是剝奪官僚機構手中的“國家財產支配權”，造就新的所有者階層。而私有化的結果，卻是舊官僚、“影子經濟”等成為真正的贏家。
俄羅斯學者指出，權貴的私有化進程早在戈爾巴喬夫掌權時期就開始了。隨著經濟管理權的下放，一些經濟管理機構或企業領導人截留權力，積極投身于“影子經濟”，著名的“共青團經濟幫”就是此時形成的。隨著私有化進程的展開，官員們已不滿足分享經濟權力，撈取一時的經濟好處。于是分割國有資產、掌握生產資料所有權，就成了俄羅斯未來商界精英的追逐目標，例如，一些部委改為康采恩或集團公司，各種利用國家資本出現的私人銀行，大批由國有供銷機構改造而來的商品交易所等。俄羅斯報刊稱之為“隱形私有化”，其結果是“管理權變成了所有權”，形成了俄羅斯商界精英中的“紅色資本家”階層。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紅色資本家”，還是暴發的“新俄羅斯人”，雖然他們手中掌握了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但因為這些并非他們經營或勞動的積累，所以他們并不珍惜。他們既缺少市場知識，又沒有現代管理經驗，具有很強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葉利欽總統承認，私有化造就了一批“所有者”，卻未出現“管理者”。此外，俄羅斯社會所期望的動力階層——“中產階級”也尚未形成。官僚資本、新興的壟斷、官員的腐敗、沉重的稅賦以及黑社會勢力的敲詐都嚴重阻礙著中小企業、私人經濟的順利發展。
(六)私有化給俄羅斯國家安全造成威脅
俄羅斯有關部門認為，私有化綱領沒有顧及國家的經濟安全、國防安全保密，過急的實施辦法激化了社會矛盾，造成了社會局勢緊張，嚴重影響了國家和社會安全。
損害經濟安全。大量材料顯示，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嚴重，私有化為少數人提供了絕好的斂財機會，無法統計的國有財產被變相轉手或侵吞，削弱了國家的總體經濟實力。1992年，私有化運動開始之時，俄羅斯全社會70年積累的國有資產總量(不含居民住房)估價為1.5萬億盧布，這個數字是按1991年物價改革前的價格統計的，到1992年發放私有化證券時價格上漲已達20倍，然而相應的資產重估卻未進行。這樣一來，一些證券投資公司大量低價收購私有化證券，結果是國有資產幾乎被無償地變賣。莫斯科“吉爾”汽車制造廠資產總量約合10億美元，一家私人財團購得價格僅為400萬美元，后因經營不利、負債累累，莫斯科又重新將之收歸國有。莫斯科市化工進修學院的房產及設施價值約1億美元，被某公司僅以800萬盧布的價格購買。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國有資產被賤賣的事例很多，俄羅斯報刊對此經常披露。除有形資產外，私有化過程中無形資產和知識產權的流失更是難以統計。
俄羅斯國家杜馬稽查委員會的特別調查報告指出，私有化不但沒能使轉軌政府的財政預算增加，反而使國家失去了對一些大型企業，甚至工業部門的控制。俄羅斯私有化的實踐表明，私有化步伐快的領域，往往是利潤豐厚、前景誘人的部門。俄羅斯境內外的灰色經濟勢力的目標從港口指向陸地，從地下指向天上，石油、有色金屬等原料部門，航空和軍工企業都成為各種資本勢力爭奪的對象。俄羅斯安全機構的報告顯示，俄羅斯2/3的具有豐富資源和經濟潛力的地區已被各種灰色經濟勢力、黑手黨組織所控制，對俄羅斯的經濟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損害國防安全。在俄羅斯私有化的后期，具有戰略意義的國防工業企業一般不納入私有化的范圍，重要軍工企業私有化的名單由政府和議會審查決定。但俄羅斯安全情報部門的報告指出，外國商人或通過俄方公司購買軍工企業的股票，或采取建立合資企業等形式，竊取尖端技術，達到進入或控制這些企業的目的。類似的事件已發生多起，特別是涉及航空航天、導彈制造等軍工企業。
威脅社會安全。疾風暴雨式的變革使俄羅斯老百姓措手不及，不同地位、不同起點的社會居民參與變革的程度各異，受益不均。大多數俄羅斯老百姓生活江河日下，但俄羅斯社會少數人卻在經濟變革的浪潮中“暴富”，導致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兩極分化嚴重。社會最高階層平均收入是最低階層平均收入的14—15倍，最高工資與最低工資的差距擴大為27:1。俄羅斯學者認為，私有化的推行，使得俄羅斯社會的貧富差距不僅表現在工資收入上，而且更多地體現在占有財富和資產的多寡上。1992年以后，俄羅斯社會出現的“暴富群體”，與社會大多數居民的貧困化，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隨著資本收益幾何級數的增長，俄羅斯社會的貧富分化將更為嚴重，勢必激起社會大多數的不滿情緒，導致社會的緊張狀態。社會調查結果顯示，俄羅斯社會的緊張程度已接近社會沖突的臨界點。[9]
與西方社會不同，俄羅斯社會缺少穩定的“中間階層”。西方的社會結構呈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而俄羅斯卻為“金字塔”狀。據西方報刊描述，莫斯科市每年進口的“奔馳”超豪華轎車，比德國售出的總數還多。莫斯科近郊的森林里，西式漂亮的洋房、別墅隨處可見。法國南部的療養勝地，以前本是歐洲富賈和阿拉伯石油大亨喜愛的場所，現如今，俄羅斯新貴攜大把的美鈔現金紛紛涌入。
(七)私有化導致犯罪猖獗
近幾年，俄羅斯社會治安狀況急劇惡化，經濟領域犯罪猖獗。俄羅斯內務部及總檢察院的報告中一致認為，在企業私有化過程中，犯罪案件激增。
僅1996年就有1746起犯罪案件登記在案，而自私有化運動開展以來，共發案30000余起。1997年初，俄羅斯聯邦內務部將題為《俄羅斯聯邦反經濟犯罪和貪污的情況與措施的報告》提呈葉利欽總統，報告中援引俄羅斯科學院分析中心的材料指出，在私有化過程中約有55%的資本和80%的有表決權的股票落入俄羅斯境內外犯罪集團手中。
私有化過程中最為普遍的犯罪活動是濫用職權、以權謀私、貪污受賄以及欺詐行為等。更為嚴重的是私有化的主管部門——各級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丑聞”不斷，僅1996年就有152位該部門官員，6000名負責拍賣、招標的人員被檢察機關起訴。特別是1997年夏天揭露出的涉及俄羅斯幾任私有化領導班子的“9萬美元稿費丑聞”，導致了副總理、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主席等7位“私有化高官”的解職。稿費丑聞同俄羅斯私有化歷史上最大的一樁拍賣——“電信投資”有直接的關系。俄羅斯輿論稱，稿費丑聞可作為窺視私有化的“一面鏡子”。
之后，隨著像石油、軍工等一些“肥缺”企業被拍賣，巨型金融工業集團之間的利益爭奪戰更為激烈。私有化成為俄羅斯傳統壟斷部門和新興的金融財團爭奪利益的“舞臺”。西方學者指出，權力和金錢絞在一起，使俄羅斯私有化進程步入迷途。
(八)俄羅斯官方披露的私有化后果的有關情況
1.總檢察長寫給總理的信。
就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暴露的眾多問題和一些犯罪事實，俄羅斯聯邦代理總檢察長伊留申科寫了一封給切爾諾梅爾金總理的信。以下是該信的片段：
檢察機關對一些科技生產聯合會、設計局、科學研究院和俄羅斯聯邦軍工委員會的企業進行了檢查，檢查結果表明，國家資產流失嚴重。檢察人員發現了大量國家資產被非法私有化的情況。一些企業的下屬部門擅自獨立，并實行股份化;一些企業財產被非法劃歸商業機構;有人濫用職權，隨意支配企業的資產和周轉資金。
如一家名為“星辰”的國有企業，總經理非法從本廠撥出幾百萬盧布，作為兒子和妻子所屬私人公司的注冊資本，并私自將該廠一部分廠房出租，獲取非法收益而不納稅。莫斯科半導體技術研究所的領導，非法將130萬盧布投入到“衛星軌道”商業銀行;將30萬盧布投入到“聯合電業”股份公司;將5萬盧布投入到“特維爾通業銀行”;私自將500萬盧布投入到另一家商業銀行，還有900萬盧布被非法挪用。
檢查結果有待進一步總結。但很明顯，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的工作存在嚴重的失誤。它沒有消除國家資產的揮霍浪費現象，沒有對企業獲取和運用貸款情況進行監控。許多商業銀行不顧《俄羅斯聯邦抵押法》的規定，沒有征得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的同意，將一些軍工企業的資產作為抵押，私自為一些企業貸款。
檢察機關的材料表明，有些企業和人員，故意混淆國有資產和個人所有制形式。一些企業為獲取眼前利益，將國有資產轉到私人手里。
2.原“克格勃”搜集的情報：私有化危害國家安全。
①圣彼得堡“電力”股份公司19%的股份被一家英國公司購走。“西門子”公司也想購買該公司20%—25%的股份。他們此舉的目的，是要把“電力”股份公司的產品擠出市場，并利用該公司進行勞動密集型、簡單、低報酬的生產，而主要產品的核心仍在西方公司生產，用“西門子”商標。
②西歐、美國一些公司的專家認為，外國對俄羅斯投資中，大部分屬于短期證券投資，而且帶有很大的投機性。俄羅斯股份公司的有價證券不僅十分低廉，而且它們的開盤價可能會快速升值，所以很多西方公司乘機大賺一筆。(俄羅斯聯邦反間諜總署第一副署長，1994年11月29日，卷宗152/4745號)
③在遠東濱海地區，由于政策失誤和官員們的營私舞弊，私有化導致了社會貧富分化。腐敗分子和刑事犯罪集團控制了改革進程。(俄羅斯聯邦反間諜總署署長斯捷巴申的密信，1994年6月24日，代號1629—CH)
④在私有化進程中，西方獲取了俄羅斯大量的新技術，北約為整理和研究這些先進技術出臺了一個專門項目《東歐集團國家與全球網絡及信息技術兼容性》。該項目負責人邀請俄羅斯專家，按歐洲標準把從俄羅斯獲得的技術進行分類，并對它們的應用提出建議。(選自普里馬科夫和斯捷巴申的報告：《西方針對俄羅斯軍工體的政策走向，1994年8月26日》)
⑤美國公司——“新世紀投資控股”公司假冒其他公司購買了俄羅斯一些有發展潛力的電力企業的股票，該公司想借此來把俄羅斯許多地區的電力網置于自己的監控之下。
⑥外國公司共控制了全俄大型股份公司——“統一電力”17%的股份。
⑦美國投資公司“CS First Boston”打著股份公司的旗號，購買了俄羅斯軍工廠的10%的股份。該廠87%軍工產品提供給俄羅斯總參謀部和俄羅斯聯邦反間諜總局。該廠章程規定，只要控股10%，就可以選派一名代表進入該廠廠長委員會參與領導工作。
⑧世界馳名的集團“西門子”公司收購了俄羅斯軍工企業——“卡盧加”渦輪機廠20.8%股份。該廠專門為俄羅斯核潛艇研制生產渦輪機設備。
⑨莫斯科電機廠和“石墨”研究所生產軍用火箭所需的原材料石墨。
而現在該廠30%的股份屬于俄羅斯的一家招牌為“格拉尼克斯”公司。實際上“格拉尼克斯”公司的資金屬于同美中央情報局關系密切的美國人海伊。現在，該工廠在美國人的壓力下，不再接受俄羅斯軍事航天部門的訂貨，只按美國的工藝，為其生產、制造零配件。
根據俄羅斯國家杜馬有關私有化問題聽證會公布的材料，俄羅斯在私有化期間損失總計為9500萬億盧布，其中經濟損失5500萬億盧布，社會損失4000萬億盧布，相當于1996年國內生產總值的4.2倍，相當于“二戰”期間損失的2.5倍。還有專家估計，由于低價出售國有資產，國家損失至少高達1萬億美元。
俄羅斯科學院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私有化結果和其他改革措施一樣，都未達到預期目的。私有化本應防止國家資產的控制權落入官員們手中，但事實上，私有化后許多官員卻合法地掌握了這些資產。私有化只不過是將“官員手中掌握的公有財產合法化”，私有化是為“權力轉化為資本”履行了法律手續。就連俄羅斯自由改革派代表人物葉·蓋達爾也承認，俄羅斯的私有化實際上是“權貴階層對國家財產的私有化”。[10]
一些俄羅斯專家提出，私有化是俄羅斯新政權最徹底的一次改革，非常符合國家壟斷或權貴壟斷演變的潮流。私有化并未造就廣泛的私有者階層，而是形成了一小撮國家資產繼承者，私有化不但沒有克服反而強化了經濟的壟斷。國家反壟斷政策根本沒有奏效。一些“橫空出世”的私人金融工業集團比原國家性質的集團更缺乏責任感、更具威脅性。
2004年，俄羅斯聯邦審計署對1993—2003年私有化進行專門審計，內容主要涉及私有化的法律基礎、執法機關在私有化中的作用、私有化的經濟和社會后果。其結論是：私有化是俄羅斯最重要的經濟制度改革之一，俄羅斯通過私有化在最短的時間內確立了市場經濟制度，并在社會沖突相對較低的情況下實現了產權再分配。但私有化結果卻與其戰略目標相去甚遠：未能形成廣泛有效的私人所有者階層，未能帶來企業效益的提高，所吸引的投資對于企業生產、技術現代化和社會發展遠遠不夠，在一系列行業里沒能保持企業在國內和國際市場的競爭優勢。該報告還指出，私有化過程中存在著法律不健全、執法機構違規越權、賤賣國有資產、對私有化交易缺乏獨立的外部監管、政府機構存在大量腐敗等問題。
六、私有化的社會遺害
俄羅斯當局本想通過私有化建立穩定的“公民社會”基礎，但事與愿違。經過幾年轟轟烈烈的私有化，社會上充斥著犯罪和權錢交易現象，結果導致社會更加動蕩不安，兩極分化嚴重。作為一場急風暴雨式的財產爭奪戰，俄羅斯私有化觸及社會各階層的切身利益，改變了社會的利益格局，激化了本已十分尖銳的社會矛盾，成為經濟主管官員、新舊企業主、外資、私有化主管部門、普通職工之間社會沖突的導火索。
在許多俄羅斯居民看來，葉利欽時期的私有化猶如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民主化”和“新思維”一樣，又是“一場改革鬧劇”。自由派許諾的“公平分配社會財產”的迷霧漸漸散去，俄羅斯老百姓發現，身邊的少數人一夜之間暴富。而在這場以“私有化證券”為賭注的賭局中，大多數百姓是輸家，真正的贏家是原廠長經理階層，還有一些暴發的地下經濟勢力。俄羅斯私有化一開始就伴隨著激烈的政治斗爭，每項私有化綱領的出臺都成為各種政治勢力爭論的焦點。私有化不僅引起左翼反對派的抗議，而且導致當權的自由派內部的分裂。當然，俄羅斯經濟私有化最嚴重的政治后果是催生了少數私人財閥，豢養了一小撮金融寡頭，這也是激進的經濟私有化遺留下來的最沉重的政治遺產。
“財閥控制經濟、寡頭要挾政治。”1996年，以別列佐夫斯基為首的少數寡頭出資贊助葉利欽成功連任總統之后，這些寡頭變本加厲，向當局要求經濟回報，甚至進行政治要挾。少數財團乘機控制新聞媒體，借機操縱政治，分享權力，成為俄羅斯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怪胎”。[11]
俄羅斯私有化暴露出的問題，特別是少數財閥、寡頭的所作所為，不僅激怒了俄羅斯百姓，而且也為西方社會學術界所不齒。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里茨，哈佛大學俄羅斯經濟問題教授馬歇爾·格德曼等多次對俄羅斯的改革模式以及私有化運動提出批評。“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也對俄羅斯私有化提出批評。索羅斯把俄羅斯經濟制度定義為“掠奪式資本主義”“強盜式的、野蠻的資本主義”。索羅斯幾次在公開的場合面對俄羅斯新生寡頭，咒罵他們的暴富靠的是私有化中的“犯罪、盜竊”。他說：“我認為，俄羅斯已從蘇維埃制度的一個極端走向了一種恣意妄為的、更近于掠奪性的資本主義的另一個極端。”這位美國金融大亨對“俄羅斯寡頭這種粗暴野蠻和兇惡貪婪的行為”感到震驚，索羅斯寫道：“國家瓦解了，而每個人都在千方百計偷竊國家的財產。”索羅斯認為，丘拜斯推動的私有化是為了將“掠奪性的資本主義變成合法的資本主義”。[12]
1999年8月26日，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發表了一篇題為《經濟學的至理名言，也許對真正的老百姓卻是災難》的文章，其中援引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對蘇聯、東歐國家經濟轉軌的調查報告，稱“私有化使得1億多人陷入赤貧，數百萬人失去社會保障”。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卻是私人財團“爆炸式”的膨脹，約5%的少數人在短時間內聚斂了無數的財產之后暴富。
俄羅斯私有化的失敗是必然的，其社會后果十分嚴重。一方面私有化打著“全民私有化”的旗號，實際上絕大多數俄羅斯人民根本沒有明白、沒有機會也沒有能力參與到經濟私有化的過程，“全民私有化”只不過是當局打出的欺騙性的口號。葉利欽提出的通過私有化在俄羅斯“建立廣大私有者階層”的計劃也流產夭折。另一方面，通過急速的私有化運動，俄羅斯私人財團“爆炸式”的膨脹卻成為現實。短短的幾年時間，有不到5%的俄羅斯人乘私有化之機，聚斂了無數的財產，短時間內暴富，數量更少的一小撮人成為私人財閥。在葉利欽掌權的后期，他們當中最著名的七大財閥大肆干預政治，獨攬權力，演變成橫行一時的俄羅斯寡頭。
2007年，在普京的第二個總統任期即將結束時，俄羅斯自由派政治勢力在西方的支持下，企圖利用總統大選時機對普京展開政治反撲。鑒于此，普京對20世紀90年代私有化操作者和獲利者大加鞭撻。在2007年11月的一次公開演講中，普京指出：
在當今俄羅斯，不是所有人都喜歡我國穩定地向前發展的。也有一些人，他們狡猾地利用假民主和華麗辭藻，想讓我們返回到不久前的過去：有些人想能像過去那樣不受懲罰地竊取國家的公共財富、掠奪人民和國家，還有些則想使我國在經濟和政治上失去獨立性。
2010年12月16日，在評價西方支持的俄羅斯自由派人物時，普京一針見血地說道：
這些人想要的只是金錢和權力。90年代，他們與別列佐夫斯基以及那些當下正被關在牢里的人一起竊取了數十億的資產。現在他們被從能撈到油水的地方趕走了，錢也花得差不多了，自然想回來填滿自己的口袋。可是，如果我們允許他們這樣干，幾十億已經難以滿足他們的胃口，他們會將整個俄羅斯都賣光。
注釋：
[1]鮑里斯·葉利欽。午夜日記——葉利欽自傳[M].曹縵西，張俊翔，譯。江蘇：譯林出版社，2001：105、109.
[2]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羅斯[N].獨立報，1999-12-30.
[3]俄羅斯科學院社會政治研究所。俄羅斯尋求戰略：社會與政權[M].莫斯科：研究所內部研究報告，2000：248.
[4]蘇聯人為何“不珍惜”蘇聯[N].報刊文摘，2008-11-3(A02).
[5]阿·科赫，等。私有化(1996)：結果與結論[J].社會與經濟，1997(1—2).
[6]同上。
[7]同上。
[8]證券私有化的結果，居民的評價及意見[J].經濟與社會變動：公眾輿論顯示器，1994(4).
[9]俄羅斯科學院社會政治研究所。俄羅斯社會及其社會政治形勢：分析與預測[M].莫斯科：研究所內部研究報告，1995：81—83.
[10]葉·蓋達爾。國家與變革[M].莫斯科：歐亞出版社，1995：103.
[11]俄“中心電視臺”總裁奧·波普佐夫答《共同報》記者問[EB/OL].http://www/nns/ru/chronicle/center/03/08/2001.
[12][俄]實業界，1997-6-25.經濟危機、政權危機、憲法危機交織在一起，政治大決戰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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