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打鐵先得本身硬
二、踐行與農民“三同”
昔陽縣干部參加勞動的制度不僅只對不脫產的生產大隊干部和各級生產隊的干部，而且還要針對脫產的各公社和縣級領導干部，第一次出臺的還是縣委常委和縣人委的主要領導干部。
１９５７年中央發出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后，張懷英更是把它看作重中之重的工作來抓。在他看來，這件事首先應該從自己做起，從自己的班子抓起，才能帶動廣大干部投入到集體生產中去。那時，一個聲勢浩大的動作就是縣委常委和縣人委的主要干部要輪流下到農村，和農民一樣到地里干活，實行同吃、同住、同勞動的三同措施。具體要求是：輪上了誰，誰下去，務必要把自己的工作停下來，安排給另一個人代理，時間為一個月，而且必須和農民一樣去干活，還要強調同社員們同吃同住同勞動，不得偷懶。這樣的措施就夠鐵了，然而再鐵也不能造假，必須要實打實地進行，回來時在哪一個大隊干活，必須要有哪一個大隊開給的記工表。
就為這個事，我采訪了趙滿倉。他說有一次下去勞動，是張懷英帶隊到洪水大隊去干活，我帶隊去大寨勞動。我本來是勞動人民出身，只覺得干一天活沒有什么。可是一到大寨和大寨人摽著干起來，那可是受不了。我帶得那幾個人就更不用說了。干了沒幾天，我們的腰就直不起來，手也腫了起來，到食堂吃飯時，碗也端不住，檢察院的張啟榮就把碗掉在地下打破了。陳永貴一看這情況說這還行，你們不要跟男人干，跟上婦女們干吧。跟著婦女們干，照樣吃不消，人家干活并不比男人差，還笑話我們大男子漢比不上俺們老婆婆，我們又敗了下來。陳永貴又看到了，說跟婦女干不行，就跟我干。于是，我們只好由陳永貴一人領我們干活，他要求我們不要硬和我一樣拼，不行就歇一下，不要搞壞身體。老趙說，我們從勞動的實踐中體會到，像大寨的干部這樣和社員一樣參加勞動，還能有什么問題解決不了呢！
縣里的領導停止機關工作下鄉參加了勞動，很快在全縣造成了聲勢。張懷英首先起到了表率作用，在人們的街談巷議中，總是說“張縣委”今天在哪里哪里勞動了。1960年春節，縣級機關沒有放假，各部門都在組織“開門紅”活動，縣委機關許多干部移居下思樂村，參加新農村建設。大年初一，張懷英就親自帶頭上工地擔磚勞動。縣委宣傳部的干部白天勞動，晚上帶領宣傳隊在村里演節目。“張縣委”擔起了擔子參加了勞動，所有的干部也都不甘落后，人人爭先沒有一個人偷懶。當時一些群眾感到很新鮮。有一次，張懷英帶著縣委辦公室的一些干部去勞動，路過北關村口時，村邊站著一伙婦女，大隊支部書記張義倉的母親認出了張懷英，驚奇地說：“現在的世道變了，縣委書記也給勞動改造了，怪不得村干部不敢不上地了。”這么一帶，干部參加勞動就形成了風氣。不僅縣里的主要領導，就是一般的縣級各單位干部也輪流著到各個大隊去參加勞動。在他們的辦公室里，不僅有辦公的文件和報紙，還放著勞動的工具，什么時候要參加勞動，隨時揀起工具就走。縣長王貴科的兒子王國華介紹他父親時就說，他一到父親的辦公室，看見墻上掛著的鐮刀和草帽不在了，就知道他勞動去了。我曾記得縣商業局的十來個干部就在我們村里勞動了兩個月，走時還得由村里的干部寫出證明，說某某某在我們管理區的勞動表現怎么怎么樣。
為了這個問題，我專門采訪了當時的縣長王貴科的遺孀任貴明，她向我講述了當時干部們參加勞動的情況，她說干部參加勞動在那時候是硬任務，誰不勞動也不行。從懷英，貴科開始，大家都得干，還有具體的考核。我記得有一次縣委機關的干部要到西大街干活，西大街的干部田金鎖就安排營生。可是就有人還要考考這伙人，專門拿出幾擔茅鍋，讓我們去擔茅糞。這還能難得住我們？縣委這伙人有多少在舊社會就是扛長工的，動不動就要給人家擔茅糞，他們考不住。說到這里，老人家笑了，說我們這些人是干出來的，從小就在地里干，大人們干活，我們拾石頭。長大當了生產委員，就帶著一伙人干。還編了順口溜：“今年1944年，政府號召大生產，打柴漚肥鏟荒土，爭取模范互助組。”早上互助磨面，七八家聯合到一起干。后來我們調出來啦，還能忘了勞動？說到張懷英，任大姐評價說：懷英一是正派，二是說一不二，有一股精神，要不是他帶頭，昔陽干部參加勞動怎么能抓起來？他實實在在地抓，實實在在地干，大家都服他。任大姐已經是快九十歲的人啦，記憶還這么清晰。
經過1958年的試驗證明了不論大村小村，生產大隊，生產隊的干部都能參加生產勞動。1959年他們又進一步試驗，不僅生產大隊，生產隊的主要干部能參加勞動，連會計、保管也能一天參加半天勞動，一百戶以下的生產隊像大寨就基本上不對會計、保管進行補貼，全靠賺工分參加分配。
到1960年，張懷英在全縣系統地總結了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領導生產的經驗，并對這一措施作了注解：不參加勞動就不了解生產情況，就安排不好農活，干部不參加生產勞動，就不能及時了解群眾的心理狀態，就做不好思想政治工作。不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就會增加社員的負擔，就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廣大社員的生產積極性。干部不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就會變壞。群眾對他們的結論是：一年不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就會變成懶人；兩年不參加勞動就會變成劣人；三年不參加勞動就會變成臭人。所謂干部的懶、饞、占、貪、變就是這個意思。昔陽的四級干部參加勞動從那時起就蔚然成風。在1959年10月1日慶祝建國十周年的群眾集會上，張懷英在會上代表縣委講話。他說：我們一方面發展了合作化，一方面培養了干部，不只取得了合作化的勝利，而且還出現了一大批公道能干，群眾愛戴的好干部，他們同廣大群眾干在一起，始終如一地參加勞動，處處起帶頭作用，糧食產量和各項工作都走在了前頭。他說到這里著重表彰了大寨的陳永貴，白羊峪的王殿俊，刀把口的張老太，北關王谷都，河東的卜太華和團里莊的鄭奎選等。到農業學大寨那一時期，昔陽就規定了四級干部參加勞動的“一，二，三制度”，就是縣級干部每年要參加一百天集體生產勞動；公社干部每年要參加二百天；大隊干部每年要在隊里做三百天勞動日。這一制度在那一時期也變成了考核干部的重要依據。
張懷英不僅在昔陽是如此，當他調到文水任縣委書記以后，也把干部參加勞動例入議事日程。聽說他剛到文水縣任職時，有一天乘車下鄉調研，發現一個村子里有一大批人在地里干活，卻有一個人在路上轉來轉去，兩眼直瞅著這些干活的人。他就停下車來，問：這個人在這里轉來轉去干什么？被問的人回答說：他是隊里的干部，是監視這伙人干活的，不僅檢查勞動態度，農活質量，還要根據這些條件給他們記工。張懷英聽后生氣了，問：你這樣做和過去的地主有什么區別？讓他們干活來養活你，世上哪有這樣的道理？于是，張懷英抓住這個典型，在全縣干部中開展了大討論，干部不參加勞動能不能搞好生產？如何解決群眾提出的“拖不起的累戶，養不起的干部”問題？在大討論的同時，建立建全了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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