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打鐵先得本身硬
一、探索四級干部參加勞動
中國共產黨在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后，農業(yè)生產的進程就進入了集體生產的規(guī)模。昔陽縣從1952年開始試辦初級農業(yè)合作社，1956年在全縣實現(xiàn)了農業(yè)合作化。試辦農業(yè)合作社時，是仿照了前蘇聯(lián)辦集體農莊的經驗，辦一個一百戶的集體農莊，需要四至五個脫產人員。可是昔陽辦農業(yè)初級社時，堅持了農村的干部不脫產。到了辦高級社時，就出現(xiàn)了農村脫產干部。一般是支部書記、社長、會計、保管四人脫產，有些地方生產隊長也脫離生產。時間長了在群眾中間就造成了很壞的影響，由此，人們也編了一首順口溜：“好好勞動七八分，游游逛逛十來分，坐在家里瞎指揮，不知村外荒了地。”還有：“過去是一個人坐轎四個人抬，，現(xiàn)在是一伙人坐轎大伙抬。”這話說到了問題的要害。
這里說的“不知村外荒了地”是有所指的。張懷英對我講起這個歷史時說，這是他到洪水鄉(xiāng)潘掌村檢查工作時，發(fā)現(xiàn)有一塊地荒著，一追查才了解到這塊地是春天忘了耕、忘了種，就批評他們說：“不上地還能想起這塊地？”稍停后他又說：“這個事是有具體人的，還是不點名為好”。然而事隔這么多年，說說又有什么大不了呢，這說明了干部不勞動，不深入實際的后果。張懷英認識到：干部尤其是農村干部，不勞動就不能深入實際，不深入實際就要瞎指揮，瞎指揮就要出現(xiàn)浮夸。
時任昔陽縣委副書記、副縣長（后任山西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的趙滿倉回憶1957年干部參加勞動的情況時說：當時全縣729名高級社支書、社長全年平均投工只達中等勞力的39.5%，364名會計員平均每人投工只有21天；其中全年沒有勞動過1天的占30%。城關管理區(qū)有32名脫產干部，全年每人只勞動了10天。那時因為干部參加體力勞動少，收入低，全縣有31%的區(qū)干部欠國家、農業(yè)社債款共15000多元，每人平均負債49元。他們成了受國家救濟的對象，因而引起了廣大社員的不滿，有的社員批評說：“拉拽不起懶漢，養(yǎng)活不起社干”。不少基層干部嚴重脫離生產實際，造成生產的大量減產。如：城關管理區(qū)域1958年幾個干部蹲在辦公室兩個月研究勞動定額，結果絲毫沒有解決任何實際，而且仍然以“老十分”記工。造成當年糧食減產40余萬斤的重大損失，教訓十分深刻。
1957年這一年，中央就發(fā)出了干部要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號召，張懷英已經看出了農業(yè)合作化以后干部不參加勞動不深入實際的問題所在，就和縣委一班人認真地貫徹，組織了各種類型的干部會議討論這個問題，樹立典型，宣傳典型，并制定了一些相應的組織措施。就當時來說，村里的干部只是到地里做一些象征性的勞動，一天勞動個把小時，有的干部只是到地里去應付一下。有的干部還散布輿論說：“當干部就是為了不勞動”。地區(qū)和縣里有些干部也提出干部沒有時間去地里勞動。相反，大寨干部們不脫離勞動的情況就引起了張懷英的高度重視。他們的黨支部書記、社長、生產隊長，從初級社到高級社，除了出外開會以外，每天都是和社員一起在地里勞動。接著，張懷英到七區(qū)的王寨下鄉(xiāng)時，發(fā)現(xiàn)北泉村黨支部書記耿德華也和陳永貴一樣，整天和群眾滾在一起干活，并沒有影響村里的工作，反而工作做得相當出色。
張懷英發(fā)現(xiàn)了這兩個典型，把這個問題提到公社黨委書記以上的會議上討論，討論的結論是，一百戶以下的生產大隊干部可以參加勞動，一百戶以上的生產大隊干部不行。當時昔陽主管農業(yè)的縣委副書記田根棟在本縣皋落生產大隊調研，他調研后得出的結論是，只要干部能力強，嚴要求，能妥善安排農業(yè)生產，同樣可以跟班勞動。張懷英也到刀把口找太行老勞模張老太了解情況研究，說：“你成天工作這么忙，還能參加勞動”？張老太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不打折扣，態(tài)度很干脆：說“不是能不能參加勞動的問題，是必須參加生產勞動，不參加勞動就領導不好生產。當兵不能離開營盤，放羊不能離開羊圈，如果班長、排長和連長都不和戰(zhàn)士住在一塊，打仗不到第一線指揮，行嗎？像刀把口現(xiàn)在有一千多只羊，有十來個放羊的，如果放羊的羊倌不到羊圈，羊怎能放好？”張老太說著說著，情緒就激動起來，“我們跟國民黨軍隊打仗，為什么國民黨的軍隊就打了敗仗呢？因為國民黨的排長、連長打起仗來是拿著手槍逼著士兵說：給我上。我們的排長、連長是走在最前頭喊一聲：同志們，跟我上。一字之差，就決定了戰(zhàn)爭的勝敗。現(xiàn)在我們的一些生產大隊生產搞不上去，就是因為生產大隊干部不參加勞動，就和國民黨軍隊打仗一樣，讓社員給我勞動，不是自己走在頭，讓社員跟我勞動，這就是生產搞不好的根本原因。刀把口的大隊干部從來沒有不勞動的，干群齊努力，才有了今天萬貫家產的刀把口。”
張老太的這番話對張懷英啟發(fā)很大，再細心研究一下皋落大隊這么大的村子干部也都走到了地頭，更值得重視的是大寨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經驗。終于使張懷英下了決心，必須解決這個問題。于是在1958年，經過縣委、縣人委聯(lián)系會議研究制定了要求全縣基層干部必須參加生產、領導生產的規(guī)定。也從這一年開始，上至縣委書記、縣長，下至生產隊長，都要走到地頭，批判了“工作忙，不能參加生產”和“當干部就是為了不勞動”的謬論。
為能把干部參加勞動制度化，張懷英決定對這個問題進行各方面的嘗試，他于1959年以中共昔陽縣委的名義發(fā)了個001號文件，作出了干部種試驗田的決定，擬定了兩項規(guī)定：一，公社管理區(qū)黨委書記、主任每人必須種植密植試驗田，其他公社干部和管理區(qū)的副書記、副主任、隊長等干部也要普遍建立制度，量力而行。二，試驗田內的種植，必須是各種各樣的谷子，留株多樣，留株可以千株、雙千、四千、幾萬株。對高梁、豆子、山藥等也都有要求。文件最后說，試驗必須在一塊地上進行，否則不易得出正確結論。
1959年7月31日，中共昔陽縣委又發(fā)出015號文件，下發(fā)了全縣管理區(qū)生產隊干部參加勞動的專題報告。文件說，幾年來，我們認真地執(zhí)行了中央、省、地委關于干部參加勞動領導生產的指示，特別是始終強調管理區(qū)、生產隊的基層干部參加勞動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據(jù)1958年統(tǒng)計，全縣371個管理區(qū)（原來的高級農業(yè)生產合作社）黨支部書記共740名，平均每人全年實做勞動日140個，等于中常勞力的社員全年勞動240天的58%，82戶的大寨管理區(qū)支書陳永貴同志從1953年辦社以來，六年內共做勞動日1278個，每年平均213個，比中常勞力社員的實做勞動日還高14%。280戶的王家山管理區(qū)主任李茂林，從1954年辦社以來，5年內共做勞動日954個，平均每年191個，比中常勞力社員勞動日還高5.4%。又如后口莊管理區(qū)會計喬元林，龍王覘管理區(qū)的王成和妻子李懷良同時又是書記和副書記，參加勞動都和同等社員一樣多，畝產達到420斤。文件用很大篇幅表彰了大寨、白羊峪、刀把口、梭羅峪等86個管理區(qū)的干部參加勞動情況，批評了南渡海管理區(qū)支書郭田堂滿足于自己管理才能高，有辦法，認為不勞動就能當好干部，一年做勞動日三、四十個，糧食產量比同等土地的村隊低二至三成，最后發(fā)展到詢私舞弊，集體貪污。文件規(guī)定：百戶以下管理區(qū)，支部書記，主任全年實做勞動日不少于200個，管理區(qū)補貼80個，會計做勞動日不少于190個，補貼勞動日不超過100個。200戶以下管理區(qū)支書，主任實做勞動日不少于190個，補貼勞動日不超過100個，會計做勞動日不少于160個，補貼勞動日不少于130個。200戶以上的管理區(qū)支書、主任實做勞動日不少于180個，補貼不超過120個，會計實做勞動日150個，補貼不超過150個，補貼范圍一般限制在4至9個干部為宜。1959年8月份，張懷英召集了一次機關干部會議，他在會上作報告專門論述了四級干部參加生產勞動的問題。他例舉了張老太的話，說過去軍隊打丈，指揮員不到戰(zhàn)場，只是向戰(zhàn)士下達命令，能不能打勝仗？他在會議上表揚了一批干部，還有名有姓地點名批評了哪一個機關哪一個人存在什么問題，把干部參加勞動放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烏有之鄉(xiāng)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