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確對待黨的歷史，如何公正地評價歷史人物，特別是領袖人物的作用和功過，是檢驗一個黨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要評價領袖人物的功過是非，更需要結合具體的歷史環(huán)境，總結其中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反思歷史，絕不能心血來潮、一哄而起，或只強調陰暗一面，不去全面、歷史地看問題，大搞全盤否定過去，實際只是為迎合當前的政治需要。這在本質上是重復了過去的錯誤，不僅是有害的，也是可恥的。然而，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為首的蘇共領導人正是扮演了這樣全面詆毀蘇共歷史的角色。
蘇聯(lián)的歷史，自20世紀30年代初蘇聯(lián)史學界的政治批判運動以后，特別是1938年《聯(lián)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以后，已經有了一個固定的解釋。但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個人迷信，引起了人們思想上的混亂。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上臺后又對赫魯曉夫及其做法提出了批評。戈爾巴喬夫時期，蘇聯(lián)思想文化領域一些極端勢力再次掀起了一股“歷史反思熱”，把輿論矛頭直接指向斯大林和蘇共歷史。他們無休止地糾纏于歷史舊賬，肆無忌憚地否定蘇共過去的一切，先是否定和詛咒斯大林，隨后又否定列寧、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蘇聯(lián)體制、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蘇共執(zhí)政后期的否定歷史運動從內容和形式上看呈現(xiàn)如下幾個特點。
(一)反思歷史活動是由蘇共最高領導人親自組織計劃進行的
當今一些歷史學家在評價戈爾巴喬夫時期掀起的“反思歷史”運動時寫道，在“改革”初期，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等號召填補“空白點”、改寫歷史，具有很強的政治性和思想傾向性，并非對歷史問題感興趣，而主要是為推動他的“改革”制造輿論，實現(xiàn)其政治目的。
1986年11月，在全蘇社會科學教研室主任會議上，戈爾巴喬夫指責蘇聯(lián)歷史教科書存在著公式主義、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他要求重新編寫教科書。1987年蘇共中央一月全會之后，戈爾巴喬夫多次向新聞界下令，強調說“歷史問題上不應遮遮掩掩”。為保證新聞輿論思維有正確的“宣傳口徑”，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經常和新聞界領導人“對表”。1987年7月，戈爾巴喬夫在和新聞界、藝術創(chuàng)作領導人座談會上談到，1937—1938年的事件不能也不應原諒和饒恕。
1987年，蘇共召開紀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會。會前，雅科夫列夫等精心策劃和起草了戈爾巴喬夫在紀念大會上的報告。報告對斯大林主義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戈爾巴喬夫后來得意地回憶，這個報告的創(chuàng)新之處就是“由揭批斯大林轉到批判斯大林體制”。雅科夫列夫坦白，他的目的是借70周年大會將“新思想”推向前進。在這份名為《十月革命與改革：革命在繼續(xù)》的報告中戈爾巴喬夫聲稱要繼續(xù)60年代未完的事業(yè)，恢復歷史公正。雅科夫列夫在紀念大會的吹風會上對記者講，不應把此次紀念大會上對歷史的分析視為最終的結論，不應將報告中的一些結論教條化、固定化。他繼續(xù)煽風點火，為全面否定歷史的勢力加油、打氣。
應當指出，當時蘇共黨內領導層中間對待這場“歷史熱”的態(tài)度是不一致的。政治局委員利加喬夫和政治局委員、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都反對“意識形態(tài)的多元化”和片面丑化蘇聯(lián)歷史。切布里科夫警告說，帝國主義的密探正在贊助一些作家去丑化蘇聯(lián)的歷史。對于“反思歷史”“翻歷史舊賬”，蘇聯(lián)歷史學界深表擔憂，蘇共普通黨員和群眾反對丑化歷史的聲音也很強烈。1988年3月13日，《蘇維埃俄羅斯報》發(fā)表了列寧格勒技術學院女教師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讀者來信，題為《我不能放棄原則》，批評了社會中涌動的一股股“反思歷史潮流”。來信指出，當前報刊上轟動一時的文章只能教人迷失方向，是給社會主義蘇聯(lián)抹黑。文章提出了當時輿論界許多不正常的現(xiàn)象：非正式組織活動，宣揚應該實行西方的議會分權制，否認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惡毒攻擊蘇聯(lián)歷史等。文章指出，“改革”進行幾年了，非但未見成效，反而導致生活水平下降。改革缺乏明確的綱領和目標，隱藏著世界主義的傾向。文章發(fā)表后，一些州的報刊紛紛轉載，一些黨組織開始討論。
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引發(fā)了軒然大波，“自由改革派”將其視為“保守勢力和蘇共舊勢力”的反攻倒算。蘇共中央政治局接連兩天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對策。最后，在雅科夫列夫直接授意下，《真理報》的維·阿法納西耶夫親自組織，4月5日發(fā)表了反擊文章《改革的原則：思維和行動的革命性》，對安德烈耶娃給予全面反擊和打壓。《真理報》將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稱為“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把尼娜·安德烈耶娃稱為“改革的敵人、斯大林主義分子、保守派、機關官僚、黨的權貴代表”。《真理報》認為，安德烈耶娃是在為斯大林辯護，是蘇聯(lián)社會的保守勢力的聲音，企圖阻止改革的進程。此次爭論后，蘇共領導人不僅開始揭批斯大林，而且進一步升級，批判馬列主義是空想和教條。從此以后，在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的直接參與下，蘇共在否定斯大林、否定過去的歷史道路方面走得更遠。
(二)趁報刊“反思歷史”之際，掀起平反歷史錯案運動，制造聲討蘇共的輿論氛圍
斯大林當政時期，由于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和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曾出現(xiàn)過一些冤假錯案，直至赫魯曉夫時代起，這些冤假錯案才陸續(xù)得到糾正。糾正冤假錯案是完全應該的，問題在于，自戈爾巴喬夫提倡“民主化”“公開性”之后，恢復名譽者或其親屬描述案情的文章在報刊上越登越多，形成強大的輿論沖擊力，嚴重動搖了蘇共和蘇聯(lián)制度的根基和基礎。
1988年初，蘇共中央成立了30年代“大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員會，后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雅科夫列夫親自掛帥，對一些歷史事件重新審查。更加引人注目的是，1988年7月4日，根據(jù)戈爾巴喬夫的建議，蘇共中央政治局做出決定，在莫斯科為斯大林時期被迫害致死的數(shù)百萬人建立紀念碑。與此同時，所謂民間的“歷史平反”活動也在蘇共最高領導人的默許下開展起來。1988年11月26日，《星火》周刊舉辦了大規(guī)模群眾性“良心周”活動，隆重紀念斯大林時代的受害者。蘇聯(lián)建筑家聯(lián)合會、電影家聯(lián)合會、《星火》畫報和《文學報》共同組織了名為“紀念”的歷史教育協(xié)會。該協(xié)會的目的就是在全蘇范圍內促進平反歷史案件，還原歷史真相，為蘇聯(lián)歷史受害者建立紀念碑。1988年以后，一些“反思歷史”的激進報刊如《星火》畫報和《莫斯科新聞》逐漸暴露其真面目：借否定過去，否定蘇共歷史，否定社會主義，進而改變改革的方向，使改革沿著他們設計的道路進行。
(三)在這場“歷史反思熱”中非歷史專業(yè)的記者、作家等充當了“急先鋒”
正如蘇聯(lián)科學院通訊院士и.В.沃羅比耶夫在1989年初指出的：“喚起人們對歷史的興趣的，不是我們職業(yè)歷史學家，而是政論家、作家、經濟學家。正是他們把歷史變成它現(xiàn)在成為的那種社會力量。至于職業(yè)歷史學家(眾所周知，他們在我國有成千上萬)，積極卷入這項工作的，真是屈指可數(shù)。”
不過，還是有少數(shù)激進的歷史學家投入到“改寫歷史”的運動中，如尤里·阿法納西耶夫和德·沃爾科戈諾夫。前者一度被包裝成“民主斗士”，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則偃旗息鼓;后者則由蘇軍總政治部負責宣傳工作的將軍變成了葉利欽的御用文人，極力攻擊列寧和斯大林，現(xiàn)已不在人世。這股反思歷史的潮流造成整部蘇聯(lián)歷史都需要改寫。1988年6月，蘇聯(lián)有關部門做出決定，取消那一學期的中小學歷史課考試，今后中小學歷史教科書要重新編寫。在蘇聯(lián)官方的鼓勵下，以揭露歷史真相為主要內容的“歷史熱”，像一股巨大的龍卷風席卷整個社會，而且越刮越猛。
面對歷史領域的混亂狀況，1989年10月3日，蘇共中央召開了歷史學家座談會，會議由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瓦·梅德韋杰夫主持。他在開場白中辯解：“當前的社會政治氣氛取決于對歷史的看法。不應維護那些應當受到揭露的東西。良心不能交易。對過去錯誤的清算必須進行到底，不能有任何的限制!”參加此次會議的蘇聯(lián)歷史學界的權威、蘇聯(lián)科學院院士格·斯米爾諾夫、尤·庫庫什金、德·科瓦里欽科等紛紛發(fā)言，對當時社會的歷史熱潮表示憂慮。格·斯米爾諾夫院士提出，他不贊成對包括衛(wèi)國戰(zhàn)爭、戰(zhàn)后恢復在內的蘇聯(lián)歷史一概抹黑。尤·庫庫什金院士提出，缺乏對馬克思主義的尊重，缺乏理論準備，改革很難指望取得成效;改革不能打著歷史虛無主義和非意識形態(tài)化的旗號，大眾傳媒和一些極端勢力不能強迫歷史科學非意識形態(tài)化。尤·庫庫什金院士和蘇聯(lián)科學院歷史學部學術秘書德·科瓦里欽科院士要求蘇共中央應該有自己的原則立場。面對院士們的發(fā)問，身為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瓦·梅德韋杰夫輕描淡寫、一語帶過：列寧、十月革命、社會主義選擇。此次蘇共中央的座談會便沒有了下文。
(四)反思歷史導致歷史虛無主義泛濫，否定蘇共歷史和社會主義
自蘇共二十大之后，蘇聯(lián)社會始終潛伏著一股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思潮。這股思潮在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公開性”推動下，死灰復燃，很快成為蔓延之勢。反對勢力有針對性和選擇性地公開斯大林時期歷史文獻檔案，借過去的一些所謂歷史冤假錯案為全盤否定斯大林做準備。
1987年6月，由蘇共異己分子把持的《星火》畫報第26期披露了列寧的戰(zhàn)友拉斯科爾尼科夫1939年8月17日給斯大林的公開信，信中嚴厲譴責斯大林逮捕和殺害無辜的軍界和文化界著名人士。不久，《莫斯科新聞》刊載了從未發(fā)表過的肖洛霍夫1927年寫給老黨員列維茨卡婭的一封信，批評農業(yè)集體化過火，“壓制富農，可把中農也壓扁了，貧農也在挨餓”，致使“人們狂怒，情緒極端惡劣”。《科學與生活》雜志則刊登了作家西蒙諾夫20年前寫的《歷史的教訓與作家的職責》，譴責斯大林在戰(zhàn)爭開始前和戰(zhàn)爭初期處決三批高級軍事干部，給軍隊帶來無法估量的損失和對國家造成的嚴重危害，等等。
這股清算思潮自1987年底開始，到1988年達到高潮。批判的矛頭已由斯大林主義指向20—50年代的社會制度，否定蘇聯(lián)體制，認為斯大林代表的蘇聯(lián)體制是典型的“行政命令”體制，是“極權主義”，是萬惡之源。1989年以后，揭批斯大林的材料開始減少，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逐漸轉變?yōu)閷Σ紶柺簿S克主義、十月革命的批評。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提出，十月革命與布爾什維克主義，列寧與斯大林實際上有著直接的聯(lián)系。1988—1989年，蘇聯(lián)意識形態(tài)領域最有影響的事件之一就是，哲學博士亞·齊普科在《科學與生活》雜志上發(fā)表了長篇文章《斯大林主義的起源》。此文在表面上維護馬克思主義，實則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蘇聯(lián)社會主義的歷史。文章認為，俄國十月革命是激進主義的產物，它中斷了俄國歷史的正常進程。文章將“好”的列寧思想與斯大林“壞”的社會主義對立起來。作者提出，1917年到1988年，蘇聯(lián)激進主義的思想和實踐是當今社會的重要障礙。
“反思歷史”運動從揭批斯大林開始，進而否定十月革命，懷疑十月革命以后的制度，最后導致美化沙俄歷史和否定自我，迷信西方道路。丑化蘇共歷史最終導致了俄羅斯理論界肆意“揭批俄羅斯的歷史缺陷、詆毀國家”。有關俄羅斯文明較之西方文明存在著“歷史性缺陷”的歷史虛無主義和崇拜西方的做法，構成了蘇聯(lián)解體后俄羅斯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和歷史哲學基礎。在80年代末期，蘇聯(lián)輿論界宣揚改革就是要“全面更換俄羅斯的文明模式和民族社會文化習俗”。打開一本當時出版的笑話集，可以讀到這樣的內容：“一輛美國汽車停在莫斯科，車身下的泥漿中躺著幾位正在扎輪胎的蘇聯(lián)人。過往的人問：你們在那里干什么?他們回答：我們想吸一些來自美國的自由空氣。”
在當時學術界的一些討論會中，經常能聽到這樣的話：“在蘇聯(lián)可以談論何種經濟?只能是原始穴居的野人經濟。”有時，甚至可以聽到遺憾的嘆息：“唉!為什么我們沒有被德國人占領?”在這一時期，一些“改革”的風云人物，自由民主化的“弄潮兒”的演講多是從痛斥蘇維埃的過去開始，以贊揚西方結束。“如果人們所想的希望落空了，那么對于這個帶有一種始自伊凡雷帝的天生極權主義特征的、不合格和未開化的民族來說，有一條簡單而自然的出路——在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tài)等各個領域將國家全面引向殖民地狀態(tài)。”有的報刊文章還證明說，有必要在蘇聯(lián)領土上引入聯(lián)合國仲裁、引入“維和部隊”、實施“人道主義援助”，設立聯(lián)合國監(jiān)督員和觀察員。有一家名為《自鳴鐘》的報紙曾刊載了這樣一句話：“我們真誠地期待這樣的結局，而且，殖民地狀態(tài)有什么不好?”于是，該文接下來就討論怎樣才能成為殖民地，并建議向西方商人求助。
正是在蘇共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的推動下，以重新評價歷史為名，否定蘇共，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否定蘇聯(lián)社會主義制度，導致社會思想混亂，為從思想上瓦解蘇共打開了大門。20世紀80年代末期，某些涉及歷史問題的書籍、文章和言論公開全盤否定斯大林，諷刺和挖苦列寧，否定十月革命，否定馬克思主義，把蘇共視為“官僚障礙機制的物質載體”和“沉湎于謊言和自我欺騙之中的故步自封的組織機構”，就這樣一步步把蘇共推上歷史的審判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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