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棟梁骨干篇
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
“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出自元朝馬致遠《漢宮秋》的經典名句，道出了一個苦澀的社會現象。且古往今來、各行各業，莫非如此。畢竟，帶領一群人奮斗要面對形形色色的人、雜七雜八的事，頭領很不容易。
但是，要在人間成就一番大業，就不能單打獨斗，需要領著一群人組成團隊一起奮斗，就需要不少“將領”在各自的領域承上啟下。而且，事業舞臺越大、目標越是宏偉，需要的“將領”型干才越多。無疑，尋求及鍛造一批優秀的領軍人物，是成就大業的必須之舉，也是一大挑戰。
誠然，心懷崇高使命、力求改天換地的毛澤東，也面臨這樣的挑戰。對此，他一直有清醒的認識。早在1937年5月，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毛澤東在發表總結報告時就專門提出“干部問題”。
在這里，毛澤東高調指出：
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在一個四億五千萬人的中國里面，進行歷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領導者是一個狹隘的小團體是不行的，黨內僅有一些委瑣不識大體、沒有遠見、沒有能力的領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中國共產黨早就是一個大政黨，經過反動時期的損失它依然是一個大政黨，它有了許多好的領袖和干部，但是還不夠。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干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黨依靠著這些人而聯系黨員和群眾，依靠著這些人對于群眾的堅強領導而達到打倒敵人之目的。...把自己改造得更好一些，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但是還不夠，還要作為一種任務，在全黨和全國發現許多新的干部和領袖。我們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說的話：“干部決定一切。”
隨后不久，1938年秋季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斯大林話語基礎上明確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并提出“才德兼備”的干部標準和“任人唯賢”的干部路線。
在新中國成立并進入大規模建設時期的1956年11月中旬，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針對正在冒泡的官僚主義現象，毛澤東認真告誡，“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并大聲警示，“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
諸如此類的事例還有許多，可見毛澤東對“將領”多么重視。
當然，毛澤東的重視不局限于籠統的教導和警示，還有許多行動。也正是因為他的高度重視和切實行動，紅色事業擁有了龐大的“將領”隊伍，成績斐然。
且看，《外國觀察者眼中的中共抗戰檔案文獻匯編》中收錄了一份美國戰爭信息局的專題報告，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寫于1945年7月。在這份長篇報告中，一開頭就明確指出：“幾乎所有不帶偏見的觀察者都一致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最卓有成效、有最好的政治組織系統與最強的紀律性、最有建設性的隊伍。”
再看，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陳云，生前曾經撫今追昔、由衷贊道：“毛澤東同志的一個無可比擬的功績，是培養了一代人，包括我們在內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現在這些人在全國各個崗位上都擔負著重大的責任。這是一件極大的事情。”
可見，在外界的專業人士和長期共事的伙伴眼里，毛澤東在鍛造棟梁骨干方面成就非凡，保障了改天換地宏圖偉業的需要。
那么，在“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的人間，長期處于艱難困苦的環境中，鍛造出數以十萬計的“將”才，且中途退場的很少。毛澤東如何做的呢？
（1）標準至高無上，強力推動成長
“共產黨員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在毛澤東時代，這句源自斯大林的名言廣為流傳，并被社會普遍認同。大家普遍認為，共產黨員，尤其是黨政干部，都不是普通人，而是或應該是近乎完美的“圣賢”。
之所以有這樣的現象，一個關鍵原因就是，毛澤東很早就給他們定下了至高無上的品性標準，并一直以近乎完美的標準來督促他們、教導他們。
前面提到，早在1937年5月，毛澤東就清醒地認識到要培養一大批能挑大梁的骨干，僅是“群眾領袖”就要幾百個，還要“最好的”。可見，毛澤東對棟梁骨干的期望和要求之高。
當然，毛澤東明白，這很不容易。為此，他很努力，從最核心的品性修養方面，以紅色使命理念為基礎，推動團隊成員進步。
因為兒童時期就閱讀《論語》等四書，精通古文的毛澤東明白，“欲得其中，必求其上；欲得其上，必求上上。”如果標準不夠高，“60分萬歲”，大家都不會及格，何來一大批“最好的”棟梁？因此，毛澤東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類至高無上的境界作為標準，以“求上上”之策來保障“其上”之所得。
同時，作為《心之力》的作者，毛澤東對“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的人性有透徹的認識。他明白，要將一大批品性優良者帶入“至善”的精神境界，是個漫長的過程，需要強勁的推動，而且中間不能停頓。
因此，進入中共領導核心班子之后，直到最后的歲月，毛澤東一直強調“思想建黨”，不斷在品性修煉方面提出“至善”標準的要求，以推動伙伴們成為“特殊材料制成的”共產黨人。
在這方面，相關的內容事例非常多，且各時期都有，無法也無需一一列舉。這里不分時期、不分來源地列舉一些代表性內容，看看毛澤東如何要求中共黨員干部的。
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
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
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干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
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共產黨員是一種特別的人，他們完全不謀私利，而只為民族與人民求福利。
我們第一個決心是要犧牲升官，第二是犧牲發財，第三更要下一個犧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決心。
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斗下去。
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襟懷坦白，忠實，積極，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
關心黨和群眾比關心個人為重，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為重。這樣才算得一個共產黨員。
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
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于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已奉公，埋頭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共產黨員，要在八路軍和新四軍中成為英勇作戰、執行命令、遵守紀律、團結統一的模范；在統一戰線中成為協同各黨相互關系、堅持抗日立場、實行抗戰任務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成為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范；在民眾運動中成為克己奉公、埋頭苦干，以個人利益服從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模范；還要成為加強學習、堅持實事求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模范。
共產黨就是要奮斗，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
不少的人對工作不負責任，拈輕怕重，把重擔子推給人家，自己挑輕的。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別人打算。出了一點力就覺得了不起，喜歡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對同志對人民不是滿腔熱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關心，麻木不仁。這種人其實不是共產黨員，至少不能算一個純粹的共產黨員。
共產黨員應該作到最有遠見，最富于犧牲精神，最堅定，而又最能虛心體會情況，依靠群眾的多數，得到群眾的擁護。
......
這就是毛澤東，正視棟梁骨干的需求和“從善如登”的困境，拋開“七情六欲”之類普通人的“人間煙火”，以“求上上”之策為中共黨員干部定下至高無上的標準，持之以恒地推動他們向著“至善”的境界前進。日積月累后，收獲了一大批“特殊材料制成的”棟梁骨干，為成就恢弘的大業保障了關鍵的需求。
（2）發力教育平臺，批量造就干才
前面提到過陳云的一個評說，“毛澤東同志的一個無可比擬的功績，是培養了一代人，包括我們在內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現在這些人在全國各個崗位上都擔負著重大的責任。這是一件極大的事情。”
此言不虛，若無一大批能擔當重任的干部，紅色事業無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當然，這一大批干部的培養，不是少數幾個人就能做好的，需要學校。因此，盡管毛澤東個人做了很多具體的傳道受業解惑之事，他在這方面更重要的作用是及時搭建教育平臺，并充分利用教育平臺，一批一批地造就堪當大任的干才。
因為畢業于湖南第一師范學校、擔任過“一師”附小的主事，還曾有意終身從事教育事業，毛澤東對學校類教育平臺的價值有清醒的認識。投身紅色事業之后，一直重視教育平臺的建設和應用，親力親為做了很多。
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毛澤東負責全國農民委員會的工作時，先后在廣州、武漢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擔任所長，組織政治學習、軍事訓練，并親自授課，先后培養來自全國各省的青年學生上千人。
獨立的紅色事業起步后，自井岡山時期開始，為提高部隊的軍政素質、培養干才，毛澤東不顧條件簡陋、資源匱乏，不斷主持或協助創建教育平臺。井岡山時期的紅軍教導隊，紅5軍、紅8軍隨營學校，閩西紅軍學校，紅軍軍官學校第1分校等等，先后成立。到達陜北后，很快建立了陜甘邊軍政干部學校、陜甘寧紅軍軍政學校。隨后不久，中央紅軍干部團與陜甘寧紅軍軍政學校合并，在瓦窯堡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學校。1936年2月，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擴建為西北抗日紅軍大學，不久改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即在抗戰時期造就了一大批“三八式”干部的抗大。
當然，毛澤東重視的教育平臺還有陜北公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魯迅藝術學院，等等，且都為紅色事業培養了不少得力人才。不過，以抗大為例足矣。
抗大，被毛澤東譽為“革命熔爐”。他認為辦好抗大是共產黨的大事，一定要抓緊抓好。為此，他親自擔任抗大教育委員會主席，將抗大的工作作為自己的一個日常事項。不僅對抗大工作認真指導，在抗大發表大量講話，推動做好了抗大學員、教職員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一段時間他還經常去講課，課程內容涉及方方面面。
為讓大家重視辦好抗大，毛澤東教導，我們黨在各方面都有工作，“最有效、最能聯系一切”的方法是辦學校。他說：要“供給人到各方面去”，要“擴大黨”、“擴大軍隊”，“辦個學校是聯絡全國最要緊的東西”，“我們的學校，就是要增加抗日力量的”，辦抗大可以“生新游擊隊，又教育人，而且會擴大”。
為辦好抗大，培養優秀的紅色軍事政治干部，毛澤東明確性質，反復強調：“抗大不是統一戰線學校，而是黨領導下的八路軍干部學校。”要求將抗大學員煉成“最革命最進步”的力量。
為辦好抗大，毛澤東先抓住教員。他把抗大的教員稱為“教育干部的干部”，但是不少人來自部隊的教員想去抗戰前線作戰、不想在后方講課。為穩定教員的情緒、提升他們的工作熱情，毛澤東多次召開專門會議，反復闡明教育工作的重要意義和光榮使命，反復呼吁教員們要“在此努力，不要五心不定”，要他們當模范的共產黨員。
為辦好抗大，毛澤東明確針對不同類型的學員的不同教育綱領。對從部隊中抽調的紅軍軍政干部，毛澤東指出：“教育干部，將干部的政治、軍事、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是執行一切政治軍事任務的決定一環。”對從全國各地來到延安的知識青年，毛澤東強調：“學校一切工作都是為了轉變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環”。
為辦好抗大，在極其簡陋的條件下起步的同時，毛澤東提出“最革命最進步”的嚴格要求。提出并不斷強調抗大的教育方針，“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毛澤東教導大家，學到了這三點，就能成為“會打軍事的沖鋒，又會打政治的沖鋒”的文武雙全的干部，就能最后戰勝敵人。
為鍛造意志堅定的棟梁型人才，毛澤東在抗大弘揚堅決徹底的犧牲精神。他在講話中反復強調抗大學員要下一個“十分堅決徹底”的決心：“我們第一個決心是要犧牲升官，第二是犧牲發財，第三更要下一個犧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決心。”
為培育卓越的棟梁型人才，毛澤東特別強調抗大要“提高戰略空氣”，因為“沒有戰略，戰術也一定談不好”。他告誡，“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當的安置小東西。即使當個排長也應該有全局的圖畫，也才有大的發展。”
為培養不務虛善實干的人才，使得抗大學員能夠在各個地方發揮積極的作用，毛澤東給抗大題詞：“不但要有革命熱忱，而且要有實際精神。”而且在各期的畢業典禮上，毛澤東都要教導學員們在離開抗大后怎樣積極實踐，其中主要強調兩個重點。首先，他教導大家，學習如走路，一輩子的事，畢業后要學習“無字天書”。第二，他指導大家，畢業后要勇敢地實踐。面對戰士和群眾時，“要主動當教員，百折不回。”在戰場上，“要當指揮員，邊干邊學、不怕翻斤斗。” 在日常工作中，“還要學作干部，發動組織群眾。”
為辦好抗大，毛澤東經常登臺授課。他聯系戰爭形勢和學員、教職員的實際需求，講大局形勢、大政方針、教育方針、革命精神、哲學智慧、戰略戰術、經驗教訓，等等，涉及面非常廣。而且，盡管他有豐厚的知識底蘊，毛澤東對講課都很重視，每次講課之前都會精心準備。如他在一次談話中說道：“他們強迫我去講課，我沒有辦法。這是寫的講義的一部分。花了幾個星期，搜集了些材料，主要是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每天晚上寫，白天睡覺。講課只講了兩個鐘頭。”
正是因為費時費事的精心準備，毛澤東在抗大的課程不是蜻蜓點水走過場，而是內涵豐厚的大課。他的許多重要著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等等，都源自他在抗大進行專題講演或者講課的內容，是在他的講課內容基礎上修改完善而形成、并傳向全國的。
還有，因為認真，毛澤東的課程內涵豐富深刻、闡述生動全面、口號凝煉提氣。許多人回憶說，毛澤東授課、講話深受學員歡迎，教育效果極好。大家席地而坐，不僅不覺得累，而且頻頻鼓掌。因此，毛澤東不僅是最辛苦的教員，還是最受歡迎的教員。
盡管上面這些只是簡介，亦可印證毛澤東在抗大這個人才培育平臺上所費的心血。自然，收獲很豐厚。媒體報道，抗大辦學十年，學員超過十萬。這些人畢業后在大江南北的各條戰線上奮進、搏擊、傳播紅色文化，后來大部分成了擔當重任的棟梁型人才。
據統計，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授銜時，曾在抗大工作和學習過的有6位元帥、8位大將、26位上將、49位中將和129位少將。這個數據足以顯示，毛澤東發力教育平臺，批量造就干才的作為很正確很成功。
（3）關注優勢專長，及時匹配重用
引領一幫人在社會舞臺上創業守業，都知道選人用人很重要。要任人唯賢，還要知人善任，早已是古往今來的管理常識。不過，說來容易做到難。各行各業、各個組織機構，人才并不稀缺，缺的是識別和使用人才的能力。事實上，“讓雄獅護衛龍潭、巨龍去森林里當大王”的現象，比比皆是。
當然，也有卓越的領導者，總是能通過某個現象、甚至是點滴小事，發現某些人的素質優勢及其價值，及時啟用重用，安排到適當的崗位。因而贏得很多良才干將。
毛澤東就是這樣，重視挖掘人才，還重視素質優勢與崗位的匹配性。在各個時期各種環境，都細心觀察身邊的人，發現并啟用良將，根據他們的優勢強項安排適當的崗位，將“任人唯賢”與“知人善任”落到實處。
且看，朱毛紅軍在井岡山上會師后的一天，毛澤東與陳毅路過茨坪，聽到20歲左右的年輕軍官林彪給部隊講話：“其實這個土匪，那個軍閥，只要有槍，就有一塊天下。我們也有槍，也能坐天下!” “敵人來進攻，紅軍就集中打敵人；敵人打走了，消滅了，紅軍就分散做群眾工作，打土豪分田地，組織赤衛隊，建立蘇維埃。”
毛澤東聽后稱贊道：“一般的軍官只知道帶兵打仗，這個林彪還有政治頭腦，不簡單啊。這個娃娃可堪重用！”
此后，毛澤東一直關注并重用林彪，即使在他戰績不佳時、情緒波動時，以及質疑毛澤東的領導能力時，依然重用他，安排他在一線骨干部隊擔任軍事首長，并不斷升職。甚至在東北局勢不利的情況下調整東北局的班子，將林彪從單純的軍事首長提拔為軍政最高首長。最后，林彪在戰場上有出色的表現，成為共和國元帥，排名遠超大多數比他資歷更老的將帥。
再看，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中提到的“精兵簡政”建言者李鼎銘先生，是當地士紳、老中醫，曾做過榆林中學的教員和小學校長。毛澤東在延安因治病與他結識和交往，久而久之，他們之間無話不說。毛澤東感覺這位老先生不僅中醫水平高，而且對社會治理很有見解。因此，不僅非常重視“精兵簡政”的議案，還提議并使得李鼎銘先生被選為陜甘寧邊區政府的副主席。
還有，錢學森歸國伊始，毛澤東第一次見他時，就請他牽頭負責我國的火箭導彈事業。之所以給錢學森這樣的重擔，不是因為錢學森是火箭導彈專家，而是因為他是工程控制論的鼻祖，并對我國的國防航天工業建設有系統性的思考。畢竟，在基礎薄弱資源匱乏的情況下搞火箭導彈這類多學科集成的復雜工程系統，決非單獨的火箭導彈科技專家能掌控好的。
對此，毛澤東也直言相告。他對錢學森說，“你那個關于《建立我國國防航天工業的意見書》，我仔細看過了。寫得很好呀!我們國家決定根據你的工程控制論，組織各個學科各個部門一起奮力搞導彈。學森同志，我想請你這個工程控制論的創始人來牽這個頭。”
錢學森怕干不好，毛澤東鼓勵他：“你錢學森是工程控制論的開山鼻祖，還怕干不好？”
結果大家都知道。錢學森接受了重任，做的很好，開啟了中國航天工程的輝煌。
誠然，偶然發現優秀人才、及時安排適當的崗位，較有戲劇性。但是，通過長期關注而心中有底，在適當時機恰當的安排，過程雖然平實，但有同樣的價值。在這方面，毛澤東也有不少亮點。
例如，前面介紹過的，毛澤東點將暈船的“旱鴨子”蕭勁光出任新中國第一任海軍司令、點將坐飛機會暈機的劉亞樓出任新中國第一任空軍司令，就是典型事例。因為，毛澤東對這兩位干將的情況有清醒的認識，知道他們的素質優勢和專長方面與擔當的重任相匹配。
此外，十大元帥中唯一的政工干部羅榮桓，也是毛澤東經過一段時間觀察后發現并提拔重用的棟梁干才。
早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就注意到這位羅榮桓的厚道、忠誠，任命他為特務連黨代表。因為工作認真出色，羅榮桓將“支部建在連上”的作用真正發揮出來了，毛澤東也更加關注他。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毛澤東發現了羅榮桓更多的優點。例如，凡是要求戰士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打仗時沖鋒在前，退卻時掩護在后；行軍時為病號扛槍，宿營時下班查鋪，吃飯時餓著肚子帶黨員去站崗放哨。因此，毛澤東對羅榮桓有了更全面的認識，評價他“是個老實人，而又有很強的原則性，能顧全大局，一向對己嚴，待人寬，做政治工作就需要這樣的干部。”不久，在古田會議上，經毛澤東的推薦，羅榮桓被選為了前敵委委員，成為高層干部。
還有，1958年，毛澤東推薦陳毅接替總理周恩來兼任的外交部長一職，陳毅開始時自認為不妥。因為“外交無小事”，而陳毅不僅是元帥軍銜，還是喜怒形于色、喜歡詩情畫意的性情中人，與周恩來溫文爾雅且高度自律的風范決然不同。
那么，毛澤東為何推進陳毅當外交部長呢？
1961年7月24日，陳毅在外交學院發表講話時說出了緣由。他說：“毛主席為什么讓我當外交部長？對敵人，我是元帥；對朋友，我是詩人。”
事實證明，毛澤東的這個人事安排很正確。在國際舞臺上，陳毅有禮有節，剛柔并濟。既讓小國人士感到親切隨和熱情，又讓西方列強感受到一股雄霸之氣，頗具大國風范，且名聲顯赫。
類似的還有很多，安排朱瑞負責炮兵建設，將陳云調到中央負責財經工作，委任劉伯承創辦軍事學院，等等，都是毛澤東長期關注、用人所長的典型事例。
無數事例顯示，立刻挖掘也好、長期關注也罷，毛澤東在人才發現、人盡其才、才盡其用方面十分用心，將“任人唯賢”與“知人善任”落到了實處。無疑，這是毛澤東的旗幟下將帥如云、且大多數在崗位上頗有建樹的一個重要原因。
（4）聚焦格物致知，促成頂梁大師
俗話說，“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
對這個樸實的道理，毛澤東有清醒的認識。因此，他對干部的才智十分重視。尤其是要在各地方、各領域、各戰場獨當一面的領軍人物，毛澤東寄予厚望的同時，有“頂梁柱”層次的高要求。不僅要求他們在政治使命、品德意志方面有卓越的表現，還要求他們有卓越的綜合能力。
例如，“有遠大的政治眼光與政治家的風度”，“能獨立解決問題”，“懂得向全中國與全世界人民講話，并為他們做事”，“不但能治黨，而且能治國”，等等，都是毛澤東對領袖型干部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經常強調的“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確實，無論什么領域、什么職務，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都十分重要。此項能力強，則能夠在夾縫中求得生存空間，逢兇化吉、遇難成祥。反之，海闊天空也會闖進死胡同，吉星高照也會摸到陷阱里。不夸張地說，善于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才能擔當重任、獨當一面，進而成為治國理政的行家高手。
同時，毛澤東明白，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善于格物致知，能夠從根本的原理上解析問題、探尋源由、求得根本性解決方法，而不會被表面現象所迷惑，不會止于治標不治本。為此，毛澤東將引導格物致知的哲學作為對干部的教導重點，課堂上，會議中，談話時、文章中，不斷傳播哲學智慧、教導哲學思維，以引導大家提高格物致知的智慧，成為破解難題的高人。
前面有一個章節，從持續發展的角度介紹毛澤東積極推廣哲學思維的價值。其實，能夠面向全國大眾推廣哲學思維，奪取政權、掌控文化和輿論是前提。而紅色事業能夠走到那一步，陳云的回憶和感嘆不可不提。
陳云，毛澤東的事業伙伴，與同一時代、同類環境的同事們相比，錯誤更少，業績更輝煌。對此，他自己的總結經驗有一個中心，即毛澤東教導和督促他學哲學、用哲學。這方面的回憶和感嘆，從中年到晚年不絕于耳。最經典最完整的，莫過于他在《怎樣才能少犯錯誤》報告中的敘述。
在這份1947年2月發表的報告中，陳云敘述了自己前幾年在延安擔任組織部長時期的一段經歷。他說，“我曾以為自己過去犯錯誤是由于經驗少。毛主席對我說，你不是經驗少，是思想方法不對頭。他要我學點哲學。過了一段時間，毛主席還是對我說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他以張國燾的經驗并不少為例加以說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談這個問題，他仍然說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
在毛澤東的多次教導和督促下，陳云認真學習了毛澤東從井岡山到延安寫的東西，得出結論，錯誤“是由于主觀對客觀事物認識上的偏差。凡是錯誤的結果都是由行動的錯誤造成的，而行動的錯誤是從認識的錯誤來的。認識支配行動，行動是認識的結果。”
想通了之后，陳云開始認真學哲學用哲學，還在部里組織了一個包括副部長李富春在內的6人哲學學習小組。對此，毛澤東很贊同，還派人給他們上哲學課。
經過認真的學習、思考和實踐，陳云收益匪淺，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明顯提高。
他認識到，自己“參加革命二十多年，犯錯誤都是因為認識上存在片面性。”因此，實事求是不僅要明白“從具體分析實際情況中找出對策”，還要警惕“誤把局部當成了全面”。還有，“做工作，應當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況上。情況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確地決定對策。”
為此，他將唯物論演繹成具體的三大要素，“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作為工作基本原則。同時將辯證法演繹成具體的三大措施，“交換、比較、反復”，作為避免認識片面性的實操方法。
在這份報告里，陳云詳細解說了自己的三大措施。“交換”，就是要互相交換正反兩面的意見，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況。“比較”是將相關的東西放在一起對比。是為了更好地判斷事物的性質和優劣，以做出正確的選擇。他說，這兩個都是認識的過程。
“反復”則不同，既是認識的過程，也是實踐的過程。而且，有兩個方面。“首先要在決定了對策之后，再找反對的意見攻一攻，使認識更正確。而最要緊的，是在實踐過程中反復認識。凡是正確的，就堅持和發展。如果發現缺點就加以彌補，發現錯誤就立即改正。”
最后，陳云結合報告主題總結，“總之，判斷，行動，再認識，修正之，這樣就可以不犯大的錯誤。”
除此之外，中年到晚年，不論是在中央決策層的會議上，還是與家人或其他人溝通時，陳云經常回憶延安時期毛澤東教他學哲學的事情。他的一個孩子描述說，“每當他講到毛主席在延安要他學哲學的時候，我就看到他兩眼放光，非常激動。”
關于這段歷史，陳云有一個總結性的敘述。他說：“毛主席之所以能夠把中國革命搞成功，其中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也是毛主席非常高明的地方，就是他用哲學思想培養了一代人。我們這些老干部感謝毛主席，想念毛主席，尊重毛主席，根子也在這兒。”
由此可見，在陳云心目中，毛澤東通過哲學思想督導伙伴們格物致知，是自己和許多人成為國家頂梁柱的一個重要原因。
自然，像陳云這樣被毛澤東親自點撥的人還有，如粟裕，早年曾當過毛澤東的警衛連長，在戰爭規律方面得到毛澤東的點撥。后來粟裕多次說過，自己跟隨毛澤東和朱德學打仗所的重要體會，就是戰爭有它自己的規律，克敵制勝的辦法必須依據敵我雙方的實際情況和戰爭的內在規律去尋找。他還說，“我學到的這條道理，使我終身受益。”
不過，包括陳云在內的頂梁柱型人才，主要還是受益于毛澤東通過報告、文章傳授的哲學思想。《實踐論》、《矛盾論》、《論十大關系》、《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關于人的認識問題》、《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等等，都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代表，每一篇都有豐厚的哲學智慧，能夠升華格物致知的境界，促進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至于引領格物致知的哲學元素，那就浩如煙海了。且看：
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
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
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事物內部的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聯系和互相影響則是事物發展的第二位的原因。
雞蛋因得適當的溫度而變化為雞子，但溫度不能使石頭變為雞子。
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
離開具體的分析，就不能認識任何矛盾的特殊性。
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
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
現象和本質是對立的統一。科學的基本任務是透過現象把握本質。
世界上沒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況不同；二、性質不同。許多基本范疇，特別是對立統一的法則，對各種事物都是適用的。這樣來研究問題、看問題，就有了一貫的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矛盾、斗爭、分解是絕對的，統一、一致、團結是相對的，有條件的。有了這樣的觀點，就能夠正確認識我們的社會和其他事物；沒有這樣的觀點，認識就會停滯、僵化。
規律自身不能說明自身。規律存在于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應當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中來發現和證明規律。
一切事物總是有“邊”的。事物的發展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不斷地進行的，每一個階段也是有“邊”的。
......
事實上，在毛澤東豐富的哲學思想教導和督促下，不少人掌握了格物致知的鑰匙，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顯著提升，逐漸成長為治國理政的頂梁柱。
（5）督導理論學習，促進基礎功底
“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毛澤東于1944年發出的名言警句，彰顯毛澤東對戰友們文化知識水平的重視。
當然，重視不能局限于態度，還需要科學的行動。因此，毛澤東發力抓教育，辦學校、上講臺、寫文章，盡心盡力為伙伴們傳道受業解惑，與此同時，他更明白，萬丈高樓平地起，沙灘上建不起高樓大廈。為此，在親力親為講哲學講戰略戰術等等的同時，毛澤東要求伙伴們系統性地學習理論知識，督促他們夯實成為棟梁干才的基礎。
當然，首先是紅色事業的基礎理論。
自從信仰馬列主義、開啟紅色事業征途之后，毛澤東一直重視馬列主義理論。同時，他認為馬列主義是“思想建黨”的基石，每一個黨員干部都應該學習。而且，他對高級干部的要求要高于一般干部，要求這些骨干人員系統地、深入地學習馬列主義。
為此，早在1938年9月至11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提出系統學習馬列主義的要求。他說:“不但應當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研究廣泛的真實生活和革命經驗所得出的關于一般規律的結論，而且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我們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養，現在已較過去有了一些進步，但是還很不普遍，很不深入。……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并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
隨后， 1939年，毛澤東再次強調：“我們隊伍里邊有一種恐慌，不是經濟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領恐慌。過去學的本領只有一點點，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漸漸告罄了。好像一個鋪子，本來東西不多，一賣就完，空空如也，再開下去就不成了，再開就一定要進貨。”
毛澤東在這里的所謂“進貨”，就是讀書學習。
也許是大多數人的認識水平還不夠、不知道讀哪些書，不知道從哪里得到學習的資料，響應不夠熱烈。面對這樣的現實，毛澤東不僅是號召和指示，還有更切實的行動，即采取組織行動，大范圍地推動和帶動大家系統性地學習。
組織大家學習，首先始于延安整風時期。在毛澤東的指導下，中共中央組織專家班子，翻譯馬列主義著作，出版了《共產黨宣言》等近30本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作為干部學習的資料。
在充分準備學習資料基礎上，每當事業發展到一個重要關頭，或是隔了三、五年，毛澤東總是提議在全黨范圍組織一段時間的集中學習，系統性地學習馬列主義著作。漸漸地，演變成為中共的理論學習傳統。
1945年中旬，抗戰勝利前夕、中共七大召開之期，毛澤東提出要讀5本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恩格斯著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列寧著的《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兩個策略》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還有斯大林主持編寫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對此，毛澤東有言，“馬、恩、列、斯的書多得很，如果先讀了這五本書，就差不多了。”
1948年9月，軍事形勢大轉折時期，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進一步督促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攻讀馬列主義著作。他說:“我黨的理論水平，必須承認還是低的，必須提高一步。這樣大的黨，在許多基本理論問題上或是不了解，或是不鞏固，如劃階級就表現了我們黨理論水平之低。黨內有許多新知識分子和工農干部，對許多基本觀點不知道，對許多問題不會解釋。”
為提高學習的實效性，毛澤東提議，在原有要求的五本書的基礎上再增加五本。他指示，“宣傳部可以研究一下，看挑些什么書好，五本不夠就十本，但是不要太多，多則不靈。”
1949年3月，軍事斗爭勝利在望之時，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列出了12本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作為“干部必讀”書籍，并由中共中央下發專門文件。
這12本書是《社會發展簡史》、《政治經濟學》、《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論列寧主義基礎》、《聯共(布)黨史》、《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列寧斯大林論中國》、《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
而且，這次毛澤東不僅提出了12本“干部必讀”書籍，還在明確提出，全黨要在三年內把這12本書讀1、2遍，爭取有三萬干部讀完這12本書，有三千人讀通這12本書。
1958年11月，在鄭州會議上，針對當時經濟領域出現的問題，毛澤東向全國的地、縣級別的干部提出《關于讀書的建議》。具體的有斯大林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還有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這次，毛澤東又前進一步。
為提高學習效果，毛澤東提出了讀書的具體方法:“讀時，三五個人為一組，逐章逐節加以討論，有兩至三個月，也就可能讀通了。”
為推動理論聯系實際地學習，毛澤東指出:“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
為帶動大家學習，他以身作則，在發出讀書建議的下一個月，就安排了黨內的幾位理論工作者和他組成學習小組，每天下午一起讀書，輪流朗讀，邊讀邊議，記錄心得和評論。不論在北京還是在外地，學習時間雷打不動，即使是生日的當天也不中斷讀書。
還有，1963年，毛澤東指示下，中共中央又提出讀馬列主義的30本經典著作。
1970年12月，毛澤東做出關于“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的指示，向全黨提出讀6本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法蘭西內戰》、《反杜林論》、《國家與革命》、《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同時，重新編選的兩個4卷本《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和《列寧選集》開始發行。
此外，在馬列主義之外，毛澤東還推薦學習其他有價值的書籍。
為讓高級干部們對自己的組織有充分的認識，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將稱之為“黨書”的《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和《兩條路線》推出，要求參加整風的高級干部認真閱讀。
且不說有多少人看不懂那些經典的理論，有多少人只是走個過場。至少，一波接一波的學習熱潮帶動下，大家都明白要學習哪些，且手頭有資料、心頭有壓力，也確有不少人認真地補上了基礎理論知識課，并養成了學習理論知識的習慣。
顯然，毛澤東的此番良苦用心沒有白費，對于伙伴們升華和鞏固使命宗旨、提高對社會問題的認識和思考能力，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畢竟，擔大任者需要扎實的理論功底，學識淺薄者無力做大事。
（6）引導堵漏補短，推動快速進步
前文有敘，毛澤東不斷號召“進貨”，開具了一批批書單，組織黨員干部開展經典馬列主義理論著作的學習，在夯實基礎、提升能力方面確有成效。
不過，“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才的成長是個漫長的過程，紅色事業的大量工作不能等著他們慢慢成長，又不可放任低水平的操作。而且，有些問題屬于責任心、進取心、工作內容、工作方法，與基礎理論關聯不大，可以與修煉理論知識同步進行。因此，毛澤東在督促大家學習理論的同時，對普遍存在的不足也很關注，及時出手引導大家堵漏補短，推動大家在工作效能上快速進步。
例如，國家建設逐漸步入正軌后，毛澤東開始注重軍隊的現代化。但是，一方面，大多數軍隊高級干部出自貧窮人家，參軍后才學了一點文化，文化素養與軍隊現代化的要求相差甚遠。另一方面，很多人或是不在意、或是在文化面前不自信，缺乏學習動力。
面對這樣的普遍現象，毛澤東很用心，1958年9月專門對軍隊高級干部提出一個讀書要求——閱讀《三國志》中的《呂蒙傳》。
為什么呢？毛澤東有言：“呂蒙是行伍出身的，沒有文化，很感不便，后來孫權勸他讀書，他接受了勸告，勤讀苦讀，以后當了東吳的統帥。”“現在我們的高級軍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參加革命后才學文化的，他們不可不讀《三國志》的《呂蒙傳》。”
顯然，毛澤東希望軍隊高級干部以呂蒙為榜樣，重視讀書學習，快速做好文化知識方面的堵漏補短。
再看，隨著家業不斷壯大、人馬不斷增加，不少干部配有秘書、助手，開始滋長官氣了。高高在上，懶得下基層，只做指示不做實事，具體的工作都交給秘書和下屬，這種“甩手掌柜”現象日漸增長，成了干部素質的一大短板，引起毛澤東的重視。
為遏制“甩手掌柜”的官氣，毛澤東不斷發出聲音、提出要求，督促領導者務實地承擔責任。
在延安之時他強調，“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干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具體指導相結合。”
1948初，毛澤東專門制定《關于建立報告制度》文件，并嚴格督促執行。其中不僅要求詳細，并明確要求黨政機構“由書記負責（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而且，還要求提交的是有分析、有態度、有見解的“綜合性報告”，而不是羅列事務的技術性報告。
對于這種報告對領導者的價值，毛澤東在給林彪的相關電報中明確指出，“對于寫作此種報告的同志亦有一種好處，就是他必須在寫作時既要聯系又要超脫各項具體問題、各項事務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會，而這種思索則是一個領導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種思索，領導工作就會失敗。”
1964年，一次中央會議上，毛澤東又對“秘書代勞”提出批評。他說：“有的人自己寫東西，要秘書代勞。我寫文章從來不叫別人代勞，有了病不能寫，就用嘴說嘛。1947年寫《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時，我病了，就是我說別人記的，寫了我又改，改后發給大家傳閱，提意見，又作了修改。現在北京當部長、局長的都不寫東西，統統讓秘書代勞。秘書只能找材料。如果一切都讓秘書去辦，那么，部長、局長就可以取消，讓秘書干。這也是勞動，要親自動手。”
1971年，他再次批評，“共產黨員一要動手，二是動口。動手動口，就是要動腦筋。現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動手，不動口，不動腦筋，什么事都靠秘書。”
還有，毛澤東一貫重視調查研究，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自己也經常直接到基層開展調查。但是，建國以后，許多干部、尤其是高級干部漸漸習慣了聽匯報，遠離了基層，調查也只是走形式，對中央匯報的內容也很空乏。顯然，這是一個問題。
在拿出嚴厲措施的同時，繼續諄諄教誨，而且是系統的教誨。主要是在1961年1月，在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以及此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多次發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主旨講話。在講話中，對調查不認真不深入提出批評，對如何深入一線開展調查研究提出指導，要求全黨恢復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的作風，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
會后，毛澤東帶頭，中央領導們各自行動，深入鄉村工廠、開展調查研究。以此強化對調查研究工作的督導，推動各級領導干部修補好這塊短板。
除了上面這些具體性的督促指導，在引導黨員干部堵漏補短、快速進步方面，毛澤東還有更實用的大招。這就是前面提到過的幾套工作方法工作條例。
前面介紹過，為幫助各級干部、尤其是基層干部做好日常工作，毛澤東主持制定了幾套章法。主要有面向黨委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面向工業企業的《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面向農村公社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這些方法條例，幾乎涉及到相關工作的方方面面，既是對各級干部們的規范約束，也是具體的指導，對他們開展工作提升能力有切實的幫助。
僅以毛澤東于1958年初親自擬定的、面向中央和地方黨委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為例。
在這個方法草案中，毛澤東明確，其中的內容以工作方法為主，還有一些是工作任務，有一些是理論原則。可見，是對黨委班子成員如何開展工作的整體性指導。
在這個方法草案中，明確列舉了縣以上各級黨委要抓的十四項工作，縣以上各級黨委在工業領域要抓的十四項工作，各級黨委在農業領域要抓的十四項工作。然后是規劃、檢查、評比方面該怎么辦，計劃如何提交，近幾年的工作重點在哪里，該如深入實際，農業發展綱要什么時候實現，工業如何發展，如何減少浪費，如何處理好積累和消費的關系、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矛盾，如何普遍推廣試驗田，老干部如何不斷革命，如何在新形勢下繼續革命，如何搞好上層建筑，如何整頓作風，如何做好分工，如何面對群眾批評意見，如何開好會議，如何看清主流支流，如何形成概念，如何生成文章和文件，如何對待秘書，要學習哪些文化知識，然后改革教育，如何搞好化肥、農業機械、水利等農業重點工作，等等。
如此豐富的內容，源自與各級干部對話溝通中了解的需求和吸納的經驗，幾乎涵蓋了黨委工作的方方面面，能夠切實推動黨委成員堵漏補短、提升素質技能。
簡單想一想就明白，通過相關方法條例，干部們知道了自己該做什么工作、該怎么做各項工作，還有很多具體的細節、質量要求數量要求時間要求，等等。只要認真一些，經常學習對照，就會不斷修正和提高。一段時間之后，以前不注意的會記得去做了，以前不知道怎么做的也能做了，以前不重視的細節會重視了。久而久之，工作職責不會遺忘，工作思路不易走偏，工作方法不易出錯，關鍵要點不會遺漏，工作效果不斷提升。
這不就成為行家里手了嗎？
在大力督導理論學習的同時，正視“百年樹人”的現實，針對重點采取行動，切實有效地幫助大家堵漏補短、提升工作水平和工作效能。毫無疑問，毛澤東此舉很認真，也確有成效。
（7）具體切實輔導，幫助成長成功
毛澤東重視黨員干部的素質水平，作為最高領導，針對大家的缺陷不足，不斷督促學理論、幫助堵漏補短。
不僅如此，他明白“千人千面”，每個人的情況不同，而且“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優秀人才也有自身的短板，加上形勢不斷變化等等因素，每個人都有挑戰和壓力。因此，對于自己身邊的一些人和事，只要他認為需要幫助的，都會及時出手相助，具體地幫助他們提升水平、做好工作。
例如，“九封信”的故事。
那是1946年初夏，《雙十協定》簽署不久，蔣介石挑起內戰，國民黨軍首先以30萬重兵對共產黨治理的中原解放區發起大規模進攻。因為敵我軍力相差懸殊、形勢復雜，毛澤東很重視，下達突圍的戰略指令后一直密切關注事態。而且，為幫助負責接應王震部的習仲勛，毛澤東在王家坪住地約見他，就接應中原突圍后的王震部向陜甘寧地區轉移、以及后續的重要問題，當面征詢他的意見。此后，又在不到兩個月時間里，接連給習仲勛親筆寫了九封信，提出多項具體的指示和建議，為習仲勛做好這件事提供了切實的幫助。
此事給習仲勛留下了深刻印象，三十二年后，回憶當年在毛澤東的指示下接應王震部時，習仲勛曾深情地寫道：“毛主席既放手讓干部工作，又注意具體指導。1946年夏，國民黨蔣介石撕掉和平偽裝，發動全面內戰，集中重兵向我各解放區大舉進攻。我中原解放軍在李先念、王震率領下，于6月勝利突破國民黨30萬軍隊的包圍。王震同志率領一支向陜甘寧邊區轉移。毛主席把我叫去，問我路怎么走，從哪里過渭河，并要多派人接應。這期間，主席不幾天就來一封信，有時隔一天一封，一個多月時間就寫了九封。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十分具體，既談到要派熟悉情況的得力干部去接應，又要我收集沿途敵人駐防和分布情形，還指示我如何配合開創新游擊根據地，甚至連部隊到達后要開群眾歡迎會都想到了。這些都具體反映了毛主席對革命的高度負責，對下級關懷備至的革命精神和優良作風。”
再看，《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
1953年至1965年期間擔任山西省委書記的陶魯笳，寫了一本17萬字的回憶錄，書名為《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書中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為主，敘述了毛澤東對省委書記們的多番教導。
書中記載，1949年春，在香山的雙清別墅，作者第一次見到最高領袖時，毛澤東與他們暢談新民主主義“四面八方”的經濟政策。
1955年夏，在中南海，毛澤東單獨同作者談論山西農業合作社的發展。
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給到會的省市委書記們講解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講商品生產、價值規律。
1958年12月，毛澤東在武漢召集包括作者在內的四位省市委第一書記，評說《三國志》，談笑風生地說古論今，啟發他們的思維。
1959年4月，在上海會議期間，毛澤東召集包括作者在內的十位省市委第一書記，一起座談當年的計劃指標問題。
如此場景還有很多。在會議中、會談中，毛澤東孜孜不倦地教導省委書記們，怎樣抓大事，怎樣搞調查研究，怎樣讀書學習，怎樣總結群眾中的先進典型，怎樣堅持干部參加勞動，怎樣吸取經驗教訓，怎樣將革命精神與科學態度相結合，怎樣遵照唯物辯證法老處理事務，等等。顯然，為幫助這些“封疆大吏”提升素質、做好工作，毛澤東可謂嘔心瀝血。
此外，除了面對面的指導，毛澤東還會針對具體人的缺陷短板推薦學習資料，幫助他們克服自身缺點、成長進步。
例如，他要許世友讀《紅樓夢》，“至少讀三遍”。是想這位武功高強的將軍增加點“文氣”，增加對中國社會和中華文化的了解。
他要江青讀李固的《遺黃瓊書》，是提醒身份特殊的她，“人貴有自知之明”。幫助她學會正視自己、減少張揚。
他要王洪文讀《后漢書·劉盆子傳》，是提醒這位升職過快的年輕人，憑資歷、能力，如此高位不夠格。若不學習長進，早晚要像劉盆子一樣倒臺。
凡此種種，足見毛澤東對伙伴戰友的良苦用心和具體周到。雖然并非每個人都重視領袖的指導和督促，對大多數人還是很有成效。否則，習仲勛不會銘記于心，也不會有陶魯笳厚重的回憶錄。
（8）全面警示約束，防控懈怠墮落
古人云：天下之禍不生于逆，生于順。
先哲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俗話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這些名言警句揭示的現象，早已在歷史長河中被無數次證實。而且，歷朝歷代的衰敗和傾覆背后，幾乎都有官僚階層的懈怠與貪腐。就在中共奪取政權不久，蔣介石在反省中指出，國民黨快速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接收時許多高級軍官大發接收財，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將驕兵逸，紀律敗壞，軍無斗志。”
可見，官員懈怠墮落的危險多么嚴重。
因此，毛澤東非常重視干部的精神狀態，在提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標準并持續號召激勵的同時，經常發出警示、進行約束，盡力防控干部隊伍精神懈怠、步入貪腐墮落的歧途。
在這方面，毛澤東有多種行動。
首先，大聲警告和激勵。
每當形勢好轉，或是懈怠墮落的“星星之火”有燎原趨勢時，毛澤東都會及時發出警告。最典型的，莫過于1949年春天，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以“兩個務必”為核心的警告。
在那里，毛澤東鄭重警告，“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帶槍的敵人征服，他們在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他們經不起人們糖衣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會打敗仗。”
在那里，毛澤東強烈呼吁，“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在那里，毛澤東豪言激勵，“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
第二，從文化層面約束。
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議，七屆二中全會做出規定，“不做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
這六條規定，直擊官場文化的要害，為官場風氣低俗化、名利化亮起了醒目的“紅燈”，起到了防微杜漸的作用。同時，最高層領導干部們帶頭的自我約束，也給各級干部作出了表率。
第三，從紀律層面約束。
為防控懈怠墮落，毛澤東還強調紀律。
早在1938年底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將全黨必須遵守的組織紀律簡明概括為“四個服從”的基本原則——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就給自由散漫的“野馬”套上了“韁繩”。
十年之后的1948年11月，毛澤東為《中國青年》第二次復刊題詞，“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并在此后的歲月里經常發出此言，以提醒和督促干部們遵守紀律。
不僅如此，為給自由散漫的“野馬”套上了“韁繩”，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在軍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基礎上，毛澤東主持制定了一套黨政干部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經反復討論、修改后，中共中央于1961年1月27日在黨內公布了“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
“三大紀律”:一、一切從實際出發。二、正確執行黨的政策。三、實行民主集中制。
“八項注意”:一、同勞動同食堂。二、待人和氣。三、辦事公道。四、買賣公平。五、如實反映情況。六、提高政治水平。七、工作要同群眾商量。八、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顯然，這個“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直指黨政干部的思想和精神，以防控黨政干部懈怠墮落為目標，把以前的要求上升為紀律，明顯加大了約束的力度。
第四，大潑冷水。
越是形勢大好，越易懈怠和墮落。為此，每到形勢好轉之時，毛澤東總會給大家潑涼水，以使大家保持清醒和奮斗精神，精神不易滑下去。
例如， 1945年5月，抗戰勝利前夕，中共的事業已有相當規模，前景一片光明。此時，毛澤東在給大家鼓氣的同時，一口氣列舉了可能遭遇的“十七條困難”。這十七條困難，涉及到國內國外、軍事經濟、地盤地位、名聲榮譽等方方面面，且都十分嚴重。這盆“冷水”可謂寒冷到了極點！
還有，在將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印發全黨學習之后的一次報告中，毛澤東細數了中共自1927年到1944年期間，四次因“勝利”而“驕傲”，因“驕傲”而“吃虧”的錯誤及慘痛教訓。并提出要求：“全黨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要放下“高傲自大”的包袱，“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第五，以反面典型震懾。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把《甲申三百年祭》作為一份重要資料，要求黨員干部認真學習。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以李自成及其下屬為反面典型，給伙伴們直接的案例，以起到震懾作用。
史料記載，為充分發揮反面典型的震懾作用，毛澤東自進京之時開始就經常提到李自成及其干將劉宗敏之類人物，宣稱自己絕不做“李自成”，要求大家不做“劉宗敏”。因此，“不做李自成”與“進京趕考”一樣，成了毛澤東留給世人的名言警句。
第六，以高標準規則約束。
前面介紹過，毛澤東重視信息，并于1948年初制定并發出《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黨內指示，對各地方各領域向中央提交工作報告提出嚴格的要求。其中，不僅詳細列舉匯報內容，要求及時充分的匯報，還明確“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還有，“活動中發生的問題和傾向，對于這些問題和傾向的解決方法”，“要指出問題或爭論之所在”。
在補充指示中又提出，“對于向下級發出的一切有關政策及策略性質的指示及答復，不論是屬于何項問題，均須同時發給中央一份。下級向他們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報告，其內容重要者，亦須同時告知中央。”
每兩個月一次，各種問題都要匯報，還要有方法、有見解，還要把自己對下級的答復上報中央。如此細致嚴格的要求，誰還能懈怠呢？
事實上，上面歸納的幾點，只是一個縮影。不過，這足以說明毛澤東對防控黨員干部懈怠墮落多么重視。而且，奪取政權后，紅色團隊的骨干棟梁們沒有像抗戰勝利后國民黨官員們那樣大面積“五子登科”，毛澤東的全面警示與約束，功不可沒。
（9）直面低俗風氣，高調開火抨擊
前面的“軟實力”篇之“用心亡羊補牢，修復組織健康”中提到，為搞好以干部隊伍為主的“黨的建設”，毛澤東用心“亡羊補牢”，對一些不良現象冠以“某某主義”之名，發出強力的批評和警示。
其實，這也是毛澤東鍛造與呵護棟梁骨干的一個重要舉措。
大家知道，精耕細作的農田，也會生長出很多野花毒草，因為農田在大自然的懷抱中。如果對田間的野花毒草放任不管，勢必影響收成，甚至難覓果實。
同理，認真打理的事業平臺，也會滋生不少低俗的風氣，因為團隊在人類社會的大雜燴環境中。如果對團隊里的低俗風氣放任不管，勢必影響工作，甚至無力前行。
對此，重視黨內政治文化的毛澤東有清醒的認識，并對低俗風氣有敏銳的觸覺。一旦發現黨員干部中出現低俗風氣、并有蔓延趨勢時，總是及時“亮劍”，旗幟鮮明地反對。
而且，為了增強打擊力度，毛澤東會給不良低俗風氣分門別類后戴上“帽子”，通過報告、文章高調抨擊。
這方面被毛澤東提煉出來、戴上大大小小“帽子”抨擊的概念不少。且看，教條主義，自由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山頭主義，地方主義，形式主義，黨八股，主觀主義，本位主義，命令主義，個人英雄主義，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等等。
例如，許多人耳熟能詳的《反對自由主義》。
在這篇1937年9月出現的經典文章中，毛澤東首先明確指出自由主義的危害，緊接著以“自由主義有各種表現”為引導，洋洋灑灑地列舉了自由主義的十一種表現。其中的要點是：
第一種，因為各種私人關系而放棄原則，明知不對也不認真對待，“不作徹底解決，保持一團和氣。”
第二種，不負責任，沒有原則，“有話當面不說，背后亂說；開會不說，會后亂說。”
第三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
第四種，“只要組織照顧，不要組織紀律。”
第五種，“個人攻擊，鬧意氣，泄私憤，圖報復。”
第六種，在錯誤思想甚至敵人面前毫無反應，“泰然處之，行若無事。”
第七種，對群眾的疾苦漠不關心，“把一個共產黨員混同于一個普通的老百姓。”
第八種，遇見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毫不作為，“聽之任之。”
第九種，工作無精打采，“敷衍了事，得過且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第十種，倚老賣老，擺老資格，“工作隨便，學習松懈。”
第十一種，知錯不改，“自己對自己采取自由主義。”
在具體列舉了自由主義的十一種表現后，毛澤東再次以“腐蝕劑”做比喻，明確并更詳細地指出自由主義對集體的嚴重危害，強調“這是一種嚴重的惡劣傾向。”然后，指出了自由主義的來源，以及它與馬列主義相對立的性質。
在抨擊了自由主義之后，毛澤東熱情地教導大家，“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積極精神，克服消極的自由主義。”并針對性地提出一系列要求。最后，毛澤東強烈呼吁，“一切忠誠、坦白、積極、正直的共產黨員團結起來，反對一部分人的自由主義的傾向，使他們改變到正確的方面來。”并將反對自由主義定義為“思想戰線的任務之一”。
如此旗幟鮮明、具體嚴厲的抨擊，自由主義風氣在紅色團隊里面只會四處碰壁，難成氣候，不會變成強力的“腐蝕劑”。
類似《反對自由主義》的報告、文章還有很多，雖不一定如此完整，毛澤東一般都會指出某“主義”的常見現象、生成原因，以及對紅色事業的危害。并提出警示、發出號召，呼吁大家認真對待，將形形色色的低俗風氣遏制住，保護紅色事業的肌體。
也正是因為毛澤東旗幟鮮明且高調地反對，形形色色的低俗風氣沒能普遍性蔓延，黨員干部們的思想情操沒有遭遇嚴重的侵蝕傷害，他們沒有“從惡如崩”地垮下去。無疑，這對鍛造和保護骨干棟梁，價值巨大。
（10）重視官場頑疾，持續強力痛擊
媒體有料，1942年12月，一位分區司令員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時，提到自己被邊區的一個老鄉提了意見，受批評了。毛澤東聽了不僅沒有生氣，反而很高興。他說：“這是天大的好事！這個老鄉很有覺悟，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氣，受當兵的欺負，他們敢怒不敢言，現在他敢向你一個分區司令提意見，敢批評‘長官’，你們看這有多么好！這是多么了不起的變化！”
這個事例顯示，毛澤東對“官大一級壓死人”為代表的、官權至上為源頭的官僚主義多么反感，對突破它多么重視。
確實，相對于教條主義、自由主義、山頭主要、個人主義等等不良風氣，官僚主義、尤其是中國式的官僚主義，是多種不良風氣的鼻祖，對事業對社會的傷害要大得多。而且，這個不分黨派不分時空區域的官僚主義，根植于幾千年封建文化土壤中，堪稱官場頑疾，是“社會型蟑螂”，生命力極強，歷朝歷代都是“猛火燒不盡，有縫就茂盛。”
因此，盡管毛澤東自三灣改編之時就將“官兵平等”作為一個原則，并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核心理念，不斷教導和督促黨員干部善待平民百姓、勤勤懇懇工作。但是，這個官場頑疾沒有消失，在中共治理的社會環境中同樣不斷滋生，并隨著紅色事業的發展、干部權力效應的增大而日漸泛濫。
對此，毛澤東深知其厲害，并深惡痛絕。如他在相關文件或報告中所言要義，“官僚主義這種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壞作風，一年不用掃帚掃一次，就會春風吹又生了。”“對上鬧分裂主義，下邊鬧地方主義，根子都是官僚主義。”因此，自江西中央蘇區時期開始，一直到晚年，毛澤東不斷地向官僚主義宣戰。
例如，1932年11月，毛澤東在為政府起草的一份決議中批評官僚主義：“官僚主義，是脫離群眾，破壞蘇維埃與群眾的關系，對于蘇維埃勝利和發展，有莫大危害，照例敷衍，強迫命令，是官僚主義的重要表現，這是蘇維埃政府中絕對不允許存在的。”
1933年8月，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一次會議上指出：“官僚主義的表現，一種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責的怠工現象，我們要同這種現象作嚴厲的斗爭。另一種是命令主義。...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應有的，經濟建設工作同樣來不得官僚主義。”
1943年11月，在《組織起來》的講話中，毛澤東提出，密切聯系群眾是一個根本的方法。“我們共產黨員，無論在什么問題上，一定要能夠同群眾相結合。”同時，他指出，工作作風問題絕不是小事，密切聯系群眾必須要有良好的作風保障。隨即明確指出，官僚主義作風在黨內普遍存在，必須堅決克服。
隨后，毛澤東認真講述軍閥主義（軍隊式官僚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問題現象、危害、解決辦法。他指出，官僚主義和軍閥主義傾向的性質都是脫離群眾，需要通過開展批評、揭發錯誤等方式進行發現和改正。他告誡，官僚主義作風具有反復性，容易再生，要經常性地做好自我“清潔”。
不久的1944年，在延安的一次干部會議上，談到官僚主義問題時，為讓大家更明白、更痛恨官僚主義，毛澤東念了一首詠泥神的舊詩，用泥塑神像來比喻官僚主義者。詩詞內容是，“一聲不響，二目無光，三餐不食，四肢無力，五官不正，六親不靠，八面威風，久坐不動，十分無用。”
毛澤東還評說，除了三餐不食這一點不像外，官僚主義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這么一座神像。意思是說，官僚主義者高高在上，養尊處優，閉目塞聽，脫離群眾，擺臭架子，沒有作為。
除了從一數到十的諷刺，毛澤東還為官僚主義做了更具體的描述。
那是1963年，毛澤東發表了《論反對官僚主義》的報告，歸納了官僚主義的二十種表現，且都有詳細的說明和明確的特征定義。
這里無須展開毛澤東的具體說明，看看其中二十種官僚主義的特征定義，即可看出毛澤東對官僚主義的嚴肅和痛恨。
毛澤東對官僚主義的二十種表現歸納如下：
1、脫離領導、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2、強迫命令式的官僚主義；3、無頭無腦，迷失方向的官僚主義；4、官老爺式的官僚主義；5、不老實的官僚主義；6、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7、作官混飯吃的官僚主義；8、滿預無能的官僚主義；9、糊涂無用的官僚主義；10、懶漢誤事的官僚主義；11、機關式的官僚主義；12、“五多”的官僚主義；13、特殊化的官僚主義；14、擺官架子的官僚主義；15、自私自利的官僚主義；16、爭權奪利的官僚主義；17、鬧不團結的官僚主義；18、鬧宗派的官僚主義；19、蛻化的官僚主義；20、助長歪風邪氣的官僚主義。
瞧瞧，多么詳細具體！
而且，在列舉這二十種表現之前，毛澤東開宗明義地指出“官僚主義是一個剝削階級遺留下來的東西”，以表示官僚主義決非紅色事業應該包容的東西。然后，他還指出，“官僚主義，思想上表現和個人主義、分散主義、本位主義、自由主義、命令主義、事務主義、組織上的宗派主義、自由主義相結合的，因此官僚主義也必然聯系到這些主義。”這就將官僚主義與一大堆形形色色的低俗風氣都掛上鉤，顯示官僚主義的巨大危害。
在列舉了二十種表現之后，毛澤東再次詳細列舉官僚主義對干部個人和紅色事業的巨大危害，“總之，使干部脫離實際，脫離群眾，漠視群眾利益，使黨的路線政策受損失。不作為普通勞動者，不同群眾同甘共苦，政治上空談，不老實，不負責任，不能、無用，埋頭于事務主義，搞特殊化，自私自利，鬧不團結，搞宗派，最后發展蛻化變質。”
顯然，毛澤東于1963年發表《論反對官僚主義》報告，既說明毛澤東對官僚主義的高度警惕和深惡痛絕，也說明那個時候中國社會環境中的官僚主義現象普遍且明顯。
也正是因為官僚主義直接導致官民隔離甚至對立，且完全背離“為人民服務”的核心理念，對紅色事業禍害深重。因此，盡管這個官場頑疾有幾千年的傳承慣性、是難以消滅的“社會型蟑螂”，毛澤東一直不離不棄，不斷地向官僚主義宣戰，帶動和督促黨員干部反對官僚主義。
且看，1950年2月，毛澤東訪蘇回國，短暫停留松江省（1954年與黑龍江省合并）哈爾濱市。在聽取省、市領導匯報后，應松江省委負責人請求，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為地方省委題詞。所題詞是“學習”、“奮斗”和“不要沾染官僚主義作風”。
很快，建國后第一次面向黨政軍民內部的大規模政治運動，就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其中貪污和浪費在毛澤東眼里都是“極大的犯罪”，將官僚主義與貪污和浪費并列，可見毛澤東對官僚主義之痛恨。
就在“三反”運動不久，毛澤東又于1953發起“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斗爭，將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推向更廣泛、更深入。
而在1956年的《論十大關系》之“黨和非黨的關系”中，毛澤東再提，“必須反對官僚主義，反對機構龐大。”
1965年5月，在井岡山上，毛澤東對身邊的人說，“千百萬革命先烈用鮮血換來的人民江山，會不會因為我們隊伍里滋長特權思想而改變顏色呢？我一想到建立紅色政權犧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擔心今天的政權。你們看，蘇聯黨內特權、官僚集團占據了國家要害部門，撈取大量政治、經濟利益，一般黨員和老百姓沒有什么權利，你提意見，他們不聽，還要打擊迫害。我們國家也有這種危險啊！官僚主義作風反過多次，仍然存在，甚至還嚴重。你們比我知道得多，但報喜不報憂。做官有特權，有政治需要，有人情關系。縣官不如現管，假話滿天飛，這些很容易導致干部腐化、蛻化和變質，蘇聯就是教訓。我很擔心高級干部出現修正主義，擔心有沒有制度管住他們，所以我強調井岡山革命精神不能丟，不能從我們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丟掉。”
此外，多個時期、多種場合，毛澤東不斷發出反對官僚主義的聲討。
他指出，“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擺架子、擺資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這是最低級的趣味，這不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
他警醒，“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的黨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將是一個大問題。就其社會根源來說，這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反人民的作風，國民黨的作風)的殘余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的問題。”
他強調，“我們跟國民黨相反，他們是以一個貴族的姿態、老爺派頭在人民中出現，我們是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在人民中出現。”
他告誡，“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他訓斥，“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
誠然，這個存活了數千年的“社會型蟑螂”一直沒有被消滅。但是，在毛澤東堅持不懈的努力下，黨員干部的心頭時刻會響起“官僚主義”的“緊箍咒”，官僚主義的二十種表現得到有效的遏制，中國的官場文化清爽了很多。無疑，這減緩了黨員干部蛻化變質的速度和程度，對他們個人和紅色事業都意義非凡。
（11）善用特殊人才，充分發揮專長
前面介紹過，毛澤東區別對待陣營和個體。致力于消滅國內外反動派，但對于來自反動派陣營的每一個人都以教育改造思想為主。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很重視來自反動派陣營的人才，積極加以引導，力爭為紅色事業所用，彌補自身人才方面的短板。這方面，從紅軍時期就開始，且一以貫之。例如，紅軍的電臺通訊事業，就是從勸告俘虜留下來開始的。
當然，這方面的典型事例，發生在建國之后。
大家知道，中共在“推翻舊世界”的過程中，迎來了不少起義將領，還俘虜了不少將領。這些人盡管源自敵方陣營的失敗者，但其中不少也是具有較高能力水平的人才，是紅色團隊缺乏的人才。同時，因為要“建設新世界”，人才需求更大、更急切，而培養人才需要大量的時間。無疑，這是紅色事業發展途中遭遇的一大難題。
對此，毛澤東很清醒。在大力邀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與治國理政的同時，也不放過源自敵方陣營的人才，對起義將領和未有重罪的戰俘，都有積極的態度和合理的安排，充分發揮其專長，也因此贏得了他們的鼎力回報。
尤其是對待起義投誠人士，毛澤東的善待主要體現在不計前嫌、不提前罪，親切對話。并視為功臣，根據他們的具體情況和愿望，給予相當高的待遇和職位。在后續的工作中不僅充分信任，還經常有適當的關照。
例如，開創“北平模式”的傅作義，起義前是華北“剿匪”總司令，坐鎮北平，指揮60萬軍隊，管轄華北五省二市，曾經指揮攻占中共治理的重要城市張家口，并口吐狂言，“中共不可能在中國取得勝利”，還指名道姓地攻擊毛澤東。遼沈戰役期間還曾指揮大軍偷襲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共公布的四十六名戰犯之一。平津戰役后期才迫于壓力率部和平起義。
自然，因為這些背景，傅作義在毛澤東面前忐忑不安，一副請罪的姿態。
然而，毛澤東從見到傅作義之時開始，就熱情地對待他，夸他 “做了一件大好事”，是“有功人員”，還夸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事項上“當機立斷，決心下得很快，沒有拖泥帶水”，等等。而且，與傅作義的每次交談中，毛澤東只講傅作義的功勞，從不提及他以前的敵對行為。當傅作義為過去的言行道歉時，毛澤東也以他當時的身份為他開脫，強調“既往不咎”，很快消除了傅作義的顧慮。
隨后，根據傅作義的特殊貢獻、以往資歷、個人愿望等因素，在毛澤東建議和推動下，傅作義先后被任命為水利部長、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綏遠軍政委員會主席，綏遠省軍區司令員，并以新中國領導人的身份參加了開國大典。后來，傅作義還擔任了第一至四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第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是副國級領導人。
此后的二十多年，毛澤東一直保持與傅作義的友好交往，經常請他到自己的住處交談，還曾在傅作義生日時請他吃飯聊天。而且，這個有責任有實權的部長一職，傅作義整整連任了23年，是新中國成立后在一個部連任部長最長的一位。
最重要的是，毛澤東對傅作義擔任水利部長（1958年2月后為水利電力部長）一直予以充分的信任，給實權。建國初期，黨內有些人對傅作義身居高位且是實權位置有意見，對他的部長權威不以為然，水利部的很多文件都由某副部長批示就下發，并形成慣例。傅作義作為政界資深人士，理解這些現象，也不怎么在意。
但是，毛澤東很在意。不僅多次地在共產黨員和群眾中替傅作義做工作，要求大家尊重這位非中共黨員的部長，還對文件批復現象專門過問。既詢問傅作義是否“有職無權”，又專門提醒總理周恩來注意此事。很快，周恩來專門批示水利部：大小事情，沒有傅部長批示，一律無效！要讓傅部長列席黨組會議，并發表意見。
毛澤東和伙伴們的善待之舉，讓傅作義深受感動并鼎力回報。在他擔任水利部（水電部）部長期間，認真調查研究，制定規定、指標，興建水利工程。其中，每年用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時間，不辭辛苦，跋山涉水，下到全國各大中型水利電力工地，調查研究工程問題，檢查指導工作。
此外，傅作義還多次以寫信、發表談話和寫文章形式，召喚在臺灣的舊友舊部回歸祖國。
當然，除了對開啟“北平模式”、有特殊貢獻的傅作義如此善待，毛澤東其他起義投誠有功人士也很善待，提供相當高的職稱，安排適當的崗位，發揮他們的專長。董其武、程潛、陳明仁、陶峙岳，等等。其中，陳明仁、陶峙岳、董其武三人，在國民黨陣營內時的軍銜都是中將，1955年都成了新中國的開國上將。
固然，毛澤東的此類態度和實際行動，都讓他們十分感動，也因此贏得了他們的鼎力回報。對此，當事人程潛晚年的一句話是很好的注釋。他說：“共產黨不過河拆橋，我也不過河拆橋。”
至于對待戰俘，在毛澤東的政策和指導下，大多數經過改造后安排到適當的崗位，發揮積極的作用。還有不少中高級軍官，俘虜之后立刻加入解放軍，走上新的崗位，并在新的崗位上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無疑，毛澤東尊重源自敵方陣營的人才并積極利用，既是善意，也是發揮他們的專長、促進事業發展的有效舉措。畢竟，那些人都不是庸才。
（12）留用改造并舉，快速彌補所需
大家知道，新舊政權交替時都有一個難題，即如何處置舊政權的公職人員。這個難題在新中國建立時更顯突出，因為毛澤東要的不僅是改朝換代，更是改天換地，對公職人員的品性和思想有截然不同的要求。
對此，毛澤東很重視。對國民黨政府體系那些身份平常的公務人員、技術人員，他沒有漠視，更沒有敵視，而是友善并認真地對待。
當然，面對一個龐大的群體，毛澤東不能像對國民黨軍起義將領那樣個性化地關照，對他們的善意主要體現在政策上。只要以往沒有犯眾怒的嚴重罪惡，當時沒有與紅色政權對抗的惡行，毛澤東的政策是，盡量留下來，給活路，給機會，不推到社會上。隨后的工作中量才安排，不歧視，不打擊，逐步改造，擇優重用。
其實，因為戰爭進程遠遠超過計劃，這方面的政策不是預先籌劃的，而是跟著戰場勝利的步伐展開的。
早在1948年中下旬，隨著濟南、石家莊、沈陽等大城市的解放，紅色政權就面臨一個新的難題——怎樣處置舊政權中大量的公務人員、技術人員。通過探索和經驗教訓，陳云在沈陽確定了“各按系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只撤換舊政權部門的領導，其他舊人員均按原職上班。這個方案得到毛澤東的基本認同，經過檢驗和修正，逐步形成了“包起來”的留用政策，并在平津戰役后期開始推廣，逐漸在全國各地推廣。
“包起來”政策的主要內容是：“除首要的戰爭罪犯及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屬國民黨省、市、縣各級政府機關的官員、警察人員、區鎮鄉保甲人員，凡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者，本軍一律不加俘虜或逮捕。并責成上述人員各安職守，服從本軍及民主政府的命令， 負責保護各機關資財、檔案等，聽候接收處理。這些人員中，凡有一技之長，而無反動行為或嚴重劣跡者，民主政府準予分別錄用。如有乘機破壞、偷盜舞弊，攜帶公款、公物、檔案潛逃，或拒不交代者，定予依法懲辦。”
對此，毛澤東有專門的指示：
首先要包起來——“國民黨的一千萬黨、政、軍人員我們也要包起來，包括綏遠的在內，特務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
然后要用起來——“國民黨經濟、財政、文化、教育機構中的工作人員，除去反動分子外，我們應當大批地利用。”
還要學起來——“利用一切可用的社會現成人才，說服黨員同他們合作，向他們學習技術和管理的方法，非常必要。”
在毛澤東的主導下，1949年9月2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舊人員處理問題的指示。明確規定：“在我新接收的城市中，對舊人員的處理應十分慎重，這些人員，除少數戰犯、特務及劣跡昭著的分子以外，一般基本要求是留用。說明舊人員一般地不能用裁撤遣散方法解決，必須給以工作和生活的出路”、“黨及人民政府有改造和在工作中養活這些人的責任，這在財政上，必然會有很大困難，而在政治上又十分必要。”
不過，對舊政權人員“包起來”，不等于放任舊習氣。專項指示特別要求：“一切人民政府機關，財經機關，特別是企業機構，均須改變國民黨官僚主義效率低下的作風，閑雜人員及龐大的機關應加以精簡，舉辦大的訓練班，受訓期間照減低后的工資打6折至7折發給，以保證他們及其家屬的生活，學習成績須認真加以考核，量材錄用，學習好的盡先錄用。”
在毛澤東“包起來”政策指導下，盡管財政嚴重困難，各地波折不斷，原國民黨政權黨政軍警機構的公務人員、技術人員，基本得到妥善的安置。或是在新政權組織機構中任職，或是到參政議政部門，或是轉行到教育等領域，或是繼續在專業崗位工作，等等，鮮有失業流浪到社會上的。
不過，由于一些人在偽滿時期和國民黨時期做過一些有益于敵人的事，中共黨政干部對他們有些不信任，甚至排斥。對此，毛澤東專門指導黨內干部，正視歷史過程，尊重留用人員，重視發揮他們的專長。注意發現他們中間的建設人才，把發現的人才安排到重要崗位上去，發揮他們的作用。不光要在專業上使用他們，有的人還要讓他們擔任領導職務。
自然，在“包起來”政策的感召下，這類人員及家屬的恐慌很快消失，許多人以知恩圖報之心回饋新政權。大多數人對工作都很上心，熱情投入了新環境新工作。
事實上，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各地的新舊政權快速交接且平穩過度，并立刻進入快速發展，這些被“包起來”的人員功不可沒。加上持續不斷的教育學習，多數留用人員的心靈得到有效的改造，逐漸跟上共產黨的“為人民服務”理念。如此，“建設新世界”的人才漏洞短板很快得到彌補，人才短缺的難題得到適度的化解，沒有成為阻礙建國與發展的大障礙。
（13）重用歸來才干，突破崛起難關
眾所周知，毛澤東和伙伴們要的不僅是改天換地，還要快速奔向現代化，以擺脫經濟落后、民生困難的被動局面。再加上國際風云復雜多變，敵方勢力具有破壞力極強的核武器，在封鎖中國的同時不斷威脅中國。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新中國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尤其是專業領域里面有很深造詣的骨干型專家學者。
這是一個大難題。畢竟“百年樹人”的現實無法破解，教育培養、學習升級，實踐磨煉，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對此，毛澤東和伙伴們很急迫，也很清醒。他們沒有被動等待，而是多方發力。其中，高度重視海外歸來的科技人才，以至誠之心呼喚和接納，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給予照顧，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是毛澤東時代的一個精彩亮點。
網上有料，新中國成立后的短短數年，兩千多名旅居海外的學者和留學生放棄更為優越的工作和物質生活條件，陸續回到物質條件貧瘠的祖國，參與新中國的建設事業。對這些歸來的科技人才，毛澤東視同珍寶，善待有加，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策上熱情歡迎、妥善安排、充分尊重、充分信任；此外，對少數頂級科學家，毛澤東更是直接接觸、親自關懷、切實幫助，并寄予厚望、賦予重任。
且看，1949年12月6日，新中國成立伊始，中央政府就成立了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的專門委員會，在北京、廣州、上海等地設立了留學生回國招待所。12月18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通過廣播電臺，真誠邀請在海外的留學生及學者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
為幫助在西方的科技人才順利回國，外交機構通過多種方式與西方國家接觸，傳遞信息、提出要求、安排接待。
為保護回國科技人才的安全，經常派出專人到港澳地區提前迎接。
為幫助被美國惡意扣留的錢學森回國，在毛澤東支持下、周恩來直接負責，與美方談判，最后用被我國俘虜的11名美國飛行員換回了錢學森。
為讓科技專家們能夠充分發揮作用，基本上都根據他們的專長安排工作，且基本都是關鍵崗位。其中不少人被安排到科研機構的領導崗位或技術負責人崗位。
對海外歸來的各領域科技大師，毛澤東都很尊重、很重視，通過工作接見、會議宴會、請到家里做客等方式頻繁接觸，把他們作為自己的貴賓，關注關心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對他們進行指導和鼓勵。同時，以小學生的姿態虛心求解專業知識，傾聽他們的對科技項目的意見建議。
例如，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1950年歷盡艱辛回到祖國，不久就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很快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毛澤東對李四光十分關切，曾先后四次接見李四光，對他在地質科學領域取得的成果給予極大鼓勵和贊賞。還稱他為“李四老”，曾邀請他到中南海一起看豫劇《朝陽溝》。
還有，我國火箭導彈事業的奠基人錢學森，1955年回國后，成為毛澤東的“第一貴賓”，受到毛澤東的特殊禮遇。毛澤東先后六次接見錢學森，每次都與他熱情地交談，鼓勵他挑起負責中國火箭導彈項目的重擔。第一次與錢學森接觸時，是在1956年的一次政協委員的晚宴上，毛澤東臨時將錢學森的座位從第37桌調到了第1桌，安排在自身邊。后來，1964年12月26日，錢學森還被毛澤東邀請到中南海，參加自己的生日小宴。
1964年2月6日，毛澤東邀請錢學森、竺可楨、李四光到中南海，在自己的住處與他們無拘無束地暢談科學工作。談話中，毛澤東與錢學森談論反導彈問題，與竺可楨談論氣候問題，與李四光談論地質礦產問題。
這類事例很多，并產生了很大的作用。正如錢學森回憶所言，毛澤東的會見“每一次都給我指明了繼續前進的方向，每一次都給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產黨給的。”
正是因為毛澤東和伙伴們對海歸科技人才的真誠、尊重和重用，詹天佑、茅以升、錢學森、鄧稼先、李四光、華羅庚、朱光亞、童第周、王大珩、錢偉長、錢三強、竺可楨、林巧稚……一大批海外歸來的專家學者，都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國家建設和現代化事業，成為我國科技發展的中流砥柱。在他們的努力下，新中國突破了崛起的難關，各項現代科技領域都在零的基礎上突飛猛進，成績斐然，在航天、核武器、電子、計算機、地質等多個領域步入世界先進行列。
事實上，新中國各項現代科技的起步階段，海外歸來的專家學者都是骨干，而且不少人是具體項目的首席技術負責人，甚至是國家大型尖端項目的總師。這些人深受領袖的鼓舞，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下不計個人得失，嘔心瀝血、頑強奮斗，在各自的領域不斷創造“兩彈一星”類的奇跡，為新中國的安全、崛起和強盛做出了重大貢獻。
（14）關注變更挑戰，及時指導壯膽
前面介紹過，建國伊始，毛澤東確立了對待舊政權公務人員、技術人員的“包起來”留用政策。基本上只撤換機構部門的領導和少數關鍵崗位的人員，其他人員均按原職上班，然后逐漸辨析和變更。
但是，外交部沒有完全執行這個留用政策，且是毛澤東確定的特殊個案。
不管是留在大陸的民國政府外交部職員，還是在法國等國家駐外機構起義后回歸的舊政權外交人員，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后，大部分根據各自不同的情況分配到其他機構工作。少數資深外交人士留在外交部，但不像以前那樣在外交一線，而是在國內做顧問、專員等工作。
原因很簡單，按毛澤東的說法，他們“在洋人面前跪習慣了”，無法代表站立起來了的中國人民開展外交工作。
因此，外交領域最重要的外交官職員，只能自己從零起步、選擇培養。在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的努力下，很快從部隊的高級將領中選擇了一批較為匹配的人員，作為首批駐外大使，史稱“將軍大使”。
但是，盡管他們有很好的素質，畢竟職業轉換太大，心理和知識技能都有很大的挑戰，不少人還有抵觸情緒。因此，需要引導他們做好心理上的角色轉換、重視新崗位的重要責任，還需要全面系統的培訓。此事由總理兼外長的周恩來主抓，身為國家主席的毛澤東也沒有漠視。“將軍大使”們到北京不久，毛澤東就到賓館看望他們，告知選他們當外交官的原因，給他們鼓勁。他說：“我們新中國的外交是‘另起爐灶’，需要新的外交干部。解放軍歷來是培養干部到地方，所以中央決定從部隊挑選一批干部。”他還開導和勉勵他們積極工作，教導他們，任何一個國家、民族都有自己的優點和長處，要重視調研，重視學習，要把學到的好東西運用到國內建設中來。
此外，為讓“將軍大使”們快速成長，毛澤東特批他們“偷師學藝”。在自己接受外國駐華使節遞交國書之時，允許“將軍大使”們躲在室內外觀摩，以讓他們對重要儀式有實際的認識。
此舉雖非大事，也說明毛澤東對骨干棟梁們的工作很重視。尤其是對那些因為變更、升遷等原因走上全新崗位、面臨較大挑戰的干部，都會幫一把、扶一把，給他們壯膽。
其實，早在古田會議時期，毛澤東就對走上全新崗位、面臨挑戰的戰友們提供了切實的幫助。
那時，因為確定并強調了“黨指揮槍”的原則，需要加強軍隊內部的政治思想工作，需要選派干部擔任各級政工干部。但是，沒有誰知道該怎么去做政治思想工作。面對這樣的現狀，毛澤東在紅軍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專門擬定“士兵政治訓練問題”，對如何開展政治思想工作提出了具體的方法。在這里，他明確提出，“啟發式；由近及遠；由淺入深；說話通俗化；說話要明白；說話要有趣味；以姿勢助說話；后次復習前次的概念；要提綱；干部班要用討論式。”
無疑，對于新選派和提拔的政工干部，這是營養豐富的“及時雨”。
再看，1952年，習仲勛奉調到中央擔任宣傳部長。這是一個責任重大的崗位，上任之前，習仲勛有所顧慮，向毛澤東反映，按照他的經歷和水平，怎能擔當起全國宣傳文教的領導工作？
毛澤東理解他的擔心，鼓勵他迎接挑戰。對他說:“蛇，看起來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應手，關鍵在于真正謙虛地摸到事物的客觀規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顯然，這句話對習仲勛既是鼓勵又是指導，很有價值。
還有，領導和組織大慶油田開發的石油部長余秋里，在回憶錄里詳細描述了他上任石油部長前夕，毛澤東和他的一席談話。
書中描述，余秋里對毛澤東說，自己“從來沒有搞過工業，石油在地下，情況更復雜，這個任務我恐怕承擔不了。軍隊中比我強的人很多，是不是另選一個人？”
毛澤東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先以余秋里43歲的年齡為契機，稱他是“兒童團”，鼓勵余秋里不負年富力強干大事的好時光。
氛圍輕松后，毛澤東嚴肅地對他說，“我們熟悉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悉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不要擺官僚架子。鉆進去，幾個月，一年兩年，三年五年，總可以學會的。”
稍停一會，毛澤東又說到：“我們軍隊的高級將領，很多都是在戰爭中學習戰爭，成了我軍的優秀指揮員和政治工作干部。知識是從實踐中來的。打仗、搞經濟建設都是如此。”
對這次短暫的對話，余秋里回憶錄中寫到：主席和我談話的時間不長，但給了我深刻的啟示，給了我信心和力量。“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學經濟工作，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成了我的座右銘。在以后24年多的經濟工作中，如果說我能學到一些工業、經濟方面的知識，做出了一些成績，都是得益于毛主席的親切教導。
可見，毛澤東的鼓勵和教導對他很有作用。
即使到了晚年，毛澤東也是這樣。
例如，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因為重視培養來自基層一線的干部，毛澤東不拘一格地選拔重用了幾個來自基層的人員。
陳永貴，山西省大寨大隊支部書記。經毛澤東和周恩來提名，1969年當選為中共九大中央委員，1973年為中共十大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四屆人大，當選國務院副總理。
吳桂賢，陜西咸陽紡織女工、全國勞動模范。1969年當選為中共九大中央委員，1973年為中共十大中央委員。1975年四屆人大，當選國務院副總理。是我國歷史上第一位女性副總理、最年輕的副總理（時年37歲）。
王洪文，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保衛科干事，奪權后擔任上海市委第三書記。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副主席。
這些人到北京上任后，因文化和經歷等原因，面臨很大的挑戰，工作狀態不佳。毛澤東沒有任其自生自滅，經常幫助教導，并為這些從基層選拔到中央的干部專門提出一個“三三制”方案，讓他們在中央、地方和基層三個層次的崗位上輪換任職。具體而言，是每年三分之一時間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時間回原單位勞動，三分之一時間學習和到各地調查研究。
如此，這些“火箭式”上升的干部，有了緩沖時間和緩沖地帶，工作不會陷入難以為繼的困境，又能全面積累和提升。可見，毛澤東對他們的良苦用心。
事實上，各時代的許多當事人的回憶證明，毛澤東的這番良苦用心很及時、很給力，是他們“更上一層樓”的重要推動力。
（15）引導心靈再造，匹配事業正道
一次，我陪他從楊家嶺出來，在延河灘上散步，碰上一位作家從城里回來。他手里拿個拐杖邊走邊在空中打轉轉，見到主席打了個招呼，手中的拐杖仍不停地揮舞著;遇到馱鹽的毛驢隊，仍然如是，將老鄉和毛驢隊擠到一邊。主席氣憤地說：“這是流氓行徑，目中無人。他看不起勞動人民，只是因為他認識幾個方塊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的頭上顯威風。他們只比老百姓多這么一點知識，就驕傲自大，目空一切，擺臭架子!”——《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
毛澤東的俄文翻譯師哲的回憶顯示，毛澤東對文人那股高居群眾之上的習氣很不滿、很反感。
確實，倡導“為人民服務”的毛澤東對這股舊習氣很反感，但沒有停留在不滿和氣憤上，而是下功夫引導知識分子的心靈再造。
眾所周知，隨著《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的出版與傳播，因為領袖人物樸實親和、組織文化優秀、事業項目感召力強、發展快等等原因，毛澤東領導的紅色事業平臺呈現出強大的吸引力，許多人奔赴延安及其他根據地，投身抗日及反抗國民黨的事業中。隨著新中國的成立，主動或被動參與紅色事業的人就更多了，包括海外歸來的、舊政權留下來的。其中不乏在某一方面才能出色、堪當大用的知識分子。無疑，推翻舊世界和建設新世界，都需要有知識有文化的人才，毛澤東對他們很歡迎、很重視。
但是，在中華大地數千年文明史的環境中，讀書識字與體力勞動基本背離。一旦成為讀書人，一般就不會參加體力勞動。讀書成功的士大夫階級人士，更以消極態度對待生產勞動，認為做工務農都是“賤業”。漸漸地，文人墨客普遍存在這樣的惡劣風氣——鄙視勞動、鄙視動手。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致命缺陷，使得中華文明一直在琴棋書畫、文墨大家的“空中樓閣”里面，不接地氣，很少在科學技術領域前進
國門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后，知識不接地氣的情況在逐漸變化。但是，數千年傳統文化風尚慣性強大，舊文人習氣依然厚重，主要表現在個人中心、自以為是、高高在上、瞧不起文化水平低的人，鄙視工農勞動者，等等。而且，他們到延安、在中共治理環境里呆了一段時間也沒什么改變。
事實上，中共的紅色文化理念與許多文化人的“正常思維”很是不同，理解和認同不容易。例如，抗戰后期，國統區的新聞人趙超構去延安后發現，中共的價值觀與外界處于兩個邏輯系統中。他說：“凡是依我們標準認為缺點的地方，在他們自己看來都是優點。我們認為這種教育限制了個性，他們倒覺得唯有如此，才能為群眾服務。我們認為它太功利化，他們卻以為這是‘學用一致’。我們認為理論水準太低，他們的答復則是‘實事求是’。”
顯然，三觀認知的差距很大，適應和融入很難。
一邊是需要有文化的人才，一邊是很多文化人有惡劣的舊習氣，不上道。怎么辦呢？
誠如毛澤東在建國后一次接見外賓時所言，“很多舊社會的知識分子，我們包下來了。他們看不起工農群眾，看不起工農出身的人。我們還得用他們，不用他們，我們的報紙就出不了，廣播也播不出去。文學界、藝術界，也是他們的人多。全部改變要用很長的時間。”
顯然，面對這樣的矛盾，毛澤東沒有簡單放棄，因為舍不得、等不及；也沒有利用權威強迫他們改變，因為“強扭的瓜不甜”。他所做的，就是以“團結、教育、改造”為基本政策，以至誠之心堅持不懈地呼喚，引導他們的心靈再造。
這方面，早在1939年12月9日，毛澤東在《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一文中就明確提出：“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同樣，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也只有跟共產黨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確的道路。知識分子不跟工人、農民結合，就不會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業的;同樣，在革命隊伍里要是沒有知識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業的。”
可見，毛澤東很早就重視知識分子的心靈再造，目的是使他們的三觀與共產黨的理念一致，使他們的言行與工人、農民和諧通達。
有想法，還要務實地行動。面向知識分子的心靈再造，毛澤東一直在行動，最有規模和影響力的，就是延安文藝座談會期間對文化人的教導。
前面介紹過，為了端正文藝方向，傳導積極能量，對社會文化起到“扶正固本”的作用，1942年5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延安文藝座談會。通過這個座談會，幫助在延安的一大批文化藝術人士端正了思想，解決了文藝為什么人這個根本性、原則性的問題，鍛造了一支“魯總司令”掛帥的“文化的軍隊”。
其實，這就是通過對他們的心靈再造，引導他們走上紅色事業的正道。
為了搞好這次心靈再造，而不是搞成“強扭的瓜”，毛澤東很用心。
一方面，發的是請柬而不是帶有指令意義的通知，且請柬內容是交換對于目前文藝運動各方面問題的意見，會議形式是座談，而不是帶有教導意義的報告。這么一份請柬充分體現了對文化人的尊重，讓很多人感覺很親切，樂意參加。這就消除了參與人士的抵觸心，拉近了雙方的心理距離，為心靈再造做好了鋪墊。
座談會期間，毛澤東一如請柬的姿態，一直以平等友好的態度面對在場的各位。既有傾聽，也有耐心具體的闡述，有理有據地剖析和勸導。
尤其是引導大家再造心靈時，毛澤東既沒有以領導的口氣下達指示，也沒有簡單地講道理，而是坦誠地向大家講述自己的經歷和觀念改造過程。這段話給在座的文化人很大的觸動，給他們樹立了榜樣，還讓他們不會因為自己的舊習氣而有過分的罪惡感。因此，敢于正視自己的舊習氣，并能向榜樣學習，盡快“改邪歸正”。
歷史證明，延安文藝座談會卓有成效，將許多文化人帶上了紅色事業的正道。但是，幾千年傳承下來的文化習氣十分厚重，“從善如登”的人性十分頑固，“改邪歸正”的動力則會不斷衰減。對此，毛澤東有清醒的認識，沒有奢求一步到位，而是不斷行動。
尤其是建國之后，面對大幅度增長的人才需求和知識分子中普遍存在的舊習氣，毛澤東不斷發力知識分子的心靈再造，努力把他們拉上建設新中國的正道。
1950年12月29日，毛澤東為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題詞：“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學生。”這個題詞教導知識分子，要虛心向普通民眾學習。
1955年中年尾，毛澤東在審閱相關簡報時分別批示：“對高級知識分子一味照顧，即令有嚴重問題也不去觸動他們的想法是錯誤的。正確的方針是：堅決保護一切好人，而對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則必須發動群眾認真清查出來，并作適當的處理。”而對于只有嚴重錯誤思想，甚至反動思想，而沒有反革命行為的高級知識分子，“應該給以充分的時間，耐心等待他們的進步”。
1957年，毛澤東向全黨提出造就社會主義新型知識分子的任務。3月12日，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詳細論述了知識分子問題。
他指出：沒有知識分子，我們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要好好地團結他們。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他們的工作是為人民服務的，也就是為工人農民服務的。知識分子又是教育者，因為他們是教育者，是當先生的，他們就有一個先受教育的任務。知識分子如果不把自己頭腦里的不恰當的去掉，就不能擔負起教育別人的任務。
他強調：知識分子既然要為工農群眾服務，那就首先必須懂得工人農民，熟悉他們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們提倡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書當然不可不讀，但是光讀書，還不能解決問題。一定要研究當前的情況，研究實際的經驗和材料，要和工人農民交朋友。
他指示：我們的任務是，在知識分子自愿學習的基礎上，好心地幫助他們學習，通過適當的方式來幫助他們學習，而不要用強制的方法勉強他們學習。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重視防患于未然，對知識分子的培養體制成長過程進行改革。以“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為方針來辦教育，以“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為補充和強化，以使后來的知識分子身上少一些舊習氣、多一些樸實的民風民氣，對現實社會有充分的認識，成為在紅色事業正道上挑大梁的干才。
盡管傳承數千年的習氣難以消解，毛澤東的重視和努力依然取得了實際的效果。經過“團結、教育、改造”政策的倡導與落實，相當長的一段時期，知識分子群體的舊習氣得到有效遏制，許多人或是主動或是被動，走進了底層勞動者的圈子，明白了底層人民的艱辛。因而逐漸轉換了高高在上、空話連篇的立場，走上了與基層民眾一起奮斗的正道，并有出色的表現，為新中國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16）嚴肅批評整頓，治病救人提升
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這是毛澤東大力倡導并強調的一個重要方針，是對有錯誤有問題之人的基本原則。自延安整風時期開始，到毛澤東時代，一貫如此，并成了一句經典口號。
大家知道，盡管紅色事業以崇高理想信念為基石，且毛澤東在思想和才智方面不斷教導，中共體制內部依然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畢竟“人非圣賢，孰能無過”。而且，在中共這樣大規模的群體組織里面，還容易形成某種不良風氣，畢竟“從惡如崩”。
事實上，因為毛澤東志存高遠、對人對事要求高，紅色事業又是全新理念全新探索，加上現實社會困難重重、伙伴們的思維各有千秋等原因，讓毛澤東不滿的現象、風氣經常出現。
當然，無論是個別性的嚴重問題，還是群體性質的不良風氣，背后都是人。如何面對工作中出問題、甚至嚴重問題的黨員干部？這是毛澤東面對的一大挑戰。
面對這個長期存在且無法回避的挑戰，毛澤東既沒有停留在教導督促，也沒有簡單地換人，更沒有“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他的應對之策是：以治病救人為目的，以懲前毖后為準繩，以嚴肅批評和整頓作風為實操措施。
具體而言，就是對出錯的個人以嚴肅批評為主，對普遍性的問題則是認真地開展整頓風氣的運動。而在嚴肅批評和整頓的過程中，將懲罰力度控制住，盡量避免抓捕、嚴格控制肉體消滅。如此這般，給他們足夠的震懾和警醒，幫助他們糾正錯誤、升華境界、增強能力。
在這方面，毛澤東一直很認真，且這個認真體現在剛柔相濟兩個方面。
首先，毛澤東認為“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需要猛藥，不可隔靴搔癢，才能體現黨內生活的政治性和原則性。因此他的態度很剛烈，不斷強調對待錯誤要嚴肅認真，不可置之不理，不能“一團和氣”地走過場。
為讓大家重視這一點，他將“認真”二字作為中共的一個信條，強調“共產黨就最講認真”。同時，他將“批評與自我批評”升華為中共的三大作風之一，極力在黨內推動嚴肅認真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文化。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在多篇報告中，旗幟鮮明地抨擊這方面表現不好的行為。
且看，在1937年9月的《反對自由主義》中，毛澤東首先強調，要“積極的思想斗爭”，反對“無原則的和平”。
隨即，毛澤東列舉了自由主義的十一種表現。其中，第一種的要點是“明知不對，也不同他們作原則上的爭論，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親熱。或者輕描淡寫地說一頓，不作徹底解決，保持一團和氣。”第二種的要點是“當面不說，背后亂說；開會不說，會后亂說。”、第三種有表現為“明知不對，少說為佳”。
顯然，這些現象都是嚴肅認真批評的反面。
再看，1963年的《論反對官僚主義》中，毛澤東歸納了官僚主義的二十種表現。其中，與嚴肅認真批評的要求相悖的也不少。例如，第七種“作官混飯吃的官僚主義”中的“遇事敷衍，上捧下拉，兩面俱圓，八面玲瓏”；第九種“糊涂無用的官僚主義”中的“人云亦云，得過且過”；第二十種“助長歪風邪氣的官僚主義”中的“助長歪風邪氣，縱容壞人壞事”，顯然都是嚴肅認真批評的反面。
可見毛澤東在“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面的態度很剛烈，這與他一直強調的政治建軍、思想建黨完全一致。
看看一千多年前蘇軾在《晁錯論》中的警示之言：“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就更明白毛澤東強調嚴肅認真批評的價值。
然而，在懲罰方面，毛澤東的措施則很柔和。在強調態度嚴肅認真地批評錯誤、整頓風氣的同時，毛澤東一直強調處罰從輕。即使是政治性的斗爭對象，也不像蘇聯那樣“殘酷斗爭、無情打擊”。
懲罰之時強調柔和，原因很多。除毛澤東善待弱者的天性外，過去的經歷和閱歷，以及對后果的認知，都是原因。
眾所周知，自創建農村根據地之時，到遵義會議前夕，毛澤東多次挨整，更看到許多黨員干部因小錯誤甚至是莫須有的罪名遭受殘酷打擊、骨干人員損失嚴重，因此，他對“大清洗”、“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做法深惡痛絕，并引以為戒。在他能掌控的環境里，都注意控制批評處罰的方式方法和力度，力爭“拉進來”，避免“推出去”。
他的這種懷柔之策，首先體現在對許世友等等原四方面軍的將領們身上。因為毛澤東力爭“拉進來”、避免“推出去”的政策和親力親為的努力，許世友等人從逆反變成了堅決追隨毛澤東的干將。
不久。延安整風運動期間，剛柔相濟策略得到繼承和發揚光大，并很快成了標準。
在整風期間，對待有錯誤有問題的伙伴對有問題的人，毛澤東堅持嚴肅認真地批評甚至批判，強調要“以斗爭求團結”，反對無力的一團和氣。但是，這個斗爭有原則，他強調要本著與人為善，要起到幫助人而不是傷害人的效果。
自此，“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逐漸系統化。其中，對有問題的同志的基本原則是“批判從嚴，處理從寬”，要本著“團結—批評—團結”的目的開展批評，要落實“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底線政策。對他們的后續表現要“一曰看，二曰幫”，堅決反對“一棍子把人打死”的重罰。
甚至對于清查出來并有確鑿證據的“階級異己分子”、敵特人員，毛澤東依然要求不殺。對此，他解釋說：“人頭不是韭菜，韭菜割了，還能再長出來。人頭割錯了，就再也長不出來了。紅軍肅反時，就有不少同志是屈打成招的。我們再也不能干那樣的蠢事了。”
他還說，“要擺事實講道理，同他們辯論，專政限于很小范圍，黨內問題不管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也好、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也好，在黨內政府內民主黨派內，即使確有證據的特務，也要一人不殺！”
事實上，毛澤東剛柔相濟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針，在內外形勢十分復雜的情況下的延安整風時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延安整風期間，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為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為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等等，主要都是讓大家參加學習班、寫思想匯報、開批斗會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氛圍嚴肅緊張，但沒有生命之憂。盡管出現了“搶救運動”的過激化錯誤，但由于毛澤東“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強調與落實，過激化錯誤及時得到控制，為紅色事業保留了一大批骨干人才，避免了像蘇共“大清洗”那樣的災難。
當然，也有偶發事件，例如保衛部門在撤退途中擅自殺了王實味。對此毛澤東很生氣，多次提出批評，要大家引以為戒。
更重要的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始于但不局限于延安整風運動期間，而是一貫如此。其中，還有不少可圈可點的事例。
1944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央黨校對離開延安的干部講話時說道：“你們一定會勝利，也一定會犯錯誤，我們再一定不打擊你們或懲罰你們，可是一定要糾正你們的錯誤，使你們能夠認識和改正就行。因此你們錯了，黨一定是要批評的，這種批評也是撐腰關系，但決不是打擊，并要給你們改正的機會。”
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到如何處置反革命時指出：“機關、學校、部隊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堅持在延安開始的一條，就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捉。……可以保證不犯無法挽回的錯誤，犯了錯誤也有改正的機會，可以穩定很多人，可以避免黨內同志之間互不信任。……這樣做，對人民事業，對國際影響，都有好處。”
1957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這次整風的方法同抗日時期的整風一樣，就是先研究一些文件，每個人在學習文件的基礎上檢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揭發缺點和錯誤的方面，發揚優點和正確的方面。在整風中間，一方面要嚴肅認真，對于錯誤和缺點，一定要進行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而且一定要糾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風細雨，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對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辦法。”
1959，廬山會議后，毛澤東指示，“為了幫助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就要仍然把他們當作同志看待，當作兄弟一樣看待，給以熱忱的幫助，給他們以改正錯誤的時間和繼續從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須留有余地。必須有溫暖，必須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過日子。我認為這些都是極為重要的。”
史料證明，自提出“一個不殺”的政策開始，毛澤東一直堅守這個“黨內斗爭不殺人”的原則。強調“批判從嚴，處理從寬”，并將這項原則作為“保障了我們這個黨沒有危險”的重要綱領。因此，毛澤東時代，不管批評批判多么嚴肅、定調多么嚴重，紅色事業各階層的干部，沒有一個因思想路線方面的錯誤死于中共組織拍板的懲罰。
甚至對于“三反”期間查出來的許多小貪污分子，在他們憂心忡忡準備進監獄的情況下，毛澤東還提出，“一般不算作貪污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脫更多的人，便于教育。”經過調整相關規則，對他們免于刑事處分，只給黨紀和行政處分。目的是爭取團結和教育改造這一批人，以利開展“三反”斗爭和建設工作。
畢竟這是建國伊始，大家需要一個適應過程，需要一段教訓。對人數不少、貪污不多的初犯，恩威并施給出路，而非“一棍子打死”，對他們個人、對整個組織，都更合理。
總之，毛澤東剛柔相濟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針，以“批判從嚴，處理從寬”為行為原則，以“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為底線政策，目的是將犯錯誤的同志帶回到正確的軌道上。如此恩威并施，既沒有放縱錯誤又沒有拋棄同志，還通過嚴肅認真的批評和整頓，有效地督促大家改正錯誤、提高素質、端正組織風氣、促進隊伍團結。
這就使得紅色事業的骨干人員不會因處置不當而流失，還能不斷進步。確實是大仁大義的大智慧!
（17）嚴懲私欲惡行，殺一儆百收心
榜樣的力量很大。身邊人、同類人的表現及后果，對人們有直接的影響。且由于“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的人性弱點，惡性典型人物的作為和后果的影響力更大。如沒有及時且嚴厲的處置，會很快引發效尤，愈演愈烈。
對此，洞悉世事的毛澤東有高度的警惕。對于因私欲違法犯罪的現象，他一直主張有威懾力的懲罰，而不像對待思想路線、態度能力問題那樣“批判從嚴，處理從寬”。尤其是對私欲導致的情節嚴重的惡性犯罪，毫不手軟，基本都是殺一儆百、以儆效尤。
從江西蘇區時期開始，到建國后，都有毛澤東親自下達嚴懲指示的典型案例。
在江西蘇區的“二蘇大”報告中，毛澤東指出：“當著國民黨貪官污吏布滿全國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時候，蘇維埃制度之下則絕對不容許此種現象。蘇維埃工作人員中如果發現了貪污腐化消極怠工以及官僚主義的分子，民眾可以立即揭發這些人員的錯誤，而蘇維埃則立即懲辦他們決不姑息。”
就在那段時期，毛澤東主持的中央蘇區政府處決了謝步升、唐達仁、左祥云等以貪污腐化為主的惡性犯罪分子，還明確規定，“凡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
延安時期及解放戰爭期間，幾個原有出色表現和戰功的高中層干部，因私欲方面的惡性犯罪，經毛澤東親自過問并拍板嚴懲，被處于極刑。
黃克功，一位“老井岡”，參加過中央蘇區的幾次反“圍剿”戰役。長征途中，黃克功在四渡赤水和奪取婁山關等著名戰役中都立有大功。抗戰爆發后，26歲的黃克功是八路軍的一名旅長。1937年10月5日，因女朋友劉茜要跟他分手，沖動之下將她槍殺。
案發后，黃克功給毛澤東寫信，承認罪行，請求上戰場將功贖罪。不少“老井岡”也通過不同渠道向毛澤東求情，“給他戴罪立功的機會”。毛澤東不為所動，堅持判死刑。行刑前，毛澤東給刑事庭審判長雷經天親書一信，并要求在刑場當眾宣讀。
信中說：“你的及黃克功的信均收閱。黃克功過去斗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
這里，“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和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厲的紀律。”后來成了一個原則，“勞苦功高”不是從寬的理由。
肖玉壁，跟隨毛澤東多年的老紅軍，身上有幾十處打仗留下的傷疤。為給他治病，毛澤東曾在供給上給予特別關照。后來，肖玉壁在延安任邊區貿易局副局長時，利用職權貪污受賄大洋3000多塊，被判死刑。毛澤東拒絕了這位老部下、老熟人的求情，1941年12月，肖玉璧被依法執行死刑。
黃壽發，也是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很有才華，多次獲得嘉獎，1947年事發時為冀中軍區參謀長。當時，他與年輕漂亮的保姆偷奸，被妻子何茵發現后開槍把何茵打死。毛澤東在軍區的申請文件上批示：“黃壽發問題不能原諒，要處決。”
上面這些發生在戰爭年代的事件，在當時都造成很大震動。
當然，說到毛澤東的殺一儆百，影響最大的還是建國初期“三反”中查處的劉青山、張子善案件。
這兩位當時在華北任要職的高官，均屬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入黨的老黨員，長征干部，戰爭時期表現卓越。但是，1950年到1951年，他們二位的心態變了，利用職權貪污巨額工程款，案值高達一噸黃金。事發后當然要嚴懲，也有不少人為他們求情，希望“死緩”而不是立即執行的死刑。
面對各種求情聲音，毛澤東親批死刑，并對受委托來求情的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二十個，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
1952年2月10日，劉青山和張子善被執行槍決，舉國震動。
至于這個極刑的效果，后人有言，“殺了此二人，管了共產黨三十年的純潔清廉。”
確實，實現了毛澤東所希望的效果，挽救了成千上萬個干部。因為這樣的極刑有強大的震懾，給有貪心的人造成深刻的印象，想到“死刑”后果自然心生恐懼。因此，私欲冒出來了也經常會被嚇回去。
顯然，毛澤東對私欲惡性殺一儆百、以儆效尤的行為，充分彰顯了對罪與錯的不同態度，明確地劃出了原則底線，對貪心私欲發出了強力的警示。因此有效地杜絕了“破窗效應”的再現，防范了惡性事件蔓延。使得很多有權人的私心私欲不敢張揚。
無疑，這就避免了大量干部走上“從辦公室到監室、從官場到刑場”的失敗旅途，紅色事業的骨干棟梁團隊沒有因為掌握實權而快速潰敗。
（18）體恤信任安撫，支撐骨干進步
毛澤東強調政治性、原則性，對思想觀念方面的錯誤很認真，對有問題的人會嚴肅批評。但是，如果不是思想觀念方面的錯，而是因為經驗不足、疏忽大意、外界干擾、情緒沖動等原因出錯了、失敗了，哪怕造成很嚴重的后果，毛澤東也會特殊對待。雖有認真的批評教育和相應的處罰，更有安撫和鼓勵，支持他們繼續奮斗，使他們不會因為錯誤或失敗而喪失信心，能夠跳出陰影繼續前進。
例如，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陳毅率領紅4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向贛南一帶出擊，以尋找新地區建立根據地。大轉進期間，除出其不意小勝一場外，接連多次吃敗仗，其中擔任28團團長的林彪，在兩場重大失敗中有很大責任。
在大余，因為林彪疏忽警戒布防，被敵軍偷襲，導致罕見的“兵敗如山倒”，損失慘重。不久，在圳下，夜宿一晚后，林彪帶領擔任軍部后衛任務的28團率先開拔了，卻沒有通知軍部。這使得紅4軍軍部再次遭敵偷襲，軍部險遭覆滅，毛澤東、朱德、陳毅都是死里逃生、僥幸脫身。為此，林彪挨了個記過處分。
2月10號，在大柏地，為擺脫潰逃的困境、求得生機，毛澤東和朱德決定利用麻子坳峽谷的地形打一場伏擊戰。此戰可謂接連潰敗之后的拼死一搏，且是毛澤東惟一一次親自提槍沖鋒上陣的戰斗。而這次伏擊戰的伏擊任務的一線指揮權，給了剛挨處分的林彪。
此時的林彪，因為接連的大失誤而信心不足，不太敢接受任務。毛澤東就在現場鼓勵他，要他吃一塹長一智，堅決打好這一仗，對得起那些犧牲的戰友。
在毛澤東的鼓勵下，林彪鼓起勇氣再上戰場，表現出色，為這場重大且艱難的勝利發揮了積極作用。
再看，1936年10月，由紅四方面軍主力2.18萬人組成的西路軍，西渡黃河作戰。因戰略分析失誤、孤軍深入、低估敵軍實力等原因，彈盡糧絕、慘遭失敗，幾乎全軍覆沒。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歷盡艱難困苦，1937年夏天回到延安后，受到一些人的質疑，情緒很差。
通過以前的接觸和關鍵時期徐向前的表現，毛澤東對徐向前的忠誠和才智有清醒的認識。更明白西路軍的失敗是因為許多原因造成的，不能將責任歸到徐向前頭上。因此，徐向前只身回到延安后，毛澤東很快接見了他，會面時沒有責怪他，而是百般撫慰，對徐向前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能回來就好，有了雞何愁沒蛋呢？”
毛澤東的這一番深情的話，使徐向前感動得熱淚盈眶，很快卸掉了思想包袱，投身到抗戰一線，與劉伯承、鄧小平共事，半年時間就將太行山地區的部隊由幾千人壯大到幾萬人。
還有，因張國燾犯嚴重錯誤，紅四方面軍到達陜北后，延安大舉批判張國燾、清算張國燾的錯誤。因執行人員沒有掌控好分寸，將張國燾的錯誤演變成了四方面軍的錯誤，造成很多誤解、逆反、抵觸。許世友等不少高中層干部甚至密謀帶隊伍離開陜北，回以前的根據地打游擊。許世友還大罵毛澤東，揚言要帶槍去見毛澤東、殺了毛澤東。為此，許世友、洪學智等十多位軍師級干部被繳槍關押，罪名是“組織反革命集團”、“叛變革命”、“拖槍帶隊逃跑”。
面對如此大錯的許世友，毛澤東沒有要求嚴懲，連嚴厲的批評都沒有。他下令保安部門放了許世友，還了他的槍，發給他子彈，讓他攜槍來見自己。
相見之后，毛澤東坦誠地與許世友促膝談心，傾聽他的心聲，表達對他的理解，解說對張國燾錯誤的態度。毛澤東強調，“張國燾是黨中央派到四方面軍去的，他的錯誤，應當由他自己和黨中央負責，與你們這些同志沒有關系。”隨后，毛澤東鼓勵許世友繼續保持斗志，遵守命令，上陣殺敵。
因為消除了誤會、傾訴了委屈，得到了理解和鼓勵，許世友對毛澤東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轉變，完全聽從毛澤東的指揮。并很快根據毛澤東的安排踏上膠東大地，迅速蕩平了膠東大地上幾十個大大小小的“司令”，打開了膠東抗日根據地的局面。
可以說，若無毛澤東的體恤、安撫、鼓勵，幾個名帥名將可能老早就停止了前進的腳步，淪為世俗凡人了。
（19）熱情謳歌贊揚，激勵奮斗熱情
無論什么身份，也不管多么高尚，人都有自尊心，希望得到他人的關注和重視。尤其是自己認真付出了許多、并有出色佳績之時，渴望得到領導的贊美和掌聲。因此人們說，“掌聲是唯一令人欣賞的干擾”，“贊美是人間最動聽的聲音”，還說，“沒有鼓勵的愛是空洞的愛”。
引領一大群仁人志士開拓紅色大業的毛澤東，明白這個正常的需求。因此，在弘揚并踐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作風的同時，對伙伴們的燦爛之處會熱情贊揚、以資鼓勵。而且，毛澤東的贊揚不只是簡簡單單地夸個“好”、“不錯”，多有具體的內容，并經常以精彩的文句或詩詞方式熱情地謳歌。
且看，1935年10月中旬，紅軍長征剛到達陜北之時，彭德懷率部打垮了圍追堵截的敵軍，戰果豐厚，更使得中央紅軍勝利結束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陜北落腳了。毛澤東明白此戰的意義，對此番勝利很高興，賦詩一首送給彭德懷。
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
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
再如，張國燾鬧分裂之時，被張國燾軟禁方式打壓的朱德處境艱難。在那段艱難歲月里，朱德忍辱負重、嘔心瀝血，既堅決反對和阻擋張國燾的分裂活動，又極力維護各部紅軍的團結，十分難得。在延安重新會面后，毛澤東盛贊朱德這一時期的表現，贊揚他“臨大節而不辱”，歌頌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
還有，毛澤東曾經用十個短句來評說羅榮桓的品格：“無私利，不專斷，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開，放得下。”
除了熱情謳歌贊揚長期共事的伙伴們，毛澤東對其他人的燦爛之處也很熱情，不管是熟悉的老同志還是陌生的新朋友。
例如，對“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毛澤東贊揚他“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對另一位老同志吳玉章，毛澤東贊揚他“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一貫地有益于廣大群眾，一貫地有益于青年，一貫地有益于革命，艱苦奮斗幾十年如一日。”
建國之后，著名數學家華羅庚注重科學為實踐服務，深入工農生產一線推廣數學“優選法、統籌法”的科學活動，取得了很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他還主持研制了療效卓越，廣受贊譽的“北京降壓0號”，為廣大患有高血壓的一線職工解除了病痛。毛澤東看到報道后，特地給華羅庚寫信致賀：“壯志凌云，可喜可賀！”
在謳歌贊揚方面，毛澤東還注意與時俱進，不簡單重復以前的說法。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贊揚習仲勛的內容。
1935年底，剛到陜北時，毛澤東就注意到與自己在中央蘇區崗位身份類似的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習仲勛，對他的作為很贊賞。見面時發現習仲勛時年剛23歲，比自己小20歲。于是熱情地贊揚他“年輕有為”。
1943年1月，因習仲勛有6年時間負責關中地區的工作、守衛陜甘寧邊區南大門，各項工作都很出色，獲得中共中央西北局“生產英雄”榮譽稱號。毛澤東親筆為他書寫“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題詞，予以表彰。
1945年夏秋時分，毛澤東推薦習仲勛接任調到東北的高崗、擔任西北局書記一職時，贊揚他“是群眾領袖，是一個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
1951年秋，毛澤東準備把習仲勛調到中央任宣傳部長。一次對林默涵和胡喬木提到這個信息時，贊揚習仲勛的語句是，“他是一個政治家，這個人能實事求是，是一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
1952年初，習仲勛任西北局書記和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之時，向中央提交《關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會全體會議情況》的報告。毛澤東看看完后，感覺報告內容豐富、論述精辟，因此欣悅異常，在薄一波面前贊揚習仲勛“如今已經‘爐火純青’。”
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習仲勛領導青海漢藏人士爭取部落首領項謙歸順，先后談判達17次之多。過程復雜曲折，變化多端，終于贏得項謙心甘情愿地歸順人民政府。不久，毛澤東見到習仲勛時說：“仲勛，你真厲害，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幾個事例說明，毛澤東對伙伴們的奮斗精神與實際成就很關注，對燦爛的亮點會及時贊揚鼓勵。而且，他的贊揚不僅貼切、有具體的內涵，還很形象很有激情。因此，不僅對當事人是很大的激勵，對其他人也是很好的標桿和指南。
當然，某些時候、某些現象，不適合立刻公開贊揚，毛澤東也會盡快補上。
例如，延安文藝座談會期間，作家蕭軍發言時漫無主題、情緒激動、內容偏激、無休無止，胡喬木及時站起來與他辯論。在辯論過程中，胡喬木有立場有原則，論述有根據，且控制情緒、顧全大局，及時打住，使得座談會得以繼續。此時，作為最高領導的毛澤東為鼓勵大家暢所欲言，既不便叫停發言，也不便在現場表態支持誰。因此，他沒有立刻贊揚胡喬木。但是，會后毛澤東就請胡喬木到他那里一起吃飯，祝賀他開展斗爭。
有這樣的領導，奮斗熱情自然會繼續涌現，并發揚光大。
（20）耐心細致點撥，指導關鍵突破
前面介紹過，陳云多次提到自己在延安當中央組織部長時，一度對工作失誤的原因認識不對，“以為自己過去犯錯誤是由于經驗少” 。但是，毛澤東提醒他“不是經驗少，是思想方法不對頭。”要他學哲學。而且，不止一次這樣說，三次都是提醒陳云，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并要他學點哲學。
這個事例及陳云后來學哲學用哲學、成為破解難題高手的現象說明，毛澤東不僅重視政治思想方面的錯誤、會認真地“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對伙伴們素質技能方面重要的缺陷不足，毛澤東也很上心，發現問題會及時點撥指正，開導幫助。
注意，此番點撥不是一次，而是三次。很有耐心；點撥的內容是思想方法問題，是哲學智慧，很關鍵。
他對另一個老戰友陳毅的耐心點撥，也是印證。
前面敘述過，皖南事變后陳毅出任新四軍軍長、軍分會主席，饒漱石出任華中局代書記、新四軍政委兼。這二人上任后，因性格差異大等原因，關系不好，且越來越緊張。毛澤東在開導協調的過程中很用心，勸導的內容和措施不少。但是，對陳毅個性過于張揚等性格缺陷一直重視。陳毅到延安參加中共七大時，毛澤東當面提醒他注意性格缺陷、注意與饒漱石合拍、注意自我批評。
陳毅回新四軍軍部后，二人關系依舊緊張。對此，毛澤東保持耐心，針對關鍵因素繼續點撥。他在給陳毅的信中專門提醒：“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點，增益其所不能；照顧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則，多多原諒人家。忍耐最難，但作一個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
因為毛澤東的耐心，且抓住了關鍵“忍耐”，還升華到“大局”、“政治家”的層次，對陳毅產生很大的觸動。經過認真反省，陳毅有深刻的感悟，給毛澤東的信中提出，認識到“自己過與不及兩種毛病則所在多有”，今后要“變更過去及人而不由己的辦法”。
顯然，陳毅打通了思想情緒堵塞的關節，是很大的進步。
當然，毛澤東不僅對位高權重的伙伴很用心，對其他同志的素質技能也很上心。只要有緣，大問題小問題都會認真點撥。開國中將莫文驊，也曾受益匪淺。
延安時期，莫文驊擔任八路軍留守兵團政治部主任等職務，一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經常因為工作中遇到困難向毛澤東求助。
一天，他起草了一篇文章，請毛澤東修改。因這篇草稿的語句和邏輯方面都不怎么樣，毛澤東戲稱莫文驊“比斯大林還高明”，因為斯大林起草的對德宣戰的文件不到一千字，而他的這篇文章竟有三千多字。
隨后，毛澤東批評莫文驊的文章“啰里啰嗦一長篇，卻難得看明白”，然后耐心地給莫文驊講述怎樣寫文章、怎樣抓住中心、怎樣做到簡練生動，還要他向魯迅學習，文章寫成后至少要看三遍。
另有一次，莫文驊在工作中遇到一個難題，自己雖有兩個思路方案，難以定奪，專門跑去請示毛澤東。
聽了莫文驊的情況和需求后，毛澤東沒有立刻回答，反問他“是不是出題目考我？”
莫文驊這才意識到不妥，便向毛澤東匯報了自己的想法。
毛澤東聽完后，點撥莫文驊：“這就對了。以后遇到問題，要學會獨立思考，培養自己的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能力，而不要‘每事問’。如果逢事自己沒有決斷，都來請示，豈不成了主考官了？”
類似的點撥還有很多，毛澤東每次都有耐心有熱情，且注意抓住關鍵點，幫莫文驊突破難點。
事實上，雖然并非都有顯著成效，毛澤東耐心細致且直擊關鍵要素的點撥，對大多數當事人而言，確是很爽口的“良藥”，推動他們取得了關鍵性的突破。
（21）教導匹配措施，阻擋高貴趨勢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出版的《農村調查》一書的序言里面明確指出，“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可見，毛澤東很重視眼睛向下、深入基層。
但是，古人有云，“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同理，由勤入懶易，由懶入勤難；由嚴入松易，由松入嚴難；由廉入貪易，由貪入廉難；...。
這就是人性的弱點，是眼睛向下、深入基層的大礙。而且，這個弱點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相悖，抵觸“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更是紅色事業的大礙。因此，毛澤東很重視干部們的“眼睛”，各個時期都有教導有規則。例如，“兩個務必”的警告，“六個不”的規定，“四個服從”的組織紀律，黨政干部日常工作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借《甲申三百年祭》的啟發，等等。
無疑，這些在防控黨員干部懈怠墮落方面確有積極的作用，但還不夠。因此，建國以后，尤其是各項工作逐漸步入常態、經濟條件逐漸改善以后，人性的弱點日益強勢，傳統官場習俗的影響日益明顯。不經意間，高人一等的貴族習氣、特殊化現象伴隨著“打天下坐天下，理所應當”的理由冒出來了，并很快蔓延。在干部中，生活由節儉逐漸奢侈、工作由勤奮懶散、身份地位由平凡變成貴族之類的現象，已不是新聞。
自然，要求黨員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毛澤東不會漠視，在繼續教導、警示、督促大家“眼睛向下”的同時，有切實的行動。
首先，在教育、醫療等方面，毛澤東不斷批評和糾正高人一等的特殊化。
1952年6月的一天，毛澤東讀到一份關于教育的報告，得知有專門的干部子弟學校，里面的學生待遇優越，且按家長職務分等級的情況。毛澤東很不滿，立即在給總理周恩來的批示中要求，“干部子弟學校，第一步，應劃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級；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請酌辦。”
1964年夏季，毛澤東對高干保健工作提出批評，指責他們嚴重地存在著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助長生活特殊化的現象。“什么都搞特殊化，看病也搞特殊化，我很不贊成搞什么高級病房、高級病床，老百姓有了病怎么辦啊？有那么多的工人、農民，有了病怎么辦？”后來，在閱衛生部黨組提交的檢討和改進工作報告時，毛澤東還批注：“北京醫院醫生多，病人少，是一個老爺醫院，應當開放。”
更重要的是，毛澤東不斷督促干部深入基層、參加勞動，不要高高在上。不僅有明確的要求，還有具體的措施。
1958年5月20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嚴厲批評官氣是“最低級的趣味”，提出干部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隨后，在多個場合不斷強調干部要到基層參加工農業勞動，并將此舉定義為共產黨與國民黨有所區別的根據。
他強調，“必須堅持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制度。我們黨和國家的干部是普通勞動者，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干部通過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同勞動人民保持最廣泛的、經常的、密切的聯系。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一件帶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義，防止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
他要求，“縣以上各級黨政軍主要干部，凡能勞動的，也要這樣做，每年以一部分時間，分別下田、下工廠、下礦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場所，和工人農民一道從事可能勝任的一小部分體力勞動（哪怕是很少一點）。”
1966年5月，在部隊農副業生產報告的啟發下，毛澤東發出后來被稱為《五七指示》的信函，要求全國各行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使大家可以“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很快，各地各行各業都辦起了“五七干校”，各行各業、大量的干部下放到相應的“五七干校”，主要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勞動。
例如，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原本在解放軍報社當干部，也在毛澤東的督促下，到江西進賢的一所“五七干校”參加農業勞動。
在打擊官氣、防控貴族化方面，軍隊干部也不例外，而且更早、更嚴格。當然，與地方干部進五七干校勞動不同，軍隊系統搞的是“將軍下連當兵”。
1958年，受一位大校軍銜的師政委下連當兵事跡的啟發，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軍隊干部下連當兵”的號召。他說：“我看所有的‘長’----軍長、師長等，都至少當一個月的兵，頭一年最好搞兩個月，要服從班長、排長指揮。一年你管人家十一個月，人家管你一個月還不行嗎？有些過去當過兵的現在多年不當兵了，再去當一下。”
很快，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總政治部作出了《關于軍隊各級干部每年下連當兵一個月的規定》。隨即，全軍上下迅速掀起了干部下連當兵的熱潮，許多將軍級的軍官帶頭響應，各級軍官積極下連當兵，完全按照普通士兵的方式訓練、執勤和生活。據統計，從1958年8月到1962年底，全軍下連當兵的軍官達77萬人次，其中有250名將軍。
無疑，軍官下連當兵，干部到五七干校參加勞動，都是“眼睛向下”、接地氣消官氣的實效措施，是毛澤東防控黨員干部懈怠墮落、貴族化的積極探索。盡管有缺陷不足，也確實起到了實際的作用。
（22）推行民主監督，切實防微杜漸
俗話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確實，事在人為，而人類社會是群居環境，事務多與他人有關。尤其是涉及權力或利益的事，總是與身邊的某些人有牽連，會留下痕跡。
但是，盡管難免被人知曉，且有“殺無赦”甚至株連九族的刑律，幾千年的歷朝歷代，都沒能阻擋官員慵懶無為、貪腐墮落的步伐。及至民國時期，“從惡如崩”一直是中國官場的主旋律。
原因不復雜。官場是金字塔結構，一個官員下面是一群下屬，違法違規活動不易被上司發覺，知曉的多是身邊的同僚，或是再下一層的官民。同僚之間，往往因為互相的需要而官官相護，不會把事情向上舉報。下面的官民，包括受害者，則多因對官權的恐懼而不敢舉報。少數人想舉報，也缺乏直達高層的便捷通道，偶爾的舉報也因官官相護而無效。
因此，對官僚的惡行，上層有責任有能力打壓，但是看不到；同僚有可能發現，也有舉報通道，但是官官相護、明哲保身；受影響受傷害的基層人員很容易知曉，也有舉報愿望，但是一缺膽量二缺通道。這就是中國官場各級官僚“從惡如崩”的關鍵因素，也是歷朝歷代“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背后的困境。要跳出這個歷史周期律，就需要正視這個現實的困境，并有切實可行的方略來遏制“從惡如崩”。
大家知道，“延安窯洞對話”時，毛澤東既被黃炎培提出的周期律所震撼，也曾告訴黃炎培，自己找到了跳出興亡周期律的新路。他說，“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當然，政府的本質就是一群官員，監督政府就是監督官員。毛澤東所言“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就是讓民眾來監督身邊的黨政干部。可見，毛澤東明白這個周期律背后的困境，不奢望大家都能信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做“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而且，不指望單純依靠體制內部的監控和懲戒來防范衰亡，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人民大眾為主體的社會型監控上。對此他曾有言，“人是會變化的，革命者也會發生變化。沒有群眾的監督和揭露，他們可能進行貪污、盜竊、做投機生意，脫離群眾。”
具體一點看，他所想的應該是，中共既有的自上而下的管理體制不變，同時將基層民眾調動起來監督身邊的黨政干部，形成自下而上的監督和舉報體制，使各級干部的言行作為都在監督之中。如此，“一切為了群眾”與“一切依靠群眾”結合在一起，上級組織的專業性、規范性與下級民眾的廣泛性、及時性結合在一起，形成無所不在的監督，并能夠快速引動組織的調查和懲罰。明白了自己身邊的環境，黨員干部的惡性就會受到制約，不敢懈怠墮落。
無疑，這確是一條新路，具有防微杜漸的強大功效，能夠有效遏制官場的“從惡如崩”，進而破解人亡政息的千年魔咒。
不過，這也是一條難以鋪設的路，因為有兩大障礙。
首先，傳承了幾千年封建文化，慣性非常大。“打天下坐天下”、“官大一級壓死人”的烙印深深地扎根在干部和民眾心里，難以消除。即使媒體不斷宣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理念、不斷強調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基層人員在上級面前也總是小心翼翼，普通民眾在干部面前還是“老百姓”面見“官老爺”那般畢恭畢敬。因此，民眾不敢認真監督身邊的黨員干部，不敢對他們的錯誤說“不”，也很少有人敢于向高層反應自己發現的違法違紀現象。
此外，沒有網絡的時代，發布信息的媒體很少，普通人難以公開發布信息。想匿名發布簡單的信息、檢舉揭發身邊的惡行、向領導提意見等等，也沒有合適的渠道。
可見，“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的新路，確實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為開辟出一條行得通的新路，毛澤東一直在努力，并有切實的行動。
且看，建國前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提出黨政干部不論職位高低，都必須接受人民群眾公開監督的觀念。
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就出臺了《關于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允許民眾公開批評政府機關領導，
1951年底至1953年初，上海發生“老革命”校長拒絕批評、打壓提意見的學生的“黃逸峰事件”。這個1925年入黨的“老革命”黃逸峰，時任上海鐵路局局長兼黨委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交通部長兼黨組書記，兼任下屬的華東交通專科學校校長。面對學生的公開批評、媒體監督、紀委調查，態度惡劣且拒絕批評。毛澤東從華東局組織部的匯報中獲知實情后，在一份材料上寫下了“壓制批評，輕則開除黨籍，重則交人民公審”的批示。此后《人民日報》為此發了社論《壓制批評的人是黨的死敵》，并公布開除黃逸峰黨籍的決定，撤銷其本兼各職。
“黃逸峰事件”發生后，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對民主監督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毛澤東發現，還有許多類似事件沒有暴露，民主監督依然軟弱無力。因此，他不斷探索。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思考積累，在晚年時分，毛澤東終于推出了破解兩大障礙的策略。
第一，針對官權至上的社會文化，毛澤東推出“造反有理”的理念。他提出，“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如此，“造反有理”成了國家文化的主體，這就給了民眾對官權說“不”的“尚方寶劍”。在長期的宣傳和鼓勵下，平民百姓們逐漸樹立自信、突破對官權的恐懼，敢于監督和挑剔干部的言行，敢于對官權說“不”。
第二，為了文化水平不高的民眾能夠方便地公開發表意見、公布檢舉信息，毛澤東注意到民間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現象，感受到這“四大”對普通民眾監督政府、發表意見的現實價值。因此。他大力倡導這個實用性很好的“四大”，并使得這“四大”兩度寫入憲法。這就讓民眾監督和公布信息不僅有了法統的許可，還有十分便捷的出口。
如此，毛澤東從國家文化和政治法統兩個方面破解了障礙，鋪就了一條“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的可行之路。進而使得群眾監督與組織監督相結合，跳出了單靠組織權力內部制約的困境。加上中央層面確定且一直宣貫的宗旨、方針、綱領、作風等等，民眾都知道黨員干部該是啥樣、不該是啥樣，知道該怎樣挑剔黨員干部，在監督中不易出錯。
就這樣，毛澤東“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的愿望變成了現實，形成了常態化的無縫監督預警體系，實現了防微杜漸的功效，將黨員干部懈怠墮落的風險降到了底線。
當然，探索中鋪就的民眾直接制約黨政干部懈怠墮落的新路，問題和缺陷難免。但是，“玉不琢，不成器”，這些政策確實對身居高位者形成了壓力，使他們不易出錯、不敢作惡。由此減緩了實權者“由儉入奢”的速度，遏制了“從惡如崩”的官場頑疾，紅色事業也遠離了“人亡政息”的周期律魔咒。
無疑，這是毛澤東治國理政、鍛造和維護骨干棟梁的精彩之筆。畢竟，放縱黨員干部奔向監獄，傷害的不僅是他們自己，更是需要卓越棟梁的紅色事業。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