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白羊肚手巾的副總理
——陳永貴傳
秦懷錄 著
第三部 陳永貴下野
五、陳永貴住進了北京醫院
人稱“健康老人”的陳永貴生病了。
根據醫生的診斷屬于晚期肺癌，急需要進醫院治療。
陳永貴從不向病魔屈服。冷眼看去，他根本不像個病人。人們看著他坐電梯下到了樓底，離開電梯以后，他一手叉腰，一手拿著一頂草帽，走起路來照樣腳底生風，誰能相信他有病。
但他確實是病了。開始他感到胸疼，氣緊，食欲也不正常，后來他的兩腮已經消瘦了下去，吃飯已經明顯地減少，常常聽到他咳嗽連聲，吐痰不止。
當他的身體還健康的時候，他也曾打算往外邊走一走。可是出去究竟算個什么人：人家怎么接待？他在這個問題上很為難。在他逝世前一年，他還準備陪同韓丁回大寨看一看，可是還沒等到實現他的愿望，他卻與世長辭了！
陳永貴的病情加重以后，開始在高干樓后面的復興醫院以感冒治療。盡管大夫們對他進行了精心的檢查和治療，但半個月過去了，仍然不見好轉。陳永貴也覺得怪：難道一個感冒，這么長時間也看不好？家屬和湯師傅勸他還是去北京醫院看一看吧，陳永貴感到為難，人家這里對我夠費心了，走了合適不合適？再說……。湯師傅對他說：“可你的病歷檔案就在北京醫院呀！”陳永貴猶豫了，因為按照醫療的安排他應該到北京醫院就醫。不過，出于當時的具體情況，陳永貴要求先請示中央。向中央辦公廳請示以后，中央同意他住進北京醫院，并對他進行了適當安排，把他安排進病房。
未到北京醫院之前，陳永貴下午住院，上午還步行到甘家口街上買菜。買了二斤雞蛋和其它幾樣菜，坐公共汽車回家做飯。當他提著雞蛋和菜扒上公共汽車以后，車上人員擁擠，陳永貴已經找不到座位。這些北京人看見陳永貴也和他們擠到一塊，都爭相給他讓座，相互問長問短。他們卻料不到，這次見面卻是陳永貴和他們的最后一別。
陳永貴住院以后，北京醫院的吳院長已經跟隨中央首長到北戴河休養。北京醫院就向吳院長打了長途電話。院長又親自從北戴河打了長途電話告訴陳永貴，說第二天八點他要準時趕回醫院，為他檢查身體。第二天八點，這位院長準時趕回醫院，來到陳永貴房間，為剛入院的陳永貴進行多方面的檢查。
陳永貴其人復雜，其病也是那么棘手。吳院長和主治大夫們對他的病情進行了一個月的觀察和診斷，也不好確診。有一天吳院長向陳永貴邊開玩笑邊透風：“老陳呀，你人也怪、病也怪。我一個月也查不出是什么病，怎么搞的？”
陳永貴笑了：“查不出來就別查了！”
吳院長說：“不查行嗎？”
經過院長和大夫多方面的努力，從腦后的一塊疙瘩查到內臟各個器官，各種醫療器械都用上，終于從痰中化驗，確診為肺癌。從那以后，醫院決定為陳永貴作手術，需要主病人簽字。
陳永貴說：“我簽個字算了！”
吳院長說：“不行。出了問題誰負責？”
陳永貴笑著說：“有問題我負責！要不叫明亮簽吧！”
醫院也不同意，因為按慣例，應該由長子作為主病人向醫院簽字。湯師傅就以中央辦公廳名義向昔陽打了長途電話，通知陳明珠火速來京。這一“令箭”卻把陳明珠嚇懵了，只以為出了什么事情，趕到醫院后，才知道是這么回事。他按照醫院的要求辦理了有關手續，醫院對陳永貴施行了第一次手術。
1985年農歷8月15日，陳永貴的兒女們都從昔陽趕來北京，看望父親的病情。陳永貴向主治大夫請假，要求回家和孩子們過一個八月十五。因為他病情嚴重，主治大夫不準假，笑著安慰他說：“陳老，你以后活著的日子還長哪！”
陳永貴嘆口氣說：“我的病你哄不了我，就這么一個八月十五了，你還是準了我這個假吧！”
鑒于陳永貴要求心切，醫院才批準他回家吃了一頓團圓飯—餃子，晚上又返回醫院。
這一年快過年的時候，陳永貴的病情有所好轉。但他也想到了以后，陳永貴又向吳院長請假，說我們老家有個傳統習慣，過年都回家里團圓。按照醫院規定，加上他這種病情是不允許回家的。但是為了照顧陳永貴，吳院長主持了院務會議，批準陳永貴回家過年，但特意向他提出兩條：一是不準喝酒，二是不能到處走動。陳永貴說我早就不喝酒，可是過一個年，能不能允許我喝一杯葡萄酒？醫院批準了他的請求，陳永貴就是以半杯葡萄酒送走了最后一個春節。除夕之夜，幼年的陳明亮好奇地放鞭炮，心情沉重的陳明珠先是阻止他不要放炮。陳永貴為照顧幼子的心情，說還是叫他放吧：明亮高興地放鞭炮，明珠卻躲在一處偷偷地哭泣，因為父親是什么病，明亮還不十分清楚。
陳永貴臘月28日回家，正月20日又回醫院。走時對老伴和司機說：“湯師傅，這一走算回不來啦，回不來啦！”
陳永貴住院的消息傳開了，傳到了整個北京，傳到了大寨和昔陽。石山老家的一族老小不斷有人來看望。大寨、昔陽的干部和群眾不斷有人來看望。東郊農場也不斷有人來看望。有一段時期，疾病掠奪了陳永貴的食欲，陳永貴只有想吃一吃西瓜。當時正是數九隆冬，到市場上找一個西瓜也真難。東郊農場的張德潤等幾個領導跑了半個北京，一直是看不到西瓜的影兒。劉炳亮書記不服氣，難道這么大個北京，連一個西瓜也沒有？第二天，他親自帶隊上市買西瓜，把北京的各個市場都跑遍，終于買下了陳永貴想吃的西瓜。出于對陳永貴的關懷，中央的一些領導同志也不斷有人前往醫院慰問。胡啟立、薄一波、余秋里、郝建秀等許多中央首長帶著黨中央對陳永貴的深切關懷，帶著中央其他首長的問候，一次又一次地踏進了醫院的大門：余秋里、宋振民看望了陳永貴從后，人稱是大慶人看望了大寨人，一慣以“陳大哥”之稱的郝建秀看望了陳永貴，人們也說這是工人看望了農民。
在山西，有不少人，只要得到陳永貴住進醫院的消息，都要借一些機會到北京看望他。像對大寨有深厚感情的著名作家馬烽和孫謙，和陳永貴共敘往事，談起了批判大寨極左路線時他們為大寨說公道話，一拉就是老長。因年老退出舞臺的晉劇藝術家牛桂英，著名歌唱家郭蘭英看望陳永貴的時候，陳永貴盡管說話有困難，還愿意談一談《白毛女》，還愿意和牛桂英回憶三屆人大召開時同丁果仙相會的情景。陳和她們談起來，忘記了自己在患病，忘記了身體的疲勞，因為久別重逢，又是最后一別，有什么話總愿意和老鄉聊。
陳永貴的病床周圍，站著大寨黨支委宋立英和昔陽的幾位干部，站著他的老伴、兒子、女兒、媳婦、孫子，站著中直管理局，國務院管理局的有關領導。那是他第二次住進醫院的事情了。病魔奪去了他幾十年來的那種性格和氣質，他倆眼陷進眼窩，兩腮貼進骨頭。一陣難以忍受的咳嗽過后，又是一種艱難的呼吸聲，子女們輕輕地把他從床上扶起來，想方設法為他解除痛苦。但無論作出多么大的努力，也逃不脫病魔的折磨。那對塌進眼窩里的眸子好容易才睜起來，看了看兩眼滾著淚珠的宋立英，再看看那幾位站在他身邊的中央領導。看樣子，陳永貴不知有多少話想說，可是癌細胞早已關住了他的話匣，只能見他的嘴唇蠕動著，仔細聽去，才能聽出他在反復這么一句話：“我可沒給他們貸下饑荒啊！我也沒給國家拖下債啊！”
可以聽出，這兩句壓抑很久的話給他造成了多么沉重的精神壓力。在一段時期內，他的頭上頂著一座泰山。他離開大寨的時候，大隊還有17萬元的集體積累，庫房還有幾十萬斤糧食，這是大寨人一致公認的事實。而且大寨群眾還善于用陳永貴在大寨時的經濟情況和現在作對比，說現在把集體的家當貼光了，還貸了國家200萬元的款。陳永貴臨死前的那句話仍然指的是《山西日報》1980年10月17日登載的《大寨背離了大寨精神》那篇文章。因為關于國家支援大寨的輿論至今在社會上還影響很深。由于文章的擴散，在國外也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后果，以至為后來的《大寨紅旗的升起與墜落》一書提供了反面素材。
在北京醫院為他設置的病床上，陳永貴面對前來看望他的人們，有多少話想說，有多少苦水想倒，可話到舌根又咽了下去，經常嘮叨的卻是這么幾句話：“再活四年，明亮就畢業了，幸福就結婚了！可四個月也不讓活了！”時而又指著他的小兒子明亮說：“俺孩命孬，靠不上我了！”有時候，他又指著看望他的有關領導說：“這一老小（指明亮和他的母親）給你們丟下了，你們得照顧好啊！照顧不好，活著罵你們，死了也得罵你們！我活著厲害死了就不厲害啦？”他又用指頭指指司機湯師傅：“還有你，不要人在人情在，人走就兩分開啊！我死了還得麻煩你！”
在昔陽的老干部中，至今還流傳著陳永貴的一句很有感情又很有份量的話：“我算認不得好孬人！”這是張懷英去北京醫院探病時陳永貴特意給他講的。陳永貴住院以后，特別思念大寨和昔陽的老干部，也特別思念張懷英。就在陳永貴的大兒媳賈成棠要從北京返回昔陽的時候，陳永貴特地囑咐她，請張懷英快來看看他。
這是張懷英第三次上北京探病。
戰國時期曾經流傳過一個叫管鮑之交的典故，這個典故如此比喻陳永貴和張懷英的成長之交，也是有幾分道理的。張懷英曾經是陳永貴的伯樂、領導，后來陳永貴又成為張懷英的上級、戰友。陳永貴和張懷英之間，有著非同一般的友誼，也有著溝坎不平的經歷。
當張懷英見到陳永貴的時候，陳永貴在同命運的搏斗中，又爭得了一點說話的能力。他談過幾句之后，就傷心地哭了，緊緊地握著他的手，對他又一次前來看望表示感謝，也對他自己的命運感到悲傷。張懷英為了安慰他，就以戰友的姿態對他說：“不要傷心嘛！你有成功的喜悅，有失敗的苦惱，有經驗的歡樂，也有教訓的悲哀！想想你給財主家干活，到后來賣燒餅，吃了上頓沒下頓，怎么說也夠本嘛！”
這話像開心鑰匙，真的把陳永貴的心說開了：“啊，也就是。這話你怎么不早給我說說？”
由此，兩人拉開了話題。陳永貴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向張懷英傾吐自己的心里話：“懷英同志，我這輩子算沒有認得好孬人！沒認得好孬人啊！”這樣的話意明顯是陳永貴在張懷英面前所作的反省。張懷英默默地接受了陳永貴的反省，但也清楚地感到此時的陳永貴說話過激。陳永貴一輩子還不是沒有識別人的水平。他認識問題的高度，處理事情的遠見，都是張懷英早已就看得見的。他安慰陳永貴，勸他不要想得太多，要保重身體。
“不。既然你來了，我就愿意和你客觀地分析你我所走過的路程。”陳永貴便談起了昔陽和大寨的幾個落井下石的人，談得淚水堵住了嗓門。
陳永貴還占居在中國政治舞臺的時候，也曾經預測過自己將來會出現的各種下場。因此，他對一直捧他，吹他，看他眼色行事的人并不一定器重。不過，他的地位畢竟越來越高，對他下邊的人不一定當時就看得十分清楚，只有經過大風大浪的考驗，才能作出具體的結論。尤其在他當了副總理以后，又面臨大寨至尊至上的聲譽，陳永貴聽到的批評少了，別人對他有意見，又生怕和大寨的態度沾上邊，也不敢直接向他提。往往在這種情況下要出現不良后果。陳永貴的確錯用了幾個人，看起來有工作能力，但品德不好，群眾威信不高，帶來不少副作用。有時他們生米做成熟飯，還得把責任推在陳永貴身上。但是，他每每聽到不同意見，都是要慎重地考慮的。1974年，昔陽準備修建一個體育場，他們向山西省委打請示報告時，被省委書記王謙頂了。陳永貴回昔陽聽到了這件事，不僅不怪王謙，反而批評了縣里的領導：“不能隨便向國家伸手要錢嘛！修體育場的事，王謙頂了。他事先沒和我商量，但我同意他這樣做。現在伸手要錢，就是伸手要鬼上樹人家也會給你的，就怕你上去下不來。有利于生產的事，可以搞。體育場我們寧肯不修，不能自找麻煩。”
兩年之后，縣里又向省里請示，省里給撥下一筆修體育場的經費。為這事，陳永貴專把李喜慎叫到北京，說有人對這筆款提了意見，我們還是明智一點好。盡管省里批了，我看還是退了好！李喜慎回昔陽之后，立即把這筆款退給省里，記者于第二天就發表文章表揚。時至今日，還有人怪怨，如果那時候老陳要松松口，體育場也修起了。不知是哪一年春節，昔陽北關大隊黨支部書記宋志寶徒步到大寨看望陳永貴。一進門就很生氣。陳永貴叫他坐，他硬是不坐。陳永貴問他怎么啦？宋志寶便打憋說：“老陳，我今天是帶著黨籍來找你的，我要提意見了！”
聽到這里，陳永貴也不好隨意發脾氣，冷靜地皺了皺眉：“那他們誰也不敢開除你。你說吧。”
宋志寶拉開話匣，一古腦把意見端了出來：“成天工程工程，造地造地，二坡地占著昔陽土地面積的一半以上，不往二坡地里下工了，這糧食產量怎么提高……”宋志寶列舉了好多個忽視二坡地加工的典型，使陳永貴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對宋志寶的意見全部采納。
陳永貴在病中所說的“沒認下好孬人”，又指得是大寨從天上落到人間以后，一些說話不客觀，不公正，亂寫揭發性材料，甚至背著良心化名登報推卸責任的人。這些人在輿論一邊倒，把昔陽、大寨全盤否定，甚至進行人格污辱的時候也隨著風向跑，辦了一些不該辦的事。這對于一個把畢生精力都貢獻給與窮山惡水斗爭的老人來說，無疑是心上捅了一刀。
然而，陳永貴的這句話還有另一層含意。對于培養過他，幫助過他的張懷英確不是這樣。最終使陳永貴證實，張懷英是個正直人，不輕易地隨著風向跑。他還是能夠認識得好孬人的。
有關陳永貴和張懷英在病房里三次談話的具體內容，其他人至今還不太清楚，只是從老干部和家屬口里聽到只言片語。病中的陳永貴在回顧他的一生時，也特地對他在“文革”時期的往事進行了反思。他回顧了在“文革”中批斗山西老干部的事，曾經對人說：“斗省里的領導，我心里有虧。中央說打倒，我就同意下邊批斗。1967年秋天來昔陽批斗，是省革委和省軍區決定的。讓來不讓來，我反復考慮過。為這事，我在省里做過檢討，我始終感到有虧。”病中的陳永貴還是能夠認真地反思處在“文革”時期的自己。但是，對于別人強加在他身上的污蔑不實之詞，陳永貴怎么也解不開。在他一聲聲痛苦的呻吟中，時而發出呼喚，提起了《大寨背離了大寨精神》，提起了西水東調，提起了自己的歷史，也提起了昔陽的糧食產量……
病中的陳永貴盼的是公正，歷史的公正。如果時間還允許，他還準備等待這公正，然而時間不允許了。
1986年3月25日晚上，按照醫院的安排，陳永貴的家屬在家里等候，陳明珠留在醫院。陳明珠和父親商議以后，特意留下明花愛人有明陪侍病人。這一夜，陳永貴睡了，還睡得很香。陳明珠也以為父親能夠睡覺，或許有個大轉，但醫院的大夫清楚，陳永貴的病情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因此各種儀器早安排在床邊，大夫和護士也輪流值班，即使一時間不在病房，只要電鈴一響，他們馬上就出現在病房。第二天上午，陳永貴的病情明顯惡化，到了無法搶救的程度，一直到晚上20時35分，大夫檢查之后，嘆口氣說：“通知中央辦公廳，安排后事吧！”陳永貴就這樣默默無聞地離開了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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