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潼戰俘營于1951年2月～1953年9月由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平安北道碧潼郡設立，中方稱為“中國人民志愿軍俘虜管理處”。
1953年停戰協定簽署以后，聯合國軍的戰俘們依依不舍地離開戰俘營返回家鄉，其中24名“聯合國軍”戰俘（包括23名美軍士兵和1名英軍士兵）竟然拒絕回國，要求留在紅色中國生活，參加新中國建設。
這被美國政府視作恥辱，美國專程派牧師對這些人進行說服、感化，甚至許以經濟上的欺騙，然而，也僅僅說動了兩人。這兩名改變了主意的美軍戰俘被遣返后，沒有得到美方所許諾的東西，相反他們立即被憲兵逮捕，這兩人被送上軍事法庭并被判處有期徒刑。
而最終自愿選擇留在中國的22名美英戰俘，在中國紅十字會安排下，他們參觀了新中國的工廠和農村，接著又在太原專門學習政治和中國歷史。之后，紅十字會給他們4種選擇：去農村、去工廠、上大學或賦閑。大多數人選擇進工廠或到農村工作，其中比較有典型意義的就是美軍戰俘詹姆斯·溫納瑞斯，他主動要求到山東濟南造紙四廠工作。
溫納瑞斯1922年出生于美國賓州一個希臘裔的工人家庭。大蕭條年代，還在上中學的溫納瑞斯就不得不打工補貼家用。中學畢業后，溫納瑞斯跑了好幾個州，還是沒找到工作，萬般無奈之下，他報名參了軍。
二戰結束后，溫納瑞斯復員回到了美國，不料又碰上經濟危機，溫納瑞斯只得第二次報名當兵去到朝鮮戰場。第二次戰役中，溫納瑞斯成了志愿軍的“俘虜”。
溫納瑞斯后來回憶起在戰俘營的日子：他的戰俘生活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樣充滿了恥辱、打罵和體罰；相反，而是充滿了快樂和友愛：志愿軍不讓戰俘干活，也不搜他們的口袋。至于金表等貴重物品，則由管理人員統一登記、管理，等遣返時還給他們。對那些犯了錯誤的戰俘，管理人員也從不打罵，而是采用教育溝通的方法。俘虜營沒有鐵絲網，更沒有當時美國一些媒體說的“密布的電網”。
談起俘虜營的那段生活，溫納瑞斯說：
我在戰俘營度過了兩年零8個月的時間。在這些日子里，深深為中國人民志愿軍的行動、言論所感動。記得到了戰俘營后，由于美軍實施空中“絞殺戰”封鎖志愿軍交通運輸線，企圖阻止中朝軍隊的反擊，這給前線部隊和對戰俘的物資供應都帶來極大的困難，志愿軍戰士每天都在吃玉米、高粱、咸菜。我們這些吃慣了牛肉、面包、奶酪、巧克力的美國戰俘，開始都擔心會受罪。然而，我們的擔心是多余的，在俘虜營我們生活得非常好。志愿軍組織車輛冒著美國飛機的轟炸，從國內運來大米、面粉、肉類為我們改善生活。
志愿軍還組織我們開展文體活動，為我們建立了俱樂部、圖書閱覽室，買來薩克斯管、吉他、鋼琴等樂器以及國際象棋、籃球和橄欖球等體育用品。每半月都有機動放映組為我們放演中國或朝鮮拍攝的電影。幾乎每個星期六，我們都會組織長達兩小時的晚會，演出我們自己排練的節目。豐富多彩的生活，使我們淡化了想家的念頭。記得有一個荷蘭戰俘是個文盲，別人都給家寫信他不會寫，時常抹眼淚。一位會荷蘭語的志愿軍軍官當了他半年的老師，使他不僅會寫信，而且還能寫文章。一個黑人戰俘得了一種病，吃不下東西，瘦得皮包骨頭，志愿軍給他買來兩只山羊供他喝鮮奶。后來這個小伙子恢復了健康，遣返時胖乎乎的，他自己說他比被俘時重了17磅。
志愿軍還特別尊重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宗教習慣，使戰俘們能過基督教的圣誕節、感恩節，伊斯蘭教的古爾邦節、開齋節等。尤其是過圣誕節和春節的時候，一連幾天戰俘營都處在節日氣氛之中。
昔日戰場上的敵人變成了“階級兄弟”，這名來自美國的工人階級在自己的人生中第一次體驗到了“解放”。
最終，他拒絕了美國當局開出的“一份年薪70萬美元的工作、一個美麗的姑娘做妻子”的誘惑，下決心到中國去，同中國人民一道去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來到山東濟南造紙四廠，溫納瑞斯很快和工人們成了好朋友，并積極學習毛主席的著作。1963年，他被推薦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學習，1966年畢業后又主動要求回到了工廠。回到工廠后，不少工友評價他說：“老溫真和咱們一條心，沒有忘了咱們！”和他的感情更近了。
1966年運動開始以后，溫納瑞斯積極地加入了當地革命工人造反組織，受到當權派的打壓，將他污蔑為美國特務；在工人們的保護以及周總理的親自過問下，才免于受到當權派的迫害。
參加運動期間，他貼出了一張大字報，控訴了當權派對他熱愛毛主席的行為的種種壓制和污蔑，比如有人不給他發語錄本，污蔑他自費購買大量的毛主席像章和語錄牌送人的行為是別有用心等等。他也控訴有人對他在大學期間要求下廠下鄉參加勞動、同工農相結合的壓制。
1976年，溫納瑞斯第一次回美國探親，本來打算呆半年，結果邀請他的組織和團體太多了，不得不延長到11個月。在這11個月里，他的足跡遍及美國47個州的大中城市和小城鎮，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向聽眾介紹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建設成就，傳播國際主義思想和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以及自己幾十年來在中國的親身經歷和感受。當時美國的200多家新聞媒體對他進行過追蹤報道，形成一股風靡全美的“溫納瑞斯熱”。
溫納瑞斯到處的演講，引起了美國右翼的不滿及聯邦調查局的注意。他在洛杉磯母親家中居住時，聯邦調查局到鄰居家裝監控，遭到了拒絕；他在各地作演講，看到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到場監視，他卻毫不畏懼地繼續演講。
1978年以后，溫納瑞斯突然被山東大學等高校聘為教授，講授英語，住在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享受著教授級的待遇和公費醫療……
對于中國社會的變化他是不理解的。他也試圖主動去適應和理解這種變化，所以在繼續讀毛主席的著作的同時，也積極研讀重要的會議公報，甚至開始研究《鄧小平理論》。不過，對于他在晚年被主流稱作“和平使者”、“友好人士”，而不是“國際共產主義戰士”，他是很不滿的，雖然他在1954年剛剛進入中國時就被授予過“國際和平戰士”稱號。
90年代，有人問溫納瑞斯：“美國經濟那么發達，現在許多中國人都想盡一切辦法到美國去，你怎么沒有選擇在美國安度晚年呢？”
溫納瑞斯卻回答說：
“我的妻子和６個孩子都在中國，我在工廠和大學結交的朋友也都在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斗爭中，我和其他中國人一樣，都是其中的一分子。我熱愛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毛主席，是他的教導把我從絕望中救出來，是他在社會主義中國給了我新的生命。”
“中國有句話叫‘葉落歸根’，我的根在中國，我要死在中國母親的懷抱里……”
2004年，溫納瑞斯突發疾病經搶救無效去世，被安葬在了濟南的一個公墓，很多濟南市民都自發前去紀念。
兩年前，筆者就聽說導演姜文打算拍攝《戰俘營里的奧運會》：
不知道這部電影現在是否已經投拍，希望中國的觀眾能夠早日在大熒幕上看到溫納瑞斯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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