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民、人民事業哲學化，哲學人民、人民革命化，這一本質要求出發，建國后，人民掌握了政權，便立即開始學習、摸索和實踐著如何當家作主，人民如何建設、堅持和鞏固社會主義。隨此，毛主席的哲學大眾化的努力，在政權的作用下，達到了新高度。
一是開辟國民教育中的哲學教學，中等教育有哲學常識教材，高等教育有系統的哲學理論教育，以及開拓專題的哲學研究……等；
二是黨的重要文件、毛主席本人的講話無不努力貫徹大眾化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三是大力普及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宣傳、大力提倡全民學哲學用哲學，當時最為普及和最具影響力哲學書藉有：毛主席的《實踐論》與《矛盾論》《矛盾論》《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李達的《<實踐論>解說》和《<矛盾論>解說》、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馮契的《怎樣認識世界》，以及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的《工農兵學哲學用哲學》……等，文革中，我黨反復號召全國人民學習中外一系列哲學著作；
四是毛主席本人多次作過專門的哲學講話、多次關注哲學教材的大眾化編、著，并曾打算親自寫一本哲學教本。
在 “哲學大眾化作為”中，都具有深入淺出，生動活潑的鮮明特點。尤其是毛主席自己，總是特別致力用通俗易懂的人民大眾化的語言表達深刻的哲學觀點：如一分為二、實事求是、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等……等等。這種哲學的人民大眾化，是毛主席哲學著作和哲學談話，特具有魅力，使人感到親切，進而，有力推動辯證唯物主義廣泛深入的一個重要原因。
哲學是研究最一般規律，具有高度概括性、抽象性的科學，文字表達和體裁形式的通俗化，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宣傳與普及，就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毛主席號召、努力下，當時，大多理論工作者都十分重視通俗的教科書的編寫，較為典型的是艾思奇的《大眾哲學》，這本通俗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書，曾經在抗戰前到解放初的相當一段時間里，在廣大人民特別是進步青年中發生了重大影響。毛主席對此書是很欣賞的，多次表揚此書的開創作用。
毛主席深知，哲學大眾化也是哲學社會化的過程，辯證唯物主義哲學能否成功地大眾化，不僅取決于該哲學在國家上層建筑中的地位，從根本上說，更取決于自身的真理性和滿足民族精神的需要程度。馬克思明確指出：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所以大眾性決定大眾化，沒有國民理論需求的大眾性就沒有大眾化存在的基礎。要哲學大眾化，就必須深入民族的實際，就必須研究該民族大眾的特點，立足于這些特點，才能使哲學大眾化成為可能。
在毛主席看來，國家、人民大眾的理論需要、哲學需求，以及理論“需要”人民、大眾化，又分別來自兩個不同方面，一是受一定的自然的歷史進程中的資本主義決定，在人民群眾中自然生成的需要，由此進一步產生“人的解放”理論，并在理論指導下開展人民革命；二是受世界歷史發展不平衡規律決定，相對先進的資本主義民族產生的哲學、先進理論傳輸擴散到相對落后民族，——這些民族確也正在尋求跨越式革命道路，而有了的哲學、理論需要。中國的情況當屬第二種。一般地說，這第二種情況，則屬于理論反作用的范疇。
十九世紀，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開始走向沒落、垂死）基礎上產生出馬列主義，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國送來馬列主義，從此，中國革命踏上跳躍式發展的快車道。這樣，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早、前期），中國革命得在哲學、理論的反作用下，向前發展——需要人民、大眾化，然后，慢慢產生出自己最為近切的“特別的”大眾化理論。
所以，自中國共產黨建立起，一直十分重視對廣大群眾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教育。這一點，以毛主席為最。在大半個世紀中，毛主席和我們黨堅持不懈地進行哲學教育、理論灌輸。毛主席再三再四地說：“對我們的同志，應當進行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克服困難，少犯錯誤，做好工作，努力奮斗，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偉大強國，并且幫助世界被壓迫被剝削的廣大人民，完成我們應當擔負的國際主義的偉大義務。”（引自毛澤東審閱的《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他還特別重視辯證法的宣傳，他說，關于對立面統一的觀念，關于辯證法，需要作廣泛的宣傳。認為辯證法應該從哲學家的圈子走到廣大人民群眾中去。并建議，要經常在中央全會上談這個問題，在黨的各級地方委員會上談這個問題。總之，“全黨都要學習辯證法，提倡照辯證法辦事”。“要求把辯證法逐步推廣，要求大家逐步地學會使用辯證法這個科學方法”。
人民革命的時代需求大眾化，但不會自動完成大眾化。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是由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特點和功能所決定的，是時代精神的體現。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書齋哲學，而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銳利武器。馬克思說：“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地，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列寧指出，馬克思的哲學把“偉大的認識工具給了人類，特別是給了工人階級”。毛澤東繼承和發揚了馬克思與列寧的思想，強調通過哲學的普及與解放，把馬列哲學變為人民群眾手里的銳利武器，成為人民的血肉、靈魂，而人民則是哲學的主體，是真正的哲學王。作為毛主席個人，不過是人民中的代表，人民中最早的哲學王者。
毛主席的大眾哲學，哲學大眾化的探索，最鮮明的特點是：到群眾中去，到實踐中去，到階“級斗爭中去……闡釋、創新。他說（哲學講話的節錄）：
“我過去讀過孔夫子，四書五經，讀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時候很相信孔夫子，還寫過文章。后來進資產階級學校七年。七六十三年。盡學資產階級那一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還講了教育學。五年師范，兩年中學，上圖書館也算在內。那時就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論，特別是唯心論。看來我原來是個封建主義者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社會推動我轉入革命。我當了幾年小學教員、校長，四年制的。還在六年制學校里教過歷史、國文。中學還教過短時期，啥也不懂。進了共產黨，革命了，只知道要革命，革什么？如何革？當然，革帝國主義，革舊社會的命，帝國主義是什么東西，不甚了解。如何革？更不懂。十三年學的東西，搞革命卻用不著，只用得著工具——文字。寫文章是個工具。至于那些道理，根本用不著。
“孔夫子講“仁者人也”，“仁者愛人”，愛什么人？所有的人？沒那回事。愛剝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剝削者的一部分。不然為什么孔夫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愛他們，要他們團結。可是鬧到絕糧，“君子固窮”，幾乎送了一命，匡人要殺他。
“有人批評他西行不到秦，其實，詩經中《七月流火》，是陜西的事。還有《黃鳥》，講秦穆公死了殺三個大夫殉葬的事。司馬遷對《詩經》評價很高，說《詩經》三百篇皆古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詩經》大部分是風詩，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賢。“發憤之所為作”，心里有氣，他寫詩：“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從這里來的。
“這是怨天，反對統治者的詩。孔夫子也相當民主，男女戀愛的詩他也收。朱燾注為淫奔之詩。其實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寫君臣。五代十國的蜀，有一首詩嗎《秦婦吟》，韋莊的，少年之作，是懷念君王的。
“講下去的事。今冬明春開始，分期分批下去，去參加階級斗爭。只有這樣，才能學到東西，學到革命。王××作了報告，她去搞了一個大隊，那里沒有暖氣，同吃同住，吃得不好，害了兩次感冒，春節回來的時候，見了她，我問她，還去不去，她說還去，無非是發幾天燒。你們知識分子，天天住在機關里，吃得好，穿得好，又不走路，所以生病。衣食住行，四大要癥。從生活條件好，變到生活條件壞些，下去參加階級斗爭，到“四清”、“五反”中去，經過鍛煉，你們知識分子的面貌就會改觀。
“不搞階級斗爭，搞什么哲學！下去試試看，病得不行了就回來，以不死為原則，病得快死了就回來。一下去精神就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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