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從生產力發展上說，正是中國動員大量資源投入工業、科技建設，獨立自主地實現工業化的時代。有人存心積慮地否定那個時代，所抓住的一個主要理由，就是所謂的“吃不飽飯”丶“挨餓”、“普遍貧窮” 。怨婦似的裝腔作勢，真是煞有介事！如此丑化老一代勞動創業者、抹黑新中國的歷史，令人不齒！
這里首先要澄清的一個問題是：新中國初的貧窮是如何產生的？是農業集體化道路造成的嗎？絕不是。
歷史清楚地告訴人們，它是舊中國近百年的封建制度、殖民地歷史，即帝國主義侵略和“三座大山”的壓迫所造成的。所謂“東亞病夫”的稱號早就聞名于世。連美國國務卿艾奇遜都承認：中國歷代政府都沒有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貧困，成為廣大老百姓起來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解放前中國的貧困人口占總人口75%以上，文盲占95%以上。農民吃糠咽菜、逃荒要飯、甚至賣兒鬻女是一種極其普遍的現家。這種沉重的歷史積墊，在任何社會里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得到解決！
毛澤東時代就是一個創業、治窮的歷史。從“一窮二白”基礎上開始，經過了近30年的建設，就己經成為一個具有比較雄厚物質基礎的工業國家，從而屹立于世界。它決不是一個“窮”字所能概括的。
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貧窮？比如一個家庭，全家省吃儉用，集一切財力、物力，建造了新房，置辦了車馬、生產工具等，即使生活上苦一些，但那叫貧窮嗎？同樣的道理，一個國家創建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建設積累了那樣多的物質基礎和家產，創造了那樣多的尖端工業和科技成就，那叫貧窮嗎？就只說毛澤東時代創建的核武庫、“兩彈一星”、核潛艇等技術系統就值多少財富？還有當時建造的一系例大型工業基地、水利工程，全國農田基本建設等，將相當于多少經濟實力？據有人推算，中國在1949—1979年三十年間的基本建設總投入（資金和勞動力價值）若按目前的價格指數計算就達3636萬億元 ，這么大的價值都作為固定資產存在著。這相當于2007年GDP（24.66萬億元）的147倍。這難道不是社會的物質財富嗎？如果老一代建設者當時不搞那些建設和積累、統統吃光分凈，無疑能改善生活，但還有國家的強大和后來發展的基礎嗎！
在當時“備戰備荒”的形勢下，國家每年的生產積累率都保持在30%以上。在毛主席逝世時, 即無內債、外債，又無通貨膨脹。國庫里的黃金儲備達1280萬盎司。全國糧庫充滿，存糧5000多億斤。(1978至1980年全國人民吃了三年陳糧),還有500多萬噸棉花, 20多億美元。 1974年，陳云向李先念建議，購進了600噸黃金等。這些實物就相當于現在幾萬億。那么多的積累和財富在當時決沒有任何揮霍、浪費，它最終還是用在了改善人民生活上。在新的領導人上臺不久，1977年即給全國60%多的職工增加了工資。還用大量外匯進口糧食和成套輕工設備，1978年一次就引進22個大型化工和鋼鐵項目，使用外匯超過1950—1977年引進使用外匯的總和。1979年大幅度提高了國家收購農產品的價格，并逐步放開了生活品供應，大量增加對農業的補償和支援等。這些都直接促成了城鄉居民生活的改善。前人栽樹，后人乘涼，人們清楚地看出，這些惠施完全是用的上一代創業者們“革命加拼命”生產而又“勒緊褲腰帶”生活所留下的積累，而決非來自改革的成果。然而，一些既得利益者在飽食公共資產后，卻翻過來指責毛澤東時代“發展緩慢”、“沒有改善生活”。世上竟有如此卑劣的行徑 ！
有些人所謂毛澤東時代的“普遍貧窮”或許只是指生活方面的，但那也只是在“三年困難時期”及其六十年代初才有過的現象，而決不能概括整個六、七十年代的人民生活狀況。
事實是，在“三年困難時期”之后黨中央更加重視農業發展，號召全國大搞農田基本建設、興修水利、改土造田等，從而根本改變了農業生產的條件，人民生活也逐漸好轉起來。突出的變化體現在糧食產量上，從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十七、八年的時間內全國糧食產量一直是持續增長。根據國家統計部門公布的數字，僅1965年至1979年，全國糧食產量就由19452萬噸增至33212萬噸，14年間增長了71%，年均增長率達3.5% 。連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承認：即使在“文革”時期，全國糧食生產也“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 “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六、七十年代經濟發展的評價盡管是低調的，但這里仍然使人們知道：糧食產量在十幾年間一直保持穩定、大幅度增長，無一年滑坡，這在迄今中國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完全稱得上是一種奇跡！在人口大幅度增長的情況下，1975年全國人均占有糧食307.9公斤，1979年升至342公斤。當年全國豬牛羊肉總產量是1062.4萬噸，人均10.89公斤。按照國際上劃分居民生活水平的標準，當時中國的人均主食數量已大大超過貧困和饑餓階段，從總體上達到溫飽。說明從此中國的糧食安全、吃飯問題歷史地得到解決。
據國際組織關于世界各國人均食品消費量統計所提供的數據，1979年中國人均實際消費的糧食、豬肉數量分別是185公斤、10公斤，而當時居于亞洲富國行列的日本這兩項消費數量分別是126公斤、13公斤，韓國分別是206公斤、7公斤，菲律賓分別是122公斤、7公斤等。從這種比較中明顯看出，七十年代末中國在基本食品消費量上已與日、韓兩國相差不大，（差別在生活質量上）在亞洲處于前列；而明顯高出當時的印度（人均糧食消費153公斤）等國。
鄧小平在1982年講：“建國以來，我們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糧食達到了自給。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舊中國長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405頁。）他這里所講的顯然是農村改革之前的狀況。新中國僅以三十年的時間, 就在一個有十億人口的大國里“基本上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全國人均占有糧食達684斤，這種成就在全世界來說也是少有的。
眾說周知，自七十年代我國雜交水稻、玉米、小麥等農作物新品種已經普遍推廣，畝產都比六十年代初增加了一倍以上。水稻畝產達到1000斤以上，玉米、小麥畝產達到了四五百斤（季），全國糧食并不短缺。生產隊除分配社員口糧外，在毛主席當時“備戰備荒為人民”的號召下，集體都有庫存蓄備。不說集體的分配，就只說社員每戶自留地上的產品也夠大半年的生活所需，哪有什么“吃不飽飯”問題！對于困難地區的社隊，國家每年的救濟糧、救濟款、救濟布等發放量也都很大，大家都在集體中，哪有看著有人挨餓、受凍而無人管的事情！至今有人關于七十年代中國還有“挨餓”現象的說法根本是沒有事實的！
事實是，中國在七十年代末進入工業社會之后，從總體上說也告別了生活貧困，大多數人到達了溫飽。如里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下去，其實離共同富裕就不遠了。在工業化實現之后再反哺農業、擴大消費品生產、提高人民的生活和福利水平，這本是工業化國家的普遍發展規律。事實上，在當時中國有些條件好的農村社隊就己經開始向富裕水平發展了。
例如，江蘇省華西大隊，在1978年糧食畝產就達到2720斤。工業和副業產值達100多萬元，占到全大隊總產值的78% 。每個工業勞動力每年創造產值5100多元。就己經踏進共同富裕的門坎。（《人民日報》1978年12月14日《江蘇省江陰縣華西大隊調查》。）
又如河南省的劉莊村，在七十年代就發展起大隊機械廠、食品加工廠、造紙廠、淀粉廠等企業。到1977年，其工副業收入占年收入總量的比重就上升到64.4％ 。到1980年，劉莊已擁有造紙、食品、機械、化工等13個工廠，工副業產值就占生產總值的80％ ，第二、三產業的從業人員已經占到全村勞動力的三分之二。全大隊總收入達到300多萬元，人均年收入超過2000元，成為中原第一個小康村。其實，在七十年代后期，全國各地初步實現脫貧至富的社隊并不少。
當然從總體上實現了溫飽，并不意味沒有了貧困人口。由于各地區、各社隊之間發展不平衡，農村還有相當數量的貧困人口。按照七十年代末的標準，當時全國貧困人口約有2.5億。而70%的人口基本上實現了溫飽。雖然農村生活質量較差，都是以吃粗糧為主。但卻消除了挨餓受凍現象。對于廣大貧下中農說這已是很大知足了。——應該知道，常年中吃白麵細糧的生活即使舊社會的地主富農家庭也從未有實現過。——尤其是到了在七十年代，城鄉群眾生活就已經是一個供應保證、衣食無憂的景象了。所缺乏的只不過是當時只有富裕家庭才有的自行車、縫紉機、電視機之類的東西了。就連當時來中國采訪的西方記者在報道中也盛贊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驚奇的。”（英、馬克斯韋爾《中國怎樣解決了糧食問題》1974年12月）聯合國大會文件中更把中國稱著解決人民吃飯問題的榜樣。當時，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根本沒有所謂中國“吃不飽飯”“普遍貧困”這個概念。所謂“吃不飽飯”、“普遍貧困” 、“挨餓”之類，完全是改革開放以來一些精英公知杜撰出來的，把只在“三年困難時期”才有的事情推論到整個“六七十年代”。暴露了翻案派抹黑、否定毛澤東時代，企圖變天復辟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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