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6、17世紀起，西方世界有一個根深蒂固的觀點，即西方創造了真正的“文明”。此觀點認為無論是亞洲國家，還是非洲或大洋洲群島部落，都不配享有西方國家所擁有的主權，更不適合在國際法下行使主權；它們須由西方引導、控制、界定乃至瓜分，在與西方打交道時，要么妥協退讓，給西方種種特權，要么聽由西方征服、殖民。這是當時西方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者唯一認可的“邏輯”。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這種赤裸裸的歐洲中心主義和白人至上論調有所收斂，但是，歐洲中心論并沒有消失，而是以一種新的學術包裝繼續影響西方對近代以來世界各國歷史的解讀，也深刻影響了非西方社會政治及知識精英的自我認知。其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中心論的最大不同在于，舊論認為只有歐洲人或者他們在歐洲之外的分支才有能力創造文明，并享有主權國家所應有的一切；新論則斷稱，歐美國家走過的路和代表的進步方向，適用于一切非西方國家——此即20世紀50—70年代盛行一時的“現代化理論”。這種理論之所以是歐洲中心論的改頭換面，是因為它把戰后歐美國家尤其是美國所流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視為世界其他國家都應該效仿的樣板。事實上，現代化理論不僅是一種對社會科學各個領域影響至深的學術表述，更是服務于冷戰期間美國在全球范圍與社會主義陣營對抗、爭奪對第三世界新興國家影響力的一種意識形態。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種“直白的”歐洲中心主義重新浮出水面。冷戰結束，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解體，似乎印證了歐美國家所代表的自由主義價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代議制民主政治的優越性和最終勝利。由此產生一種頗有影響的預測，即在后冷戰時代，原先東西方之間不同制度之爭，將讓位于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其中主要是西方基督教國家與中東伊斯蘭國家之間的對抗，而代表儒家文明的中國，將有可能與伊斯蘭教國家聯手，共同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明。這種后冷戰時代再度流行且經由反恐戰爭得到強化的文明對抗論及其背后的歐洲中心主義，與20世紀晚期以來愈演愈烈的“全球化”浪潮一起，大大擠壓了非西方世界民族國家的主權空間。
歐洲中心主義一直在變化，如果說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是一種赤裸裸的種族決定論，強調不同種族之間的差異，并據此為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背書”的話，冷戰時期則體現為一種制度決定論，強調兩大陣營之間的不同政治經濟制度和價值觀之間的對壘。而在后冷戰和全球化時代，種族決定論改頭換面，以文明決定論的形式大行其道，其旨歸從19世紀西方白種人國家對非白種人的國家或群落的單向征服，變為20世紀西方主導的“文明”世界與“非文明”勢力的雙向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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