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滿清宣統皇帝退位，改變了兩個人的命運軌跡。
在南京，孫中山將中華民國大總統的位置讓給了心懷叵測的袁世凱，決定自己遠離政治，投身長期構想的“實業救國”戰略中。
彼時的中國，經濟主權十不存一，礦山鐵路港口海關被列強圍獵，一車車礦產原料廉價運往海外，換來是洋槍洋炮洋釘洋火洋布傾銷國內，連絲綢茶葉瓷器等傳統王牌出口品都被擠出了國際市場，民族工業在逆境中艱難求生，實業救國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在湖南，一位年輕的新軍士兵也覺得革命結束了，便卸下戎裝，走到了“實業救國”路口。
“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學校的廣告，它不收學費，供給膳宿，還答應給些津貼。這是一則吸引人鼓舞人的廣告。它說制造肥皂可以大大造福社會，富國利民。我改變了投考警校的念頭，決定去做一個肥皂制造家。我在這里也交一元錢報名費。”
多年后的延安，毛主席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回憶起了這段青蔥往事。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是人類化工的黃金時代，量大價廉的工業制備碳酸鈉促使新的肥皂技術快速發展。哪怕在落后的舊中國，肥皂技術人才也成了就業剛需，才有了那張免費招生廣告。
后來，袁世凱背叛革命，孫中山再次扛起大旗，卻留下了“同志任需努力”的遺憾，而青年毛澤東在肥皂學校畢業后徑直走上了真正救亡圖存的道路。
新中國成立后，時任食品工業部部長李燭塵又一次陪同毛主席談話，工作人員發現老人家對當年學到的化學分子式依舊記得清清楚楚。
同樣記憶深刻的，還有那個百折不撓的工業化之夢。
今天是2022年12月26日，毛主席誕辰129周年，也是共青團中央“中國制造日”活動舉辦的日子。
盡管因為當前疫情正經歷放開后的第一波高峰，現場活動很遺憾地推遲到2023年2月下旬舉辦。
但這并不影響我們在這個全球經濟局勢危機四伏、科技競爭風云激蕩、產業博弈風譎云詭、貿易爭端刺刀見紅的當下，從老人家當年一次次關鍵抉擇中，探尋未來中國制造屹立于浪潮之巔的真正“秘密”。
01
1936年，當美國記者斯諾第一次沖破國民黨的重重封鎖，來到陜北保安縣吳起鎮時，他被這個生活上仍停留在中世紀，卻到處充滿機器轟隆聲的“紅色工業中心”給震撼到了。
他看到了，紅軍把車床、模具和數十臺縫紉機帶到了古老的黃土高原上。機器在窯洞工廠里運轉，簡陋的環境下，工人忙碌地生產紅色中國出品的商品和農具。
在紅軍西征期間，吳起鎮成為紅軍的重要補給基地，“吳起制造”字樣的手榴彈、迫擊炮、炮彈、手槍、輕機關槍、火藥、被服、鞋襪、藥品等等一箱箱運往前線。
1939年，八路軍總部軍工部技師劉貴福造出了解放區根據地的第一支步槍。
在延安第一屆“五一”工業展覽會上，這支獲甲等產品獎的馬步槍讓毛主席異常興奮：
“我們自己也能造槍了！這個槍使用方便、造得好！很漂亮啊！要創造條件多生產，支援前線。”
抗日戰爭爆發后，兵源軍械彈藥軍需消耗激增，很多人在前期工業成果的基礎上，建議在陜甘寧邊區建立重工業、大軍工，還有人認為應該大量接受外部財政援助進行大工業建設。
毛主席卻看到了這種空想盲目背后的危險性，一方面強調“必須發展工業”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長期持久抗戰的前提，同時也駁斥了在根據地不穩固的情況下用有限財力物力、依賴外部援助搞大工業的想法，確定了“集中領導分散經營”的方針，既堅持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又能因地制宜遍地開花，然后合并零散產能，實現了從無到有、從有到多、從多到大的有序發展。
當時，全國各地的青年才俊將延安視作抗日圣地，源源不斷加入了北上的隊伍。
為了充分運用其中的科技人才參與到革命建設中，毛主席確定了“科技教育、科技研究和經濟建設三位一體”為特點的高效務實的科技政策系統。
1940年9月，延安自然科學院成立，設大學部與中學部，實行科學教育機關、科學研究機關和經濟建設機關三位一體，把自然科學院與軍委軍工局、邊區政府建設廳所屬的工廠、農場結合起來，共同組成“學校管理委員會”。其中，化學系改為化學工程系，物理系改為機械工程系，生物系改為農業系，還有一個地礦系。
此后，中國醫科大學、邊區農業學校、工業學校、職業學校、白求恩護士學校等專業學校紛紛成立，專業人才的加入大大激發提高了陜甘寧邊區的工業潛力。
到抗日戰爭勝利前夕，“過去幾乎沒有什么工業基礎的邊區，現在已經建立了紡織、造紙、兵工、機器制造、煉鐵、制革、被服、火柴、肥皂、玻璃、制鞋及基本化學工業等八十余個大小公營工廠”。
其中， 絕大部分工業產品實現自給，有力地支持了抗戰勝利和沖破國民黨頑固派的技術封鎖。同時，農業、畜牧業、造紙業、紡織業、醫療衛生事業等與邊區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民生產業得到很大發展，老百姓的生活質量得到改善。
所以，盡管陜北蘇區的工業化不徹底、不全面，科技體系也顯得過于簡單實用，但充分地挖掘了根據地自然生態系統和農業生態系統的給養潛力，比如用當地特有的馬蘭草造紙，在南泥灣墾荒，總之想盡一切辦法，支撐了當時相對弱小的紅色政權在白色恐怖中的艱難求生。
這種階段性策略，種下了中國共產黨一貫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工業化思想種子。但，此時毛主席心中的工業化目標更加深遠。
02
抗日戰爭末期，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戰略反攻，毛主席開始整合解放區分散的工業資源，延安自然科學院也在抗戰勝利后遷到新解放區張家口，并改名為華北大學工學院。
這個時候，毛主席對工業的觀點已經不再局限于戰爭時期的作用，還對工業作為社會基礎的重要性有了充分的認識。
1945年，中共七大召開，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中報告中，提出要把中國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
“工業在人家手里，大城市在人家手里，機械化在人家手里，我們都沒有，過了四十八年還沒有，那還不滅亡嗎？我們要依靠老百姓，但總是吃小米，靠小米加步槍是不行的。”
毛主席還極其預見性地看到，“中國在政治上已經獨立，但要做到完全獨立，必須實行國家工業化。工業不發展，即使是獨立國，依然有可能變成工業國的附庸。”
這番話，放今天，可以說依舊振聾發聵。
而在當時，特別是解放戰爭后期，隨著土地革命與戰場形勢的快速推進，一些人搞起了極端平均主義與批斗破壞工商業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不考慮工業化的發展。
為此，毛主席曾經專門花了三天時間說服西北的同志，因為只有毛主席出來說話，才能抵得住當時的那股激進的風氣。
建國后，在1953年的一次宴席上，毛主席又對工商業領域人士說：
“講到中國的民族工業，有四個人不能忘記：講到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講到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講到化學工業，不能忘記范旭東；講到交通運輸業，不能忘記盧作孚。”
重工業是工業基礎，輕工業是民生剛需，化學工業是現代工業體系運轉的粘合劑潤滑劑，而運輸業則是國民經濟的血管，這四個人分別代表著中國近代工業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關鍵的一環。
毛主席點出的這四個人反映了舊中國民族工業的成就，卻也暗示了近代中國工業最大的問題——沒有體系與規劃，全靠個人民間自覺，結果就是“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各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因為后面這些無不是一個國家完整工業體系共同發力的結果，而當時中國最缺乏又是重工業。
為此，毛主席提出“重工業是我們搞經濟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然后才是其它。”
很多人對此并不理解，號稱“最后一個大儒”的梁漱溟甚至公開喊話共產黨進了城不要忘了農民，說“工人的生活提高很快，但農民還很苦，一個在九天，一個在九地”，引起了社會激烈的爭論。
毛主席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反駁，“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
“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但建設重工業阻力不止來自反對聲音，從戰略到落實，每一步都是荊棘與坎坷。
1949年12月21日，剛剛到達莫斯科不久的毛主席就去參觀了斯大林汽車廠，當看到一輛接一輛的汽車駛下裝配線時，他把手指往地上一戳，對隨行的人員一字一句地說：“我們也要有這樣的大工廠。”
1950年2月14日，經過艱難的討價還價，中蘇兩國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蘇聯不僅放棄了旅順、大連兩個蘇軍控制的港口與中國長春鐵路，還確定了一批蘇聯援助中國建設的重點工業項目。
隨著蘇聯援助支持的156個工業項目落地，新中國圍繞國防需要，重建了東北工業長子。但外部援助終歸有限，特別是事關國防重工的九種大型技術設備，連蘇聯自己都缺乏，必須克服困難想方設法自己造。
當時中國準備自行制造安裝萬噸水壓機時，很多人都反對，認為不可能，條件不夠，好像超過了客觀條件，有點蠻干、盲干的意思。
最終還是毛主席頂著壓力，批準了萬噸水壓機的制造，并對負責制造萬噸水壓機的同志們留下一句承諾：
“你們今后工作中發生什么事情，可以直接寫信給我。”
“到生產機床時，再來看看，以遂我愿。”
在制造過程中，工人們想盡辦法克服困難。國內沒有大型銑床，工人們便調轉思維，“螞蟻啃骨頭”，把簡陋的小型機床吊到巨大的工件上加工。
1955年，北京中南海曾舉辦一次長達半年的機械制造展覽，主要車床等“工業母機”。毛主席百忙之中前后參觀了六次，是中央領導中參觀最多的。
每一次老人家都問得非常仔細，中間休息也是與參展工作人員一起聊天喝茶，大到工業布局、行業特點，小到生產問題、產品質量甚至振動引起的誤差，都饒有興致地刨根問底。
此后十幾年里，2800毫米鋁板熱軋機與冷軋機、2800毫米合金鋼板冷軋機、3萬噸模鍛水冷機、12500臥式擠壓水壓機、兩種規格鋼管冷軋機、萬噸油壓機、500毫米二十輥帶鋼軋機，一一下線上崗。
九大重機降世，滿足了導彈、殲擊機、海軍艦艇、原子能武器所需的各類特殊鍛件板材，是第一代大國重器。
同時間，重工業部通過了奠基性的三酸一堿+染料三大草案，形成了最基本的化工布局。
有了機械制造、有了工業母機、有了化工產業，曾經連想都不敢想的尖端科技，在毛主席的親自督促下一個個成為現實。
1966年，運7飛機開始研制，航空系統內部提出了一大堆發展方案，紛爭不已，項目無法進行，毛主席親自干預才平息了這個問題，使運7的發展走上正軌。1968年，中央提出要搞運10那樣的大型客機，三機部也是爭論不休拿不出方案，也是毛主席親自提出這個問題，航空系統才協調一致地動起來。
當兩彈元勛們在羅布泊戈壁灘見證中國原子彈、氫彈相繼炸響之時，另一項國之重器核潛艇，因為蘇聯的背信棄義與經濟環境的惡化，不得不在“二選一”中被擱置。
蘇聯人認定中國搞不了核潛艇，毛主席只回了一句：“一萬年也要搞出來！”極大地激勵了整個研發隊伍的信心，才有了多年后實現中國二次核反擊能力的長征系列核潛艇。
從發展戰略的調整到一個個具體項目推動，沒有毛主席一次次決斷，中國的工業化之路絕對不會有如此強大的執行力。
03
1971年8-9月間，毛主席到南方視察，期間按照慣例派工作人員到街上調研。其中有位工作人員排兩小時長隊才買了一條“的確良”滌綸褲子，回來后向毛主席匯報，說：
“為了買條‘的確良’褲子，千辛萬苦排了半天隊……”毛主席聽完特別難受。
隨后，毛主席與周總理商量，認為必須把糧食抓緊，必須把棉花抓緊。
“解放這么多年，吃飯和穿衣問題還解決不好，怎么向人民交代？”
新中國建立之初，內憂外患，立足未穩，只能全盤倒向蘇聯的重工業優先發展體系，最快速度地保障國防安全。然而面對照搬蘇聯模式帶來的種種弊病，很多人滿心歡喜，高呼“蘇聯萬歲”，毛主席“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
后來中蘇分道揚鑣，毛主席決策進行“三線建設”，解決了倒向蘇聯模式后全國工業布局不合理問題，同時中國還自主研發出了“兩彈一星”等，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最大限度保障國家安全。
在這種情況下，隨著與歐美關系的緩和，結合當時實際，毛主席開始考慮將我國經濟的發展重點，轉到解決人民群眾的“吃穿用”上，一項大規模引進西方技術的方案逐漸成型。
其實上世紀60年代初期中蘇關系趨于緊張后，毛主席就曾考慮，要擴大與各個國家的經濟交往，引進先進技術設備，但礙于國際形勢始終無法如愿。
1972年2月，毛主席與來訪的尼克松談起了雙邊交往問題時表示：
“你們要搞人員往來這些事，要搞點小生意。我們就死也不肯。十幾年，說是不解決大問題，小問題就不干，包括我在內。后來發現還是你們對，所以就打乒乓球。”
小球推動了大球，也給技術引進打開了方便之門。
70年代，歐美石油危機、經濟危機接連爆發，西方發達國家急于為過剩的產品、設備、技術等尋求出路，這為我國外貿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
1972年2月，經過毛主席圈閱、周恩來總理批準，國家計委出臺了《關于成套進口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并在1973年初再次通過了《關于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建議利用西方處于經濟危機引進設備對我有利的時機，在今后三五年內引進約合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簡稱“四三方案”。
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纖、3套石油化工、1個烷基苯工廠、43套綜合采煤機組、3個大電站、武鋼1.7米軋機，以及透平壓縮機、燃氣輪機、工業汽輪機工廠等。
此后，在這一方案的基礎上，又陸續追加了一批價值8.8億美元的項目，計劃進口總額達51.4億美元，前后共興建了26個大型工業項目，計劃到1982年這些項目全部投產，總投資約214億美元，才能為七八十年代中國人真正解決穿衣吃飯問題打下堅實的工業基礎。
而當時一年全國財政收入也不過七八百億人民幣，能擠出的投資建設資金少之又少，只能在民生剛需與重大工程中有所取舍，期間的阻力可想而知。
于是就有了“曙光一號”的暫停。
“曙光一號”是在神舟飛船之前中國第一個載人航天項目，也是毛主席批準，由錢學森主導，立項于“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后第二年，即1971年4月，代號：“714工程”。當時飛船設計可乘坐2人，類似美國的雙子星座載人飛船，計劃于1973年發射。
各承制單位開展大量試驗，取得了許多研制成果，如：
提出了對運載工具、地面測量控制、發射場、測量船的總體要求和系統技術性能指標，促進了相關配套系統的發展；在飛船外形設計、質量特性分配、返回走廊設計和安全救生等方面，均進行了大量的分析計算與技術攻關，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掌握了飛船返回技術，后來的神舟系列飛船打下堅實技術。
只可惜，當時國家的經濟基礎薄弱，國家建設資金緊張，于是在1975年中央不得不決定暫停“714工程”，不與美蘇進行載人航天的太空爭霸。
當時，中央專門傳達下了毛主席關于載人航天的指示，大意是：“宇航員這事要暫停一下，先把地球上的事情搞好，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
“曙光一號”最終塵封在一張張的構思草圖與一個全尺寸模型上。
后來，航天部門的重點轉而投入到了各種類型的應用衛星的開發中，也給“四三方案”的落實推進留下了更大的資金空間，是中國尖端科技為國民基本建設做出的關鍵讓步。
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不回首那些往事，就不知道當年篳路藍縷時的抉擇之艱難、創業之艱辛。
從革命老區在強敵環伺中的自力更生，到新中國在內外壓力下的全面工業化建設，從傾注全力補齊重工業短板保障國家安全，到關鍵時刻扭轉發展戰略改善糧食民生，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工業化之路，資源極其短缺有限，內外矛盾環境又無比尖銳惡劣，在左支右絀中要實現一個一窮二白滿目瘡痍的農業國實現現代化的偉大復興，如同駕駛一艘滿是窟窿卻必須迎風破浪的大船，排山倒海的的壓力全部傾瀉到了這位為共和國傾盡所有的孤獨舵手肩上。
他說他這輩子，做的事，支持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在這條工業化的長征之路，也只有他每每在驚濤駭浪之際一次次力排眾議、力挽狂瀾，在前三十年在隱忍艱難中打下的堅實工業化基礎，才有了后三十年的中國制造橫掃全球的厚積薄發。
人們常說，當他接過國民黨留在大陸的爛攤子時，中國還不能生產一顆鐵釘，而當他撒手人寰時，中國已經能夠制造汽車、火車、飛機、輪船、化肥、化纖和“兩彈一星”。
實際上，對于曾經那個想當肥皂制造家的年輕人而言，中國制造，從始至終，都是他最心底的牽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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